A.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是漢朝的誰發明的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是漢朝的蔡倫改革、發明的。
蔡倫(?-121)字敬仲，東漢桂回陽郡人。漢明帝答永平末年入宮給事，章和二年(公元88年)，蔡倫因有功於太後而升為中常侍，蔡倫又以位尊九卿之身兼任尚方令。蔡倫總結以往人們的造紙經驗革新造紙工藝，終於製成了"蔡侯紙"。元興元年(公元105年)奏報朝廷，漢和帝下令推廣他的造紙法。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因權力斗爭自殺身亡。
B. 漢朝是誰創立的
新朝（公元9年-公元23年），帝王莽，中國朝代名。漢元帝王皇後的侄子。生於公元前45年。漢成帝時，王氏一家皆為侯，王莽善於鑽營，逐漸把持朝政，公元9年，王莽自立為帝，國號「新」，史稱「新朝」。年號為「始建國」。公元14年改元「天鳳」，公元20年又改元「地皇」。 王莽稱帝後，實行「王莽改制」。但王莽的「托古改制」徹底失敗了，不僅沒有緩和社會矛盾，反而造成社會經濟大混亂。終於激起了綠林赤眉起義。公元23年，在昆陽，王莽軍被更始帝大軍打敗。同年，赤眉綠林軍攻入長安，王莽被殺。在位15年，死時68歲。 新朝歷1帝，共16年。 新朝時期君主與年號(8年-23年） 王莽 在位時間:8年—23年 年號/年期 初始/8年 始建國/9年—13年 天鳳/14年—19年 地皇/20年—23年 新朝的創立者王莽是利用西漢末年政治腐敗，通過外戚專政來奪取皇位的。王莽是漢元帝皇後王政君的侄子，漢平帝時王政君以太皇太後臨朝稱制，王莽取得大司馬大將軍的職位，總攬朝政。平帝死後，王莽立年僅兩歲的孺子嬰為帝。不到三年，王莽便於公元9年廢孺子嬰，自立為帝，改國號為「新」。 23年正月，綠林軍諸部合兵擊破新莽將領甄阜、梁丘賜，遂號劉玄為更始將軍。二月，後因其為劉姓宗室，遂被擁立為帝，建元更始。六月入都宛城，大封宗室諸將。他嫉劉縯、劉秀兄弟威名，誅殺劉縯。起義軍昆陽大捷後，更始帝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各地豪強紛紛誅殺新莽牧守，用漢年號，服從更始政令。十月，都洛陽。王莽敗死後的更始二年（24年），遷都長安。 劉玄才智平庸，性格懦弱。他一朝為帝，便沉湎於宮廷生活，即位後將政事都委託於自己的岳父趙萌，放任其專權。赤眉軍進逼長安時，劉玄殺害申屠建、陳牧、成丹等起義軍重要將領。更始三年（25年）九月，赤眉軍攻入長安，劉玄單騎逃走。十月，投降赤眉，將璽綬送給赤眉擁立的皇帝劉盆子，自己被封為畏威侯，不久改封為長沙王。赤眉將張昂為絕後患，十二月，派人將其縊死。劉秀即位後，封其為淮陽王，將其葬於霸陵（今陝西長安縣東）。
C. 誰建立了漢朝。
劉邦（漢朝開國皇帝）
劉邦（公元前256年十一月二十四—前195年四月二十五），即回漢太祖高皇帝，沛豐答邑中陽里人，漢朝開國皇帝，漢民族和漢文化的偉大開拓者之一、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卓越的戰略家和指揮家。對漢族的發展、以及中國的統一有突出貢獻。
D. 漢朝是誰建立的
經過楚漢之爭後，霸王項羽最終戰敗自殺而亡，勝利的果實最後落到了沛公劉邦的手裡，這就是著名的漢高祖
E. 誰開創了漢朝
漢高祖劉邦
（前256～前195）
西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字季。秦朝泗水郡沛縣（今江蘇沛縣）人。謚號高皇帝。劉邦出身農家，早年當過亭長，為人豁達大度，不事生產。秦時因釋放刑徒而亡匿芒、碭山中。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劉邦在沛縣聚眾響應陳勝&吳廣起義，稱沛公，不久投奔項梁。公元前206年十月進抵霸上。秦王子嬰投降，秦滅亡。劉邦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因此受到人民的歡迎。項羽擊潰秦軍主力後，也引兵入關。
