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法院知識產權案件數

1. 誰能提供一下幾個知識產權的案例

你好，來源 大律師網
4月26日是第16個世界知識產權日，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杭州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去年全國法院新收各類知識產權一審案件130200件，比2014年上升11.73%，同時發布了2015年中國法院10大知識產權案件和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
發布會上，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宋曉明介紹，截至2015年底，全國法院新收各類知識產權一審案件130200件，比2014年上升11.73%。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五省市收案數量持續在高位運行，新收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數約佔全國法院該類案件總數的70%。
最高法院副院長陶凱元表示，今年中國法院系統將重點加強專利商標授權、確權相關司法解釋的論證起草，開展商業模式創新、標准與專利、中醫葯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的研究，同時積極開展知識產權國際對話交流，推動知識產權國際治理規則的革新和優化。
發布會上，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陳國猛表示，浙江知識產權案件主要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收案量持續增長，司法逐漸成為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主渠道。二是案件類型全面，覆蓋所有類型的知識產權與各種方式的市場競爭行為。三是重大疑難復雜及新類型案件不斷增多，審理難度不斷加大。

2. 我國哪些地區已經設立了知識產權法院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知識產權審判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案件數回量迅猛答增長，新型疑難案件增多，矛盾化解難度加大。2008年至2012年6月，全國法院共受理知識產權案件226753件，審結208653件。針對知識產權審判工作面臨的實際困難，以黨的十八大精神為指引，進一步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優化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妥善協調司法保護和行政執法的關系，發揮司法保護知識產權主導作用；根據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要求，積極探索研究建立知識產權專門法院。
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有利於知識產權案件審判水平的提高。近幾年來，不僅知識產權審判的案件數量快速增長，審理難度也越來越大，案件類型日趨復雜，涉獵領域不斷延伸，從傳統的商標、版權、專利擴展到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不正當競爭等，技術性、專業性日益增強。在北京、上海、廣州等知識產權案件比較集中的地方設立專門法院，有利於提高案件審判質量、統一裁判標准。

3. 1985年至2004年全國地方法院共受理各類一審知識產權民事案件

答案B：69636 希望點下支持

4. 法院共有多少個庭，各個庭分別審理什麼類型的案件，有沒有什麼依據

行政業務機構：
1、 立案庭

審查應由該院受理的民事糾紛、行政案件的起訴，決定立案或者裁定不予受理；

審查應由該院受理的執行案件的申請，決定是否立案或裁定不予受理；

對應由該院受理的刑事公訴案件進行立案登記；

對應由該院受理的各類上訴（抗訴）案件審查立案；

審查應由該院受理的申訴、申請再審案件，並決定是否再審立案；

對該院決定再審、上級法院指令再審和抗訴案件進行立案登記；

負責應由該院依法受理的其他案件的立案工作。

根據當事人申請，依法進行訴前財產、訴前證據保全及調解；

對立案階段提出的管轄異議案件進行審理裁決；

審理不服管轄異議、不予受理、駁回起訴等上訴案件並作出裁決；

核算當事人預交訴訟費用，辦理緩、減、免訴訟費的審批手續；

處理來信來訪（其中，對該院正在審理的案件的來訪，由有關審判庭接待處理）；

對該院審理的各類案件進行審判流程管理，對審限（審理辦案的期限）跟蹤督辦；

負責有關法律文書的送達。監督指導下級法院的立案工作。

2、刑事審判第一庭

審判危害國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危害國防利益罪、軍人違反職責罪等第一、二審案件，復核死刑案件。

審理相關的涉外內審案件。

審理涉外移管案件。

審理相關的因特殊情況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的復核案件；審理因特殊情況假釋的復核案件。

處理相關的死刑喊冤案件。

審查死刑備案材料。

辦理相關大案要案的協調、指導事宜。

指導全國法院的減刑、假釋工作。

3、刑事審判第二庭

審判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侵犯財產罪、貪污賄賂罪、瀆職罪等第一、二審案件，復核死刑案件。

