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美就知識產權問題如何達到共贏
政治訪問，經濟先行！！
因為
北京時間4月18號凌晨，在西雅圖的一家飯店裡，舉行了一場簽約儀式。簽約的主角一位是中國聯想電腦集團的董事長楊元慶，一位是美國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茨。簽約儀式上，聯想宣布本年度將購買總價值多達12億美元的微軟軟體產品。剛剛從美國回來的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陳紹鵬告訴記者，事實上，雙方的合作早在去年11月就開始了，此次與微軟簽約，可以說是雙方合作的進一步延伸。
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大中國區總裁陳紹鵬：「去年七八月份，我們董事局主席楊元慶先生在美國西雅圖同蓋茨先生和鮑爾默先生進行會面。談完之後得到他們極大的一個支持，之後我們簽了一個約，去年的十一月份，我們聯想在中國市場發布了一個叫《聯想電腦全面預裝正版增值軟體計劃》，就開始在聯想生產線上全線預裝正版增值軟體。預裝之後效果非常好，得到了客戶和行業內專家高度的認可，到現在為止預裝比例有一個極大的提升，從不到10%提升到70%以上。」
陳紹鵬說，這次簽約的一個重要意義在於，通過談判，微軟降低了視窗系統的價格。這對中國用戶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
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大中國區總裁陳紹鵬：「我覺得通過微軟和聯想共同讓利，應該比原來便宜了有一半。我們相信任何一個消費者看到我們帶正版軟體的系統的價格都覺得很驚喜。只加了一點點錢就可以拿到一個正版的產品和服務。」
聯想和微軟簽署的這筆12億元大單，是我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知識產權使用合同。陳紹鵬告訴記者，微軟董事長比爾·蓋茨在這次簽約儀式上，對聯想重視正版軟體和知識產權的戰略給予了高度贊賞。
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大中國區總裁陳紹鵬：「他也高度贊譽聯想在尊重知識產權，在帶動行業營造創新的環境方面是領先者，起到了非常大的帶頭作用，他說他非常地欽佩，也非常地尊重聯想。」
據了解，此前我國另外三家電腦廠商，方正集團、清華同方、TCL也分別和微軟簽訂了2.5億美元、1.2億美元，以及6000萬美元的整版視窗系統合作協議。
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出席聯想與微軟的簽約儀式時也強調，中國政府將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進一步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加大對正版軟體的保護，國家已經要求在中國境內生產的計算機，出廠時預裝正版操作系統軟體，進口計算機在中國國內市場銷售前也必須預裝正版操作系統軟體。
中國機電進出口商會副會長姚文萍跟隨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訪問美國剛剛歸來，她告訴記者，中國非常重視知識產權保護，但是許多美國企業並不了解中國的情況，所以他們這次在美國訪問期間，通過發放宣傳冊等形式，向美國企業介紹了中國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政策。
機電進出口商會副會長姚文萍：「比如說這次我們帶去了一個叫知識產權保護的行動綱領。這樣把我們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政策，我們現在的做法，和我們對中國企業和老百姓對知識產權保護的一些共識，說得比較清楚。結果到那兒以後，被美國的企業搶了一空，沒有了。走到第二站就不夠了，這些小冊子呢，就是說他們對中國的這種舉動，感到很吃驚。說中國如果沒有這種宣傳，會認為中國所有的產品都是侵權的，像那個軟體你們全是盜版的，我們這個行動綱領從政策上、從水平上，從我們目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狀況上說得非常清楚。」
主持人：中國政府和企業以實際行動，向美國企業證明了我國在經貿往來中對知識產權的尊重和保護，而中國龐大的市場，也給美國企業帶來了巨額定單和利潤，微軟在給聯想的定單中降價價格，就說明了中美雙方完全能夠實現共贏。
在西雅圖，還有一家大企業多年來一直與中國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這就是全球著名的飛機製造商波音公司。照片上的就是波音公司的廠房，波音公司每年都有大量為中國製造的飛機從這里飛向藍天。
作為全球最大的飛機製造商，波音公司見證了中美經貿關系發展的歷程。1972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訪華後，中國就開始從波音公司購買飛機。從1973年向中國交付了第一架波音703飛機以來，截至目前，波音公司已經向中國交付了500多架飛機。目前中國航空市場上共有將近900架飛機，波音飛機約佔60%。
今年4月12號，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訪美期間，中國又和波音公司簽定了一筆80架飛機的合同。
波音中國公司副總裁劉江:「中國的市場是波音在美國之外最大的一個市場。中國去年一下子購買了120架飛機，那麼算起來差不多是波音年產量12%的比例。今年我們預計可能中國還要購買和去年差不多數量的飛機。對於波音公司來講，從我們的產量，從我們的技術生產能量來講，我們需要把產能提高來配合這么大的飛機交付量。」
劉江告訴記者，根據波音公司的預計，未來20年中國將需要2600多架新飛機，總價值將超過2130億美元。這意味著未來20年中國都將是波音公司最大的潛在客戶。
中國機電進出口商會副會長姚文萍告訴記者，波音飛機只是這一次我國在美國采購項目中的一項，除了飛機，我國這次還從美國購買了大量通訊產品和汽車，光是機電產品合同就超過了140億美元。
中國機電進出口商會的副會長姚文萍：「那麼這140億全都是我們需要的技術、設備和軟體。 第一個有我們進口軟體，有我們進口的電子元器件，有我們進口的電站技術和設備，有我們進口的一些用於生產和調整產業結構，一些關鍵的測試設備、生產設備，一些技術性能比較高的一些零部件，一些產品。大體上都是我們極需要的，或者在其他市場所買不到的。」
據姚文萍介紹，這次中國代表團還和美國田納西州7家棉花生產商簽署了3億美元的棉花進口協議。而由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率領的由111家中國企業組成的經貿代表團，這次走訪了美國13個州並開展了各種形式的貿易活動，在美國當地颳起了「中國旋風」。
國際商報高級顧問何偉文：「當然對於兩國經貿關系來講，中國一下子從美國進口這么多，對平衡兩國的貿易，對於幫助美國產品和企業進入中國這當然是很好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采購也不是說為美國利益，也為中國的利益。這里邊很多都是有一些機電儀的設備，這些設備對於提高咱們的技術水平，提高咱們產品競爭也是很需要的。」
據了解，中國貿促會這次也和美方代表簽署了《關於加強促進美國企業對華出口合作的聯合聲明》，貿促會國際聯絡部副部長趙振格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貿促會將通過舉辦展會等形式促進中美企業之間的交流。
