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權利濫用原則在知識產權領域中的適用

『壹』 權利限制制度在知識產權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麼

一般認為，在知識產權法領域，權利限制制度的創設是基於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考專慮，亦即是說屬，旨在權利人與社會大眾之間保持一種利益上的平衡關系。現代各國知識產權法在保護權利人利益的同時，也注重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一方面，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具有協調的一面。權利人的知識產權只有被他人使用才能體現出知識產權的社會價值，權利人的精神利益和經濟利益才能得意實現。

『貳』 處理知識產權權利沖突的原則

(一)保護在先權利的原則：這里所說的在先權利是相對於「在後權利」而言的,就同回一客體先產生的權利較答之於後產生的權利,即為在先權利。保護在先權利是處理知識產權權利沖突最基本的一項法律原則。
(二)維護公平競爭,排除惡意取得原則維護公平競爭是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重要價值目標,在處理知識產權權利沖突問題上,也應堅持這一點。這一原則排除了以欺詐、仿冒、引人誤認或誤解等方式利用他人市場信譽與優勢獲取經濟利益的合法性,也排除了因惡意仿冒他人知識產權或欺詐知識產權主管部門而取得權利的合法性。
(三)權利平衡原則 知識產權制度本身是平衡知識產權人個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調節器,在處理知識產權權利沖突時,兼顧利益之間的平衡是很有必要的,這可以使不同的知識產權各得其所、相互協調,使知識產品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四)利益兼顧原則 知識產權權利沖突的解決,兼顧權利沖突當事人雙方的效益也是值得考慮的。從我國有關機關近幾年處理的幾個較有影響的涉及權利沖突的案例看,在適用這一原則上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

『叄』 如何理解和評價《禁止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定征

一、制定《規定》的必要性

我國《反壟斷法》第55條規定，「經營者依照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適用本法；但是，經營者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適用本法」。這一條款表明了我國對知識產權領域實施反壟斷法的基本態度，即不否定知識產權權利人依據知識產權法行使權利的正當性，但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後果的濫用知識產權行為進行必要的規制。鑒於該條規定非常原則，實踐中存在的涉嫌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需要予以規制，迫切需要制定相關規章或者指南，明確正當的權利行使行為和排除、限制競爭的濫用行為之間的界限，更好的指導反壟斷執法實踐，增強經營者對自身經營活動的預期性。

二、《規定》的起草過程

2012年底，工商總局在開展《關於知識產權領域反壟斷執法的指南(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指南(徵求意見稿)》)研究制定工作的同時，啟動了《規定》的起草工作。此前，工商總局於2009年成立課題組，開展了《指南(徵求意見稿)》)的研究制定工作。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整理國外競爭機構的執法實踐和相關指南、規章的資料和文獻，系統研究他們在知識產權領域執行反壟斷法的基本立場、行為類型、分析方法、主要執法對象等問題，同時比較研究，歸納總結這些國家和地區執法機構形成的共識和對一些問題的不同看法。二是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市、遼寧、江蘇、浙江、福建、湖北、廣東、四川、甘肅等12個省市，通過走訪知識產權密集型行業和企業、發放問卷調查、召開專家座談會、聽取行政司法部門意見等方式開展了調研工作，了解掌握我國現階段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總體狀況、行為表現形式、企業應對措施等。三是擬定《指南(徵求意見稿)》並廣泛聽取意見，除書面徵求意見外，先後舉行座談會、研討會6次，工商系統、國務院有關部門、專家學者和各類企業以及國外競爭執法機構提出了很多建議。對這些意見，進行系統的梳理研究。
在制定《指南(徵求意見稿)》的過程中，逐步掌握了我國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問題現狀的總體情況。我們認為，在知識產權領域實施反壟斷法既是理論上的熱點問題，也是各個國家和地區實施反壟斷法中的一個重要、復雜和敏感的問題。我國反壟斷法實施時間不長，在知識產權領域實施反壟斷法的實踐經驗更是有限，此時推動一部符合中國實踐、內容全面、體系完備的知識產權領域反壟斷執法指南的出台，條件還不成熟，需要實踐的積累。

