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維護性評估表

❶ 當年抓住法律漏洞，申請太陽專利的女子，揚言要向全球人收費，她結果如何

隨著時代的發展，法律的普及，人們越來越擅長利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同時隨著國家對知識產權的注重性，越來越多的人也意識到版權的重要。但是任何事情在發展過程中，總是會遇到或多或少的問題，會發生一些啼笑皆非的故事，遇到問題只要面對她，找到她，然後解決它，一切就會迎刃而解了。我們今天所講到的故事，就是當年抓住法律漏洞，將太陽專利申請到名下的女子，揚言要向全球人收費，結果怎麼樣了呢？

而聯合國最終也意識到這個專利的問題，為了將這個專利收回，補償了安古拉斯50萬美元。安古拉斯不僅收獲了大額的賠償金，也因為這件事情成為了當地的紅人，因此被一家公司招聘，成為了她們的法律顧問，對此，屏幕前的你是怎麼看的呢？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討論。

❷ 知識產權的保護為什麼具有時間性

專利制度的設立初衷在於鼓勵發明創造,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商業秘專密不同屬，一項發明要獲得專利保護，在申請時就會將其具體技術細節以申請文件的形式提交專利行政管理部門，而專利行政管理部門會及時公開專利的內容，這有助於科研人員的研發，避免重復作業。而發明人獲得利所取得專利發明的獨占權，未經其許可，他人不得以商業目的生產使用銷售專利產品，使用專利方法。這就容易形成技術壟斷，違背了促進科學發展的初衷，因此需要對專利制度進行一定的規制，要有實效性。

❸ 為什麼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

摘 要：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有分散型、集中型和結合型三種。從現實選擇上，我國關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歷史演變過程。從未來走向上，盡管各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但分散型立法模式應當是我國大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因為，「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知識產權犯罪作為行政犯以及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等特徵都決定了分散型立法模式是未來的恰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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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是人類的智慧結晶，它造福於人類，因此，必須對知識產權予以保護，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可以是民事的，也可以是行政的，還可以是刑事的，本文擬對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問題略作探討。

一、各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考察

縱觀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其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方式：

1．分散型的立法模式

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附屬刑法立法模式，就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中設置獨立的罪名和法定刑，而在刑法典中則沒有規定相應的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分散性的立法模式是當今世界較為普遍的立法體例，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多數國家均採用這種立法模式。例如在著作權的刑法立法中，英國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規定在《著作權法》第107條中；美國將侵犯著作權的刑事犯罪規定在《版權法》第506條中；德國則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集中規定在著作權法中，刑法典沒有設置關於侵犯著作權犯罪的任何刑事處罰條款；義大利則由《版權法》第171條至第174條規定侵犯著作權犯罪；日本自1971年生效並進行了數次修訂的《著作權法》第l19條至第124條規定了侵犯著作權的犯罪及其刑事責任。

2．集中型立法模式

集中型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刑法典模式，即以刑法典的方式規定所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構成及其刑事責任。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多以此類立法方式為主。例如，《巴西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187條、188條分別規定，沒有經專利所有權人或讓與人的許可而生產屬於專利的產品，利用屬於專利產品的程序與方法，進口、出口、出賣、推銷或者以出賣為目的隱藏、接受侵犯專利的產品，並把非專利權作為自己的專利權而進行工業生產的，分別處以拘役或罰金。我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則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中，顯然也屬於這種集中型的立法模式。

3．結合型立法模式

結合性立法模式，就是在刑法和知識產權法中都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例如，法國關於侵犯商標權的犯罪規定在《法國製造業、商業、和服務業商標法》第27條至第34條中，援引了《法國刑法典》第422條和第423條的規定。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現實考察

（一）立法演進：立法模式從分散到集中

從1979年到1997年，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發展過程。

從1949年到1979 年我國第一部《刑法》制定和頒布期間，整個經濟社會的調控模式是以計劃經濟為主，這種高度控制的計劃經濟政策和「反傑出人物論」（Anti-elitist Ideology）否定了知識資產的私有產權制度。因此，當時我國基本沒有知識產權法，尤其是空缺版權制度。替代知識產權法的是事實上運行無效的獎勵制度。1979年我國頒布的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第127條規定了假冒注冊商標罪。此後，我國改革開放日漸全面深入，為了保證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的可能性，我國需要從先進國家取得技術但同時面臨來自技術先進國家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壓力，為了顧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局，在內外壓力下，我國開始建立知識產權制度，並逐步以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的方式建立起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體系。

1．以單行刑法模式保護商標權和著作權

1982年，我國通過了保護商標的專門法律——《商標法》，該法第40條規定：「假冒他人注冊商標，包括擅自製造或者銷售他人注冊商標標識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可以並處罰款外，對直接責任人員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993年我國對《商標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改。修訂後的《商標法》第40條關於商標刑事責任的規定增加了兩種具體行為方式：一是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二是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與《商標法》修訂的同時，1993年2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我國第一部商標權刑法保護的單行刑法，即《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

由於我國1979年《刑法》和1990年《著作權法》都沒有規定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面對日益嚴重的盜版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對於嚴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只能以投機倒把罪加以處理。如1987年11月27日發布的《關於依法嚴懲非法出版犯罪活動的通知》規定：以牟取暴利為目的，從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發行、銷售活動、非法經營或者非法獲利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以《刑法》第117條投機倒把罪論處；數額巨大的，適用《刑法》第118條；情節特別嚴重的，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第1條第（1）項的規定。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的困境，1994年7月5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決定》，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對著作權進行刑法保護的單行刑事法律，彌補了我國著作權刑法保護立法的不足。

2．以附屬刑法模式保護專利權

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規定侵犯專利權的犯罪。1984年3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專利法。該法第63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127條的規定（假冒注冊商標罪——作者注）追究刑事責任。」這實際上是用附屬刑法的方式明確了假冒專利行為的刑事責任。1992年9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但並沒有對侵犯專利權的刑事條款做出修改。

由此可以看出，在1997 年以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規定相當分散，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據除了刑法典之外，還包括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這導致1979年刑法典分則中對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已被各種決定和補充規定替代。

到1997年刑法典修訂時，由於此次修訂刑法的指導思想之一即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將刑法實施十七年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①]因此，1997年刑法典修訂後，侵犯知識產權罪被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即「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之中。這表明，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由附屬刑法和單行刑法的分散型模式發展成為刑法典的集中型模式。