審理相關的因特殊情況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的復核案件。

處理相關的死刑喊冤案件。

辦理相關大案要案的協調、指導事宜。

民事審判第一庭

5、民事審判第二庭

民事審判第二庭，依法審理法人之間、法人與其他組織之間、自然人與法人、其他組織之間的合同。

依法審理法人之間、法人與其他組織之間、自然人與法人、其他組織之間的合同?（除房屋買賣）糾紛；金融、證券、期貨、票據、股權等經濟糾紛案件；區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核准登記的企業、公司的破產案件；建設工程承包等案件。

6、 民事審判第三庭

審判第一、二審著作權（包括計算機軟體）、商標權、專利權、技術合同、不正當競爭以及科技成果權、植物新品種權等知識產權案件。

審查處理不服高級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知識產權申請再審案件以及少數立案庭移送的不服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知識產權申請再審案件。

辦理知識產權申請復議案件。

審批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延長審限的申請。

7、 民事審判第四庭

審判第一、二審海事案件。

審判第一、二審法人之間、法人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合同和侵權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審判第一、二審證券、期貨、票據、公司、破產等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審判第一、二審信用證案件。

審查申請撤銷、承認和強制執行國際仲裁裁決、外國法院判決的案件。

審查有關涉外仲裁條款效力的案件。

審查處理不服高級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海事申請再審的案件及少數立案庭移送的不服中級人民法院和海事法院生效裁判的海事申請再審的案件、海事行政案件和有關海事扣船執行案件。

審批高級人民法院相關案件延長審限的申請。

8、 行政審判庭

行政審判，即指法院通過對行政行為因違法、失職、越權、未遵守造成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權益損害而引發的行政案件的審判的方式進行權力制約。

9、 審判監督庭

審判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對下級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民事（不含知識產權、海事等）生效裁判提出抗訴的案件

審判最高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各類生效裁判提出抗訴的案件

審判高級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改判死刑，報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的刑事案件；依法核准因被告人在死緩考驗期內故意犯罪，應當執行死刑的案件。

(4)全國法院知識產權案件數擴展閱讀：

法院（court），是世界各國普遍設立的國家機關。主要通過審判活動懲治犯罪分子，解決社會矛盾和糾紛，維護公平正義。

人民法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審判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其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代表國家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5. 全國知識產權案件訴訟如何通過匯法風險信息網查詢

可以通過匯抄法風險信息襲網來查詢企業的訴訟糾紛，
首先：用戶通過輸入公式名稱來檢索（精確檢索和模糊檢索）
其次：已知情況下可以通過案號來查詢確認；
最後：還可以通過該地區的法院來查詢或者是辦案律師來查詢等
當然全國法院被執行人信息查詢網是首發

