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知識產權法典2004

❶ 知識產權法哪年頒布

知識產權的歷史並不算長。
我國目前尚沒有一部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1982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1984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1990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1993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進步法》（1993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作為其法律淵源。

❷ 簡答知識產權基本法與民法的關系

一、在我國民法典制定的大背景下，探索知識產權法與民法典的關系具有版重大立法價值和實踐意權義。作為民事基本法的知識產權法，亦需恪守民法基本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作為知識產權法與民法的連接點之一，其在知識產權法上的適用反映了二者之間的密切邏輯關系，亦體現了知識產權法向民法進一步回歸的趨勢。
二、我國知識產權法學界對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的基本原則十分關注，但對作為一個學科的知識產權法的基本原則的研究卻較為薄弱。在我國民法典制定之際，作為民事基本法的知識產權法與民法典的制定存在密切聯系，貫穿於民法典制定始終的民法基本原則亦為知識產權法所遵循。劉春田教授認為，「知識產權法制的運作，一直處於民法的陽光普照之下。離開民法的制度觀照與理論滋養，知識產權的實踐寸步難行。

❸ 中國知識產權法是那年頒布實施的

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籌備、醞釀，起始於70年代末期，是伴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而起步的。1982年出台的《商標法》是我國內地的第一部知識產權法律。

標志著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開始建立。隨著1984年《專利法》、1990年《著作權法》的推出，標志著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初步形成。

中國知識產權法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護知識產權的制度及執法體系。從1980年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相繼制定了商標法、專利法、技術合同法、著作權法、計算機軟體保護條列等等，從而形成了完整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

(3)法國知識產權法典2004擴展閱讀：

《中國知識產權法》的法律特徵

1、無形財產權。

2、確認或授予必須經過國家專門立法直接規定。

3、雙重性：既有某種人身權（如簽名權）的性質，又包含財產權的內容。但商標權是一個例外，它只保護財產權，不保護人身權。

4、專有性：知識產權為權利主體所專有。權利人以外的任何人，未經權利人的同意或者法律的特別規定，都不能享有或者使用這種權利。

5、地域性：某一國法律所確認和保護的知識產權，只在該國領域內發生法律效力。

6、時間性：法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規定一定的保護期限，知識產權在法定期限內有效。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國知識產權法

網路—知識產權法

❹ 知識產權法的效力 論述題，謝謝了！~~

【摘要】長久以來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已審理判決的涉外知識產權糾紛案件沒有一個適用外國知識產權實體法的。出現這種不正常狀況的原因可能源於理論上的誤區，因沒有真正區分知識產權法域外效力所導致。

近幾年來，有關涉外知識產權案件的報道往往是各家媒體炒作的對象、關注的焦點，作為學人如果我們拋開輿論本身的喧囂，沉澱下來，從已公開的案例來看，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中國法院已審理判決的涉外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當中，幾乎沒有一個適用外國知識產權實體法的。是當應如此還是另有「隱情」？讓我們先從一經典的案例談起。

一、往事不得不提——從「北影錄音錄像訴北京電影學院」案說起

原告北影錄音錄像公司通過合同，依法取得的汪曾祺創作小說《受戒》的改編權和攝制權，被告電影學院從教學實際需要出發，挑選在校學生吳瓊的課堂練習作品，即根據汪曾祺的同名小學《受戒》改編的電影劇本組織應屆畢業生攝制畢業電影作品，用於評定學生學習成果。未徵得原告許可的情況下，在該作品攝制完成後在北京電影學院內進行了教學觀摩和教學評定，法律論文1994年11月北京電影學院將電影《受戒》送往法國參加朗格魯瓦國際學生電影節，電影節放映該片時，觀眾除特定的學生、教師外，還有當地公民，且組委會還出售了少量門票。限於本文主題，筆者關注的是「北京電影學院將電影《受戒》送往法國參加朗格魯瓦國際學生電影節公映」這一行為如何進行法律適用的問題。

