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家徐國棟

❶ 能提供給我一片關於論民事權利的文章么3000字左右謝謝！！

1 論民事權利的內在統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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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權利雖靠權力來保障，但畢竟是一種無色無相的抽象概念，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內，而非物之上。其本質是一種在法律上得到保護的意志支配力，其可以附著於物，如物權，但物本身並非權利；也可以不依附於物，如債權，知識產權。黑格爾曾有感慨：「諸如精神技能，科學知識、藝術以及發明等，都可以成為契約的對象，而與買賣中所承認的物同一視之，此類佔有雖然可以象物那樣進行交易並締結契約，但他又是內部的精神的東西。」 故實體性財產權利只要在時間（而非空間）軸上具有存續性，只要象物一樣具有價值，便可以作為交易的客體，而無需必然附著在物之上，故法國法上的無體物概念純屬敗筆，准物權概念的設計純屬多餘，徒增理解之困難。蓋因物是個生活概念，在法律世界中，人們交換的是首先權利，而非首先是物，盡管權利交換的主要目的是物的實現或人格的增益。

日本著名民法學家北川善太郎先生將民事權利體系劃分為實質性權利和技術性權利，前者如人格權、物權、債權、股權，知識產權等，後者如請求權、形成權、抗辯權等。而實質性權利除支配權和請求權外還可以劃分為手段性權利和目的性權利。前者如債權、股權、知識產權等，後者如人格權、身份權和物權，這兩類權利都是為人格的圓滿而服務的。

1、債權在人格實現中的效能。債權是由於債之標的之給付和對價之給付在時間維上不同步而產生的，如簽約分期付款購買商品房，商品房已交付而價金卻要在很長時間內付清。而作為強制性交易的侵權之債，無因管理之債和不當得利之債的產生基於同樣的原因。債權的出現突破了債務人暫時不支付對價的交易障礙，為債務人充分利用時間資源提供了保證，極大推進了交易的繁榮，但也因此使得債權的實現必須依靠對方當事人的道德、實力和各種客觀條件來完成，相較支配權而言，安全性大為降低，債權人常常為債權的實現而努力奮斗。

債之內容表現為為或不為一定行為，而行為和不為的目的無一不外乎物權的實現，人格的增益或事實上的某種利益。如前者提到的購買商品房，目的是為了對商品房進行支配：或者居住，或者抵押，或者轉售。而我們拿債權憑證-影票去看電影，則是通過接受電影院債之履行-放映行為來獲得精神上的愉悅，心靈上的震撼，人格由此得到充實。

2、股權在人格實現中的效能。股權是為了消除股東的心理障礙，刺激股東投資而產生的。股權極大地提高了公司的融資能力，更進一步說是提高了公司對物的生產和銷售及其服務，以及提供促進人格增益的服務所需要的必備要素的組織能力。梅因爵士所揭示的「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和股權相互配合而產生的強大推動力量是分不開的。蓋在身份社會，人的生活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征服了土地就征服了一切，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差別取決於個人征服土地面積之力量的大小，這種征服力量顯然只能是精神暴力和肉體暴力-即所謂的「文治武功」。進入工業社會，生產已不再僅僅依賴於土地，這種非土地生產方式在股權和債權的運作下，生產能力和交換能力得到極大提高，物的品種和功能所帶來的巨大的感官和心理刺激轉移了整個社會的注意力，人人都想著加入這種生產和交換關系，物的交換之基本要求是等價交換，而排斥一方對另一方實行權勢上的強迫，否則整個交易循環無以為繼。如是般，一輪又一輪的財富創造浪潮逐漸摧毀和瓦解了身份體系，推動著個人的地位實現了形式上的平等。人與人之間的控制關系由肉體和精神的控制進化為經濟的控制。這種經濟的控制我們如果簡單地說是物的簡化形式-金錢的控制顯然是不準確的，因為金錢只有轉變為股權和債權才能活躍起來，才能保證更多的物和更多的服務的產生。所以，我們已無法否認在當今世界，股權和債權的征服已壓倒了武力和精神的征服。

我妻榮氏之所以感嘆「債權（廣義的債權，包含股權和債權）壓倒了物權」，只是為了強調債權在當今世界的強大功能，債權的目的-物權的實現和人格的增益，卻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琳琅滿目的商品，繁榮的都市就是在債權的推動下形成的。

3、知識產權在人格實現中的效能。知識產權是一種隱性的財產。我們的生活早已無法離開知識產權，如樓房的造型，汽車、自行車品牌，品牌衣物 ，調料和油鹽醬醋，精采紛呈的小說、電影、電視劇，電視、冰箱、洗衣機，流行歌曲，游戲軟體等等都有知識產權在發揮其獨特的效用。

知識產權的功用有三：人格的增益，物的增值，物的生產和交換能力的提高。蓋人人都有表達的慾望，創作（論文、小說、散文、詩歌、劇本，軟體等等）、演講，或為自娛，或或為名利，或為自我實現，不外乎增益人格，賺取利潤。一本書如果裡面沒有表達思想的文字，只是一疊紙而已，價值微薄。但若裡面充實了深刻的思想、動人的情節、美麗的詞句，這疊紙便立刻身價百倍。再如僅僅有電視，而無節目（知識產權），電視機毫無用處。只有接受到節目，電視機才能稱發揮其功能。再如自行車如果沒有知識產權的增益，便不能有童車、三輪車、老人車、電動車等品種的出現以滿足各類人群的需要。由此可見，著作權、專利權等主要的使命就是通過傳播思想來增益人格，以及或者進行物化，增添物的價值。而商標權的功能則是附著在物之上，展現物的品格。藉此人們能夠迅速識別同種物的良莠，從而避減選購所需物之費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正因為知識產權能夠極大地增益人格，強化物的功能，故知識的壟斷成為繼股權和債權之外的新的征服力量。可口可樂飲料公司僅僅是靠著可口可樂的技術配方而風靡世界。正如一名著名企業家所講，即便公司的有形資產一夜之間化為灰燼，只要是技術配方沒有公開，公司仍能迅速崛起。而微軟公司靠軟體和硬體的獨到開發飛速成長並長期盛雄於世。

小結：

由上述可知，股權、債權、知識產權的使命乃是為了實現物的生產、交換和增值，進而由物的消費而增益人格。且這三種權利往往依附於物才能顯現其功能，因為人只有依靠物才能有所作為。故可將股權、債權、知識產權等權利合並稱之為「實現權」，以便於和物權、人格權相對應。保守的德國民法典將財產權劃分為物權和債權雖意義非凡，卻阻滯了民事生活的靈動性。因為不將股權、債權、知識產權整合，就無法順暢系統地反映整個民事生活：股權、債權、知識產權的運動不斷強大物的功能，又通過物不斷地增益人格、開發人創造物的才能，人再通過股權、債權、知識產權創造更強大的物，如此往復循環，人類文明快速向前推進。

德國民法典是對古代羅馬法的總結與提高，古代羅馬法的基本框架雖然體現了相當的歷史恆定性，但因時世變遷迅猛，並不能萬能地解決一切民法問題。在古羅馬不可能有當今如此發達的股權與知識產權，因而也就沒有將股權、知識產權整合的法律技術。人類需要運用羅馬人超越時空的法律思維方法不斷對現實生活進行吸納，而不應當停留在崇拜與贊嘆中而忘記了前進。大陸法系民法的智慧體現在運用「把手」對現實生活進行分類，我們需要不斷尋找能夠「拎起」新型民事關系的「把手」。徐國棟先生說得好：「事實上，把握民法調整的生活關系的把手就是用以建構民法典之各編的宏范疇，她們相互間的關系就是民法的體系。從共和晚期的羅馬法到法學階梯體系、到潘德克吞體系，他們的變遷是設定『把手』位置的變遷，但萬變不離其宗，這些類型的民法典體系的基本框架在昆圖斯、穆丘斯、謝躍拉的手裡就奠定了。」

要指出的是，人格的增益包括物質性人格增益和精神性人格增益。在十九世紀以前的自由經濟時期，財產權被認為是一個人的自由意志的體現，是他的自由的外在領域。 而對功利主義者來說，財產制度的目的是使得自物質或其他資源的愉快或滿足的總量最大化。 黑格爾則把財產和自由聯系起來，把財產視為個人的自我表現，強調人們擁有財產的目的就是為了通過財產將自然轉化成對人的存在的表現，並通過這一轉化使自然世界變得完美。

在「實現權」的統一下，股權、債權、知識產權以及將來可能出現的新型權利各自成為獨立的權能，如同在「所有權」的統一下，佔有、使用、收益、處分權能的相互獨立一樣。

4、物權在人格實現中的效能。物權是人之所以支配物的法律根據，只要人有法律理由支配物，人便擁有物權。由於物是人類生存、發展的依靠，故不管在契約社會，還是在身份社會，均存在實質上的物權概念，即使在等級森嚴的古代中國，依然有嚴刑峻法對物權的保護。當然，物權關系所蘊涵的權利觀念，和基於物權交換產生的平等觀念在身份社會對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

物是為人格的增益直接或間接地服務的，人格的增益是財產權體系的軸心。人們通過法律行為（或債權行為或物權行為，隨立法模式的不同而不同）獲得物權，進而通過事實行為消費物或再通過法律行為經營物，直接或間接地得到人格的增益；或者通過法律行為（債權行為）獲得債權，通過相對方對物的支配來獲得間接服務-即人格的增益。

申言之，人格要素包含生命、身體、健康、自由、尊嚴等。生命之維持，離不開水、食物；身體之遮蔽，離不開衣物、房屋；健康之保持，離不開健身設施、保健品和葯品、醫療設施；思想自由之馳騁離不開講台、筆、墨、書籍、電腦；身體自由之延伸離不開馬車、自行車、汽車、火車、飛機；尊嚴的支撐離不開必要的財產：古有顏回雖不吃嗟來之食，身體卻並非赤裸，大腦里尚充滿靠竹簡傳播的挺拔的思想。前文反復提到的人格的增益極大多數情況下是藉助於對物的支配才完成的，如觀看電影須有銀幕和放映機，理發須有座椅和理發刀，等等。總而言之，沒有物的攝取，人無法成其為人。

再一次強調，人為解脫自身欲壑難填的困境，在利用債權、股權、知識產權滿足現實需要外，同時又不斷地利用債權、股權、知識產權來提高物的生產能力和交換能力的，以滿足更高層次的需要。

在人與物的互動之中，物的生產和交換不但支撐了人類的繁衍，而且逐漸啟迪人類在有限的物的分配中領悟了分配的規則，從身份社會的綱常禮教到契約社會的自由、平等與尊嚴，均來至於物的訓誡。人於是逐漸遠離獸性，在自由與限制之中鑄造自我，在慾望與秩序中尋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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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法的實施過程中有哪些制約因素

