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比較文學概論》問答題 為什麼說翻譯是一種創造性叛逆
你在翻譯他人的作品時，自然而然的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成分，這些成分或許會因為回人為的某些原因使之答與原本作者所要表達的某些意思相悖，或者說你用一種自認為合理的方式翻譯了作者的作品，結果卻曲解了原意，這就是一種創造性叛逆
Ⅱ 翻譯文學史提出了哪些新的研究課題它與文學翻譯史有何實質性區別
摘要 中國是一個翻譯大國，不僅有著二千多年的翻譯歷史，而且從事翻譯工作的人數和翻譯作品的數量在全世界都遙遙領先。據統計，20世紀的最初10年，文學翻譯作品占我國全部文學出版物的五分之四。今天，各類翻譯作品也佔到了我國全部出版物的將近二分之一。文學翻譯與一般文字翻譯不同，它不只是文字元號的轉換，而且是文化觀念的傳遞與重塑，翻譯文學不可能脫離譯者的文學再創造而存在，翻譯家的責任不僅是有創造性地再現原意，而且還要在「無法交流處，創造交流的可能」，也就是在兩種語言相切的地方，吸取外來語言的優長，發展本土新的語言，形成新的文學因素。翻譯文學由於其進入了另一種文化語境，在另一種語言結構中，並通過譯者個人的思想和語言習慣來表達，這就構成了一種新的文學——翻譯文學。最近據傳陳思和教授主編的新文學大系已正式將翻譯文學列為其中一系，無疑是一個正確的決策。
Ⅲ 比較文學 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表現在哪些方面
「創造性叛逆」是法國社會文學家埃斯卡皮在他的《文學社會學》一書中針對文學交際提出來的，他解釋道：「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於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裡；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文學翻譯中的創造性表明了譯者以自己的藝術創造去接近和再現原作的一種主觀努力；文學翻譯中的叛逆性反映在翻譯過程當中，便是譯者為了達到某一主觀願望而造成的一種譯作對原作的客觀背離。最後他總結為一句話：「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的叛逆。」也就是說，在文學翻譯中，譯者背離原作的初衷，增減、修改，甚至於杜撰原作內容，無疑是對原作的背離，但是，這種做法又賦予了原作一個新的面貌，成為一種再創造。但是，這種創造性不是任意的，譯者必須忠實於原文，不允許對原文內容任意增刪、篡改，以至損傷原文意境。
基於此，先撇下林紓那部分被指責的「訛」不談，我們可以從上述理解直接推論出，林譯的有意識叛逆和創作，完全可歸入「創造性叛逆」范疇之內。這種有意識的叛逆有時竟會妙筆生花，讓我們來看看兩個例子。
例1：《孝女耐兒傳》第四章開始一段:
「眾人咸慍密昔司之柔弱，乃同聲奮呼曰：「密昔司年少，不宜以老輩之言置若罔聞；且我輩以忠良相質，弗聽即為愎諫。君即自甘凌虐，亦益為女伴衛其垣墉，以滋後悔。」語後，於是爭舉刀叉，攻其麵包，牛油，海蝦，生菜之屬，猛如攻城，且食且曰：吾氣填胸臆，幾於不能下咽。」
原文當中的羅嗦話皆被省去了，增加了第一句，這樣一來，可以連接上文，統領下文，使讀者更能入境。另外，「老輩之言」亦屬添加成分。這使得我們中國讀者聯想到「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這句俗語，我們更能夠快速理解前後的意思。還有一些連詞，例如：乃，且，亦，即，於是等詞，這使得譯文更通達流暢。文中的四字格結構：同聲奮呼，置若罔聞，自甘凌虐，忠良相質，等等，更是使讀者在閱讀中享受漢語之美。在描繪鄰居吃白食的形象時，林也加入了詞語：猛如攻城，爭舉刀叉和且食且曰，真是繪聲繪色，活靈活現！
例2：《黑奴籲天錄》第十章結尾處喬治送別湯姆時兩人的對話:
湯姆曰：「小主人切勿以一奴之故，致家法阻梗，於理非福。」
喬治曰：「吾自有道，亦不致取怒於二親。」……
湯姆曰：「且吾尚有兩雛，此後仰屬小主人恩履矣。」
喬治曰：「謹佩良箴，至爾二兒，吾定不以常人目之。」
「家法」、「道」、「二親」都是林紓翻譯時加上的詞語，這樣便有了中國傳統的意象，兩人的禮節表現的非常形象。後兩句更是增補的，林紓只不過想讓兩人更具國人離別時的託孤形象，以求小說自然、親切、感人。
Ⅳ 怎樣才能做好文學翻譯
解答如下，請參考：
一、首先是語言能力
文學翻譯要求中、外文水平都要非常強悍，但這還遠遠不夠，知識面還要廣，要有文學修養。此外，翻譯經驗也相當重要。另外，翻譯態度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如果你漫不經心，不負責任，哪怕你水平再高，也出不了精品。許多原著，連國外的編輯和校對都沒發現的差錯，譯者發現了，因為他必須一個字一個字地過眼，過腦。這也說明，譯者需要多麼細心和認真。
二、好譯著需長時間打磨
文學翻譯的性質決定它註定是孤獨的，需要長期伏案，內心平靜，遠離塵囂，要耐得住寂寞。文學翻譯就像為人作嫁妝，翻得好了，讀者會認為是作者寫得好;原著有問題，肯定是譯者譯錯了。反正，好事是別人的，責任是譯者的。
好的譯著是需要打磨的。翻譯前，需要在思想上、知識儲備上、資料收集上進行准備，譯完之後，要不斷修改、完善。
三、文學翻譯是特殊的文學創作
唐能上海英語翻譯認為同一部原著，由不同的譯者來翻譯，譯文會不一樣，有時會很不一樣，也許，內容並不會有太大的出入，但文字的質量、文學的味道會相差很大。文學翻譯跟譯者的文化素養、生活經歷很有關系。文學翻譯也是需要激情、需要想像的，尤其是詩歌的翻譯，蹩腳的翻譯會把一首詩歌譯得味如嚼蠟，而好的翻譯則能錦上添花。當然，文學翻譯的這種創造是有前提的，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尊嚴原著，它是「戴著鐐銬跳舞」，難度可想而知。
Ⅳ 文學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現象研究
文學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現象研究