貿促會國際聯絡部副部長趙振格：「中美雙邊貿易發展非常快，但雙邊貿易不平衡也成為中美兩國經貿關系之間的熱點問題。尤其在美國國內也引起了一些壓力。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和美國商務部探討如何就這個問題研究，幫助美國企業擴大對中國的出口。我們的項目是《中美國際合作夥伴網路項目》可以說推動美國企業以最低的成本來了解中國市場，來進入中國市場。同時也幫助中國企業節省成本，足不出戶就可以與美國企業進行洽談。意義來講，一方面緩解中美政府貿易不平衡的這種壓力。另一方面為企業提供實實在在的服務。」
主持人：趙振格在電話里還告訴記者，他們在美國訪問期間，發現很多美國企業對開發中國市場特別感興趣，他們都希望能來中國尋找商業機會。看到這您可能會問了，我們為什麼要幫助美國企業把商品出口到中國來呢？這樣就能促進中美經貿關系的共贏發展了嗎？
2005年盡管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出現，但中國和美國的經貿往來卻依然在飛速增長。按照中國海關的統計，2005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為1629億美元，比5年前增長了200%還要多，而按照美國海關的統計，2005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為418億美元，比5年前也增長了150%還多。2000年，中國還只是美國第11大出口市場，但短短幾年時間，中國就已經上升成為美國第三大貿易夥伴。然而今年2月，美國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了2000億美元，美國一些國會議員認為逆差過大，要求中美雙方盡快尋找好的解決方法。那麼美中貿易逆差真的有這么大嗎？
國際商報高級顧問何偉文：「我覺得美國是兩種聲音，一種聲音就是認為逆差是很大的問題，可能來自議員、工會。再一種覺得逆差不是什麼大的問題，有很多來自於美國的企業，特別是在中國投資的企業。按照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國的順差，91%是加工貿易造成的，如果把加工貿易這塊去掉，咱們對美國的順差只有103億。73%是外資企業造成的，把這部分去掉，咱們對美國的順差只有308億，也不算太大。那這些加工中間，這些外資投資的中間，實際上大頭錢，中國人沒有賺到，都是給外方賺去了。」
來自中國機電進出口商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止到2005年年底，約有4萬多家美國企業在中國投資建廠，財富500強中在中國有投資的佔到了80%。不少美國企業都是通過在中國建立生產基地，再把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來減少成本提高利潤。美國最大的1000家公司，去年利潤最高的耐克服裝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國際商報高級顧問何偉文：「為什麼服裝這么好，這是他們自己的分析，摩根斯坦德戰略分析師說，看看500強他們很多的業績，就可以發現跟中國關系有極大的關聯，舉一個服裝最突出的例子，LEVIS在中國開十幾家加工廠，去年利潤增加413%，這個數字是多少年不可達到的，所以去年中國對美國服裝出口拍賣方統計增加62個億美元，這12家銷售收入就多得50個億，所以大頭還是給人家拿去了。」
從中國獲得巨額利潤的不只是美國的服裝公司，很多美國家庭也從中美貿易中得到了實惠。以中國的皮鞋為例，一些中國品牌在美國只賣20美元一雙，按照世界銀行的推算，如果這些鞋不從中國購買，而改從拉丁美洲購買的話，美國消費者一年要多付出一千億美元。
國際商報高級顧問何偉文：「所以正像大學一位教授講的，表面上從貿易平衡數字看，好像好處在中國這一邊，但是從分析利益來講，好處還是在美國這一邊。那麼我們來看呢，我們且不來說哪個拿大頭，就是說至少雙方都有利益。」
不少專家指出，中國和美國市場具有互補性，一方面，美國從中國購買服裝鞋帽，另一方面，中國需要從美國購買飛機、軟體、汽車還有金融服務等科技含量較高的產品。與此同時，雙方在一些產業鏈上的互補及合作也越來越多。波音中國公司副總裁劉江告訴記者，中國從美國購買飛機的同時，一些中國企業也是受益者，因為目前波音飛機中的很多零部件都是由中國企業生產的。
波音中國公司副總裁劉江:「這個飛機的尾翼和水平垂直翼，這個紅色的部分都是中國生產的部件，那麼現在更多了，後面整個一截都已經變紅了，更多的零部件在中國生產了。」
據劉江介紹，僅在去年六月份，波音公司就和中國航空集團下屬的多家公司簽署了總價值為6億多美元的零部件生產合同。現在全球有3900多架波音飛機上面都有中國製造的零部件。
波音中國公司副總裁劉江：「同時我們還在考慮在上海再設立一個飛機維修改裝的工廠，一個合資企業。 它將會和上海浦東機場、上海航空公司合資。希望在不遠的將來這個合資企業就會很快的開始。」
Ⅱ 中美知識產權爭端對我國企業的影響
http://wenku..com/view/f32aec10cc7931b765ce1550.html
上面復說的很清楚了，需要補制充的是這不僅是知識產權問題，更是貿易問題。
知識產權只是美國的一種工具或者武器
Ⅲ 中美知識產權爭端現狀
中美知識產權之間的差異，不僅表現在知識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立法水平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知識產權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的貢獻上。
但中國正在飛速發展，科技創新能力與日俱增，中國目前已經成為第三大經濟體，中美之間的競爭，將最終體現在知識產權實力的競爭上，中美之間的知識產權爭端將是常態的，是一場沒有休止的、沒有硝煙的戰爭。
中美知識產權爭端正在從傳統的雙邊走向雙邊和多邊共用。
中美知識產權爭端最早發生20世紀80年代末。1988年4月，美國通過《綜合貿易與競爭法》，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利的國家，將被美國列入「觀察國家」或「重點觀察國家名單」，一般列入「重點觀察國家名單」，將遭到美國的貿易報復，這就是美國的301條款。美國利用301條款，自1989年至2005年，六次將中國列入「觀察國家」或「重點觀察國家名單」，三次公布對中國實施貿易制裁，將雙方拉到貿易戰的邊緣。
美國同時利用《綜合貿易與競爭法》的337條款，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實施出口禁止，近幾年每年都有數十起案件發生，2008年涉及中國企業的案件達十幾起，案件增長幅度非常大，中國每年因此出口減少幾百億美元。
337條款已成為美國重要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制度壁壘，美國的337條款嚴重違反了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
中美之間雙邊知識產權爭端的解決方式，還體現在美國利用多層次的雙邊對話機制，對中國施加壓力。可以說2005年以前，中國在中美知識產權爭端中，一貫處於應付和被動的地位，並且雙方爭端的解決都是雙邊的。
但自2005年後，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執法環境方面，都有了極大改進，而且逐步從一貫的被動中，逐步表現出主動出擊和應戰勢頭，2008年4月通過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就是最好的例證，中國正在走向知識產權立國的里程碑。
