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國家知識產權法的基本規定是什麼
中國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具體如下：1、知識產權包括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商業秘密、植物新品種等知識產權；2、權利人行使知識產權權利不得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
【法律依據】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民事主體依法享有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是權利人依法就下列客體享有的專有的權利：（一）作品；（二）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三）商標；（四）地理標志；（五）商業秘密；（六）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七）植物新品種；（八）法律規定的其他客體。第一百三十條民事主體按照自己的意願依法行使民事權利，不受干涉。第一百三十一條民事主體行使權利時，應當履行法律規定的和當事人約定的義務。第一百三十二條民事主體不得濫用民事權利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
2. 如何對知識產權的行使進行與反壟斷法的規制
一、《反壟斷法》第55條的意義重大
我國《反壟斷法》在附則第55條確立了對知識產權行使行為進行反壟斷法規制的基本原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和實務部門對於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尤其是反壟斷法應當如何對待知識產權的行使行為有著不同的看法。在我國反壟斷立法過程中，有的基於知識產權本身的合法壟斷權的性質，主張反壟斷法不應該規定知識產權問題，或者僅僅明確知識產權是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領域；有的則認為反壟斷法中不僅要規定知識產權問題，而且還要具體規定，甚至要設置知識產權問題專章，以便為行政執法和司法提供明確的規則。《反壟斷法》第55條既規定將行使知識產權的正當行為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又規定對濫用知識產權的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進行反壟斷法規制。這是一種合理的規定，它正確地把握和處理了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這又是一種比較明確的規定，因為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條文需要作所謂的「反面理解」才能得出後一方面的結論來，而本條則直接作出了正、反兩方面的規定。
3. 知識產權是（）性質的權利。 A、私權 B、公權 C、債權 D、使用權
關於知識產權私權屬性的再認識
[摘 要]私權性是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是知識產權與所有權所具有的共同屬性。知識產權作為知識財產私有的權利形態，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也受到法律的必要限制。這是知識產權的立法宗旨所決定的，並通過法律平衡與調整的制度設計而完成。上述情形沒有也不應該改變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
[關鍵詞]知識產權 私權屬性 公權化理論批判
WTO《知識產權協定》在其序言中宣示「知識產權為私權」，以私權名義強調了知識財產私有的法律性質。從條文的立法背景來說，「它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一種平衡的結果」。 在《知識產權協定》擬定的談判過程中，發達國家意在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以維護知識財產私有；而發展中國家卻淡化知識產權的專有性和排他性，以便於他人實施。談判妥協的結果是，協定承認「知識產權為私權」，同時又規定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公共政策目標。從條文的本身意蘊來看，知識產權與所有權一樣都是私的主體所享有的財產權。可以認為，權利的私權性是將知識產權歸類於民事權利范疇的基本依據，而私權的神聖性則是對知識產權提供法律保護的基本理念。
