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完善我國著作權保護制度的建議
一、引入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方便著作權人實現權利，進一步與國際著作權制度接軌
著作權歸著作權人，著作權應由著作權人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行使，修改前的著作權法第四條第二款就是這樣規定的：「著作權人行使著作權，不得違反憲法和法律，不得損害公共利益」。著作權法修改後，在這方面增加了集體管理組織的規定：「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可以授權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行使著作權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被授權後，可以以自己的名義為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主張權利，並可以作為當事人進行涉及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訴訟、仲裁活動。」「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非營利性組織，其設立方式、權利義務、著作權許可使用費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對其監督和管理由國務院另行規定 。」由此條我們可以明確，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得到授權後，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幫助權利人實現著作權或權利人著作權受侵犯後代行救濟權。
著作權集體管理是指眾多的作者通過一個統一的機構，即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共同行使他們的權利。在西方，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已有200多年的發展歷史。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已有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經驗。我國1990年著作權法制定時，就有專家提出將集體管理組織寫進，鑒於當時許多人對這個組織不夠了解，且我國又缺少相關實踐經驗，故未寫入。但在實踐領域，相繼出現一些對某一方面著作權進行集體管理的組織，如1992年成立的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1998年成立的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均在各自領域發揮了積極作用。
修改後的著作權法規定了權利體系完善的著作權，體現於著作權法第十條。這些權利中，有些由著作權人自己行使，如發行權、改編權、展覽權等；但有些權利著作權人無法或很難控制，如復制權。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了報刊轉載等形式的作品使用制度，一旦作品在大范圍內被多次轉載，其作者獲得稿酬權利是很難得以有效保護的；再如音樂作品的廣播權，作者不可能知悉所有播放其作品的電台、電視台，其相應的財產權也難以實現，等等。對此，在知識產權制度發達的國家，作者往往通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來實現自己的權利，由集體管理組織代表作者去履行義務許可、收取費用，已成為行之有效的管理作者權利的手段。在這次著作權法修訂中，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在立法上是一大進步。
通過專業性集體管理組織來行使著作權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對權利人來說，可節約權利實現或救濟的成本，使權利得到充分的維護；對國家而言，也便於實施著作權管理，同時與世界知識產權制度接軌；從整個社會來看，有利於維護權利人的創作積極性，激發創造性，促進科技文化進步。
二、擴大行政處罰范圍和行政處罰種類，強化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行政執法力度
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中國知識產權法律規定了司法保護和行政保護的「雙軌制」〔2〕。有人主張在知識產權保護中，應強化司法保護，淡化行政保護，以防止行政力量對知識產權的過多干預〔3〕。但是，知識產權糾紛數量多、影響大、專業性強，全通過司法解決是困難的，而行政保護具有速度快、程序簡便的特點，能及時處理糾紛，節約成本；並且行政保護具有主動性，對維護知識產權法律秩序、促進公平競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再者，國際知識產權組織也承認並支持對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故修改後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均規定了行政保護，並且予以強化，在著作權法修改中主要體現於以下兩個方面：
1、擴大行政處罰范圍
與原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比較可以看出，修改後的著作權法新增了以下行政處罰情形(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1)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即使不以營利為目的，向公眾傳播著作權人的作品，也可給予行政處罰，並且這種傳播方式不限於復制、發行，還包括表演、放映、廣播、匯編以及通過信息網路傳播等方式；（2）未經表演者許可，復制、發行錄有其表演的錄音、錄像製品，或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表演的，或者未經錄音錄像者同意，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製作的錄音、錄像製品的；（3）未經著作權人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許可，故意避開或者破壞權利人為其作品、錄音錄像製品等採取的保護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技術措施的，或者故意刪除或改變作品、錄音錄像製品等的權利管理電子信息的；（4）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且不限於美術作品。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行政處罰在著作權領域所涉程度和廣度均得以加強，這一方面是基於著作權客體范圍的發展變化，新的權利客體需要行政救濟；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當前盜版活動猖獗，雖經多年整治，仍未遏制其泛濫勢頭，且這越來越嚴重影響到我國的國際聲譽，不利於我國與世界知識產權的交流，需要發揮行政機關主動、迅速的執法作用。