（二）孰優孰劣：兩種立法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國現行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單軌制的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優點：第一，我國現行刑法將許多關於知識產權犯罪的單行刑事法律的內容，納入刑法典中並設立專章，這有利於增強刑法的科學性、統一性和體系性，有利於增加刑法的威懾力；第二，集中型立法使得刑法淵源集中統一，有利於刑法罪名的系統化、集中化，有利於充分揭示知識產權犯罪的共性特徵，便於綜合比較分析各種知識產權犯罪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協調個罪的罪名、法定刑以及定罪和量刑的情節，增強個罪之間的協調性，從形式上有利於司法機關適用。當然，採用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做法也有不足之處：一是集中型模式容易產生立法滯後，不能及時有效適應司法實際需要。由於立法者的理性有限和社會復雜多變，因而不可能制定出一個包羅萬象和永恆使用的法典，這就使任何法典都具有漏洞和滯後性，不能適應社會迅速發展的需要。如在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飛速變化的情況下，刑法典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可能陷於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境地：如果及時修改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內容，則有可能削弱刑法典的穩定性；但如果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又有可能使知識產權的刑事法律規定因不能及時進行調整而滯後於社會經濟生活的變遷，不能有效地發揮刑事法律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應有作用。二是集中型立法模式容易造成罪狀規定的簡單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規范與其依託的相關法律形成毛與皮分離的現象。[②]

相對於集中型單軌制的立法模式，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是一個利弊共存的選擇。一方面，分散型立法模式具有許多優點：首先具有適時性、靈活性的優點，立法者可以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需要，及時予以制定頒布，因此，這種立法模式最能適合形勢的需要。特別是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其立法基本上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因此舊的法律頻繁修訂，新的法律次第產生，比如，我國1984年頒布的《專利法》分別在1992年、2002年和2008年進行修訂；1983年制定頒布的《商標法》則在1993年和2002年進行修訂。其次，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把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規定在同一法律中，使三種法律責任相互聯系、相互銜接，共同構建完整的法律制裁體系，有效地增加了法律的嚴肅性、穩定性和立法內在體系的科學性。最後，分散型立法模式使得罪狀的描述可以細致化，便於司法實踐和操作。同時也使知識產權法規中的刑事制裁部分更緊密地與權利、義務部分結合在一起，從而大大地強化了知識產權法規的社會效果。[③]但另一方面，這種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不利於保持刑法典的體系性，容易讓一個國家的刑法淵源四處散落，削弱刑法典的核心地位。

三、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一）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理論之爭

由於知識產權的兩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因此，關於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選擇，刑法理論上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集中型模式說認為，在我國集中型的立法模式更為合理，因為隨著現行刑法典的頒布和實施，完備、統一的刑法典已經成為立法者現實的價值追求並已客觀物化。因此，立足於我國的現實立法和立法傳統，採取集中型的立法模式似乎更為合理。[④]

主張結合型立法模式的學者認為，採用德國、法國等國結合刑法典和知識產權法規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結合型模式，在維護刑法典的權威性與穩定性的同時，能夠兼顧知識產權犯罪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對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進行修訂與補充，從而合理地組織對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反應，無疑更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要求，值得我國效仿。[⑤]

分散型模式認為，我國當前採用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弊端，建議「將有關刑事規范分散規定在單行的知識產權法或其他法律中，同時完善對罪狀和犯罪行為的表述，科學設立與犯罪危害程度相適應的法定刑」，即採用附屬刑法規范的形式來規定知識產權犯罪。[⑥]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對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究竟是選擇集中型立法模式，還是分散型立法模式，抑或是結合型立法模式，應當根據我國刑事立法的方向以及不同犯罪的特點來選擇適用。因此，我國刑事立法的未來發展方向以及知識產權犯罪屬於法定犯的特點，決定了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應當採用分散式立法模式，即通過附屬刑法規范規定知識產權犯罪。其理由是：

1．「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

由於知識產權犯罪都以違反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為前提，因此，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的修訂，往往會導致知識產權犯罪內容的變化。如果採用在刑法典和其他知識產權法中都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結合型立法模式，則不僅可能導致立法負擔過重的結果，而且稍有不慎就會導致法律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由於我國沒有直接在知識產權法中規定罪狀與法定刑，這可能導致知識產權法修改後，需要按照犯罪處理的情形可能會因為刑法典沒有及時修訂而得不到及時處罰。於是，任何知識產權法的修改都會導致刑法典的修改。反之，如果修改刑法典時，也必須修改相應的知識產權法中的規定；否則，就容易導致各種法律之間的沖突和理解上的歧義。

據上所述，結合型立法模式意味著知識產權法和刑法的修訂必須「同進同出」，特別是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現在處於不斷完善的階段，立法修訂特別頻繁，採用結合型立法模式必然要求刑法典的規定與知識產權法的規定「共進退」，這不僅不利於實現刑法典的穩定性價值，而且也會浪費立法資源。

2．「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

由於1997年修訂現行刑法典的指導思想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因此，「將刑法（1979年刑法——筆者注）實施以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將擬制定的反貪污賄賂法和軍委提請常委會審議的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犯罪條例編入刑法，在刑法中規定為貪污賄賂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兩章；對於新出現的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經過研究認為比較成熟、比較有把握的，盡量增加規定。」。[⑦]從此開始，我國刑事立法基本上朝著集中性、統一性方向發展，意在使一部刑法典囊括所有的犯罪。具體表現在：凡是需要增加犯罪類型與修改法定刑的，不管犯罪的性質及其與其他法律的關系如何，一概以修正案的方式對刑法典進行修改，基本上不再有附屬刑法，除了一個單行刑法外[⑧],沒有再制定單行刑法。雖然我國現行刑法典的制定，表明集中型模式已經成為我國刑事立法方向選擇的既定現實，但是從我國刑法典十多年的適用情況來看，集中型立法模式追求的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事實上是難以實現的，分散型立法模式似乎更應當是我國刑法立法的未來方向[⑨]。

第一，「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被證明是難以實現的。立法者之所以會雄心勃勃要通過一部法典將現實生活中所有的犯罪行為一網打盡，可能一方面在於我們過分迷信法典的力量和價值，以為制定內容全面的法典，就可以一勞永逸並且游刃有餘地處理所有的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可能也在於我們過分相信理性的力量，以為發揮大陸法系國家對生活經驗進行歸納抽象的特長，就可以窮盡生活的全部。但從現行刑法典施行十多年來的情況看，目前為止已經有七個刑法修正案對刑法進行修改或者增加，這充分說明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犯罪的類型會越來越多，一部刑法典事實上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犯罪。