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的兩個基本條件是：制定好的法律，並嚴格實施這種法律。 制定好的法律與嚴格實施法律兩者密切聯系，法律能否得到很好的實施以及實施的效果如何，固然受到法律實施的外部環境的影響，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自身素質的制約。制定得好的法律就容易得到實施並能產生積極的效果，反之，制定得不好的法律就無法得到很好的實施甚至根本無法實施，並產生消極的效果。因此，法律自身品質的優劣是制約法律實效的重要因素。 一、法律實效的含義 何為法律實效，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法律實效即是法律的功能和立法的目的實現的程度和狀態 ；一種觀點認為，法律實效是指人們實際上按照法律規定的行為模式去行為，法律被人們實際遵守、執行或適用 。這兩種觀點中，前者側重於法律實施的效果，即法律實施後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以及法律的價值、立法的目的實現的程度，後者側重於法律實施的狀態，即法律被人們實際施行的狀態、程度，而將法律效果與法律實效分離開來。筆者基本同意第一種觀點，法律實效不僅僅指法律被人們實際施行的狀態和程度，更包括法律實施後所產生的實際效果。 法律實效作為法律實施的效果，可以有正面、負面或零效果三種情況。如果是正面效果，意味著法律的實施實現了法律的價值和立法的目的。如果是負面效果，則法律沒有實現其價值，且還會給社會或個人帶來危害或其他負面效應。零效果是指法律實施之後，並未在社會上引起相應的反響或給個人帶來任何後果，一切依然如故。負面效果和零效果意味著法律沒有效益，運用經濟分析方法對法律在社會生活中作用的效果進行度量，立法和法律的實施作為一種投入，總會消耗一定的社會資源，總有一定的成本，則必然要求有一定的並且是最大的社會產出，即法律效益。當然法律效益具有多方面的內容，除法律的經濟效益外，還包括政治效益、倫理效益和社會效益等。因此，從更深層次上講，法律實效還包括有法律效益的含義，要求立法活動和法律的實施講究效益，以更好地實現法律提高全民福祉、實現社會正義之價值，實現法律效益的最大化，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 法律實效與法律效力不同，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規范的約束力，而法律實效則是這種約束力在現實生活中實現的狀態和程度，法律效力屬於法的「應然」的范疇，法律實效則屬於法的「實然」的范疇。但兩者也有密切的聯系，只有法律具有實效，被人們嚴格地實施，才能實現法律的約束力，同時，只有有效的法律才能得到實施並產生實際的效果。因此，法律實效與法律效力互為前提。 從法律實效的角度研究法律，可以幫助我們從更廣泛的空間和時間上去觀察法律，進而更充分地發揮法律的社會功能。 美國學者康馬傑在其《美國精神》一書中提出：「法律是為實用而制定的，應根據目的而不是根據起源來理解法律。」法律缺乏實效，只能成為具文。研究法律不能僅僅限於靜態的法律條文，更應研究動態的法律實施的情況，法律對人們生活的影響等等。法律實效的有無是法治社會與官僚社會的重要區別之一，「一切官僚社會都是講形式的，許多法律往往不是為了實行，而是為了裝飾或掩飾。」 強調法律實效，一方面能夠強化法律的實施，另一方面可以根據法律實施的情況和實際效果對法律進行校正，及時地修訂、廢止舊法，制定新法，從而加強立法工作，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法律體系，使我國真正成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二、制約法律實效的內在因素 法律實效獲得充分的實現，首先需要法律實效的主體能夠普遍地、自覺地以法律為基本的活動准則，維護法律尊嚴，保證法律實施，其次需要有一個良好的適宜的法律實施的外部環境。法律實效獲得充分的實現，更在很大程度上受法律自身內在因素的制約。法律作為功能系統，其效用的正常發揮，受內部和外部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部移植自他國的法典，可能因與繼受國的文化環境不合而減損其效用，一部制定後無人知曉的法律可能成為具文，這些是制約法律效力之發揮的外部因素。只有來自法律內部的妨礙其效用正常發揮的因素，我們才稱之為法律的局限性。 制約法律實效的法律自身的內在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１、法律是否反映社會的客觀現實需要。馬克思指出，法律應當是事物的法的本質的普遍和真正的表達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質不應該去遷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應該去適應事物的法的本質。 他所說的「事物的法的本質」，是指法所調整的各種客觀的社會關系的必然性和規律性，法律要適應「事物的法的本質」，就是要求立法必須以客觀事實為基礎，以事物的本性為前提，以客觀發展規律為依託，充分考慮客觀需要與可能，而不是憑主觀臆斷，任意妄為。所以馬克思說：「立法者應該把自己看作一個自然科學家，他不是在製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達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律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 當客觀環境並沒有提出制定某種法律的需要時，單憑主觀意志去立法，其結果只能歸於失敗。同樣，違背客觀規律所制定的法律終歸要被唾棄。 ２、法律是否具有明確性和可預測性。明確性是相對於抽象性、模糊性和原則性而言的，明確性要求法律規定具體、明確、肯定、完整。法律只有具有明確性，當事人才能根據法律的規定認識自己行為在法律上的意義，法律對自己行為的評價態度，預測自己行為所可能產生的法律後果，進而決定自己行為的取捨。當事人違反法律的規定受到制裁的，也才能令其信服。法律只有具有明確性，法律的適用者才能嚴格適用法律的規定處理有關問題，避免法律適用上的主觀的、隨意的因素，保證法律適用結果的統一性和權威性。法律含糊其辭、模稜兩可的規定必會對法律的實施造成困難，降低法律的實效。法律的明確性同時要求法律規范之間、法律與法律之間的內容必須協調一致，法律規定互相矛盾、互相沖突，只會使人們感到無所適從。 ３、法律是否體現和貫徹現代社會法治道德基本要求。立法的過程，包含著立法者關於正義與非正義、合理與不合理、善與惡等方面的價值判斷，反映了支持什麼、反對什麼的價值取向，是道德通過立法活動外化的過程。立法者的道德意識越接近現代社會的現實狀態，法治的理想狀態就越能在社會中實現。而傳統的道德觀念如特權道德觀念、官本位道德觀念、權力崇拜道德觀念等，是與現代民主社會不相容的，是現代法治社會的嚴重障礙。這就要求立法者具有堅定的反傳統的意志力和對現代法治道德要求充分理解和接受的精神。 立法過分拔高道德要求，法律目標難以實現，同樣的，立法如降低道德要求，與傳統道德相妥協，則將使法律失去效用，立法目的無法實現。法律只有體現和貫徹現代社會法治道德基本要求，才能適應現代民主和法治社會的發展趨勢，同時也才能體現現代社會大多數人的共同意志和利益，才能得到人們的信賴和自覺遵守，樹立法律的權威。法律的權威並不是單靠國家強制的暴力來維護的，「法規乃是因為其合理性的內容才得保持其權威，換句話說，各種法規有社會性、倫理性方有其價值，不論法規怎樣完美，如違反人類之道德觀、倫理觀、社會觀者便不能完全其使命」。 法律的權威主要依靠法律自身內容與施行方式的優良品質，依靠法律深得人心、深入人心，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信任、崇敬和自願服從來樹立。違背現代社會法治道德基本要求的法律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和維護，必將歸於失敗。 ４、法律用語和立法技術是否大眾化。徐國棟教授對《法國民法典》的評價是：「用簡單、無技巧、通俗易懂，如同聖經一樣簡明的文體寫成，以便同廢除法律的專業化、技術化、復雜化的現象一起，廢除法學家的作用，使公民無需請教律師和法官就能讀懂法律。」 守法是法律實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內容，從一定意義上講，執法和司法只是法律實施的最後的保障，如果人人都能自覺遵守法律便無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存在的必要。要使人們自覺遵守法律，當然需要守法主體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識，但首先更要使他們了解法律，懂得法律，具備相當的法律知識，不能指望一個對法律規定一無所知的人會去自覺地遵守法律。而法律用語和立法技術的大眾化則使普通民眾掌握法律成為可能，法律如用模糊難懂的語言寫成，它就會由公共的和一般的變成私有的和特殊的，法學家就會成為人民仰其鼻息的法律的壟斷者，法律的實施便失去了民眾的基礎，法律實效也就無法得到充分的實現。 三、實現法律實效的立法對策 要使法律實效得到充分的實現，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如加強法制宣傳和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知識水平；加強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隊伍建設，建立一支高素質、專業化的執法、司法人員隊伍；完善法律實施的監督體系和制度；改革和完善司法工作的領導和管理體制等等。要使法律實效獲得充分的實現，當然也應完善法律自身，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法律體系。就立法工作而言，應採取如下對策： １、立法要從實際出發。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立法工作從實際出發，是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在立法工作中的運用。立法工作者應當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進行科學的論證，去發現和把握客觀規律和社會客觀現實需要，將其反映到法律上來。同時，當制定法律的現實基礎發生重大變化，對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時，應及時地對法律進行修改、補充或制定頒布新的法律。當然，法律並不總是被動地反映客觀規律和現實需要，立法活動是一種能動的活動，體現了立法者的主觀的能動的創造。法律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對立統一體，法律的客觀性是指法律反映了客觀規律的要求，其調整對象是客觀的，並且一經制定出來就獨立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外。法律的主觀性是指法律由人們依據其意志和願望以及他們自己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和把握而制定出來的。為使法律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不因客觀現實的發展變化而朝令夕改，立法活動應有一定的科學的創見和預見。這就要求立法者正確認識和把握客觀規律及其發展變化的趨勢，把現時雖尚未明朗，客觀現實尚未提出立法需要的問題事先在法律中加以規定。立法活動中，應辯證地處理好反映客觀現實需要和適度的超前性、預見性的關系。 ２、立法要體現民主精神和原則，走群眾路線。為了使法律能夠符合客觀存在的「事物的本質」，馬克思提出了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他說：「要能達到這一點，只有使法律成為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也就是說，它應該同人民的意志一起產生並由人民的意志所創立。」立法工作走群眾路線，不僅僅由我國政治制度的性質所決定，同時也是保證立法科學性的必然要求。立法工作只有體現民主精神和原則，走群眾路線，才能真正體現和反映人民的意志，法律才能深得人心、深入人心，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自覺遵守和維護。也只有這樣，才能集思廣益，吸取群眾的經驗和智慧，使法律符合客觀規律和社會現實需要。立法工作中，應特別注意徵求專家學者和實際工作部門的要求和意見。 ３、建立嚴格的完善的立法程序。立法活動是一項嚴肅的工作，立法活動從立法動議的提起到法律文件最終通過頒布往往要經過一系列的環節，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嚴格而完善的立法程序，一方面使法律的制定經過充分的醞釀和斟酌，使法律的規定具體、詳細、完整，並切實反映客觀實際。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種程序的機制，讓各種社會力量參與討論，協調他們的意見，避免法律體現部門利益的偏面規定，充分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體現民主精神的原則。因此，嚴格而完善的立法程序，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立法的科學性。 ４、法律結構的科學化。法律結構的科學化有三個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法律規定具體、嚴謹、完整；二是要求法律規定之間、法律文件之間協調一致；三是要求法律文件互相銜接、互相配套。近二十年來，我國制定頒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初步建立了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但不可否認，法律規定交叉重復，法律文件間互相矛盾、互相沖突的情況也大量存在，從而影響了法律整體實效的實現。因此有必要對現行的法律文件進行清理、修訂，消除其中的重復規定以及互相矛盾、互相抵觸的內容，按照法律自身嚴密的邏輯結構，形成完善的統一的法律體系。法律文件間的銜接配套的問題也值得重視，法律一般只規定和解決基本的問題，不可能也不應該在法律條文中規定和解決細小的問題。因此，在法律公布之後，需要適時地制定和公布有關的實施細則，各地也可根據立法許可權，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具體的實施辦法或補充規定，同時就其他相關的問題也應另外製定配套的法律文件，從而使各種法律文件間互相銜接和配套，形成統一有機的整體，保證法律的有效實施和實用效果。 ５、重視立法監督。我國的各種立法機構有其各自的立法許可權，只能在其立法許可權內制定有關的法律文件。由於立法機構不同，法律文件的效力層次也不同，低效力層次的法律文件不得與高效力層次的法律文件相抵觸。但在實踐中，越權立法，低效力層次法律文件的內容與高效力層次法律文件的內容相抵觸的情況也往往有之。因此應重視立法監督工作，下一級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規范性文件應按法定的程序報上一級立法機構備案或批准，由上一級立法機構對立法許可權、法律文件的內容等方面問題加以審查，對不符合規定的法律文件有權要求解釋、責令修正甚至予以撤銷，以保證法制的統一。 ６、加強法律解釋。法律規定雖然應當具有明確性，應當具體、肯定、完整，但抽象性、模糊性、原則性的規定有時也往往在所難免。這一方面源於語言文字表達本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有時也是立法技術方面的要求。因法律文件應避免龐雜繁瑣，法律規定不可能窮盡一切事理，模糊性和原則性的規定則留有一定的餘地，以利司法機關根據實際情況自由裁量，實現個別正義。但法律的模糊性、原則性的規定往往又給法律的實施造成困難，並有令法官肆意，妨礙法的安全的危險。為此，法律解釋實屬必要。同時，客觀現實總是變動不居，而法律制定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總是保持穩定，這就有可能造成法律落後於現實的狀況，一味強調嚴格執法，無異於削足適履。法律要適應變化的社會情勢而保持原有的形式和結構，可以採用解釋的方式。解釋就是通過類推及運用法律的方法來發展法律。 通過解釋，賦予法律條文以新的含義，以適應變化了的客觀現實，實現法律之實效。應當說明的是，法律解釋不僅僅是立法機構的工作，司法機關作為立法者的助手，對法律進行司法解釋，即所謂「法官造法」，是立法活動的延伸，對於充分實現法律的實效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❸ 徐國棟的簡介