6. 侵犯知識產權案件怎麼看數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於2004年12月8日頒布(自2004年12月22日起施行)《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其中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認定的數額標准作了較為明確的規定。筆者在此結合該《解釋》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問題加以研究。
一、數額在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作用
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犯罪數額作為大多數犯罪的構成要件，是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本質的最明顯、最普遍的表現和定型化。它與其他構成要件一起，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定罪與量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即使在那些犯罪數額沒有規定為構成要件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犯罪數額也屬於定罪或量刑時需考慮的主要情節，並對定罪量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就我國現行刑法分析，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條文規定一般均直接或間接地將犯罪數額作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定罪量刑的依據，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數額是區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與民事侵權行為的重要根據
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許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構成都是以一定量的數額作為起點的，即只有當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達到一定量時，才能構成犯罪，否則就不能認定為犯罪，而只能作為民事侵權行為處理。
首先，刑法明文規定一定量的數額是構成某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必備條件。例如，《刑法》第214條(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第217條(侵犯著作權罪)以及第218條(銷售侵權復製品罪)等條文中，均明確規定「銷售金額數額較大」、「違法所得數額較大」、「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構成要件。也即行為人的行為只有在侵犯知識產權的相關數額達到「較大」或「巨大」的情況下，才構成犯罪並適用刑法有關條文中所規定的刑種和刑度。
其次，一定量的數額是衡量某些以「情節嚴重」、「造成重大損失」等為構成要件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主要根據。我們看到，我國刑法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中，有些條文雖未明文規定一定量的數額是構成犯罪的必備條件，但卻明文規定「情節嚴重」或「造成重大損失」等內容為某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構成要件。例如，《刑法》第213條(假冒注冊商標罪)、第215條(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第216條(假冒專利罪)以及第219條(侵犯商業秘密罪)等條文中，均明確規定「情節嚴重」或「造成重大損失」等內容，並把這些因素作為這些罪的構成要件。由於這些犯罪一般均涉及到數額，因而，認定相關行為的「情節」、「損失」之程度，從立法精神到司法實踐都應該(或實際上)是以一定量的犯罪數額作為起點的。也正是由於這一點，筆者認為，犯罪的數額同樣也對這些沒有明文規定「數額」要求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與民事侵權行為的界定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二)數額是衡量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罪重和罪輕的主要標志
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大小，與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是成正比的。一般而言，數額大的，危害嚴重；數額小的，危害較輕。我國刑法不僅把一定量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作為區分罪與非罪的重要根據，而且還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大小作為劃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罪重和罪輕的一個主要標志，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數額對確定適用刑罰檔次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國刑法中(除對銷售侵權復製品罪只規定「數額巨大」一個檔次外)一般把一些明確規定數額要求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之數額分成二個檔次，即銷售或違法所得「數額較大」和「數額巨大」，並相應規定應當適用不同的刑罰檔次。對一些沒有明確規定數額要求而只規定情節或後果要求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我國刑法中(除對假冒專利罪只規定「情節嚴重」一個檔次外)一般也分成二個檔次，即「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或者「造成重大損失」和「造成特別嚴重的後果」，並相應規定應當適用不同的刑罰檔次。同時，相關的司法解釋對於何為「情節嚴重」，何為「情節特別嚴重」，以及何為「造成特別嚴重的後果」主要從數額上作出不同的規定，以利於司法實踐在認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可以正確地適用不同的刑罰檔次。
其次，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數額對選擇具體刑罰具有重要作用。眾所周知，我國刑法中的法定刑規定主要是採用相對確定刑的標准，也即刑法對各種具體犯罪行為所規定的相應刑罰標准並非絕對確定，而是有著一定幅度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寬幅性的數額檔次與寬幅性的刑罰標準是相對應的。換言之，隨著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在一定檔次范圍內的變化，刑罰的輕重也就相應地在一定刑罰標準的幅度內浮動。如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剛剛到達某個數額檔次的起點，處刑就在與之相適應的刑罰標准幅度內從輕，反之，如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已經接近某個數額檔次的終點，處刑則應在與之相適應的刑罰標准幅度內從重。如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突破了該數額檔次的極限，刑罰就隨之升格。據調查，目前司法實踐中，有些司法機關在法律、法規規定的數額檔次和刑罰檔次內，給每個單位數額(例如千元或萬元)規定確定刑罰的標准。筆者認為，盡管這些做法有可以探討之處，但在結合考慮其他情節的前提下，對定量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確定相應定量的刑種和刑度，無疑對量刑科學化和規范化具有推進作用。
