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知識產權法的立法起源
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創造、使用智力成果而產生的，以及在確認、保護與行使智力成果所有人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之總稱。
㈡ 為什麼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
摘 要：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有分散型、集中型和結合型三種。從現實選擇上，我國關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歷史演變過程。從未來走向上，盡管各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但分散型立法模式應當是我國大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因為，「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知識產權犯罪作為行政犯以及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等特徵都決定了分散型立法模式是未來的恰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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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是人類的智慧結晶，它造福於人類，因此，必須對知識產權予以保護，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可以是民事的，也可以是行政的，還可以是刑事的，本文擬對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問題略作探討。
一、各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考察
縱觀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其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方式：
1．分散型的立法模式
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附屬刑法立法模式，就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中設置獨立的罪名和法定刑，而在刑法典中則沒有規定相應的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分散性的立法模式是當今世界較為普遍的立法體例，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多數國家均採用這種立法模式。例如在著作權的刑法立法中，英國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規定在《著作權法》第107條中；美國將侵犯著作權的刑事犯罪規定在《版權法》第506條中；德國則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集中規定在著作權法中，刑法典沒有設置關於侵犯著作權犯罪的任何刑事處罰條款；義大利則由《版權法》第171條至第174條規定侵犯著作權犯罪；日本自1971年生效並進行了數次修訂的《著作權法》第l19條至第124條規定了侵犯著作權的犯罪及其刑事責任。
2．集中型立法模式
集中型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刑法典模式，即以刑法典的方式規定所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構成及其刑事責任。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多以此類立法方式為主。例如，《巴西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187條、188條分別規定，沒有經專利所有權人或讓與人的許可而生產屬於專利的產品，利用屬於專利產品的程序與方法，進口、出口、出賣、推銷或者以出賣為目的隱藏、接受侵犯專利的產品，並把非專利權作為自己的專利權而進行工業生產的，分別處以拘役或罰金。我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則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中，顯然也屬於這種集中型的立法模式。
3．結合型立法模式
結合性立法模式，就是在刑法和知識產權法中都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例如，法國關於侵犯商標權的犯罪規定在《法國製造業、商業、和服務業商標法》第27條至第34條中，援引了《法國刑法典》第422條和第423條的規定。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現實考察
（一）立法演進：立法模式從分散到集中
從1979年到1997年，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發展過程。
從1949年到1979 年我國第一部《刑法》制定和頒布期間，整個經濟社會的調控模式是以計劃經濟為主，這種高度控制的計劃經濟政策和「反傑出人物論」（Anti-elitist Ideology）否定了知識資產的私有產權制度。因此，當時我國基本沒有知識產權法，尤其是空缺版權制度。替代知識產權法的是事實上運行無效的獎勵制度。1979年我國頒布的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第127條規定了假冒注冊商標罪。此後，我國改革開放日漸全面深入，為了保證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的可能性，我國需要從先進國家取得技術但同時面臨來自技術先進國家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壓力，為了顧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局，在內外壓力下，我國開始建立知識產權制度，並逐步以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的方式建立起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體系。
1．以單行刑法模式保護商標權和著作權
1982年，我國通過了保護商標的專門法律——《商標法》，該法第40條規定：「假冒他人注冊商標，包括擅自製造或者銷售他人注冊商標標識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可以並處罰款外，對直接責任人員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993年我國對《商標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改。修訂後的《商標法》第40條關於商標刑事責任的規定增加了兩種具體行為方式：一是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二是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與《商標法》修訂的同時，1993年2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我國第一部商標權刑法保護的單行刑法，即《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
由於我國1979年《刑法》和1990年《著作權法》都沒有規定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面對日益嚴重的盜版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對於嚴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只能以投機倒把罪加以處理。如1987年11月27日發布的《關於依法嚴懲非法出版犯罪活動的通知》規定：以牟取暴利為目的，從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發行、銷售活動、非法經營或者非法獲利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以《刑法》第117條投機倒把罪論處；數額巨大的，適用《刑法》第118條；情節特別嚴重的，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第1條第（1）項的規定。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的困境，1994年7月5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決定》，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對著作權進行刑法保護的單行刑事法律，彌補了我國著作權刑法保護立法的不足。
2．以附屬刑法模式保護專利權
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規定侵犯專利權的犯罪。1984年3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專利法。該法第63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127條的規定（假冒注冊商標罪——作者注）追究刑事責任。」這實際上是用附屬刑法的方式明確了假冒專利行為的刑事責任。1992年9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但並沒有對侵犯專利權的刑事條款做出修改。
由此可以看出，在1997 年以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規定相當分散，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據除了刑法典之外，還包括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這導致1979年刑法典分則中對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已被各種決定和補充規定替代。
到1997年刑法典修訂時，由於此次修訂刑法的指導思想之一即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將刑法實施十七年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①]因此，1997年刑法典修訂後，侵犯知識產權罪被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即「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之中。這表明，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由附屬刑法和單行刑法的分散型模式發展成為刑法典的集中型模式。
（二）孰優孰劣：兩種立法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國現行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單軌制的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優點：第一，我國現行刑法將許多關於知識產權犯罪的單行刑事法律的內容，納入刑法典中並設立專章，這有利於增強刑法的科學性、統一性和體系性，有利於增加刑法的威懾力；第二，集中型立法使得刑法淵源集中統一，有利於刑法罪名的系統化、集中化，有利於充分揭示知識產權犯罪的共性特徵，便於綜合比較分析各種知識產權犯罪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協調個罪的罪名、法定刑以及定罪和量刑的情節，增強個罪之間的協調性，從形式上有利於司法機關適用。當然，採用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做法也有不足之處：一是集中型模式容易產生立法滯後，不能及時有效適應司法實際需要。由於立法者的理性有限和社會復雜多變，因而不可能制定出一個包羅萬象和永恆使用的法典，這就使任何法典都具有漏洞和滯後性，不能適應社會迅速發展的需要。如在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飛速變化的情況下，刑法典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可能陷於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境地：如果及時修改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內容，則有可能削弱刑法典的穩定性；但如果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又有可能使知識產權的刑事法律規定因不能及時進行調整而滯後於社會經濟生活的變遷，不能有效地發揮刑事法律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應有作用。二是集中型立法模式容易造成罪狀規定的簡單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規范與其依託的相關法律形成毛與皮分離的現象。[②]