考慮到實踐中存在的涉嫌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需要予以規制。工商總局在制定《指南》的基礎上，立足職責，啟動了《規定》的制定工作，對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進行規制。

2013年3月以來，工商總局先後就《規定》初稿書面徵求意見兩輪，舉辦研討會、座談會5次，對象覆蓋全國省級和副省級城市工商局，全國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法制辦、發改委、商務部、工信部、知識產權局等與反壟斷、知識產權工作相關的十二個國務院有關部門，中國電信、華為、高通、三星等19家國內外知識密集型企業、美國商會、美國律師協會等外資商會和機構，歐盟競爭總司、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加拿大競爭局等國外競爭執法機構以及國內競爭法專家學者。徵求意見以來，共收到意見建議300餘條，對各方提出意見建議，工商總局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研究，對《規定》的內容進行修改完善。

三、《規定》的主要內容

(一)明確其制定的目的和依據，即為了保護競爭和激勵創新，制止經營者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根據《反壟斷法》制定本規定。同時，對相關概念作了必要解釋。

一是明確了經營者所普遍關注的反壟斷法與保護知識產權的關系，反壟斷法與保護知識產權具有共同的目標，即促進創新和競爭，提高效率，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二是根據工商總局承擔的反壟斷職能，明確界定本規定所稱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是指經營者違反《反壟斷法》和其他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行使知識產權，實施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壟斷行為。
三是明確本規定所稱相關市場，依據《反壟斷法》和《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於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進行界定，並考慮知識產權、創新等因素的影響。(二)禁止經營者行使知識產權過程中達成壟斷協議。既在總體上禁止經營者在行使知識產權的過程中達成壟斷協議，又規定了安全港規則。安全港的規定，有利於打擊對競爭明顯具有不利影響的權利行使行為，有利於知識產權權利人根據自己在相關市場的市場力量等因素判斷相關行為在反壟斷法上的後果，指引經營者避開對競爭明顯具有不利影響的權利行使行為，逐步走向合理競爭。

(三)禁止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在行使知識產權的過程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競爭。

明確在反壟斷執法中執法機構將知識產權與其他財產權同樣對待，市場支配地位根據《反壟斷法》第十八條和第十九條的規定進行認定和推定。經營者擁有知識產權可以構成認定其市場支配地位的一個因素，但是經營者不僅僅因為擁有知識產權而直接被推定為在相關市場上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同時規定了拒絕許可知識產權、限定交易、搭售、附加不合理限制條件、差別待遇等實踐中較為常見的幾種具體濫用行為。其中，關於禁止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沒有正當理由拒絕許可知識產權的規定，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各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見和建議，絕大多數意見主張保留但應明確其構成要件，有的主張刪去。經過慎重研究，根據中國的反壟斷法和中國市場的實際情況，保留了這方面的規定，但是對反壟斷法關於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沒有正當理由拒絕交易的條款做了限縮性規定，僅將其限定在知識產權構成生產經營活動必需設施的一種情況，對其適用的條件進行了嚴格的限定，力爭做到鼓勵創新和保護競爭的平衡。

(四)規定了四種特定類型的行使知識產權行為是否構成相關壟斷行為，如專利聯營、標准制定和實施中的行使專利權行為、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以及濫發知識產權侵權警告函等。這些行為可能分別或者同時構成壟斷協議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但主要涉及後者。

(五)規定了工商機關在知識產權領域反壟斷執法的分析原則和框架。對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分析認定，工商機關在考慮知識產權特殊性的基礎上，遵循對壟斷行為分析認定的一般步驟。在分析認定經營者涉嫌違反反壟斷法行使知識產權行為時，要對該行為產生或者可能產生的排除、限制競爭效果進行分析。該規定向經營者和相關機構明確了工商機關的執法方法，既可增加執法的可操作性，也有利於提高執法透明度，為經營者自我評估提供參考，有利於鼓勵經營者進行技術推廣和傳播。

(六)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責任。

《規定》第十九條依據《反壟斷法》的規定，對經營者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責任進行了明確。