男，漢族，中共黨員，1961年3月出生，現任哈爾濱工業大學航天學院衛星技術研究所副所長。兩次被評為國家863計劃先進個人，兩次獲得國防科學技術獎，2006年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主持過國家863計劃項目、973計劃項目多項。參加了「探索一號」（TS-1）立體測繪小衛星的研製，該衛星是由我國高校牽頭研製的第一顆立體測繪傳輸型衛星，在新技術應用及工程實現方面都具有挑戰性。作為整星電總體及星務管理系統的負責人，設計研製了具有新型容錯機制的星載計算機，首次將星務管理與姿態控制進行集成設計，提高了衛星的功能密度，在系統設計中具有創新意義。衛星在軌運行期間驗證了自主運行與管理技術，降低了地面測控系統的管理強度，圓滿完成了試驗任務。

❹ 法的實施過程中有哪些制約因素

14:48:56 瀏覽了83次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國的基本治國方略。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的兩個基本條件是：制定好的法律，並嚴格實施這種法律。 制定好的法律與嚴格實施法律兩者密切聯系，法律能否得到很好的實施以及實施的效果如何，固然受到法律實施的外部環境的影響，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自身素質的制約。制定得好的法律就容易得到實施並能產生積極的效果，反之，制定得不好的法律就無法得到很好的實施甚至根本無法實施，並產生消極的效果。因此，法律自身品質的優劣是制約法律實效的重要因素。 一、法律實效的含義 何為法律實效，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法律實效即是法律的功能和立法的目的實現的程度和狀態 ；一種觀點認為，法律實效是指人們實際上按照法律規定的行為模式去行為，法律被人們實際遵守、執行或適用 。這兩種觀點中，前者側重於法律實施的效果，即法律實施後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以及法律的價值、立法的目的實現的程度，後者側重於法律實施的狀態，即法律被人們實際施行的狀態、程度，而將法律效果與法律實效分離開來。筆者基本同意第一種觀點，法律實效不僅僅指法律被人們實際施行的狀態和程度，更包括法律實施後所產生的實際效果。 法律實效作為法律實施的效果，可以有正面、負面或零效果三種情況。如果是正面效果，意味著法律的實施實現了法律的價值和立法的目的。如果是負面效果，則法律沒有實現其價值，且還會給社會或個人帶來危害或其他負面效應。零效果是指法律實施之後，並未在社會上引起相應的反響或給個人帶來任何後果，一切依然如故。負面效果和零效果意味著法律沒有效益，運用經濟分析方法對法律在社會生活中作用的效果進行度量，立法和法律的實施作為一種投入，總會消耗一定的社會資源，總有一定的成本，則必然要求有一定的並且是最大的社會產出，即法律效益。當然法律效益具有多方面的內容，除法律的經濟效益外，還包括政治效益、倫理效益和社會效益等。因此，從更深層次上講，法律實效還包括有法律效益的含義，要求立法活動和法律的實施講究效益，以更好地實現法律提高全民福祉、實現社會正義之價值，實現法律效益的最大化，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 法律實效與法律效力不同，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規范的約束力，而法律實效則是這種約束力在現實生活中實現的狀態和程度，法律效力屬於法的「應然」的范疇，法律實效則屬於法的「實然」的范疇。但兩者也有密切的聯系，只有法律具有實效，被人們嚴格地實施，才能實現法律的約束力，同時，只有有效的法律才能得到實施並產生實際的效果。因此，法律實效與法律效力互為前提。 從法律實效的角度研究法律，可以幫助我們從更廣泛的空間和時間上去觀察法律，進而更充分地發揮法律的社會功能。 美國學者康馬傑在其《美國精神》一書中提出：「法律是為實用而制定的，應根據目的而不是根據起源來理解法律。」法律缺乏實效，只能成為具文。研究法律不能僅僅限於靜態的法律條文，更應研究動態的法律實施的情況，法律對人們生活的影響等等。法律實效的有無是法治社會與官僚社會的重要區別之一，「一切官僚社會都是講形式的，許多法律往往不是為了實行，而是為了裝飾或掩飾。」 強調法律實效，一方面能夠強化法律的實施，另一方面可以根據法律實施的情況和實際效果對法律進行校正，及時地修訂、廢止舊法，制定新法，從而加強立法工作，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法律體系，使我國真正成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二、制約法律實效的內在因素 法律實效獲得充分的實現，首先需要法律實效的主體能夠普遍地、自覺地以法律為基本的活動准則，維護法律尊嚴，保證法律實施，其次需要有一個良好的適宜的法律實施的外部環境。法律實效獲得充分的實現，更在很大程度上受法律自身內在因素的制約。法律作為功能系統，其效用的正常發揮，受內部和外部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部移植自他國的法典，可能因與繼受國的文化環境不合而減損其效用，一部制定後無人知曉的法律可能成為具文，這些是制約法律效力之發揮的外部因素。只有來自法律內部的妨礙其效用正常發揮的因素，我們才稱之為法律的局限性。 制約法律實效的法律自身的內在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１、法律是否反映社會的客觀現實需要。馬克思指出，法律應當是事物的法的本質的普遍和真正的表達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質不應該去遷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應該去適應事物的法的本質。 他所說的「事物的法的本質」，是指法所調整的各種客觀的社會關系的必然性和規律性，法律要適應「事物的法的本質」，就是要求立法必須以客觀事實為基礎，以事物的本性為前提，以客觀發展規律為依託，充分考慮客觀需要與可能，而不是憑主觀臆斷，任意妄為。所以馬克思說：「立法者應該把自己看作一個自然科學家，他不是在製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達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律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 當客觀環境並沒有提出制定某種法律的需要時，單憑主觀意志去立法，其結果只能歸於失敗。同樣，違背客觀規律所制定的法律終歸要被唾棄。 ２、法律是否具有明確性和可預測性。明確性是相對於抽象性、模糊性和原則性而言的，明確性要求法律規定具體、明確、肯定、完整。法律只有具有明確性，當事人才能根據法律的規定認識自己行為在法律上的意義，法律對自己行為的評價態度，預測自己行為所可能產生的法律後果，進而決定自己行為的取捨。當事人違反法律的規定受到制裁的，也才能令其信服。法律只有具有明確性，法律的適用者才能嚴格適用法律的規定處理有關問題，避免法律適用上的主觀的、隨意的因素，保證法律適用結果的統一性和權威性。法律含糊其辭、模稜兩可的規定必會對法律的實施造成困難，降低法律的實效。法律的明確性同時要求法律規范之間、法律與法律之間的內容必須協調一致，法律規定互相矛盾、互相沖突，只會使人們感到無所適從。 ３、法律是否體現和貫徹現代社會法治道德基本要求。立法的過程，包含著立法者關於正義與非正義、合理與不合理、善與惡等方面的價值判斷，反映了支持什麼、反對什麼的價值取向，是道德通過立法活動外化的過程。立法者的道德意識越接近現代社會的現實狀態，法治的理想狀態就越能在社會中實現。而傳統的道德觀念如特權道德觀念、官本位道德觀念、權力崇拜道德觀念等，是與現代民主社會不相容的，是現代法治社會的嚴重障礙。這就要求立法者具有堅定的反傳統的意志力和對現代法治道德要求充分理解和接受的精神。 立法過分拔高道德要求，法律目標難以實現，同樣的，立法如降低道德要求，與傳統道德相妥協，則將使法律失去效用，立法目的無法實現。法律只有體現和貫徹現代社會法治道德基本要求，才能適應現代民主和法治社會的發展趨勢，同時也才能體現現代社會大多數人的共同意志和利益，才能得到人們的信賴和自覺遵守，樹立法律的權威。法律的權威並不是單靠國家強制的暴力來維護的，「法規乃是因為其合理性的內容才得保持其權威，換句話說，各種法規有社會性、倫理性方有其價值，不論法規怎樣完美，如違反人類之道德觀、倫理觀、社會觀者便不能完全其使命」。 法律的權威主要依靠法律自身內容與施行方式的優良品質，依靠法律深得人心、深入人心，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信任、崇敬和自願服從來樹立。違背現代社會法治道德基本要求的法律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和維護，必將歸於失敗。 ４、法律用語和立法技術是否大眾化。徐國棟教授對《法國民法典》的評價是：「用簡單、無技巧、通俗易懂，如同聖經一樣簡明的文體寫成，以便同廢除法律的專業化、技術化、復雜化的現象一起，廢除法學家的作用，使公民無需請教律師和法官就能讀懂法律。」 守法是法律實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內容，從一定意義上講，執法和司法只是法律實施的最後的保障，如果人人都能自覺遵守法律便無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存在的必要。要使人們自覺遵守法律，當然需要守法主體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識，但首先更要使他們了解法律，懂得法律，具備相當的法律知識，不能指望一個對法律規定一無所知的人會去自覺地遵守法律。而法律用語和立法技術的大眾化則使普通民眾掌握法律成為可能，法律如用模糊難懂的語言寫成，它就會由公共的和一般的變成私有的和特殊的，法學家就會成為人民仰其鼻息的法律的壟斷者，法律的實施便失去了民眾的基礎，法律實效也就無法得到充分的實現。 三、實現法律實效的立法對策 要使法律實效得到充分的實現，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如加強法制宣傳和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知識水平；加強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隊伍建設，建立一支高素質、專業化的執法、司法人員隊伍；完善法律實施的監督體系和制度；改革和完善司法工作的領導和管理體制等等。要使法律實效獲得充分的實現，當然也應完善法律自身，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法律體系。就立法工作而言，應採取如下對策： １、立法要從實際出發。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立法工作從實際出發，是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在立法工作中的運用。立法工作者應當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進行科學的論證，去發現和把握客觀規律和社會客觀現實需要，將其反映到法律上來。同時，當制定法律的現實基礎發生重大變化，對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時，應及時地對法律進行修改、補充或制定頒布新的法律。當然，法律並不總是被動地反映客觀規律和現實需要，立法活動是一種能動的活動，體現了立法者的主觀的能動的創造。法律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對立統一體，法律的客觀性是指法律反映了客觀規律的要求，其調整對象是客觀的，並且一經制定出來就獨立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外。法律的主觀性是指法律由人們依據其意志和願望以及他們自己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和把握而制定出來的。為使法律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不因客觀現實的發展變化而朝令夕改，立法活動應有一定的科學的創見和預見。這就要求立法者正確認識和把握客觀規律及其發展變化的趨勢，把現時雖尚未明朗，客觀現實尚未提出立法需要的問題事先在法律中加以規定。立法活動中，應辯證地處理好反映客觀現實需要和適度的超前性、預見性的關系。 ２、立法要體現民主精神和原則，走群眾路線。為了使法律能夠符合客觀存在的「事物的本質」，馬克思提出了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他說：「要能達到這一點，只有使法律成為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也就是說，它應該同人民的意志一起產生並由人民的意志所創立。」立法工作走群眾路線，不僅僅由我國政治制度的性質所決定，同時也是保證立法科學性的必然要求。立法工作只有體現民主精神和原則，走群眾路線，才能真正體現和反映人民的意志，法律才能深得人心、深入人心，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自覺遵守和維護。也只有這樣，才能集思廣益，吸取群眾的經驗和智慧，使法律符合客觀規律和社會現實需要。立法工作中，應特別注意徵求專家學者和實際工作部門的要求和意見。 ３、建立嚴格的完善的立法程序。立法活動是一項嚴肅的工作，立法活動從立法動議的提起到法律文件最終通過頒布往往要經過一系列的環節，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嚴格而完善的立法程序，一方面使法律的制定經過充分的醞釀和斟酌，使法律的規定具體、詳細、完整，並切實反映客觀實際。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種程序的機制，讓各種社會力量參與討論，協調他們的意見，避免法律體現部門利益的偏面規定，充分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體現民主精神的原則。因此，嚴格而完善的立法程序，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立法的科學性。 ４、法律結構的科學化。法律結構的科學化有三個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法律規定具體、嚴謹、完整；二是要求法律規定之間、法律文件之間協調一致；三是要求法律文件互相銜接、互相配套。近二十年來，我國制定頒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初步建立了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但不可否認，法律規定交叉重復，法律文件間互相矛盾、互相沖突的情況也大量存在，從而影響了法律整體實效的實現。因此有必要對現行的法律文件進行清理、修訂，消除其中的重復規定以及互相矛盾、互相抵觸的內容，按照法律自身嚴密的邏輯結構，形成完善的統一的法律體系。法律文件間的銜接配套的問題也值得重視，法律一般只規定和解決基本的問題，不可能也不應該在法律條文中規定和解決細小的問題。因此，在法律公布之後，需要適時地制定和公布有關的實施細則，各地也可根據立法許可權，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具體的實施辦法或補充規定，同時就其他相關的問題也應另外製定配套的法律文件，從而使各種法律文件間互相銜接和配套，形成統一有機的整體，保證法律的有效實施和實用效果。 ５、重視立法監督。我國的各種立法機構有其各自的立法許可權，只能在其立法許可權內制定有關的法律文件。由於立法機構不同，法律文件的效力層次也不同，低效力層次的法律文件不得與高效力層次的法律文件相抵觸。但在實踐中，越權立法，低效力層次法律文件的內容與高效力層次法律文件的內容相抵觸的情況也往往有之。因此應重視立法監督工作，下一級立法機構制定的法律規范性文件應按法定的程序報上一級立法機構備案或批准，由上一級立法機構對立法許可權、法律文件的內容等方面問題加以審查，對不符合規定的法律文件有權要求解釋、責令修正甚至予以撤銷，以保證法制的統一。 ６、加強法律解釋。法律規定雖然應當具有明確性，應當具體、肯定、完整，但抽象性、模糊性、原則性的規定有時也往往在所難免。這一方面源於語言文字表達本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有時也是立法技術方面的要求。因法律文件應避免龐雜繁瑣，法律規定不可能窮盡一切事理，模糊性和原則性的規定則留有一定的餘地，以利司法機關根據實際情況自由裁量，實現個別正義。但法律的模糊性、原則性的規定往往又給法律的實施造成困難，並有令法官肆意，妨礙法的安全的危險。為此，法律解釋實屬必要。同時，客觀現實總是變動不居，而法律制定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總是保持穩定，這就有可能造成法律落後於現實的狀況，一味強調嚴格執法，無異於削足適履。法律要適應變化的社會情勢而保持原有的形式和結構，可以採用解釋的方式。解釋就是通過類推及運用法律的方法來發展法律。 通過解釋，賦予法律條文以新的含義，以適應變化了的客觀現實，實現法律之實效。應當說明的是，法律解釋不僅僅是立法機構的工作，司法機關作為立法者的助手，對法律進行司法解釋，即所謂「法官造法」，是立法活動的延伸，對於充分實現法律的實效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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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人文主義？ 閱讀次數 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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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drea、蘇拉圖等

