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法律的內涵
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反映由特定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統治階級意志,以權利和義務為內容,以確認、保護和發展對統治階級有利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為目的的行為規范體系。
法律是維護國家穩定、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的最強有力的武器,也是捍衛人民群眾權利和利益的工具,也是統治者統治被統治者的手段。法律是一系列的規則,通常需要經由一套制度來落實。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體系會以不同的方式來闡述人們的法律權利與義務。其中一種區分的方式便是分為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種。有些國家則會以他們的宗教法條為其法律的基礎。
法學家們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法律,包括從法制史和哲學,或從如經濟學與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方面來探討。法律的研究來自於對何為平等、公正和正義等問題的訊問,這並不都總是簡單的。法國作家阿納托爾·法郎士於1894年說:「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時禁止富人和窮人睡在橋下、在街上乞討和偷一塊麵包。」
在一個法制健全的國家中,創造和解釋法律的核心機構為政府的三大部門:公正不倚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負責的行政。而官僚、軍事和警力則是執行法律,並且讓法律為人民服務時相當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若要支持整個法律系統的運作,同時帶動法律的進步,則獨立自主的法律專業人員和充滿生氣的公民社會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❷ 法律服務的創造需求行為為誰而為
——讀《美國律師》第六章《創造需求:職業規劃的一個新策略?》 【正文】 一、「事實」勾勒 1、律師業控制市場的努力 從19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正式開始,幾乎所有的努力都圍繞著規范供給活動展開,取得了相當大的效果,在二戰後的二十年裡,即在1960年左右,律師業最接近這個目標。但是,由於其他法學院的興起,種族主義平等、女權主義等興起,對律師業的市場控制就遭到了猛烈攻擊,在這時,對供給的控制削弱了。作為回應,職業轉向另一個不同尋常的策略,創造需求。但是,大多數律師最初對創造需求非常懷疑,而且在現在依然保持懷疑態度,甚至認為比控制供給更為嚴重的一個後果,即創造需求使得職業內的緊張關系更加惡化,因為大約只有6%的律師能夠擴大他們的業務。 2、法律服務在早期分配嚴重不平等,其主要集中在大額財產的客戶,也就形成了法律服務的一個傳統,即主要為少數人的精英階層服務,而大部分其他人,包括很多中產人士也沒有被輻射到。雖然有法律人認識到這個問題,並提出為中產人士服務的建議,但很少被採納或者不予考慮,在20世紀30年代在費城才出現了鄰里律師事務所。為窮人提供的法律服務就更少了,特別是私人律師事務所,雖然在當時已經開始了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私人慈善事業、以及零星的私人律師提供的公益行動。但是,在60年代,美國律師協會與美國律師基金開始了一場對「法律需求」的大型研究,說明了這個早已知道或者沒有正式承認的事實,即法律服務需求不足,特別是窮人的法律服務需求不足。 3、在最初。為那些不能付費的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在慈善事業中往往是那些執業經驗與收入更高的律師。但是這種慈善式的服務數量非常有限,且僅僅可能為一定范圍內需要幫助的人獲得幫助,比如說那些在未來能夠付費的人或者能夠起到互惠作用的中介人——即使在這時,他們的目標也是用最小的努力來滿足客戶混合中介人。造成的後果就是不僅僅最需要的人常常被排除在外,律師所提供的慈善服務的整體數量也同樣令人失望。在現在,已經開始了一種公益性的法律服務,並且有些州使用強制性的手段要求在一段時間內提供最低的法律服務數量,然而在另一些州,卻被州最高法院宣布不能強制律師在無補償的情況下提供法律服務。即使在被強制提供法律服務的司法區域,律師們也在規避這一條,因為很多律師被允許以金錢購買方式來免除任何法律制裁。但是,這項行動並沒有為職業創造出需要支付費用的法律服務。 4、當獲得辯護不再是一項禮物,而是以公民的一項權利時,它首先出現在刑事案件中,而且還以強制性權力保障實現。