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國知識產權現狀及前景，求解!!
謹慎的樂抄觀。
知識產權在襲中國越來越受到重視，也越來越普及，畢竟起步很晚，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都是幾百年的歷史了，但是，真正要維護知識產權的尊嚴，體現知識產權的價值，還要依賴於嚴格的法治化社會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在法治化環境下培養而成的正確的價值觀，否則只能流於口號和運動，難以持續。
㈡ 知識產權保護在中國的現狀
隨著經濟的發展，隨著社會的進步，知識產權也需要注冊，真要是保也要受到保護的，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㈢ 知識產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以及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現狀及改善手段
對我國出口產品影響是巨大的，許多出口產品在海關那裡收到專利調查；保護力度還是不夠的，制度也不夠完善；
㈣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是什麼
從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和目標出發，當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仍然存在著諸多不可忽視的問題：
民眾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較為淡漠
知識產權文化強調知識是有價和有償的，對於知識創造者注重個性發揮，鼓勵獨立思考和自主創新。但當前我國公眾和企事業單位知識產權意識比較薄弱的狀況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扭轉。尊重他人知識產權、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和能力普遍缺乏。
我國重視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宣傳教育始於改革開放以後，更多的是倉促地應付外部和內部對盜版、假冒等侵權指責的形式性宣傳，缺乏理論上的支持。因此我國的立法進程與國民意識的提高存在脫節。在相當多的地區，公民對知識產權保護還普遍缺乏一種較為清晰的認識，「竊書不算偷」這樣的意識在民眾心目中還占據著「主流」的位置。另外，由於知識產品的特殊性，公民對這種無形財產歸屬與佔有的判斷，很難做到像對待有形財產那樣有一個直觀的感覺，所以許多人將日常生活中諸多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皆視為「合法」，甚至對政府打擊知識產權侵權的執法行為和法院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判決持懷疑態度。這也是為何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上不斷地加大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投入，而相當多的地區和領域侵權活動仍然有增無減的重要原因之一。
企業對知識產權保護仍缺乏足夠的重視
多數國內企業還沒有建立專業的知識產權工作機制，對國際規則的了解還比較貧乏，運用知識產權制度參與市場競爭尤其是國際市場競爭的准備和經驗不足。
在國際領域，跨國公司基於研發優勢，在我國申請大量專利，積極「跑馬圈地」，然後利用手中的專利大棒壓制、排斥和打擊我國企業。同時其利用對「標准化」的壟斷，實施不正當競爭，獲取超額利潤，中國許多企業因此頻頻陷入外國企業的知識產權「陷阱」。還有的企業缺乏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要麼沒有及時地將自己的創新性成果產業化，使自己的先進技術被他人低價收購並申請專利，要麼本身商標在國外企業被搶注，辛苦創造和積累的無形資產付諸流水。據統計，在過去的十幾年裡，中國企業已經將13萬項發明「奉獻」給了外國企業。而在國內，企業長期受「寧可仿製求生存，也不冒風險創新」觀念的影響，不強調自主創新能力的培養，不重視積累自主知識產權，僅僅靠「出大力，流大汗」，把力量和精力集中在打價格戰上，造成低水平重復建設。到最後在價格上無利可圖時，就很難擺脫被市場淘汰的厄運。
造成我國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淡薄也存在歷史原因。我國自清末以來所發展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基本上都是「強迫性學習」的產物。建國以後,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也使知識產權制度缺乏存在的環境。此外，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依靠國家權力機關的立法行為強制推行的結果，並沒有使我國企業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產生切身的體會和積極的要求。
知識產權保護立法與執法水平有待改進
首先，知識產權執法效果還不甚理想。知識產權執法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瓶頸和軟肋。我國現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處在一種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之下，在中央政府層面主管知識產權事務的機構有七八家，這直接導致了執法過程中效率和相互協調性的缺乏。另外，知識產權保護信息的公開、披露也無法實現及時和到位。為此，我國應該建立一個統一高效的知識產權行政機關。
