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擅自封閉歷史形成的走道,鄰居可否要求拆除
我家住在舊式弄堂里，一直從鄰居林某家的側門出入。前些天，林某說要改造院牆，運來大量的沙石料堆在其側門前，准備封閉該門。請問我該怎麼辦？ 我國《民法通則》和《物權法》都對不動產的相鄰方之間的相鄰關系作出了規定，相鄰權利人應按照有利生產、方便生活、團結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則，正確處理相鄰關系。通行是相鄰關系中比較常見的形式。《物權法》規定，不動產權利人對相鄰權利人因通行等必須利用其土地的，應當提供必要的便利。相關司法解釋也規定，對於一方所有的或者使用的建築物范圍內歷史形成的必經通道，所有權人或者使用權人不得堵塞。
根據您所述，你和鄰居林某共同居住在舊式弄堂中，長期以來各方已經形成了從你鄰居林某住房的側門出入的進出習慣，這種習慣應視為歷史形成的一條必經通道。對於該通道，相鄰各方均不得擅自堵塞。你的鄰居林某如果想封閉該門，改變進出方式，應當和各戶居民進行協商，取得一致意見，而林某擅自封門的行為，顯然已經妨礙了包括你在內的相鄰方對不動產的通行，影響了對不動產的正常使用，構成了相鄰妨礙。你可以和其他需要依靠該通道進出的鄰居和林某進行協商，如果協商不成，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林某排除妨礙，維護你的合法權利。相關法條鏈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第八十三條不動產的相鄰各方，應當按照有利生產、方便生活、團結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確處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風、採光等方面的相鄰關系。給相鄰方造成妨礙或者損失的，應當停止侵害，排除妨礙，賠償損失。《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 第八十四條不動產的相鄰權利人應當按照有利生產、方便生活、團結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則，正確處理相鄰關系。
第八十五條法律、法規對處理相鄰關系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法律、法規沒有規定的，可以按照當地習慣。
第八十七條不動產權利人對相鄰權利人因通行等必須利用其土地的，應當提供必要的便利。《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 101.對於一方所有的或者使用的建築物范圍內歷史形成的必經通道，所有權人或者使用權人不得堵塞。因堵塞影響他人生產、生活，他人要求排除妨礙或者恢復原狀的，應當予以支持。但有條件另開通道的，也可以另開通道。
2. 中國物權法的發展
物權法是規范民事財產關系的基本法律，在法律體系中起基礎作用，是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徐顯明代表說。
徐顯明代表認為，制定物權法意義重大。首先，是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需要；第二，體現了國家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要求；第三，是實現憲法原則的需要；第四，是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物質財產利益的需要；第五，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
「對國家、集體和私人的物權實行平等保護，是物權法草案的一大亮點。物權法草案堅持了民法的基本原則，即平等原則，包括主體地位平等和保護平等。」徐顯明說，只有主體平等，市場經濟才能運行。當然，平等保護並非指國有財產、集體財產和個人財產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平等。
來自中華全國總工會界的全國政協委員葛文耀說，制定物權法對於堅持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范市場經濟秩序，保護國有、集體和公民的私有財產，具有重要作用，應該盡快出台。
全國政協委員顧心懌認為，物權是財產所有權，制定一部保護國家、集體、個人財產權的重要法律，是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必將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沈春耀代表說，物權是生產生活得以正常進行的前提和基礎。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有健全的物權法律制度。物權法強調保護各種物權，但物權能夠得到法律保障的前提是它必須是合法的。
沈春耀代表說，物權法不是專門針對國有財產而制定的法律，但是物權法對於保護國有財產具有重要作用。物權法是一部專門的法律，它解決基本的法律問題，以此為基礎還需要許多專門的特別規定，物權法還需與各項專門的、具體的法律法規結合起來運用。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楊興富代表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有、集體、私有三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這就非常需要一種法來規范這三種所有制的財產。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物權法是起支架作用的一部法律。