最後,它還以憲法性權利出現了,也不僅僅表現在重罪案件,也實施於普通刑事案件。但是,這一項業務,特別是對普通刑事案件的強制性法律辯護並也並沒有對私人律師執業的需求有什麼業務增加。因為,為了滿足這項憲法性權利,大多數司法區創設了政府支持的公設辯護人事務所,由領薪水的雇員充任。但是,法律職業是否從上述州的干預中獲得了明顯的利益還不清楚,不管這種利益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即使在那些政府付費的法律服務中,立法機關也拒絕給他們支付合理費用,這既得不到補償,也無助於提高自己的名聲。而且在這些政府付費的領域,絕大部分律師依然得不到業務,因為在最近一些年增加了共設律師的數量——這只是其一。其二,州付費的私人刑事辯護本身有許多缺陷:費用太低,只能吸引到那些較為不成功的律師,如果費用高到有利可圖的地步,司法人員的偏愛會影響哪位律師將因此而收益——這種制度體系鼓勵司法人員權力的濫用,會因為損害其合法性。 5、對窮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另一個領域就是民事法律援助,但是由於缺乏憲法上的強制,這種代理既不充分也不穩定;然而在80年代,法律職業開始把民事代理看做法律之下平等司法的自由主義理念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法律服務公司的預算呈螺旋式增加時,美國律師開始重新思考他們對州的支持態度,並試圖將聯邦的資金轉移到私人職業者,即便如此,巨大多數的執業律師在為窮人提供民事代理上賺到的錢要比在刑事辯護中少得多。 雖然州對律師職業的補貼在增強法律制度的正當性上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在為私人職業律師創造需求是無足輕重的,而對於私人慈善事業則更處於邊緣狀態。在慈善事業中,基金會政府的捐助不僅僅會增加他們的能力,更會限制其游說的能力,缺乏了一種正當性,以社會和政府。在另一方面,正因為他們的正當性脆弱,不僅僅其受到限制,也使得其不安全——沒有一個獨立的財政基礎。 6、律師們不僅僅將眼光放在了窮人身上,還將法律服務擴展到了中產階級客戶。他們通過律師中介、團體法律服務與法律診所[2]的方式擴張了法律服務,但是這種成功更多在於業務集中,而不在於產生了大量的業務量。 然而,這些新策略在實現職業規劃方面的效果是復雜的,或許增加了法律服務業務,同時也由於受制於較大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中,也受制約職業環境而導致法律職業的內部競爭,不僅僅在於受薪律師與私人職業的競爭,也在於公共利益律師與私人律師的競爭,還有服務於團體計劃的律師與那些在計劃之外的律師在競爭;如此等等。因此,律師的競爭仍將繼續計劃,而且增加個人法律服務生產的集中度。 二、閱讀思考 雖然上述內容有些「雜亂」,但也有一個簡單的邏輯理路,即在職業控制減弱時,大量的人進入律師行業,使得律師職業人數劇增,解決的問題除了傳統機制外(就是職業控制[3]),還有就是增加法律服務業務,包括了刑事強制辯護業務——既有重罪案件,也有普通刑事案件——也包括了一些民事案件的法律辯護,雖然對後者的標准還有若干爭議。增加的法律服務也不僅僅有針對窮人的法律服務,還有針對中產人士的法律服務(比如說團體法律服務)。對於在這里提到的增加的法律服務的論述,在筆者的閱讀中,有兩點值得去思考: 首先,法律服務增加了,相對於以前的法律服務數量,的確應該屬於絕對數量上的增加法律服務,因為在以前的法律服務中,這些律師往往只為有錢人或者能夠付費的人提供法律服務,這在客觀上造成了只為社會的精英人物提供法律服務,其他人基本被排除在法律服務之外,既包括中產人士,也包括了窮人被排斥在了法律服務之外。 其次,但是,對於這些增加的法律服務,到底是如何分配給律師的呢?這個問題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在這里,我們看到的現象是,政府僱傭的律師(以固定薪水表現的法律人),即公設辯護人承擔了大部分普通公民的法律服務,既有強制性的法律服務,也有其他需要法律幫助的法律服務。而對於慈善事業下的法律服務以及公益性的法律服務主要在於私人律師自願完成,在增加的法律服務中占據著微不足道的比例。因此,對於私人律師而言,出現的民權運動而帶來的法律服務增加實際上確屬微不足道。也就是說,這一部分案件對於私人律師而言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不僅僅因為政府扶植,更因為這一領域的「油水」不大,無法真正吸引私人律師,特別是優秀的私人律師為這些窮人服務,以提高法律服務的質量。對中產人士的法律服務才可以說是對私人律師的一種法律服務的增加。由於這部分法律服務的需求群體與以前的精英群體比較而言,其付費能力要小得多。因此。對之更多屬於提供多元式的法律服務,比如說診所式法律服務或者團體式法律服務,以吸引這些群體增加需求。然而,即使對於這些有限的增加的法律的服務市場,其在私人律師之間的分配也是不平等的。在這里,同樣遵循著在原來規則的分配方式,即根據你的人脈(關系)、你的執業時間長短、性別、種族等因素[4]進行法律服務的分配,簡單的說,在這里的法律服務分配也沒有改變沒有進行法律需求創新前的格局;更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激化原來本已矛盾的關系,也就是說律師內部的「斗爭」更加激烈了[5],抑或者說律師之間的分化也更為嚴重,雖然我們可以說這都是市場惹得「禍」,與具體的人無關! 