第二，穩定性應當是刑法典的基本價值。相對於實現刑法典完備價值的難度，穩定性更應當是刑法典追求的價值，因為「刑法典是規范基本生活秩序的法律，直接關繫到國民基本生活的安定，屬於司法法，司法法的最重要指導原理是法的安定性。[⑩]安定性原理，要求成文刑法典具有穩定性。對刑法典的頻繁增刪，雖然可以防止司法機關對國民生活的恣意干涉，卻影響國民的基本生活，妨礙國民的行動自由。因此，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價值，真正讓刑法典「垂範久遠」，今後刑法立法的方向應當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將屬於行政刑法或經濟刑法的內容，如知識產權犯罪從刑法典中獨立出來，否則「將本應由行政刑法、經濟刑法規定的知識產權犯罪納入刑法典中，會造成刑法典的穩定性和變易性的矛盾：要麼因為頻繁修改，導致刑法典喪失穩定性；要麼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而不能及時規制知識產權犯罪。

3．知識產權犯罪是行政犯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在立法模式和犯罪種類的關繫上，一般而言，對於刑事犯（自然犯），集中型（單軌制）立法模式無疑是更佳的選擇，因為自然犯是在侵害法益或威脅法益的同時明顯違反倫理道德的傳統型犯罪，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小，有利於保證刑法典的穩定性。但由於行政犯（法定犯）所侵害或者威脅的法益沒有明顯違反倫理道德，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大。因此分散型（雙軌制）的立法模式有利於實現刑法的穩定性。

從犯罪種類而言，知識產權犯罪毫無爭議地屬於行政犯。這不僅表現在知識產權犯罪沒有明顯違背倫理道德，而且還在於知識產權本身具有授予性特點。傳統的物質財產權的設定或取得基於特定的法律事實，而不需要經過國家機關的認可或核准。但是作為無形財產的知識產權的取得，在一般情況下，卻需要依照法定程序經由主管機關的認可。例如發明人完成發明後並不能自動獲得對發明的專利權，而必須依照法律的有關規定，依法向國家專利行政主管機關提出專利申請，經由國家主管機關作出授予專利權的決定，發明人才能取得該項發明創造的專利權；又如商標權的獲得，也是只有向國家商標行政主管機關提出注冊申請，經審查核准注冊後，才能獲得商標權。知識產權這種授予性的特點，使得知識產權犯罪成為典型的行政犯，構成知識產權犯罪，必須以違反知識產權法的相關規定作為前提條件。因此，行政犯具有變易性的特點決定了在立法模式上應該更適合分散型立法模式。

4．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特徵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規定知識產權制度的法律常常修訂。因此，較之有形財產制度的規范性、系統性而言，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可謂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而且新技術使得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具有開放性，其范圍也不斷擴大。可以說，知識產權極易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及新技術更新的沖擊，也極易受到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因而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不斷修訂更迭，處於極不穩定和「支離破碎」的狀態之中。[11]相應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范圍，在短時間內也會處於一個動態變化過程中，由於規定知識產權的法規變異性大，如果採用集中型立法模式，則容易出現刑法規定嚴重滯後於行政法規的規定和社會生活的實際需求。

5．完善附屬刑法是分散型立法的有效方式

對於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更適合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通過附屬刑法規定知識產權犯罪。但是由於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法中只是籠統地規定對某種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並沒有具體的罪狀和法定刑，因此，附屬刑法的重點不在「刑法」上，而是體現在對刑法典的「附屬」特徵上。這種「附屬」刑法被證明有諸多缺陷[12]，因此，必須在附屬刑法規范中直接規定罪名與法定刑，變現行的依附性規定為獨立性的罪刑規范。具體而言，就是在《著作權法》、《商標法》和《專利法》等知識產權法中，具體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和法定刑，使得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可以描述得詳盡具體，法定刑也與之貼切，這可以大大便利司法操作。否則，附屬刑法規范沒有規定具體法定刑就不能獨立，就可能因為立法修訂的不同步，而形成法律適用中的沖突和分歧。以著作權為例，中國現行刑法中規定構成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方式有四種[13]，但是2001年修訂《著作權法》卻將可以承擔刑事責任的行為方式擴充為八種[14]。由於刑法典沒有及時隨著著作權法進行修訂，而《著作權法》中又沒有獨立的法定刑，導致司法實踐中對侵犯著作權罪的認定出現了許多爭議疑難問題，最終只能由兩高以司法解釋的方式認定通過信息網路傳播也屬於刑法規定的「復制發行」[15]。但是，司法解釋並沒有解決全部問題。因此，通過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中與知識產權犯罪有關的附屬刑法規范的修訂，規定具體的罪狀和獨立的法定刑，可以充分發揮附屬刑法規范的作用，提高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創新性和及時性，確保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現代化的實現。來源：http://www.szcid.com

❹ 和一般意義上的物相比,作為知識產權制度保護對象的知識有怎樣的特殊性

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是知識產權，根據我國有關知識產權法律規定 我國的知識版產權類型主權要包括著作權 商標權和專利權等權利類型 。知識產權的對象是"知識"， 知識產權的性質包括 1無形 2專有性 3地域性 4時間性 4可復制性。知識產權設立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創新者的權利，維護其權利不受侵害。但知識產權也有保護的期限，到日期必須公開，是為了為社會謀福利，促進社會進步。

❺ 如何保護世博會知識產權

世博會又稱世界博覽會，它是一項由主辦國政府組織或政府委託有關部門舉辦的有較大影響和悠久歷史的國際性博覽活動。迄今為止已經歷了150餘年的光輝歷史。 負責協調管理世界博覽會的國際組織—國際展覽局BIE成立於1939年，總部設在法國巴黎。其宗旨就是通過協調和舉辦世界博覽會，促進世界各國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的交流和發展。世博會的運作主要依據簽署於1928年的展覽會章程—《國際展覽公約》。該公約當時由31個國家和政府代表在巴黎簽署，分別於1948年、1966年及1972年作過修正，1982年和1988年又通過了相應的《修正案》，從而成為目前約束各國舉辦世博會的國際性規則。 《國際展覽公約》第一條明確指出:「展覽會的宗旨在於教育大眾，展示人類所掌握的滿足文明需要的手段，展現人類在某一個或多個領域經過奮斗所取得的進步，或展望發展前景。」 在該公約的第六條第1款同時規定:計劃在其境內舉辦本公約所述展覽會的締約國政府(以下稱「邀請國政府」)，應向國際展覽局遞交注冊或認可申請，闡明為該展覽會擬定的法律、法規或財政措施。注冊展會的申請應於展覽會開幕日期前至少5年遞交BIE，注冊申請必須註明相關的法律和財政措施以及組織者的法律地位，此內容構成世博會總則。邀請國政府還應向BIE遞交所有特別規章草案以獲批准，這些規章應特別包括「專利、版權和知識產權」特別條款。