<center>沈浪、farmer、一二、andrea、蘇拉圖 於[民法典論壇]</center>

究竟什麼是人文主義？
【沈浪】 2002-4-20 22:44:57
或許我們需要一個清晰的、大家認同的定義。

【farmer】 2002-4-20 23:12:04
對於徐國棟老師率先提出的人文主義——我想應是「以人為本」之義吧。

【一二】 2002-4-20 23:29:52
美國學者沃特斯在其《中西方「人文主義」的歷史進程》一文中認為人文主義（humanism）「代表的是一種把人放在首位、極力維護個人尊嚴的思想」。

【andrea】 2002-4-21 8:51:22
真是，剛才寫的一個關於這一問題的不短的帖子丟掉了，可惜！簡單說，人文主義的民法觀就是把民法首先理解為市民社會的組織法，其次才把它理解為一個社會的財貨分配法的主張，而物文主義的民法觀就是把民法理解為「商品交換的法律工具」（舊表達，許多人還改口不了）或「市場經濟的基本法」（新表達）的主張。事實上，人文主義的民法觀並不排斥物文主義的民法觀，因為它包括了後者，不過比後者更全面。
為了怕丟，先發這個

【andrea】 2002-4-21 8:58:11
當代的物文主義的民法觀面臨一個難堪的矛盾，一方面，經過他們的努力，親屬法已經被請回民法，同時，他們還研究了「從契約到身份」、「消費者運動」、「女權運動」等現代民法新問題，因此，他們面臨的民法立法體系的現實與改革開放初期的民法前輩們面臨的極為不同，後者面對的民法就是光桿子的財產法，然而，兩代民法學者提出的民法調整對象理論卻完全相同甚至有所倒退（例如「平等主體」不講了），這就是說，新的立法體系現實（親屬法的回歸，它可不是用「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能說明的）和新的理論現實（「從契約到身份」、「消費者運動」、「女權運動」）尚未被整合並上升到民法調整對象理論的高度。