摘 要： 在翻譯理論不斷發展的歷史中，無論是哪一時期的學者對翻譯的認知都從未脫離過“忠實”二字，而大多數譯者也將“忠實”視為自身翻譯行為的衡量標准。但是，由法國文藝社會學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翻譯中存在的“翻譯的創造性叛逆”現象，則似乎與此恰恰相反。筆者在對此問題研究的過程中，嘗試從翻譯主體的角度出發，通過引證舉例，說明“忠實”原則與“創造性叛逆”兩者並不是對立的，甚至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後者是前者更深層次的展現。
關鍵詞： 忠實;創造性叛逆;翻譯;翻譯主體
Abstract :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evolving, whether it is academic period for which the translation of knowledge are never out of the "faithful" word, and most translators will also be "faithful" as its own translation behavior Metrics. However, by the French literary sociologist Escarpit (Robert Escarpit) for transl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translation of creative treason" phenomenon, it seems to be just the opposite. The author of this ques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try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lation subject, by reference, for example, that "faithful" principle and both the "creative betrayal" are not antagonistic, and even to some extent, the latter is the former deeper show.
Keywords : Faithful; creative treaso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body
一、“忠實”與“叛逆”的內涵和客觀存在
道羅夫曾這樣定義翻譯：“翻譯是用一種語言手段忠實、全面地表達另一種語言表達的東西(傳達的忠實和全面是翻譯區別於轉述、簡述以及各種改寫之所在。)”[1]可見，“忠實”不僅是翻譯的重要原則，同時也是判斷翻譯品質的重要標准。僅從這一點來說，由埃斯皮爾提出的創造性叛逆，在譯者們來看，無異於是給他們扣上了一個“不忠”的天大罪名，因此也有人說如果將翻譯視為一種創造性叛逆，那麼譯者不就是一個對原作者和原著，甚至是對讀者的“反逆者”。但筆者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這里的“叛逆”是否完全等同於“不忠”，又或者說“忠誠”又是不是代表了在“創造性”上的無作為?
所謂忠實，是指譯者不但能夠准確理解原著，並且能夠運用譯語正確的表達。當然，不同文本對於忠實的程度要求自然有所不同，僅從文學文本的翻譯來看，除去語言文字所表達的表層含義，更多的是一種文化的深層內涵，那麼自然其翻譯目的也就不僅僅是為了實現交際，還應該包括實現情景的再現，以及語言美感、文化內涵的傳達等方面的價值。因此，譯者必須顧及譯入語讀者的全面感受，確保他們能夠從譯作中獲得與源語讀者一樣的美感體驗。但是，在此過程中，存在著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那就是兩種不同的語言自然就會攜帶著兩種風格迥異的文化，正是這種差異讓原文與譯文根本不可能實現完全對等，或者說實現絕對的忠實。這就使得譯者不得不去面對“創造性叛逆”的問題，也就是說，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承認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現象，它都是一個無法改變和不容忽視的客觀存在。事實上，任何一部作品從脫離作者的那一刻起，無論是讀者還是譯者，他們任何一方對於作品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種再創造的過程。首先，需要搞明白的是“創造性叛逆”包括“創造性”和“叛逆性”兩個方面的內容。而譯者對作品翻譯的過程，其實也不過是把自己理解到的原文內在的閱讀和接受范圍。所以這種由不可避免的“再創造”所帶來的“不忠”其實並不能代表叛逆，而恰恰是想通過語言層面上的叛逆，來實現翻譯目的上的忠實。但是，不能否認的是，譯者雖然主觀上想要忠實原文，但事實有可能是忠實性的創造，但也有可能會歪曲了原文，這就是埃斯皮爾所說的“創造性叛逆可以定義為忠實性創造和叛逆性創造。”[2]
但是，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位優秀的譯者想要打造出高質量的譯作，就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忠實和叛逆的兩難境地。這兩者並不對立，只是問題的症結在於，到底是忠實多一些，還是叛逆多一些，或者不如說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允許創造叛逆，才能更好地務於忠實。只有當兩者取得一定的.平衡，才能夠為讀者呈現出一部部靈動的譯作。
二、翻譯主體與創造性叛逆
目前，學界關於翻譯主體的定位有兩種，一種從涉及翻譯活動的大范圍來考慮，認為翻譯主體應該包括原作者、譯者和讀者三個方面;另一種則僅僅從翻譯行為的本身來考慮，認為無論是原作者還是讀者，都不過是譯者在進行翻譯活動時必須考慮的因素，所以翻譯主體僅僅被限定為譯者。在本文中，我們承認翻譯活動中創造性叛逆現象的存在，換言之，即我們承認譯者在從事翻譯活動時的創造性行為和翻譯創造的主體地位，所以筆者在本文中，將翻譯主體確定為譯者，以便進一步清楚的討論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於創造性叛逆的關系，以及影響。但需要明確的是，這並不代表原作者和讀者在創造性叛逆中沒有任何影響，因為無論創造性叛逆是否出於譯者有意識的行為結果，它始終無法脫離原作者在創作原著時為其傾注的原始生命力，包括它內在的思想、文化、歷史、風土人情等等，亦包括外在的多種多樣的文學表達手法和形式，也就是說，創造性叛逆始終保持著對原作者和原著的忠實。