一．歷屆世博會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概況

通過對歷屆世博會申請注冊文件的疏理，不難發現，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內容從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開始呈現越來越專門化的趨勢。在此之前，包括1 851年世界上首屆世博會—倫敦世界博覽會，其中的知識產權保護都是基於當時國內既存的法律和一定的知識產權專 門法律而提供的。1873年在維也納舉辦國際發明展覽會(世博會的前身)的時候，奧地利制定了一項特殊法律，以對展覽會展出的外國人的發明、商標和外觀設計提供特殊的臨時保護。之後，專利改革會議提出了國際專利制度的基本原則，並呼籲各國盡快就專利保護問題達成國際諒解。在此基礎上1883年正式誕生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公約確立了國民待遇、優先權等共同原則以及對專利、商標、外觀設計等工業產權給予知識產權保護的最低標准。 德國為2000年漢諾威世博會知識產權保護構築是一個多層次的立體保護模式。其中在2000年漢諾威世博會舉辦之前，舉辦國就提交了《2000年漢諾威世博會(關於工業和知識產權的)特別規章》[《EXPO 2000Hannover Special Regulation(concerning Instri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在該文件的相關條款中，舉辦國承諾將對世博會期間所展示、使用或銷售的一切產品中所包含的知識產權不遺餘力地提供一切可能需要的保護措施。並通過其中三章14個條款的具體規定，對世博會期間所涉及的包括專利、版權、商標及人名、企業名稱、生物多樣性品種等在內的很多知識產權的保護。甚至提供了對微電子半導體產品及相關的外觀設計、專為展覽設計的產品的模型提供展會期間的類似於專利水平的臨時性保護。日本為舉辦2005年愛知世博會已經提交至國際展覽局的相同文件中也承諾:日本將依據現有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為涉及世博會期間的版權、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提供最大程度的保護，並結合該世博會的特點專門對版權音樂作品提供保護，對尚未取得專利、商標專有權的發明、方法、商標標識提供相當於專有權的臨時性保護。 由此看來，就知識產權的保護而言，世博會舉辦國在正式舉辦前兩年向國際展覽局提交的相關文件中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承諾已經構成世博會的運作機制，同時也成為各舉辦國必須承擔的國際性義務。深人研究德國漢諾威和日本愛知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對我國將於2008年提交的知識產權保護專門性文件應當具有良好的借鑒意義。

二．審視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制度現狀與司法實踐之現狀

參照BIE提供的「工業產權和知識產權」特別條款範本、參考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工業產權和知識產權」特別條款、2005年愛知世博會「工業產權和知識產權」特別條款的框架，我國在提交2010年世博會關於「工業產權與知識產權」的特別文件之前，全面審視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尤其是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的現狀是必要的基礎性工作。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知識產權保護司法和執法的整體水平仍然有待提高，作為參展主體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甚至整個國民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還比較淡薄，知識產權保護機製作為推動整個社會文明與科技進步的優勢還遠遠未能體現出來:

1、與世博會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之立法 我國現有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所包含的內容以及所體現的立法精神均是順應21世紀以來新的科學技術水平的要求而做出的反映，而且我國在相關法律體系下還制定了一系列的實施條例、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性規章以及相對於近幾年在我國蓬勃興起的各類展覽會的專門的法律、法規和管理辦法，從而共同構成適合我國國情，反映我國特點的展覽業的比較有系統的立法體系。但是，現代經濟、技術、文化的發展日新月異，作為最新科學技術成果展示的窗口——2010年的世博會舉辦之際，屆時的科技水平、文明高度都將會出現更大甚至更實質性的突變，與科技水平、文明程度一脈相承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必然要做出適時的反映。因此，基於現有的立法水平，關注發達國家以及國際科技和文化的進步，與時俱進地研究相關知識產權的立法動態，從而推動我國更完善的知識產權法律的修訂，應當成為我們學界從現在開始的一項義不容辭的責任。
2、與世博會知識產權相關的司法與執法的環境與水平 如果說我國具有比較完善的知識產權立法體系，那麼我們就可以同時說，我國為知識產權提供保護和促進其實現的司法與執法現狀卻是極其令人擔憂的，所以，我們的法制建設問題不出在立法，而是出現在司法與執法的環節中。就世博會所需要的相關司法保護而言，德國的訴訟體系所提供的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快速禁令程序是相當完善的。其基木作法是:在展覽會期間，只要原告有證據向法院證明事關緊急，通過正常的訴訟程序和持續時間將對原告造成大於被告權益的損害，法院原則上有可能不經任何口頭程序，也就是不事先通知被告而簽發臨時性禁令，以致被告是在原告將法院命令送交時才知道由此禁令程序。當然這種訴訟機制同時提供給被告對禁令作出抗訴的機會。就訴訟禁令的制度而言，我國目前在涉及博覽會、展覽會的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就表現出對該制度的執行不力。2000年專利法修訂後明確訴前禁令的具體制度後，上海市某中院受理的一起展覽會案件中，原告提起「訴前禁令」請求，經法院審查後裁定適用，沒想到當法院的法官依禁令到展覽區涉嫌侵權的展位執行禁令時遭到暴力抗法，被執行企業認為法院的行為對其在展覽期間的影響巨大，考慮到具有交易性質的展覽對參展企業不僅是商機的匯聚，同時也是商業形象的展示，這樣的禁令執行在事實尚未查清之前，有可能對參展企業造成滅頂之災，後經法院調解，原告撤回「訴前禁今」的請求。 就行政執法而言，這種通過行政執法保護知識產權的工作機制可以說是我國現有法律條件所特有的，但是在涉及各類展覽會中涉嫌侵犯知識產權的查處和處罰中，行政管理機關同樣遇到了相當的困難和困惑。一方面，進駐各展覽會現場的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部門不具有行政執法的職能，而只能作為主辦方邀請參與的專業服務部門，行政管理機關在展覽會中的法律地位受到質疑;另一方面，即使某些博覽、展覽會中行政管理部門被賦予一定的執法權力，但現有的專利法中規定的相對原則，甚至一些具體規定的缺失，給展覽會中處理常見的涉嫌侵權行為造成了障礙，嚴重影響了對知識產權權利人合法權利的保護與實現。國外完善的訴訟機制和司法水平為相關的權利保護提供了較為完備的保障，我國行政執法的運作機制和執法力度在2010年世博會舉辦期間是強化還是弱化，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3、參展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之現狀 我國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尚在起步階段，還有相當多的不完善之處:
——國內參展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保護、維權以及相關的法律意識相當淡薄，大多數糾紛均有家醜不可外揚之意，力求通過私自協商，交易團之間交涉，大會辦出面協調等方式將糾紛加以消除，當事各方均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意，當事各方沒有哪一方能夠比較清楚地界定侵權所造成的影響和帶來的損失。
——根據初步的資料對比，我們認為，我國的立法體例、司法環境，與國外特別是會展業比較發達的德國、美國和日本等國有很多的差異，所以，就會展業中出現的各類侵權案例，多以我國企業涉嫌侵權為主。
——深人研究國內企業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現狀，我們發現國內企業普遍存在以下共同的問題:
企業整體知識產權意識薄弱;
缺乏知識產權運用和管理的實踐經驗;
缺乏鼓勵創新的機制和經驗;
缺乏專業化、高素質的知識產權管理人員;
涉嫌侵權的起訴與應訴中缺乏預警及相應策略。