按照我國國際私法學定義，涉外民事案件應當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即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產生、變更、消滅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事實具有涉外因素。此案，毫無疑問當屬涉外民事案件。

本案一審法院海淀區法院認為，北京電影學院將電影《受戒》送往法國參加朗格魯瓦國際學生電影節公映違反了著作權法（著重符為筆者注）的規定，構成了對北影錄音錄像公司依法取得的小說《受戒》的改編權和攝制權侵犯。盡管北京電影學院不服一審提出了上訴，但二審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維持了原判。根據當時理論和法律規定來看，一、二審法院的判決無可挑剔：1993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發的《關於深入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幾個問題的通知》，其中第2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涉外著作權案件，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等有關法律法規；我國國內法與我國參加或締結的國際條約有不同規定，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我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以下簡稱《通知》）。該司法解釋時至今日依然有效。

無獨有偶，隨後發生的「欒述兵訴北京鴻鈦文化藝術傳播有限公司、日本JVC唱片公司侵犯著作權」糾紛案中，審理法院依然依據我國著作權法認為，被告在我國境外聯合發行CD唱片，沒有給原告署名和支付任何報酬，侵害了原告所享有的表演者權。

中國入世，知識產權法一改再改，但《通知》第2條似乎具有了免疫力依然保持巍然不動，甚至有加強趨勢。2004年2月18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下發的《關於涉外知識產權民事案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解答》第18條規定：「侵犯著作權、實施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雙方當事人均為我國自然人、法人、或者在我國均有住所，侵權行為發生在外國的，可以適用我國的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盡管措辭是「可以」而非「應當」，但明顯體現了一種傾向和引導。

是什麼讓我們如此堅持？我的答案是理論誤區和司法實務考察的缺失。眾所周知，我們是大陸法系，立法深深的受到法學理論的影響，法官不能「造法」，不能越雷池半步，而我們的理論卻沒有搞清什麼是知識產權法的域外效力，更沒有區分知識產權的域內效力和知識產權的域外效力，至今仍分歧較大，司法實務也只得霧里看花，亦步亦趨。

二、知識產權法的域外效力

（一）知識產權法域外效力的涵義。韓德培先生認為，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一國法律不僅適用於本國境內的一切人，而且還適用於居住在國外的本國人」。（1）肖永平先生認為，所謂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法律的屬人效力在國外的體現」。（2）趙相林先生認為，「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稱屬人效力，是指一個國家的法律對本國的一切人，不論該人在境內還是境外都有效，都應該適用」。（3）盡管這些論述略有差異，但實質一致——本國法對境外的本國人有效。但這種效力是虛擬的，只有當別的國家根據主權原則和平等互利原則承認其域外效力時，這種虛擬的域外效力才變成現實的域外效力。因此可以這樣說，國際私法中的域外效力可分兩種，一種是本國法律虛擬的或自設的域外效力，即本國法對境外的本國人有效的，另一種是現實的域外效力，即內國法院在一定條件下承認外國民商法律在內國的效力，如承認依外國法（引者注）建立的合同、婚姻關系等。（4）也就是說，只要受案法院在一定條件下適用了外國法就是該外國法現實的域外效力的體現。如果說上述分析能夠成立的話，那麼知識產權法在國際私法意義上的域外效力也應分兩種，虛擬的法律效力和現實的法律效力。縱觀世界各國私法領域，很少有法律（包括知識產權法）明確宣稱不適用於國外本國人的，即各國都積極主張本國法律虛擬的域外效力，知識產權法亦不例外，因為這樣做符合並且可能為本國獲取利益。至於知識產法律論文權法現實的域外效力——這也往往是人們爭議的焦點——則要取決於受案法院了，換句話說，只要受案法院適用了外國知識產權的實體法就是知識產權法域外效力的體現。