2、擴大行政處罰范圍
原著作權法規定的行政處罰種類主要是沒收非法所得和罰款；修改後，新增了沒收、銷毀侵權復製品及沒收用於製作侵權復製品的材料、工具、設備等，即除侵權所得外，侵權製品及實施侵權行為的資料也予以沒收，這一方面增強了處罰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消除侵權人後續侵權行為發生的可能性，能收到較好的打擊效果。
三、完善司法程序，採用過錯推定原則，規定法定賠償制度
1、 規定了臨時保護措施
為及時制止侵權行為，保存有可能的證據，為認定侵權打下基礎，WTO知識產權協議要求成員國司法當局採取及時有效的臨時措施，如臨時禁令、證據保全措施等，這也是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國家的普遍做法。
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中，侵權構成應具備「有損害後果存在」的要件，因此，在立法中不存在對即將發生的侵權的司法救濟，也不存在針對此類行為所採取的臨時禁令措施。民事訴訟法第74條規定：在證據可能或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訴訟參與人可以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法院也可以主動採取保全措施。但這種措施只有在有關實體爭議的訴訟中採取。基於此，在以往的著作權司法實踐中，經常發生由於沒有及時採取措施，致使侵權行為不能及時制止，侵權證據滅失，侵務人得不到應有處罰、權利人得不到應有保護的後果，削弱了司法保護力度。著作權法修改後，增加訴前禁止令、財產保全和證據保全的規定，突破了傳統侵權構成理論，是立法上的又一重大進步，這樣可避免侵權行為的進一步發生和擴大；及時保全和固定侵權證據，便於法院查明案件；有力維護權利人合法權益。
2、確立過錯推定的歸責原則
我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按此規定，在著作權領域，如果權利人發現侵權行為，提起訴訟後權利人要提出證據證明侵權人侵犯了自己的權利。但著作權侵權行為有自己的特點，侵權行為數量上日益增多，方式上越來越專業化，領域涉及也越來越廣，這給被侵權人舉證帶來相當大困難。如著作權人要訴數年來久治不除的盜版行為，就要舉證證明成立盜版行為。但事實上，盜版行為被權利人發現後，盜版行為人往往不提供盜版製品的來源，以各種借口來掩蓋盜版製品的非法性，權利人僅憑自己的力量是很難舉出有力反證的，這種舉證責任的分配給侵權事實認定帶來相當大的難度，同時也易使權利人在主張自己權利時存在畏難情緒，怕無功而返，甚至搭上一筆不小的訴訟費用。這種對權利人不利的局面在著作權法修改後得以扭轉。修改後的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復製品的出版者、製作者不能證明其出版、製作有合法授權的，復製品的發行者或者電影作品或者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計算機軟體、錄音錄像製品的出租者不能證明其發行、出租的復製品有合法來源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該條採用了倒置的舉證責任，要求復製品或其他製品的出版者、製作者、發行者以及出租者在其利用製品時，必須履行注意義務，確保其行為的合法性，否則就有可能承擔法律責任。著作權法所確立的過錯推定原則，對著作權的實施，對完善著作權糾紛訴訟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3、細化賠償規定，增加法定賠償數額
修改前的著作權法對賠償問題僅作出原則性規定，修改後予以細化。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列出了幾種賠償數額確定方法：（1）按權利人的實際損失賠償；（2）按侵權人的違法所得賠償；（3）按法定賠償數額賠償。法定賠償數額確立後，即使權利人的實際損失和侵權人違法所得難以確定，人民法院仍可以根據侵權行為的社會影響、侵權情節、侵權范圍等，在法律規定的限額內判令侵權人予以判賠，避免了過去那種「贏了官司輸了錢」的尷尬局面，將對權利人的保護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符合國際通行做法。同時，該制度的確立，也豐富了我國民事賠償制度。
知識產權隨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而快速發展的特性，決定了著作權法的修改不是一勞永逸的，但修訂後的著作權法，無論是在立法內容亦或是在立法技術上均達到了國際水平，面對撲面而來的知識經濟浪潮，面對國際社會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日趨完善，相信我國著作權保護制度完全可以滿足時代要求，能為我國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和有力的司法保障。
2. 為什麼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
摘 要：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有分散型、集中型和結合型三種。從現實選擇上，我國關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歷史演變過程。從未來走向上，盡管各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但分散型立法模式應當是我國大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因為，「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知識產權犯罪作為行政犯以及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等特徵都決定了分散型立法模式是未來的恰當選擇。
關鍵詞：調查公司 知識產權 專利權 商標權 著作權 商業秘密 商業調查公司 商務調查
知識產權是人類的智慧結晶，它造福於人類，因此，必須對知識產權予以保護，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可以是民事的，也可以是行政的，還可以是刑事的，本文擬對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問題略作探討。
一、各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考察
縱觀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其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方式：