『肆』 權利濫用禁止原則的主要內容

論誠實信用原則與權利濫用禁止之機能
一、問題提示
按誠實信用原則及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乃以對制定法或當事人所訂契約之解釋與適用，求其具體妥當性及公平正義性為目的所發展形成之法理。然因被廣泛恣意濫用於一般條款，加上其機能領域擴大化之結果，卻大大地危害了法的安定性，致使原本為民事法最高指導原理之精靈，反而轉成法規及契約濫加解釋適用之藉口。因此，如何調和誠實信用與權利濫用禁止等二原則，遂而有加以探討之必要。
再者，依據此次民法總則原修正草案，擬增設第2條之一，於法例規定：權利應符合公共利益。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信用方法。此項草案系參考日本民法第1條第1項及第2項而訂，待正式修正公布實施者，則再參考瑞士民法第2條，而與台灣地區現行民法第148條之權利濫用禁止規定，混合訂定，而於第1項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第2項規定，則系沿用原草案第2條之一之規定，顯有意將台灣地區現行民法第219條有關行使債權，履行債務之誠信原則，加以刪除。按誠信原則已成為民法之一指導原則，此次修正從債篇將之移列到民法總則第七章有關權利之行使中，誠屬立法上之大進步。但仍有問題發生，即新法第148條之規定，究為何種性質之規定，亦即第1項系本旨及原理規定?抑為權利濫用禁止之規定?又第2項系第1項之例示規定?抑系第1項為第2項之效果規定?抑或第1項前段為本旨及原理規定，而第1項後段及第2項為例示規定?均值得探討，蓋解釋之不同，適用之結果亦不同。
再者，誠信原則與權利濫用禁止等兩法理，究為個別法理?抑為重復法理?亦值得吾人探討。
以上諸問題之探討，欲得其妥當結果，非先了解誠信原則與權利濫用禁止二法理之形成過程及其法的機能不可。
二、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禁止法理
自羅馬法以來，所謂權利行使自由之原則(Ouiiure utitus nemini farit inicuriam)，指行使權利不得含有加害意思(Animus Vicno nocendi)及應以善意衡平(Konum acqum)進行訴訟程序等二法理。至於應受何種程度之限制，當時乏明文規定，但自資本主義發達以後，社會種種矛盾現象漸告產生，以向來上述二法理應付此等矛盾，已有未逮之嫌。至此，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禁止等法理，遂而生焉，用以修正資本主義所生之種種社會弊害。19世紀初葉，法國民法第1134條進而規定有契約履行之誠信原則。又1855年日耳曼控訴法院之一連串判決，相繼採用權利濫用禁止之法理，繼而各種學說理論逐漸展開。其後，德國民法第242條亦規定，信義原則(Treuund Clauben)，乃債務人之行為原理，同時於第157條規定，誠信原則為契約解釋之一般基準，又於第226條規定，權利之行使不許以加損害於他人為惟一目的。進而學說及判例，將誠信原則作為規律全債權債務關系之法的原則，其發展之結果，認為德國民法第826條(良俗違反行為之賠債責任)適用於民法第226條，僅具備主觀要件即足，但權利濫用之要件，則必須客觀化。 待本世紀，瑞士民法將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規定於同一條文，其第2條第1項規定：一切之人，其行使權利或履行義務，均應遵從誠信方法。第2項規定：一顯然濫用權利者，不受法律之保護。此條之規定，可謂系德國及法國民法學說及判例之成果，至此，誠信原則被擴大適用於一般之權利義務，而於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一方面規定其客規要件，另方面擴張其法理的機能領域，以應新社會時代之要求。