當然，盡管數額在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這是否意味著數額是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定罪量刑中的絕對或唯一標准呢？對此，理論上有完全不同的觀點。有人主張「唯數額論」，認為對於刑法規定數額為構成要件的犯罪，犯罪數額能夠直接反映和決定其社會危害程度，是決定罪與非罪的一個絕對標准。而反對者則認為，犯罪數額雖然是區分罪與非罪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其社會危害性和是否構成犯罪的唯一的因素和絕對的標准。①有學者指出，「刑法將某些定量因素要件化或者將某些要件定量化，並不表明具備這些要件的行為就一定達到了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程度。其是否構成犯罪，仍然要受到犯罪構成『情節要求』的限制。如數額犯中，犯罪數額雖已達到定罪的數額標准，但綜合其他情節，屬於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也不能認定為犯罪。」②因此，從立法的科學性上考慮，在刑法分則條文中單獨規定數額作為犯罪構成的必要要件是不妥的。③對於上述兩種觀點，筆者贊成後一種觀點。在涉及到數額的犯罪中，無論刑法是否將犯罪數額規定為構成要件，其始終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犯罪是復雜多變的，而影響犯罪社會危害性程度的主客觀因素也必然是多種多樣的。即使在犯罪數額是構成要件的犯罪中，犯罪數額也不能完全准確地反映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從而成為定罪的唯一和絕對的標准。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仍然要考慮其他多種情節因素。同樣，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犯罪數額只是眾多犯罪情節中的一個重要情節，而絕不是全部。我們不能不重視犯罪數額在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因為，畢竟在其他情節相同的情況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涉及的犯罪數額越大，社會危害性也越大，反之亦然。但是我們也不能「唯數額論」，而片面地認為認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只看數額，而不必看其他犯罪情節，這是因為在有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不僅體現在犯罪的數額上，而且還體現在其他情節之中。
當然，現在我們欣喜地看到，不「唯數額論」這一點已經在我國刑法規定和司法實踐中有所體現。例如，刑法在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中，並沒有完全將犯罪數額作為所有犯罪的構成要件，有些犯罪的構成要件中只規定「情節嚴重」、「造成重大損失」等內容，盡管這些情節主要是由數額決定的，但是，實際上仍存在著除數額以外的其他內容。又例如，「兩高」的上述《解釋》在規定了相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構成中的數額的同時，還專門把「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其他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等作為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標准，從而體現了數額在認定有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時並非唯一標準的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比較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中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規定，我們不難發現，「兩高」的《解釋》對此作了一定的調整，其中大多數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標准均作了降低規定，例如，原來規定個人假冒他人注冊商標，非法經營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即可追訴；而新的解釋則規定，個人假冒他人注冊商標，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的，即構成犯罪。由此可見，對於大多數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認定，新標准只有原標準的二分之一，「兩高」的《解釋》明顯擴大了認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范圍，從而加大了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力度。
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分類
由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數額是一個內容十分豐富的概念，我們可依照刑法以及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進行以下分類：
1·以非法經營數額作為數額標准。現行刑法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並沒有非法經營數額這一提法，所謂非法經營數額均是由相關的司法解釋所使用的術語。例如，「兩高」的《解釋》中明確將非法經營數額作為假冒注冊商標罪、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假冒專利罪、侵犯著作權罪等犯罪的認定標准之一。之所以將非法經營數額作為認定某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標准，主要是因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集中表現為侵權的量，而侵權的量又集中表現在相關非法經營數額上。
理論上一般認為，所謂非法經營數額，是指行為人在實施相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所涉及的侵權產品的總數額。根據「兩高」《解釋》規定，非法經營數額是指行為人在實施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過程中，製造、儲存、運輸、銷售侵權產品的價值。對於這里所指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是否包括為造假、賣假而投入的成本？理論和實踐中意見還不很統一。有人認為，一些侵權者為造假、賣假而投入的機器設備、支付的房租和造假人員的工資等，也應當計入非法經營數額。④有人則認為，對於這些投入一般不宜認定為非法經營數額，因為這些數額在實踐中難以計算，在沒有查到侵權產品的情況下，也很難認定這些投入就是為了造假或賣假所用。但是，如果確有證據證明這些投入專門是為了造假或賣假所用的，可以作為非法經營數額的一個情節認定。⑤
筆者認為，為造假、賣假而投入的機器設備、支付的房租和造假人員的工資等投入不應該計算在非法經營數額之中，理由是：首先，非法經營數額實際上集中體現在侵權產品的價值之中，而按照「兩高」《解釋》規定，已銷售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實際銷售的價格計算。製造、儲存、運輸和未銷售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標價或者已經查清的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侵權產品沒有標價或者無法查清其實際銷售價格的，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由於在經營過程中相關的投入實際上已經體現在侵權產品的價值之中，如果再將這些投入計入非法經營數額，就可能出現重復計算的問題。其次，要正確計算這些投入也確非易事，特別是這種計算對證據的要求太高，在很多情況下較難證明相關的投入就是專門用於造假、賣假的。再次，侵犯知識產權犯罪過程中的很多投入並非作為一次性侵權產品的成本，例如，設備可以用很長時間，如果要作計算，實際上還存在折舊的問題，更何況有些東西還無法折舊。因此，如果要將這些投入計算在非法經營數額中太復雜，必然會給司法實踐的認定帶來困難。