聽說劉邦已定關中，項羽大怒，進駐鴻門，欲攻劉邦。劉邦因兵力不敵，聽從張良的意見，親至鴻門，卑辭言好。項羽封劉邦為漢王，統治巴蜀地及漢中一帶。劉邦不甘心亡秦的勝利果實被項羽獨占，率軍東出，發動了長達四年的楚漢戰爭。戰爭前期，劉邦處於劣勢，屢屢敗北。但他知人善任，注意納諫，能充分發揮部下的才能，又注意聯合各地反對項羽的力量，終於反敗為勝。漢王五年冬，劉邦約韓信、彭越等人率軍進圍楚軍於垓下。項羽率部突圍，至烏江自刎。當年二月（按西漢前期以十月為歲首，同年二月在十月之後），劉邦即帝位，初建都洛陽，不久遷至長安，史稱西漢。
劉邦即位後，採取了許多重要措施，如減輕田租，什五稅一，「與民休息」，凡民以飢餓自賣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士兵復員歸家，豁免其徭役等，繼續推行秦代按軍功授田宅的制度，規定商人不得衣絲乘車，並加重租稅等，恢復殘破的社會經濟，穩定封建統治秩序。他還剪除異姓諸侯王以加強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他認為秦代不分封子弟招致孤立敗亡，於是裂土分封九個同姓諸侯王。他還接受婁敬強干弱枝的建議，把關東六國的強宗大族和豪傑名家10餘萬口遷徙到關中定居。
秦亡以後，漠北的匈奴乘機南下，重新占據了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地區）。漢初，匈奴不斷侵擾漢的邊郡，高祖六年（前201），韓王信投降匈奴。次年，劉邦親自率兵前往征討，在白登（今山西大同東北）被匈奴30餘萬騎兵圍困七晝夜。後用陳平計謀，重賄冒頓單於的閼氏，才得脫險。此後，劉邦不得不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開放漢與匈奴之間的關市，以緩和雙方的關系。
劉邦年輕時放盪不羈，鄙視儒生。稱帝以後，他認為自己是馬上得天下，《詩》、《書》沒有用處。陸賈說：「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劉邦於是命陸賈著書論述秦失天下原因，以資借鑒。他命蕭何重新制訂律令，即「漢律九章」。劉邦晚年寵愛戚姬及其子趙王如意，疏遠呂後，幾次想廢黜呂後所生的太子劉盈（惠帝）而立如意。但因大臣反對，只好作罷。高祖十二年，劉邦因討伐英布叛亂，被流矢射中，其後病重不起而逝世
F. 誰建立了東漢
光武帝 劉秀 東漢是繼西漢之後國力強盛，封建經濟繼續發展的一個王朝。由漢光武帝劉秀建立，他推翻了王莽所建立的新王朝，重新恢復由劉氏統治的漢王朝，史家稱此漢朝為東漢。東漢共傳十四帝，經歷196年。 綠林、赤眉軍起義後，地方上的地主豪強也參加反對新朝的起義，其中以加入綠林軍的西漢皇族劉秀勢力最強。昆陽之戰後，劉秀到河北謀求發展，鎮壓河北的農民軍，並吞了北方各地的豪強武裝，勢力漸大。公元25年6月，劉秀在河北銅馬即皇帝位，即光武帝。他沿用漢為國號，史稱東漢，定都洛陽。光武帝首先消滅了進入長安的赤眉軍。建武十二年(36)平定了四川的公孫述後，全國復歸於統一。同時全面改革王莽所實施的舊政策，整頓吏治，設尚書六人分掌國家大事，以近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許可權；清查土地，六次頒布釋放奴婢的詔令；對解放生產力起了很大作用，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使人民生活逐步穩定下來。到公元一世紀中葉，經過光武帝、明帝（58-76年在位）、章帝（76-89年在位）三代的治理，東漢王朝已經逐漸恢復了往日漢朝的強盛，這一時期被後人稱之為「光武中興」。 東漢前期，東漢政府很重視興修水利。明帝時，王景負責治理黃河，使黃河下游兩岸被淹的幾十個縣的土地又成了良田。利用水力鼓風冶鐵，是這一時期生產上的一項重要進步。當時的南陽太守杜詩總結勞動人民的生產經驗，發明了「水排」，利用水力推拉風箱，鼓風冶鐵，製造農器。