最後,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評價美國律師們在創造法服務需求的行為:雖然我們可以通過將蛋糕做大的方式以使所有人共贏,而且這也的確讓所有人都翹首以望,比如說在20世紀60年代的法律服務在整體上增加了,為已經「等級化」的美國律師中的中下層律師而言無疑屬於福音,即在律師大量增加的情況下,法律服務需求的數量增加了。然而,現實的情況卻與我們的通常的想法有很大的差距,在這里運行的規則依然屬於以前的規則,無助於解決他們的問題或者現狀!或許,他們的命運就是適應原來的體制,一步步熬成婆,才屬於改變自己的命運!可幸的是,美國律師職業在運行中的確給了新律師這樣的希望[6],如果沒有這一希望,我相信美國律師界也會展現出一種良好的律師秩序,一種良好的法律人共同體!其實,在筆者看來,根據中國目前的現狀,我們能夠做的,或許就是維持現狀,首先對當下現狀進行思考,思考這一現狀下的權力結構、權利結構,這些結構滲透著一種什麼的法律秩序與利益秩序,其能不能最終為普通律師們帶來確切的希望與前途。如果不能,則必定需要改革,改革後的目標或許不能改變基本格局,但是至少可以讓其有機會平等進入,讓他們看到一個確切的希望[7],使他們願意接受他們進入時的秩序,而且願意遵守並保護這一秩序,而不是以破壞秩序的方式改變自己的地位與收入。我們決不能為改革而改革,的確當下的現狀有問題,而且還是很多問題(但是,在任何一個地方、社會沒有問題嗎?),但是不能為改革而改革;否則,這種改革不但沒有改變現狀,反而固化現狀,還帶來「新政」之累,即好處還未得,壞處已顯的結果。在現狀把握以後,才能知道如何改革,如何循序漸進地改革,以改變舊的體制,使新舊律師、社會達成共贏,而不是共輸;這就相當於一個醫生看病,首先需要診斷病情,才知道如何下葯! 【注釋】 [1] 蔣志如:四川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憲政制度、司法制度與刑事訴訟制度。 [2] 通過對該書所描繪的法律診所,大約與中國學術界通常所理解的法律診所不一樣;在這里的法律診所主要在於吸引大客戶、使服務日常化以及僱傭會填表寫表格和使用文字處理的職業輔助人員來替代律師已降低成本,而在中國學術界當下的學術界所說的法律診所主要在於為法學院學生所准備的,以法律援助為基礎的! [3] 就是該書第三章與第五章的內容;具體分析請參閱【美】理查德·L·埃貝爾:《美國律師》,張元元 張國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❸ 什麼是專利專利是法律授予發明創造的一項獨占權,它既可以是一項產品
我們來看看專利法的第二條,我再做個簡單的解釋,你就明白了
中國的專利就只有三種,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所以專利就是一種法律授予發明創造的一項獨占權可以是產品也可以是方法可以是外觀
❹ 為什麼違反國家法律的發明創造不能授予專利權
(1)違反國家法律、社會公德或妨害公共利益的發明創造。如吸毒工具等。(專2)違背科學規律的發屬明。比如永動機不符合能量守恆定律,不能被授予專利權。(3)科學發現。如某天文學家通過觀測發現了一顆新星;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等,這些都屬於自然界中客觀存在的事物,不能被授予專利權。(4)智力活動的規則和方法。例如撲克牌或某種棋牌的一種新玩法等。(5)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方法。如一位老中醫通過特殊的號脈方式可以診斷出一些難於診斷的疾病,並用針灸、特殊穴位按摩療法等加以治療,這些都不能授予專利權,但是用於診斷或治療疾病的可批量生產的葯物、器械及其制備方法可以申請專利。(6)動植物新品種不能授予專利權。在我國有專門用於保護植物新品種的《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7)用原子核變換方法獲得的物質不能被授予專利權。
❺ 多項選擇題 1、制定法規則的形成主要有哪些方式( ) A、立法者創造; B、歸納經驗; C、對以往規則的修
超出
❻ 如何理解《專利法實施細則》中「違反國家法律的發明創造」
《專利法實施細則》第九條:「專利法第五條所稱違反國家法律的發明創造,不包括僅其實施為國家法律所禁止的發明創造。」「違反國家法律的發明創造」應當理解為一項發明創造的目的本身為我國法律明文禁止或者與我國法律相違背。由於賭博、吸毒、偽造公文印章是我國刑法禁止的,因此有關專門用於賭博的設備、機器或工具,吸毒者的器具,偽造國家貨幣、票據、公文、證件、印章、文物的設備等的發明創造,都屬於違反國家法律的發明創造,不能被授予專利權。但是,如果發明創造的目的並沒有違反國家法律,只是不按正常方法予以應用有可能導致違反國家法律的後果,則不能因為該發明創造的濫用會違反國家法律而拒絕對此類發明創造授予專利權。例如以治療疾病為目的的麻醉品、鎮靜劑、興奮劑以及以娛樂為目的的游戲機、棋盤等。總之,規定對違反國家法律、社會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發明創造不授予專利權是為了防止對可能引起擾亂社會、導致犯罪或者造成其他不安定的因素,也是為了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❼ 法律是誰發明的