蔣樹聲代表說，物權法草案明確「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這就意味著國家將堅決控制不是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土地徵用，這一條對於保護耕地意義重大。當然，在實踐中還要界定好「公共利益」的內涵，應由國務院出台相關的實施細則加以明確。
「物權法為了更好地保護被徵收人的合法權益，明確規定了對於被徵收人的充分補償。」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利明代表說，「其中包括徵收集體所有的土地的補償，徵收單位、個人住宅及其他不動產的補償等。」他說，要解決好在徵收徵用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僅靠一部物權法是不夠的，還需要進一步修訂《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配套法律，以貫徹落實好物權法有關保護公民財產權益的規定。
3. 通行權糾紛 宅基地是證據嗎
宅地基屬於證據，屬於徵集中的物證范疇。
《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證據包括：
（一）當事人的陳述；
（二）書證；
（三）物證；
（四）視聽資料；
（五）電子數據；
（六）證人證言；
（七）鑒定意見；
（八）勘驗筆錄。
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
4. 中國的道路建設有著怎樣的發展史
人類開始建造道路幾乎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已經有至少幾千年的歷史了。沒有人能夠真正說出世界上第一條道路是在何時或在何處建成的。早在遠古時代，人們就經常沿著動物的足跡或是最省力的路徑即別人走過的路來行走，結果被經常踐踏的地方就成為小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小徑逐漸發展，便成為一般的道路。
在公元前20世紀的新石器晚期，中國就有使役牛、馬為人類運輸而形成的馱運道的記載。相傳，是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發明了車輪，於是便以「橫木為軒，直木為轅」製造了車輛。所以人們尊稱黃帝為「軒轅氏」，繼而產生了行道。
公元前16世紀～前11世紀，中國人就已經懂得夯土築路、用石灰穩定土壤。在發掘殷商的廢墟地時，也發現有碎陶片和礫石鋪築的路面。
公元前11世紀～前5世紀，道路的規模和水平已經有了相當大的發展，還出現了較為系統的路政管理，道路也有了市區和郊區的劃分：城市道路分「經、緯、環、野」四種，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城中有九經九緯呈棋盤狀，圍城為環，出城為野；郊外道路又分為路、道、塗、畛、徑五個等級。可見，中國周朝時期，道路已較為完善。
公元前475年～前221年，人們已經懂得並能夠在山勢險峻之處鑿石成孔，插木為梁，上鋪木板，旁置欄桿，換為棧道，這也是戰國時期道路建設的一大特色。
公元前221年～前206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便立即修建了以首都咸陽為中心、遍布全國的馳道網，這種馳道可與古羅馬的道路網相媲美。
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西漢王朝大將張騫曾經兩次出使西域，遠抵大夏國（今阿富汗北部），為溝通中國與中東及歐洲各國的經濟和文化，開創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
公元581～681年，建造了規模巨大（數千里）的道路工程。
公元618～907年，唐太宗下詔書於全國，要保持全國范圍內的道路暢通，並實行道路保養。當時的道路布置井然、氣度宏偉，影響遠及日本。
公元960～1911年，在宋、元、明、清幾代中，道路工程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和貢獻。從清朝末年始，近代道路發展的重點開始轉向西方。
5. 法律對於歷史形成的道路怎麼規定
法律是枷鎖是工具，就是人們理智的依據此規矩去做事去行動的，在歷史的長河中，法律都是根據不同時空因素而制定產生的。
法律如果不是以人性道德為基礎的話，那麼是有漏洞和不安全因素的，不以道德為根本的一切制度，人們從心底並未皈依它，而是形式上去應用之，所以會有非常多的鑽法律空子的，想辦法規避法律風險的，逃避法律責任的，乃至於非常多的請高級律師就能免於「死刑」的事件。喪失了道德的法律，就是行屍走肉！
法律應該恢復其道德基礎，嘗試用百姓傳統倫理道德的眼光去判罪，以社會公德的准繩去維護正義，而不是單純的紙上文書標准去裁決。
6. 什麼是歷史形成居民生活行走通道的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第八十三條不動產的相鄰各方，應當按照有利生產、方便生活、團結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確處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風、採光等方面的相鄰關系。給相鄰方造成妨礙或者損失的，應當停止侵害，排除妨礙，賠償損失。《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 第八十四條不動產的相鄰權利人應當按照有利生產、方便生活、團結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則，正確處理相鄰關系。