和帝時，罷鹽鐵之禁，煉銅和銅器製作，絲織業等都有了發展。東漢商業發達，洛陽成了全國商業中心，南方的揚州、荊州、益州的手工業商業也都很興旺，城市人口大量增加。 章帝及和帝時，班超經營西域，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與此同時，地主豪強的勢力也逐漸強大，有庄園和武裝。因和帝年幼，統治權利完全落於章帝皇後竇氏與其兄竇憲之手。竇氏的專權引起了上下官吏的不滿，和帝於公元92年與宦官鄭眾等人合力誅滅竇氏，鄭眾因功封侯。自此，宦官越來越甚地參與東漢的政治統治。和帝以後，外戚與宦官的勢力都大為抬頭。不斷出現帝後臨朝執政和外戚、宦官交互專政的局面。外戚梁冀專政近二十年，財富積累達三十億。東漢中葉以後，長期的世家大族執政，形成了具有壟斷性的門閥政治。加之自和帝劉肇以來歷代漢帝都寵信宦官，及至桓帝（公元132-167年在位）、靈帝（公元168-189年在位）年間，宦官的權利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形成東漢王朝後期的宦官與外戚專權的格局。 東漢後期朝廷中一部分官員和大學中的知識分子出現了品評時局的清議派，對宦官外戚專政不滿，遭到了報復，形成了「黨錮」之禍。桓帝以後宦官更囂張，公開賣官爵，政治腐敗到了極點，社會上流民遍地，暴動不斷出現。靈帝時，北河人張角見民不聊生，創立了太平道。「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起義軍將士頭裹黃色頭巾，稱作「黃巾軍」，爆發了有組織的黃巾農民大起義。雖然起義最終被鎮壓，但東漢王朝已經名存實亡。地方豪強乘鎮壓黃巾軍之機在各地擁兵自重，相互爭斗，公元189年，靈帝駕崩，何太後臨朝。當時皇宮內宦官專權，涼州董卓率兵入洛陽，廢皇子劉辯，殺何太後，立劉協為帝，是為漢獻帝。董卓獨攬大權，殘暴專橫，使得各地官吏紛紛舉兵反抗，逐步形成了諸強割據的局面，統一的王朝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最後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 東漢王朝在統治上沿用了許多西漢的方針與政策，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調整與改革，使之更加適於當時的社會狀況。在東漢前期，政權進一步加強與地方勢力的融合，使國家趨於穩定，在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都超過了西漢的水平。取得了光輝的成就。東漢初有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史學方面又出現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書《漢書》。文學方面的代表作有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很高的散文、樂府。東漢末有「建安七子」，都以文學知名，直接影響了三國時曹魏在文化上的突出地位。公元105年，蔡倫在前人的基礎上改造了紙張的製造技術，使我國的文字記錄方式脫離了使用竹簡的時代，同時造紙術也作為我們熟悉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而流傳至今。東漢對後世的另外一項貢獻是制陶業的發展，它使中國徹底脫離了青銅時代的材料束縛，把一些以前為豪門貴族專用的用品帶入了尋常百姓家。 在自然科學方面，以張衡為代表的東漢學術界，有著很高的成就；張衡則以高超的工藝製造了「渾天儀」、「地動儀」等科學儀器，製造這些儀器的原理至盡仍被廣泛使用。另外，東漢末年的名醫華佗是有記載以來第一位利用麻醉技術對病人進行手術治療的外科醫生，他創造的「五禽戲」是我國第一套體操性質的健身活動。而佛教和道教兩大宗教也同時在東漢出現與盛行，對中國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 到東漢時期，書法、繪畫已不單純作為文字圖形符號使用，它們的藝術地位逐漸顯露出來，雖然今日東漢流傳下來的藝術品數量不多，但從其中依然能窺得漢文化的風貌。