德國著名人類語言學家洪堡特說：“在我看來，每次翻譯都是一次企圖完成無法完成的任務，因為每位譯者都必然被兩大暗礁碰得頭破血流―或者過分拘泥於民族的特色而損害原文，或者過分拘泥於原文而生吞活剝――”[3]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會有意無意的在翻譯過程中留下自己“個性”的烙印，也正是由於這樣，翻譯史上曾出現了許多譯作甚至要好於原作的現象，比如德國人就認為斯萊戈和泰格合譯的莎士比亞戲劇就比原文的好。就像郭沫若所說：“我譯雪萊的詩，是要使我成為雪萊，是要使雪萊成為我自己。他的詩就像是我的詩。我譯他的詩，便如像我自己在創作一樣。”[4]這里的“創作”，事實上就是在說“創造性叛逆”的現象。而從譯者作為翻譯主體的角度出發，譯者與原作者兩個不同的個體，在世界觀、審美、經歷、立場、能力等諸多主觀因素方面的差異，以及在翻譯過程中存在的兩種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無法實現信息完全對等的客觀事實。正是基於這些主客觀因素最終造成了在翻譯時對原文信息或遺漏，或延展，或扭曲，或背離的等等現象，當然，這與我們所說的翻譯的創造性叛逆不能完全的畫上等號，但也就是出於這些因素，創造性叛逆在不同的譯者筆下呈現出千變萬化的姿態，因此，我們說創造性叛逆具有多樣性。
例1，對於《Tess of the d’Urbervilles》中 “It was her best face physically that was now set against the south wind.”一句的翻譯。[5] 譯文一：現在迎著南風而擺出來的那副面孔，正是她的形體方面表現得恰到好處的那一種。
譯文二：而現在她那張迎著南風的面龐卻正好處於肉體美的極致。
譯文三：現在，當她迎著南風向前行進的時候，她的面容是處於最美的狀態。
譯文四：此刻南風拂面，她的臉頰最為嫵媚。
為了展現文字的審美價值，例1中四種不同的譯文無一不是譯者字字斟酌的思維成果。僅從對於“face”的理解來看，就有“形體”，“肉體”，“面容”，“臉頰”四種不同的翻譯，並使得這段文字呈現出了不同的中文面貌。而對接受譯文的讀者來說，他們的體驗中必然隱含了對原作和譯作相互交融的兩重感受，譯者在對原作理解的基礎上，遵循自己的翻譯原則，對原作進行了大膽的創造性翻譯。那麼關於譯者該不該放手去做一個“背叛者”的問題，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著名作家莫言在把自己的作品交給葛浩文翻譯時，如是說道：“那已經不是我的小說了，是你的。” 不難看出，創造性叛逆的出現從另一個層面上講，其實是對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對其思維和雙手的解放，從而強化了譯者作為媒介者的身份。
謝天振曾這樣解釋創造性叛逆中的“叛逆性”―― “翻譯過程中譯者為了達到一種主觀願望而造成的一種譯作對原作的客觀背離。”[6]當然造成這種客觀背離的原因很多，包括每一位譯者各自不同的翻譯原則和追求的目標，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和變形等等因素，其實歸結起來無外乎譯者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創作過程。但事實上，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譯者都是為了創造出讓自己和讀者皆滿意的譯文，也正是本著這樣的初衷，翻譯史上才會不斷涌現出譯作的造詣遠遠高出原作的驚世作品，例如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葛文浩翻譯的《天堂蒜 薹 之歌》。當然，我們不能以簡單的對與錯，來判斷譯者這種對原作巨大“挑釁”的好壞，但毋庸置疑的是這些作品卻在讀者當中深受歡迎，這便是作為譯者最大的成功。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他們有自己的思想、感情，行為習慣和認知體系，而創造性叛逆的提出則為他們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都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三、內化在創造性叛逆中的忠實
在翻譯實踐當中，譯者往往徘徊於“忠實”和“叛逆”兩者之間，難以取得平衡，要實現絕對的忠實幾乎不可能，但又要如何恰當地去進行創作，似乎才是翻譯當中最大的難題。可以看到，許多優秀的譯者，恰恰都因為充分發揮創造性叛逆這一翻譯手法的功能，才使其譯作廣為流傳。其中關於“叛逆程度“的問題，有學者認為，無論譯者在多大程度上進行“創造”或者“叛逆”，都應局限在一個范圍之內。但筆者以為，這個度的把握應當始終以翻譯效果為參照對象，以林 紓 的譯作來看，其作品無論是將“創造性叛逆”還是“叛逆性創造”都展現得淋漓盡致，如此過度的叛逆，卻帶給了原作新的生命力，其譯作蘊含著強大的生命張力。
然而，無論譯作取得多大的成就，它都不能從原作當中分化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原作和譯作永遠都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就像忠實與叛逆一樣，雖然屬於矛盾的兩個方面，但始終統一於一個整體，我們要做的是弄清楚哪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個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而筆者認為創造性叛逆在這個整體中的價值在於，無論它是如何的“不忠”，最終都會以延續和擴大原作生命的張力為結果出現，也就是說創造性叛逆始終服務於“忠實”，並賦予原作以新的生命力。埃斯卡皮曾這樣解釋“創造性叛逆”―“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於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裡;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但必須說明的是，我們的本意是將譯者這種形似背叛的行為，稱之為“創作”，同時也不排除一些譯者打著“創作”的幌子，卻是實打實的“叛逆”。說到底不過是一個度的問題，這就要看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採取怎樣的翻譯動機、翻譯目的、翻譯立場、翻譯方案、翻譯方法等各方面因素。筆者相信，任何一位優秀的譯者，最初的動機和目標都是為了再現原作的原始神韻，只要這一基本立場不變，那麼譯者在其後的翻譯過程中做出了任何“叛逆行為”都不過是為更好地服務於“忠實”，譯作將忠實於原作者、原作、譯者以及讀者。因此，筆者認為，所謂的“叛逆”其實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忠實”。