相對於集中型單軌制的立法模式，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是一個利弊共存的選擇。一方面，分散型立法模式具有許多優點：首先具有適時性、靈活性的優點，立法者可以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需要，及時予以制定頒布，因此，這種立法模式最能適合形勢的需要。特別是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其立法基本上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因此舊的法律頻繁修訂，新的法律次第產生，比如，我國1984年頒布的《專利法》分別在1992年、2002年和2008年進行修訂；1983年制定頒布的《商標法》則在1993年和2002年進行修訂。其次，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把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規定在同一法律中，使三種法律責任相互聯系、相互銜接，共同構建完整的法律制裁體系，有效地增加了法律的嚴肅性、穩定性和立法內在體系的科學性。最後，分散型立法模式使得罪狀的描述可以細致化，便於司法實踐和操作。同時也使知識產權法規中的刑事制裁部分更緊密地與權利、義務部分結合在一起，從而大大地強化了知識產權法規的社會效果。[③]但另一方面，這種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不利於保持刑法典的體系性，容易讓一個國家的刑法淵源四處散落，削弱刑法典的核心地位。
三、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一）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理論之爭
由於知識產權的兩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因此，關於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選擇，刑法理論上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集中型模式說認為，在我國集中型的立法模式更為合理，因為隨著現行刑法典的頒布和實施，完備、統一的刑法典已經成為立法者現實的價值追求並已客觀物化。因此，立足於我國的現實立法和立法傳統，採取集中型的立法模式似乎更為合理。[④]
主張結合型立法模式的學者認為，採用德國、法國等國結合刑法典和知識產權法規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結合型模式，在維護刑法典的權威性與穩定性的同時，能夠兼顧知識產權犯罪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對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進行修訂與補充，從而合理地組織對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反應，無疑更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要求，值得我國效仿。[⑤]
分散型模式認為，我國當前採用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弊端，建議「將有關刑事規范分散規定在單行的知識產權法或其他法律中，同時完善對罪狀和犯罪行為的表述，科學設立與犯罪危害程度相適應的法定刑」，即採用附屬刑法規范的形式來規定知識產權犯罪。[⑥]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對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究竟是選擇集中型立法模式，還是分散型立法模式，抑或是結合型立法模式，應當根據我國刑事立法的方向以及不同犯罪的特點來選擇適用。因此，我國刑事立法的未來發展方向以及知識產權犯罪屬於法定犯的特點，決定了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應當採用分散式立法模式，即通過附屬刑法規范規定知識產權犯罪。其理由是：
1．「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
由於知識產權犯罪都以違反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為前提，因此，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的修訂，往往會導致知識產權犯罪內容的變化。如果採用在刑法典和其他知識產權法中都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結合型立法模式，則不僅可能導致立法負擔過重的結果，而且稍有不慎就會導致法律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由於我國沒有直接在知識產權法中規定罪狀與法定刑，這可能導致知識產權法修改後，需要按照犯罪處理的情形可能會因為刑法典沒有及時修訂而得不到及時處罰。於是，任何知識產權法的修改都會導致刑法典的修改。反之，如果修改刑法典時，也必須修改相應的知識產權法中的規定；否則，就容易導致各種法律之間的沖突和理解上的歧義。
據上所述，結合型立法模式意味著知識產權法和刑法的修訂必須「同進同出」，特別是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現在處於不斷完善的階段，立法修訂特別頻繁，採用結合型立法模式必然要求刑法典的規定與知識產權法的規定「共進退」，這不僅不利於實現刑法典的穩定性價值，而且也會浪費立法資源。
2．「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
由於1997年修訂現行刑法典的指導思想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因此，「將刑法（1979年刑法——筆者注）實施以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將擬制定的反貪污賄賂法和軍委提請常委會審議的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犯罪條例編入刑法，在刑法中規定為貪污賄賂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兩章；對於新出現的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經過研究認為比較成熟、比較有把握的，盡量增加規定。」。[⑦]從此開始，我國刑事立法基本上朝著集中性、統一性方向發展，意在使一部刑法典囊括所有的犯罪。具體表現在：凡是需要增加犯罪類型與修改法定刑的，不管犯罪的性質及其與其他法律的關系如何，一概以修正案的方式對刑法典進行修改，基本上不再有附屬刑法，除了一個單行刑法外[⑧],沒有再制定單行刑法。雖然我國現行刑法典的制定，表明集中型模式已經成為我國刑事立法方向選擇的既定現實，但是從我國刑法典十多年的適用情況來看，集中型立法模式追求的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事實上是難以實現的，分散型立法模式似乎更應當是我國刑法立法的未來方向[⑨]。
第一，「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被證明是難以實現的。立法者之所以會雄心勃勃要通過一部法典將現實生活中所有的犯罪行為一網打盡，可能一方面在於我們過分迷信法典的力量和價值，以為制定內容全面的法典，就可以一勞永逸並且游刃有餘地處理所有的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可能也在於我們過分相信理性的力量，以為發揮大陸法系國家對生活經驗進行歸納抽象的特長，就可以窮盡生活的全部。但從現行刑法典施行十多年來的情況看，目前為止已經有七個刑法修正案對刑法進行修改或者增加，這充分說明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犯罪的類型會越來越多，一部刑法典事實上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犯罪。
第二，穩定性應當是刑法典的基本價值。相對於實現刑法典完備價值的難度，穩定性更應當是刑法典追求的價值，因為「刑法典是規范基本生活秩序的法律，直接關繫到國民基本生活的安定，屬於司法法，司法法的最重要指導原理是法的安定性。[⑩]安定性原理，要求成文刑法典具有穩定性。對刑法典的頻繁增刪，雖然可以防止司法機關對國民生活的恣意干涉，卻影響國民的基本生活，妨礙國民的行動自由。因此，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價值，真正讓刑法典「垂範久遠」，今後刑法立法的方向應當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將屬於行政刑法或經濟刑法的內容，如知識產權犯罪從刑法典中獨立出來，否則「將本應由行政刑法、經濟刑法規定的知識產權犯罪納入刑法典中，會造成刑法典的穩定性和變易性的矛盾：要麼因為頻繁修改，導致刑法典喪失穩定性；要麼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而不能及時規制知識產權犯罪。
3．知識產權犯罪是行政犯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在立法模式和犯罪種類的關繫上，一般而言，對於刑事犯（自然犯），集中型（單軌制）立法模式無疑是更佳的選擇，因為自然犯是在侵害法益或威脅法益的同時明顯違反倫理道德的傳統型犯罪，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小，有利於保證刑法典的穩定性。但由於行政犯（法定犯）所侵害或者威脅的法益沒有明顯違反倫理道德，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大。因此分散型（雙軌制）的立法模式有利於實現刑法的穩定性。
從犯罪種類而言，知識產權犯罪毫無爭議地屬於行政犯。這不僅表現在知識產權犯罪沒有明顯違背倫理道德，而且還在於知識產權本身具有授予性特點。傳統的物質財產權的設定或取得基於特定的法律事實，而不需要經過國家機關的認可或核准。但是作為無形財產的知識產權的取得，在一般情況下，卻需要依照法定程序經由主管機關的認可。例如發明人完成發明後並不能自動獲得對發明的專利權，而必須依照法律的有關規定，依法向國家專利行政主管機關提出專利申請，經由國家主管機關作出授予專利權的決定，發明人才能取得該項發明創造的專利權；又如商標權的獲得，也是只有向國家商標行政主管機關提出注冊申請，經審查核准注冊後，才能獲得商標權。知識產權這種授予性的特點，使得知識產權犯罪成為典型的行政犯，構成知識產權犯罪，必須以違反知識產權法的相關規定作為前提條件。因此，行政犯具有變易性的特點決定了在立法模式上應該更適合分散型立法模式。
4．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特徵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規定知識產權制度的法律常常修訂。因此，較之有形財產制度的規范性、系統性而言，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可謂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而且新技術使得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具有開放性，其范圍也不斷擴大。可以說，知識產權極易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及新技術更新的沖擊，也極易受到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因而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不斷修訂更迭，處於極不穩定和「支離破碎」的狀態之中。[11]相應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范圍，在短時間內也會處於一個動態變化過程中，由於規定知識產權的法規變異性大，如果採用集中型立法模式，則容易出現刑法規定嚴重滯後於行政法規的規定和社會生活的實際需求。
5．完善附屬刑法是分散型立法的有效方式
對於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更適合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通過附屬刑法規定知識產權犯罪。但是由於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法中只是籠統地規定對某種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並沒有具體的罪狀和法定刑，因此，附屬刑法的重點不在「刑法」上，而是體現在對刑法典的「附屬」特徵上。這種「附屬」刑法被證明有諸多缺陷[12]，因此，必須在附屬刑法規范中直接規定罪名與法定刑，變現行的依附性規定為獨立性的罪刑規范。具體而言，就是在《著作權法》、《商標法》和《專利法》等知識產權法中，具體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和法定刑，使得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可以描述得詳盡具體，法定刑也與之貼切，這可以大大便利司法操作。否則，附屬刑法規范沒有規定具體法定刑就不能獨立，就可能因為立法修訂的不同步，而形成法律適用中的沖突和分歧。以著作權為例，中國現行刑法中規定構成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方式有四種[13]，但是2001年修訂《著作權法》卻將可以承擔刑事責任的行為方式擴充為八種[14]。由於刑法典沒有及時隨著著作權法進行修訂，而《著作權法》中又沒有獨立的法定刑，導致司法實踐中對侵犯著作權罪的認定出現了許多爭議疑難問題，最終只能由兩高以司法解釋的方式認定通過信息網路傳播也屬於刑法規定的「復制發行」[15]。但是，司法解釋並沒有解決全部問題。因此，通過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中與知識產權犯罪有關的附屬刑法規范的修訂，規定具體的罪狀和獨立的法定刑，可以充分發揮附屬刑法規范的作用，提高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創新性和及時性，確保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現代化的實現。來源：http://www.szcid.com
㈢ 什麼是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中國適合何種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吳漢東
近代民法典是在羅馬法體系基礎上改造的，且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未能發生歷史的機緣。現代民法典編纂運動嘗試接納知識產權制度，但至今尚無成功的立法例。當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開放式，且最具創新活力的法律規范體系，採取民事特別法的體例較為適宜。