G. 誰建立的漢朝
秦始皇死後，奸臣趙高害死太子扶蘇，立胡亥做了皇帝，歷史上稱秦二世。秦二世施行暴政內，激起人民的憤怒，各地容爆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
吳中項羽率領起義軍與秦軍在巨鹿展開決戰，秦軍大敗。另一支起義軍首領劉邦則攻下咸陽，秦王子嬰投降，秦朝滅亡。項羽准備攻打劉邦，劉邦主動向項羽賠罪。項羽在鴻門設宴招待。之後項羽大軍進入咸陽自稱楚霸王，封劉邦為漢王。楚漢戰爭自此開始。
H. 是誰「製造」了漢武帝
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記載到底能傳達幾分真實？最近歷史學界，有學者提供一個很好的案例，可以作為切入點來探討這個問題。
以往學界多認為，在漢武帝晚年，漢朝的國策從對外用兵轉向「守文」。最近大陸學者辛德勇以追蹤史料來源的方法，來檢討這種說法，他指出學界之所以會有這種認識，是因為學者相信了《資治通鑒》對於漢武帝晚年歷史的描述。這份研究牽涉的論題從漢代跨越到宋代，一層一層追索《通鑒》中數段記載的史料來源，內容十分精彩。
辛德勇長年研究歷史地理，精通版本學與目錄學，近年來的研究領域也延伸到年代學。他開始注意歷史重構的問題，是因上課時想向學生介紹《資治通鑒》一書中不同時期的史料價值之差別。當年辛德勇的老師黃永年曾說，《通鑒》的秦漢部分沒有特別的史料價值。
經過數年的研究，辛德勇寫成〈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一文來探討這個問題，這篇文章於去年改編成《製造漢武帝》一書出版。辛德勇想透過這項研究來證明：按照史料學的原則，研究西漢歷史必須先根據《史記》、《漢書》，而不能依據《通鑒》來立論。
以下便簡單介紹《製造漢武帝》一書的主要論點，以及學界由此而起的回響。
「輪台詔」與漢武帝晚年的政策轉向
《資治通鑒》記載漢武帝在征和四年（89B.C.E.）罷遣方士，並於其後否決大臣呈上的在西域輪台地區屯田的提案（即下文不斷出現的「輪台詔」）。不少古今學人根據此段記載，主張這些措施意味著漢武帝晚年改變了他的施政方針，從此以後漢朝停止對外征伐，轉向「守文」。採取這種看法的研究中，對中國學術界影響最深的是田余慶發表於1980年代的〈論輪台詔〉一文。
然而，若仔細審視《通鑒》征和四年的記載，便可以看到漢武帝在罷遣方士之前，竟還熱衷於一系列的求仙活動。這樣的記載難道沒有矛盾？
事實上，征和四年漢武帝「罪己」並罷遣方士的記載，並不見於《史記》、《漢書》、《鹽鐵論》等成書於漢代的史籍。因此《製造漢武帝》開頭便提出了這個問題：《通鑒》中不見於《史記》、《漢書》的記載，其史料價值如何？
如果要判斷，《通鑒》講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講的對不對，就必須要先以漢代的史料來檢視漢武帝的治國方略，檢視漢武帝晚年是否真的發生政策轉折。
以往，學界常將征和四年漢武帝頒布「輪台詔」視為政策轉折的象徵性事件，這道有名的詔書原載於《漢書‧西域傳》。若仔細審讀《漢書‧西域傳》所載「輪台詔」的內容及頒布的始末，便可看出，這道詔書並沒有揭示朝廷要改變根本的大政方針。它的內容只是針對前一年李廣利出徵兵敗、漢的軍勢受挫，指示在西域輪台地區的軍事部署要做局部性的調整。
可見漢武帝當時的謀劃是，姑且先整頓邊防、積聚財力，日後伺機再戰。這種戰略性的調整在漢武帝一朝並不是從未發生過，元朔三年（126B.C.E.）也曾暫時停止經略西南夷，以及撤除東北邊境的滄海郡。
再從別的跡象來看，也看不出漢武帝有要轉變政策的意圖。漢武帝安排的託孤之臣有霍光、桑弘羊、上官桀、車千秋，這批人日後都還繼續實行著漢武帝的施政方針。漢武帝死後六年，即漢昭帝始元六年（81B.C.E.），朝廷召開鹽鐵會議，代表民間發聲的賢良、文學在會議中猛烈抨擊當時的政策，這些言論都記錄在《鹽鐵論》一書中，從中也看不出漢武帝晚年的政策有轉向「守文」的跡象。