第八十五條法律、法規對處理相鄰關系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法律、法規沒有規定的，可以按照當地習慣。
第八十七條不動產權利人對相鄰權利人因通行等必須利用其土地的，應當提供必要的便利。《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 101.對於一方所有的或者使用的建築物范圍內歷史形成的必經通道，所有權人或者使用權人不得堵塞。因堵塞影響他人生產、生活，他人要求排除妨礙或者恢復原狀的，應當予以支持。但有條件另開通道的，也可以另開通道。
7. 《物權法》、《民法通則》 關於道路通行權的問題
1、按正規法律程序走的話，你們勝訴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即使辦了土地證證明這個巷子屬於他們，也需要按照物權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給予你們生產生活提供便利。如果他們辦理了該巷子的土地證，你們可以到給他們發證的部門提出行政復議或直接把該部門起訴到法院，要求撤銷該土地證。
2、他們辦理土地證無非是想證明該巷子的使用權是他們的，這里存在一個土地的用益物權問題。用益物權是指佔有、使用、受益的權利。如果他人想要使用，需要向用益物權人支付費用。如果他們想顛倒黑白，無非是從用益物權下手，這樣一來才能以貌似合法的法院判決佔有該巷子的使用權，進而要求你們支付費用。
3、現在問題的關鍵就是這個土地證，如果他們通過關系辦理了下來，你們一定要提起行政訴訟，把辦理該證書的行政部門告上法庭，要求撤銷土地證。土地證被撤銷了，法院判決也就缺乏相應的依據，也就無法偏袒了。
4、最後，民事訴訟必須以行政訴訟的判決結果為依據進行判決。這里你們就會涉及到兩個訴訟，訴訟時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的，很可能一兩年都出不了結果。你們的房子怎麼蓋呢？但即使這樣我也建議你們把官司打到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破壞他們丑惡的行徑。
5、以上僅是對整個案件的分析，對方採取什麼手段，只能見招拆招。
8. 農村歷史上形成的道路是怎樣理解
規定：土地所有權是一項專有權，其權利主體的特定性。土地所有權的權利主體只能是國家或農民集體，其他任何單位或個人都不享有土地所有權。這是由我國實行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
道路用地的土地所有權，，應該就不是他個人的。那麼，私自修建房屋該是違法的。
9. 簡述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形成過程，
確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意義首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數千年來，中國的歷史是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近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又憑借堅船利炮，把中國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是卻並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中國人民為了自由、民主、獨立和統一整整奮鬥了一個世紀，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其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十月革命勝利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使帝國主義殖民制度遭到一次致命的打擊，從而大大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中國從帝國主義統治的後方基地變成了反帝斗爭的前哨陣地，大大增強了世界反帝國主 義反殖民主義的力量。中國革命的勝利，大大激勵了許多類似中國這樣遭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的國家的人民，增強了他們斗爭的信心和決心；它對國際局勢的發展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也具有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最後，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數志士仁人前赴後繼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奮斗，但都未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只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下，中國人民才順利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在舊中國的統治。由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在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所形成的這些基本結論，成為中國人民的巨大精神財富。