日本民法第1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乃受歐陸民法之變遷及學說影響而形成，至於第3項之權利濫用禁止法理，則因後來資本主義社會之發達，為使法律適用之具體妥當性與流動性之實現，以及改正資本社會之利益矛盾，於昭和二十二年所追加訂定。其第1條之具體適用，於判例上可示例者如： (1)流水使用權，不得有害於下流沿岸所有人之利益與國家之公益；(2)戶主權之行使，以家政整理之必要范圍為限；(3)汽車運轉排泄廢氣不得致他人之花木枯死；(4)接引溫泉之木管通過他人荒地，荒地所有人不得以高價請求收買所通過之土地。以上所述，乃濫用權利之示例，此即以社會通念容許為限界之客觀要件為理論而展開之判例。至於誠信原則之適用，有 (1)：對於民法第579條買回權之行使，賣主不得以欠微不足道之價金(如2日元)，而加以拒絕；(2)民法第541條之履行催告期間，債權人不得主張應於契約原定履行期間內為履行(蓋失去催告之意義)。
至於台灣地區現行民法第148條，乃將原規定於債法第219條加上民總原第148條並合而成，其立法形成，可謂一方面受到社會情事變遷而權利社會化之影響，另方面受他立法例擴張誠信法理適用(主要系參考瑞士民法第2條及日本民法第 1條)之結果，立法論下所得產品。
三、誠信原則之機能考察
按通說謂，誠信原則乃對具體事件，為使之妥當適用於法律之一種補正或解釋成文法法語與現實要求相吻合之法理，故具有規定欠缺之補正機能與規定之解釋機能，稱之為誠信原則機能二分法。但誠信原則之法理，自羅馬法以還，再經各國立法、學說及判例之擴大機能領域後，實際上已有濫用此一法理之虞。因此，上開二分法機能是否足以應付現實社會之要求，不無探討之餘地。為使誠信原則之法理被妥當運用，愚以為將其機能加以明確類型化，仍有其必要。茲謹就個人看法，臚列誠信原則之機能，如下類型：
1．法具體化機能：即在制定法范圍內，補其規定之不備，使之適合制定法精神之具體化機能。例如，依台灣地區現行民法第309條之規定，債務人固應依債之本旨為清償，且依第 318條之規定，債務人無為一部清償之權利，但債權人如以債務人僅差極少數金額(如新台幣100元)而拒絕債務人之塗銷抵押權登記，解釋上乃有違誠信原則；又依民法第367條之規定，買受人對於出賣人固有受領標的物之義務，但如契約未規定履行場所，並未獲買受人之指示時，依誠信原則，出賣人應通知詢問買受人，並協助其受領。
2．正義衡平機能：即就制定法外之倫理依據，使行使權利合符實質的正義衡平機能。例如，甲委託乙房地產公司於10日內出售其土地，報酬為售價之3%，乙於期間內介紹丙擬與甲訂約，甲為避免報酬之支付，拒絕准備完成之契約之訂立，致期間 10日經過，甲依誠信原則，仍應支付乙報酬。又甲將土地租與乙建屋，為期6年，乙轉租與丙建屋，甲知情而未加反對，並於6年期滿後再與乙續約，嗣因地價暴漲，甲乃以轉租為理由，訴請返還土地，甲對乙之違約轉租行為，雖未拋棄其請求權，但甲明知且長期沉默，今忽違初衷，請求返還土地，殊有違誠信原
3．法修正機能：即為使制定法適合時代社會之進展需要而具之制定法修正機能。例如，依台灣地區現行民法第443條之規定，承租人違法(法律規定或約定)轉租時，出租人得行使終止權。但資本主義發達後，誠如前述發生許多社會矛盾現象，諸如貧富差距問題及公司行號設立以經營經濟發展建趨勢，如承租人雖有違法轉租，但倘其系因生計困難逼迫，非如此不可；或個人店鋪之承租人，將之變更為公司企業，若許出租人以轉租之理由，而終止租賃契約，顯非誠信原則之首肯。又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6條規定，耕地租約應一律以書面為之，如依民法第71條之規定，本應為無效，但該條例旨在保護承租人，若認為未訂立書面即為無效，反於承租人不利，如依誠信原則，將該條例加以修正，解釋書面僅具證據作用，並非生效要件，則該租賃契約仍應為有效。
4．法創設機能：即為適應時代需要，而創設與制定法相反之機能，與前述使制定法適合時代社會之進展需要，而修正制定法之機能不同。例如解除權之發生，固有法定與約定原因，但是否除此原因外，其他情形均不可解除契約?設甲乙訂立建屋契約，嗣因政府統製法令之實施而禁建，以致必須長期延期建屋，此時若不許雙方當事人解除契約，或一方請求解除而他方以無法定或約定事由加以拒絕，應認為違反誠信原則。此一情形，乃因法律無特別規定，而由誠信原則加以創設之法理。
關於誠信原則機能之類型化，論者有二種不同看法，主制定法拘束力者，認為制定法本身即誠信原則之法典化，即立法者對預想內型之事件，有法之定型化適用，除此預想內型之事件外，即不能再加以法的規范，故誠信原則僅能作為制定法補充及解釋之手段，而不能有修正及創設法之機能，即前述所謂的二分法。但預想內型事件之反面，必然產生預想外型之事件，即民法之空白型規定，形成民法規定之欠缺，此一欠缺有待誠信原則加以修正或創立，以應社會各種活動形態變遷之需要，因此，有主張誠信原則的四分法。
四、權利濫用機能之考察