傳統觀點認為，知識產權嚴格的地域性決定了在一國取得的知識產權僅具有域內效力，原則上不發生域外效力，因而根本不會產生法律沖突問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早先英美國家的法院在受理有關外國知識產權糾紛時認為，本國法院為不方便法院，從而拒絕行使管轄權，大陸法系的立法者認為依一國法產生的知識產權，其有效性、權利歸屬以及對侵權行為的救濟都由該國法規定，應屬專屬管轄。但隨著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發展，知識產權法的法律沖突也就產生了，其原因有：國際條約的締約國之間相互承認和保護知識產權，為法律沖突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各國法律在知識產權的取得、行使、保護范圍、期限等方面規定有所不同，法律沖突不可避免；即使在國際條約的締約國之間，因相互給予對方公民或法人的是「有限制的國民待遇」，在權利的原始國法律與被請求給予保護的國家法律之間，也會因各自的規定不同而產生法律沖突。（5）鑒於此，有關國家已開始知識產權的沖突立法，承認知識產權法的域外效力。1978年奧地利《國際私法法規》規定：「無形財產權（包括知識產權——引注）的創立、變更和消滅，依使用行為或侵權行為發生地國家法律。」1987年《瑞士聯邦國際私法法規》第110條規定：「知識產權由在那裡請求保護知識財產的國家法律規定」。

英國、德國、義大利、荷蘭等國的立法均規定，對著作權的產生和存續問題適用作品首次發表並獲得著作權國法，而對權利的行使問題則適用作品被請求保護國法。（6）（二）知識產權的域外效力。與知識產權法域外效力易混淆的是知識產權域外效力的問題。知識產權具有嚴格的地域性，它只在權利登記地或被請求保護國有效，談不上域外效力。即使在法語非洲國家、北美自由貿易區及歐盟國家，地域性也並未全面消失，只是部分減弱了。（7）乙國法院適用甲國知識產權法保護原告，依甲國知識產權法享有的知識產權——乙國法院保護的不是乙國法意義上的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地域性並沒有變，知識產權法卻可以具有域外效力，兩者截然不同。

三、司法實踐的考察

早在1993年初，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荷蘭的海牙地方法院在受理一起跨國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時認為，一國法院不僅有權管轄在其地域內的侵權活動，而且有權管轄在其地域外的侵權活動。（8）1997年英國高等法院審理了這樣一起案件：原告建築物設計圖的版權分別在英國和荷蘭遭到侵犯，原告向法院提起訴訟，並要求將該案中的所有侵權行為合並審理，法院同意了原告的請求，並針對侵權荷蘭版權的行為適用了荷蘭版權法。

回到國內，已有學者對我國法院的這種完全排斥外國知識產權法適用的做法產生微辭，就「北影錄音錄像公司訴北京電影學院侵害著作權案」，馮文生認為，涉案作品《受戒》在法國受其著作權法保護，「由於我國與法國著作權法在保護水平上的差異，也由於該作品在中國市場與法國市場上所具有的利益水平不同，如果依照中國法處理發生在法國的案件，勢必對權利人的利益造成損害。」（9）有趣的是，有人雖不承認知識產權法的域外效力但也認為本案中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作品《受戒》在法國放映的行為應適用法國著作權法。（10）這不僅僅是個別學者的看法，被國際私法學界奉為經典的，由中國國際私法學會草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示範法》第三章第七節專門規定了知識產權沖突規范，且並不排斥外國知識產權法的適用，例如《示範法》第95條：「著作權的成立、內容和效力，適用權利主張地法」；第99條：「知識產權侵權的法律救濟，適用請求保護地法。」（11）澄清了理論上的迷霧，找到了案例的支持，我們還在猶豫什麼？

注釋：

〔1〕韓德培。國際私法新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132

〔2〕肖永平。國際私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154.

〔3〕趙相林。中國國際私法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4.

〔4〕黃 進。國際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

〔5〕李雙元。國際私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307-309.

〔6〕鄭成思。知識產權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15.

〔7〕鄭成思。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與涉外保護〔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7.