近年來，中國積極實施保護知識產權年度行動計劃，進一步完善了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大力加強知識產權執法，積極為權利人提供服務，努力推進知識產權國際合作，大力加強知識產權宣傳教育，這些手段和措施，都將使中國在知識產權爭端中由被動變主動，美國的雙邊手段不再那麼有效，美國也不能再那麼強盜和蠻橫，只能聯合其他國家利用WTO爭端解決機構，來解決中美知識產權爭端。
Ⅳ 中美知識產權談判案例分析
中美知識產權談判案例分析包括以下方面：
一、 談判過程
二、中國加入世界專貿易組織的歷程
(一屬)中國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做的努力
(二)中國「復關」/「入世」地位的爭論
三、知識產權問題
(一)美國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利益及其採取的多邊與單邊保護措施
(二)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
四、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
中美雙方在經過長達20個月的九輪磋商之後,於1995年2月26日在京達成中美知識產權協議。
Ⅳ 中美知識產權案例分析
我從上海公司律師網找了個案例：http://www.corplaw.sh.cn/Newsinfo.asp?id=20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7）滬高民三(知)終字第36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上海張小泉刀剪總店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黃浦區南京東路490號。
法定代表人朱興宜，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楊軍，上海市華誠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劉一舟，上海市華誠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區大關路33號。
法定代表人丁成紅，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斯偉江，國浩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吳鵬彬，國浩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錦江麥德龍現購自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區真北路1425號。
法定代表人杜哲思，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斯偉江，國浩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吳鵬彬，國浩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上海張小泉刀剪總店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刀剪總店公司)因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5）滬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64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於2007年4月27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上訴人刀剪總店公司的委託代理人楊軍、劉一舟，被上訴人杭州張小泉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杭州張小泉集團)和被上訴人錦江麥德龍現購自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麥德龍公司)的共同委託代理人斯偉江、吳鵬彬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告成立於1956年 1月6日，開業之初名稱是上海張小泉刀剪商店，1982年、1988年、1993年先後變更為張小泉刀剪商店、張小泉刀剪總店、上海張小泉刀剪總店。 2006年3月24日，原告因企業改制更名為上海張小泉刀剪總店有限公司。1987年1月30日，原告經核准注冊了「泉字牌」圖形商標。1993年10 月，國內貿易部授予原告為中華老字型大小。
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前身為杭州張小泉剪刀廠。1964年8月1日，杭州張小泉剪刀廠經注冊取得張小泉文字與剪刀圖形組合的「張小泉牌」商標，核定使用商品為日用剪刀，注冊號為46474。 1981年5月1日，「張小泉牌」商標又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注冊，核定使用商品第20類剪刀，注冊號為129501。1993和2003年連續獲得續展，有效期至2013年2月28日。1991年2月28日，杭州張小泉剪刀廠經注冊獲得「張小泉」商標，核定使用商品第8類(包括剪刀和日用刀具等)，注冊號為544568。2001年續展注冊，有效期至2011年2月27日。1997年5月7日，上述兩商標均轉為國際分類，核定使用商品第8類(包括刀剪等)，有效期自1997年5月7日至2007年5月6日止。1997年4月9日，「張小泉牌」商標被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標局（以下簡稱國家商標局）認定為馳名商標。2000年12月27日，杭州張小泉剪刀廠因企業改制更名為杭州張小泉集團有限公司。2001年5月14日、8月14日，「張小泉牌」及「張小泉」注冊商標先後經核准轉讓給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
2005年4月21日，原告刀剪總店公司在被告麥德龍公司處購得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生產的KSX－195G不銹鋼民用廚刀、ZG－175不銹鋼斬骨刀、HBSJ－174精製不銹鋼家用剪、 HSSJ－185精製不銹鋼強力剪、MY2000－1不銹鋼民用剪(2000型)、NS－7不銹鋼合金指甲剪、SSJ－125精製不銹鋼剪各一把。上海市黃浦區第一公證處對上述購買過程進行了公證，並於同月26日出具了(2005)滬黃一證經字第4539號公證書。
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購買的不銹鋼民用廚刀包裝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標有「張小泉牌」商標及「中國馳名商標」字樣，左下方自左向右標有「創立於1663」字樣、「張小泉」商標及產品名稱，其中「張小泉 」商標的背景圖案由醒目的紅色菱形與黑色正方形疊加形成，「創立於1663」字樣緊鄰在「張小泉」商標的左側；包裝盒的左側標有「三百年歷史 三百年盛譽」字樣，右側標有生產單位名稱及貨號。不銹鋼斬骨刀包裝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標有「張小泉牌」商標及「追求卓越品質」字樣，下方依次標有「張小泉」商標、「since 1663」字樣及產品名稱。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購買的五種剪刀產品外包裝的左上方自上而下均標有「創立於1663」、「張小泉」商標、「中國馳名商標」字樣，「張小泉」商標的背景圖案由醒目的紅色菱形與黑色正方形疊加形成，「創立於1663」字樣緊接在「張小泉」商標的上方；外包裝的右側標有貨號及產品名稱，下方標有「張小泉牌」商標及生產單位名稱。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1999)滬二中知初字第13號生效判決書認定：「根據杭州市檔案館及浙江文史資料選輯記載，『張小泉』具有三百多年的歷史，起初由張思泉帶著兒子小泉開設『張大隆』剪刀店，1628年張小泉又率子近高來到杭州，在杭州大井巷繼續營業，招牌仍用『張大隆』，後因冒名者多，於1663年改名為『張小泉』刀剪店。小泉去世後，兒子近高繼承父業，並在張小泉後面加上近記，以便識別。1910年，張祖盈承業。1949年，張祖盈因虧損宣告停產，並將張小泉近記全部店基生財與牌號盤給許子耕。杭州解放後，張小泉近記剪刀復生。1953年，人民政府將當時所有的剪刀作坊並成五個張小泉制剪合作社」。