【蘇拉圖】 2002-4-21 23:17:59
筆者不揣淺陋，纂寫一篇研究人文主義的文章發表於下（<b>申明不得轉載</b>）

<center>人本主義、海德格爾與反人本主義——以《存在與時間》的解讀為中心
蘇拉圖

一</center>
近代西方哲學史的開端和終結都是「人」。
人本主義一詞，英文是「humanism」,系從德語humanismus譯過來的,而德語的該詞又是德國一位不知名的教育家在1808年根據拉丁文詞根humans杜撰出來的。 Humanism的中文譯名不甚統一，除「人本主義」之外，典型的譯文有「人道主義」，「人類中心主義」，「人性主義」，「人性論」以及「人文主義」。
在漢語語境「人道主義」有其特定的歷史涵義，在政治哲學和倫理學話語中它是一個關鍵詞，通常在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這種二元對立的方式中理解人道主義。 所以以人道主義譯humanism，略顯狹窄。 人類中心主義，一般指的是這樣的一種哲學：其認為傳統上人與自然的關系定位與「主－客」模式，人對自然征服、利用、改造，因而人與自然呈現一種以人為中心的狀況，這就是當今生態環境哲學所反對的哲學觀。Humanism固然含有主體性哲學的意思，但若完全歸結為這一點，似有遺漏之虞。人性主義和人性論，是一種直譯，但人性的涵義太廣，恆為古今中外思想家探討的主題，人性主義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指涉近代以來的西方的哲學思想方式，很難界說。至於「人性論」則是休謨的名篇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俗成的譯名。 人文主義是一個比較貼切的譯法，董樂山先生翻譯英國學者阿倫·布洛赫的《西方人文主義傳統》即其範例。筆者以為，人文主義和人文主義者（Humanist）是「文藝復興」時代常用的說法，並且與古典文藝總免不了瓜葛，從而限制了humanism的闡釋空間。實際上就阿倫·布洛赫介紹的西方「人文主義者」的一長串名單來看，遠非一般的「人文主義」所能涵蓋的。
因此，筆者傾向於在哲學語境中使用「人本主義」一詞。
與humanism同義的英文Anthropologism（德文Anthropologismus），直譯為「人類主義」。 Anthropo－這個詞根源於希臘文，意為「人」（man），如Anthropocentric人類中心主義， Anthropomorphism人義論，Anthropology人類學。 Anthropology人類學,可以在兩個意義上使用。其一，作為一門學科，人類學是研究特定人種的親屬、語言、風俗、宗教等制度的科學，如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主義人類學，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
其二，如果從知識社會學的來看，人類學在近代西方哲學思想中是一種元認識論，它是指這樣的一種認知和思維的方式：西方近代以來的哲學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元」的基礎之上，世界被當作客體，人是認識的主體（subject），知識的可靠來源是人類自身的理性。黑格爾認為，啟蒙以來，認識的出發點從中世紀的上帝轉移至人自身，從外在權威轉移到內在的理性。黑格爾說道，在近代哲學中，「人獲得了自信，信任自己的那種作為思維的思維，信任自己的感覺，信任自身以外的感性自然和自身以內的感性本性；在技術中、自然中發現了從事發明的興趣和樂趣。理智在現世的事物中發榮滋長；人意識到了自己的意志和成就，在自己棲身的地上、自己從事的行業中得到了樂趣，因為其中就有道理、有意義」。 在這樣的知識論中，人的思維、精神、意識的地位急劇的提升，從而使人類的理性取代了上帝，獲得了無上的尊嚴。
海德格爾在《世界圖像的時代》（1938）指出了人成為主體與世界成為圖像（客體）是同一進程，這兩大進程相互交叉，「這也就是說，對世界作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廣泛和深入，客體之顯現越是客觀，則主體也就越主觀地，亦即越迫切的凸現出來，世界觀和世界學說也就越無保留地變成一種關於人的學說，變成人類學，……在這里人類學(Anthropologie)這個名稱並不是指某種關於人的自然科學研究。它也不是指在基督教神學中被確定下來的關於受造的、墮落的和被拯救的人的學說它標志著那種對人的哲學解釋，這種哲學解釋從人出發並且以人為指歸……。」
根據福柯在《詞與物》（1966）中的分析，在西方自笛卡兒和康德以降的人文科學中，「人」同時作為「認識的主體」和「認識的客體」出現了，「人」被生物學、經濟學、語言學的知識話語，在生命、勞動、語言各方面建構出來，因此「人」是近代知識型的產物。所有這些研究人、製造人的學科，被福柯總稱為「人類學」。
從海德格爾和福柯對人類學的界定中我們可以看出，人類學在近代西方的知識論上具有一種「元認識論」的地位。正是把人作為主體，世界作為客體的人類學，為近代以來的西方各種學說、思潮奠定了一個新的基地，開辟了一個新的知識空間，各門科學和人文學科由此才獲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可以說沒有人類學就沒有西方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這個意義上講，人類學與人本主義是一種同構的關系,它們是對同一事物的不同表達方式。
<center>二</center>
無論如何，人本主義與文藝復興是分不開的。文藝復興是西方世界「祛魅」（韋伯語）的肇端，在這一運動中思想的焦點是將上帝之城的世俗化，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主體意識在這一過程中開始萌發。布克哈特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這一巨制中這樣描繪了這一景象：
在中世紀，人類意識的兩個方面——內心自省和外部觀察都一樣——一直是在一層共同的紗幕之下，處於睡眠或者半醒狀態。這層紗幕是由信仰、幻覺和幼稚的偏見織成的，……人類只是作為一個種族、民族、黨派或社團的一員——只有通過一般的范疇而意識到自己。在義大利，這層紗幕最先煙消雲散；對於國家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作客觀的處理和考慮成為可能的了。同時，主觀方面也相應地強調表現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個體，並且也這樣來認識自己。
布克哈特這里描述了文藝復興「發現世界」和「發現人」的兩個進程——前者探索客觀的外部世界，後者探索主觀的人的自身。轉換在哲學上，這種精神狀態可以表述為主體／客體、主觀／客觀、精神／物質、思維／存在等這樣一系列的二元對立的概念。這就是海德格爾對這一進程的總結：世界成為圖像（即客體、外部世界），與人成為主體乃是同一的過程。
人本主義為近代的西方各門科學和各種學說思潮，歷史性地開辟了新的知識空間。在這一新的空間，人本主義從哲學開始彌漫在的各種思潮中，哲學上的理性主義，政治學、經濟學和法學上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正是在人本主義的思想範式中展開的。
（一） 人本主義與理性主義、非理性主義
近代哲學鼻祖笛卡兒首先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確定了知識的來源是「我思」；康德將「我思」進一步精細化，在先驗哲學上進行推演，提出「自我的先驗架構」是一切知識的條件；而經過費希特的轉化，「自我」最終在黑格爾那裡成了實體化的「精神」，演變成徹底的客觀唯心主義。英國的經驗主義哲學雖然大不同於歐陸的理性哲學，但在人與自然、人與上帝的總體關繫上，同樣是理性主義的，即知識和信仰都是奠定在人類自身之上。 理性主義所說的理性是指人的理性，它相信人是理性的動物，人是萬物的尺度，只有從人的理性出發才能獲得正確的知識，從而使人擺脫了中世紀教會神學的束縛，精神進入了一個廣闊的自由發揮領域。
理性主義哲學所設計的人類形象是技術的人、抽象的人。在理性主義者看來，人在類本質上，在對自然的關繫上是技術化的人，在社會政治制度而言是抽象的人，這一點不管在大陸哲學還是英國經驗主義、資產階級哲學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都是一樣的。「技術化「是指人類通過自然科學所發現的世界不過是人類存在的物質基礎，人類必須發明各種技藝和工具克服自然界的必然性，使物為人所用。於是人與自然就是征服與被征服、改造與被改造的關系，人的最大的責任是不停的改進科學技術，達到最大的控制自然的目的。技術化移用到社會歷史領域，是社會制度的理性化。如馬克斯·韋伯所言，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政治法律制度，都是為了實現社會的「可計算性」的管理。以科學技術的手段管理社會的後果就是把人當成一個個可供計算的單元，科層制廣泛運用達到合理的控制人口、經濟、政治，總之資本主義制度一切都從提高效率和合理地組織經濟政治各項事業出發。 在這種理性化的過程中，人也被理性化為毫無個性的抽象的人。
無論是技術化還是抽象化，理性主義都是在總體的層面討論人的類本質，總是將人歸結為某一方面的特徵，如理性人、經濟人。而從不考慮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的個人，一個個具有感情和沖動的活生生的人。理性主義表現了人本主義的一個側面。
對理性主義哲學的反思由來已久，啟蒙的同時一股非理性的暗流就在涌動。帕斯卡爾說人是一根脆弱的葦草，具有幾何心靈和直覺心靈， 幾何心靈的不能逾越理性的界線，解決信仰和精神家園的歸宿問題。盧梭放言科學和文化的發展是人類的墮落而不是進步。這股暗流至19世紀末，逐漸匯聚經過叔本華、克爾凱郭爾、尼採的發揮，最終形成了浩浩盪盪的存在主義思潮。存在主義從人類的個體出發，認為人沒有類本質，不能將人歸結為某一點，如理性。現實中的人總是具體的感性的個體人，「我」應當從「我們」中劃分出來。「上帝死了」之後，現代人力圖以理性取代上帝，但事實上科學技術的發展並不能占據上帝退卻而留出的空間，信仰是無從依附，現代人被流放出精神家園，成為無家可歸的遊子。這就是現時代的精神狀況。
存在主義固然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但非理性主義仍然可以與人本主義結盟，形成更具有吸引力的人本主義。20世紀初薩特的存在主義流行一時，他就高呼「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本主義」。雖然非理性主義反對理性主義，批判技術理性和科學主義，但它最終還是將人的本質界定為個體的感性的「我」，說「存在先於本質」（薩特）就是承認人有本質或人的本質可以定義出來，這仍然是一種人本主義的形而上學。 因此可以說非理性主義是人本主義在哲學上的另一個變相。
（二） 人本主義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
在近代西方的經濟和政治法律的學說和制度實踐中，都可以看出人本主義作為「元敘事」的地位。
亞當·斯密以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都以「經濟人」作為經濟學的基石。經濟人假說以為人類都具有自私自利的本性，每個人都把效用最大化當作經濟行為的目的，而整個社會也會因為個人追逐私利的活動而達到富裕繁榮的結果。 此後邊沁、約翰·密爾的功利主義對經濟人作出補充，認為人是「一部快樂的機器」，理性地通過計算苦樂禍福選擇行為策略。至19世紀末，經濟人被新古典經濟學進一步數學化，使經濟人的神話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政治法律方面，由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等啟蒙思想家奠基的「社會契約論」，逐漸影響至整個歐洲大陸和美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這些思想家看來，人本來生活在自然狀態之中，具有天賦的自然權利，但為避免「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原子化的散沙狀態，於是人們簽訂了社會契約，轉讓保護人身和財產的權利給一個公共的機構，從而形成政府的管理社會的權力。這就是國家和政府的起源。 在他們看來，政府只不過是為了保護私人產權而順便存在的，當政府侵犯個人權利達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人們可以推翻政府重新回到自然狀態，通過社會契約建立新的國家。
對於古典經濟學和古典政治學來說，個人主義是作為方法論， 即從個人的行為出發，假定人類整體的經濟和政治活動的出發點是個人的理性行為和天賦權利。經濟的最終目的是使得個人的需要獲得滿足，政治的最終目的是保護個人的權利，社會是個人的集合，沒有個人就沒有社會的存在。由此衍生出經濟、政治、倫理、宗教等諸多面相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
非常顯而易見的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得以存在的知識空間只能是以人為起點和目的的人本主義，是人本主義為它們開辟了討論自由、人權、民主等問題的領域。 在以家族或上帝為本的社會中，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不可能生發出來的。
<center>三</center>
人本主義設想的人是理性的人、抽象的人、技術化的人、孤獨的人、非歷史的人，這些人只是人的一個側面，是人的一些碎片。拯救這種「人」的行動是從黑格爾開始的。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提出的「主奴辯證法」既是挽救啟蒙式主體性哲學的最後一次努力，也是第一次救贖人的努力。精神現象學就是關於人的意識的經驗科學，它考察的是主體（自我意識）在自然界和社會歷史領域的發展歷程。
黑格爾從自我意識出發，革命性地提出「他我」。黑格爾認為孤獨的自我意識就是「慾望的主體」，「自我意識只有通過揚棄它的對方（這對方對於它被表明是一個獨立的生命）才能確信它自己的存在」，「意識只有在一個別的自我意識中才獲得它的滿足」。
換言之，「慾望」為了達到自身的確認和滿足，必須以對象的存在為條件，沒有客體也就沒有主體，沒有對象也就沒有意識，「為了揚棄對方必須有對方存在」。在黑格爾看來，自我意識的對象是另一個具有同樣生命形態的自我意識，即「他人」。
從自我向他人的轉化，被黑格爾稱為「自我意識的雙重化」，「自我意識有另一個自我意識和它對立，它走到自身之外。這有雙重的意義，第一，它喪失了它自身，因為它發現它自身是另外一個東西；第二，它因而揚棄了那另外的東西，因為它也看見對方沒有真實的存在，反而在對方中看見它自己本身」 。
揚棄了對立面的自我意識就上升為「精神」，「精神是這樣的絕對的實體，它在它的對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獨立中，亦即在互相差異、各個獨立存在的自我意識中。作為它們的統一而存在：我就是我們，我們就是我。」
黑格爾的「自我＝他人」，「我就是我們，我們就是我」的人類形象，對啟蒙的人本主義哲學構成了沉重的一擊。但黑格爾仍然是從形而上學的「自我」出發，假設了「自我意識」的先驗性。將「自我」先從「他我」、「我們」中分出去，然後再通過揚棄自我過度到他我和我們，以達到成「我」與「我們」的統一，這種做法的問題是，將「自我」與「他我」、與「我們」源始性地分裂，就註定了任何解決問題的方法都沒有切中問題的本質。提問的方式已經錯位，如何能夠找到正確的路徑？黑格爾仍然脫離不了主體性哲學的窠臼。
20世紀初，胡塞爾的現象學一時成為顯學。胡塞爾現象學提出解決「自我」與「他人」的新思路，就是「主體間性」（Intersubjektivitaet）。現象學是為了給知識論尋求一個更可靠的、先驗的基礎，在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上，胡塞爾認為意識活動的對象（noema）是由意識活動（noesis）構成的，即沒有離開意識的客體和世界，一切都只存在於意識之內。「意識總是關於某物的意識」，即意識總是在構造著它的對象和客體。 胡塞爾意圖解決主客二分的難題，但「意識」是指誰的意識，是「我的」還是「我們的」？現象學如何避開唯我論？
胡塞爾為迴避康德式的主觀先驗論，也提出了他人的問題。知識的客觀性是指：一項對我有效的東西，只有對「我們」有效時才是客觀的。 胡塞爾指出，世界不僅是由我的先驗意識構成的，同時也是由別的先驗意識構成的，「他人」的出現否定了意識的孤獨性，也因此否定了唯我論。多個意識的並存就是「主體間性」。 一個意識如何確認別的意識呢？胡塞爾以「移情（empathy）說」進行解釋：當我看到別人的身體和行為與自己的身體和行為相似的時候，自我意識總是與自我身體相伴隨，從而產生他我的意識與他我的身體相伴隨的聯想，如此獲得對他我意識的確信。 然而胡塞爾與黑格爾同樣面臨的問題就是「他我」與「自我」分裂之後，無論以什麼辦法彌補其中的裂縫都是於事無補。所謂「主體間性」，首先是肯定「主體」和「自我意識」，然後再有主體的聯系，可見胡塞爾仍然在人本主義的主體性哲學範式中打轉。
20世紀的哲學據稱是「三H」（Hegel黑格爾,Hussel胡塞爾，Heidegger海德格爾）的時代。人本主義在胡塞爾和尼采那裡走到了盡頭，接下來就是海德格爾在人學方面的開創性工作。
<center>四</center>
海德格爾在早期的奠基性著作《存在與時間》 中開創了一種人學觀的轉向。
首先海德格爾從批判西方形而上學入手。他認為傳統的人本主義哲學從兩個方面定義「人」：其一，人是理性的動物；其二，基督教認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這就把人理解成一種「現成存在」，即將人固定化、本質化、實體化，歷數近代哲學上我思、意識、主體、理性都是一樣的人的模式。 海德格爾認為人這種「存在者」（或存在物）與其他的東西不同之處在於，人不能象定義物體一樣來定義，對於物體可以說它「是什麼」，但對於人不能說他「是什麼」。因為人有主動性，能夠感悟萬物的存在，能夠改造自身和世界，因此人不是「什麼」，而只能說人「去－是」或「去－存在」（Zu-sein）。海德格爾借用「此在」（Dasein）一詞來指代被形而上學污染過的「人」。他所說的此在（人），是一種非本質的定義，一種過程性的思維。「我們用此在這個名稱來指稱這個存在者（人），並不表達他是什麼（如桌子、椅子、樹），而是（表達他怎樣去是）表達其存在」。 也就是說，此在是什麼永遠有待於他去是、有待於他將來是什麼。普通的物體是「現成存在」、「本質存在」，是定型化的東西，而此在則充滿了各種可能性，因為此在有選擇性。
此在如何去是、去存在呢？如何在與世界、與他人的關系中體現其獨特的存在方式呢？即此在與世界、與他人的關系如何呢？筆者根據《存在與時間》里的若干段落來解讀海德格爾的「此在」觀點。
首先應該明白海德格爾與傳統哲學主客二元的認識論是不同的，此在與世界、與物的源始關系被他重新發現。海德格爾批判傳統人本主義關於主體與世界的思維模式，將人與物的關系僅僅看作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的關系，即人與世界被定位為一種知識論上的關系。不論是理性主義還是經驗主義，都把人類的心靈當作一面映射客觀世界的鏡子（羅蒂語），認識活動的目的就是使人的心靈最大地符合外部的客觀世界。這就是起源於柏拉圖的理念論的「真理符合論」，即真理是人類的認識與認識對象的完全符合同一，意識與存在的統一。而事實上並不存在先於人的認識存在的世界和客體本身（理念世界），人類在認識的同時也構造了認識的對象。鏡式哲學認識論這種邏輯上的錯誤的導致了主－客分離，人－世界的分裂，主體在這樣的認識論中就取得了優越的地位。海德格爾指出，如今人們習以為常的把認識當作「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系」，而這種看法所包含的真理卻是空洞的。
海德格爾認為，人（此在）與世界的本真關系不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此在與世界並不是先分裂，再彌合，毋寧說「此在總已經在世界之中」，世界也總是此在所屬的世界。人們一般都把世界當作「物」，進一步追問就碰上了「物性」和「實在」，笛卡兒就從這里發現了事物的「廣延性」。這樣的世界是「認識論化」的世界，是站在外部被「凝視」的世界。 而海德格爾以現象學的眼光，從事情本身出發，看到此在與世界內的諸存在者（桌子、椅子、樹）是「打交道」的關系，即此在總是在製作、使用工具中與用具發生關系，通過用具與世界打交道，而不是先認識後實踐。此在通過用具與世界發生的關系被稱為「操勞」，這種「使用用具狀態」被稱為「上手狀態」，「上手的東西根本不是從理論上來把握的」。 「例如用錘子來錘，並不把這個存在者當成擺在那裡的事物進行專題把握，這種使用也根本不曉得用具的結構本身。……錘本身揭示了錘子特有的『稱手』，我們稱用具的這種存在方式為上手狀態」。
因此傳統上人與物的凝視與被凝視、認識與被認識的關系，被海德格爾揭示為物我交融的關系。「對物越少的凝視，用它用的越起勁，對它的關系也就變得越源始」。 由此，物擺脫了形而上學的物性、客體性，人也不是主體、認識者。人並不是首先從世界中分裂出來然後再返回世界，而是本來在「操勞」之中就與世界交織在一起，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是在世界中的人，「此在總已經在世界中存在。」
<center>五</center>
此在與物質世界的關系就是與用具的「上手狀態」，但此在並非是孤立的此在，此在通過用具的指引作用而與他人（他在）的上手狀態發生關系。因為每樣用具並不是天然的，而是凝結了諸多他人的工作，例如錘子包含了煉鐵、木工等他人的勞作，「隨著工件一起來照面的不僅有上手的存在者，而且也有具有人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者。操勞活動所製作的東西就是為人而上手的。承用者和消費者生活於其中的那個世界也隨著這種存在者來照面，而那個世界同時就是我們的世界。」
海德格爾稱這樣的此在通過工具與他人照面的世界為「公眾世界」，周圍世界「隨著這個公眾世界被揭示出來，成為所有人都可以通達。」 由此，海德格爾進入他人共在問題的分析。他人緣何與此在來照面？海德格爾在「共同此在」一節（第三十六節）中寫道：
「對最切近的周圍世界進行描寫的結果是：他人隨同在勞動中供使用的用具『共同照面』了。……例如我們沿著園子的外邊走，它作為屬於某某人的園子顯現出來，由這個人維護的井井有條；這本用著的書是從某某人那裡買來的，是某某人贈送的，諸如此類。……這些在周圍世界上手的用具聯絡中如此『照面』的他人不能簡單地被聯想到一個首先只是現成的物之上去，這些『物件』在它們由之而來照面的世界中對於他人是上到手頭的，而這個世界也總是我的世界。」
於是他人隨同在勞動中供使用的用具來共同照面。海德格爾把此在與物件打交道稱為「操勞」，把此在與他人的共在稱為「操持」，此在的整體在世界上的狀態稱為「操心」。
此在必然與他人共在，那麼此在與他人的關系是怎樣的呢？傳統人本主義不僅把物當作客體，而且把「我－他」關系也理解為主客體關系。在《世界圖像的時代》（1938）里，海德格爾以為傳統哲學人與物的主客關系也適用於人與人，因為他人也是客觀世界的一部分，在世界成為圖像（客體）的同時，人也被當作對象：「人於是就成為對象意義上的存在者的表象者」。 有學者解釋這一點說：主體就是「一己」，一己把他人視為對象，從而對他人進行認識，進而利用之駕馭之，主體性哲學引起的嚴峻社會政治後果是社會人際關系的疏離。 人本主義形而上學不僅把人從世界中抽離出來，也把人從他人、從社會中剝離開，形成一種單子式的人，海德格爾稱之為「無世界的單純主體」、「無他人的絕緣自我」。
就海德格爾的本義來說，「他人」並不是恰當的術語，「他人」的主體性哲學的意味實在很濃。然而為了在傳統形而上學內達到表達其意思的目的，海德格爾卻不得不使用自黑格爾開始的「他人」。但海德格爾以極具反思的語言描述了這種不能說卻又不得不說的尷尬境況：
「但對他人來照面的情況的描述卻又總是以自己的此在為准。這種描述豈不是從把『我』高標特立加以絕緣的作法，所以才不得不尋找從這個絕緣的主體過度到他人的道路嗎？」
海德格爾以如下的方式反思他人的意涵：
「為了避免這種誤解，必須注意，這里是在什麼意義下來談『他人』的，『他人』並不等於說在我之外的全體余數，而這個我則從這全部余數中兀然特立；他人倒是我們本身多半與之無別，我們也在其中的那些人。」
「此在並非先行把自己的主體和其他也擺在那裡的諸主體加以