〔8〕馮文生。知識產權國際私法基本問題研究〔A〕。鄭成思，知識產權文叢（第4卷）

❺ 知識產權法屬於哪個部門法 知乎

從大的分類講，知識產權法屬於民事法律，但是一般會有行政管理、刑事責任的規定。知識產權法雖然屬於民事法，但由於年代出現較晚，一般不編入民法典。

❻ 知識產權法的立法起源

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創造、使用智力成果而產生的，以及在確認、保護與行使智力成果所有人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之總稱。

❼ 我國知識產權法頒布日期

知識產權侵權抄是一種特殊的民事侵權行為，中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規定了承擔民事責任的過錯原則和無過錯而依法應承擔民事責任的無過錯原則。這部1986年頒布的民法通則，雖然首次正式使用「知識產權」這一法學稱謂，也對著作權、商標權和專利權等受到剽竊、篡改、假冒等侵害的作了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償損失等規定，但從這些規定及1990年9月頒布並於2001年10月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和其他已頒行的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來看，基本上都對知識產權侵權的歸責原則規定為過錯責任原則，即「債權之訴」原則。筆者認為，知識產權侵權只適用過錯歸責原則的規定，使法律規定和審判實踐產生了沖突，
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一是同為民事侵權，無法普遍適用民事侵權歸責原則；
二是法律原則與審判實踐相矛盾，使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受到制約；
三是割裂了物上請求權與債之請求權的關系，使法官在個案的裁判中陷入困境。

❽ 高分求關於知識產權法的論文

論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內容摘要: 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不僅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基本原則,而且是知識產權立法的方法性原則。該原則貫穿於知識產權立法的始終,貫穿於知識產權的所有制度與規范之中。它是一種對知識產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賦權的方法,體現了知識產權立法的顯著特點。將該原則確立為知識產權法的基本原則具有其正當性。該原則具有重要功能,對知識產權法定原則進行正確分析和定位,能夠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提供有益的啟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應選取適當的立法模式,應不斷創設和確認知識產權的新權利類型,應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並符合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應符合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趨勢。

關鍵詞: 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正當性/制度創新

知識產權是私權,是民事權利的新型類型之一。知識產權的確認和產生有賴於知識產權的立法活動。在知識產權立法中,遵循著一項重要的方法性原則,即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該原則貫穿於知識產權立法的全過程和各個方面。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沒有同其他一般民事權利那樣實行意思自治原則,而是充分地實行著知識產權法定原則,這是知識產權立法的顯著特點。知識產權立法之所以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不僅具有充分的根據,而且具有其正當性。

一、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內容（為了論述方便,本文中「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中的「法」以及「知識產權立法」屬於廣義上的使用,既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內立法,也包括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條約、國際公約等）

綜觀知識產權的國內立法和國際立法,可以發現,知識產權立法的一個共同規律是始終貫穿著知識產權法定的原則。該原則已成為知識產權立法的特點之一,並通過知識產權規范及其制度得到深刻地體現。

（一）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法定

從一般意義上說,「知識是關於一切新的科學技術、文化藝術、信息、管理、美感、善德等等具體知識的一般抽象形式」[1]。對於知識產權的內涵和外延,理論界並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如鄭成思教授認為,知識產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知識產權,可以包括一切人類智力創作的成果；狹義的知識產權包括工業產權和版權兩部分；詳見鄭成思:《知識產權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3頁。也有學者認為,知識產權是人們基於自己的智力勞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而依法享有的權利。詳見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版,第1—4頁。）盡管如此,對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予以界定,這已是知識產權立法的共性所在。國內立法和國際立法都對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予以規定,以此表現一個國家對本國保護知識產權所持的態度以及所確定的不同保護范圍,或者用以表現參與締結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國際條約的不同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所持的共同態度或者確認的共同標准。由此形成了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法定,即一國國內或者國際上的知識產權內涵和類型都由知識產權立法予以直接規定,當事人不得自行約定知識產權的內涵,也不得自行創設知識產權的類型。