原審法院認為:原告刀剪總店公司系經營刀剪等商品的企業，符合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規定的經營者的身份，且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與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經營刀剪等商品上存在競爭關系，故原告刀剪總店公司有權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提起本案訴訟。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關於原告刀剪總店公司不具備訴訟主體資格的辯稱，原審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總店公司主張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和「since 1663」的行為構成虛假宣傳。原審法院認為，雖然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與「張小泉」的創始人沒有嫡傳關系，但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前身杭州張小泉剪刀廠先後於1964年8月1日、1991年2月28日經注冊取得「張小泉牌」商標和「張小泉」商標，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是上述商標的商標權人，其在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張小泉」商標的同時，標注「創立於1663」或「since 1663」，主觀上是為了表明「張小泉」品牌創立於1663年的歷史事實，故對於原告刀剪總店公司主張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的上述標注方式構成虛假宣傳，原審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總店公司主張，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張小泉牌」商標雖於1997年被國家商標局認定為馳名商標，但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未按照《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在馳名商標認定時間超過三年時重新提出認定申請，故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中國馳名商標」亦構成虛假宣傳。原審法院認為，1996年8月14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頒布的《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明確，對於馳名商標認定時間未超過三年的，不需要重新提出認定申請。2003年4月17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頒布了《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該規定於同年6月1日起施行，原《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同時廢止。現行的《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中沒有關於經國家商標局認定的馳名商標需在一定期限後重新提出認定申請的相關規定。鑒於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張小泉牌」商標曾在1997年被國家商標局認定為馳名商標，因此，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中國馳名商標」，不構成虛假宣傳。原告刀剪總店公司的上述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原審法院不予支持。
鑒於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since 1663」和「中國馳名商標」，不構成不正當競爭，故對於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要求被告麥德龍公司停止銷售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生產的上述產品的訴訟請求，原審法院亦不予支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刀剪總店公司和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均系經營刀剪等同類商品的企業，且均與「張小泉」的創始人沒有嫡傳關系。雙方因「張小泉」品牌的知識產權問題已經發生了多次訴訟，因此，雙方在經營活動中均應依法規范使用各自與「張小泉」品牌有關的知識產權。本案中，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刀剪產品的外包裝上將其「張小泉」商標與「創立於 1663」或「since 1663」字樣結合使用和宣傳的行為，顯屬不妥。為了正確區分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張小泉」商標與「張小泉」品牌的歷史，避免相關公眾的誤認和混淆，今後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在經營活動中應當依法規范使用「張小泉」商標和「張小泉」品牌。
綜上所述，對於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要求被告杭州張小泉集團停止虛假宣傳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並賠償損失，要求被告麥德龍公司停止銷售系爭產品的訴訟請求，原審法院不予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第九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駁回原告刀剪總店公司的訴訟請求。本案一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 3,930元，由原告刀剪總店公司負擔。
