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抄侵權產品同時侵犯多項襲知識產權權利時，可以根據權利類型對產品整體價值的貢獻度，通過比例原則分別確定侵權的賠償數額。
1.侵害聚合型知識產權權利的責任承擔
由於商品本身往往兼具品牌性、功能性或美觀性的多種特點，一種產品可能存在多項知識產權權利的聚合。常見的如商標與專利的聚合，商標與特有名稱、包裝、裝潢權利的聚合等。一種侵權產品就可能構成對多項知識產權權利的侵害。權利人自然可依據相應權利類型的實體法對被告同時或者分別提起侵權之訴。
2.聚合型知識產權權利受侵害時如何確定賠償額
考慮到不同的知識產權權利類型對產品的價值貢獻度問題，在賠償上體現了比例原則。所謂「比例原則」的提法，一般出現在商標侵權案件中，即對於一項商標權利的保護強度應與該項商標的知名度相適應。
Ⅱ 新商標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情形有哪些
一、我國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中首次引入懲罰性賠償
懲罰性賠償最早見於公元前20-18世紀的奴隸製法典，在人類早期立法中較為普遍 。隨著國家力量的增強，特別是大陸法系建立了公法和私法嚴格區分之後，懲罰性賠償作為一種私力救濟措施逐漸被大陸法系國家所放棄。而英美法系則延續了這一古老的賠償制度，並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二戰後，在兩大法系的不斷融合借鑒的背景下，一些大陸法系的國家和地區本著實用主義的原則，重新嘗試在部分私法領域引入了懲罰性賠償制度。
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s）是指，為懲罰和嚇阻惡意侵害行為，而判令加害方承擔的超出受害方實際損失的金錢賠償。設置懲罰性賠償的目的在於懲罰性賠償的目的在於懲罰加害人的不法行為，遏制侵害行為的再次發生。對於懲罰性賠償所具有的功能，學術界存在眾多觀點，但基本認同懲罰性賠償具有懲罰侵權、嚇阻再次侵權及鼓勵維權的功能。
新《商標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第一次將懲罰性賠償引入我國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中，對我國知識產權侵權賠償法律體系的構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此之前，我國知識產權適用的損害賠償數額主要計算方法為三種，即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違法獲利以及法院酌定的法定賠償。此外，我國《專利法》及司法解釋中還存在「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1至3倍合理確定數額」的規定。這其中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無疑符合填平原則，而其他幾種損害賠償計算方式是否帶懲罰性存在爭議。筆者認為，侵權人違法獲利、許可費倍數兩種計算方式，均是在無法直接計算的情況下對權利人損失的一種推算，屬於推定填平權利人損失，並未突破「填平原則」。修改前後的《商標法》關於法定賠償的規定，均要求在酌定賠償數額時需考慮「侵權行為的情節」，因而筆者認為法定賠償屬於兼具補償性和懲罰性賠償的混合體。雖然帶有部分懲罰性賠償的因素，但法定賠償所確定的數額由於無法再細分出懲罰性的部分，因而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懲罰性賠償。
懲罰性賠償不同於「填平原則」下的補償性賠償。補償性賠償目的在於填平受害方的因不法行為所受的損失，而懲罰性賠償旨在對不法行為懲處，進而嚇阻侵害的再次發生。因此，補償性賠償所針對的是受害方，主要考量受害方所受到的損失，以受害方實際損失或推定的損失為計算依據。懲罰性賠償則針對加害方，主要考量加害方的惡意性和危害性，並以侵權行為的情節和主觀惡性為計算依據。同時，筆者認為，懲罰性賠償不具有填平受害方損失的補償功能，不能將依據懲罰性賠償原則增加的賠償數額視為對受害方的補償。
從另一個角度分析，懲罰性賠償與補償性賠償又是相互聯系的，補償性賠償是懲罰性賠償懲罰的基礎。加害方先要對權利人的損失進行補償性賠償，然後再依據侵權人主觀惡性及侵權情節考慮適用懲罰性賠償。在確定了補償性賠償的數額後，法官依據侵害的情節、主觀惡性，並參考其他因素，決定懲罰性賠償與補償性賠償之間的比例關系，使其與填補賠償額具有某種合理的關聯性,即所謂比例原則（the Ratio Rule）①