知識產權的私權化，是對封建特許權制度的一場法律革命。近代知識產權的形成，經歷了一個由封建特許權向資本主義財產權嬗變的歷史過程。封建特許權包括印刷專有權和產品專營權，它以君主敇令或官府令狀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獨占許可證或賦予經營者製造、銷售某種產品的專有權利，當時的特許權是一種「欽定」 的行政庇護，而不是法定的權利保護。在歐洲的許多國家，特許令狀並未制度化，僅是一種個別保護、局部保護。創造者依法對自己的知識產品享有獨占和專有的權利，能夠隨意轉讓和處分這一權利，並分享他人利用知識產權所帶來的利益，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形成的知識產權觀念。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私人享有的無體財產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才得到法律普通認可和嚴格保護，並逐漸形成一種獨立而系統的法律制度。與封建特許權相比，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有如下特點：第一，它是「天賦之權」。近代啟蒙思想家認為，天賦人權是利己主義的權利，即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 因此，知識產權是「天賦」的、「與生俱來」的，它不應由國家特許而產生；第二，它是「普世之權」。近代人權理論的視野中，財產權與其他人權一樣，是超時代、超社會的普遍權利。因此，知識產權是「普世」的，是一種 「普遍權利要求」，它不可能是個別的、局部的行政庇護；第三，它是「法定之權」。從法哲學理論而言，知識產權既是一種自然權，也是一種法定權。這即是說，由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知識產權，即是「以實定法的名義反映了自然權利」。 因此，知識產權在近代社會受到國家立法的保護，而不是官府特許令狀的保護。
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由國家授予而產生。私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組織）享有的知識產權，即是以法律的名義賦予私有知識財產以相應的權利形態，這種私權形態並不因國家授予而具有公權的特徵。就財產權法定授予而言，福利權利與知識產權具有相似之處。美國學者認為，20世紀已經出現了「新財產」 （new property）的概念，因此應當將就業機會、養老金、政府特許作為新財產看待。 事實上，當代福利國家以養老金、傷殘補貼、社會保險、失業救濟等形式，直接賦予個人或團體大量的財產權。「依傳統大陸法系理論觀點，這些國家直接賦予的福利權利是一種公法權利，與民法上的私權差別甚大」。 為此，有學者提出詰問，「如果嚴格以公私法來劃分財產權，那麼脫離了物權、債權系統而由國家直接授予的權利只能是公權，如知識產權」。 以權利產生的原因（即源於公法或私法）來界定權利本體的屬性，這一傳統理論確有檢討的必要。美國1970年的「戈德堡訴凱利」案認定福利救濟不是一種「特權」或「恩賜」，而是一種財產權利。 在美國學者施瓦茨看來，將政府的優惠或授權僅僅看作是一種恩賜或特權的話，那麼這種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利益便不能像傳統財產權利那樣受到法律的正當程序的保護，政府取消或不公正分配「特權」的行為也難以加以監督、無法控制。這樣，廣大民眾不但無法確保其賴以為生的利益，而且在這種風險的壓力下，民眾也根本無法正常地行使其他自由權利。 福利權利與知識產權雖在權利取得方式有相似之處，但就權利取得的本源來說卻是大相徑庭的。福利救濟權利的對象，包括福利設施、社會救濟、各種生活補貼等，其主體為社會全體人民；國家即是權利的賦予者（由國家機關分配福利或決定救濟），也是福利救濟義務的承載者（福利救濟由國家財政負擔）。 知識產權則不然，筆者曾在著述中提出知識產權的法律事實構成理論，即權利產生的法律事實包括創造者的創造性行為和國家機關的授權性行為。前者屬於事實行為，是創造者取得知識產權的前提；後者是法律行為，是創造者的權利主體資格得以確認的程序。借用美國學者的說法，創造性活動是權利產生的「源泉」（source），而法律（國家機關的授權活動）是權利產生的「根據」（origin） .此處分析旨在說明，權利取得方式如何並不影響該項權利的基本屬性，質言之，知識產權的私權性取決於知識財產私人佔有的基本品性，權利的國家授予性並不能說明權利本體的公權意義。
「知識產權為私權」，在制度層面上為私人提供了獲取財產的新方式。知識財產是獨立於傳統意義上有形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的另類客體，以知識財產作為保護對象的知識產權是與傳統財產所有權相區別的嶄新財產法律制度。基於私權屬性，如果我們對知識產權作出私有產權理解的話，就不能將知識產權看作是公有產權。這一觀點主要涉及發明權、發現權的歸屬問題。有學者主張將一切智力創造活動所產生的權利列入知識產權體系，包括發現權、發明權，其理由是《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已有規定，且我國《民法通則》明確對上述權利給予保護。 有的學者甚至認為，不應簡單地將知識產權定義為無體財產權，它應該包括無體財產權的知識產權和精神權利的知識產權。發現權、發明權即屬於後者。 多數學者持相反意見：有的認為，科學發現不宜作為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法律以及國際公約都沒有對科學發現授予私權性質的財產權利。 