此外，《漢書》的作者班固並沒有把「輪台詔」寫進〈武帝紀〉，而是放在〈西域傳〉；可見，班固並不認為這道詔書，足以代表漢武帝轉變了他的政策取向。雖然《漢書‧西域傳》確實是明白寫出漢武帝「悔遠征伐」，但這可能是采錄自劉向《新序》的說法。《新序》成書於西漢成帝時，它並非嚴謹的記述史事的著作，此書編寫史事多有虛構架空之處，不可盡信。既然從《漢書》本身的記述看不出「輪台詔」有政策轉變的意義，那麼便可明了田余慶等人的認識主要是建立在《資治通鑒》的記載上。
然而，《資治通鑒》對於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記載可信嗎？
《資治通鑒》採用《漢武故事》
田余慶根據《資治通鑒》的記載，提出漢武帝與衛太子之間存在著政見之爭。漢武帝持續對外征伐，衛太子則有「守文」的傾向；漢武帝多用酷吏執法之臣，而衛太子則獲得寬厚長者的支持。然而，檢視《漢書》的相關記載，卻看不出有田余慶所說的現象。《通鑒》對於漢代歷史的描述與《漢書》有差異，這到底是忠實呈現歷史的本來面貌，還是反映司馬光對歷史的認識或期望？
要探討這個問題，或可從追蹤《通鑒》的史料來源著手。
《通鑒》敘述巫蠱之變的部分，有幾段不見於《漢書》的記載，據南宋呂祖謙《大事記解題》所說，是引自《漢武故事》諸書。呂祖謙並判斷《漢武故事》所言不可盡信。南宋王益之編寫的《西漢年紀》一書，向以考證精審著稱，此書寫到巫蠱之變這一段，也幾乎不採用《漢武故事》的記載。【注1】《漢武故事》全書今已不存，其部分內容見於北宋晁載之所纂《續談助》一書。將《通鑒》的記載與《續談助》所保留的佚文相對照，可以看到《通鑒》寫征和四年漢武帝罷遣方士一段，正是采自《漢武故事》。
《漢武故事》書影
《漢武故事》是本什麼性質的書呢？
從留存至今的佚文可以看到，這本書寫的是一些神仙怪誕傳說。清代的《四庫全書》將這本書列入子部小說家，而不是史部。前文已經提到，《通鑒》採用《漢武故事》的記載，將衛太子的形象塑造成有「守文」的傾向，「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
但從《漢書》的記載來看，衛太子身邊有資料可考者只有太子少傅石德。石德在巫蠱之變時為了自己的生計著想，竟勸太子發兵造反，全無「寬厚長者」之風。看來《漢書》所描繪的衛太子與《通鑒》塑造的形象相反，他身邊圍繞著不少「以異端進」的小人。由此可知，太子本人也不會像是《通鑒》所說的那般「性仁恕溫謹」，「敦重好靜」。
不過，《漢書》的確提到太子喜好《穀梁》，而武帝尊《公羊》，這是否能理解成兩人因學術喜好的差異而發展出不同的政治傾向呢？辛德勇認為太子之所以偏好《穀梁》，是因為他在《穀梁》傳中找到切合自身利益的說法，而不是因為《穀梁》有不同於《公羊》的政見。
《公羊》與《穀梁》在解釋魯隱公、魯桓公的地位時，對何者擁有繼承的優先順位有不同的說法。《公羊》主張「立適（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嫡子的地位優先於長幼順序。《穀梁》則主張嫡夫人的地位不能變動，諸侯終其一生只能有一位嫡夫人，因此不是嫡夫人所生的隱公、桓公都不是嫡子；此時應以長幼來排序，傳位於長子。
若照《公羊》的說法，則只要漢武帝廢掉衛皇後，立其他寵愛的夫人為皇後，那麼其他皇子就能順理成章成為有繼位權的嫡子。但若照《穀梁》的說法，則漢武帝的第一位皇後是被廢的陳皇後，漢武帝此後再怎麼換皇後，都不能動搖身為長子的衛太子的繼承順位；這種說法自然是對太子當時的處境最為有利。根據以上的分析，從《漢書》還是看不出漢武帝與衛太子之間有政治路線之爭。
《資治通鑒》（Source: wikipedia）
《資治通鑒》中漢武帝「晚而改過」的形象
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鑒》一向被史學界認為是一部嚴謹的史學著作，其取材無征不信，對史料的甄別考辨精審。然而，司馬光自己在《通鑒考異》中說「《漢武故事》語多誕妄」，他卻在寫巫蠱之變時大量採用《漢武故事》的記載，這是為什麼呢？