（二）知識產權關系的構成法定

知識產權關系由主體、客體和內容構成。知識產權立法,無論是採用國際公約、條約的形式,還是採用國內立法的法典法形式（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單行法形式（如我國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等）,對構成知識產權關系的三要素都會予以明確規定。具體來說:其一,知識產權的主體法定。知識產權立法一般都對享有知識產權的主體資格和條件予以明確規定,不是一切民事主體都可以成為知識產權的主體,一般說來（尤其是對知識產權的原始主體而言）,只有實施智力勞動並取得創造性智力成果的主體,才能成為享有知識產權的主體。其二,知識產權的客體法定。一定時期內存在於社會中的知識產品類型及其總量極其繁多,但並不是所有的知識產品都能被納入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范圍之內。為此,就需要知識產權立法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范圍予以選擇,劃定知識產權客體的范圍。其三,知識產權的內容法定。知識產權的內容包括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兩方面。但具體說來,知識產權立法針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分別規定了其各自不同的內容。

（三）知識產權的利用、使用、限制和轉讓等法定

首先,知識產權立法的價值在於推動知識或者智力成果的利用、使用,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增進社會財富的增長。為此,其對促進和推動各種知識和智力成果的高效率利用和使用做出了周全的規定；其次,知識產權立法在賦予知識產權主體以知識產權的同時,也基於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考慮,而對知識產權給予不同方面的法定限制。如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許可使用、強制許可使用等限制；我國《專利法》規定的強制許可（包括防止專利權濫用的強制許可、為公共利益目的的強制許可、交叉強制許可）、不視為侵犯專利權行為的情形等限制。再次,為了實現國家對知識產權的干預和管理,維護經濟秩序的安全、有序和高效,知識產權立法對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利的轉讓條件、程序都予以規定。

（四）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度法定

其一,知識產權的受保護條件和程序法定。並不是一切知識或者知識產品都能夠獲得知識產權立法的保護,知識產權立法對其所保護的知識或者知識產品的類型和范圍都規定了嚴格的條件和程序。知識產品只有符合法定保護條件並履行相應的程序時,才能獲得知識產權立法的保護。其二,知識產權受保護的地域范圍法定。知識產權的國內立法一般規定,在一國賦予的知識產權,只在該國領域內受該國知識產權法的保護,而對超出該國領域范圍的知識產品不予保護,並由此形成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地域性原則。而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條約的規定,則是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地域性法定的例外。其三,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法定。知識產權立法對各種受保護的知識產品都規定了特定的保護期限。對於在法定保護期限內的知識產權給予保護,而對於超過法定保護期限的知識產權不給予保護。其四,知識產權的救濟制度法定。知識產權立法為了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對保護知識產權制度做出了充分規定。如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類型法定、侵犯知識產權責任的歸責原則法定、侵犯知識產權的責任類型法定、不同類型責任的構成要件和承擔方式法定、侵犯知識產權的賠償額法定,等等。

基於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貫穿於知識產權立法的始終,貫穿於知識產權的所有制度和規范之中。可以說,在民事權利體系中,沒有其他類型的民事權利像知識產權這樣能夠將權利法定原則體現得如此徹底,運用得如此充分。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已成為知識產權立法的特色之一,並成為其重要的方法性原則。由此也使其確立為知識產權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成為必要。

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正當性

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既是知識產權制度本身的基本原則,又是知識產權立法的方法性原則。所謂方法性原則,即為了科學、完整地表述知識產權立法內容而採用的方法或者技巧的原則。方法性原則不僅涉及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本身,而且涉及知識產權的立法技術,是准確表述知識產權制度內容而採用的必不可少的立法方法,是一種對知識產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賦權的方法。知識產權立法之所以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是基於實現對知識產品保護的需要,具有其充分的根據和正當性。