❻ 衡水金魚徐地址知道的告訴一下

衡水三絕
金魚，侯店毛筆，鼻煙壺
衡水的宮廷金魚,就是由北京「金魚徐」第十代傳人徐立才先生培育的中國金魚。

一、中國「金魚」的由來和變異

金魚是中國的國寶,它的祖先是野生鯽魚。

明•崇禎刻本《本草綱自》中推論金魚的祖先道：「晉恆沖游廬山,見湖中有赤鱗魚，即此也」。這也是現存資料中發現「紅色魚」的最早時間，距今約有1700年歷史。李時珍還記載了金魚的品種有鯉、鯽、鰍等，「鰍」最難得，「金鯽」最耐久活,自宋始有畜者,今則處處人家養玩矣。」 宋朝時的金魚主要就是具有金橙色的普通鯽魚。「金鯽」是對金魚最初的稱呼。那時的人對鯽魚的鮮亮色彩充滿了神秘感,宋開寶年間(西元968年)，吳越國第三任秀州(嘉興)刺史丁延贊，在嘉興城外一個池中發現金鯽魚，這個池因而被改為放生池,池中除金鯽外,還有其他魚鱉， 都被禁止捕捉。宋朝以來，大部分金鯽被輸送到達官貴族的小池塘中餵養,飼魚行業也應運而生。南宋愛國將領岳飛之孫岳珂(西元1214年)所著《桯史》中記載饒為有趣：「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為上， 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為池,置之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秘不肯言。或雲以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墨章的若漆，曰玳瑁魚，文采尤可觀。」(那時的金魚有鯉、有鯽，而人們為什麼認定金魚的祖先是鯽魚不是鯉魚呢?現代科學研究對此作了證明，日本的生物學家石原等曾用金魚和鯽魚的血清作沉澱反應試驗,證明金魚和鯽魚是同種, 我國的陳楨教授也指出鯽魚和金魚 屬同一學名。) 戴埴《鼠璞》(西元1241年)及(西元1274年)吳自牧的《夢梁錄》中都記載了專門飼賣金魚的行業——魚兒活行，以及用城市污水坑中的小紅蟲蝦蟣餵養金魚的情況。魚兒活行重視挑選異樣金魚,在不知不覺中開始了人工選種和保種。但是宋時金鯽的野性還大，而旦畜池養魚也不是一般人家所能負擔得，金鯽的變異很緩慢。

金魚的巨大變異和形成的優良品種，主要是生活條件的改變和人工選種共同作用的結果。西元968年出現「金鯽」的名稱 , 這說明鯽魚最初只是發生顏色變異，由灰色變成了金紅色,令人們開始注意和飼養。到西元1214年，出現了兩個品種：白色、花斑,此時還只是顏色的變化。到了西元1276年後,用木盆、陶土瓦盆養魚趨於普及,金魚的活動空間變小，游動緩慢,飼料完全 依靠人工供給,這些為它的形體器官發生較大變化創造了條件。到1547年金魚不僅盆養或缸養, 而且限於靠近水面40-50 厘米處。水溫的調節、餌料的供給、污物的清除、新鮮水的更換等等， 都依賴養魚人的技術,這種生活條件的巨大改變,促使金魚在生理、發育、形態上發生巨大的變化。例如狹長的體形變成圓短的蛋形，堅犟的單尾鰭變成軟、長、有傾斜面的雙尾。背鰭有的殘缺,有的乾脆沒有了。形象上與祖先差異很大，金魚在名稱上脫離了鯽字，被叫做五色魚、文魚、硃砂魚、火魚,最後統稱為金魚了。到1643年，金魚已變異出了雙尾、五花、雙臀、長鰭、短身等品種。西元1848年至1925年,開始了有意識的人工選種、育種，記載金魚雜交遺傳及飼養方法的著作大量出現,金魚從眼睛、頭、鱗、鰓、鰭、體形等各部都發生多種變異， 如由小黑眼變異出凸眼、望天眼、水泡眼、硃砂眼等。這時期出現了墨龍睛、獅頭、鵝頭、望天眼、水泡眼、絨球、翻鰓、藍、紫珍珠鱗等優良品種。從1163年到1925年金魚共變異出了19 個品種， 雙尾、雙臀、短身、長鰭成為這19 種金魚共同的變異過程和形態特徵。金魚的遺傳因數不穩定,每次產卵孵化的小魚中,除與親本相同者外，會出現很多形狀差異很明顯的「異族」。至今， 穩定的金魚品種大約有162種，分為兩大類：龍種、蛋種。龍種是指有背鰭、眼球突出眼眶外,大尾鰭一類的魚,如龍眼。蛋種是指無背鰭、體呈鴨蛋圓形、尾鰭小的品種，如虎頭、水泡眼、絨球、望天眼、水泡眼等。如果從進化史角度對金魚分類，還應再加入草種和文種。草種主要特徵是身形狹長、扁尖頭、小眼睛、單尾鰭， 是金魚的近祖。文種是指形體兩頭尖、嘴尖、小 眼、有背鰭和長有4尾大尾鰭的金魚，是革種的後代。我國金魚飼養分南北兩大派，一是杭州金魚， 一是北京金魚。杭州是金魚的發源地,北京對金魚品種有了進一步育新。