二、新《商標法》中懲罰性賠償具體適用的理解
（一）主觀心態的認定
新修改的《商標法》中將適用懲罰性賠償主觀心態要件定義為「惡意」。「惡意」的含義為「蓄意或故意實施違法行為」，對應的英文為「malice」。無論在中文還是英文的語境中，「惡意」（malice）的主觀惡性都強於「故意」（ willfulness），即要求侵權人具有「有邪惡的動機」，因此，《商標法》中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主觀心態條件要高於「故意」，不能簡單引入域外國家或地區對「故意」的認定標准。由於侵權方的主觀心態執法者無法直接獲知，只有通過侵權行為的「情節」推定是否存在「惡意」。筆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列舉部分應認定存在「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且「情節嚴重」的典型情形。
1、重復侵權。對於重復侵權應當屬於「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適用懲罰性賠償，一般爭議較少，但問題在於如何定義重復侵權。重復侵權應包括狹義和廣義兩種定義。狹義的重復侵權僅指針對同一權利的再次侵權行為。廣義的重復侵權則不限於同一權利及同一權利人，而是指對同一類權利的重復侵權行為。
筆者認為，在確定侵犯商標權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時，不應限於狹義的重復侵權，廣義的重復侵權同樣應當適用懲罰性賠償。即侵權主體此前存在需要承擔賠償責任的商標侵權劣跡，無論再次侵犯的是否為同一枚商標，是否為同一商標權人的商標，只要是在同一種或類似商品上，或者關聯商品上，同一侵權主體再次侵犯商標權並需要承擔賠償責任，均屬於重復侵權。原因在於，商標的顯著識別特性使得商標權的檢索比其他知識產權容易，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有過侵權行為的主體應當負有更高的注意義務。此前的侵權行為理應使得侵權方對此類商品的市場狀況有進一步的了解，有鑒於此前侵權的教訓，善意的市場主體理應主動進行檢索以避免再次侵犯他人商標權。
因此，在相同類似商品的再次侵權，無論是否針對相同商標或相同權利人，在無充分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應被視為「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進而面對較之以往更加嚴厲的懲罰性賠償。換言之，對重復侵犯商標權的行為適用懲罰性賠償，意在強化市場主體的商標專用權意識，同時嚴懲以侵犯商標專用權為業的情形。
2、侵權者曾與商標權人簽訂過或涉及被侵權商標的許可合同、代理合同或產品銷售合同，在合同履行期內，以及合同終止或解除後，從事針對該商標侵權行為，應當屬於「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許可使用方、代理商或經銷商，對被侵權商標十分熟悉，如果其從事侵犯該商標的行為，可以推定不存在過失的可能。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其主觀心態應當認定為基於此前在經營中對商標的使用和了解，謀取該商標所蘊含的商業利益，即存在謀取不正當利益的「邪惡動機」，較之普通故意主觀惡性更強，應認定為「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
同時需要指出，此類侵權行為在損害後果方面比其他普通主體的商標侵權行為更為嚴重，原因在於此類侵權者此前曾基於合同關系合法使用被侵權商標或銷售過被侵權商標的產品，熟悉商品的銷售渠道和特徵，對消費者而言必然更加具有欺騙性，對被侵權商標的市場美譽度貶損更為嚴重。鑒於此類商標侵權行為侵權主體的主觀惡性較強，對被侵權商標損害較大，應當對該類商標侵權行為適用保護力度更大的懲罰性賠償，懲罰本次侵權行為的同時嚇阻類似商標侵權行為再次發生。