關於知識產權制度與未來民法典之關系， 一直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不少民法學者主張在民法典的框架內，整合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財產權體系，其理由是：知識產權的保護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質的，應將這一權利與其他財產權等同看待，並納入民法典進行規范，國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之立法例。我國的民法通則在「民事權利」一節規定了各類知識產權，因此這一制度應成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試以範式民法典為參照系，從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相結合的角度，探討知識產權立法體例與民法典編纂之關系，希冀為民法典體系的設計提供些許有益的思想資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編纂與知識產權制度產生
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的確立，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都先後開始了知識產權的立法活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國1790年《聯邦版權法》、法國1793年《作者權法》、德國1837年《保護科學和藝術作品的所有人反對復制或仿製法》、日本1899年《著作權法》；美國於1790年、法國於1791年、德國於1877年、日本於1885年先後制定的專利法；英國於1875年、美國於1870年、德國於1874年、日本於1884年先後頒布的商標法。這些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編纂都未發生歷史的機緣。
無論在英國還是美國，知識產權法都表現為制定法的形式，歷來都是一種獨立的財產法律制度，並不涉及民法典編纂的問題。大陸法系國家承受了古羅馬法典化的傳統。作為近代範式民法典的法國民法與德國民法，其編纂活動分別完成於19世紀初葉與末期，他們的民法典體系取材於羅馬法的《法學階梯》或《學說匯編》；其知識產權立法早在民法典編纂之前大體就緒，且這些新興的財產制度又多為英國的「舶來品」。因此近代歐洲大陸的範式民法典未能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其體系之中。關於其立法動因，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解釋。
1．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從特權到私權嬗變的產物
近代知識產權法的孕育，經歷了封建特許權制度近三百年的長期陣痛。與保護精神產品相關的封建特許權，包括印刷專有權和產品專營權，它以敕令或令狀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獨占許可證或賦予經營者專門製造、銷售某種產品的權利。這種封建特許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業主以及頒發許可證的統治者，而不是從事智力創造活動的作者或發明者。這一制度不僅適應了封建統治者禁錮思想文化、控制經濟利益的需要，而且決定了原始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點。封建特許權的存在意義，在於它同近代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具有某種歷史連接作用。近代資產階級國家立法使知識產權由公法領域進入私法領域，由特權轉變為私權。法律制度在發生質的轉變的同時，也保留了某種歷史的慣性，即多數知識產權具有國家授予的特徵。這種權利取得的國家授予性與權利產生的本源性並不是矛盾的。美國學者認為，創造性活動是知識產權產生的「源泉」（source），而國家法律規定則是知識產權成立的「依據」（origion），因此知識產權是一種法定的有限制的獨占權利。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社會背景有別於傳統財產權法所生存的私法環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體系的設計與安排方面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從特權到私權，反映了近代知識產權的屬性變化，但並非表明知識產權與其他財產權採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私權領域中財產「非物化革命」的結果
在羅馬私法體系中，財產權制度是一個物質化的權利結構體系。羅馬人基於財產的主要構成限於對有體物的認識，構建了物與物權制度。他們以物為客體范疇（主要是有形的物質客體——有體物，也包括無形的制度的產物，即除所有權以外的財產權權利——無體物），並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以所有權形式為核心的物權制度，建立了以物權、債權為主要內容的「物法」體系。隨著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產構成中，出現了所謂抽象化、非物質化的財產類型。以知識、技術、信息為主要內容的「知識財產」，有別於以往物質形態的動產、不動產，是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另類客體。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寫道：諸如精神技能、科學知識、藝術以及發明等，都可以成為契約的對象，而與買賣中所承認的物同一視之。此類佔有雖然可以象物那樣進行交易並締結契約，但它又是內部的精神的東西。十分明顯，傳統的物化財產權結構是無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質化的知識財產的。1807年法國民法典繼承並發展了羅馬法的傳統，將客體物分為有體物與無體物，同時擴充了無體物的范圍。後者專指具有財產內容的權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規定的債權、股權外，還包括新興的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本歸為動產物，以後又被劃歸到更具重要價值的不動產類別中。1896年德國民法典在繼承羅馬法傳統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風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認無體物，所謂物僅涉及有體物的概念。但在學說中，知識產品可以稱為「無體物」，但它不能歸類於物權法的客體物范疇，而僅是知識產權法規范的客體。
概言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是羅馬法以來財產權領域中一場深刻的制度創新與變革。無論「法學階梯體系」（法國法）還是「學說匯編體系」（德國法），都只是在羅馬法編纂基礎上的改造，知識產權這一新興財產權制度未能進入傳統民法典的體系范圍。
3．近代知識產權制度尚未形成一個體系化的財產權利族群
知識產權是人們基於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而依法享有的權利，是一個屬於民法范疇但又相對獨立的財產權制度體系。將一切來自知識活動領域的權利概括為「知識產權」最早見之於17世紀中葉法國學者卡普佐夫，後為19世紀比利時法學家皮卡弟所發展。皮卡弟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特殊的權利范疇，它根本不同於對物的所有權。在近代法時期，以知識產權的名義實現權利制度的體系化，並未在立法活動中得以實現。換言之，「知識產權法是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法律規范的一個總稱，這一稱法是虛設的，是一種理論概括」。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是近代歐洲知識產權制度興起的時期。專利法、著作權、商標法在西方國家陸續產生。毫無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單行立法的形式出現，既沒有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也沒有將各個法律進行整合而編入民法典。1804年法國民法典，明確肯定商標權應與其他財產權同樣受到保護。這一規定不過是對商標權即為財產權的民法定位，並無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的立法意義。正是在民法典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國於1857年頒布了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影響的商標法。無需諱言，對各項知識產權進行體系化整合並作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無疑在立法技術方面存有困難。對此，法國學者指出，「多數情況下，有形財產整體性地置於單一法律規則的體系內加以調整。例如，所有權在涉及到有形不動產或動產時，總是具有同樣的內容。誠然，兩種不同財產的地位並不總是相同，但這並不能否認內容豐富的有形財產所有權的一些一般規則的存在」；「相反，無形財產具有不同性質，它們不能置於同一的法律體系而只能置於一系列獨立的、不同的體系，存在於一定的期間。」 可以說，由於民事立法技術的原因，近代立法者並未象構建物權體系那樣，將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整合成一個概括的、統一的知識產權體系。
近代民法典的編纂，自是「言必稱羅馬」，諸如物權、債權、繼承權等財產權都可以從羅馬私法體系中找到它的雛型，而知識產權難以在傳統的體系中與物質化的財產相融。基於羅馬法以來法典化的傳統，加之立法技術的不能，知識財產終究未能以體系化的權利制度出現在近代社會的範式民法典中。
並非範式：現代民法典體例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
自20世紀以來，知識產權制度有了長足的發展：基本規范不斷完善，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一體化、現代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與此同時，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嘗試將知識產權制度編入本國的民法典，並在90年代興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編纂的運動中形成高潮。我國有的學者將其稱之為民法典編纂巨大進步，彌補了近代範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還有的學者以此立法例為範式，主張在未來的民法典中規定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大一統的財產權體系。筆者對上述觀點持有疑慮。
20世紀以來，幾個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對傳統的財產權體系進行了改造與突破，以不同的體例和方式規定了知識產權編，這無疑是民法典編纂活動中的一種制度創新。這一變革緣於人們對知識產權本質屬性的認識。在歷史上，知識產權經歷了一個「封建特許權——精神所有權——無形財產權」的發展過程；在今天，知識產權則已成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承認的私權，一種新型的民事權利。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是民法對知識形態的無形財產權利化、制度化的產權形態。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的本質特性，但其私權的基本屬性與物權、債權等並無實質性差別。在這個意義上說，立法者將知識產權與其他民事權利同置於民法典，其動因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由於知識產權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術的諸多困難，民法典難以將知識產權融入其體系之中。現有民法典的起草者採取了兩種方式：一是將知識產權的相關規則全部納入民法典，這無疑是法律規范的位置平移。由於涉及諸多公法規范的處理，這一方式難以適用於所有的知識產權制度（如越南法）；二是從各類知識產權抽象出共同適用規則和若乾重要制度規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時保留各專門法。此類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權立法的純潔性與形式美，但其實質意義不大，且在適用中多有不便（如義大利法）。總體說來，現代民法典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卻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別法：知識產權立法體例的最佳選擇
單行立法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通行做法，這一體例在英美法系國家是以專門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現的，在大陸法系國家則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別法。