有的進而認為，諸如發現權、發明權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權，並非是對智力成果的專有使用權，而是一種取得榮譽及獲取獎勵的權利，該項制度應歸類於科技法。 筆者認為，私權是財產私有的法律形態，從知識產權的本意而言，其應屬於此類知識財產私有的權利。智力成果是人類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精神領域的創造性產品的總稱，對此並沒有採取單一的私人產權形式。就發現、發明的等科技成果而言，對它們採取的是非市場機制的產權形式。上述制度實為科技獎勵制度，即通過對科技成果所產生的社會效益或經濟效益進行評價，由國家給予獎勵（包括頒發榮譽證書、獎章和獎金）；與此相對應的是，發現、發明成果的所有權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任何人都可以無償使用。這即是以非市場機制的獎勵制度來換取社會對科學成果的公有產權。如果將發現權、發明權等公有產權納於知識產權體系，那麼，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知識產權的獨占性特點、知識產權的無體財產權意義等將不復存在，這一制度架構及其學理基礎也就面目全非了。從現代各國的立法例來看，一般都是從私權屬性出發來構建其知識產權體系的。例如，世界上第一部知識產權法典即 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了文學和藝術產權（包括傳統的著作權、鄰接權以及最新創設的資料庫作者權）與工業產權（包括傳統的專利權、商標權以及最新國際公約要求保護的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技術秘密權等）；堪稱新民法編纂運動傑出代表的1992年荷蘭民法典，原擬定的「知識產權編」涵蓋了專利權、商標權、版權、商號權等；而1995年越南民法典作為後社會主義國家民法典編纂運動的產物，在其知識產權編涉及的僅是典型意義的知識產權即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地理標記權等。除俄羅斯民法典在立法規劃中擬將發明權規定在「知識產權編」外， 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者並不將發現權、發明權等科技成果權作為知識產權看待。因此，筆者建議，未來民法典的知識產權制度以不包括上述權利為宜。
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質，說明了它與所有權等其他民事權利所具有的共同屬性。但是，就法律價值目標而言，知識產權與所有權是有區別的，在傳統私法理論中，所有權被描繪成私人對所有物絕對支配與排他獨占的權利。盡管法律出於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的考慮，對所有權的行使作出某種限制，但在這種「限制」的范圍內，所有權的時間效力、地域效力、權能效力卻是無限的。從羅馬法到近代民法，都對所有權作出了絕對保護：所有人對物的所有權不僅可以終其一生，而且還延伸到身後；所有人對其所有物得直接支配，並對抗一切人。可以說，在古典所有權理論及近代立法文件中，所有物所涉及的領域，是一個絕對化的私權領域。這種無限制所有權原則與契約自由原則和過失責任原則構成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則。與羅馬法以至近代民法關於私的所有權無限制保護原則不同，知識產權制度在其建立之初，即是在保護創造者權利的基礎上尋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某種平衡。1709年的《安娜法令》在規定作者權利保護的同時，設定了一個「文學藝術公共領域」 （the public domain for literature），它來自三個方面的規定：（1）創作是新作品取得著作權的必備條件（以保護現存作品不被出版商收回）；（2）對著作權保護有一定期限（以對抗出版商永久版權主張，保證作品在一定期限後為社會自由使用）；（3）著作權人在印刷出版和出售方面享有有限的權利（即著作權窮竭）。 「公共領域」的規定，無疑在著作權的行使和限制方面劃分了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各自范圍的分水線。1787年美國憲法更是以根本法的形式規定了知識產權制度的三個原則：（1）「促進知識」（the Promotion of Learning），即知識產權的立法目標旨在促進知識傳播；（2）「公共領域保留」（the Preservation of Public domain），即知識產權被限制在一定的時間和范圍之內；（3）「保護創造者」（the Protection of the author），即憲法賦予創造者對其知識財產以專有權利。 與以往的物質化財產不同，知識財產是一種「新財產」即是「非物質化和受到限制的財產」。 這也就是說，知識產權是一種私的權利，但並不是絕對化的私權，從知識產權制度產生之初，該項權利就表現了有條件的獨占性、有限制的排他性和有期限的時間性。隨著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各國立法者始終圍繞著保護創造者私權和促進知識傳播的二元目標來規制知識產權，盡管因地、因時而有程度上的差異，但關於知識產權保護、限制與反限制的法律調整一直都是立法活動的重要方面。