但並非所有與被侵權商標有關的合同均屬於上述情況。合同性質應與商標的實際使用緊密關聯，代理注冊或對商標進行廣告宣傳等合同的簽約方，雖然其對該商標較為熟悉，但因其此前未銷售過標注有該商標的商品，不應認定為「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而僅為普通商標侵權行為。同理，僅僅與商標權人就許可合同、代理合同或產品銷售合同進行磋商，但最終未簽訂協議，也不屬於上述「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的情形。
3、侵權行為發生時，被侵權商標已達到馳名程度，在相同類似商品上使用與馳名商標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商標，構成「惡意侵犯商標權」。此類侵權行為不同於對馳名商標在其他類別商品上的復制、摹仿或翻譯等侵權行為，對馳名商標的跨類保護，以及是否構成對馳名商標的復制、摹仿或翻譯，需要進行司法或行政程序上判斷。但基於馳名商標的知名度，在該商標賴以馳名一類商品上，使用與馳名商標相同，或者消費者很難區分的基本相同的商標，一般市場主體均可以判斷屬於商標侵權行為。因此，此類侵權行為明顯假借馳名商標的市場知名度和美譽度，圖謀不正當的商業利益，主觀惡意明顯，屬於「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理應對此類商標侵權行為適用懲罰性賠償。
上述三類僅是筆者基於自己理解的簡單列舉，無法涵蓋現實中全部的「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的情形。還需要結合案件具體情形，由法院作出就個案作出認定。
（二）確定懲罰倍數的參考因素
修改後的《商標法》確定了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懲罰性賠償比例，而如何確定具體的「倍數」，則應當參考與侵權有關的一系列因素。筆者認為，參考因素至少包括：1）侵權商標與被侵權商標的近似程度；2）被侵權商標的知名度；3）侵權行為的規模；4）侵權持續的時間；5）侵權的獲利情況；6）侵權人此前是否存在類似侵權行為；7）侵權人的財力。8）是否因本次侵權行為受到過行政或刑事處罰。
侵權商標與被侵權商標越近似，被侵權的商標知名度越高，說明侵權方攀附被侵權商標的心理越強。侵權規模越大，時間越長，獲利越豐厚，就更應加大賠償力度，嚇阻侵權方和其他可能的侵權方再次實施侵權行為。此前的侵權劣跡越多，說明主觀惡性越強，越應當提高賠償額，加大懲罰和威懾力度。而之所以要參考侵權方財力這一因素，其意在通過參考被告的財務狀況確定足以對其產生懲罰和威懾的賠償金，即如果被告財力雄厚，一般數額的賠償金對其無法產生威懾作用，需要特殊的增加懲罰性賠償金的數額。只有達到其財產一定比例的賠償或處罰，才能保證產生懲罰和威懾作用。
（三）懲罰性賠償適用的范圍
1、懲罰性賠償需要原告提出明確的訴訟請求。懲罰性賠償雖然帶有一定公法性質，但其本質上仍然屬於私法范疇，因此法院作出懲罰性賠償判決的前提之一是原告提出明確的訴訟請求。原告在訴訟請求中應當分別明確補償性賠償的數額及懲罰性賠償的數額，如果僅籠統的提出賠償數額，不應視為明確提出了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此外，為支持原告關於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原告需要提交相關證據證明被告侵權行為屬於「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且「情節嚴重」。
2、法定賠償不可附加懲罰性賠償。修改前後《商標法》關於法定賠償的規定，在酌定賠償數額時均需考慮「侵權行為的情節」，因此法定賠償已經帶有部分懲罰性賠償的性質。而修改後的《商標法》明確規定，只有實際損失、侵權獲利以及商標許可使用費的合理倍數三種方式確定的賠償數額，才可以適用懲罰性賠償，即明確將法定賠償排除在可以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范圍之外。法院在確定法定賠償數額時，參考了侵權方的「侵權情節」，最終確定的數額實際是補償性賠償和懲罰性的總和，無需再次提高數額。
3、因本次侵權行為已經受到行政處罰或是刑事處罰，不應再適用懲罰性賠償。行政和刑事處罰均是針對侵權方侵權行為的主觀惡性作出的，作用和對象於懲罰性賠償基本相同，如果在行政或刑事處罰後再次適用民事的懲罰性賠償，則存在重復懲罰的問題。因此，如果因同一侵權事實侵權方已經受到行政或刑事處罰的情況下，權利人在民事程序中僅可獲得補償性賠償，而不應再獲得懲罰性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