權利濫用禁止並非新進發展出來之法理，而系自羅馬法以來，傳統上以法律除去權利內容有不當結果之具體化表現。但此一法理，如同誠信原則之法理以及一般法律條款，易被濫用，且具有侵害法安定性之危險。關於此一問題，吾人探究其法理之現實機能，以阻止學說之濫用，殊有其必要。茲謹就個人看法，臚陳權利濫用禁止之機能類型如下：
1．侵權行為機能：即依權利濫用禁止法理，使某種權利之行使，構成不法侵權行為，而負損害賠償責任。例如，出租人依法強制執行承租人拆屋還地(租地建屋場合)，對於承租人之建築物任意加以破壞，致使材料價值減少；或工廠排泄亞硫酸危害鄰地之農作物；或其他合法行為造成私害(privatenuisance)或公害(publicnuisance)之場合等，本來系單純的有無侵權行為之問題，但侵權行為依台灣地區現行民法第184條之規定，須具有不法之要素，然而上述例子有時系合法行為之行使，很難以不法條件用侵權行為加以處理，但就損害他人一點言，為公平計，以不公平事由，斷定權利人之權利濫用，則甚容易，故將不法要素轉化為權利濫用，而構成侵權行為，使不法之概念擴張，包含權利濫用，此對於所有權之界限劃分，具有法的實質意義。
2．權利范圍明確化機能：即制定法系概括抽象之法規，當制定法有欠缺時，權利濫用禁止之法理，具有使該欠缺之權利內容及范圍加以明確化之機能。凡二人以上之權利性質與范圍發生緊張沖突之場合，乃典型之例子，故鄰接地所有人為利用地下水營業，乃鑿一深井，但卻妨害他人之用水，其鑿井行為即構成權利濫用，亦即用水權之行使應不得有損害他人之用水權為界限，即台灣地區現行民法第148條第1項後段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3．權利行使范圍縮小化機能：即依權利濫用禁止法理，使某一權利之范圍縮小之機能。例如，依台灣地區現行民法第 443條之規定，承租人違法轉租固使出租人取得終止契約之權利，但如因住宅供需失調或其他社會情勢之變遷，窮困之承租人因受經濟壓迫不得不轉租部分租賃物，若解為出租人此時仍得行終止權，屬權利濫用之一種。亦即出租人依法或依約雖於承租人違法轉租時取得終止權，但其終止權之行使范圍在上開案子中，因權利濫用禁止法理，而被加以縮小，以保護經濟弱者，此乃社會公平之所共同要求。
4．強制調停機能：即依權利濫用禁止法理，強制權利所有人參與調停之機能，此一機能之適用，以涉及公共利益者為限。
依台灣地區現行民法第773條規定，土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范圍內，及於土地之上下。如他人之干涉，無礙其所有權之行使者，不得排除之。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可說不小，但公共事業如電力、瓦斯、自來水、航空……等企業所裝設之電線、電纜、瓦斯管、水管、空中飛行等，嚴格言之，在某程度內，土地所有權人可依所有權加以拒絕裝設或飛行，但此等裝設及飛行，對大眾社會公共利益關系甚大，然私人利益有時亦不能予以忽視，因而依據權利濫用禁止法理，強制公共事業者與土地所有人調停協議解決，此所以有公用徵收給予合理補償之制度，使國民經濟及公共福祉得以維持。同樣道理，公用事業已成事實之不法裝置，土地所有權人亦不得任意主張拆除，而必須強制調停程序加以解決。此一法理，有如時效之重視既成事實狀態也。
五、二者關系之學說探討