關於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我國理論界對此認識是不斷深化的。20世紀80年代的教科書及相關著述，多將知識產權表述為一體兩權，即認為知識產權具有財產權與人身權的雙重屬性；20世紀90年代的知識產權學說，一般從民事權利體系出發，將知識產權區別於財產所有權，對其作出無體財產權的定性分析；本世紀初，一些學者根據國際人權公約和經典學說理論，將知識產權這一私人財產權定位為一項普遍的人權。 無論是一體兩權、無體財產權還是普遍人權，理論界關於知識產權屬性的認識並沒有離開私權品性的基本范疇。近年來，有的學者鑒於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與變革，在肯定知識產權私權屬性的同時，提出了知識產權公權化的命題。在他們看來，「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產權正由傳統意義上的私權蛻變為一種私權公權化的權利」。所謂公權化，即是表明「知識產權兼具私權屬性和公權屬性」；公權化的趨向，「乃是建構知識產權法利益平衡機制之所需」，是「國家不斷強化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公權力干預的結果」。 面對社會的迅速發展和法律的急劇變革，我們需要走出理論的困境，但是也不能步入認識的誤區。筆者認為，所謂「知識產權公權化」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問題1. 什麼是公權與私權？
關於公權與私權的劃分，可追溯到羅馬法。在古羅馬，市民享有一種專屬性的權利即「市民權」（status civitatis），其內容包括公權與私權。其中，公權是指市民法規定的選舉權（即參與各種議會制定法律和選舉官吏的權利）和被選舉權（即被選舉為官吏或被選舉為議員的權利）；私權則包括婚姻權、財產權、遺囑能力和訴訟權。 後世學者關於公權與私權的劃分導源於羅馬法理論，但其分類標准不一。其主要觀點有：（1）利益說。即公權是關於社會公益方面的各種權利，私權則是關於私人利益方面的各種權利；（2）關系說。即公權是關於國家和公民之間的權利，私權則是關於公民相互之間的權利；（3）法律說。即公權通常是公法上所確認的權利，私權通常是私法上所確定的權利。此外，學者還把公權分為國家公權（如命令權、形式權、強制權等）和公民公權（生存權、自由權、參政權、請求權等）。 公權與私權和劃分標准，盡管眾說紛紜，但有兩點必須把握：一是權利的內容，即公權一般是政治性的，私權一般是民事性的；二是權利的產生，即公權源於公法關系，私權源於私法關系。筆者認為，權利的屬性，取決於權利的基本內容而不是權利的產生方式，因此知識產權公權化的觀點不能成立。我們說，「一體兩權」即知識產權兼為人身權和財產權，其雙重內容概為民事權利，它們並未脫離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如果說，知識產權兼具公權與私權的內容，這種溶政治性與民事性為一體的權利在各國立法中尚無先例。筆者假定，權利的屬性取決於權利的產生方式而不是權利的內容，這一主張可以成立的話，很多私人財產權利並非來自私法，可以認為知識產權的公權化絕非僅有現象。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在現代社會，原本由私法確認和分配的財產權利越來越多地由公法來予以確認和分配了」。 如果假定成立的話，豈不是整個財產權制度皆具有公權和私權之屬性，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民事權利體系的同一性、獨立性。
問題2. 私法的公法化是否就是私權的公權化？
關於私法公法化問題，描述的是現代私法發展的一種趨向，即傳統私法的權利本位理念有所動搖。權利本位的理念包括以下幾層涵義：「其一，民法以充分創設和保護私權為己任；其二，任何私權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其三，人格權神聖和所有權神聖是私權的核心內容。」 私法的公法化，導源於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具體而言，所謂私法的公法化，一是「外化」為新的法律部門、法律制度的出現。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的直接產物；國家對僱主與雇員關系的干預產生了勞動法；國家對企業活動的支持與調節產生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國家對生產經營者與消費者關系的干預產生了產品責任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國家對企業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產生了能源法、環境法，等等；二是「內化」為對私法自治原則的限制。