（一）知識產品「天然」的特殊屬性決定了對其保護的前提條件是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其一,知識產品具有無形性。知識產品是一種知識形態的精神產品,其存在不表現為一定的外在形體,不佔有一定的空間。由此決定了知識產品的「天然」非排他性。人們對知識產品的「佔有」,「不是一種實在而具體的控制」[2],即不是一種事實上的實際控制。一項知識產品「可以為若干主體同時佔有,被他們共同使用。知識產品一旦傳播,即可能為第三人通過非法途徑所『佔有』」[3]。法律對民事權利予以保護的條件之一是該權利客體應具有排他性。權利客體只有具有了排他性,才能確保權利人能夠有效地控制和支配該權利,實現自己的利益,並排除他人的不法侵犯。在知識產品不具有「天然」排他性的情況下,要實現對知識產品的法律保護,只能依靠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賦予知識產品以法律排他性,即依靠法律的強制性而使知識產品具有排他性。正是從此意義上說,「知識產權制度是一種賦予當事人對一部分知識財富有權排除他人利用的法律制度」[4]。

其二,知識產品具有源自其無形性的利益界限模糊性。知識產品的無形性,導致難以確定知識產品的利益界限,進而使知識產品的創造人無法實現其利益,無法依靠自身實現對知識產品的保護。知識產品的無形性決定了「它的保護范圍無法依其本身來確定,而要求相關法律給予特別的規定。在限定的保護范圍內,權利人對自己的知識產品可以行使各種專有權利」[5]。因此,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能夠明確界定知識產品的利益界限,即它「是由立法者人為界定的一個無形的利益邊界」[6],「是由法律強行為權利人劃出一道無形的邊界」[7],為知識產權的創造人實現其利益提供條件,並依此確定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范圍,防止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發生。

（二）知識產品的社會特殊屬性決定了對其進行保護的必要條件是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知識產品具有源自於知識的外部性或者公共性。「知識的外部性就是私人所生產的知識成果,容易擴散或者溢出進入社會公共領域,成為社會所公有的知識的性質。知識的外部正效果能夠給知識的非產權所有者帶來巨大的潛在利益」[8],知識的外部性導致了知識產品的外部性。而知識產品具有的外部性,決定了「通過私人手段很難控制,即具有難以控制的特性」[9]。為此,只能依靠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克服知識產品的外部性弊端,賦予知識產品以私人性,以法律形式賦予知識產品的創造人或者相關的特定主體享有對於知識產品的壟斷性權利或者享有基於知識產品而壟斷市場資源的權利,實現對知識產品的保護。

（三）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是賦予知識產品以財產屬性或商品屬性所必需的

一種標的要成為一種財產,一種利益或者權利要成為一種財產權,應具備有用性、稀缺性和可界定性三個條件。[10]而知識產品成為財產的三個條件都須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予以賦予。其一,知識產品的有用性須由法律加以確認。一般說來,知識產品對其創造人、對他人具有價值性和可使用性,但為了更加體現出他人對知識產品創造人的尊重,仍需由法律對知識產品的有用性加以強調；其二,知識產品的稀缺性須由法律規定。知識產品本來具有源自於其非消耗性的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識產品的非消耗性,即知識產品在使用過程中,不具有物質損耗性,不會因使用而被消耗,「被消耗掉的只是其載體」[11],知識產品「永遠不會因為不斷使用而減少,反而會越來越完善,越積累越多,是永恆資源」[12]。「知識產品一旦被生產出來後,也就不存在稀缺性了。」[13]因此,知識產品本身不具有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識產品這種非稀缺性的客觀存在導致了知識產品的創造人本人無法實現對知識產品的充分利用和自我保護。為此,只能依靠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賦予知識產品具有「依賴於人工的、自我創造的稀缺」[14]性,以實現對知識產品的保護。其三,知識產品的可界定性須由法律規定。「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在於使知識產品具有可界定性,成為人們可以擁有、願意擁有的財產。」[15]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賦予知識產品成為財產的必備條件,進而使知識產權具備了成為財產權的必備條件。

三、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功能

確立知識產權法定成為知識產權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具有重要的功能。

（一）有利於實現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和戰略

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是為了充分鼓勵人們進行知識產品的生產和創新,增長社會財富,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同時,我國應從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認識知識產權保護的戰略意義,對此,我國已於2005年6月正式啟動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制定工作。基於此,應通過貫徹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將一切有利於實現上述目的和戰略的政策和措施,上升為法律制度而獲得普遍遵守的效力,並以此推動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實現。