1．分散型的立法模式
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附屬刑法立法模式，就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中設置獨立的罪名和法定刑，而在刑法典中則沒有規定相應的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分散性的立法模式是當今世界較為普遍的立法體例，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多數國家均採用這種立法模式。例如在著作權的刑法立法中，英國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規定在《著作權法》第107條中；美國將侵犯著作權的刑事犯罪規定在《版權法》第506條中；德國則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集中規定在著作權法中，刑法典沒有設置關於侵犯著作權犯罪的任何刑事處罰條款；義大利則由《版權法》第171條至第174條規定侵犯著作權犯罪；日本自1971年生效並進行了數次修訂的《著作權法》第l19條至第124條規定了侵犯著作權的犯罪及其刑事責任。
2．集中型立法模式
集中型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刑法典模式，即以刑法典的方式規定所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構成及其刑事責任。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多以此類立法方式為主。例如，《巴西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187條、188條分別規定，沒有經專利所有權人或讓與人的許可而生產屬於專利的產品，利用屬於專利產品的程序與方法，進口、出口、出賣、推銷或者以出賣為目的隱藏、接受侵犯專利的產品，並把非專利權作為自己的專利權而進行工業生產的，分別處以拘役或罰金。我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則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中，顯然也屬於這種集中型的立法模式。
3．結合型立法模式
結合性立法模式，就是在刑法和知識產權法中都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例如，法國關於侵犯商標權的犯罪規定在《法國製造業、商業、和服務業商標法》第27條至第34條中，援引了《法國刑法典》第422條和第423條的規定。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現實考察
（一）立法演進：立法模式從分散到集中
從1979年到1997年，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發展過程。
從1949年到1979 年我國第一部《刑法》制定和頒布期間，整個經濟社會的調控模式是以計劃經濟為主，這種高度控制的計劃經濟政策和「反傑出人物論」（Anti-elitist Ideology）否定了知識資產的私有產權制度。因此，當時我國基本沒有知識產權法，尤其是空缺版權制度。替代知識產權法的是事實上運行無效的獎勵制度。1979年我國頒布的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第127條規定了假冒注冊商標罪。此後，我國改革開放日漸全面深入，為了保證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的可能性，我國需要從先進國家取得技術但同時面臨來自技術先進國家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壓力，為了顧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局，在內外壓力下，我國開始建立知識產權制度，並逐步以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的方式建立起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體系。
1．以單行刑法模式保護商標權和著作權
1982年，我國通過了保護商標的專門法律——《商標法》，該法第40條規定：「假冒他人注冊商標，包括擅自製造或者銷售他人注冊商標標識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可以並處罰款外，對直接責任人員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993年我國對《商標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改。修訂後的《商標法》第40條關於商標刑事責任的規定增加了兩種具體行為方式：一是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二是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與《商標法》修訂的同時，1993年2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我國第一部商標權刑法保護的單行刑法，即《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
由於我國1979年《刑法》和1990年《著作權法》都沒有規定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面對日益嚴重的盜版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對於嚴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只能以投機倒把罪加以處理。如1987年11月27日發布的《關於依法嚴懲非法出版犯罪活動的通知》規定：以牟取暴利為目的，從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發行、銷售活動、非法經營或者非法獲利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以《刑法》第117條投機倒把罪論處；數額巨大的，適用《刑法》第118條；情節特別嚴重的，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第1條第（1）項的規定。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的困境，1994年7月5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決定》，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對著作權進行刑法保護的單行刑事法律，彌補了我國著作權刑法保護立法的不足。