近代民法意義上的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本意為私人享有權利、設定義務，實施一切民事行為取決於當事人自己的意思，不受國家和他人的干預。私法自治原則貫穿於各項民事權利制度，它具體表現為財產自主（所有權制度）、合同自由（合同制度）、婚姻自由（婚姻制度）、遺囑自由（繼承製度）、團體設立自由（法人制度）等。在現代法上，「私法自治雖仍然是民法基本原則，但已不再是從前的狀況，私法自治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私法的公法化，導致私法自治原則的限制，但這並沒有影響民法的本質、私權的本質。主張「知識產權公權化」的學者，無非強調的國家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干預，或創造者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平衡機制的建立，但這些決不可能「內化」為知識產權從本質屬性的私權演變成私權與公權的混合體。正如有的學者在分析所有權的限制即國家對所有權制度干預這一現象時所指出的那樣，「所有權被限制後的是一種具體的權利形態，具有獨立性和同質性」。 同理，國家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干預，表現為知識產權在權能范圍與效力范圍方面受到某些限制，但並不可能改變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事實上，知識產權制度從其產生之初直至發展到今天，一直處於權利保護與限制的法律調整之中。將這種情形歸結為現代法才有的「私權的公權化」，並得出知識產權也是公權的結論是沒有道理的。
問題3. 如何理解知識產權制度上的「私權神聖」與「利益平衡」？
知識產權制度的宗旨，在於保護創造者的合法利益，促進知識技術的廣泛傳播。從上述價值目標出發，現代知識產權制度應確立以下基本法律觀：一是私權神聖。私權指的是私人、個人（包括自然人與法人）所享有的各種民事權利。私權神聖，強調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各種私人權利受國家法律的特別尊重和充分保護。私權神聖是人權主義思想的必然反映。「所謂人權主義即是21世紀的人文主義，是指以人權保障為最高理念，體現以人為本位，以權利為本位的價值觀念，將私人權利作為人權的基礎權利」。 具言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構是以下列思想原則為基礎的：第一，以私權領域為依歸。知識產權是知識類無體財產的權利形態，其基本屬性與財產所有權無異，都應歸類於民事權利的范疇。人權保障的任務首先在於全面維系人的各項私權，私權保護是政治權利、社會權利等其他人權實現的基礎。第二，以權利制度為體系。知識產權法總會有若干程序法、公法的規定，但依然是以實體法為基礎的私權制度。諸如權利取得程序、權利變動程序、權利管理程序、權利救濟程序等，概以創造者權利為中心，從而形成私權領域中的獨特的法律規范體系。第三，以權利中心為本位。所謂法律本位，是針對權利義務之關系而言的。就知識產權制度而言，在權利義務這個統一體內，是權利決定義務，而不是義務決定權利。質言之，知識產權制度是以權利為本位，在規范方法上是以授權性規范為主要內容，在立法重心上是以保護創造者權利為首要。
二是利益衡平。利益衡平是指當事人之間、權利與義務主體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應當符合公平的價值理念。利益衡平是民法精神和社會公德的要求，也是 「人權思想和公共利益原則的反映」。 權利的基本要素首先是利益，利益既是權利的基礎和根本內容，又是權利的目標指向，是人們設定該項法律制度所要達到的目的（起始動機）之所在。因此，知識產權法所強調的利益衡平，實質上是同一定形態的權利限制、權利利用制度相聯系。從人權主義的角度來說，知識產權制度所追求的利益衡平精神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本權與他權。創造者的權利即知識產權應為本權，是對知識財產依法進行全面支配的權利；傳播者、使用者的權利則為他權，是根據法律規定或本權人的意思對他人知識財產進行有限支配的權利。根據利益衡平原則，本權與他權的關系表現為：主體之間公平相待，交換應該是有償互利的，但合理使用除外；知識財產利益合理分享，在法定范圍內應該兼顧各方當事人的利益，這具象為創造者權利、傳播者權利、使用者權利三者之間的協調。第二，私益與公益。出於公共利益目標，對創造者的專有權利進行必要的限制，以保證社會公眾對知識產品的合理利用。利用他人知識產品，或是基於表現自由的目的，或是基於公共教育的需求，或是基於社會公共衛生與生活的必要，這些都是正當的、合理的，其本身都是人權公約所要求的。按照國際知識產權組織的一位高級官員的解釋是：「公共利益這種良好願望本身包含著這樣一種含義，多數人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任何一個公民都應該為了全社會的共同利益而放棄個人私利。」