20世紀末，採取單行立法傳統的法國將23個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單行法規整理匯編成統一的法典，這即是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有學者認為，該法典是世界上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第一個法典，有可能成為21世紀知識產權法與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既是法國大革命以來二百多年相關立法經驗之結晶，也是回應當代經濟、技術發展進行制度創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視的。但是，該法典並沒有改變其作為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質屬性，其理由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法國知識產權法與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知識產權法典」的譯者黃暉博士對此寫道：1804年法國民法典頒布時，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沒有現在這么突出，民法典也沒有針對知識產權的專門規定。因此，法國決定對知識產權採取單獨立法的方式後，十分注重處理其與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關系問題，並取得較好的效果。例如：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民法典關於有形財產權的很多規定不能直接適用於知識產權；為保護作者權益免遭損害，對契約自由進行大量限制；有關智力創作的勞動合同不影響作者享有精神權利和思想權利；有關著作權與婚姻和繼承的關系也存在不同於一般法的特別規定。除上述例外規定外，作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規定的普遍原則仍然是適用的。這說明，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與法國民法典是體系分立的兩部法典，但並非是地位平行的兩部法典，他們仍是一種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在私法多元體制中，民法典是作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規定的是私權的一般問題。而知識產權法典則屬於特別法，它對知識財產的特別問題作出專門規定。將兩部法典作出上述區分的意義在於：在知識財產問題的法律適用方面，知識產權法典的適用應優先於民法典。前者有專門規定的，應優先適用其規范；無特別規定的，則應適用基本法規范。可以說，知識產權法典雖冠名為法典，但並沒有改變其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專門法規系統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義的法典，不是已有規范性文件的簡單匯總，而是在原有法律規范基礎上經過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統化的法律文件。法國立法者將知識產權的各種單行立法進行整合、編修，實現了法典編纂的基本要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立法技術上有兩個優點：一是體系完整，二是內容諧調。該法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文學和藝術產權，規定有著作權、鄰接權、資料庫作者權等；第二部分為工業產權，規定有外觀設計權、發明專利權、技術秘密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商標權以及其他標記權等；第三部分為在海外領地及馬約爾屬地的適用。就其基本制度來說，法典幾乎囊括了現代知識產權的全部內容。該法典還較好地處理各項知識產權制度的內部關系，避免了原單行立法出現的各種沖突。例如計算機程序應受著作權保護而不得授予專利；對資料庫製作者的保護獨立於著作權對資料庫或其組成部分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不受專利保護而取得專門權利；有關著作權、外觀設計權、人身權、地理標記權、商號權等在先權利的標記不得作為商標使用注冊等。但是，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顯然遺漏了法典編纂的一個要素，即缺乏各項知識產權制度共同適用的原則和規則，立法者未能也許不可能設計出一個與民法典相同的總則。正如譯者黃暉博士所指出的那樣，「1992年頒布法典時只是將當時的知識產權各部門法匯集到一起，體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獨立，1994年為加強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時也只有遵循這一體例」。由此可見，在立法技術上，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各類法規的匯集，是專門法規的系統化，它沒有改變知識產權制度作為民事特別法的根本屬性。
以法典形式出現的法國知識產權制度，在相關立法體例上並沒有走出多遠，從世界范圍來說，民事特別法仍然是大陸法系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首選模式。筆者以為，作出以上選擇，主要是出於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知識產權制度從其產生之初，即是以綜合性法律規范、多樣性法律制裁措施為其主要特徵的專門法律，它與作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著顯著的差別。知識產權制度本為保護創造者權利之實體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規定有權利取得程序、權利變動程序、權利管理程序、權利救濟程序等，即在實體法中規定了程序法的內容，程序法依附實體法而存在。知識產權制度本為規范個人知識財產權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設有行政管理、行政處罰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規范，在立法技術上具有私法與公法規范相結合的特點。誠然，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的特殊性，並不影響其作為民法體系中組成部分的本質屬性。但是，從知識產權規范的特殊性出發，則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對這種綜合性法律單獨立法。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全部納入民法典，則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規范和公法規范將會使民法典在體繫上難以協調，相關條文在性質上將難以兼容，民法典也就無法實現其形式上的「審美要求」。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根據其規范性質不同，分別納入民法典和進行單獨立法，則會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為割裂的狀況，徒增法律運用的不便。
第二，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規范體系。與近代法所涵蓋的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相比，現代知識產權法已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法律體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的規定來表述，它是一切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由於智力活動所產生的權利制度的總和。自新技術革命從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經濟不僅孕育了「知識＝財富」的新的財產觀，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識財產制度。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的若干規則，創設了一種新的制度即「工業版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即屬此類；二是「單獨保護法」，即為特殊的知識產品設定「准專利」或類似其他知識產權的保護。新植物品種權、域名權，即屬此類。在新的知識產權制度繼續出現的同時，舊的相關制度也逐漸演變成為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新成員，其中最具意義的就是商業秘密與反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是一種無形的信息財產。它與專利技術不同，其權利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獨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時間的限制，權利的效力完全取決於商業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於這一特性，大陸法系國家長期採取合同法或侵權法的保護方法，商業秘密不包括在傳統的知識產權體系之中。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商會（ICC）率先賦予商業秘密以產權屬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其成立公約中亦暗示商業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識產權之中。至90年代，《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專門規定「未公開信息」的保護問題，確認商業秘密屬於知識產權范疇。此外，反不正當競爭亦與知識產權有密切關系。最初，競爭法對於知識產權僅是一種補充保護，意在為各類知識產權制度的交叉領域或真空地帶提供兜底保護。而在現代社會，反不正當競爭已歸類於知識產權法領域。《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967年斯德哥爾摩文本將專利技術、經營標記與制止不正當競爭同列為工業產權的對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將反不正當競爭的權利納入知識產權范圍，1993年《TRIPS協議》強調締約方遵守《巴黎公約》的有關條款，即確認反不當競爭作為知識產權組成部分的規定。上述情況表明，現代知識產權法正處於不斷發展、變革的過程之中，其權利制度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法律體系。如將這種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一個需要相對穩定的民法典中，顯然是不合適的。
第三，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不斷創新的法律規范體系。現代化、一體化是知識產權立法的兩大趨勢，前者動因於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後者受制於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知識產權法從其興起到現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時間，基於技術革命而生，由於技術革命而變，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個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產權制度無疑是「制度文明的典範」。自20世紀下半葉至今，相繼出現的新技術革命與信息革命（或稱為知識革命），使得現代知識產權法總是處於劇烈變動的狀態。著作權法告別19世紀的「印刷版權」時代，走過20世紀的「電子版權」時期，繼而開始「網路版權」的新紀元。這一進程使得傳統的著作權保護范圍在不斷擴大，新的著作權權項陸續產生，著作權效力在虛擬空間逐步拓展；專利法大大縮小非專利對象的范圍，著力保護化學物質和葯品專利，增加微生物品種及方法專利。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實現立法現代化的目標之後，又面臨著21世紀基因技術專利問題的挑戰；商標法在網路空間里，不僅涉及到傳統商標制度的變革（例如商標權地域性與網際網路國際性的沖突，商標分類保護與網上商標權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網上商標侵權形式的變化與侵權責任的認定等），而且必須考慮域名保護制度的創新（例如域名的登記與審查、域名權的性質與內容、域名權與其他在先權利的沖突、域名權的保護與域名糾紛的處理等）。知識產權法不僅要通過制度創新實現立法現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圍建立新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即通過制度改革實現立法的一體化。在國際社會里，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經濟、貿易有著密切的聯系，通過烏拉圭回合的一攬子談判，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形成了《貨物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與《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三大主體制度。由於世界貿易組織與上述公約的有效運作，知識產權保護現已成為國際經貿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國際范圍看，知識產權制度進入了一個統一標準的新階段。在這一背景下，各國立法者不得不「修綱變法」，按照國際公約的相關要求重新審視本國知識產權制度。正是基於上述情況，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知識產權法處於頻頻修訂之中。據資料記載，發達國家的著作權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頒布後的6年間先後12次進行修改和增補。中國的商標法、專利法自製定後分別於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進行兩次重大修改。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法律修改活動都是在專門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統化、穩定性特徵的民法典，則不具備這些便利。