參考文獻：
[1]許鈞.《翻譯概論》[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120―121.
[2]羅貝爾・埃斯卡皮王美華，於沛譯. 《文學社會學》[M]. 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66―80.
[3][4]段俊�O.《 重新定義創造性叛逆――以龐德漢詩英譯為個案》[J]. 四川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4)：116―120 .
[5]邵志洪.《翻譯概論、實踐與評析》[M].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3：87―90.
[6]謝天振.《譯介學》[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67.
[7]白靖宇.《文化與翻譯》[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0：69.
[8]錢鍾書，林 紓 的翻譯[A]，羅新璋，陳應年編，翻譯論集[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50-100.
;Ⅵ 翻譯文學史的作家主體有幾個
20世紀初,英國著名的女作家兼 它改變了傳統的女性文學創造主體
Ⅶ 為什麼說翻譯文學具有再創作的特徵
文學作品中有文化和美學的信息，如果只忠實翻譯出字面的意思，譯文往往不知所雲。有時候譯者不能太過拘泥於原文的形式，而必須是理解了原文的含義，再用譯文語言中自然、恰當、效果對等的表達方式，讀者才有可能欣賞到原文的意境。而這個理解以後重新表達的過程，就是「再創作」。 舉個顯淺的例子，如成語，"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如果拘泥於形式，翻譯為「哪裡有意志，哪裡就有道路。」非常工整，但是讀者讀來別扭，遠不如「有志者，事竟成。」但是這個好的翻譯其實就是「再創作」，形式不對等，但是效果對等。
Ⅷ 淺談文學翻譯中譯者的創造性叛逆
淺談文學翻譯中譯者的創造性叛逆
在學習、工作生活中，大家總少不了接觸論文吧，論文的類型很多，包括學年論文、畢業論文、學位論文、科技論文、成果論文等。寫論文的注意事項有許多，你確定會寫嗎？下面是我為大家收集的淺談文學翻譯中譯者的創造性叛逆論文，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摘要] 任何翻譯，其本質都是把一種語言中表達出來的信息傳遞到另一種語言中去。而作為讀者接觸外國文學的主要媒介的文學翻譯與其他翻譯有一個根本區別――它所使用的語言是一種藝術語言，必須能夠讓讀者在閱讀譯文時產生與原作同樣的藝術效果。因此，文學翻譯不是簡單的語言文字的轉換，而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文章主要通過分析文學翻譯中譯者的「創造性叛逆」，及其譯者創造性叛逆的表現形式，進一步論證創造性的文學翻譯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 文學翻譯;創造性;譯者;表現形式
[Abstract] any translation, its essence is to pass information expressed in a language to another language go. And as a reader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to contact with other major media translation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 the language it uses is an art language, it must be able to let readers and original artistic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reading the translation. Therefor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not a simple language conversion, but a creative work. This article main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or "creative betrayal", and the translator's creative treason manifestation,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t role of creative literary transl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 Manifestations; creativity;; translator Literary Translation