2．以附屬刑法模式保護專利權
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規定侵犯專利權的犯罪。1984年3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專利法。該法第63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127條的規定（假冒注冊商標罪——作者注）追究刑事責任。」這實際上是用附屬刑法的方式明確了假冒專利行為的刑事責任。1992年9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但並沒有對侵犯專利權的刑事條款做出修改。
由此可以看出，在1997 年以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規定相當分散，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據除了刑法典之外，還包括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這導致1979年刑法典分則中對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已被各種決定和補充規定替代。
到1997年刑法典修訂時，由於此次修訂刑法的指導思想之一即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將刑法實施十七年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①]因此，1997年刑法典修訂後，侵犯知識產權罪被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即「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之中。這表明，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由附屬刑法和單行刑法的分散型模式發展成為刑法典的集中型模式。
（二）孰優孰劣：兩種立法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國現行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單軌制的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優點：第一，我國現行刑法將許多關於知識產權犯罪的單行刑事法律的內容，納入刑法典中並設立專章，這有利於增強刑法的科學性、統一性和體系性，有利於增加刑法的威懾力；第二，集中型立法使得刑法淵源集中統一，有利於刑法罪名的系統化、集中化，有利於充分揭示知識產權犯罪的共性特徵，便於綜合比較分析各種知識產權犯罪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協調個罪的罪名、法定刑以及定罪和量刑的情節，增強個罪之間的協調性，從形式上有利於司法機關適用。當然，採用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做法也有不足之處：一是集中型模式容易產生立法滯後，不能及時有效適應司法實際需要。由於立法者的理性有限和社會復雜多變，因而不可能制定出一個包羅萬象和永恆使用的法典，這就使任何法典都具有漏洞和滯後性，不能適應社會迅速發展的需要。如在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飛速變化的情況下，刑法典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可能陷於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境地：如果及時修改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內容，則有可能削弱刑法典的穩定性；但如果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又有可能使知識產權的刑事法律規定因不能及時進行調整而滯後於社會經濟生活的變遷，不能有效地發揮刑事法律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應有作用。二是集中型立法模式容易造成罪狀規定的簡單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規范與其依託的相關法律形成毛與皮分離的現象。[②]
相對於集中型單軌制的立法模式，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是一個利弊共存的選擇。一方面，分散型立法模式具有許多優點：首先具有適時性、靈活性的優點，立法者可以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需要，及時予以制定頒布，因此，這種立法模式最能適合形勢的需要。特別是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其立法基本上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因此舊的法律頻繁修訂，新的法律次第產生，比如，我國1984年頒布的《專利法》分別在1992年、2002年和2008年進行修訂；1983年制定頒布的《商標法》則在1993年和2002年進行修訂。其次，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把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規定在同一法律中，使三種法律責任相互聯系、相互銜接，共同構建完整的法律制裁體系，有效地增加了法律的嚴肅性、穩定性和立法內在體系的科學性。最後，分散型立法模式使得罪狀的描述可以細致化，便於司法實踐和操作。同時也使知識產權法規中的刑事制裁部分更緊密地與權利、義務部分結合在一起，從而大大地強化了知識產權法規的社會效果。[③]但另一方面，這種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不利於保持刑法典的體系性，容易讓一個國家的刑法淵源四處散落，削弱刑法典的核心地位。
三、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一）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理論之爭
由於知識產權的兩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因此，關於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選擇，刑法理論上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集中型模式說認為，在我國集中型的立法模式更為合理，因為隨著現行刑法典的頒布和實施，完備、統一的刑法典已經成為立法者現實的價值追求並已客觀物化。因此，立足於我國的現實立法和立法傳統，採取集中型的立法模式似乎更為合理。[④]