法律是民族精神,不是個人發明的。法律起源的民族精神論,認為法的專產生是民族精神的體現的一種屬理論。
出現於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德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國的古斯塔夫·胡果(1764一1844)、卡爾·薩維尼(1779——1861)、喬治·弗里德里希·普赫塔(1798—1846年)。他們認為,法不是外面或某些人從上面強加於社會的,而是由社會內部蘊藏的「民族精神」中生長出來的。
(7)法律創造方式擴展閱讀
法是統治階級的階級意志的體現。法是通過自己所掌握的國家政權,把自己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即不是統治階級中個人意志的體現,也不應是統治階級個別或部分(階級、階層)意志的體現。
法律的作用就是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群眾的人身安全與利益。法的指引功能為人們提供某種行為模式,指引人們可以這樣行為、必須這樣行為或不得這樣行為,從而對行為者本人的行為產生影響。
❽ 對於兩個以上的申請人分別就同樣的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法律規定實行()原則。
申請在先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九條 同樣的發明創造只能授予一項專利權。但是,同一申請人同日對同樣的發明創造既申請實用新型專利又申請發明專利,先獲得的實用新型專利權尚未終止,且申請人聲明放棄該實用新型專利權的,可以授予發明專利權。
兩個以上的申請人分別就同樣的發明創造申請專利的,專利權授予最先申請的人。
(8)法律創造方式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十一條 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權被授予後,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都不得實施其專利,即不得為生產經營目的製造、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其專利產品,或者使用其專利方法以及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依照該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
外觀設計專利權被授予後,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都不得實施其專利,即不得為生產經營目的製造、許諾銷售、銷售、進口其外觀設計專利產品。
第十二條 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實施他人專利的,應當與專利權人訂立實施許可合同,向專利權人支付專利使用費。被許可人無權允許合同規定以外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實施該專利。
第十三條 發明專利申請公布後,申請人可以要求實施其發明的單位或者個人支付適當的費用。
第十四條 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發明專利,對國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義的,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報經國務院批准,可以決定在批準的范圍內推廣應用,允許指定的單位實施,由實施單位按照國家規定向專利權人支付使用費。
第十五條 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共有人對權利的行使有約定的,從其約定。沒有約定的,共有人可以單獨實施或者以普通許可方式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的,收取的使用費應當在共有人之間分配。
❾ 專利實施細則第十條,專利法第五條所稱違反法律的發明創造,「不包括僅其實施為法律所禁止的發明創造」。
專利法實施細則第十條規定,專利法第五條所稱違反法律的發明創造,不專包括僅其實施為法律所禁止的屬發明創造。
其含義是,如果僅僅是發明創造的產品的生產、銷售或使用受到法律的限制或約束,則該產品本身及其製造方法並不屬於違反法律的發明創造。例如,用於國防的各種武器的生產、銷售及使用雖然受到法律的限制,但這些武器本身及其製造方法仍然屬於給予專利保護的客體