關於誠信原則與權利濫用禁止法理之相互關系，向來學說主張不同，主要者有：
1．誠實信用系原則，權利濫用禁止系違反誠信原則之效果，因此，運用於具體事件時，可重復適用，認為……依誠信原則，屬權利濫用……。
2．誠信原則僅系如何行使權利及如何履行義務之指導原理，權利濫用禁止法理，並不受誠信原則之拘束，而應就各個具體場合加以處理。
3．誠信原則乃債權法之原則，而權利濫用禁止則為物權法之原則。
4．誠信原則系支配契約當事人間之特別權利義務關系，而權利濫用禁止則系支配無上述契約當事人間之一般權利義務關系。
5．誠信原則為對人關系之法理，權利濫用禁止為對社會關系之法理。
以上各說，以第一說為有力說，蓋第二說、第三說、第四說及第五說，均忽略了誠信原則乃一切權利義務規范之最高指導原則。又誠信原則之法理應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固然規范了行使權利及履行義務，應本此法理而行；另方面為禁止學說及判例濫用誠信原則以補充、解釋、修正或創設法律，亦應本此法理而行，二者若有不當情形，性質上均應屬於權利濫用之情形。再者，第二說認為權利濫用禁止不受誠信原則之拘束，亦有不當，蓋權利濫用亦如同誠信原則，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規范權利本身不得濫用，以危害公共利益或他人之利益；另方面也規范學說及判例不得濫行主張權利濫用禁止法理。由是觀之，二者間具有原則效果之密切關系，此亦所以近代學說如日本管野耕毅教授所主張，誠信原則適用之極，即權利濫用，如何適合現代社會通念之共同要求，誠信原則必與權利濫用禁止法理求其調和而適當，不無見地也。又第三說，有無以對身份上權利義務作圓滿說明之弊；再第四說雖未如同第三說，以債權法及物權法作二者適用之區別標准，然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禁止法理，事實上不能以有無契約關系而作不同處理。第五說亦忽略了人之關系乃社會關系之一環。
在實務上，台灣地區法院之判決，有僅以誠信原則處理者，例如，1960年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1967年台上字第789號判決；例如，1969年台上字第2929號判決，1976年台上字第 1628號判決；亦有僅以權利濫用禁止法理處理者，例如，1951年台上字第1754號判決，1963年台上字第3218號判決，1970年台上字第3940號判決，1975年台上字第463號判決。但未見有二者作原則效果適用者，此一現象或因台灣地區現行民法法條編排體系，在總則篇未修正前，將權利濫用禁止法理規定於第148條，而將誠信原則規定於第219條所致故也。
六、誠信原則與權利濫用禁止法理而成之法則

誠信原則與權利濫用禁止法理，依上開分析，固有原則與效果關系存在，但因過去個別法理之影響，發展出許多具體事件適用法則，愚以為今後吾人適用時，不宜再以個別法理處理。綜觀前述各判決及學說，可歸納出依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禁止所形成之法則如下：
1．主張與自己行為相矛盾之權利一禁反言 estoppel)。
2．繼續不行使權利之狀態，不得再行使權利--權利失效原則(Verwirkung)。
3．自己違約不得向相對人請求履行義務--潔手原則 (cleanhands)。
4．契約後客觀情事之變遷致法律關系之變化--情事變更原則。
5．繼續性契約及勞務性契約因違背信任關系之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背信行為論。
6．因私害或公害而致生活環境受侵害，不得主張權利行使--忍受限度論、環境權論及日照權論。
7．因惡意取得權利人，欠缺權利請求之對抗要件--惡意排除。
8．基於所有權而濫用妨害排除請求權--相鄰關系理論。(n)