其次，我國知識產權立法上存在較為嚴重的分散、沖突、缺乏統一性的問題。已有的《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也有著共性的內容。但是，由於各部法律實施的時間不同，因此它們在制定目標、司法和行政保護范圍和力度上存在著差異。同時，對於專利、商標、著作權之間的交叉問題應適用何種法律也沒有較為完善的具體規定。另外，由於高新技術不斷涌現，許多無形財產已經超出了原有知識產權法律保護所涵蓋的范圍。在這方面，我國立法尚顯滯後。
再次，我們對知識產權保護缺乏一個清晰的定位。目前關於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認識，存在著三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保護水平過高論、保護水平過低論和保護水平適中論。各方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共識。這種對定位存在的分歧，直接影響著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與執法，既不利於改善引進外資環境、提高引進外資質量，也不利於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配套技術的研發與產業化。
面臨國際競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亟須完善
在知識經濟時代，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說到底是知識產權的競爭，提前意識到這一點的發達國家不遺餘力地通過保護知識產權來維護其利益。知識產權已經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熱點所在。
美國在2005年4月底發布的中國知識產權「特別301評估報告」中，將中國放入了「重點觀察國家」，知識產權糾紛已經成為中美之間貿易發展的瓶頸。日本在華企業也已經成立了一個名為IPG的知識產權聯盟，其目的就是聯合起來，以知識產權戰略抑制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力。歐盟商會也在其2004年建議書中特別指出了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中存在的問題。與此同時，印度、越南等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在積極發展和完善它們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在人力資本上的優勢正在逐漸減少。倘若其他發展中國家擁有比中國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加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其投資與外貿環境可能吸引外商將目光從中國轉向他們。因此，中國在面臨發達國家壓力的同時，更要注意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力。
所以，我國要建立起完善的現代化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與制度，絕非一朝一夕之功。為實現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知識產權保護還任重道遠。
㈤ 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的現狀及歷史
近年來，隨著中國加入WTO及2008年北京奧運會，體育正在成為全社會的一個投資和消費熱點，尤其是體育用品行業。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提出的主題思想是：「給中國人一個機會」。而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申辦則成為中國國內企業向世界品牌沖刺的一個強有力的跳板。與此同時，國外的體育用品製造商也紛紛將目光投向了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巨大的中國市場，在這一形勢下，中國本國的體育用品製造商們如何利用自身的優勢資源，運籌帷幄以出奇制勝，根植於國土，立足於世界，就成為了一個十分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體育品牌的概念及其分類
1.體育品牌的概念
美國市場營銷協會對品牌的定義是：品牌是一種名稱、術語、標記、符號或設計，或是它們的組合運用，其目的是藉以辨認某個銷售者或某群銷售者的產品或服務，並使之同競爭對手的產品和服務區別開來。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品牌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承載著一定的精神內涵，並通過其載體（即某項產品或服務）體現出來，不同的品牌其內涵也各不相同，體育品牌由於承載著體育運動的精神和特點而自有其獨特的價值。
根據品牌的定義，按照筆者的理解，體育品牌是體育營銷意義上的以差別化為代表的體育商品個性和獨特賣點的標志，是活在消費者心目中的一種消費情結，是一個名稱、術語、符號、標記，或是這些因素的組合。體育品牌是企業和消費者共同創建的， 企業生產了產品， 通過一定的渠道， 將信息傳遞給消費者， 消費者在需求得到滿足之後， 對產品產生認同感， 進而同品牌建立良好的關系， 形成消費「忠誠」。 同時， 品牌在接受了消費者的檢驗後， 在以後長期的經營中不斷改進自己， 形成獨特的「品牌文化」， 最終形成「品牌」。
2.體育品牌的分類
從目前國內外體育營銷的實踐來看，體育品牌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體育核心產業品牌。體育核心產業包括競技表演業、健身娛樂業等，該產業形成的體育品牌包括體育賽事品牌、體育運動員品牌等。二是體育賽事品牌。體育賽事是體育運動的核心，最能夠展現體育運動的活力和魅力，也最能夠體現體育運動的精神和理念。三是體育運動員品牌。體育運動員是體育活動的參與者，是體育運動的核心，在體育活動中發揮主體性作用，正是他們將體育運動的魅力呈現給觀眾，讓人們感受到他們在運動場上拼搏的精神和堅強的意志，他們是力和美的化身，是體育理念的傳達者。四是體育支持產業品牌。體育支持產業包括體育用品、器材、服裝、場館等產業領域，該產業所形成的體育品牌包括體育用品品牌、體育設施品牌等；五是體育用品品牌。體育用品品牌，是指體育企業主體在市場競爭中創造出來的，得到社會公認的，與同類體育用品相比較，具有高知名度、高美譽度、高壽命、高效益、高價商標並名列前茅的產品。