二、「金魚徐」史話

金魚徐家祖籍山東寧津縣,先祖主要乾的是挑擔子走街串巷鋦盆鋦碗這一行,後來迷上了養「小紅魚」，幾經失敗,終於成功,並且積累了不少經驗,逐漸形成了規模，於是邊鋦盆鋦碗,邊賣小金魚,後來乾脆干起了養魚的營生。以後舉家遷到濟南府,養魚的手藝也在濟南地界出了名。

相傳乾隆皇帝下江南巡遊回京，一天由兩個太監陪著在御花園散心,他踱到放生池邊,看著水中游弋的十幾條紅魚,皺起了眉頭,問身旁的梁太監：「朕南巡之時，曾於濟南見到過紅魚,體美色艷,惹人喜愛,何不遣來!」皇上之言，正中梁太監下懷,他立馬跪地啟奏：「回萬歲爺話, 奴才有一姨親姓徐,是濟南府養魚第一好手,萬歲爺若喜歡,奴才去把他傳來,專為萬歲爺養宮魚,伺候皇上。」乾隆皇帝道：「你速速辦來」。於是, 濟南府養金魚的徐家老少捲起鋪蓋,進了北京城。徐家進京,將大本營扎在了前門外「金銀池」東岸的「牟家井」(今天壇公園北門西北一里許)。當時,「金銀池」坑塘多、泉眼多,水質好,經整理挖掘形成大大小小近百個魚坑、 魚塘來飼養金魚,「金銀池」也自然而然叫成了「金魚池」。徐家先祖進宮後,拿出絕活,把金魚養得條條膘肥體大,艷麗多姿,乾隆皇帝龍心大悅,連稱：「國之寶也,真不愧是養魚的高手,那就封你徐家為金魚徐吧」。從此,京城裡有了「金魚徐」這一御賜稱號。

自徐立才曾祖徐文元以上的祖輩都在宮內養魚,徐立才的大祖父徐國真和三祖父徐國興都曾輪流在每年農歷正月二十三以後挑著本家培育的上等金魚品種去交宮魚,到宮內再由徐家人管理和飼養。每次交宮魚都會得到皇帝的賞踢。所交的宮魚一是品種新鮮,二是個頭大,一般都在一尺左右,三是份量沉,多是七八兩, 以紅頭繩串系金魚背鰭,但不能損壞。宮內養魚的容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鎮官窯燒制的大瓷盆,後來是柏木製成的大木海(木盆),直徑5尺,高40公分, 以紅色或綠色漆塗面,有三道黃色流金的鐵箍。另外,有特製的十六套和大八套灰泥瓦盆。徐文元和這一代的徐文福、徐文奎、徐文海等每年寒露以後在皇宮御花園放生池撈魚選種進魚洞子 (溫室)過冬,生活倒也安穩。「金魚池」邊的徐家迅速繁盛起來,人口近百,又居住集中,人稱「徐一窩」，與附近因住處類似庄園大戶被稱為「牟一寨」的牟家和因居住分散,被稱為「張一片」的張家成為「金魚池」東岸的三大養魚世家。宣統退位以後,徐家不再繳「宮魚」,也吃不上「 皇糧」了。為了生計,徐家哥們分了家,分別開設魚場,有徐立才的叔伯大祖父徐國棟開的「泉海魚場」,叔伯三祖父徐國興家開設的「永興魚場」，徐立才的大祖父徐國真、祖父徐國森、三祖父徐國瑞則繼承了其父徐文元開辦的「來順魚場」。由於時局動湯,養金魚這一行很不景氣, 家道日漸破落。徐立才的父親徐世英兄弟8個,一邊經營自家的小魚場,一邊干雜活,勉犟維持生計,身為大哥的徐世英夏天養魚、冬天拉冰,什麼雜活都干。他每天清晨到北京南苑航空公司當腳行,挑一二百斤的東西,下午到戲院當茶房、賣票,晚上散戲後又到金魚池姚家冰橋拉冰,一年到頭辛辛苦苦。1947年10月的一天,徐家魚場突然來了兩個國民黨傷病員看魚,看著看著就動手亂撈,攥得魚在手裡亂動, 徐立才的母親看在眼裡,疼在心上,跑過去搶下金魚放回魚缸,與國民黨傷病員爭論起來,遭到國民黨兵的拳打,他們隨即又拿起磚頭要砸魚缸,被人們好說歹說勸走,第二天兩個傷兵叫來了五六個幫手,拿著鞭子,拐杖,進門便要砸魚場,恰巧徐世英剛進家門, 急忙上前拉住評理, 一名姓張的軍官認出徐世英是北京大柵欄同樂戲院的茶房,而他又常去白看戲,多少給了徐家點面子,徐家魚場才免遭一場劫難。生活的珉辛,並沒有阻擋住徐家飼養金魚的傳統,「金魚徐」十輩子養魚沒有發財的,但為什麼這門手藝沒有斷檔呢? 徐世英老人說：「祖宗傳下來的行當多窮多難也得維護著, 丟了對不起先人。再說,侍弄這么好看的玩意兒, 心裡頭舒坦高興。沒有它,心裡沒著沒落,丟了魂似的坐不住哇……」。到北京解放時,徐家還供著兩條扁擔,一條是老祖先挑挑子鋦盆鋦碗的扁擔,一條是乾隆皇帝御賜扁擔,另外還保存著「金魚徐」扁,以及朝服、朝靴、腰牌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現今只保存著一塊著一塊「來順魚房」金扁,長約一米,寬60公分,厚8公分。

解放後,「金魚徐」的養魚技術得到政府重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印建交不久,印度政府贈送我國大象以示友好,1955年,印度總理尼赫魯60大壽,周恩來總理代表我國政府贈送象徵「鹿鶴同春」和「和平、友好」的仙鶴、梅花鹿、金魚做為回禮。當時年僅二十幾歲的徐金生( 徐立才的叔叔),擔起護送百尾名貴金魚的重任,飛機抵達新德里時,尼赫魯總理親臨接禮,傳為一時佳話。徐立才的父親徐世英在1954年曾為蘇聯、波蘭、捷克、日本大使館當過「魚把式」。1958年任北京紫竹院公園金魚場把式,1971年搬到北京天壇公園金魚場任場長,1985年退休後任北京市觀賞魚養殖場場長(北京南宛)，侍候了一輩子金魚。1990年,徐世英老人在衡水去世

衡水金魚

徐世英老人生前曾說「徐家和衡水是有緣的,『徐』與『衡』二字都是雙立人起筆,『衡』 字中間又是個『魚』字,『衡水』二字有魚有水,是塊養金魚的寶地」。雖是生活戲言,但是到衡水來順金魚養殖場看看那一尾尾於碧波池中雍容閑雅、流光溢彩、紅色如金、白色如銀集夭地之靈秀俊逸的「金鱗仙子」「水中牡丹」,方才感嘆此話不假。

徐立才20多歲時,趕上了「文化大革命」, 被「下放」到衡水黑龍港流域的偏僻農村。即使是在這種「政治掛帥」的年月, 他仍省吃儉用,攢錢買有關養魚的書籍,精心研瀆,在緊張勞作之餘,偷偷飼養金魚。1982年,徐立才受衡水園林處聘請,建起了中華公園金魚養殖場,歷經磨難的「金魚徐」家又有了一方用武之地,揚眉吐氣的徐立才正式操起了祖業。

金魚雖小,養殖頗難。從金魚的選擇、培育,雌雄產卵照顧,魚卵發育孵化到幼魚的護理, 都需要十分細致的技術。僅種魚的選擇就有八句口決「健康無病,身粗而勻。尾大而正,睛齊而稱。體正而圓,口圍而闊。生長良好,體無外傷。水中游動,穩里平正。身材花紋, 肥壯豐美。背鰭尾鰭,無殘無跡。基因穩定,方可入格。」一個好的金魚品種經過培育出來,鞏固變異,保證遺傳往往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時間。徐立才的父親曾利用僅有的一條「鵝頭紅」與兩尾雄性「齊腮紅」雜交,經過5年時間成功培育出標準的「鵝頭紅」,二十世紀80年代初在紐約中國宮廷金魚展覽會上,「鵝頭紅」品種以1200美元被搶購一空。徐立才在大量承接祖傳技藝基礎上廣納優種,大膽創新,不僅用「紅龍睛球」與「紅頭龍睛」雜交育出了「紅頭龍睛球」,用「紅白花蛋球」和「五龍睛」雜交育出了「五花龍蛋球」,還用「紅白花龍睛」與「紅頭龍睛」雜交育出了魚身上有12塊紅的「十二紅龍睛」,使失傳400多年的「十二紅龍睛」重現於世。他根據「公出頭,母出尾」規律,利用「紅龍睛球」與「黑牡丹」雜交育出了「墨袍赤球」,被金魚界稱為稀世絕品。1986年10 月,在深圳市蛇口海上世界游樂中心舉辦的中國花卉展上,肚皮雪白,頭呈黑色魚體兩側兩根深藍色缐條直向後尾的標准「喜鵲花龍種球」得到港商交口稱贊,稱其「世界稀有」。1999年,徐立才攜帶「王字虎頭、赤球紫綢袍、鵝頭紅、紅獅子頭、鶴頂紅、鼓眼獅子頭、紅蝴蝶尾、紫獅子頭」等25個品種近百尾名貴金魚參加了昆明世博會,為絡繹不絕的參觀團講解了大量金魚養殖知識,在展現衡水培育金魚的精湛技藝的同時,使人一睹「金魚徐」 朴實厚道的人格風采。幾十年來,徐立才先後培育和挽救了10餘種絕品金魚,如「紅頭望天、虎頭水泡眼、瑪瑙眼、白王冠」等,他培育的「紫獅頭、赤球紫羅袍和王字珍珠、紅頭鼓眼帽子」 分別被中國花卉協會、上海市花卉協會評為二等獎和三等獎。