文學翻譯是認識和創作的一種形式，它不僅有助於讀者接近外國文學作品，同時還要讓讀者去接近原作中反映的藝術現實，前蘇聯著名翻譯理論家吉維加切奇拉澤說：「翻譯永遠是原作藝術現實的反映，或者借用列寧的話說，就是譯者的思想無限地接近其反映的對象――原作。譯者必須把原作『再現』為一個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體，再創造一個與原作類似的完整的藝術作品。」Octavio Paz在其Translation：Literature and Letters一文中指出：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are twin processes.法國文學評論家和理論家Michael Riffaterre也曾提出：Literary translation must also reproce those features ofthe original text lhat are the traces left by its proction.兩處引言很明確地指出了翻譯與創造，再現的關系――作為文化交流紐帶的譯者必須為翻譯藝術的創造性原則而斗爭，必然得對原作進行創造性的處理，改變原作的面貌並使之服從自己的目的。
一 、概念的提出及其與文學翻譯的關系
「創造性叛逆」最初是由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來的。他認為「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於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裡，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個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謝天振教授亦在其《譯介學》中對「創造性叛逆」作出了言簡意賅的解釋：「文學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是翻譯過程中譯者為了達到某一主觀願望而造成的一種譯作對原作的客觀背離。創造性叛逆並不為文學翻譯所特有，它實際上是文學傳播與接受的一個基本規律，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創造性叛逆，也就沒有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作為人類一個文化，文學翻譯是一種頗為微妙的矛盾現象。作為文學，它理應把一件非本族語的文學作品變成一件地道的本民族語言寫成的作品;而作為翻譯，它又應該把一件外族的文學作品傳達過來。因此，文學翻譯的目的是要「用一種語言，把原作的藝術意境傳達出來，使讀者在讀譯文的時候能夠像讀原作一樣得到啟發感動和美的感覺」。誠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翻譯也是創作，是譯者創造性地藝術再現原作風貌的過程，而創造性叛逆則是文學翻譯中不可避免的必然途徑。
二、譯者的創造性叛逆
列寧提出：「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而且創造客觀世界。」面對一部文學作品，譯者需要鑽進原作的外殼和靈魂，但不可能把原作者的意圖完整無誤地復制下來，因為每個譯者都是從自身的偏見出發理解接受作品的。譯者所處的歷史現實，審美標准，文化價值取向，以及譯者受其影響形成的個人審美情趣，創作個性，創作手法等都給譯作打上了「再創造」的烙印。社會文化因素和個人因素的雙重製約決定了譯者主觀性不可避免。
譯者作為原作的第一讀者，「前理解」的存在構成譯者在翻譯時的取捨。哲學解釋學對「前理解」的解釋是：在具體的理解開始之前已有的某種觀點、看法或信息，它主要表現為成見或偏見。所謂成見或偏見就是在理解過程中無法從客觀立場對作品做出客觀的理解，這就必然產生偏見。而前理解構成譯者理解文本的基礎，決定了譯者特殊的視角。另一方面，譯者在履行了其作為原作接受者身份，讀透原作的深層含義之後，就轉換了身份成為譯本的創造者。當然，譯者的這兩重身份是辯證統一，相互滲透的。一定的社會生活印象和作家的形象都是客觀地存在於原作中的，這種客觀的東西，只有經過譯者頭腦的加工製作，才能在譯文中重新客觀化，自然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部好的文學翻譯作品與原作相比不光是其再創作所用的語言不同，另外還具有了譯者本人獨特的創作個性。
解構主義代表人物羅蘭巴特的《作者之死》把原文作者從高不可及的聖壇上驅逐了下來，並暗示只有作者的主宰地位被顛覆，讀者才可能獲得完全自由。巴特在闡釋讀者與文本的關系、分析文本的意義時，明確宣稱「作者死了」，在他看來，一部作品一旦完成，文本中的語言符號就開始起作用，文本是否具有生命力完全取決於讀者，他強調意義是讀者與文本接觸時的產物。作為原作第一讀者的譯者從而獲得了解放，不再亦步亦趨地緊跟著原文作者，他們可以賦予原作一個新的生命，是譯本的創造者。
三、創造性叛逆的表現形式
根據謝天振教授的觀點，創造性叛逆表現形式大致歸納為以下四種：個性化翻譯、誤譯與漏譯、節譯與編譯，轉譯與改編。鑒於譯者的主觀能動性以及文學翻譯自身特點，下面將創造性叛逆的表現形式分為以下四點：個性化翻譯，有意誤譯，節譯，改編。
(一)個性化翻譯
由於譯者風格的不同，同一著作的譯本，經不同譯者譯出，其風格也必定不同。不難理解，不同的譯者在進行文學翻譯時，總是會或多或少地給譯作打上自己的烙印。例如歷代翻譯家在翻譯蘇格蘭詩人彭斯的A Red，Red Rose時就表現出各自鮮明的風格。下面節選第一小節的譯本簡要加以分析。
通過比較可以看出，郭沫若採用七言古體詩的形式，運用了歸化法和改創法，用與原文相近的古語，在形式上與原文一一對應，體現了譯者一貫的「盡力使譯文氣韻與原文相符，譯文簡潔明快，把原始的神韻展現得淋漓盡致」的主張。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該譯文因韻害意，風格上也與原文有差異。而王佐良採用翻譯新詩的形式，並沿襲自己翻譯英詩的一貫風格一――以詩譯詩，用簡單，明快清理，富有音樂感的語言表達了原詩純朴真摯的感情。還創造性地使用「迎風」、「合拍又和諧」來翻譯原文，使得譯文形神具備。因此，比較兩種譯本不難發現，王佐良的翻譯在內容，形式，風格和藝術技巧上都成功再現了原文。這也印證了他所提倡的「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淺如之，口氣如之，文體如之」。不難看出，兩位翻譯家對同一首短詩的翻譯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他們鮮明的個性化翻譯也在此體現得淋漓盡致。