4、我國的法治環境與國民的法律意識之狀況 世博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古人雲:倉虞實而知禮節。作為因智力成果而產生的權利，在司法實踐中的維護與實現，需要作為當事人的企業或權利人投人相對比較多的智力、財力。換句話說，知識產權作為一種訴訟中的權利，它的實現往往需要通過比較專業化、比較技術化的訴訟活動才能得到最終的維護。 而我國當前法治環境與國民的法律意識，訴訟能力均比較令人擔憂。一方面，執法不力、司法不嚴的狀況仍然存在，訴訟成本與訴訟效率而產生的司法公信力還不夠高;國民通過訴訟外途徑和解、調解以及仲裁的方式解決各類糾紛的居多；怕打官司，被動應訴、迴避、放棄的居多;主動維權，積極應訴，有知識產權預警處理機制的居少。由此可見，欲在2010年世博會舉辦期間取得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積極成效，從現在開始推動法治建設，完善法治環境，提高國民的法律意識等工作，必須成為我們國家2010世博會必備的一項法治建設工程。

三．2010年世博會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的思考和建議

比較國外世博會舉辦國德國、日本、美國等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本身的研究以及對各國將其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納人到相關世博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措越中的剖析，我們認為，為了舉辦好2010年世博會，我國法律制度所提供的保障作用不容忽視，尤其是包容最新知識產權的客體、反映一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甚至代表一國的科技與文明進步程度的世博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的建立，應當成為我國立法界、司法界、行政部門、學術界乃至整個社會都必須關注的課題。世博會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是一項系統工程，是一項綜合性高難度的課題研究，因此筆者以為:在這一項系統工程中：
全方位的推進法制建設，提高法治水平是基礎;
轉變行政管理部門的職能定位是關鍵;
建立企業知識產權的戰略與策略是核心;
承普及並提高全社會的法律意識是動力。

從一定程度而言，世博會是人類文明最新發展的成果展示平台。成功舉辦一屆世博會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文化、科技和社會進步帶來的繁榮和促進是不可低估的，只要有來自法學界及全社會的不懈努力和協力推進，相信2010年世博會的舉辦一定會對我國的法治建設、國民的法律意識的提高、企業的自主知識產權的產生以及整個城市乃至整個國家的文明進步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相信2010年的上海一定能夠「讓生活更加美好!」

對策與建議

（一）借鑒漢諾威世博會和愛知世博會有關知識產權的保護模式，結合我國的國情，給予展品以最大限度的保護，尤其是擴大各個單行法律的知識產權保護范圍。

1、擴大著作權的保護范圍，把在非《伯爾尼公約》參加國首次發表的作品也納入世博會期間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

2、建立傳統文化的臨時保護措施，保護參展國的傳統文化，同時對我國傳統文化的保護還可以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索。

3、給予專利產品最大利益的保護，擴大專利專有權的保護范圍，對微電子半導體產品及相關的外觀設計、專業展覽設計的產品的模型，提供展會期間類似於專利的臨時性保護，特別是給予動植物新品種以臨時專利權保護。

4、明確規定會展期間對於外觀設計的展品不允許攝影攝像。

5、在《特別規章》中擴大馳名商標的保護范圍，規定在世博會展會期間，馳名商標無論注冊與否，應獲得同等范圍的保護。

（二）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同時應普及知識產許可權制的國際通行理論，使我國企業決策者能夠熟練的利用知識產權制度為形成產品產業化創造有利條件。

1、先使用制度。即一項技術在我國獲得專利之前，已被某企業投入生產，即使之後該技術獲得了專利，某企業仍然可以繼續製造銷售，不受影響。世博會上，我國企業已有能力生產卻沒有投入研究或申請專利的產品，無論該技術在世博會後是否會獲得專利，我國企業都可以繼續投入生產。

2、著作權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在一定情況下，法律規定了他人可以不經授權，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免費使用。根據這一慣例,我國企業可以學習外國企業在世博會上公開發表的作品,通過深化研究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成果,力爭在國際競爭中形成一定的技術優勢。

3、權利窮竭原則。知識產權所有人或經其授權的主體製造的知識產權產品，在產品第一次投放到市場後，權利人就喪失了對它的進一步的控制權。即凡是通過購買取得該知識產權產品的人，均可以對該知識產權產品自由處置，可以再次出賣或用於研究。其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可以對抗國際競爭中的壟斷和不公平待遇。