10. 物權的產生的歷史依據有哪些
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國際私法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不過，無論在哪一個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都是解決物權法律適用問題的基本原則，這既是由物權關系的特點決定的，也是由物之所在地法的性質決定的。
物權制度，在民法體系中素來佔有重要位置，與債權制度並稱為民法財產權中的兩大支柱。相對於債權而言，物權有著濃重的"土著色彩"，特別是由於受地理環境、經濟結構、社會制度乃至意識形態的影響，各國有關物權的法律制度，在內容上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差異。在調整涉外民商事關系的國際私法領域，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尤其是在當代，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新的物權憑證、交換方式的出現，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愈趨復雜、多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在這種變幻演化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這就是物權法律適用中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
一、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
在國際私法理論中，物之所在地法也同樣發端於義大利的法則區別說。12世紀末期的義大利，商業繁盛，各城邦之間人民交往頻繁，人們對於由屬人法向嚴格屬地法的轉變已經漸漸感到不便，因而試圖對屬地法加以限制，當時義大利的法學家就擔當起了尋求折衷方案的任務，這些法學家中當以巴托魯斯（bartolus de saxoferato）為代表。
不過，在巴托魯斯正式提出法則區別說之前，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解決法律沖突問題的理論主張，其中也蘊含了物之所在地法的思想。根據德國學者neumeyer的研究，首先發現國際私法性問題的是12世紀末的注釋法學派學者magister aldricus。他認為對於當事人分屬不同法域（省份）的案件，法官應適用其認為"較有力而有用之法律"。在13世紀初，人們明確提出了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劃分：程序法上的事項依法院地法，實體法上的事項應遵循行為地法。在財產問題上，他們似乎含糊地認為應依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在巴托魯斯之前的一些學者們提出的法律適用原則並未擺脫絕對屬地主義的影響，仍將法律適用限定在立法管轄的領域之內，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們主張財產問題應一概依物之所在地法。巴托魯斯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法律能否適用於域外，應視法律規則的性質而定，他將法律規則分為人法（statuta personalia）、物法（statuta realia）及混合法（statuta mixta），主張"人法"約束在域內有住所的一切人，不論他位於何處；"物法"是屬地的，僅適用於一國領域內的不動產，而不適用於該領域之外；混合法適用於在一國領域內成立的一切契約。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巴托魯斯明確提出，不動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對於動產，則另依"動產隨人"（mobilia personam sequtur）、"動產附骨"（mobilia assihus inhaerent）、"動產無處所"（personal proerty has no locality）等原則，適用動產所有人的住所地法。
此後，承襲巴托魯斯法則區別說的法學家也都基於人法、物法和混合法的劃分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並且對於物法的適用范圍皆主張以其所屬地域為限，並主要用於調整不動產物權關系。