私權神聖，強調的是權利保護；利益衡平，主張的是權利限制。這兩者並非是絕對對立的，而是共存於知識產權的制度設計中。知識產權保護與限制，在知識產權法有以下幾種表現方式：第一，抽象為法律的基本原則、立法目的。例如，我國專利法將其立法宗旨表述為「保護發明創造專利權，鼓勵發明創造，有利於發明創造的推廣應用，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創新」；著作權法在總則中宣稱保護作者的著作權以及相關權益，鼓勵作品的創作和傳播；第二，具象為主體的權利義務。各種知識產權制度在規定相關權利的內容、期限、保護的同時，一般規定有權利人必須履行的義務；第三，內化為其他法律制度。為解決相關利益的沖突，各種知識產權制度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基礎之上，又設定了一些權利限制制度，如合理使用制度、權利窮竭制度、先用權制度等。 在知識產權法的價值目標的指引下，私權神聖與利益平衡的理念，可以通過知識產權保護與限制的制度設計來完成。當然，兩者不能偏廢。所謂權利的限制，應是在充分保護權利基礎上的必要限制；所謂權利的保護，應是在實現社會利益前提下的必要保護。總之，這是知識產權制度內部的平衡與調整，它沒有也不應該改變知識產權的本質屬性。
4. 請教一個問題，各種知識產權的共有人對權利的行使方式沒有約定時，應如何實施
共有人可以單獨實施或者以普通許可方式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的專，收取的使屬用費應當在共有人之間分配。
《專利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如下：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共有人對權利的行使有約定的，從其約定。沒有約定的，共有人可以單獨實施或者以普通許可方式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的，收取的使用費應當在共有人之間分配。 除前款規定的情形外，行使共有的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應當取得全體共有人的同意。
知識產權共有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知識產權人對同一項知識財產共同享有一個知識產權。共有主體稱為共有人，各共有人之間因財產共有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稱為共有關系。知識產權共有的客體稱為共有財產。在知識產權共有關系中，共有財產為知識財產，不是物，在所有權的共有關系中，權利人共有的是物，因此可以稱為"共有物";而知識產權共有關系中，客體為知識財產，可以簡稱為"共有財產"，但不能稱為"共有物"。
5. 處理知識產權權利沖突的原則
(一)保護在先權利的原則：這里所說的在先權利是相對於「在後權利」而言的,就同回一客體先產生的權利較答之於後產生的權利,即為在先權利。保護在先權利是處理知識產權權利沖突最基本的一項法律原則。
(二)維護公平競爭,排除惡意取得原則維護公平競爭是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重要價值目標,在處理知識產權權利沖突問題上,也應堅持這一點。這一原則排除了以欺詐、仿冒、引人誤認或誤解等方式利用他人市場信譽與優勢獲取經濟利益的合法性,也排除了因惡意仿冒他人知識產權或欺詐知識產權主管部門而取得權利的合法性。
(三)權利平衡原則 知識產權制度本身是平衡知識產權人個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調節器,在處理知識產權權利沖突時,兼顧利益之間的平衡是很有必要的,這可以使不同的知識產權各得其所、相互協調,使知識產品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四)利益兼顧原則 知識產權權利沖突的解決,兼顧權利沖突當事人雙方的效益也是值得考慮的。從我國有關機關近幾年處理的幾個較有影響的涉及權利沖突的案例看,在適用這一原則上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
6. 知識產權問題
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也稱「智慧財產權」或「智力財產權」,是人們依法對創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業標記所享有的專有權利。人類進入21世紀以後,世界經濟進入了知識經濟的時代,隨著社會的文明和進步,知識產權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不但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發揮重大作用,而且與當代國際政治、經濟貿易的發展關系日益密切。可以說,當今國家與國家經濟實力乃至綜合國力的較量,就在於擁有知識產權的數量和質量。因此,世界各國都越來越重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在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保護水平方面還存在很大差距,存在一些問題,需要我們重視和解決。
一、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技術流失