二、我國體育品牌發展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分析
1.我國體育品牌發展的現狀分析
體育用品行業是體育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目前我國最先發展，歷史最為久遠，最為成熟的一個區域，也是體育產業中競爭最為激烈的一個行業。近幾年來我國的體育用品行業得到迅猛發展，全國居民用於體育用品的支出已經位於日常基本生活消費之外重要消費支出的第六位，全國體育用品行業總產值更是以每年493億元的規模增長，目前我國體育用品的年銷售額為300年～400億元。中國體育用品生產從地域分布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多集中在京津、滬閩、粵三地，尤其是福建和廣東地區，體育用品生產廠家更為密集。目前我國體育用品企業已超過400萬家，中國的體育市場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景象，國內自主體育品牌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2.我國體育品牌發展存在的問題
(1)我國的體育用品科技含量相對較低。我國體育用品企業大多生產技術落後，研發處於兼容並蓄的模仿階段，更缺乏專業運動領域的作為。在我國生產企業中，「重生產」、「輕研發」的現象還十分普遍，絕大多數企業沒有自己的研發隊伍，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缺乏把傳統產品不斷升級換代的前瞻意識，缺乏對國內外市場信息的掌握和未來走向的准確判斷。企業對產品研發的重視程度不夠，資金投入不足，直接導致生產出來的體育用品檔次、科技含量、產品附加值低，抗風險能力較差，不具備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因此，不利於我國體育品牌的長足發展。
(2)我國體育產品缺乏品牌文化。品牌文化就是指通過建立一種清晰的品牌定位，在品牌定位的基礎上，利用各種內外部傳播途徑形成受眾對品牌在精神上的高度認同，從而形成一種文化氛圍，通過這種文化氛圍形成很強的客戶忠誠度。這種忠誠度是將物質與精神高度合一的境界，人物合一是對品牌文化的總結。它代表了某一種人群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個性。品牌文化其實是一種價值觀、一種生活方式和習慣，它的魅力就在於它不僅僅提供給消費者產品或服務，而且幫助消費者去實現他們的夢想。我國體育品牌將文化作為品牌戰略切入點的企業較少，很少從高端理解品牌或者從文化的宏觀視角塑造品牌，所以說我國的體育品牌缺乏文化根基作支撐。
(3)市場發育較低，行業競爭不規范。近年來，市場的活躍對體育品牌的流通起到了積極作用，短時間內過多過濫的以盈利為目的的展銷活動造成了無序的競爭，也給大量質量低下的偽劣產品提供了生存的條件。
我國對體育品牌業的標准化工作由於種種原因一直處於滯後狀態。因此，必須通過經濟和法律的手段，加強技術等級標准審查、企業計量標准審查、企業質量管理審查等，限制那些檢測設備不完善、無標生產、缺乏有效的質量保證的產品投產和銷售。
三、我國體育品牌發展的戰略途徑
體育品牌戰略就是以市場為導向，樹立「名牌意識」，從產品的質量、科技、創新、營銷服務以及管理等多方面、全方位出發，由企業內部與外部多方面共同努力、配合，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產名優品牌體育用品。
1.注重品牌質量及產品創新
品牌質量包括品牌本身所代表的產品質量和品牌在消費者心目中感受的質量。品牌質量以產品質量為基礎，並擴展到消費者心中感受的質量。現在國內的品牌已經注意到這方面的發展，但是做的還遠遠不夠。
科技又是創新的基礎，每一個品牌產品都應具有其他產品所不具有的科技含量和技術訣竅。我國體育用品企業因為受到設備、資金、技術和管理的限制，更多強調的是低價位，而忽視了對產品技術的研發，尤其是一些技術含量較高的體育用品，如賽車、戶外用品等設備器材的開發和研製，產品的質量問題直接影響到了品牌在消費者心中感受到的質量。只有不斷使產品的技術含量提高，創造出企業自己的專利技術，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名牌才能永久名牌。
2.加強體育品牌文化
品牌知名度高並非代表品牌價值高，品牌的文化內涵才是品牌價值的核心資源，名牌的背後是文化，產品是暫時的，文化是永恆的，只有文化的，才是經典的。所以體育用品企業應重視品牌的文化含量，努力把文化、知識、智慧注入到品牌創建的所有過程中，豐富品牌的文化內涵，使品牌更具競爭力。我國的體育用品企業中還普遍處於起步階段，為此，借鑒國外知名體育用品品牌成熟的品牌文化理念和運作經驗，努力提高企業的文化創造力，用文化來創造品牌，用文化來創造品牌增值的價值，使品牌文化成為我國體育用品品牌成長的加速器，早日打造出我國的世界體育用品強勢品牌。
3.清晰市場定位及創造品牌個性
在目前眾多運動品牌雲集的情況下，就要細分市場，可以通過選擇不同的運動項目、鎖定高中低檔不同的消費階層、不同的區域市場等手段找准品牌定位。我國加入WTO，標志著我國體育用品品牌發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大的變化。因此，必須立足全球，放眼世界，在國際市場的大環境中運籌體育用品品牌的發展戰略。我國體育用品品牌首先就是要正確分析市場生存環境，明確品牌定位。我國的體育用品品牌普遍存在著品牌定位模糊不清的缺陷，如作為我國體育用品品牌龍頭老大的「李寧」，在品牌創建的12年間，除了上世紀90年代的急速膨脹期，「李寧」一直不能突破成長的上限，營業額停滯不前，已有的消費者並沒有重復購買產品，也沒有新的消費者加入。造成這個結果主要就是品牌定位不清晰的原因所致。要想在全球市場與世界知名體育用品品牌競爭，我國體育用品品牌必須在創建品牌之初就形成一個清晰明確的定位策略，在品牌創建過程中要清楚地將定位思想、理念和原則傳達給市場，提供足夠的營銷資源並保證定位準確。