在計算非法經營數額時，是否應該考慮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理論和實踐中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侵權產品銷售了多少，實際上對權利人造成的市場損失就是多少，因而應當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計算非法經營數額。⑥這一觀點顯然沒有被「兩高」的《解釋》所採納，按照「兩高」《解釋》規定，非法經營數額一般均應該按照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價格」或「標價」或「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只有在侵權產品沒有標價或者無法查清其實際銷售價格的，才能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筆者認為，「兩高」《解釋》中所採用的計算非法經營數額的標準是比較科學和正確的。因為，以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作為計算非法經營數額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首先，盡管在通常情況下，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給權利人所造成的損害程度，但並不能真實反映行為人的非法經營中的實際銷售價格，因為實際銷售價格一般都遠遠低於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其次，侵權產品的銷售量並非一定與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份額有聯系或相對應。也即在市場上侵權產品有時確實會擠佔一些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份額，但兩者在數量上不會是等同的，因為有許多人並非不買假貨，就一定會買真貨，特別是在假貨的價格與真貨的價格相差懸殊時，有些人甚至還會因為假貨便宜而故意買假貨，如果沒有假貨，也可能不買真貨。所以侵權產品的銷售量與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份額不能等量齊觀。
2·以銷售金額作為數額標准。這主要體現在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中。刑法明確將「銷售金額數額較大」作為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的構成要件；而《解釋》第2條則規定，銷售金額在25萬元以上的，屬於數額較大。根據《解釋》第9條規定，這里所指的「銷售金額」，是指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後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筆者認為，對於「銷售金額」的把握，應注意以下幾點：首先，銷售金額只存在於已經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中，如果相關的商品還沒有銷售，則不存在所謂銷售金額，因而也不存在數額較大而構成犯罪的情況。就此而言，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不存在有所謂未遂問題，因為，銷售金額是本罪的一個構成要件，沒有銷售金額就不能構成犯罪。其次，其中的「所得」是指行為人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後實際所獲得的違法收入的情況；而其中的「應得」則是指行為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後尚未實際收到貨款的情況。
3·以違法所得數額作為數額標准。這在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侵犯著作權罪、銷售侵權復製品罪的刑法規定中已有體現，刑法分別將「違法所得數額較大」和「違法所得數額巨大」作為構成兩罪的數額標准。應該看到，「兩高」《解釋》對於假冒注冊商標罪、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假冒專利罪等構成情節的解釋中，均把違法所得數額作為衡量是否「情節嚴重」或「情節特別嚴重」的標准。需要注意的是，「兩高」的《解釋》中並沒有將「違法所得數額」獨立規定為定罪的數額標准，一般均同時規定「違法所得數額」與「非法經營數額」兩種數額，以供司法實踐中選擇適用。也即行為人在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無論是非法經營數額還是違法所得數額均屬於選擇數額，只要其中有一種數額達到標准即可構成犯罪。
司法實踐中對於何為「違法所得數額」，頗有爭議，認識很不一致。例如，1993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立案標準的規定》中把「違法所得數額」理解為「銷售收入」，即將違法所得數額與銷售金額等同。上述「兩高」《解釋》則並未對「違法所得數額」的含義作出解釋。理論上通常認為，所謂違法所得數額實際上就是非法獲利數額。因為既然是違法所得，當然就是其侵權活動後的投入與產出之比，行為人實際獲利了多少，才是非法所得數額。筆者認為，違法所得數額與銷售金額不是同一概念，違法所得數額理應理解為實際獲利(即扣除成本後的盈利部分)的數額；而銷售金額則是指銷售貨物後實際所獲得的收入。兩者不能等同，在通常的情況下，銷售金額肯定要比違法所得數額大。由於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認定中沒有把違法所得數額作為唯一的標准，因此，這種對違法所得數額的理解不會有什麼問題。因為，即使出現行為人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非法經營數額巨大但沒有獲利的案件、侵權產品沒有銷售出去的案件、銷售出去後無法計算利潤的案件等，我們仍然可以按照非法經營數額認定犯罪，而不至於出現沒有標準的情況。
4·以犯罪行為直接涉及的物件數量作為數額標准。這主要體現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中。例如，《解釋》第3條明確規定，偽造、擅自製造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數量在2萬件以上的，即屬於「情節嚴重」；而數量在10萬件以上的，則屬於「情節特別嚴重」。另外，《解釋》還在規定一般非法經營數額和違法所得數額標準的同時，對於「假冒兩種以上注冊商標」、「假冒兩項以上他人專利」規定了相對較低的非法經營數額和違法所得數額標准。所有這些顯然均屬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直接涉及的物件數量，這些數量的大小直接影響和決定了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
對於上述規定中所指的「件」，應作如何理解？司法實踐中在較長時間里認識並不一致，特別是涉及到一些不同的計量單位，如大盒中的小盒、大袋中的小袋等，是以大盒、大袋作為標准，抑或以小盒、小袋作為計量標准？另外，實踐中還有在一個商品上標有幾個商標標識，究竟應該以一個還是以幾個作為計量標准？所有這些問題均很值得研究並需要加以明確。針對這些問題，這次《解釋》明確規定，這里所謂的「件」是指標有完整商標圖樣的一份標識。
5·以行為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作為數額標准。這主要體現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假冒專利罪中。例如，《解釋》第4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給專利權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50萬元以上的，即可構成假冒專利罪。
應該看到，從上述有關刑法和司法實踐規定的各種類型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中，極大多數均是以人民幣的計量單位(即「元」)作為計數標準的；也有一部分是以「件」、「項」、「種」作為計數標准。筆者認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認定中計量單位的多樣性，是由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手段的多樣性和侵犯知識產權活動的復雜性所決定的。刑法和司法實踐中根據不同的犯罪對計量單位作出不同的規定不僅是必要的，也是科學的。因為在有些犯罪中如果統一用人民幣「元」作為計量單位，並不能完全體現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如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中，行為人實施製造、銷售實際金額可能並不多，但如果涉及的件數很多，則同樣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理應構成犯罪。