主張結合型立法模式的學者認為，採用德國、法國等國結合刑法典和知識產權法規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結合型模式，在維護刑法典的權威性與穩定性的同時，能夠兼顧知識產權犯罪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對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進行修訂與補充，從而合理地組織對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反應，無疑更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要求，值得我國效仿。[⑤]
分散型模式認為，我國當前採用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弊端，建議「將有關刑事規范分散規定在單行的知識產權法或其他法律中，同時完善對罪狀和犯罪行為的表述，科學設立與犯罪危害程度相適應的法定刑」，即採用附屬刑法規范的形式來規定知識產權犯罪。[⑥]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對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究竟是選擇集中型立法模式，還是分散型立法模式，抑或是結合型立法模式，應當根據我國刑事立法的方向以及不同犯罪的特點來選擇適用。因此，我國刑事立法的未來發展方向以及知識產權犯罪屬於法定犯的特點，決定了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應當採用分散式立法模式，即通過附屬刑法規范規定知識產權犯罪。其理由是：
1．「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
由於知識產權犯罪都以違反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為前提，因此，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的修訂，往往會導致知識產權犯罪內容的變化。如果採用在刑法典和其他知識產權法中都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結合型立法模式，則不僅可能導致立法負擔過重的結果，而且稍有不慎就會導致法律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由於我國沒有直接在知識產權法中規定罪狀與法定刑，這可能導致知識產權法修改後，需要按照犯罪處理的情形可能會因為刑法典沒有及時修訂而得不到及時處罰。於是，任何知識產權法的修改都會導致刑法典的修改。反之，如果修改刑法典時，也必須修改相應的知識產權法中的規定；否則，就容易導致各種法律之間的沖突和理解上的歧義。
據上所述，結合型立法模式意味著知識產權法和刑法的修訂必須「同進同出」，特別是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現在處於不斷完善的階段，立法修訂特別頻繁，採用結合型立法模式必然要求刑法典的規定與知識產權法的規定「共進退」，這不僅不利於實現刑法典的穩定性價值，而且也會浪費立法資源。
2．「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
由於1997年修訂現行刑法典的指導思想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因此，「將刑法（1979年刑法——筆者注）實施以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將擬制定的反貪污賄賂法和軍委提請常委會審議的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犯罪條例編入刑法，在刑法中規定為貪污賄賂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兩章；對於新出現的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經過研究認為比較成熟、比較有把握的，盡量增加規定。」。[⑦]從此開始，我國刑事立法基本上朝著集中性、統一性方向發展，意在使一部刑法典囊括所有的犯罪。具體表現在：凡是需要增加犯罪類型與修改法定刑的，不管犯罪的性質及其與其他法律的關系如何，一概以修正案的方式對刑法典進行修改，基本上不再有附屬刑法，除了一個單行刑法外[⑧],沒有再制定單行刑法。雖然我國現行刑法典的制定，表明集中型模式已經成為我國刑事立法方向選擇的既定現實，但是從我國刑法典十多年的適用情況來看，集中型立法模式追求的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事實上是難以實現的，分散型立法模式似乎更應當是我國刑法立法的未來方向[⑨]。
第一，「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被證明是難以實現的。立法者之所以會雄心勃勃要通過一部法典將現實生活中所有的犯罪行為一網打盡，可能一方面在於我們過分迷信法典的力量和價值，以為制定內容全面的法典，就可以一勞永逸並且游刃有餘地處理所有的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可能也在於我們過分相信理性的力量，以為發揮大陸法系國家對生活經驗進行歸納抽象的特長，就可以窮盡生活的全部。但從現行刑法典施行十多年來的情況看，目前為止已經有七個刑法修正案對刑法進行修改或者增加，這充分說明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犯罪的類型會越來越多，一部刑法典事實上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犯罪。
第二，穩定性應當是刑法典的基本價值。相對於實現刑法典完備價值的難度，穩定性更應當是刑法典追求的價值，因為「刑法典是規范基本生活秩序的法律，直接關繫到國民基本生活的安定，屬於司法法，司法法的最重要指導原理是法的安定性。[⑩]安定性原理，要求成文刑法典具有穩定性。對刑法典的頻繁增刪，雖然可以防止司法機關對國民生活的恣意干涉，卻影響國民的基本生活，妨礙國民的行動自由。因此，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價值，真正讓刑法典「垂範久遠」，今後刑法立法的方向應當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將屬於行政刑法或經濟刑法的內容，如知識產權犯罪從刑法典中獨立出來，否則「將本應由行政刑法、經濟刑法規定的知識產權犯罪納入刑法典中，會造成刑法典的穩定性和變易性的矛盾：要麼因為頻繁修改，導致刑法典喪失穩定性；要麼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而不能及時規制知識產權犯罪。