體育品牌的成功營銷不但能帶動體育產業大發展，更能帶動國內生產總值的大力發展，體育品牌是一個新的營銷點，在我國具有巨大的可挖掘的潛力。怎樣正確認識中國體育品牌的發展走向,以及如何制定適合中國體育品牌的發展戰略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㈥ 中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有哪些利與弊
沒有強知識產權保護，中國的發明創作就永遠也搞不起來。
有的話，許多東西窮人就買不起了。
㈦ 中國知識產權法現狀及前景
「摘要」在經濟、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下，知識產權法因應時代之變遷，在其權利客體、權利歸屬、權利內容、權利限制、制度融合、國際合作等方面上，開始呈現出一些令人矚目的發展態勢，比如知識產權的客體逐漸遠離傳統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知識產權法激勵創造者的目標逐漸轉向激勵投資者，知識產權法在整體上有向無形財產法演進的趨勢，各國在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進程中的自主選擇性嚴重削弱等等。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 現代發展
藉助經濟、政治、科技等多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漸次誕生，茁壯成長，遂形成今日之規模。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時代背景，互聯網路、生物技術的科技浪潮，必將推動知識產權法因應形勢之需求，繼續向前發展。本文旨在從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脈絡，以揭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態勢。
一、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之初始，僅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其主幹。歷經歲月變遷，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對象（權利客體）日益延伸，漸成無形財產保護的主要法律表現。譬如商標法，早期僅保護商品商標，其後擴及服務商標，現在又延及地理標志和證明標記，似有將商業標識一網打盡的趨勢。隨著知識產權法的發展，知識產權的客體雖日益豐富，但也日益背離其傳統意義上的范圍和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即知識產品）的范圍傳統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創造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專利技術、文藝作品等；一是識別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商標、商號等。因此，知識產權的客體在傳統上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並非只要是具有無形性或非物質性特點的財產，就都能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來的知識產權立法，開始緩慢的動搖知識產品傳統上應具有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
如果留意著作權客體的悄然變化，即可感受到背離傳統的趨勢。早期著作權法在保護范圍上主要限於文學藝術作品，後來擴及到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顯然這些作品逐漸的遠離了文學藝術作品的內涵。至於保護計算機軟體，更是與文學藝術作品毫不相干。為此，中山信弘曾經指出：「著作物的范圍正在由純粹的藝術型或者學術性向著實用型、機能性方面擴展。」 可見，著作權法之客體范圍已然發生重大變革，但無論如何，這些客體尚能保持獨創性的特徵，只是獨創性的程度逐漸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連獨創性的特徵都拋棄了。1996年通過的《歐盟資料庫指令》，確立了一種新的知識產權「資料庫特殊權利」，賦予資料庫製作者以「摘錄權」和「再利用權」，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資料庫的全部或實質部分的內容。從此，在內容選擇和結構編排上沒有獨創性的資料庫，也可以得到這種新型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在傳統上，資料庫只有在選擇和編排上滿足獨創性的要求，才可按匯編作品給予著作權保護。知識產品的創造性特徵，由此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商標法上，識別性的特徵也日益弱化。證明商標的保護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證明商標是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原產地、原料、製造方法、質量、精確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記。在證明原產地時，證明商標尚能體現出些許識別性，但這種識別性是對商品的來源地區的識別，而不像一般商標那樣，是對商品的來源廠商的識別。可見，原產地證明商標已改變了識別性的內涵。至於僅僅是對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產地等特定品質起證明作用的證明商標，基本上沒有任何來源識別的功能。因此，證明商標動搖了商標權客體傳統上的識別性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的類似變化，在其他領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創造性比專利法上的創造性要求低得多。商業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經營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戶名單或進貨渠道，既與創造性無關，也與識別性無涉，但也能得到知識產權法的禮遇。