另外，「兩高」《解釋》對有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認定規定了幾個不同的標准，通常情況下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構成犯罪，但是，如果同時符合數個標准，具體量刑時應以哪個標准為依據？這顯然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由於行為人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多個數額均已達到「兩高」《解釋》中的標准，行為人構成犯罪應該沒有問題，而在量刑時則應該按照超過標准多的數額加以認定，並將其他達到標準的數額作為情節加以考慮。因為，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同時有幾個數額達標的情況通常應該比僅有一個數額達標的情況要嚴重，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也相應要大一些。
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認定相關問題的討論
(一)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數額認定的不同標准
我國《刑法》第220條明確規定，單位犯知識產權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自然人犯知識產權罪的規定處罰。由此規定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刑法所規定的所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單位均可以成為犯罪主體。理論上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是否應該採用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頗有爭議。有人認為，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而言，事實上單位犯罪比自然人犯罪所造成的損害(特別是對知識產權權利人權利的侵害)往往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沒有必要對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規定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有人甚至認為，不同的定罪量刑標准，客觀上容易放縱犯罪，應當予以取消，對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應適用同一數額標准。⑦有人具體闡述了不應規定不同數額標準的理由，主要認為，這種做法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這種做法也容易使犯罪人規避法律；同時這種做法的法律依據不足，因為刑法條文並未從數額上對知識產權犯罪進行單位和自然人區分。⑧
筆者對上述觀點不能苟同，認為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應該採用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理由是：首先，就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看，在立法上對於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實際是有不同的刑事責任要求的，這集中體現在法定刑的規定上。在刑法許多犯罪的規定中，單位犯罪的法定刑要比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低，特別是在法定最高刑上表現最為明顯，許多自然人犯罪規定有死刑的，而單位犯罪則極大多數均不存在有死刑。可見，我國刑事立法的精神對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是強調要作區分的。其次，現有涉及經濟犯罪的所有刑法司法解釋對於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均作了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規定，差距大多為5倍有些甚至高達15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作為經濟犯罪的一種，沒有理由與眾不同。再次，考察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社會危害性的大小，不能僅僅從對知識產權權利人權利的侵害角度看，而應該綜合加以考慮。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一般是由單位的負責人或其他成員共同實施的，其涉及的人員一般很多，如果與自然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採用一樣標准，完全可能擴大打擊面，造成刑罰適用過度。而且由於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謀取的是單位利益，對單位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完全按照自然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認定標准處理，既不符合主客觀一致的刑事責任要求，也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
由上述分析可見，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規定不同的數額認定標準是完全必要的，這既符合刑法立法精神，也符合司法實踐中的一貫做法，同時並不違背刑法基本原理。但是，對於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數額認定標準的差距究竟應該規定多大，則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由於不同犯罪中單位犯罪的危害可能有所不同，所以有關差距應該根據不同的犯罪作出不同的規定，沒有必要採用同一種標准。需要指出的是，這次「兩高」《解釋》在總結了以往相關司法解釋的經驗基礎上，調整了有關自然人刑事責任和單位刑事責任的定罪量刑標准上的差距，即從原來的5倍左右差距降低至3倍。與原來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相比，「兩高」《解釋》顯然將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構成要件放寬了，從而突出了懲治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力度。
(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規定的模式
目前，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規定的模式基本上採用由刑法作概括性規定，由司法解釋分別對各種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作出相應的數額標准。也即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條文中規定「情節嚴重」、「數額較大」、「數額巨大」、「造成重大損失」等定罪和量刑的要件，而由「兩高」《解釋》(原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通過《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具體規定符合各種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具體情節要求的數額標准。
對於這種模式，理論上存在不同的意見。許多學者認為，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數額實際上是判定罪與非罪、罪重罪輕的重要標准，這完全應該屬於立法的內容。因此，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閉會期間的常務委員會才能對此作出立法解釋。除非有授權，司法解釋無權就數額問題作出解釋。另外，由於刑法未明確規定犯罪數額標准，就必然導致司法機關不得不頒布大量的司法解釋，通過司法解釋將刑法的彈性規定具體化、細密化，導致司法實踐中真正適用的不是刑法而是司法解釋。⑨特別是通過大量詳細的司法解釋，刑法典中概括型的數額規定實際上都變成了數目型的數額規定，否則法官就會無所適從。在許多法官眼中，司法解釋中規定的具體數額標准成為定罪量刑的依據，而刑法典中概括型的數額規定最後只是一種簡單的標識，形同虛設。