(二)有意誤譯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譯者為了迎合本民族讀者的文化心態和接受習慣，故意不用正確手段進行翻譯，從而造成有意誤譯。林紓譯本突出一個「義」字：「姑娘以義死，為吾家，為吾兒，亦不為草草……」「義」承載的是中國封建「五常」的道德規范，譯本中的迦茵成了一個有義德的賢良女性，一個中國傳統道德良序的守護者。林紓的有意誤譯使譯本與原文在人文精神方面產生了距離，卻有利於推進西洋小說為當時的中國讀者所接受。
(三)節譯
節譯，是譯者「刪繁就簡」，在翻譯中刻意省略原文的一些詞句，以達到更好地表情達意的目的。Joan Haste的譯者蟠溪子在譯述《迦因小傳》過程中，刻意隱去了迦因與亨利相遇登塔取雛的浪漫故事，刪去了迦因與亨利未婚先孕的情節，把亨利為了愛情不顧父母之命而與迦因自由戀愛的內容也刪而不述。譯者之所以會這么做，乃是受當時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一中國傳統禮教尤其是「男女授受不親」的制約。這種節譯順應了當時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滿足了當時讀者群的期待視界。
(四)改編
文學翻譯中的改編主要是指作品文學樣式、體裁改變了的翻譯。這一點比較典型且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例子是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復活》。田漢和夏衍就曾分別將其改編成話劇劇本，並根據自己的理解和作品所面對的'中國讀者的認知情況對原作進行了改編，淡化了原作的宗教色彩，凸顯了其進步意義。這樣的創造性叛逆對中國讀者理解並接受原作精神內涵，對於原作在中國的傳播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四、結束語
對文學翻譯創造性叛逆性質的界定並非無限誇大譯者在翻譯中的主體性，使創造性叛逆淪為胡譯，亂譯的避難所。作為譯者，必須對各方面因素綜合考慮，在原語、譯語文化規范許可的范圍內發揮主觀能動性，使原作的意義在不同語言文化世界得到再創造，實現應有的文學、文化和社會效益。
擴展：
畢業論文論文選題原則
一、理論聯系實際，注重現實意義
畢業論文的題材十分廣泛，社會生活、經濟建設、科學文化事業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的問題，都可以成為論文的題目。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告訴我們，理論來源於實踐，理論為實踐服務。因此科學研究的選題首先要注意理論聯系實際。
第一，注意選題的實用價值，選擇具有現實意義的題目。
一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急需回答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抑制通貨膨脹，精神文明建設，民主法制建設，加強廉政建設等等。
二是本地區、本部門、本行業在工作實踐中遇到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如從事農業工作的同志就會遇到諸如農村土地規模經營問題，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問題，農村青少年的教育問題，農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問題，鄉鎮企業的技術改造問題，等等。
三是作者本人在工作實踐中提出來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如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問題，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問題，職業道德教育問題，等等。
選擇具有現實意義的題目，要注意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與黨和國家或與國計民生有關的重大問題。這類問題關系國家發展方向、速度，是社會公眾關注的熱點，因而有普遍的社會意義。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吸收外國的經驗和技術，引進外資，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等問題。在當前貫徹十四大和十四屆四中全會精神中，要注意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加強法制建設，反腐倡廉，加強黨的建設，加強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學習、研究和宣傳，等等。
二是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這類問題雖不是全局性的，卻是人們關注的、或期待解決、或有疑慮需要進行理論探討和解答的問題。如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像工資改革、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公費醫療制度的改革、物價的調整、住房制度改革、城鎮建設、社會治安、法制教育等等。還有各行各業的經驗總結、改革預測、研究決策等。另外，有些題材看似具體小事，卻關系著幹家萬戶，也可作為選題。如城市居民的菜籃子問題，獨生子女的教育問題，勤儉持家問題等。