「技者,工之要也」。對技術的保護自古就是保護工農業生產的重要措施。
但是,由於缺少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我國大量的專有技術都流失了,比如說中葯。我國是中葯的發祥地,擁有許多無形的知識產權,但是,因為缺少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一些知名中葯的處方和配方輕易被國外企業拿到,然後利用其先進的技術仿製,比如六神丸,據介紹,六神丸是我國很常見的一味中成葯,但日本公司把它拿過去以後,稍加改造和包裝就變成了著名的「救心丹」。光這個救心丹,在國際市場上每年銷售額能達到6億―7億美元,相當於我國一年的中葯出口總額。還有,當年我國安徽宣紙工藝失密事件、「景泰藍」技術失密事件等,都是因為我們既沒有將技術申請專利,也沒有將其作為商業秘密給予有利保護,結果由於疏於防範而被外方掌握了關鍵技術、帶走了全套的技術資料,使我們的民族工業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二)商標淡出
商標淡出在我們合資合作過程中表現明顯。外方有意識地選擇我國一些具有較高知名度的廠商進行合作,然後借口他們的產品是名牌產品,在合資協議中限定使用他們的商標,或者乾脆花巨資買斷我們著名商標的使用權,然後占而不用,同時對他們商標的商品大肆宣傳。這樣,我們通過幾十年創造的名牌在幾年之內就被洋品牌完全取代了。比如飲料行業,我國原來的「八大名牌」如「亞洲」、「嶗山」、「八王寺」等,一開始,除「健力寶」、「正廣和」未合資,其他6家都同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合資了;洗衣粉行業,上海的「白貓」,廣東的「高富力」、「中意」,合資後,被外方控制,他們利用我國名牌廠家的生產能力和銷售渠道,推銷他們高價的「碧浪」、「汰漬」,把我們的名牌打入「冷宮」。廣州肥皂廠的「潔花」香皂與美方合資後,很快被「海飛絲」、「潘婷」取而代之。逐漸我們的國產牌子就淡出市場了。
(三)商標被搶注
知識產權是具有地域性特徵的權利,也就是說,依據一國法律取得的知識產權只在該國領域內有效,在其他國家是不必然受到保護的。商標也是一樣。近幾年來,當我們的一些名牌准備出口國際市場時,發現其商標已被外商搶注。比如,電器商標「海信」在德國被搶注、「康佳」在美國被搶注、「科龍」在新加坡被搶注;雲南卷煙品牌「阿詩瑪」、「紅塔山」在菲律賓被搶注、「五糧液」在韓國被搶注;天津麻花商標「桂發祥十八街」、北京醬菜老字型大小品牌「六必居」在加拿大被搶注;河南白酒品牌「杜康」、百年老字型大小「同仁堂」、在我國被列為「國寶級」保護的「一得閣」墨汁被日本人搶注等等。(《人民日報》(2006-04-17第05版)商標被搶注後,產品要進入這些國家和地區,我們或者以重金買回本屬於自己的商標使用權,或「改名換姓」,重新培育名牌。無形中,我們的馳名商標就被淡化了,嚴重損害了馳名商標的價值。
(三)遭遇知識產權欺詐
正如我們所知,知識產權是具有地域性、時間性特徵的權利,在一國有效的知識產權不一定在另外一國就必然受到保護。而且除商業秘密外,知識產權都是一定期限里的權利,而不是永久性的權利。超過法定保護期限,人人都可以自由無償地使用,不需要權利人的許可。但由於我們缺少這方面的知識,以致屢遭知識產權欺詐。例如,我國的某汽車廠與外商進行合資談判,外方提出技術入股,以其中的97件專利技術,共摺合1600萬美元入股。由於這家企業不懂得專利法,後來才得知,這97件專利技術中有23件專利是過期的,還有29件專利已臨近到期,13件則剛剛申請中,真正算數的專利只有32件,也就是說2/3的專利是不能折算股金投資入股的。該企業吃虧上當,追悔莫及。
二、加強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途徑
加強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應該做到一個轉變、兩個重視、三個加強。
(一)一個轉變
一個轉變,就是轉變觀念,增強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我們有很多企業還抱著老觀念,認為發明在自己手上,別人拿不走,甚至認為申請專利會花費一大筆經費,不值得。國內的企業,真正重視知識產權的非常少,除了極少數的企業,比如海爾、北大方正等有比較系統的知識產權管理外,其他絕大多數的企業還局限在對有形資產的管理上。據2008年「中國保護知識產權高層論壇」獲得的消息,我國有99%的企業沒有申請過專利,高達60%的國內企業沒有自己的商標。由此,很多國內企業還產生了錯誤的認識。認為如果知識產權制度在我國真正實施,那結果就是保護其他國家的企業,國內企業因為沒有核心技術和相關產權,反而會成為執法的對象。所以觀念上還有一種抵觸的情緒。但我們要知道,未來的經濟競爭就是知識產權的競爭,在我們生產8億件襯衫才能換一架飛機的今天,不保護知識產權,我們就沒有發展。
(二)兩個重視
1.重視培養知識產權專業人才
21世紀什麼最貴?人才!知識產權戰略的運用必須由具有專業意識和專業知識的人來實施。但是目前國內的狀況是:直接參與創新的大學和公共研究機構缺乏知識產權管理;承擔國家重大科研項目的研發人員沒有專利意識;參與市場經濟的主體不懂知識產權戰略。據統計,我國目前擁有專利工作者僅一萬餘人,平均每13萬人中才有一名懂專利的人員。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在知識產權制度實施後培養出來的最優秀的知識產權管理人才幾乎都工作在外企知識產權部門,最優秀專利代理人都在涉外代理機構,最優秀的研發人員也在不斷應聘到外資研究機構中去了。