中國知識產權報
㈣ 知識產權的立法是單獨立法好還是統一立法好
我覺得統一立法好！
參考資料：
知識產權法的立法概況
（一） 國際立法 (564)
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實際上只是利用國內法對外國的知識產權提供保護。它的基礎在於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單純對國內知識產權提供保護，已經無法解決國際間商品流轉所產生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要解決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本國應當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外國持有人的利益；二是防止外國對知識產權本國持有人的利益的侵害。
1．《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簡稱巴黎公約）。
1883年在法國首都巴黎締結，到1993年1月為止，有107個成員國。我國於1985年3月19日正式成為巴黎公約成員國。根據巴黎公約的有關規定，締約國共同組成保護公約產權聯盟，聯盟組織由大會、執行委員會和國際局組成。
巴黎公約的基本原則有：
（1）國民待遇原則。
巴黎公約的每一成員國的國民，在工業產權方面，可以享受其他成員國依據國內法已經或將要給予基本國國民同等的權利和利益，而不管他們在要求保護的國家是否有永久住所或營業所。
（2）優先權原則。
成員國國民向一個締約國提出申請後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向所有其他成員國申請保護，並以第一次申請的日期作為以後提出申請的日期。巴黎公約規定發明和實用新型的優先權期限是12個月，外觀設計和商標的優先權期限是6個月。
2．《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簡稱伯爾尼公約）。
伯爾尼公約於1886年在瑞士首都伯爾尼締結。它是著作權領域第一個世界性的多邊國際公約。我國於1992年10月15日正式成為伯爾尼公約成員國，未作任何保留。
伯爾尼公約的主要內容有五項基本原則：
（1）作者權利原則。
（2）國民待遇原則。
（3）自動保護原則。
（4）最低保護原則。
（5）獨立保護原則。
伯爾尼公約還規定了一些實質性的基本內容：受保護的作品的類型、由各成員國自己決定是否給予保護的對象、公約規定不受保護的對象、著作權的主體、著作權產生的條件、權利內容、著作許可權制、著作權的保護期、著作權保護的溯及力。
3．《世界版權公約》。
它是繼伯爾尼公約後又一個保護著作權的公約。它於1952年在日內瓦簽訂，1971年7月在巴黎作過一次修訂。我國於1992年10月30日正式成為該公約的成員國。
該公約的主要內容：
（1）保護的對象為締約各國承認的文學、科學、藝術作品的作者及其他版權所有人的權
（2）保護的權利主要規定了財產權，對作者的人格權未作規定。
（3）保護期限為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後25年。
4．《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
1891年4月14日簽訂，我國1989年10月加入。協議規定只有巴黎公約的成員國才能參加馬德里協定。凡成員國的國民，在本國注冊商標後，可以向設在日內瓦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國際局申請國際注冊。國際注冊經批准後，由國際局公布，並通知申請人要求保護的那些成員國，這些成員國可以在1年內聲明對該商標不予保護，但需說明理由；申請人可以就此向該國主管機關或法院申訴。如果該成員國1年內未提出聲明，則國際注冊在該國就具有國家注冊的效力。國際注冊效力的期限為20年，在國際注冊之日起5年內，如該商標在其所屬國已全部或者部分不再享受法律保護時，該商標國際注冊所得到的法律保護，也全部或部分不再享有權利。
5．《專利合作公約》（簡稱PCT）。
1977年6月簽署，我國於1994年1月1日成為該公約成員國。它是巴黎公約成員國間簽訂的專門條約之一，也是專利國際合作的一個重要的國際公約。專利合作公約的基本內容，主要是規定通過國際申請在幾個國家同時獲取對一項發明的法律保護的申請手續和審批程序。在自願選擇的基礎上，申請人可通過一次申請即可獲得部分成員國或全部成員國的專利，這種專利稱為國際專利。申請人在申請時應向受理局，即專利合作公約所指定的7個成員國中的任何一個專利局或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提交申請文件，申請文件可使用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俄文和中文中的任何一種文字，申請文件中須指定申請人希望取得專利保護的成員國。
（二） 我國的知識產權立法概況 (805)
我國的知識產權立法開始較晚，但是發展很快。1982年8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商標法》（1993年修訂）；1984年3月1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專利法》（1992年修訂）；1990年4月1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著作權法》；199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反不正當競爭法》。1986年4月12日審議全國通過的《民法通法》還專節規定了知識產權。此外我國還加入了一系列的國際公約。
㈤ 從世界范圍來說，知識產權基本上採用（ ）的立法體例。
知識產權法基本上採用單行法的立法體例。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知識產權法屬於民法的范疇，但由於知識產權具有不同於其他民事權利的特點，因而採取民事特別法的方式給予保護。
C.單行法
㈥ 知識產權法的立法目的和國際戰略是什麼2000到3000字
對於法學教學、法學研究人員來講，一門法律學科的性質和地位，是需要首先弄清楚的問題，知識產權法學也是如此。目前國內法學理論界、司法界均承認知識產權為民事權利，同時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中也已明確知識產權的民事權利性質。與知識產權的性質密切聯系的是知識產權的地位，即知識產權應歸屬何種法律部門，在此問題上學者們存有爭議，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知識產權屬於民商法部門，或者屬於民法部門。但筆者以為這個問題還沒有徹底搞清楚，有探討之必要，尤其是在諸多國家紛紛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大背景下，探討此問題，意義更為重要。
一、國內學者對知識產權法地位的幾種觀點
目前國內學者關於知識產權性質的認識是一致的，認為知識產權是私權，是民事權利的一種，但在知識產權的地位，即知識產權應歸屬何種法律部門上，存在一定爭議，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一）國際公法。此觀點的代表人物是鄭成思教授，鄭教授認為，國際間的多邊公約及雙邊條約對整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有重大影響。國際公法已成為知識產權法的主要淵源，因此知識產權應屬於國際公法領域。 1
（二）民商法。此觀點的代表人物為吳漢東教授，吳教授認為，知識產權制度應屬司法領域，但其保護制度多設行政處罰及刑事制裁的規范，具有公法與私法結合的特點，實為保護私權之民事特別法。 2 這也是國內絕大部分學者的觀點。
（三）單獨法律部門。此種觀點代表人物為張平副教授，張教授認為知識產權在民法、刑法、行政法、國際公法等各個法律部門中都有所反映，歸類很勉強，應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3 張教授的觀點與筆者的觀點不謀而合，惜張教授的觀點未受到充分重視，且理由有待進一步加強。
另有學者持知識產權應歸屬於經濟法、行政法、科技法等觀點。
還有的學者企圖迴避該問題，「至於把知識產權置於何種法律中，是在經濟法中，還是在民法中，或者在行政法中，甚至在國際經濟法、經濟法中，使用民事的、刑事的或者國際法的手段來解決知識產權問題，都無關緊要」。 4 筆者以為此種觀點是不足取的，學術上的觀點存有爭議，那就說明在某些問題上還存有模糊地帶，有待進一步澄清。
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歸屬於國際公法、民商法的觀點僅抓住了問題的一個方面，或者過分突出了問題的某個方面，而知識產權歸屬於單獨法律部門的觀點缺乏足夠理由，難以服眾，這也許就是張平副教授早在90年代初即已經提出知識產權應成為獨立法律部門的觀點而未受到應有重視的原因。
依據法律部門劃分的標准和原則，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法學應當脫離現行附屬法律地位，成為一獨立的法律部門，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知識產權制度的重要意義正如美國前總統林肯所言在於「給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 1 知識產權制度在促進人的解放，加速生產力的發展，增強國家競爭力的偉大實踐表明，這項制度本身就是一項傑出的發明創造。 2
二、劃分法律部門的原則和標准
法律部門這一概念，在有的法學著作和教材中被稱為「部門法」，它是指根據一定的原則和標准，按照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不同和不同方法所劃分的同類法律規范的總和； 3 部門法又稱法律部門，是指一個國家根據一定的原則和標准劃分的本國同類法律規范的總稱。 4
法律部門或稱部門法是法律體系的基本組成部分，也是法律分類的一種形式。
知識產權制度共同的法律特徵就是客體的非物質性。在信息時代的今天，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而傳統知識光輝燦爛，人類創造性的智力成果應接不暇，知識產權法學是否可以進而應該成為一獨立法律部門呢？
（一）劃分部門法的原則
對於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不同角度可對法律部門劃分原則做出不同的概括。
張文顯教授認為法律部門的劃分，應堅持三原則：整體性原則，均衡原則，以現行法律為主，兼顧即將制定的法律原則。 5
沈宗靈教授認為法律部門的劃分，應該有六個原則：合目的性原則；從實際出發原則；適當平衡原則；相對穩定原則；重點論原則；辯證法展原則； 6
筆者以為，之所以劃分法律部門，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便於人們了解和掌握本國的現行法律，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的進一步提高，人們勢必創造出也來越多的精神產品，換言之，知識產權的調整對象越來越寬，同時也就需要越來越多的規范進行調整。當然，我們還要注意到各個法律部門之間適當比例之保持，具體的法律部門所包含的法律、法規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知識產權領域的現行法律、法規已經很多，知識產權擺脫附屬地位從而實現部門化，符合社會發展潮流，也避免了法律體系結構的頻繁變動。同時我們要拿出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
據此筆者主張法律部門的劃分應堅持以下幾個原則：目的性原則；實事求是原則；適當平衡原則；穩定性原則；發展原則；
（二）劃分部門法的標准
在明確了劃分法律部門所應該堅持的原則之後，我們就需要談到劃分法律部門的原則了。較為普遍的看法是，以法律調整對象為主要標准、以法律調整方法為次要（輔助性的）標准劃分法律部門。 7 張文顯教授、沈宗靈教授也持此觀點。
知識產權調整的對象為知識產品，即人們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知識形態領域中所創造的精神產品。 8 知識產權對象的自然屬性是非物質的「智力成果」，社會屬性是「產品」，是財產，對象的內涵應顯示其兩方面屬性。
正如前所提到的，知識產權制度調整對象（保護范圍）勢必越來越寬廣，除了傳統的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外，國際公約、各國立法或判例已將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擴大到：計算機程序、資料庫、地理標志、集成電路布圖、未披露信息，商號或商業名稱、載有節目的衛星信號、商品化權的對象、特許經營、域名等。總體來講，知識產權的調整對象呈現出擴大趨勢，隨著技術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據此，澳大利亞學者彭道頓1984年提出了信息產權的概念。我國學者對此也有響應。 1
知識產權制度確實廣泛涉及許多領域，在科技、經濟、文化、藝術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但不能因此將知識產權肢解為幾部分歸到不同的法律部門中去。知識產權有自己的特殊性質和基本原則，有特定的調整對象，它作為一個整體概念已被各國所接收。在聯合國下屬的機構中，有專門管理知識產權問題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各個具體的知識產權部門中都較早地建立國際公約，各國有一批專門從事知識產權的法律人才和研究教育機構，有一套比較成熟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知識產權的地位如何，不完全取決於在法理上是否劃歸某類或構成獨立分支，重要的是取決於在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地位，也就是其重要程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目前已經成為發展一個國家的經濟、科技、文化等事業的重要法律制度。 2
話已至此，筆者不得不提及當前世界發達國家實施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