3．知識產權犯罪是行政犯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在立法模式和犯罪種類的關繫上，一般而言，對於刑事犯（自然犯），集中型（單軌制）立法模式無疑是更佳的選擇，因為自然犯是在侵害法益或威脅法益的同時明顯違反倫理道德的傳統型犯罪，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小，有利於保證刑法典的穩定性。但由於行政犯（法定犯）所侵害或者威脅的法益沒有明顯違反倫理道德，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大。因此分散型（雙軌制）的立法模式有利於實現刑法的穩定性。
從犯罪種類而言，知識產權犯罪毫無爭議地屬於行政犯。這不僅表現在知識產權犯罪沒有明顯違背倫理道德，而且還在於知識產權本身具有授予性特點。傳統的物質財產權的設定或取得基於特定的法律事實，而不需要經過國家機關的認可或核准。但是作為無形財產的知識產權的取得，在一般情況下，卻需要依照法定程序經由主管機關的認可。例如發明人完成發明後並不能自動獲得對發明的專利權，而必須依照法律的有關規定，依法向國家專利行政主管機關提出專利申請，經由國家主管機關作出授予專利權的決定，發明人才能取得該項發明創造的專利權；又如商標權的獲得，也是只有向國家商標行政主管機關提出注冊申請，經審查核准注冊後，才能獲得商標權。知識產權這種授予性的特點，使得知識產權犯罪成為典型的行政犯，構成知識產權犯罪，必須以違反知識產權法的相關規定作為前提條件。因此，行政犯具有變易性的特點決定了在立法模式上應該更適合分散型立法模式。
4．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特徵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規定知識產權制度的法律常常修訂。因此，較之有形財產制度的規范性、系統性而言，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可謂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而且新技術使得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具有開放性，其范圍也不斷擴大。可以說，知識產權極易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及新技術更新的沖擊，也極易受到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因而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不斷修訂更迭，處於極不穩定和「支離破碎」的狀態之中。[11]相應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范圍，在短時間內也會處於一個動態變化過程中，由於規定知識產權的法規變異性大，如果採用集中型立法模式，則容易出現刑法規定嚴重滯後於行政法規的規定和社會生活的實際需求。
5．完善附屬刑法是分散型立法的有效方式
對於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更適合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通過附屬刑法規定知識產權犯罪。但是由於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法中只是籠統地規定對某種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並沒有具體的罪狀和法定刑，因此，附屬刑法的重點不在「刑法」上，而是體現在對刑法典的「附屬」特徵上。這種「附屬」刑法被證明有諸多缺陷[12]，因此，必須在附屬刑法規范中直接規定罪名與法定刑，變現行的依附性規定為獨立性的罪刑規范。具體而言，就是在《著作權法》、《商標法》和《專利法》等知識產權法中，具體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和法定刑，使得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可以描述得詳盡具體，法定刑也與之貼切，這可以大大便利司法操作。否則，附屬刑法規范沒有規定具體法定刑就不能獨立，就可能因為立法修訂的不同步，而形成法律適用中的沖突和分歧。以著作權為例，中國現行刑法中規定構成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方式有四種[13]，但是2001年修訂《著作權法》卻將可以承擔刑事責任的行為方式擴充為八種[14]。由於刑法典沒有及時隨著著作權法進行修訂，而《著作權法》中又沒有獨立的法定刑，導致司法實踐中對侵犯著作權罪的認定出現了許多爭議疑難問題，最終只能由兩高以司法解釋的方式認定通過信息網路傳播也屬於刑法規定的「復制發行」[15]。但是，司法解釋並沒有解決全部問題。因此，通過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中與知識產權犯罪有關的附屬刑法規范的修訂，規定具體的罪狀和獨立的法定刑，可以充分發揮附屬刑法規范的作用，提高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創新性和及時性，確保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現代化的實現。來源：http://www.szcid.com
3. 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相對於民事保護而言有哪些特點
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和民事保護的不同之處：
一、行政保護的法律權益不同於民事保護的法律權益；
二、行政保護的行使主體是行政機關，權利人或者第三人均可以向行政機關舉報，但並不能自行啟動相應的行政保護程序；
三、行政保護的手段多為能力罰、執行罰，當然也包括沒收非所得、罰款等經濟罰；
四、行政保護的結果可以作為民事保護的證據事實，有利於民事保護的順利實施。
實踐中，通常會將兩種保護方式結合起來，爭取最有利的結果。
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相對於民事保護而言有哪些特點：
《專利法》規定，未經專利權人許可，實施其專利，即侵犯其專利權，引起糾紛的，由當事人協商解決；不願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可以請求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處理。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處理時，認定侵權行為成立的，可以責令侵權人立即停止侵權行為，當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處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向人民法院起訴；侵權人期滿不起訴又不停止侵權行為的，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進行處理的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應當事人的請求，可以就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當事人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向人民法院起訴。