『伍』 如何理解禁止權利濫用原則

古羅馬有「凡行使自己之權利者，對於任何人，均非不法」(Qui iure suo utitur，numinifacilniuriam);「凡行使自己之權利者，對於任何人，均不得視為加以侵害」(Neminem laedctm qui Suolureutitur)。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各國民法採納個人主義立法思想，對民事主體行使民事權利的方式仍沒有限制。19世紀末期以來，由於西方民法從個人本位向團體本位發展，因此針對權利人行使民事權利時常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情形，西方民法開始確立禁止濫用權利(abuse of right)制度。《德國民法典》第226條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瑞士民法典》第2條第2項規定：「顯然的濫用權利，不受法律之保護」。公有制國家的民法典也規定了禁止濫用權利制度。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第5條規定：「公民和組織在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時，都應當遵守法律，尊重社會主義公共生活規則和正在建設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道德准則」。中國《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民法通則》也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破壞國家經濟計劃，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據此，中國法律一方面鼓勵權利人正當地行使權利，以滿足其利益需要;另一方面又為權利的行使劃定了界限，禁止權利人超出這些界限侵犯他人和社會的利益。 一、關於濫用權利的概念，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主要有「否定說」和「肯定說」兩種。 否定說認為，濫用權利說法是矛盾的，因為權利是不能濫用的，「權利」被濫用的時候，也就不是法律所承認的權利了。此說認為，「權利濫用的用語，其自身即屬矛盾，因為我們行使我們的權利，則我們的行為不能不說是適法，假若認為違法時，則必然是逾越了權利的范圍，而屬於無權利行為。權利濫用伊始，即同時失去了其權利濫用的性質」。肯定說認為，權利人在屬於其權利的范圍內，以超出法律許可的方式行使權利，則為濫用權利。此說為大多數大陸法系學者所採用，是大多數大陸法系學者對權利濫用概念所持的觀點。而其又因各學者所採用的界定權利濫用概念的標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學說。 二、各國立法和實踐一般承認濫用權利的概念。判斷濫用權利的標准則又有主觀說和客觀說兩種。主觀說認為，行使權利時具有濫用、加害於他人的故意，則為濫用權利。客觀說認為，應以行使權利的客觀結果為標准，只要行使權利時損害了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就是濫用權利。在中國，學者大都認為，濫用權利應該根據權利是否存在、行使權利是否損害他人或社會的利益、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過錯來確定，即把主觀標准和客觀標准結合起來考慮。

『陸』 《民法總則》規定了哪些基本原則

民法總則在第一章中規定的基本原則，包括：

平等原則、自願原則、公平原則、誠信原則、合法原則、綠色原則。

法律中的基本原則，指的是能夠體現立法的指導思想、並且對全部法律制度發揮統率和指導作用的最基本規則。確立民法基本原則，是為各種規范民事活動的法律法規提出具有指導思想性質的基本要求。

(6)禁止權利濫用原則在知識產權領域中的適用擴展閱讀：

民法基本原則的規定，不僅是為了規范當事人自身行為，更是為了規范民事活動的立法、行政執法、法院及其他機構的司法行為。

在立法層面，民法總則中規定的這些基本原則不僅對總則中的全部法律制度發揮統領作用，而且對整個民法典中的法律制度發揮統領作用，甚至還要對包括商事法、知識產權法、社會性立法和很多涉及民事權利的法律發揮統領作用。

這些基本原則對於各種下位法的制定應當發揮指導甚至是制約的作用。例如，在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地方立法機構制定的地方法規涉及民事活動規范的時候，都應注意遵守這些原則。可以說，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為規范民事活動制定的其他法律，其效力次於像民法典這樣的法律的時候，同樣也要遵守這些基本原則，使得下位法符合上位法的要求。

在行政執法過程中，當然也要遵守這些原則。而在人民法院和裁判機構分析和裁判民事案件的時候，這些基本原則的作用更直接，也更顯著。這些基本原則雖然有的不一定能直接用來裁判案件，但它們都可用於從宏觀上指導案件的分析和裁判，自願原則等甚至可直接用來分析和裁判案件。