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知識產權保護之加強，知識產權戰略已經日益成為各國政府促進社會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戰略手段。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成功實施了知識產權戰略，使美國擴大了技術創新和經濟競爭優勢，同時促進了TRIPS協議的達成，使全球知識產權制度進入了強保護時代。日本是世界上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最為成功的國家，也是從知識產權戰略中崛起的國家，促成日本知識產權立國策略的主要動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日本對本國工業核心競爭力下降的憂慮；二是現代經濟社會對智力創造活動合理機制的需求。 3 筆者以為，日本自然資源相對貧乏，人口眾多也是促使日本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原因之一。為此，日本不僅成立了知識產權戰略會議（2002年3月），提出了知識產權立國論，還制定了《知識產權戰略大綱》（2002年7月），國會通過了《知識產權基本法》（2002年11月），另外成立了由首相小泉任部長的知識產權戰略本部（2003年3月），進而推出了《知識產權戰略推進計劃》。
我國要實現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從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的轉變，同樣離不開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與實施。
「戰略」一詞源於軍事學，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講到：「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性的東西」。我國《辭海》對「戰略」一詞是這樣界定的：戰略是重大的、帶全局性的或決定全局的謀劃。 4 陳美章教授認為戰略是一種謀劃，是分層次的，戰略具有系統結構，陳教授還對知識產權戰略進行了界定：有效利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為充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獲得和保持競爭優勢並遏制競爭對手，謀求最佳的經濟利益而進行的全局性謀劃和採取的重要策略和手段。知識產權戰略可分三個不同層次：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行業知識產權戰略和企業的知識產權戰略。 5
剛才談到的是法律部門劃分的主要標准：法律調整的對象，現在談一談法律部門劃分的次要（輔助性的）標准：法律調整的方式。
法律調整的方法，一般是指法律規范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和方式，如確定權利、義務的方式，法律化的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制裁等。社會生活的多樣性，也決定了法律調整方法的多樣性……，當人們無法完全以作為法律調整對象的社會關系來劃分法律部門時，就可以依據法律調整方法來劃分。如刑法部門，主要就是依其獨一無二的法律調整方法—刑罰—而確立獨立法律部門地位的。 1
縱觀知識產權的調整方法，其調整方法綜合性，或者說多種手段相結合，包括民事調節、行政調節、甚至刑事調節，但它最基本的規范不是強制性的，而是採取以鼓勵、協調和促進智力創造活動，確認、保護、應用與傳播智力成果為宗旨的調整方法。 2
一言以蔽之，從知識產權法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上看，知識產權法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存在。
另外，筆者不得不指出的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短短的二十年的時間里，我國築起一道保護知識產權的長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立法、執法、司法體系。在加強知識產權立法，完備法律規范的同時，我國進行了保護知識產權的組織建設，設立了國務院知識產權領導小組，建立了相應的知識產權行政領導機關，完善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司法組織。相關的知識產權行政、司法組織系統的建設，為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制建設提供了體制上的保證。
值得欣喜的是國家已經注意到知識產權制度的重要性，並已經就率先將專利工作上升為國家戰略提上了議事日程， 3 並於2004年6月7—8日在京專門召開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座談會」，幾十名法律學家、經濟學家、政府官員濟濟一堂，為「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獻計獻策。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國的高等教育當中，國家教育部已將知識產權法學已經與民法學、刑法學、經濟法學等部門法學並列，成為法學本科生14門核心課程之一，從這一點上，也突顯了知識產權法這門課程的重要性。
結語
目前，知識產權法學的附屬地位，既不符合法律部門分類的原則和標准，更與知識產權制度在國家、社會中的地位格格不入，在21世紀的今天，在國外各國紛紛訴諸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大背景下，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此問題。知識產權法學的部門化，是與時俱進的理性定位，並非刻意拔高，我們只不過是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還知識產權法學以應有的地位和尊嚴。法是利益之器，保障著人類庸常的幸福，但它的平庸眼光絲毫不影響人類對高貴的嚮往。
㈦ 我國相關立法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中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列舉了11種不正當競爭行為，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包括以下四種：
1、商品假冒行為。包括商品主體混同行為，表現為三種情形：（1）假冒他人的注冊商標；（2）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購買者誤認為是該知名商品；（3）擅自使用他人的企業名稱或者姓名，引人誤認為是他人的商品。還包括商品虛假標示行為，也表現為三種情形：（1）在商品上偽造或者冒用認證標志、名優標志等質量標志；（2）偽造產地，對商品原產地、商品來源或出處進行虛假表示；（3）對商品質量做引人誤解的虛假表示。
2、虛假宣傳行為。是指經營者利用廣告或其他方法對商品的質量、製作成分、性能、用途、生產者、有效期限、產地等作與實際情況不符的或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導致用戶和消費者誤認的行為。廣告的經營者在明知或者應知的情況下，代理、設計、製作、發布虛假廣告。
3、侵犯商業秘密。是指以不正當手段，獲取、披露、使用或允許他人使用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行為。
4、商業誹謗行為。是指經營者採取捏造、散步虛偽事實等不正當競爭手段，對競爭對手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進行詆毀、貶低，以削弱其競爭實力的行為。具體手段包括刊登對比性廣告或聲明性公告等，貶低競爭對手聲譽;唆使或收買某些人，以客戶或消費者名義進行投訴，敗壞競爭對手聲譽;通過商業會議或發布商業信息的方式，對競爭對手的質量進行詆毀等。
㈧ 我國是如何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立法體系的
論中國是如何建立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立法體系：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國家。中華民族蘊藏著極大的創造性，她創造的燦爛文化對人類文明的進程產生過深刻的影響。數千年來中國眾多傑出的科學家、發明家、文學家、藝術家、曾以其輝煌的智力勞動成果為人類文明發展做出過巨大的貢獻。
伴隨著人類文明與商品經濟發展，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誕生了，並日益成為各國保護智力成果所有者權益，促進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發展，進行國際競爭的有力的法律措施。由於歷史上的各種原因，從整體上看，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設起步較晚。但是，實行改革開放後，為了更快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和推動社會全面進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促進與世界經濟的接軌，中國加快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設的步伐。從七十年代末至今的短短十幾年間，中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走過了一些發達國家通常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才能完成的立法路程，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在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當前，知識產權保護成為國際間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和文化交往中一個受到普遍關注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國際間雙邊、多邊的談判，特別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達成，促使世界范圍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標准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在國際社會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今天，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立場是什麼?中國知識產權立法和執法的現狀如何?中國採取了哪些措施承擔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義務?有必要做一基本的介紹。
一、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
基本立場和態度
中國政府認為，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於促進科學技術進步、文化繁榮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和作用，它既是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制度，又是開展國際間科學技術、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基本環境和條件之一。中國把保護知識產權作為改革開放政策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七十年代末即著手制定有關法律、法規，同時積極參加相關國際組織的活動，加強與世界各國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交往與合作。因而，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設，在初始階段就顯示了面向世界、面向國際保護水平的高起點。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中國知識產權立法速度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
1980年3月3日，中國政府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了加入書。從1980年6月3日起，中國成為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成員國。
1982年8月23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並於1983年3月1日起施行。這是中國開始系統建立現代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一個重要標志。
1984年3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並於1985年4月1日起施行。
1984年12月19日，中國政府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簡稱巴黎公約)的加入書。從1985年3月19日起，中國成為巴黎公約成員國。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該法於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知識產權作為一個整體首次在中國的民事基本法中被明確，並被確認為公民和法人的民事權利。該法也首次明確公民、法人等享有著作權(版權)。
中國政府積極促進建立集成電路國際保護的環境。1989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華盛頓召開的外交會議上通過了《關於集成電路知識產權保護條約》，中國是該條約首批簽字國之一。
1989年7月4日，中國政府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了《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簡稱馬德里協定)的加入書。從1989年10月4日起，中國成為馬德里協定成員國。
1990年9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該法於1991年6月1日起施行。