假冒他人專利的，除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外，由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責令改正並予公告，沒收違法所得，可以並處違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可以處五萬元以下的罰款；以非專利產品冒充專利產品、以非專利方法冒充專利方法的，由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責令改正並予公告，可以處五萬元以下的罰款。
《商標法》規定，如果發生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為，引起糾紛，可以由當事人協商解決。不願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商標注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可以請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理時，認定侵權行為成立的，責令立即停止侵權行為，沒收、銷毀侵權商品和專門用於製造侵權商品、偽造注冊商標標識的工具，並可處以罰款。當事人對處理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處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向人民法院起訴；侵權人期滿不起訴又不履行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進行處理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可以就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當事人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向人民法院起訴。
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有權依法查處。進行查處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可以詢問有關當事人，調查與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有關的情況；查閱、復制當事人與侵權活動有關的合同、發票、帳簿以及其他有關資料；對當事人涉嫌從事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活動的場所實施現場檢查；檢查與侵權活動有關的物品；對有證據證明是侵犯他人注冊商標專用權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
《著作權法》規定，出現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表演、放映、廣播、匯編、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作品的；出版他人享有專有出版權的圖書的；未經表演者許可，復制、發行錄有其表演的錄音錄像製品，或者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表演的；未經錄音錄像製作者許可，復制、發行、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製作的錄音錄像製品的；未經許可，播放或者復制廣播、電視的；未經著作權人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許可，故意避開或者破壞權利人為其作品、錄音錄像製品等採取的保護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技術措施的，故意刪除或者改變作品、錄音錄像製品等的權利管理電子信息的；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等上述侵權行為時，除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同時損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侵權行為，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銷毀侵權復製品，並可處以罰款；情節嚴重的，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還可以沒收主要用於製作侵權復製品的材料、工具、設備等。
4. 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法律，法規，國家機關的決議、決定、命令和其他具有行政、司法性質的文件，及其官方
你好，是指法律法規規定的官方譯文，希望能幫助到你望採納
5. 保護知識產權的途徑有哪兩種
一，通過來知識產權的源行政保護途徑。（l）專利權的行政保護：主管機關為國家知識產權局和地方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部門，負責對專利糾紛進行行政調處。專利糾紛主要包括：專利侵權糾紛、專利權屬糾紛等。知識產權管理機關受理專利糾紛案件的條件如下：調處請求人必須是與糾紛和爭議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單位或個人；有明確的被請求人；有具體要求和事實依據；屬於知識產權管理機關管轄范圍和受案范圍；當事人尚未向人民法院起訴。（2）商標權的行政保護：主管機關為侵權行為地的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負責對侵犯商標權的行為進行行政處罰。（3）著作權的行政保護：主管機關為國家版權局和地方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負責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進行行政處罰。
二，通過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途徑。（1）管轄權的確定：因案件性質不同，分別由具有管轄權的法院及侵權行為地人民法院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2）提起知識產權侵權訴訟應滿足的條件：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明確的被告；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屬於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