❻ 怎樣維持健康的知識產權資產

無形資產是一個經營實體所擁有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雖屬非物質實體，但對其經營起著增加區別性、提高競爭優勢的作用，其組成包括專利和創意設計，著作權和軟體，商標，商號，商業外觀, 榮譽，專有知識（包括專有技術、客戶信息、人力資源等）以及特許資源和特享政策等，提供著盈利來源或保障。其性質也是一種專有權，其主要部分是可通過法律確認和保護的知識產權。
無形資產往往直接或間接地依附在有形資產上，同時具有催化增值功能（即本身不因被使用而產生直接損耗），但其交易便捷、易於復制流失、並依賴於隱形積累的特性，因此需要特別的管理措施加以保護。無形資產管理所涉及的資產要素有專利與工業設計、專有知識（包括商業秘密）、特許資源（包括許可）與特享政策、商標、商號、商業外觀、版權、軟體、域名等；也涉及資產權利的形成、取得、以及維護各階段。
無形資產的管理有宏觀管理以及微觀管理兩個層次。宏觀管理包括了政策研究與制定，管理制度的制定與修訂，部門設置與人員管理以及知識產權審計；微觀管理則涉及管理制度的執行，內部溝通與外部協調，具體項目中無形資產內容的組織與實施（包括知識產權的盡職調查），以及預警與應急。
無形資產管理的「管」與「理」
「管」和「理」是與無形資產管理密切相關的兩個方面。隨著知識產權意識的不斷提高、積累的各類知識產權越來越多，很多企業設置了專門的崗位或軟體對此進行管理，但不少企業往往更著重於「管」而忽視或輕視了「理」，以至所積累的知識產權反成企業的負擔或發展的拖累，蘇州恆久因忘記繳納專利年費而使專利失效導致上市失敗之事也猶在眼前；另外，在涉及無形資產收購的情況下，也不時出現因未對被收購或被投資對象做好盡職調查而使收購或投資目的的實現打了折扣。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陶氏化工的經驗。1897年創立的陶氏化工是創造全面知識資產管理方法的先驅公司之一，它在20世紀90年代初意識到化工行業正在商品化，必須竭盡全力從公司的無形資產中創造價值，並將其轉化為價值流。陶氏化學公司的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技術訣竅、版權、商標和商業秘密等，其中專利是其主要形式，專利總數達2.9萬多項，每年用於專利的費用為3000萬美元。由於意識到專利處於分散的無組織狀態，該公司管理層認為專利管理是知識產權管理中最有可能獲得成功的領域，因此，他們從專利管理入手，建立起企業的無形資產管理系統，對知識產權進行動態管理，分成價值評估、有效性鑒別、分類、競爭力評測、投資情況幾個方面進行檢查，最後實現整合計劃。該公司對所有專利分別進行有效性鑒別，若屬有效專利，則由公司屬下各業務部門決定是否對此專利進行投資；專利被分類為正在使用、將要使用、和不使用或不再使用四類；投資情況則被分為投資調整、合資、收購與技術許可等幾種情況；並通過充分運用知識樹圖（綜合機會圖）對其競爭力加以測評。陶氏化工以其獨特的「技術因子法」，方便而快速地幫助了公司進行無形資產的財務評估，計算了無形資產在企業資產總值中所佔的百分比，結合上述分析將知識產權進行整合與計劃。其結果是，陶氏化工的知識產權和技術管理與業務活動有機結合，短期內就幫助公司節省了4000萬美元的知識產權維護費，並形成了新的企業許可業務，該業務每年可以帶來1億美元的收入。長遠來說，該方法更加理解和重視整個創新過程、新技術開發與商業化過程以及業務差距，並通過工藝技術收購開發了聚丙烯業務，進一步確定最佳收購對象而收購了聯合碳化物公司以及羅門哈斯公司。
在知識產權資產的管理中，知識產權審計和知識產權盡職調查是「理」的兩個重要形式。
知識產權審計
審計是指由專設機關依照法律對國家各級政府及金融機構、企業事業組織的重大項目和財務收支進行事前和事後的審查。借用上述用語，知識產權審計（IP AUDIT）為對組織內部所擁有、所使用或所收購的知識產權資產進行系統性檢查。形象言之，知識產權審計是一次知識產權體檢，是保證業務發展的一次體檢，其中心問題就是：我的知識產權資產配置是否健康？而為何知識產權審計屬於宏觀管理范疇，是由知識產權對企業發展規劃的重要性決定的。
一般而言，企業發展規劃中所考慮的問題極多，但知識產權資產是商業規劃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下表例舉了部分所需考慮的問題，多數問題涉及知識產權：

俗話說「不明白，不當家」。藉此言，對於知識產權管理而言，不評估，就無法管理。知識產權審計是對所擁有、所使用、或所收購的知識產權資產進行的系統性檢查，其目的是發現未起作用的知識產權資產，查明可能對經營主體的根本利益和贏利狀況產生威脅的缺陷，使業務決策者在知情的情況下制定經營戰略，以使經營主體的市場地位得到維護和提高。
從知識產權資產的分類看，有目前正在使用的、用來阻止競爭對手的、將來可能會使用的、和對業務無助益的這樣四類，視具體情況採取或保持、或維護、或出售、或清理排除等不同措施。不同法律區域的不同情況可能會導致不同的操作和處理，不同商業領域中不同業務的重要性也可能導致對知識產權資產價值的不同判斷和注意。
進行知識產權審計的一般步驟如下：
確定現狀，確定現有的創新和技術、品牌和名稱、合同與協議、出版物與作品清單。診斷潛在缺陷與威脅，包括診斷完整性、保護狀況以及使用狀況。
形成改進策略和方案，通過分析和評估得出有路徑設計的改進方案。
實施改進，根據決定的方案進行嚴格的操作與檢查。
由上可見，知識產權審計主要是圍繞數據和策略兩個方面來進行。在數據方面，需要做的是了解和檢查目前官方和商業資料庫中知識產權的法律狀態，檢查核實目前知識產權的使用情況，檢查出版物、網站以及文件、許可合同、轉讓協議以及其它協議文件，將數據集中並進行分析以及檢查數據之間的一致性和後續措施。在策略方面，需要緊密圍繞公司商業策略進行知識產權策略的規劃，對全部知識產權文件進行分析並找出現狀和理想狀況之間的差異，並對後續措施提出建議（增加申請、撤回申請、變更擁有人、集中管理、許可體系的改進、使用手冊、續展、擴展地域范圍，等等）。
因此，知識產權審計也可以有簡單模式和深入模式兩種。簡單的知識產權審計可以達到數據的完整性和准確性，而深入的知識產權審計則可以結合經營方向和策略達到資產有用性、使知識產權成為利潤來源而非成本中心。如下表所示：