（二）更加強化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特殊重要作用

知識產品的特點決定了知識產品的創造人自己難於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能力實現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只能依賴於國家的保護,即知識產權的保護對國家有著極強的依賴性。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表明,知識產權制度的內容取決於國家的意志和政策,知識產權制度中蘊含著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價值取向和政策傾斜。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制度創新中居於核心地位。國家有效的扶持、鼓勵措施有利於提高我國知識產權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國家的強制力能夠為之提供堅強的後盾。因此,應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更加充分發揮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制度創新中的重要作用,從而發揮知識產權制度的最大效益。

（三）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有利於提高知識產權的效率,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知識是資源、是資本、是財富。」[16]知識產品同時又是知識商品,「知識產權是指知識商品的產權」[17]。「知識經濟的精髓在於把知識變成財富。」[18]知識產權作為商品,只有轉化為產業,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作用,「因為知識的價值和知識的經濟效益都反應在知識產業上」[19]。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能夠賦予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對知識產品享有排他性的使用、生產和經營的壟斷權,為知識產權的權利人提供周全的保護,從而增強了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充分利用、使用知識產品的積極性,有利於提高知識產權的商品轉化率,進而有利於提高知識產權的利用效率,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四）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有利於平衡知識產權保護中的利益關系

知識產權法的核心在於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對知識產品所享有的壟斷權。但是,若對知識產權實行絕對化的保護,就可能會影響或者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為此,就應尋求知識產權保護過程中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點。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能夠恰當劃清知識產權的權利人享有權利的合理界限,劃清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范圍界限和時間界限。即在法定范圍和期限內賦予知識產權人專有的、排他性權利,為權利人實現其個人利益提供充分的保護,而在法定范圍和期限之外,知識產權人不再享有專有性權利,可由國家和社會公眾對知識產品共享權利,並藉此兼顧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五）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有利於解決或緩解知識產權保護中的矛盾

知識產權保護的實踐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比如知識產權的壟斷使用與公共利用之間的矛盾、知識產權的保護與限制之間的矛盾、知識產品信息的公開和保密之間的矛盾、知識產品的社會性與專有性之間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的解決和協調,有賴於知識產權法定原則。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為不同法律主體配置均衡性的權利、義務、責任關系,設計出能夠消除或者緩解各種矛盾的知識產權制度。

四、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與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

知識經濟是一場巨變的社會革命。它不僅要求不斷地進行知識創新,因為「創新是知識價值的核心,創新越是高,知識價值也越高」[20],而且要求進行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因為「知識產權制度是知識經濟的主要支柱,沒有知識產權制度就不可能有知識經濟的社會」[21]。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使得知識產權制度面臨著越來越多、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只有不斷地進行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實現其與知識經濟發展的與時俱進,才能使之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知識產權制度的作用。通過對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分析和論證,能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創新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應選取適當的立法模式貫徹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是依靠不同的立法模式得以貫徹和實現的。該原則並不片面強調只採用某一單一立法模式確立知識產權制度。為了更好地貫徹該原則,我國應根據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和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需要,選擇適宜的知識產權立法模式。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非常豐富,涉及范圍廣泛,其中既有實體性內容,又有程序性內容；既有私法性內容,又有公法性內容；既有國內法內容,又有國際法內容。為了准確表達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設計出科學的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立法應採取適宜的立法模式貫徹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我國民法通則設立了專節對知識產權做了列舉式、概括式規定,並根據不同知識產權的類型分別制定了若干知識產權單行法,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制度內容予以規定。此外,我國已加入了若干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國際條約,進一步擴展和充實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內容。如何處理和鏈接民法通則、單行法、國際公約和條約等關於知識產權制度的不同立法模式之間關系,頗值研究。我國目前正在進行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民法典草案中是否應規定知識產權制度？如何設計其內容？學者們正在討論和定位。若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制度,民法典與單行法、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的關系如何協調,也需對其科學性、可行性等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