此外，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還觸動了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中的一些固有原則和觀念。比如生物技術的興起使發現與發明的界限變得模糊，「專利只能授予發明，不能授予發現」的傳統觀念遭到了挑戰。演算法、治療法不受專利保護的說法也有人質疑。 因此，傳統上被排除在知識產權保護之外的一些內容，可能也會逐漸聚集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傘下。
二、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目的之一在於激勵知識創新，知識產權因此歸屬於創造者，實屬當然。1791年法國專利法前言宣稱：「任何新的想法，其實現或者開發可以變為對社會有用的，主要應屬於構思出這種想法的人。如果認為工業發明不是發明人的財產，從實質上來說，那是違反人權的。」 而著作權歸屬作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經地義。法國和德國等堅持「作者權法」傳統的國家，曾堅持認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財產。 知識產權歸屬於知識產品的創造者，甚具倫理上的正當性，因而甚至被當作一種人權。
但是隨著知識產品的商業化生產，知識產權歸屬於創造者的原則，漸漸讓位於保護投資者的需要。對於發明的專利權，是屬於發明人還是屬於其僱主（投資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奧匈帝國的專利法，該法承認發明人對其發明有權獲得專利權的原則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務章程中另有規定的，專利權可以不歸屬於發明人。 後來各國陸續作出類似的規定，比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雇員在執行包含發明任務的僱傭合同過程中作出的發明，或者從事明確委託給他的研究、設計任務作出的發明，除合同另有利於雇員的規定外，都屬於僱主所有。我國《專利法》第6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在著作權法上同樣如此，美國從實用主義出發，為保護投資於創作的產業者利益，其僱傭作品制度直接規定僱主為作者。我國《著作權法》第11條第2款之規定與其幾乎類似，而第16條第2款則規定了職務作品的經濟權利由作者的受雇單位享有。知識產品的真正創造者在被剝奪了獲得知識產權的權利後，只能從其僱主（投資者）那裡獲得工資、獎勵等報酬。
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與知識產品生產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一方面，隨著技術成果的廣泛應用，文化事業的繁榮昌盛，知識產品的商業價值日益凸現，因而知識產品的商業投資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單靠個人自身的創造性發揮，已難以適應社會對知識產品的巨大需求。因此，從事知識產品生產的企業應運而生。投資者開辦企業，僱傭職員，有組織的從事技術開發、作品創作。知識產品的現代生產方式，逐漸從個性創造向投資創造轉變。在知識產品的生產中，創造者的人格及個性成分漸少，而經濟投資的成分漸多。由於投資者對知識產品的生產，發揮了組織作用，注入了巨額資金，承擔著高度風險，因此法律將知識產權的歸屬從創造者手中移交給投資者，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否則會減少知識產品生產上的投資，而在現代社會，如果不在巨額資金保障下從事有組織的生產，許多發明、軟體、電影等知識產品將難以面世。
從激勵創造者轉而激勵投資者，似乎成了知識產權法的一個方向。法律通過激勵投資者，促進知識產品的商業生產；而投資者通過支付報酬，激勵其雇員從事知識產品的創造。因此，隨著知識產品生產的日益商業化，知識產權將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投資者在手中。歐盟對於資料庫保護的立法發展，更是鮮明的表現出保護投資者的趨勢，因為對非獨創性的資料庫提供特殊權利保護，目的在於保護資料庫製作者收回投資和贏得利潤，幾乎沒有激勵創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
在經濟、政治和科技的推動下，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日益豐富，一面通過頒布新法，增加權利種類，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一面通過調整舊法，增加新的權項。比如專利法上增加了許諾銷售權；著作權法上增加了信息網路傳播權、禁止規避技術保護措施權等。同時，知識產權的權利內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標權的保護范圍擴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惡意使用他人的注冊商標，尤其是著名的商標；作品的復制權也延及到將作品數字化的權利。下面茲從兩個方面觀察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趨勢。