判決後，原告刀剪總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要求撤銷原判，判令杭州張小泉集團停止在其生產、銷售的刀剪產品外包裝上不當標注「創立於1663」、「中國馳名商標」字樣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判令麥德龍公司停止銷售杭州張小泉集團生產的上述不當標注產品；判令杭州張小泉集團賠償上訴人損失人民幣10萬元；判令杭州張小泉集團賠償上訴人合理費用人民幣21,000元，其中公證費人民幣1,000元，律師費人民幣2萬元。其主要上訴理由為：一、原判關於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 1663」文字的行為不構成虛假宣傳系事實認定錯誤。上訴人、杭州張小泉集團與「張小泉」品牌的創始人均沒有嫡傳關系。杭州張小泉集團無論是企業、注冊商標或是生產歷史，均沒有300多年歷史。二、原判關於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中國馳名商標」文字的行為不構成虛假宣傳系事實認定錯誤，且適用法律錯誤。在2003年6月1日《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施行前，馳名商標的管理應以《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為法律依據。在2000年「 張小泉牌」商標被認定為馳名商標三年後，根據《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第四條第三款的規定，杭州張小泉集團應重新提出認定馳名商標的申請。由於杭州張小泉集團未提出申請，故該商標已不屬於馳名商標，不能再適用《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三、原判要求杭州張小泉集團在經營活動中依法規范使用「張小泉 」商標和品牌的判決內容含義不明確，難以實行。
被上訴人杭州張小泉集團答辯認為，上訴人的上訴請求缺乏法律及事實依據，應予駁回。其主要答辯理由為：一、杭州張小泉集團有關「創立於1663」的標注不構成虛假宣傳。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張小泉牌 」刀剪品牌與創立於1663年的張小泉刀剪之間存在密切的傳承及淵源關系，因此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刀剪產品包裝上作系爭標注，用以表明其刀剪品牌的淵源，不存在虛假捏造的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所有企業的歷史都從登記起算，不可能成立於1663年，因此消費者對杭州張小泉集團在產品包裝上的標注，只會理解為該品牌的源頭和歷史，不會形成「杭州張小泉集團成立於1663年」的誤解。二、標注「中國馳名商標」不構成虛假宣傳。《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已經被《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取代，後者中沒有關於馳名商標超過三年必須重新進行認定的規定。《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也只是針對當事人要求工商局保護時，工商局可以要求重新認定。實踐中，國家工商局沒有重新認定過一件馳名商標。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商標廣為人知，在2004年上海法院的判決中均認定「張小泉牌」商標為馳名商標，因此宣傳馳名商標並不虛假。三、原判指出杭州張小泉集團行為不妥，是提醒其日後要更嚴謹、規范地使用權利。
被上訴人麥德龍公司答辯認為，其同意被上訴人杭州張小泉集團的意見；同時，其作為銷售商，已經盡到合理審查義務，無需承擔責任。
二審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證據材料。
本院經審理查明，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屬實。
本院認為，經營者違反誠信原則，實施誤導消費者並損害同業競爭者合法權益的相關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本案中，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since 1663」和「中國馳名商標」的行為，系為表明「張小泉」品牌的客觀歷史及「張小泉牌」商標被國家商標局認定的馳名商標之身份，並非違反誠信原則、誤導相關公眾的虛假宣傳行為，亦未損害刀剪總店公司的合法權益，故未實施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所禁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上訴人認為，原判關於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文字的行為不構成虛假宣傳系事實認定錯誤。上訴人、杭州張小泉集團與「張小泉」品牌的創始人均沒有嫡傳關系。杭州張小泉集團無論是企業、注冊商標或是生產歷史，均沒有300多年歷史。本院認為，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文字的行為是否構成虛假宣傳，關鍵在於是否會造成相關消費者的誤解。首先，鑒於我國目前的企業和商標制度均系在建國之後設立，客觀上我國企業和商標均不可能創立於 1663年。其次，「張小泉」品牌及歷史在我國相關公眾中具有廣泛的知名度。因此，即使杭州張小泉集團與「張小泉」品牌的創始人沒有嫡傳關系，其在產品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文字，也不會導致相關消費者誤認為其企業成立於1663年或其商標權取得自1663年，故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文字的行為不會造成相關消費者的誤解，不構成虛假宣傳。上訴人認為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創立於1663」文字的行為構成虛假宣傳的上訴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訴人認為，原判關於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中國馳名商標」文字的行為不構成虛假宣傳系事實認定錯誤，且適用法律錯誤。在2003年6月1日《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施行前，馳名商標的管理應以《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為法律依據。在2000年「張小泉牌」商標被認定為馳名商標三年後，根據《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第四條第三款的規定，杭州張小泉集團應重新提出認定馳名商標的申請。杭州張小泉集團未提出申請，故該商標已不屬於馳名商標，不能再適用《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本院認為，首先，《馳名商標認定和管理暫行規定》第四條第三款規定，經國家商標局認定的馳名商標，認定時間未超過3年的，不需重新提出認定申請。該條款僅規定已被認定的馳名商標3年內無需重新認定，至於超過3 年的情況是否必須重新提出認定申請，該條款並無明確的表述。同時，該條款亦因在後生效的《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而被廢止。