16世紀，國際私法的研究中心從義大利轉移到法國。著名學者杜摩蘭（charles moulin）和達讓特萊（bertrand d』argentré）雖然在對待屬人法和屬地法的態度上存在著嚴重分歧，但是，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雙方均主張以物之所在地法為基準。杜摩蘭認為，應將法則分為人法、物法、行為法三類。他極力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而縮小"物法"的適用范圍；認為"人法"從人，其效力及於境內境外的一切屬民，"物法"從物，不論對內國人還是對外國人，凡涉及境內之物的應依物之所在地法。我們認為，在當時"動產隨人"的觀念背景之下，杜摩蘭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這至少在客觀上使得盡可能多的財產被視為動產而適用其屬人法。不過，無論如何，他畢竟承認對於不動產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杜摩蘭可謂表現得"右傾"保守。達讓特萊則主張以屬地主義為主導，而以屬人主義為例外，所以他特別偏重物法的適用，對於動產和不動產都力圖劃歸物之所在地法管轄，甚至對於兼及人與物的"混合法則"，或者對於一項法則究竟屬於"人法"還是"物法"不易分辨者，也都認其為屬於"物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達讓特萊可謂表現得"左傾"激進。達讓特萊的學說在繼承領域影響最大。依照他的見解，被繼承人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遺留在不同的地方，即應分別依各項遺產所在地的法律予以處理。 但是，這種主張帶有一定的理想色彩，是國際私法中絕對屬地主義原則的回歸，到後來，達讓特萊自己也不得不認為物權問題雖然應當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只有不動產的繼承應依不動產所在地法，動產的繼承則應視當事人離開物之所在地的時間長短酌情考慮，如果離開的時間短，則適用屬人法，即原來的物之所在地法；如果長久離開，則應適用新的物之所在地法。由此可見，他在物權法律適用的絕對屬地問題上有所松動，因而又被稱為溫和的屬地法主義學派。 直至18世紀，又有法國學者froland，louis boullenois 及john bouhier對達讓特萊的"屬地主義為原則屬人主義為例外"的觀點加以修正，擴充了"人法"的適用范圍，贊成法律具有域外效力。這些見解對1804年《法國民法典》的編纂產生了重要影響。
十六、七世紀的德意志學派也接受法則區別說，並重視物之所在地法的適用。當時的德國最高法院曾採用下列原則來處理國際私法問題：關於處分物的能力，不依所有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關於物的權利，依物之所在地法，故財產繼承，不依被繼承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動產則采動產隨人原則；法律行為的方式依行為地法。
17世紀，法則區別說在荷蘭得到了發展。荷蘭學者承襲法國法則區別學派的屬地主義理論，並把"國家主權"觀念滲透到國際私法領域，使得包括物權在內的法律適用問題獲得了新的解釋。這其中以優利克•胡伯（ulric huber）和約翰•伏特（john voet）最具代表性。
胡伯就解決各國法律沖突問題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則"：第一，每個國家的法律只能在其境內有效並約束其全體居民，但在該國境外則無效力；第二，在一國境內的一切人，無論是定居者還是暫時居留者，都應被視為該國的居民；第三，每個國家的法律既已在其境內實施，根據禮讓，各國統治者也應允許其在本國境內保持效力，只要這樣做不致損害自己的主權權力和臣民的利益。"胡伯三原則"的前二項仍旨在強調法律的屬地主義，據此，關於物權只能認為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論不動產還是動產；但從其第三項原則我們可以作出推斷，胡伯也承認"動產隨人"原則。因為，"禮讓"的初衷是基於實際需要，"只適用本國法，絕對不適用外國法，國際交往和經濟往來就成為不可能了。" 在處理動產物權關系問題上，只要不損害內國的主權和臣民的利益，適用所有人的屬人法同樣可以被認為是基於"實際需要"，是一種"禮讓"。與胡伯相比，約翰•伏特更強調法律的屬地性原則，主張無論人法、物法、混合法均不能在外國有效，立法者的權力既然受其本國領土的限制，其所制定的法律也只能在其領土范圍內有效。但是，他同時又不得不認為，根據"禮讓"，法院對外國立法者制定的"人法"應承認其效力。 由此可見，約翰o伏特也認為外國人的屬人法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在內國有效，這應該認為包括屬人法則支配動產的情形。
從巴托魯斯的法則區別說到胡伯的國際禮讓說，他們都從法律規則的性質本身出發來研究法律適用問題，並且毫不例外地將物中的不動產劃歸了物法的范疇，用屬地法即物之所在地法進行調整；而對於動產，在不同的時期或不同的國家，雖然在適用人的住所地法或本國法的幅度上有所波動，但基本上是以屬人法為准據。因此，這一時期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主要適用於不動產物權。
二、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
19世紀是國際私法學獲得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這與斯托雷、戴西、薩維尼三位大師的貢獻是無法分開的。在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上，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人類財富的積累，也由於人們的認識和觀念的轉變，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地位逐漸得以強化，並最終確立了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原則。