三是雖屬具體又未引起社會重視，卻代表一定傾向的問題。一種是意義尚未被認識，作者用理論觀點分析、預見到它的生命力。如農村土地向種田能手轉移，選送農村村級幹部上大學，為農村培養致富帶頭人等；或預測到危害、惡果，及時提出問題，引起社會重視。如農村蓋房、修墳擠占破壞耕地，小城鎮建設缺乏統一規劃，基礎設施不配套，農戶引種、引養外地產品不經市場調查，一哄而上，等等。另一種是群眾議論紛紛，反映很大的，要作出理論分析，引導正確對待。如在分配問題上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後富，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兩極分化，等等。
第二，要注意選題的理論價值。
我們強調選題的實用價值，並不等於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也絕非提倡選題必須有直接的效益作用。作為論文，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和工作總結、調查報告有著區別。一般說來，它由論點、論據、論證三大要素構成，文章要以邏輯思維的方式為展開的依據，在事實的基礎上展開嚴謹的推理過程，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它著重探討和研究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闡述自己對這些規律的了解與認識，給人以認識上的啟迪。因此，選擇現實性較強的題目，還要考慮其有無理論和認識上的價值，即有無普遍性的意義，能否能進行理論的分析和綜合，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從具體上升為抽象。有些題目也並不一定直接與現實掛鉤或有直接的實際用途，如對歷史問題、典籍問題、外國問題的研究等。但從發展的眼光看，這些題材能夠表示某種趨勢，或對現實有借鑒的作用，因而也就具有理論價值，這樣的題目當然也是可以選的。我們所要反對的只是那種脫離現實、咬文嚼字、繁瑣考證、追求時髦等毫無意義的東西。
二、勤於思索，刻意求新
畢業論文成功與否、質量高低、價值大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文章是否有新意。所謂新意，即論文中表現自己的新看法、新見解、新觀點。有了較新穎的觀點(即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點上能給人以啟迪)，文章就有了靈魂，有了存在的價值。對文章的新意，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眼：
第一，從觀點、題目到材料直至論證方法全是新的。這類論文寫好了，價值較高，社會影響也大，但寫作難度大。選擇這一類題目，作者須對某些問題有相當深入的研究，且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和寫作經驗。對於畢業論文來講，限於條件，選擇這類題目要十分慎重。
第二，以新的材料論證舊的課題，從而提出新的或部分新的觀點、新的看法。如職工思想政治工作這個題材，是前些年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已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老題材了。可有的人敏銳地抓住了企業實行股份制後，職工思想出現的波動和變化，收集了大量新的第一手材料，寫出了《股份制企業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的特點及方法》一文，讀後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第三，以新的角度或新的研究方法重做已有的課題，從而得出全部或部分新觀點。如同樣是職工思想政治工作這個題材，有的學員針對近幾年來紡織行業大量使用農民合同工，職工隊伍結構發生變化的情況，從自然半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化，從小生產者向產業工人的轉化，從農村向城市的轉化等不同的角度，分析論證了農民合同工的思想特徵以及對整個職工隊伍思想的影響，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措施，這樣的文章同樣具有新意。
第四，對已有的觀點、材料、研究方法提出質疑，雖然沒有提出自己新的看法，但能夠啟發人們重新思考問題。
以上四個方面並不是對「新意」的全部概括，但只要能做到其中一點，就可以認為文章的選題有了新意。
要發現有新意的題目，首先要善於觀察。社會生活就像一個變化無窮的「萬花筒」，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事物及其矛盾都在不斷地運動、變化、發展著，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產生。在當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我們面臨新舊體制轉換、市場經濟的發展、黨風和社會風氣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不僅原有的理論要再認識、再發展，而且需要創立許多新的理論。我們要善於觀察，勤於思索，從大處著眼，小處入手，在事物的運動、發展中尋找適合自己撰寫的具有新意的畢業論題。其次，要善於積累和分析資料。
歌德曾經說過，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過去已經形成的理論，包括教科書上的一些觀點，隨著實踐的發展，研究的深入，還可以進行再認識。這就要求我們平時注意收集資料、積累資料、分析資料。對有關方面的問題要弄清楚別人寫過什麼東西，有些什麼論點，有何爭論及分歧的焦點是什麼，目前國內外對這個問題研究的進展情況以及發展趨勢如何，等等。在深入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將收集到的材料作一番加工整理的工作，把別人認識的成果作為自己的起點，在前人和他人認識的基礎上寫出有自己見解的論文。
三、知己知彼，輕易適中
(一)知己知被，量力而行
畢業論文是對學員學習知識相成果的綜合性考核，選題的方向、大小、難易都應與自己的知識積累、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寫作經驗相適應，要做到「知已知彼」。