其次，上訴人亦未提供其他相關證據證明國家商標局曾要求其他馳名商標權利人重新提出認定申請或者曾有其他馳名商標權利人向國家商標局提出重新認定的申請。因此，上訴人提出的馳名商標被認定三年後應重新提出認定申請之主張，缺乏充分的事實和法律依據。此外，商標是否馳名，是一種客觀事實狀態。基於國家商標局曾認定杭州張小泉集團的「張小泉牌」商標為馳名商標，而本院（2004）滬高民三(知)終字第27號生效判決書亦確認該商標為馳名商標，在上訴人未提供相反證據足以否定上述認定的情況下，原審法院在法律並未禁止馳名商標權利人標注「中國馳名商標」的情況下，依法確認杭州張小泉集團將其「張小泉牌」商標標注為「中國馳名商標」不構成虛假宣傳，並無不當。上訴人認為原判關於杭州張小泉集團在其刀剪產品外包裝上標注「中國馳名商標」文字的行為不構成虛假宣傳系事實認定錯誤，且適用法律錯誤的上訴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訴人認為，原判要求杭州張小泉集團在經營活動中依法規范使用「張小泉」商標和品牌的判決內容含義不明確，難以實行。本院認為，雖然原判認定杭州張小泉集團的相關包裝文字未構成虛假宣傳，但為了使杭州張小泉集團的相關行為更加規范，原審法院特別提醒杭州張小泉集團今後要注意規范使用自己的知識產權，並無不當。上訴人該上訴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上訴人的上訴請求及理由無事實及法律依據，應予駁回。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3,930元，由上訴人上海張小泉刀剪總店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Ⅵ 中美知識產權摩擦中受美國337調查的案例
很多，可以在一些論文中找，其中一篇《華為勝訴ITC應對337調查提供法理範例》2009年5月發表在《WTO經濟導刊》寫的很到位。作者在這個領域很有研究。
Ⅶ 知識產權有什麼發展歷史嗎
知識產權制度在世界上有著悠久的歷史。尤其是各類知識產權中的專利、商標和版權的立法時間最早。其歷史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1.萌芽階段(13世紀至14世紀)
這一階段出現了由封建王室賜予工匠或商人的類似於專利的壟斷特權，它為後來知識產權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2.初創和普遍建立階段(15世紀至19世紀末)
在這個階段，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版權法和商標法相繼誕生，如威尼斯共和國的《專利法》(1474年)、英國的《壟斷法》(1623年)、英國的《版權法》(1710年)、法國的《商標法》(1857年)等。19世紀末絕大多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知識產權制度(主要指專利制度、商標制度、版權制度) 。
3.進一步發展階段(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
知識產權制度在這一階段的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縱向發展：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在原有基礎上通過不斷修訂變得更加完善、科學， 尤其是隨著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如1883年的《巴黎公約》和1886年的《伯爾尼公約》)的建立，各國知識產權制度呈現從「各自為政」、「 各行其是」到逐步國際化、現代化的特點。在此背景下，各國又簽訂了數量更多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其數量達數十個之多)，使得知識產權保護對象逐步增多，知識產權的種類也有所增加。至1970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成立時，各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已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橫向發展：即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外的更多國家得到實行。20世紀後期，社會主義國家開始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也都制定了自己的專利法、商標法、版權法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廣大已經取得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民族經濟也都實行了專利等知識產權制度。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也開始制定知識產權立法，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制度國家的行列。當然，在許多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及發展中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如前蘇聯和大多數東歐國家實行發明人證書制度和專利制度混合的發明保護制度(即所謂的「雙軌制」)，規定取得發明人證書後，發明權歸國家所有，發明人只取得一定獎勵，不能拒絕國家批準的其他人使用該發明。又如部分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實行「 輸入專利」(Patent of Impor tation)和「確認專利」(Patent of Confirmation)等制度，由於這類專利是在外國(原宗主國)有效專利的基礎上授予的，本國專利局一經登記即可確認並獲得。這種專利制度帶有很大的依賴性，實際上並沒有建立本國完全獨立的專利制度。
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與發展
知識產權制度發源於歐洲，專利法最先問世，英國1623年的《壟斷法規》（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是近代專利保護制度的起點。繼英國之後，美國於1790年、法國於1791 年、荷蘭於1817年、德國於1877年、日本於1885年先後頒布了本國的專利法。雖然1618年的英國首先處理了商標侵權糾紛，但最早的商標成文法應當被認為是法國1809年的《備案商標保護法令》。1875年法國又頒布了確立全面注冊商標護制度的商標權法。以後，英國於1862年、美國於1870年、德國於1874年先後頒布了注冊商標法。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版權法當推英國於1710年頒布的《保護已印刷成冊之圖書法》，被稱為《安娜女王法》。法國在18世紀末頒布了《表演權法》和《作者權法》，使與出版印刷更為密切相聯的的專有權逐步成為對作者專有權的保護。以後的大陸法系國家，也都沿用法國作者權法的概念和思路。日本在 1875年和1887年先後頒布了兩個《版權條例》，於1898年頒布過《版權法》。1899年日本參加了《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當年在過去版權立法的基礎上頒布了《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的概念來源於 19世紀50年代的法國，而世界上第一部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說為1890年美國的《謝爾曼法》，一說為1896年德國制定的《不正當競爭防止法》。