前人已經注意到，司馬光編《通鑒》時，常透過對史事的取捨剪裁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司馬光有時會直接將與己意不合的歷史記載刪節不寫入書中，對此南宋的朱熹已經有過批評。另一方面，司馬光有時也會為了體現自己的政治觀念，而采擇荒誕不經的史料添進書中，藉此來更改歷史的本來面目，以合於己意。
舉例而言，《通鑒》在寫到西漢成帝的史事時，竟採用《趙飛燕外傳》一書。《趙飛燕外傳》不但是野史小說一類的書，還是一部淫書。由此可見，我們應審慎對待《通鑒》所採用的源出正史之外的史料。
《趙飛燕外傳》書影。圖片來源：《數字典藏與數字學習聯合目錄》
司馬光即使知道《漢武故事》一類的書不可靠，他依然為了要寫出給當政者作為鑒戒的歷史，而采擇一部分的這類史料寫入《通鑒》中。司馬光常針對北宋的現實政治，以史事來表達他的施政主張，因此《通鑒》常攻擊變法、貶抑用兵。《通鑒》如此書寫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
宋人論政本來就常引用《漢書》及西漢事，司馬光自己的政治立場是反對賦斂、與反對對外用兵，如果漢武帝能呈現出老年悔過、轉變政策的形象，就更能符合他的心意。但是在當時，司馬光能見到的西漢史料已經很少，《史記》、《漢書》又只有「輪台詔」勉強可表現出漢武帝的晚年悔過，因此他只好從《漢武故事》擷取相應的材料，將漢武帝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晚而改過」的形象。
其實用這種做法來書寫歷史，是北宋仁宗時期以來史學著述的新風尚，歐陽修的《新唐書》與《新五代史》、蘇轍的《古史》也都有這種傾向。隋唐之際就已經出現這種端倪，即在寫史的時候，「書功過，記善惡」的原則高於照實書寫的原則。
至於雜采小說來修史的作法，則唐初修的《晉書》已開其先河；在司馬光、歐陽修的時代，時人也認為這種作法是有益的。
司馬光編撰《通鑒》，其用意與同時代的王安石撰《三經新義》一樣，他們都想藉由經或史來闡述自己的治國理念，他們都不惜改變歷史的本來面目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清代學者就已經知道，研究漢代歷史不能舍棄正史而只看《通鑒》。
史料層次示意圖
《漢武故事》中漢武帝父子形象的原型
如上所述，《通鑒》採用《漢武故事》的敘述，將漢武帝父子的樣貌，描繪成雙方在個性、政見上都有明顯差異。《漢武故事》為什麼要這樣塑造漢武帝父子的形象呢？
《漢武故事》一書舊題為班固撰，實則應是南朝宋齊之際的王儉所作。從現存的佚文來看，其內容多是些描述以房中等法術修煉求長生的故事，這正是東晉南朝時期道家神仙學說盛行於世的產物。
不過《漢武故事》書中似乎也有比較正經、嚴肅的題材，例如像《通鑒》所採用的段落，就描述了漢武帝父子不同的治國理念。其實這類描述治國理念的內容，本來就符合神仙家的追求，神仙家譴責帝王一邊想求仙、一邊卻窮兵黷武與奢侈縱欲。《漢武故事》著意描寫漢武帝父子的政見歧異，其用意也是如此。道家與稍晚的道教著述，常使用假託帝王事跡來「設事譬喻」的寫作方式，秦始皇、漢武帝最常成為假託的對象；因為這兩個帝王就是既熱衷於求仙，又窮兵黷武、奢侈縱欲。
那麼《漢武故事》的作者王儉，為什麼要描寫漢武帝父子有政見之爭呢？
在王儉生活的時代也發生過一場「巫蠱之變」，他的父母都被捲入事變中。南朝宋文帝的長子劉劭年幼便立為太子，其後劉劭因為反對宋文帝北伐，而與宋文帝的寵臣江湛、徐湛之產生嚴重的嫌隙。劉劭與其姊東陽公主（即王儉的母親）行巫蠱詛咒宋文帝，其事終究還是泄漏出去。宋文帝打算廢掉太子劉劭，卻被劉劭起兵殺害。劉劭篡位後，懷疑王儉之父王僧綽的忠誠，將其殺害。
因為王儉的父母都捲入這場宮廷斗爭之中，王儉可能想藉由撰寫神仙故事，來曲折地表達他對這件事的看法。宋文帝猜忌好殺，當時的政治氛圍正可比擬漢武帝晚年。由於王儉自己是支持「守文」的政見，因此在「太子劉劭因反對北伐而與皇帝寵臣對立」一事上，王儉可能暗中同情劉劭，而以此為底本塑造了《漢武故事》中衛太子「守文」的形象。