一個深入的知識產權審計，可能會很費時，而且需要根據不斷變化的商業領域和商業目的進行調整，且要保證審計焦點鎖定在對公司最重要的知識產權資產上，更多深入的知識產權審計還會包括對知識產權威脅的估計以及制定修正和規避路線圖。
知識產權審計需視經營主體的規模和業務發展情況決定審計的頻率，因多數知識產權的期限計算以年為單位，因此一般而言知識產權審計也以年度審計為宜；但當企業經營方向做出重大改變或調整時，需配合進行一次審計工作。知識產權審計工作需做好文件集中和人員准備兩項配套工作，可由內部人員（知識產權人員、管理規劃人員和相關技術負責人）進行，必要時也可配合以外部顧問，從而得到不同視角和經驗意見。知識產權審計的結果，需要落實到日常管理制度和措施的完善上。因此，對於知識產權審計報告的形成，需緊密圍繞審計的目的，指出發現的問題，並給出可執行的改進路徑。
知識產權盡職調查
知識產權盡職調查是指對某一企業目前所擁有（包括自產或購買）和使用的知識產權狀況所進行的系統性檢查，包括專利、商標、版權、商業經營秘密、專有技術和商業標識、許可狀態等的檢查。簡言之，如果說知識產權審計是針對自身健康狀況的體檢，那麼知識產權盡職調查則是對他人健康狀況的核實。一般而言，在並購、合資、許可證貿易、資本投資、上市以及知識產權資本化等情況下，均需要進行知識產權盡職調查。
知識產權盡職調查的內容包括：
權利的真實性和合法性：解決權利來源的正當性問題，防止將來被他人釜底抽薪；
權利的有效性：解決權利的效力問題，防止接受到的是失效資產、並確定資產的剩餘效力時間；
權利的確定性：解決權利是否經過適當的法律途徑得以確認的問題，防止將來被他人搶占；
權利的穩定性：解決權利是否在法律上處於穩定狀態的問題，防止被他人無效或撤銷；
權利的完整性：解決權利的有用性問題，檢查權利是否覆蓋相關業務，防止受讓的權利實現不了收購目的；
權利的行使風險：解決行權能力問題，確定維權可能性或可能的程度。
進行適當的知識產權事前盡職調查有利於買賣雙方，而且有助於雙方建立長期的合作關系並開展商業協作。我們在生活當中多少都有過買東西「上當」的經歷，或有過買到不盡如人意的東西卻被冷冷地告知「貨物出門概不退換」或「買方自付其責」的經歷。有是這可能只是讓人有些不快而已，但有時卻可能會造成「損了夫人又折兵」的結果。
其實，在商業環境中也同樣如此，尤其是知識產權的買、賣、使用許可或特許經營，更是如此。在此方面，我們更要重視如何防止出現令人不滿意的結果，或盡量減少由疏忽所帶來的影響。不僅如此，如果多加小心，還有機會使一筆好的交易變成一項重大投資，而且視所屬交易方，還會實現重要節約或重大增益。在知識產權買賣或使用許可過程中，極為常見的情況是，人們只重視數字運算，而忽視一些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一些基本問題，例如：知識產權的真正權利人是誰？知識產權是否仍然有效？權利的轉讓具有獨占性嗎？
因此，知識產權事前盡職調查是必由之道，決非奢侈之事。在公司並購、接管或出售過程中，在進行使用許可合同或特許經營協議談判過程中，在專利、商標、版權或其他類型的知識產權買賣過程中，進行事前盡職調查時都至少應當檢查如下內容：
同知識產權專業人員認真討論從交易中能得到什麼；
了解所購買或所出售的是什麼，以及對買者或賣者承擔的義務；
進行全面、獨立的檢索，了解知識產權所有權、知識產權的歷史及維持費或續展費的情況，以確保各項權利依然有效，這對確認對方所提供信息的有效性十分重要；
請對方提供可能對所涉知識產權的使用產生影響或限制的其他知識產權的詳情；
其他檢查還包括：
檢查版權方面的影響──有關文字、手冊、小冊子等所有權；
確認知識產權是否有任何抵押；
就專利而言，了解是否存在任何改良專利的詳情；
確認是否有任何訴訟或侵權案件涉及該知識產權；
了解並要求提供所涉知識產權的重要時間安排（例如使用許可期限等）；
要求提供重要第三方的詳情，比如商標的共存協議中的限制性條款、許可協議中的限制性條款；
最後但卻是經常被疏忽的一點：永遠要確保賣方有權出售其知識產權。
進行知識產權盡職調查的步驟一般為四步：初步調查，重點審核，權利自由行使評價和調查報告的撰寫。
初步調查包含了被調查者的陳述以及相關信息檢索（核實陳述的信息、發現遺漏或問題）；重點審核為下述七個要點，特別是所有權問題，有效性問題，權利限制問題，以及權利的可行使性；權利自由行使評價（FTO）主要涉及他人專利是否構成我方業務的阻礙，相關他人專利的權利范圍調查，權利字面范圍，審理過程中的權利解釋和放棄，和我方業務產品與他人專利權利范圍的比對；調查報告的撰寫需客觀地反映問題，以及對風險可控性的評估。
知識產權盡職調查審核要點如下：
1. 控制權檢查。需從所有權與使用權兩個方面考慮：
對於所有權，要檢查的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對於使用權，要檢查的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2. 有效性檢查：
對於專利：在授權前要檢查其所處的審查階段，對授權後，要檢查其年費交納情況；
對於商標和域名：檢查其有效期；
對於商業秘密：檢查其保密措施及其執行情況；
3. 確定性檢查：
主要是檢查有無官方登記，特別是針對非注冊商標和未登記的著作權（包括軟體）；
4. 穩定性檢查：
對於專利，包括但不限於：
對於商標，包括但不限於：
5.全面性檢查。主要考慮是否覆蓋相關業務
對於專利，包括但不限於：
對於商標，包括但不限於：
6. 真實性和合法性檢查：
對於專利，包括但不限於：
對於商標，包括但不限於：
7.權利自由行使度檢查，包括但不限於：
自由實施調查（Free to Operation Research）；
他人權利的阻礙；
共存協議的阻礙；
申請程序中的權利放棄/不當聲明；
另外，有必要時，也應該了解權利被他人侵害的情況。
由於費用或時間因素的限制，知識產權盡職調查有時無法做到全面的調查，必須選擇最可能和最重要的內容進行。在這種情況下，其詳盡程度可分為以下級別：
第一級：權利的真實性和有效性；
第二級：權利的全面性和合法性；
第三級：權利的確定性和穩定性；
第四級：權利的可自由實施性檢查，包括檢索、分析、和可能的規避設計方案。
針對不同目的，各種知識產權盡職調查的重點可能也需要調整和選擇。以下以資本投資技術性企業、以及以品牌收購兩個例子加以說明：
資本投資技術型企業的知識產權盡職調查的主要目的是保證所投資企業的知識產權的合法有效以及實施自由，保障投資的收益預期，保障投資的退出。專利技術和專有技術是重點檢查對象。其特別需注意的方面有：
以專利與專有技術為重點，兼顧其它知識產權；
權利清單及其內容的真實性和有效性：

權利的確定性：

權利的合法性：

權利的穩定性：
權利范圍的全面性和完整性：
權利被侵害的情況：
知識產權管理措施的情況：
品牌收購的知識產權盡職調查的主要目的是目標公司品牌的合法性和可用性。
權利概況和確定性需要檢查以下內容：

權利有效性需要檢查以下內容：

商標的合法性需要檢查以下內容：

權利穩定性需檢查以下內容：

權利的全面和完整性需檢查以下內容：

權利被侵害的情況：

商標權管理措施：

知識產權審計和知識產權盡職調查都是對某個經營主體所擁有的知識產權客觀狀態和情況的檢查，但由於目的不同，進行的檢查方式和內容也會有所側重。本文結合知識產權的特點列舉了一些檢查要點，可能遺漏或不全面之處，請同行指教。