1992年7月10日和7月30日，中國政府分別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遞交了《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簡稱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的加入書。分別從1992年10月15日和10月30日起，中國成為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的成員國。
1993年1月4日，中國政府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了《保護錄音製品製作者防止未經許可復制其錄音製品公約》(簡稱錄音製品公約)的加入書。從1993年4月30日起，中國成為錄音製品公約的成員國。
1993年9月2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該法於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3年9月15日，中國政府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遞交了《專利合作條約》的加入書。從1994年1月1日起，中國成為專利合作條約成員國，中國專利局成為專利合作條約的受理局、國際檢索單位和國際初步審查單位。
上述歷史事實僅是中國知識產權立法和參加相關國際組織活動的部分記錄，已足以證明了中國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立場和態度。
中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主要完成於八十年代。進入九十年代後，國際經濟關系和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90年11月，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中，達成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草案，它標志著保護知識產權的新的國際標準的形成。中國政府積極參與了這一談判進程，並為推動該協定的達成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出於擴大開放的需要，中國積極履行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義務，努力使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向新的國際標准靠攏，採取了許多重大措施，進一步提高中國現行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
中國政府恪守保護知識產權有關國際公約及雙邊協定的真誠立場和充分承擔國際義務的能力，得到了國際輿論廣泛的贊譽和支持。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阿帕德·鮑格胥博士在回顧該組織與中國合作20年的歷史時指出，「在知識產權史上，中國完成所有這一切的速度是獨一無二的。
中國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原則。為了更好地貫徹這一原則，中國在健全、完善法律制度，嚴肅執法、堅決打擊侵權違法行為的同時，針對知識產權制度在中國建立的時間較短，公民的知識產權意識比較薄弱等情況，大力開展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制宣傳教育，並加速知識產權領域專業人員的培訓。在中國，每一部知識產權法律的頒布，都有廣播電台、電視台和報刊等新聞傳媒廣為宣傳，並大量出版單行本和有關錄像教育片等。同時，各級政府有關部門通過舉辦法律知識講座、培訓班等，在廣大公民中迅速普及知識產權法律知識。如，中國專利法修改後，全國有數百萬人接受了培訓，僅湖南省接受培訓的人員就達60萬。在中國各地，近年來運用法律武器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現象增多，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全社會知識產權法律意識的增強和知識產權知識的普及。為了加速培養知識產權方面的人才，中國政府還同有關國際組織密切合作，組織有關人員出國考察學習、參加各種培訓班和研討會。僅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合作舉辦的培訓班和研討會就達30多次，接受培訓的人員達3000多人(次)。在中國的高等院校中，目前已有70多所院校開展了知識產權的教學研究。如，中國人民大學於1986年設立了知識產權教學研究中心，招收大學非法學專業的畢業生攻讀知識產權第二學位；北京大學在開展有關教學研究的基礎上，於1993年成立了知識產權學院。中國已逐步形成包括第二學位、碩士生、博士生的培養知識產權領域專業人才的教育體制，一批批知識產權專業化人才正在向社會不斷地輸送。
二、中國具有高水平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中國根據國情和國際發展趨勢制定和完善各項知識產權法律、法規，至今已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和保護水平逐步同國際慣例接軌，已對知識產權實行高水平的法律保護。
1983年3月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及其實施細則，在商標注冊程序中的申請、審查、注冊等諸多方面的原則，與國際上通行的原則是完全一致的。為適應改革開放和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更有效地打擊假冒商標、制止商標侵權行為，切實保護商標注冊專用權，中國於1993年又分別對商標法及其實施細則進行了修改，擴大了商標的保護范圍，除商品商標外，增加了服務商標的注冊和管理的規定。在形式審查中增加了補正程序，在實質審查中建立審查意見書制度，方便了商標注冊申請人，這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達成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要求全部吻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還發布《商標印製管理規定》、《商標使用許可合同備案管理辦法》等一系列規章。1993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了《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進一步強化了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和處罰商標侵權行為的力度。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為充分、有效地保護中外注冊商標專用權提供了保障。
1985年4月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使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范圍擴大到對發明創造專利權的保護。為了使中國的專利保護水平進一步向國際標准靠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1992年9月4日通過了專利法修正案，對專利法作出了重要修改。新修改的專利法，從擴大對外開放和有利於科學技術、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一是擴大了專利的保護范圍，專利授予所有技術領域的發明，不論它是產品還是方法，即對葯品和化學物質產品，對食品、飲料和調味品均無例外地授予專利；二是將發明專利的保護期限從自申請日起15年延長為自申請日起20年，將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的保護期限從自申請日起5年延長為自申請日起10年；三是進一步強化了對專利權的保護，除對專利方法的保護延及到該專利方法直接得到的產品外，還明確規定進口專利產品必須得到專利權人同意，使得對專利權人權益的保護更加充分；四是重新規定了對專利實施強制許可的條件。這使中國對專利權的保護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這樣，中國的專利法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達成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基本接軌。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及其實施條例，明確了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著作權以及與其相關的權益。依據該法，中國不僅對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樂、戲劇、曲藝、舞蹈作品，美術、攝影作品，電影、電視、錄像作品，工程設計、產品設計圖紙及其說明，地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給予保護，而且把計算機軟體納入著作權保護范圍。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明確將計算機軟體作為著作權法保護客體的國家之一。國務院還頒布了《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規定了保護計算機軟體的具體實施辦法，作為著作權法的配套法規，於1991年10月施行。國務院於1992年9月25日頒布了《實施國際著作權條約的規定》，對保護外國作品著作權人依國際條約享有的權利作了具體規定。
此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等，以及國務院制定的一系列保護知識產權的行政法規，使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進一步完善，在總體上與國際保護水平更為接近和協調。
中國具有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措施。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規定了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包括民事責任、行政處罰和刑事責任。
中國的專利法規定，對專利侵權行為，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請求專利管理機關進行處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專利管理機關處理的時候，有權責令侵權人停止侵權行為，賠償損失。對於將非專利產品或非專利方法冒充專利產品或專利方法的，由專利管理機關責令停止冒充行為，公開更正，並處以罰款。對於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的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即可以對直接責任人員，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
中國的商標法律法規規定，對於侵犯商標專用權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可以依其職權或者消費者舉報，進行主動檢查和處理；被侵權人可以向侵權人所在地或者侵權行為為地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要求處理，有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有權責令侵權人立即停止侵權行為，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對於侵犯商標專用權，未構成犯罪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可以處以罰款。當事人對於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行政處理不服，可以在規定時限內向人民法院起訴，由法院進行判決。這些規定，方便了當事人，也保證了行政執法和司法審判的一致性、公正性和嚴肅性。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被侵權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對於假冒他人的注冊商標，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根據《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對於假冒注冊商標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3年以下有斯徒刑或者拘役，可以並處或者單獨處以罰金；對於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對於企業事業單位犯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於國家工作人員故意包庇假冒注冊商標犯罪或者執法人員徇私枉法，規定追究其瀆職罪。
中國的著作權法規定，對於未經著作權人許可發表其作品的；未經合作作者許可，將與他人合作創作的作品當自己單獨創作的作品發表的；沒有參加創作，為謀取個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各種方式使用其作品的；使用他人作品，未按規定支付報酬的；以及未經表演者許可，從現場直播其表演等侵權行為，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公開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對剽竊、抄襲他人作品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以營利為目的；未經錄音、錄像製作者許可，復制發行其製作的錄音錄像等侵權行為，根據情況，應承擔民事責任，並可以由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給予沒收非法所得、罰款等行政處分，對於侵犯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的行為，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對於那些嚴重危害社會秩序，侵害著作權人及其他權利人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可以根據有關法律，對侵權犯罪的行為人追究刑事責任。