除了王儉的自身經歷之外，《漢武故事》還採用了西漢當代的原型來塑造漢武帝父子的形象。在《漢武故事》的描述中，漢武帝認為太子「不類己（不像我）」，這種父子關系可以在其他西漢帝王的事跡中看到。第一例是漢高祖，劉邦認為漢惠帝「不類我」。再來是漢宣帝與漢元帝父子，這就牽涉到政見之爭。漢元帝在當太子時曾勸漢宣帝「用儒生」，這與宣帝一直以來任用刑法的政策相抵觸，因而遭到宣帝一頓訓斥。漢宣帝還因為另一個兒子淮陽王像自己一樣「明察好法」，而曾考慮換掉太子。
漢宣帝與漢元帝父子的治國理念有不小的差異，這才是漢武帝與衛太子有政見之爭的原型。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漢朝的國策並沒有在漢武帝晚年就轉向「守文」。從漢武帝到漢宣帝，歷經三代皇帝，都一直堅持「以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直到漢元帝即位，才開始用儒家理念治國；這才真正改變了漢武帝以來的治國方略，走向「守文」之路。
西漢帝王簡易年表（本書著重討論的時間段是漢武帝到漢元帝之間）
歷史建構層次示意圖
學界的回響
以上是《製造漢武帝》一書的主要論點。書中牽涉到很多課題，引起爭議的地方也不少。本書的初稿〈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一文發表後，李浩便撰文批評辛德勇的幾項主要論點。
李浩認為司馬光數度駁斥《漢武故事》的說法，因此《通鑒》不會採用《漢武故事》，《通鑒》寫巫蠱之變的史料來源是別有所本。《漢武故事》作者為誰至今不能下定論，無法證明此書的作者為王儉。從《史記》、《漢書》的記載來看，漢武帝晚年確實厭倦於求仙，並於下「輪台詔」後停止征伐、致力勸農，與《通鑒》的敘述相合。《通鑒》在敘述重大歷史事件時，一直遵循著漢代文獻的記載，司馬光做的不過就是經過嚴格考辨之後，取擇其他史料補充了某些細節。這只能稱作是「歷史闡釋」，而非「歷史重構」。李浩的這些批評不是全無道理。
目前學界對於此書的回響，比較集中在重新討論「漢武帝晚年是否有政策轉折」上。
自從田余慶〈論輪台詔〉一文發表後，政策轉折之說儼然成為學界主流。舉例而言，台灣學者蒲慕州雖然在勾勒「巫蠱之禍」的事件經過時，棄《通鑒》的材料不用，但卻也不否認漢武帝與衛太子之間存在著政治路線之爭。近年比較系統研究西漢中後期政治史的張小鋒，也沿襲田余慶的說法。其實，就如《製造漢武帝》一書所說，這幾十年間不是沒有學者反對「政策轉折」說，但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
辛德勇的論文發表後，便有學者針對文中涉及西漢歷史的部分，撰文質疑辛德勇的論點。如韓樹峰更細致地分析牽扯進「巫蠱之獄」中的人物各自有什麼動機及目的，對於田余慶與辛德勇的說法都提出修正。成祖明主張，就算不採用《通鑒》的史料，光憑《漢書》的相關記載，還是可以從中看出漢武帝與衛太子之間，存在著政治路線的分歧，並且雙方在朝臣中各有支持者；「輪台詔」的頒布確實象徵著漢帝國的政策出現重大轉向。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支持辛德勇的說法。如楊勇主張「輪台詔」頒布的時候，確實還看不出漢武帝有調整政治方略的打算；在漢武帝身後，西漢一朝的基本國策又歷經幾番波折才逐漸轉向「守文」。這些討論都可說是促進了西漢中後期政治史的深入研究。
在西漢的歷史發展方面，筆者大致同意楊勇的看法。如果以《漢書》、《鹽鐵論》的記載來看，漢武帝晚年確實沒有完成重大的政治轉折。《通鑒》采擇《漢書》之外的史料（姑且不論是否真出自《漢武故事》）來描述漢武帝晚年這段歷史，依現代史學的標准來看，或許不是穩當的作法。學者根據這段不夠可靠的史料提出「漢武帝與衛太子有政見之爭」，這個論點很難成立，因為《漢書》中確實缺乏這種跡象。
然而，漢代人自己倒是很重視「輪台詔」的歷史意義。