所謂「知己」，首先，要充分估計到自已的知識儲備情況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因為知識和能力的積累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不可能靠一次畢業論文的寫作就來個突飛猛進。所以選題時要量力而行，客觀地分橋和估計自己的能力。如果理論基礎比較好，又有較強的分析概括能力，那就可以選擇難度大一些、內容復雜一些的題目，對自己定下的標准高一些，這樣有利於鍛煉自己，增長才幹；如果自己覺得綜合分析一個大問題比較吃力，那麼題目就應定得小一些，便於集中力量抓住重點，把某一問題說深說透。其次，要充分考慮自己的特長和興趣。應當看到，大學生的學識水平是有差距的。有的可能在面上廣博些，有的可能在某一方面有較深的鑽研，有的可能在這一方面高人一籌，而在另一方面則較為遜色。在選題時，要盡可能選擇那些能發揮自己的專長，學有所得、學有所感的題材。同時還要考慮到自己的興趣和愛好。興趣深厚，研究的慾望就強烈，內在的動力和寫作情緒就高，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所謂「知彼」，一是要考慮到是否有資料或資料來源。資料是論文寫作的基礎，沒有資料或資料不足就寫不成論文，即使勉強寫出來，也缺乏說服力。資料又可分為第一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第一手資料是指作者親自考查獲得的，包括各種觀察數據、調查所得等。第二手資料的主要來源是圖書館和資料室的
文獻資料。二是要了解所選課題的研究動態和研究成果，大致掌握寫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難，以避免盲目性和無效勞動。要注意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尋找薄弱環節，即他人研究中存在的疑點、漏洞或不足。有疑點、漏洞的問題，不少是重要的學術論題，以此作為研究的突破口，在理論上修正、補充或豐富已有的結論。只要做到了知己知彼，就能選擇一個比較合適的畢業論文題目。譬如，政治專業中從事黨政工作的學員，寫「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題目；黨史、黨建學得好的，寫黨的基本路線、黨的建設、黨的領導、反腐倡廉和黨紀黨風等問題，就容易寫好。學經濟專業的，在經濟部門或企業工作，寫「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方面的題目，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企業產權制度的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經濟管理、企業管理等，在流通部門工作的寫市場體系與社會主義市場競爭、流通體制改革、價格體系、清理三角債等，在外貿系統工作的寫對外開放和對外貿易等，也易奏效。在農村工作的，寫小城鎮建設、土地問題、鄉鎮企業問題、加強村級組織建設問題等，也容易寫到點子上。
(二)難易適中，大小適度
要選好畢業論文的題目，把握「適中」的原則是很重要的。
首先，題目的難易要適中。選題既要有「知難而進」的勇氣和信心，又要做到「量力而行」。許多人在選擇畢業論文題目時，躍躍欲試，想通過論文的寫作，將自己幾年來的學習所得充分地反映出來，因此著眼於一些學術價值較高、角度較新、內容較奇的題目，這種敢想敢做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難度過大，超過了自己所能承擔的范圍，一旦盲目動筆，很可能陷入中途寫不下去的被動境地，到頭來迫使自己另起爐灶、更換題目，這樣不僅造成了時間、精力的浪費，而且也容易使自己失去寫作的自信心。反之，自己具備了一定的能力和條件，卻將論文題目選得過於容易，這樣也不能反映出自己真實的水平，而且也達不到通過撰寫畢業論文鍛煉自己，提高自己的目的。
其次，題目的大小要適度。一般來說宜小不宜大，宜窄不宜寬。題目太大把握不住，考慮難以深入細致，容易泛泛而論。因為大題目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不僅要有局部的，還要有全局性的，不僅要有某一方面的，還要有綜合性的。而寫作畢業論文的時間有限，業余學習的學員還要受到工作、家務等牽累，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大量的資料收集工作是比較困難的。另外，大學的幾年學習，對學生來講還只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理論，而要獨立地研究和分析一些大問題，還顯得理論准備不足。再加上缺乏寫作經驗，對大量的材料的處理也往往駕馭不了，容易造成材料堆積或過於散亂，寫得一般化。選定小題目，有兩種方式，一是直接選個小題目，二是在大題目中選定小的論證角度。比如，有這樣三個題目：《論婦女權益的保障》、《論婦女經濟權益的保障》、《論婦女財產繼承權的保障》，第一個題目顯然太大，因為婦女權益包含的內容十分廣泛，有政治權利、文化教育權益、勞動權益、財產權益、人身權益、婚姻家庭權益，等等。一篇文章如果要涉及這么多的內容，是不容易寫好的。第二個題目比起第一個來要小一些，但經濟權益包含的內容仍較復雜，作為畢業論文寫起來還嫌太大。第三個題目抓住了婦女經濟權益中的財產繼承權這一側面，顯得角度小，針對性強，容易深入研究。
當然題目大點好還是小點好，每個人情況不同，難以一概而論。有的理論素養好，情況了解多，寫作水平較高，也可以寫大一點的題目。但一般來說，題目還是小一點、具體一點為好。小題目容易駕馭，只要寫得豐滿深入，同樣很有價值。此外，題目大小的區分也是相對的，並無絕對的、一成不變的界限。大題可以小作，小題也可以大作，這要根據作者的實際來加以確定。
畢業論文的題目要具體些小些，但也要注意不能把范圍限得太小太具體，以致失去典型意義或使理論水平發揮不出來。如《××廠行政科崗位責任制芻議》，這樣的題材寫個意見書就足夠了，如硬要寫論文，意義也不大。
再次，選題還應注意千萬不能隨大流或者趕時筆，寫自己並沒有弄懂或沒有條件研究的問題。如有的一鱗半爪地接觸到一點國外的材料，收集到幾個新名詞、新概念，為了「求新」，為了一鳴諒人，就把別人的東西照搬過來，囫圇吞棗，東拼西湊，這樣的論文當然是寫不好的，選題時要引以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