金魚場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如今遷至衡水市人民企園西側的來順金魚養殖場，水面已達800 平方米,年生產十幾萬尾金魚,品種達64個,其中較為名貴的有「鶴頂紅、王字虎頭、硃砂眼水泡、喜鵲花龍睛球、十二紅龍睛、桔瓣獅子頭、赤兔虎頭」等。衡水宮廷金魚源源不斷被銷往印尼、新加坡、泰國、美國及我國港、澳地區,象徵和平、友誼、美好的金魚,成為加犟我國和世界各國友好往來的金鱗大使。李先念、王任重、林麗韞、劉瀾濤、芮杏文等國家領導人和外國遊客來衡水金魚養殖場參觀都給予了高度贊譽,1989年4月6日,李先念主席到魚場參觀後,握著徐立才的雙手,親切誇他「為衡水爭光」。1998年4月20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民盟名譽主席、著名經濟學家費孝通為魚場揮筆題詞「國寶謹珍育,傳世賴後人」。

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琴棋書畫四大雅好和花鳥蟲魚四大雅趣充實滋潤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今天的衡水宮廷金魚以古文明那種深蘊於中、源於自然的大氣、睿智、雍容閑雅和美好精妙,讓我們在極大豐富的物質文明享受中體會到精神文明的博大厚重。願神態嫵媚、風韻嬌柔的金魚在衡水這塊寶地生長得更加絢麗飄逸;願衡水的金魚事業不斷光大,為人類精神文化遺產再添華章。

侯店制筆業始於明朝永樂二年，盛於清代。相傳，清光緒年間，侯店有個叫李文魁 的制筆藝人在北京城開筆庄侯店毛筆，因毛筆製作精良，被一個愛好書法的太監看中。有一 次，他在光緒皇帝面前推薦李文魁的毛筆，光緒一用果然不錯，便封之為「宮廷御筆」，隨之名聲大振，京城的文人、仕宦爭相購買李文魁的「侯店毛筆」，筆庄也日益興旺。從此，侯店獨具一格的制筆工藝便世代流傳下來
侯店毛筆，亦稱之為「侯筆」，古稱象筆。始於明永樂年間，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清朝被奉為御用，衡水因此被稱為「毛筆聖地」、「北國筆鄉」。侯店毛筆品種多達二百七十多種，筆長桿硬，剛柔相濟，含墨飽滿而不滴，行筆流暢而不滯。主要產於「衡水毛筆之鄉」桃城區候店村。侯店毛筆筆尖選取黃狼尾、香狐尾、南山羊毛、羊須、白馬毛、牛耳毛等各種動物毫毛為原料，筆桿採用毛竹、紫竹、斑竹、湘妃竹、鳳眼竹等材料，筆桿上嵌裝牙、骨、角、竹、硬木等多種樣式口頂。生產工藝精細，樣式新穎、造型美觀。尤其配上紅木、黃楊木和象牙等材料，精心雕刻鑲嵌的二龍戲珠、龍鳳呈祥、雙鳳展翅、鳳凰戲牡丹以及古裝人物、山水花木等圖案的高檔筆桿，更似錦上添花，成為一件件既有實用價值，而又精緻高雅的工藝美術品。深受國內外書法愛好者的喜愛和贊賞。

制筆工藝分水盆、零活、干作、刻字、色裝等三百多道手工操作工序。整個流程全部執行嚴格的檢查驗收制度，使產品質量穩定可靠。侯店毛筆中「風雲」、「水月」、「小狼毫」等多種毛筆被天津口岸定為「信得過的免檢產品」。 侯店毛筆暢銷日本、新加坡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年出口量達三百多萬支

鼻煙壺的起源

吸鼻煙的習俗，源自煙草發明者印第安人。義大利人大約在14世紀選用上好的煙葉、摻入薄荷、冰片等葯材碾成粉，密封入窖陳化，經數年而生產商業化的鼻煙。

漢人吸聞鼻煙始於明代。明末鼻煙進口甚少，僅廣東一地有人吸聞。康熙開放海禁，西方傳教士攜帶大量的鼻煙和盛裝鼻煙的玻璃瓶。吸鼻煙漸成風尚。西方諸國相率進貢鼻煙和玻璃制的鼻煙瓶，先是葡萄牙，接著是英、法等國。乾隆皇帝常以鼻煙賜賞王公大臣，如此上下沿習，漸漸地吸鼻煙成為社會時尚。

鼻煙壺是專門盛裝鼻煙用的，為了便於攜帶，一般大小如一包香煙。從存世遺物中，順治程榮章造的銅雕雲龍鼻煙壺二十餘件鼻煙壺，是最早的鼻煙壺。康熙對西方工藝品情有獨鍾，他吸納了一批通曉玻璃煙壺製作和畫琺琅的西方人，於紫禁城內製作鼻煙壺。鼻煙壺藝術在乾隆一朝達到極盛。玩賞收藏鼻煙壺成風，盛入鼻煙的用途漸至其次。中國傳統藝術的全部技藝：繪畫、書法、燒瓷、施釉、碾玉、冶犀、刻牙、雕竹、剔漆、套料、盪匏、鑲金銀、嵌螺鈿、貼黃等等都用在了鼻煙壺上。乾隆時鼻煙壺成了鬥富顯示身份的東西。

鼻煙壺的傳說

內畫的形成有一段有趣的傳說，乾隆末年，一位地方上的小官吏進京辦事，他為人正直，為官清廉，希望以正常途徑得到辦理。由於 朝廷官員辦事效率低，也沒有進行賄賂，盡管等了很長時間，但他的事仍一拖再拖。地方小官吏錢糧耗盡，無奈的寄宿 在京城的一所寺廟里，他嗜好鼻煙成癖，當玻璃鼻煙壺中的鼻煙用盡時，他便用煙簽去掏挖壺壁上粘有的鼻煙，在內壁上形成許多的劃痕，這個鼻煙壺讓一個有心機和尚看見，這和尚通過實驗，用竹簽烤彎削出尖頭，蘸上墨在透明的鼻煙壺的內壁上畫上圖畫，這種奇特的畫就誕生了。

最初的內畫鼻煙壺是內壁沒有磨砂的透明玻璃壺，因為內壁光滑，不易附著墨和顏色，只能畫一些簡單的畫面和圖案，比如：蟈蟈白菜、龍、鳳和簡筆的山水、人物等，後來，藝人們用鐵砂和金剛砂加水在鼻煙壺的內面來回的搖磨，這樣使鼻煙壺的內壁呈乳白色的磨砂玻璃，細膩而不光滑，容易附著墨色，效果就象宣紙一樣，內畫鼻煙壺後來出現了一些比較精細的作品，再後來發展為詩書畫並茂藝術精品。

鼻煙壺是如何製作的？

鼻煙壺是一種傳統工藝品，始於明朝，盛於清代。內畫鼻煙壺出現於嘉慶末年道光初期。它是用特製的微小勾形畫筆，在透明的壺內繪制而成的。最初的內畫鼻煙壺是內壁沒有磨砂的透明玻璃壺，因為內壁光滑，不易附著墨和顏色，只能畫一些簡單的畫面和圖案，比如：蟈蟈白菜、龍、鳳和簡筆的山水、人物等，後來，藝人們用鐵砂和金剛砂加水在鼻煙壺的內面來回的搖磨，這樣使鼻煙壺的內壁呈乳白色的磨砂玻璃，細膩而不光滑，容易附著墨色，效果就象宣紙一樣，內畫鼻煙壺後來出現了一些比較精細的作品，再後來發展為詩書畫並茂藝術精品。
衡水一壺齋工藝品有限公司（原衡水市特種工藝廠）是「冀派」內畫鼻煙壺的發祥地。1972年創建.

鼻煙傳入中國後，中國人先是利用傳統葯瓶盛放鼻煙，在此基礎上利用了多種材質和製作工藝來完善鼻煙的盛具。他們在使用過程中發現，這種口小腹大的瓶子存放鼻煙更有好處，能夠保證鼻煙在長期使用也不變質，並且攜帶方便,樣式具有中國傳統的美感，因此受到鼻煙煙民們的喜愛。 在中國的清代，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吸聞鼻煙甚是風行。以皇帝為首的封建貴族，奢靡至極，他們使用的鼻煙壺往往搜集名貴的材料，技藝精湛的工匠為他們設計、製造的。在國際上有的收藏家認為，鼻煙壺是集中國工藝美術之大成的袖珍藝術。

鼻煙壺從材質上分為：

金屬 玉石 有機物 陶瓷 料器 內畫

簡介:

鼻煙是在研磨極細的優質煙草末中，摻入麝香等名貴葯材，並在密封蠟丸中陳化數年以至數十年而成。吸聞此煙，對解除疲勞起著一定的作用。它起源於美洲印地安，後被歐洲到美洲探險的旅行家發現，帶回歐洲，很快流行一時。當時法國宮廷里上至國王、王子、公主，下至仆從，都竟相吸聞鼻煙，把此舉當成一種時髦。拿破崙一世也是一個嗜喜鼻煙愛好者 ，據記載他每月耗費鼻煙達7磅多。

衡水老白乾
衡水特製老白乾是河北地方名酒之一，居全省清香型白酒之首。

衡水老白乾酒的釀造歷史源遠流長。據文字記載可追溯到漢代，正式定名於明代。衡水酒的釀造生產1900年基本上沒有間斷。

衡水老白乾酒傳統的釀造工藝世代流傳。衡水老白乾酒以優質高梁為原料，純小麥曲為糖化發酵劑，採用傳統的老五甑工藝和兩排清工藝，地缸發酵，精心釀制而成。她以其獨特的生產工藝造就了芳香秀雅、醇厚豐柔、甘冽爽凈、回味悠長的典型風格。今天的衡水老白幹人在秉承傳統釀造工藝的同時，不斷研究探索與完善，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藝，使產品質量日臻穩定，從而使衡水老白乾酒以其典型風格與濃香、醬香、清香型等白酒共立於中華酒林。

衡水老白乾自古享有盛名。明代、衡水酒有「隔牆三家醉，開壇十里香」之譽。據傳，明嘉慶年間建造衡水木橋時，城內有家「德源涌」酒店，很有名望，建橋工匠常到此聚飲，飲後贊曰：「真潔，好乾！」後取名：「老白乾」。所謂「老」，是指歷史悠久；「白」，是指酒質清澈；「干」，是指酒度高，達67度。其味「聞著清香，入口甜香，飲後余香」。民國23年(1934)參加過巴拿馬物賽會，民國37年(1948)在匈牙利展出，1952年曾作為祖國的名特產之一，當作慰問品送到朝鮮戰場。

滏陽河
滏陽河發源於邯鄲峰峰礦區滏山南麓，故名滏陽河，流經邯鄲、邢台、衡水，在滄州地區的獻縣與滹沱河匯流後稱子牙河。全長402公里，是一條防洪、灌溉、排澇、航運等綜合利用的骨幹河道。

很早以前，沿河的航運和灌溉事業就有所發展，歷史上滏陽河曾是邯鄲至天津的主要航運交通線，往來船隻很多。清朝末年，寧晉縣十字河還設有船捐局和貨棧飯店等，商旅雲集。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仍有貨船往返，沿河還可澆地五十一萬畝。七十年代以來，由於上游工農業生產大量用水，河水減少，除汛期外經常斷流，航運已被陸路交通所代替.

滏陽河過去由於河道上大下小且有彎曲，過水能力與來水量很不適應，每到汛期渲泄不及，洪水經常泛濫成災。建國後進行了多次治理，沿河修建了橋梁、攔河閘、涵洞，開挖了向留壘河的分洪道，減輕了洪水對下游的壓力。現在滏陽河的總過水能力較前增加了許多，遇六三年型的洪水可以安全通過，基本解除了滏陽河的水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