從具體的知識產權法上看，商標權、著作權等各種知識產權類型開始從板塊保護模式發展到網路保護模式，其表現主要集中在權利沖突的解決上。由於知識產權客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識產品往往可以成為多種知識產權的客體。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標、商號、域名等多種商業標識；一幅圖案可以同時作為著作權、商標權、外觀設計專利權之客體。既然如此，當同一知識產品上存在多個知識產權，而權利人又並不一致時，權利沖突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知識產權法通過誠實信用、保護在先權利、禁止權利濫用等原則加以協調。由此，著作權人有權制止他人在商標上使用其圖形作品，盡管在商標上利用作品只是彰顯商標的識別性，與著作權法上的一般侵權行為有天淵之別。而商標權的保護，不僅在商號領域繼續得到鞏固，而且已經擴張到域名之上。商標權人不僅有權禁止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而且有權阻止他人不當的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號或域名。可見，各種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再局限於自身原有的保護空間，而是擴張到了其他權利的保護空間。商標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在各自相對獨立的板塊保護模式的基礎上，逐漸發生權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牽連、相互影響的網路保護模式。
從整體的知識產權法來看，知識產權的觸角越伸越遠，逐漸背離了其原有的范圍，有向無形財產法滲透的趨勢。前已述及，知識產權的客體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而這些特徵逐漸被揚棄。知識產權法在保護投資回報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目標下，開始延伸到資料庫、證明商標等創造性和識別性極弱的客體上。某種程度上，知識產權似乎漸漸的泛化到無形的財產之上，而不論其是否有創造性或者識別性。縱覽知識產權現有的保護范圍，與知識產權法誕生之初相比，可謂面目全非，除了無形性之外，幾乎難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徵。長此以往，知識產權法也許面臨著自我解構的困境，當知識產權法客體的創造性或識別性越來越淡化，知識產權法或許就真正成了規范「無形財產」，而非「智力成果、商業標識」的法律，從而對稱於規范有形財產之物權法，並肩而立，相互呼應。
四、知識產權法在權利限制上的發展
由於知識產品上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社會利益，所以知識產權法在其發展歷程中，似乎從來沒有忘記給予社會公眾以適當的照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知識產權法始終以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保持恰當的利益平衡為其使命，這在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上，體現得較為明顯。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同時，為了增進社會公益，知識產權法對於知識產權設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賴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還設計了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具體制度，著作權合理使用、專利強制許可即其典型。近年來，令人關注的是在知識產權權利行使限制上的新進展。
知識產權作為完整意義上的私權，其行使本應遵循權利人之意願。但知識產權關涉社會利益甚巨，為防止權利人壟斷其權利，不適當的侵害或減損社會利益，法律不得已強行干涉權利人的意願自由，在一定條件下，准許第三人在支付適當報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經其許可即能利用其知識產品，從而增進社會利益。當今之世，知識產權已成人們追逐之新寵，企業競爭之手段。權利人以知識產權為武器，處處劃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彷彿一舉手就觸到知識產權的高壓線，一抬足就陷進專利權的地雷陣。同時，知識產權種類和內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劇了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矛盾。為此，重新調整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尤其是在權利行使上）顯得更為迫切，更為必要。
隨著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權保護的日益強化，負面影響也如影形隨，比如專利權與社會倫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權等已產生碰撞和沖突。2001年底，在卡達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代表就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問題進行了三天的談判，最終達成了《關於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確了WTO成員政府採取措施維護公共健康的主權權利，尤其是明確了TRIPS協議中可以用於保護公共健康對抗知識產權專有權利的彈性條款。 以使得深受愛滋病、結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機困擾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有權頒布醫葯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北歐國家近年來興起的「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已經超越了對著作權行使的傳統限制。通常情況下，集體管理組織僅能管理會員（即向其授權的著作權人）的作品。