『柒』 論述權利用盡原則在知識產權法中的體現

是一種專有性的民事權利，它同所有權一樣，具有排他性和絕對性的特點。但同時，為了防止這種壟斷性權利成為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障礙，知識產權制度在維護創造者專有性權利的同時，又對其進行了必要的限制，以協調創造者、傳播者、與代表社會利益的使用者三者的利益關系。知識產權權利窮竭制度就是對專有權利限制的一種典型制度。
比如，當專利權人進口的專利產品售出後，任何人將其所購該產品再次銷售的，不視為侵犯專利權。即當購買者合法購買了該專利產品後，專利權人對於該專利產品的權利用盡。
權利用盡原則，是知識產權法上的一個重要原則。這一原則是基於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而產生的，其直接理論依據就是經濟利益回報。它在傳統知識產權領域得到廣泛認可，並被用來分析國際貿易中的平行進口問題。它與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徵相結合，產生了權利國內窮竭和國際窮竭兩種學說，國際窮竭說是用來支持平行進口的。盡管權利窮竭說與平行進口關系密切，但它並不能完全用來評判平行進口是否侵權。
權利窮竭原則（Exhaustion Doctrine）又稱權利耗盡、權利用盡原則，是知識產權法上一個特有的原則。該原則是指知識產權所有人或許可使用人一旦將知識產品合法置於流通以後，原知識產權權利人所有的一些或全部排他權因此而用盡。
所謂權利窮竭原則（exhaustion of rights[ii]）,也稱權利用盡原則、首次銷售原則,是指知識產權所有人或經其授權的人製造的知識產權產品,在第一次投放到市場後,權利人即喪失了在一定地域范圍內對它的進一步的控制權,權利人的權利即被認為用盡、窮竭了。凡是合法地取得該知識產權產品的人,均可以對該知識產品自由處分。其制度宗旨是在保護專利權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維護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保護經營者和一般消費者的合法利益。
首先，權利窮竭原則只適用於知識產權，並因適用對象的不同而各有差異。並且它只適用於排他性的知識產權，如專利、商標、著作權等，而不適用於同為知識產權范疇的反不正當競爭。
權利窮竭原則目的是使知識產品在進入流通領域以後，作為產品的物權所有人，有權再使用、銷售該物品，從而達到「物盡其用」的目的。一旦適用了權利窮竭原則，知識產權所有人的獨占性排他權就會受到限制，而作為規范客觀行為准則的反不正當競爭，則不存在限制排他權的問題，自無適用權利窮竭的必要。
其次，知識產權窮竭原則，主要是指積極利用權的窮竭。權利人從事了相關的利用行為以後，那麼作為知識產品的所有人，有權對物品加以再利用，在此范圍內，知識產權權利人（包括真正的權利人、被授權人、繼承人等）放棄該標的物，並進而放棄在該標的物上的某些消極禁止權的行使。

『捌』 試析禁止權利濫用原則的作用

保護人的權利不被其他人的權利所侵害，權利都有一定的界限，沒有任何不受限制的權利。行使民事權利，超出了一定的界限而損害他人權益或者公共利益的，是權力濫用。

『玖』 《關於禁止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定》的這一條款是什麼意思

日前，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公布了《關於禁止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專定》（以下簡稱《規屬定》），禁止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在行使知識產權的過程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規定》共19條，包括6方面內容：一是明確了制定《規定》的目的和依據，根據職責，對涉及非價格的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和相關市場等概念作了必要解釋。二是禁止經營者之間利用行使知識產權的方式達成壟斷協議，同時規定了安全港規則。三是禁止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在行使知識產權的過程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明確了相關認定和推定規則，對具體濫用行為做了禁止性規定。四是明確界定了專利聯營、標准中行使知識產權行為可能構成壟斷行為的具體情形。五是明確了工商機關在知識產權領域反壟斷執法的分析原則和框架。六是依據《反壟斷法》對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處罰作了規定。《規定》自2015年8月1日起施行。 有關憨牛網的問題，可以使用以下服務：向TA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