❼ 尊重知識保護產權的資料

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財產，其有價值可言，是智力勞動成果。故要保護、尊重
一、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是世界潮流
4月26日是第七個「世界知識產權日」，是全世界知識產權工作者、發明者和創造者的節日。2000年10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第35屆成員大會通過了由我國和阿爾及利亞共同提出的關於建立「世界知識產權日」的提案，決定從2001年起將每年的4月26日定為「世界知識產權日」，這是因為《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在1970年4月26日正式生效。此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及其成員每年都在此前後舉行一系列慶祝和宣傳活動。確立「世界知識產權日」並利用這一機會開展活動，有助於突出知識產權在所有國家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和貢獻，彰顯知識產權為社會帶來的益處，並提高公眾對人類在這一領域努力的認識和理解。
我國作為設立世界知識產權日的主要發起國，每年對慶祝「世界知識產權日」高度重視，從中央到地方都認真組織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活動，為宣傳知識產權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卡米爾•伊德里斯曾說過，對許多人來說，知識產權與創造之間的聯系並非一目瞭然，但只要稍加審視，二者之間的關系便昭然若揭：支持、滋養這些創造者的正是知識產權制度本身。他說，鼓勵創造，獎賞我們賴以建設世界和未來的極富創造和創新精神的人才，正是知識產權的目的所在，也是推動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開展工作的動力，的確，鼓勵創造，實現更大的公共利益，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這正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宗旨所在，也是與我國目前所倡導和培育的以「崇尚創新精神，尊重知識產權」為核心的知識產權文化是一致的。

二、關於企業的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即Intellectual Property,英文直譯為智慧財產或智力成果，但在我國已約定俗成譯為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就是一種無形財產權，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對在科學和文學藝術等領域內，基於腦力勞動創造完成的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隨著我國知識產權法律的日趨完備，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日益加強，作為一種無形財產權的知識產權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已漸趨緊密。
企業究竟享有哪些知識產權呢？根據我國目前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企業通常享有以下幾項知識產權：
1、企業名稱。又稱商號，是某一企業區別於其它企業的標志符號。企業名稱在法律上有三層含義：第一、在一定行政區域內保持唯一性，且一個企業只准使用一個名稱；第二、企業名稱登記後，企業對其名稱享有專用權，其它單位和個人未經同意不得使用該企業名稱，否則構成侵權行為；第三、企業名稱具有財產權利的性質，有一定的經濟價值。因此，在資產劃轉、股權轉讓前，對於不再符合集團公司使用「華能」商號有關規定的企業應提前辦理「華能」商號的變更工作，避免與華能無關的企業繼續以華能的名義經營。
2、專利技術。是指受我國專利法保護的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法對取得專利權的實質性條件有不同的具體規定：發明、實用新型必須具備新穎性、創造性和實用性；外觀設計必須具備新穎性、創造性和美感。專利權的取得採用申請在先的原則，即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先後申請同一發明創造時，不論發明次序的先後，誰先向專利局提出專利申請，誰就可以獲得專利權。因此，企業應盡快地將其發明創造成果申請專利。
3、專有技術（Know-How）。又稱技術秘密，技術訣竅，指能提供一定價值，已被利用或者可能被利用，僅為有限專家所了解，且未在任何地方公開過其完整的形式，不作為工業產權取得任何形式保護的技術知識、經驗、數據、方法和訣竅，或者以上對象的總和。其基本特徵是（1）非專利性；（2）保密性；（3）實用性；（4）可轉讓性。我國對專有技術通常通過民法通則、合同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來保護。
4、商標。商標是指由文字、圖形或者其組合等構成，使用於商品，用以區別不同商品生產者或經營者所生產或經營的同一和類似商品的顯著標記。商標分為注冊商標和未注冊商標。在我國，商標必須通過注冊，企業才取得對該商標專用權，商標法不直接保護未注冊商標，但未注冊商標可以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著作權法、專利法來獲得保護，同時，也可利用商標法有關注冊商標的撤消制度來獲得間接保護。
5、商業秘密。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並經權利人採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所謂經營信息指經營策略、管理訣竅、客戶名單、貨源情報、投資標底等信息。商業秘密具有保密性和經濟性兩大主要特徵，經濟性著重在競爭優勢，經濟性以保密性為前提，一旦秘密公開，法律就不再對它進行保護。企業在簽訂投資協議、資產並購協議等過程中，一些重要的商業秘密很容易泄漏給競爭對手，造成很大損失，因此企業必須採取有效的保密措施，一方面加強企業內部的商業秘密保護措施，另一方面，通過簽訂保密協議等約束有關知情人員不得泄漏有關信息。
6、著作權。也稱版權，本意是作者因創作了文學、藝術作品而享有的權利，後又延伸包括在作品傳播過程中產生的相關方的權利。企業也可以擁有著作權，如以企業名義發表的作品、企業委託開發的計算機軟體等。

三、關於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
企業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來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
首先，依據知識產權法，及時取得相應的權利。知識產權中除了著作權、制止不正當競爭權外，都不是自動產生的。專利權實行申請在先原則，而商標權采注冊確認和申請在先原則，企業只有及時申請並獲得授權或注冊，才能有效地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不受侵犯。近年來，華能集團知識產權管理工作取得了長足進展，華能集團高度重視知識產權工作，加大科技投入，努力創建具有電力企業特色的專利技術。1992年以來，集團公司還先後全類注冊了「華能」（包括繁體文字、簡體文字、圖形）、「中國華能」、「華能集團」等商標。
其次，健全內部知識產權管理的規章制度和機制，對於維護知識產權，特別是技術和商業秘密，是十分重要。一個企業如沒有健全的規章制度，極容易泄露技術和商業秘密，而一旦秘密公開，就得不到法律的保護，特別是因技術人員和營銷人員的流動帶走原單位的技術秘密和商業秘密，給這些企業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知識產權具有知識面廣、專業性強的特點，同時又關繫到企業的發展乃至生存，因此，設立專門機構或專門管理人員也十分必要。
再次，對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應採取果斷措施，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針對華能商標履遭不法侵犯的問題，我們積極採取多種方式開展維權活動。華能商標繼2004年通過司法途徑被認定為馳名商標後，2005年又被國家工商總局認定為馳名商標並予以公告，成為我國電力行業中第一個獲得國家工商總局認定的馳名商標，降低了華能商標侵權糾紛的發案率，為進一步開展商標維權創造了條件。當然，商標維權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全體華能員工共同支持，並與工商、法院等部門密切配合，及時發現假冒華能商號、違法使用華能商標的企業，並採取法律手段，堅決打擊。
最後，應加強知識產權的普法教育，通過組織開展知識產權法律知識的宣傳教育活動，提高企業領導和員工的認識，牢固樹立尊重知識、崇尚科學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把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納入企業經營戰略和各項管理活動中，努力營造鼓勵研發創新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