隨著中國保護知識產權法律的實施，知識產權在中國得到有效的保護，對於鼓勵發明創造和創作及公平競爭等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對商標注冊專用權的保護，促使中外廠商在中國注冊的商標數量迅速增加。截止1993年底，在中國的有效注冊商標達41萬余件。其中，國內注冊商標35萬余件，來自67個國家和地區的注冊商標近6萬件。以美國為例，1979年前，在中國注冊的商標僅122件，到1993年達到16221件，增加了100多倍。1993年中國商標年申請量達17萬件，其中新商標注冊申請達13萬余件，已躍居世界前列。又如，中國的專利法極大地鼓勵了本國的發明創造，同時也有力地鼓勵了外來的專利申請。1985年4月1日，專利法實施的首日就受理專利申請3455件。到1993年底，中國專利局累計受理專利申請36萬多件。其中，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分別佔27.5%、62.8%和9.7%；國內申請佔86.4%，外來申請佔13.6%，分別來自於70個國家和地區。截止1993年底，已累計批准17.5萬件專利。其中，發明專利2萬多件，實用新型專利13萬多件，外觀設計專利2萬多件。
三、中國具有完備的保護知識產權的執法體系
中國不僅制定了一整套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在執法方面也是嚴肅公正的，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中國在執行知識產權法律法規方面所取得的成效，首先歸因於知識產權法律中規定了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司法途徑與知識產權保護的行政途徑。
1.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司法途徑在中國，享有知識產權的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在其權利受到侵害時，均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享受切實有效的司法保護。
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只服從法律，不受任何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嚴肅執法是司法工作的核心。人民法院進行審判活動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嚴格按照實體法和程序法辦案，實行合議、迴避、公開審判、兩審終審和審判監督等制度，依法受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檢察院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保證審判活動的公開性、公正性和嚴肅性。
建立健全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組織，完善審判制度，是人民法院正確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切實依法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保障。鑒於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專業性強、技術含量高的特點，一些省份和直轄市如北京市、上海市、廣東省、福建省、海南省等高級人民法院根據實際需要，自1992年以來，設立了知識產權審判庭，各經濟特區以及北京市、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也設立了知識產權審判庭。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在有關的審判庭里設立了專門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合議庭。這樣集中審理知識產權案，有利於保證執法的統一性，有利於積累經驗，提高知識產權案件的司法水平。
隨著中國知識產權法律的實施和司法保護力量的不斷加強，各級人民法院受理和及時審結了一大批知識產權民事糾紛案件。據統計，1986年至1993年底，全國人民法院共受理知識產權民事糾份案3505件，其中著件權案1168件；專利權案1783件；商標權案554件。人民法院通過對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審理，依法保護了中外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例如，「鑽孔壓降成樁法」發明專利的發明人訴北京市地鐵地基工程公司發明專利權屬糾紛。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該項發明不屬於專利法規定的職務發明，判決「鑽孔壓降成樁法」發明專利權歸發明人所有。又如，香港山頓國際有限公司訴深圳華達電子有限公司侵犯商標專用權糾紛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原告在中國大陸申請注冊的「SENDON」商標受法律保護；被告未經商標注冊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SENDON」商標構成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判決被告賠償原告468314.4元。
知識產權是一項重要的民事權利，對於民事侵權行為，人民法院除可以依法責令侵權人承但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外，還可依法對行為人給予必要的沒收非法所得、罰款、拘留等制裁。
對那些侵犯他人知識產權情節嚴重，擾亂經濟秩序，構成犯罪的，還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對於檢察機關依法提起公訴的知識產權刑事犯罪案件，只要有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假冒他人商標或專利，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及時准確地予以懲處。據統計，1992年至1993年，人民法院受理假冒商標刑事案743件，審結731件，判處有期徒刑或拘役等刑事處分的共566人。廣東省中山市人民法院對假冒美國美孚石油公司「MOBIL」商標的5名責任人除依法處以罰金外，還分別判處被告1至2年半的有期徒刑。這充分表明中國人民法院依法懲治犯罪，保護知識產權的堅定立場。
依據中國行政訴訟法，人民法院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因不服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處理的知識產權糾紛決定提起的行政訴訟，有責任進行審理，並依法作出維持、撤銷或變更行政決定的判決。
人民法院審理涉外知識產權糾紛依據中國法律和中國加入或締結的有關國際公約，堅持在適用法律上的國民待遇原則和對等原則，為促進國際經濟技術和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的美國好富頓公司訴深圳市海聯化工有限公司侵犯商標權糾紛案，在查明被告的侵權事實，確認其應承但侵權責任的基礎上，經調解，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被告立即停止侵權行為，公開向原告賠禮道歉，賠償其經濟損失13萬元。同時，法院還對被告的違法行為作出罰款的民事制裁決定，該案從受理到結案僅用10天時間，受到了美方當事人的好評。美國好富頓公司將寫有「中國法律公正，法官辦案快速」的錦旗送到法院。
近幾年來，人民法院為提高司法水平，採取了許多有力措施，使辦案質量和效率都得到較快提高。為了擴大辦案的影響，人民法院注意選擇典型案件通過新聞媒介予以宣傳報道，以案講法，取得了明顯的社會效果，維護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
2.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行政途徑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除按國際慣例採取司法途徑外，從中國現實的國情出發，中國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律中都規定了知識產權保護的行政途徑。
根據專利法的規定，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或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設立專利管理機關。目前，中國地方設立的專利管理機關有50多個，國務院各部門設立的專利管理機關有20多個。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設立了國家版權局和地方著作權行政管理機關。商標管理實行中央統一注冊，地方分級管理的原則，從中央到省、市、地、縣級的工商行政管理局，都內設商標管理機構，縣以下還設有工商行政管理所。全國商標管理專職人員7000多，兼職人員達30萬。
中國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依據法律規定的職權，維護知識產權以法律秩序，鼓勵公平競爭，調解糾紛，查處知識產權的侵權案件，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
中國知識產權行政執法程序簡便，立案迅速，查處速度快，辦案效率高。這對於權利所有人來說是極為有利的。中國專利管理機關對提出的專利侵權申訴均認真對待，及時依法處理。
著作權法1991年6月施行後，到1993年底，中國各地方的著作權行政管理機關已查處了非法復制音像製品、非法復制圖書等方面的侵權行為150多起，收繳銷毀了侵權復製品，並對侵權者作出了行政處罰。1994年，中國政府組織有關部門對激光唱盤復錄生產中的非法復制和圖書出版中的非法復印進行了嚴厲打擊。4月，廣東省版權、文化、廣播影視、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等部門聯合組織了大規模的突擊清查非法激光唱盤等音像製品行動。其後，上海、江蘇、湖南等地也相繼採取了類似的清查行動。這些行動，狠狠地打擊了生產銷售盜版製品活動。同時，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採取措施，對激光唱盤生產加工企業的設立加強管理，對其生產加工活動依法進行監督。
中國商標法實施10餘年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共查處了商標侵權假冒案13萬件。其中，包括一大批大案，如「中華」卷煙，「永久」、「鳳凰」、「飛鴿」自行車，「貴州茅台」酒，「新開河」人參等商標侵權假冒案件，有效地保護了商標注冊人的合法權益。
中國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依據中國法律和中國加入或締結的有關國際公約，堅持在適用法律上的國民待遇原則和對等原則，依法對外國人的知識產權進行保護。例如，浙江省專利管理機關就一起外國人提出的打火打專利侵權案件進行了公正處理，責令廠家停止侵權行為和賠償損失。國家版權局查處了福建、廣東等地十幾家工藝美術品廠仿製外國公司玩具造型案、江蘇一家電子工業公司翻版生產激光唱盤案。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依法查處了諸如「TDK」、「TOSHIBA」、「SONY」、「IBM」、「3M」、「ESSO」、「P&G」、「海飛絲」、「小天才」、「飛利浦」等3000多件涉外商標侵權案件。
中國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在處理的涉外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中，依照職權主動查處的案件佔有很大的比例。中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肩負維護經濟秩序的職責，可以主動對市場進行檢查，有效保護了商標注冊人的權益。如廣東省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1988年以來共查處涉美侵權案301件。在這301件商標侵權案中，有三分之一是美方當事人投訴的，大部分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在市場檢查中發現的或消費者檢舉的。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秉公執法，堅決維護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贏得了許多外資或中外合資企業的贊揚。他們將綉(刻)有「清政廉潔，執法如山」、「秉公執法，扶正滅邪」、秉公辦理，保駕護航」、「公正嚴明，偽冒剋星」、「執法嚴明，大公無私」的錦旗、金匾等贈送給中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稱贊辦案人員「工作認真，行動果敢」、「辦案速度之快。
㈨ 我國知識產權的立法背景以及修改背景
我國沒有知識產權法,但是有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地里標志保護條例內,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容,這些都屬於知識產權的范疇.
專利法
1984年通過 為了促進對外貿易
1992年修改 中美貿易沖突,最後兩國簽訂諒解備忘錄,條件是中國要修改專利法.
2000年修改 為了入世
2008年修改 第一次沒有外部壓力的修改.總結經驗教訓,促進科技進步。
㈩ 中國知識產權法
我國的知抄識產權立法開始較晚，但是發展很快。1982年8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商標法》（1993年修訂）；1984年3月1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專利法》（1992年修訂）；1990年4月1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著作權法》；199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反不正當競爭法》。1986年4月12日審議全國通過的《民法通法》還專節規定了知識產權。此外我國還加入了一系列的國際公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