7. 知識產權案件屬於最高人民法院哪個庭

就是屬於知識產權審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於1996年11月正式成立了知識產權審內判庭容，知識產權審判庭共下設五個合議庭，主要職責如下：1、負責審理知識產權和競爭民事案件、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授權確權行政案件、不服下級人民法院有關前兩項所列案件生效裁判的審判監督案件（包括對再審申請的審查和再審審理）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就有關前兩項所列案件向本院提出抗訴的案件（但本庭裁判的案件除外）以及涉及知識產權爭議的請示、復議案件。2、負責對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和壟斷案件審判工作的調研、指導和監督工作。3、負責人民法院貫徹落實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工作，具體承擔最高人民法院貫徹落實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

8. 網路環境下著作權侵權案件統計，想要2008-2012年全國的案件數，或者是法院受理的，我想弄個圖。

國內現在你想弄全國的，難。北大法意資料庫，自己按案由搜索吧，知識產權與競爭糾紛案由之下。結合關鍵詞搜索

9. 全國目前有多少個知識產權審判庭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共有14個高級法院設立了知識產權審判庭，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慶、黑龍江、河北、廣東、福建、江蘇、四川、海南、浙江、河南、安徽。

30個 中級法院設立知識產權審判庭，包括北京市第一、二中院、天津市第一、二中院、上海市第 一、第二中院、哈爾濱、石家莊、秦皇島、保定、邢台、濟南、煙台、青島、成都、南京、鹽城、安陽、合肥、滁州、景德鎮、太原、武漢、福州、廈門。

廣州、深圳、佛山、汕頭、海口；設立知識產權審判庭的基層法院有海淀、朝陽、浦東、黃浦等4個。

文件來源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

近年來，各級人民法院認真貫徹執行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正確、及時地審理知識產權案件，保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了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為了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保證法律的貫徹實施，特通知如下：

一、進一步充實審判力量，健全審判機構。知識產權訴訟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技術性，且涉外案件較多，承擔知識產權案件審判任務的人民法院，應當選配適當數量的有一定審判經驗的審判人員，特別要注意選配學過理工和懂得外語的人員參加知識產權審判工作。

並應根據需要組成專門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合議庭；知識產權案件較多的大中城市的中級法院及其高級法院，具備條件的，可以設立知識產權審判庭，集中審理知識產權案件，保障知識產權案件得到及時、公正的處理。

10. 為什麼2019年全國法院專利侵權判決這么少

2019的判決有一些還沒審理完成，有一些還未生效還在上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