但美國是最早產生現代意義上競爭法的國家，其立法包括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兩個方面，除大量判例外，還有《謝爾曼法》、《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克萊頓法》和《魯賓遜-帕特曼法》。英國現代競爭立法相對較晚，但以案例法著稱的英國反不正當競爭的規范可以追溯到15世紀，較全面地反不正當競爭法則完成20世紀的中葉，較有代表性的法律有《限制性貿易管理法》、《轉售價格法》、《公平交易法》等。1905年德國對《不正當競爭防止法》重新進行了制定，並多次進行了修改。 1957年又頒布了《反對限制競爭法》，使德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體系更加完善，為德國的經濟高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日本步德國的後塵，又在二戰後受美國的影響，其反不正當競爭立法主要有1933年的《反不正當競爭防止法》，該法以後經過多次修改，1993年曾作了較全面的修改。在此法中具體界定了12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加強了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除法力度，除高額罰款外，還有刑事制裁。
知識產權國際公約、條約的制定對各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同時這些國際公約本身就又是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使知識產權制度逐步在世界范圍設立和擴展開來。幾部主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訂立及其不斷修改、發展史代表了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和歷史。當今世界，對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重視程度幾乎已經超過了對知識產權內國法的重視，如果內國法不適合國際公約對知識產權的最低保護標准，還要不斷修改內國法。幾個主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幾乎把全球的國家和特殊經濟區動員起來，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越來越趨於國際化了。因此，把握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就如同掌握了知識產權制度的標准和發展的趨向。研究知識產權制度不能不將幾個主要的相關國際公約作為研究的重要課題。真正界定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並稱得上完整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的，當屬《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它們覆蓋了工業產權和版權等廣范的知識產權范圍。除此之外，一個世紀以來，在工業產權領域共有15 個國際公約，主要有《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專利合作條約》等。在版權領域共有10個公約，主要有《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保護表演者、錄音製品著作者與廣播組織公約》等。此外還有《科學發現的國際登記條約》、《保護奧林匹克會徽條約》和《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在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領域，還有一些地區性公約起著獨特的作用，如《專利申請形式要求歐洲公約》、《歐洲專利權授予公約》等。在美國等世界發達國家的推動下，知識產權國際公約不斷發展變化，保護范圍越來越廣，保護水平越來越高，保護標准及違反公約的爭端處理機制越來越具體、有效。我國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過程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成為對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和執法最有影響力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和執法機制以及知識產權事業正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發展壯大起來的，是在逐步承諾履行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過程中成熟和完善起來的。甚至回溯到晚清時期的知識產權制度，也不無國際商貿和保護「夷人權利」的烙印。
關於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產生和發展有幾種說法，突出代表是「二十年說」和「百年左右說」兩種。「二十年說」主要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專利法、商標法等知識產權法律的制定和我國政府奉行保護知識產權的政策，建立行政和司法保護兩種機制的事實出發，認為現代的知識產權制度產生於二十年間， 「二十年前，中國在知識產權制度方面，幾乎是一片空白」。 「百年左右說」主要從鴉片戰爭以來我國陸續出現近代工業，並與他國有了較多的接觸，於1882年清光緒皇帝批准我國第一件「專利」和第一套專利「法規」起，直到國民政府頒布的專利等「法規」，以及知識產權法律在海峽兩岸間的發展，「僅是百年左右的歷史而已」。應當說，我國現代化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年間建立起來的，這是包括國際知識產權界在內的有目共睹的事實。但說到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歷史沿革、研究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源，不能不追溯到我國近現代史的百年左右的史冊，甚至要研究常被人們忌諱提到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台灣政權知識產權制度。知史可鑒今，今天改革開放和即將進入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的設立，或許可以從我國晚清知識產權保護是從對洋人商標權保護起始中找到一絲絲的軌跡。