《製造漢武帝》書中已經提到，東漢時代的班固寫到「輪台詔」的頒布始末，即說漢武帝「悔遠征伐」，「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漢書‧西域傳》的贊又說：「是以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時代再更靠近漢武帝一點，西漢成帝、哀帝時期的劉向、劉歆父子也有類似的言論。【注2】即使漢武帝死後的歷史發展還有一些曲折，漢朝當代確實有人認為漢武帝晚年意欲停止對外征伐的政策、從此與民休息。
這樣說來，司馬光修史固然有意藉此表達自己的治國理念，但專就《通鑒》描繪出「漢武帝晚年有對外政策的轉折」一事來看，司馬光到底只是察覺到漢代人已有這樣的看法、並且將此說加以強調，還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政見而刻意扭曲歷史，這恐怕是還需要再討論的問題。
無論如何，筆者認為《製造漢武帝》提出的議題很有價值，期待學界未來能有更深入的研究。
I. 漢子是誰發明的
漢字是記錄漢語的文字，它已有六千多年的歷史，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漢字是表意性質的音節文字，現代常用的文字有四千個到八千個，大多數是形聲字。現代漢字的字體都是經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演變而來的。
在長久的實踐中，人類不僅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歷史，還積累了豐富的文化知識，文字依靠它們文字得以保存至今。作為記錄、保存、傳播知識的工具——文字，對人類文明的進步，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起了不可埋沒的貢獻。
漢字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物語」「結繩」、「八卦」、「圖畫」、「書契」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現代學者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最早刻劃符號距今8000多年
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後發布了一系列較 安陽 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可以說，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
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
作為專業工作者，他試圖通過科學的途徑比如綜合運用考古學、古文字構形學、比較文字學、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進一步對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從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漢字發生、發展的一些頭緒。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除了已有鄭州商城遺址、小雙橋遺址(該遺址近年先後發現10餘例商代早期朱書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號則零星分散，彼此缺環較多，大多數符號且與商代文字構形不合。還有一些符號地域色彩較重、背景復雜。
J. 漢朝是誰建立的
漢王劉邦採納大將軍韓信暗渡陳倉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