2.重視發展自主知識產權
不知大家是否還記得我國眾多DVD生產廠家被控侵權的事件。我國的D V D生產企業因為沒有自己的知識產權,使用別人的技術專利,先後被日立等跨國公司指控侵犯其核心專利。以至現在我國每生產一台DVD,中國企業就要向國外支付產品凈售價的4%或4.5美元的專利許可費。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田力普在2006年「中國保護知識產權高層論壇」上透露,我國外貿總額已居世界第三,但自主創新高技術產品僅占外貿總額的2%;2005年全球100個最有價值品牌,中國連續8年的記錄為零。2005年秋季廣交會上,我國出口產品,只有21%有自己的商標。因為缺少自主知識產權,我們不得不將每部手機、計算機、數控機床20%―40%的售價支付給國外專利持有人,「為他人做嫁衣裳」。
(三)三個加強
1.加強立法,完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
法治的基礎是有法可依。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必須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做基礎。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國已經建立起了比較完備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還陸續加入了一些重要的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就整體而言,我國的法律體系已達到世貿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但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並不十分完備,比如我們沒有規范如何行使知識產權行為的〈反壟斷法〉。以致對專利權人在我國市場濫用知識產權的壟斷行為不能加以有效規制。比如微軟,微軟的Windows98在美國銷售時合800多人民幣,而在我國大陸市場的零售價為1980元,因為這差別價格,我國消費者一年就要多支出10億元人民幣。
2.加強執法,保障知識產權權利人利益的實現
法律的保護不僅在於立法的完善,更重要的是依賴於有力的執法。但現在明顯存在司法機關執法不力的情況,一是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在有些地方,工商部門的有關負責人就直率地表示:原則上為了地方經濟,政府是不允許打假的。正因如此,在他們採取行動的時候也只是應付,效果並不理想。二是現行法律對侵權者打擊力度不夠,經濟重罰、重賠和刑事處罰均不到位,既打不疼,也打不死。權利是受法律保障的利益,如果權利人的利益得不到實現,那麼誰都不會再願意花真金白銀去造有技術含量的產品,更願意做一本萬利的掠食者。長此以往,危害的是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甚至危及生存和發展。所以,加強我國知識產權的保護,必須要加強執法,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
3.加強宣傳教育,使知識產權保護深入人心
1447年,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威尼斯共和國專利法》就誕生了,1883年,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國際公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就簽定了,1967年,當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立的時候,我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還是空白。直到1982年我國才制定了第一部保護知識產權的《商標法》。而且,發達國家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都是伴隨著工業革命自發完成的,是內在的制度需求,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而我們的知識產權制度主要是通過政府頒布法令來實現的,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缺少相應的思想基礎和經濟基礎。所以知識產權保護要得到人們的了解、認同並遵守,需要一定的時間,更需要政府不懈的宣傳、普及和教育。日本新提出的口號是「知識產權立國」,在日本的中小學課本中,民族知識產權保護的內容就赫然在目,可見,日本已經把保護知識產權上升到民族利益的高度。我們也要有這種認識,只有通過不懈地宣傳教育,才能使知識產權的保護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