❿ 我國創建法律的方式有幾種,分別是什麼
我國法律的淵源,即各種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效力層次各不相同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表現形式主要有: 一、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社會團體、公民都必須遵守,其它一切法律法規規章都不得與其抵觸。其制定和修改有嚴格程序。目前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制定)及4個修正案。 二、法律。是全國人大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包括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非基本法律。理論上認為,前者效力要高於後者,但在實踐中一般未作出區分。前者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等等;後者如《行政許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師法》等等。根據《立法法》規定,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全國人大常會會可以在不與該法基本原則相抵觸的情況下,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修改或補充。 三、行政法規。由國務院制定。效力低於法律,但高於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森林防火條例》等等。 四、地方性法規。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省級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的市及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以上三者統稱為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其中市級人大及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須經省級人大常委會批准才能實施。地方性法規在本行政區域內實施,效力低於行政法規,高於本級或下級地方政府的規章。 五、規章,包括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前者是由國務院所屬的部、委等部門制定,如中國人民銀行的《貸款通則》,監察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安部聯合制定的《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紀律條令》。後者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分別在本行政區域內實施。與一般的「紅頭文件」相比,規章的制定程序較嚴格,而且要由部務會或委員會會議(部門規章)、地方政府的常務會議或全體會議(地方政府規章)審議通過,不象一般「紅頭文件」那樣由部委或地方政府的主要負責人或分管負責人個人簽署即可生效。地方政府規章的效力低於同級人大(及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較大的市級地方政府制定的規章效力低於本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規章。 六、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不包括民族鄉)的人大(注意這里沒有常委會!)可以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根據本民族自治地方的特點對法律和行政法規進行補充或變通規定,但補充和變通規定不得違背該法律、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也不得對《民族區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規中對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專門規定作出補充或變通規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須報上一級人大常委分批准後才生效。 七、經濟特區所在的省、市人大及常委會可以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制定經濟特區法規,在經濟特區內實施,以達到在特區內對相關規定「先行先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