19世紀中葉，美國聯邦法院法官、哈佛大學教授斯托雷（joseph story）改變過去由演繹法推導法律適用規則的方法，根據實踐經驗及其對英國判例的研究，以歸納法總結法律適用的方法，並借鑒胡伯等人的見解，從遵循屬地原則出發，提出了與"胡伯三原則"相類似的三項主張：第一，每個國家在其自己的領土內享有絕對的主權和管轄權，因而每一國家的法律，只在該國領域及管轄權范圍內有其固有的力量，直接對存在於該國領域內的一切財產--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對居住於該國內的一切人--不論是出生於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以及對所有在該國所締結的契約和所為的行為，具有約束力與效力；第二，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不能直接對在其境外的財產發生效力或約束力，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無論是出生在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一國法律能自由地去約束不在其境內的人或事物，那是與國家主權不相容的；第三，一個國家的法律在其他國家所具有的任何力量及拘束性，純粹取決於後者的法律規定及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其真正的基礎與范圍在於"國際禮讓"。
從物權法律適用的角度來分析，斯托雷的第一項原則明確告訴人們，一國法律支配位於該國領域內的所有財產，不論其歸屬於何人，也不論其屬於動產還是不動產。而按照其第二項原則，一國法律不能直接支配其境外的財產，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據此，可以認為，即使是為內國人所擁有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它位於外國，那麼就不受內國法的支配；另一方面，如果動產隨其所有者發生了轉移，超出了其所有者的法屬地域--住所地或國籍國，那麼它就不能再適用其原所屬地的法律，亦即其所有人的屬人法，而只能適用該動產的新的所在地法。有學者認為，斯托雷的理論"助成法則區別學派的推翻"。 我們在贊成這種評價的同時還認為，斯托雷的貢獻，不僅在於摒棄"法則"二分或三分的主張，而分別就人的能力、婚姻、離婚、契約、動產、不動產、遺囑、法定繼承、審判權與救濟、外國判決等問題加以討論，而且在於他更明確地強調了法律的屬地效力。這就不僅直接否定了"動產隨人"的傳統觀念，而主張無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且主張任何"人"都應該受其"所在"地法的支配，而不是受其"所屬"國家的法律支配--這種主張的意義從物權的角度來說，就是使得"動產隨人"原則的適用失去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因為適用屬人法的實質是使支配人的法律也支配物。
與斯托雷齊名的英國國際私法大家戴西（a.v.dicey）也從法律的嚴格屬地性原則出發，認為為了保障合法法律關系的穩定性，對於依外國法有效設定或取得的權利，內國應該予以承認和執行。為了判定既得權利的性質，也只應依據產生此權利的該外國的法律。從保護"既得權"的立場出發，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戴西同樣認為應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在《戴西和莫里斯論沖突法》一書中，戴西和莫里斯不僅提出："所有不動產（土地）權利或與之有關的權利（除後面提到的例外）由該不動產所在國的法律（物之所在地法）支配"， 而且還不遺餘力地批判了動產隨人的不合時宜。他們指出，不論位於何地的動產，都被認為應當服從所有人住所地的法律支配，這對於一般的動產轉讓可能很有用，尤其是對於根據婚姻或死亡而產生的一般動產轉讓是適用的，但並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即對於個人動產的特定轉讓也必須適用同一規則。他們進一步指出："在早期，個人動產很少，而且通常位於所有人的住所地，所以這一規則可能是正確的。然而在當今商業社會，這一規則就完全不合適。因此，所有現代的學者和絕大多數現代法官，都已放棄了住所標准，而且』動產從人』在今天的含義只是指動產繼承應由死亡人的屬人法來支配。" 他們還援引了幾位法官的話作為佐證--毛海姆（maugham）指出："關於有形動產的轉讓，我認為沒有任何人懷疑其准據法必須為物之所在地法。如果不是這樣，商業貿易就無法進行。"德夫林（devlin）指出："作為一般規則，通過契約進行的動產轉讓，無疑應由物之所在地法支配。"迪普洛克（diplock）指出："支配有形動產轉讓的自體法是物之所在地法。"
就司法實踐而言，英國著名的cammell v. sewell案可以作為例證。在挪威的一位船主拍賣了一艘英國籍遇難船上的木材，買受人依照挪威法獲得了拍賣標的物，盡管依照英國法，船主逾越了他的許可權，但英國法院仍然承認這位基於誠信原則的買受人的所有權。crompton法官代表法院的多數意見，發表了如下判決理由：假如動產是依照動產所在地的法律所做的合法且具有拘束力的處置，那麼這項處置在任何地方均具有拘束力。