（二）應不斷創設和確認知識產權的新權利類型

知識產權以知識產品為客體,知識產權是法律對知識產品確認和確權的結果。對新型知識產品的確認,就意味著知識產權新權利類型的增加和更新。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知識經濟的深刻變革,知識產品的新類型必將不斷產生和涌現。為了更好調動知識產品創造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為了更好地發揮知識產品在知識經濟中的作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應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及時調整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確認和增加知識產權的新權利類型,如商品化權、基因與轉基因專利權、創意權等。[22]即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既要遵循法定的內容,又不宜將該原則僵化,更不能過分強調「知識產權法定」而封閉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和權利體系。

（三）知識產權制度應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並符合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

知識經濟時代具有知識經濟化的特點。我國知識產權制度不僅應符合傳統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而且更應適應知識經濟的要求。首先,應在知識產權立法中強化知識財富和知識財產權的精神和理念,提升知識財富和知識財產權在財產權體系中的地位。其次,應全面規定和充實知識財產權制度。我國現行立法規定的知識財產權的內容較薄弱,為此,應予以強化。再次,應確立以知識產權的利用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強化和提高知識產權的利用效率,實現知識產權立法的重心由注重知識產權的靜態保護轉向注重知識產權的動態利用保護的轉變。知識產權是一種重要的財產權。財產法的發展歷史啟示我們,財產法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從注重財產的靜態所有到注重財產動態利用的轉變。在現代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制度也應更加註重和提高知識產品的利用效率。

與傳統的民事權利相比,知識產權屬於新的民事權利類型,它具有不同於傳統物權、債權、繼承權、人身權的特徵。「相對於以保護物質（能量）的歸屬和流轉為主幹的傳統民事權利原則理念、規范體系而言,知識產權有著太多的特殊性。」[23]傳統民法設計的保護物權、債權、繼承權、人身權的制度和規則,不能完全適用於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因此,我國應創造和構築符合知識產權特徵和保護規律的特殊規則。首先,應更加全面地規定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定內容,及時克服知識產權立法中的欠缺和不足。其次,應恰當地確認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針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分別規定長短不同的保護期限。也就是說,應結合具體情況,使所確定的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既不能過短,也不易過長,而是長短適中。再次,應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民事責任制度,如應完善知識產權的法定賠償制度,使之更加公平、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最後,應探求知識經濟中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推廣知識產權保護的成功經驗。知識產權立法應及時吸收通過總結知識經濟中知識產權保護的實踐而歸納的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將凝聚著知識產權保護實踐經驗和成果的內容及時、全面地規定於立法中而加以推廣。

（四）知識產權制度應符合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趨勢

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完善和創新,不僅應符合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的原則和國際慣例,而且應吸收其他國家知識產權立法中的成功經驗,尋求不同國家知識產權立法中的共同規律和共同規則,盡可能消除由於不同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差別性而給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造成的障礙,實現與其他國家的相互合作、相互配合,進而實現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化和一體化。

注釋:

[1]夏先良.知識論[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p7.

[2]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p13

[3]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p13.

[4]鄭勝利.知識產權法定主義[A].北大知識產權評論: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p58.

[5]吳漢東,胡開忠.無形財產權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165.

[6]梅夏英.財產權構造的基礎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p100.

[7]梅夏英.財產權構造的基礎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p187.

[8]夏先良.知識論[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p36.

[9]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p188.

[10]龍文懋.知識產權法哲學初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47-55.

[11]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77.

[12]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77.

[13]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p210

[14]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p211.

[15]龍文懋.知識產權法哲學初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17.

[16]秦言.知識經濟時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p3.

[17]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97.

[18]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243.

[19]秦言.知識經濟時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p273.

[20]秦言.知識經濟時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p6.

[21]鄭勝利.知識產權法定主義[A].北大知識產權評論: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p66.

[22]易繼明.知識產權的觀念:類型化及法律運用[J].法學研究,2005,（3）.

[23]鄭成思.知識產權——應用法學與基本理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P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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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知識產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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