反觀中國專利發展史，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公元857-841年的西周厲王時代就有「謀欲專利之事」，《國語》有「匹夫專利，尤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的記載。1859年太平天國時期的領導者提出了專利制度的建議，甚至提出發明專利與小發明之分，保護期不同，「器小者賞五年，大者賞十年，益民多者年數加多」。但我國專利保護落實於專利法規之涵義卻僅是百年左右的歷史而已，加上民國以來國間動盪分裂，使兩岸中國人的專利制度相較於美、法、西班牙先後頒布專利法等，起跑較晚且實施中斷，這或許就是「四大發明」起源於中國但卻未在中國繼續發展的主因。我國第一部專利法的雛形應為清「戊戌變法」中光緒皇帝頒布的《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後被廢除，「惟專利制度仍在各省紮根」。民國第一部專利法的雛形為1911年12月12日由工商部頒布的《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該章程已揭示了「先申請原則」、「權利轉讓」、「法律責任」等重要理念。1932年頒布的《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以及其實施細則、《獎勵工業技術審查委員會規則》等構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也為現行國民黨政府專利法框架的基礎。1944年5月4日國民黨政府經「立法院」第四屆第206次會議通過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稱為「專利法」的法律。以後雖經多次修改，但都改動不大，唯台灣當局於1994年為配合其產業發展及重返世界貿易組織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在北宋時期，山東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就使用了「白兔兒商標」，但談到商標制度則也晚於西方國家，至晚清時，注冊商標的保護始至對外國商標的保護，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標法是英人於1904年起草的。而在此時我國台灣卻被日本佔領，實施了50年的日本商標法。1923年北京政府頒布了44條的商標法，同年又頒布37條的實施細則，這是我國第一部付諸實施的商標法。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後對商標法幾經修改，除1930年重新頒布商標法外，並無大的改進，直至蔣介石集團遷往台灣。以後為因應台灣島內工商業的發展，近年來又為「入世」，在有關商標專用權、注冊、爭議、侵權刑事責任與罰則等方面多有改動
知識產權的歷史沿革
隨著科學技術和產業革命的進步，對知識產品的佔有、使用會帶來極大的經濟收益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技術的轉移、公開勢必會使原先的發明創造者喪失競爭優勢，這就需要建立一種機制，以確保既能維持新技術發明人的技術優勢，又能滿足社會對該技術的需要，防止技術壟斷。於是，知識產權制度中的專利制度率先應運而生。18世紀60年代在英國開始的產業革命，是專利制度產生的催化劑。以後，在西方國家又產生了著作權制度和商標權制度。迄今為止，經過數百年的洗禮，知識產權制度已成為國際上通行的保護智力成果和工商業信譽的法律制度。
知識產權「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Property」可以從不同角度理解，1980年《牛津法律大辭典》解釋為「財產權，財產」。嚴格地講，這個術語用來指財產所有權，法律規范規定物的所有權轉移的情形便是如此。在作為財產所有權的意義上，財產所有權既可以存在於有形財產中，也可以存在於無形財產中。從古羅馬法財產限於有形物到無形財產概念的出現，反映了隨著社會的變遷，人們對財產、財產權認識水平的提高，也為包容知識產權奠定了思想基礎。
從總體上講，知識產權作為一種新型的財產形態，是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使知識產品創造人對其知識產品的權利意識增強，而且為知識產品的市場流通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科學技術的發展則為知識產品的利用及價值實現提供了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知識產權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才在法律中作為一種財產權出現的。
19世紀中後期，各國逐漸認識到知識產權在促進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紛紛通過知識產權立法保護知識產權。這堪稱知識產權制度上的又一次飛躍。從19世紀末開始，有關知識產權的國際多邊公約、地區公約或雙邊協定紛紛出台，其中1883年簽訂的巴黎公約和1886年簽訂的伯爾尼公約成為知識產權領域國際保護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識產權保護從此呈現國際化的特點，而且知識產權保護和協調的國際化趨勢愈來愈明顯。特別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在經濟、科學、技術、文化領域交流與合作的不斷擴大，知識產權的國際化又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知識產權保護從19世紀末進入國際保護階段，這次飛躍一直延續至今，它使具有嚴格地域性的知識產權可以通過一定途徑獲得他國保護而具有國際性。可以說，現代知識產權保護就是以成立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組織和締結大量國際知識產權公約為特點的。
參考資料：網路及網路文庫「知識產權」相關詞條，感謝整理這些內容的原作者。
Ⅷ 為什麼知識產權保護會成為中美兩國間的一個焦點話題
中國的科技發展相對西方國家的發展起步很晚，發展的速度卻大大超出了美國政府的版預期。這是美國政府及西權方列強所難以接受的，遏制、打壓、封鎖……手段阻止中國的發展，是他們常用的手段。以知識產權保護為借口對中國科技交流設限也是其遏制中國科技發展的手段之一。
Ⅸ 中美知識產權分歧
樓上的回答來有道理,除此之外源還有觀念上的差異,中國長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以在人們的思想中沒有保護知識產權的概念.而美國人認為,按勞取酬天經地義,對社會做的貢獻越大,取得的報酬就應該越多.
觀念上的差異必然導致行為上的差異,中國人認為侵犯他人的知識產權算不上侵犯他人的利益,於是當地的領導機關為了當地的利益或者自己的利益,對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行為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加以保護.地方保護主義非常嚴重.
經濟水平和利益的差異: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有了一定的出口能力,與美國有了貿易順差,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不原接受的事實,美國認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應歸功於對外國技術的採用,是侵犯知識產權的結果,所以美國必然要求中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確保他的利益不受侵害.
另一方面,中國雖然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可是與發達國家比還很貧困.總體技術還很落後,技術還是需要進口.要購買他人的技術必需花大量的外匯.中國當然不願意花那麼多的錢.這種經濟利益的不一致,必然會產生對知識產權保護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