如果說我們從斯托雷、戴西的理論中只能通過推理、判斷得出結論，認為他們贊成或推崇物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那麼薩維尼的學說以及遵循其學說的一些國家的立法或判例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段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的存在。
薩維尼從普遍主義--國際主義的立場出發，避開了法律的域內域外效力問題的爭論，主張平等地看待內外國法律，以判決結果的一致性作為國際私法所追求的目標。他認為，國際私法存在的根據是因主權國家間的互賴和各民族間的互通而形成的"國際法的社會"。國際私法的任務，是為每一種法律關系確定依其本質所應歸屬或應受制的法律秩序，為此，即應探得各該法律關系的"本座"（sitz）：支配該本座所在地的法律秩序，即為該法律關系所應歸屬的法律秩序。而法律關系的本座應依法律關系的特性來確定。關於物權，他認為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應以物的所在地為本座，從而都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現代羅馬法體系（第八卷）》(即《法律沖突與法律規則的地域和時間范圍》)這部不朽的著作中，薩維尼指出，自從法則區別說以來人們就一直在堅持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即"用於支配物權的法律將適用於位於立法者領域內的所有的物，而不論該物涉及的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在對這個原則的理解和適用上卻作了錯誤的不必要的關於動產與不動產的區分，以致剝奪了該原則固有的效力和一貫性。該原則被認為只適用於不動產，而動產則由住所地法來判定。由住所地法來判定動產，違背了法律關系本身的特性，人為地將住所地法擴大適用於所有的地方。這是薩維尼從歷史的角度對"動產隨人"原則所作的剖析。繼而，他又從"人"和"住所地"的不確定性方面對"動產隨人"進行了更加深刻的批判。薩維尼認為，動產物權適用人的住所地法，這里的"人"是與動產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人，而界定利害關系人是十分困難的。他進一步指出，對於利害關系人可以理解為所有人，但在財產轉讓中，利害關系人是指以前的所有人還是指新的所有人；在關於財產的對立糾紛中有雙方當事人，到底哪一方是所有人；如果不僅僅從所有權的角度考慮，再從物權的其他形態上考慮，每種物權在其存在或被主張時仍然會產生不止一個的利害關系人。利害關系人既難於確定，住所地法也就難於確定，"這樣，指導我們的住所地原則，即使其本身理由充分，也仍是非常模糊的，因此這個所謂的規則對問題的實際解決沒有什麼效果。"
關於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薩維尼指出，"為了確定它們所屬的法域，我們要根據物權客體真正的性質來確定這種地域。因為物權客體是由感覺來感知的，並佔有一定的空間，因此它們所在的空間場所自然是它們所參與的每一法律關系的本座。一個人為了取得、擁有或行使對物的權利，他必須到物所在的場所，對於這種特定的法律關系，他自動地使自己服從於約束該地域的本地法。因此當說到物權由物之所在地法（lex rei sitoe）判定時，這種主張所依據的理由與人的身份適用住所地法（lex domicilii）理由相同，二者均源自自願服從。" 薩維尼從物權的主要客體--物著手，分析物的客觀空間屬性，從簡單、實用與有效行使權利的角度闡述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這是應該給予肯定的。然而，在主觀方面，他認為物的權利人一概"自願"服從物之所在地法，未免過於武斷，似乎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此外，承襲薩維尼學說的德國學者齊特爾曼(ernst zitelmann)以對"權利性質"的研究為基點，探討法律適用問題。他認為，國際私法上的問題其實是以特定權利的得失為內容，並只能由具有國際法上主體地位的國家的法律來判定，而這種法律就是當時有權賦予或消滅各該權利的法律。國際私法的任務就是確定此項法律。這些權利可以分為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據此，齊特爾曼提出了若干國際私法的適用原則，例如，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適用屬人法，即本國法，如有關身份、能力、親屬等問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則適用屬地法，即所在地法，如有關動產、不動產等物權。 齊特爾曼著眼於法律關系之中所蘊含的權利問題，以對物權的性質的分析為基礎，從有利於物權的保護出發，仍然得出了不論動產物權還是不動產物權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結論。
在立法方面，1756年的巴伐利亞法典是最早採用絕對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立法範例。它在沖突法方面接受了"法則區別"學派提出的一些普遍性規則，但在物權方面，它拒絕了"動產隨人"的原則，而不分動產與不動產、有體財產與無體財產，主張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總的說來，在立法上規定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甚至還很復雜。1865年義大利民法典第7條，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第10條，1811年奧地利民法典第300條等均接受動產隨人理論。然而，自從1864年以後，義大利的學說就曾試圖通過解釋的方法，把動產置於物之所在地法的控制之下，直到1942年修訂民法典時，才在其第22條明確作出規定。西班牙的規定也遭到學者們的批判，並最終在1974年完全更改過來。奧地利法院在實踐中一直沒有採用其民法典的規定，並於1913年的國際私法立法中贊成把物之所在地法適用於所有財產。
中南美洲國家普遍採用了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如1855年智利民法典第16條，1916年巴拿馬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1917年墨西哥憲法第121條第2款，1936年瓜地馬拉關於法院權力組織法第21條，1936年秘魯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和1984年秘魯民法典第2088條，1942年巴西民法施行法第8條以及它的196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344條，1942年的委內瑞拉民法典第10條以及它的1963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4條和1998年新國際私法第27條，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7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16條，1899年巴拉圭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85年國際私法第16條，1906年宏都拉斯民法典第14條，1904年尼加拉瓜民法典第6條，等等，均對動產和不動產一律適用物之所在地法。此外，1889年《蒙得維的亞國際私法條約》第32條，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105條，也都在總的原則上支持對所有的財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亞洲，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國家也很多。如1898年日本法例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動產及不動產的物權及其他應登記之權利，依其標的物所在地法"。日本法例雖歷經1942年、1947年、1964年三次修改，但是這一規定始終未變。1939年泰國國際私法第16條第1款規定："動產及不動產，依物之所在地法"，第17條規定："在訴訟進行中變更動產的所在地時，仍依該訴訟開始時物之所在地法。" 1982年土耳其國際私法和國際訴訟程序法第23條第1款規定："動產和不動產的所有權以及其他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律。"此外，伊朗、伊拉克、前蘇聯東歐國家、非洲的埃及、馬達加斯加等國，也都主張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
我國台灣地區1953年6月制定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物權，依物之所在地法"，第3款規定："物之所在地如有變更，其物權之得喪，依其原因事實完成時物之所在地法。"在實踐中，圍繞第10條的規定曾發生過一起適用案例：1957年5月台灣亞洲航空公司美籍工程師安諾德在台灣地區墜樓身亡，死者遺屬有中國台灣籍的妻子及美國籍的子女二人。安諾德的遺孀及子女向法院訴請亞洲航空公司交還其所保管的安諾德的遺產（動產）。台灣地區台北市地方法院於1957年8月作出判決，認定此訟爭議標的為物權性質，適用台灣地區《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的規定：以遺產（動產）所在地法為准據法，判決被告返還原告請求交還的財產。
可以肯定地說，自從19世紀中葉以後，在物權問題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僅愈益成為學者們的一般共識，而且愈益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實踐。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關於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也不是"絕對"的，即使在近現代社會物權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為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之時，仍然有一些國家或學者基於某種原因堅持相對適用的觀點並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因而，"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只是從各該時期的總體狀況或佔主導地位的法律適用原則的角度所作的一種觀察，而絕不是指這一時期關於物權關系法律適用的絕對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