但在北歐國家，集體管理組織在法律特別規定的范圍內也能管理非會員的作品，此即為「延伸性集體管理」或曰「擴展性集體管理」。例如就「影印復制權」而言，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授權影印復制機構有權復制不在該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下的特定種類的作品。 由於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數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幾無可能去逐個取得權利人之許可，因此延伸性集體管理的目的在於為使用人取得授權許可提供方便。法律為促進作品的廣泛傳播，專為使用人設計了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極大的限制了著作權之行使，因為此時的著作權人已喪失了對作品的許可自由。
在作品的網路傳播上，有學者更是主張直接適用法定許可的規定， 無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只是必須支付適當的報酬，甚至連集體管理組織這個中介都跳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路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也支持此點。 此時的著作權似乎已弱化成一種純粹的報酬請求權。可見，在知識產權（尤其是對其權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識產權法有向社會公眾傾斜的態勢，目的在於促進知識產品的推廣使用。
五、知識產權法在制度整合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變遷一般是圍繞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的調整或修正而展開。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此種僅局限於自身范圍的調整或修正，已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比如各國的立法實踐表明，計算機軟體的保護處於傳統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交接地帶上。因此，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知識產權法需要相互溝通，相互融合，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知識產權保護形勢。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深刻的表現出了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綜合和交叉。著作權法或專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決布圖設計的保護上往往捉襟見肘。比如，若採用著作權法，由於布圖設計更新換代較快，著作權法過長的保護期不利於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若採用專利法，由於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光刻線條的不斷減小和集成規模的不斷提高，故難以達到專利法所要求的創造性高度。因此，各國紛紛採用專門立法的保護方式，既可以借鑒著作權法的經驗，也可以吸取專利法的慣例，同時又適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的需要。《歐盟資料庫指令》對資料庫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著作權法與競爭法的融合。資料庫製作者享有的「資料庫特殊權利」，其實正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此前對資料庫的保護內容。
可見，單獨的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面對新出現的保護對象，往往無能為力，或者勉為其難；因而需要整合各種知識產權法的優勢，設計出新的知識產權制度。或者以一種制度為主，參酌其他制度之優勢；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長，揉為一體。於是，著作權與工業產權，特別是與專利權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而開始模糊不清。
1992年頒布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知識產權制度設計上開創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紀元。自此，知識產權法的整體性融合，亦即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趨勢，開始在全球蔓延。《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迅速跟進，成為世界上第二部知識產權法典。相比於具體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獨特的意義所在：一方面，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層次將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會更加嚴格，利益斟酌將更加客觀理性，有助於提高立法的質量，限制行政權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於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如果將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置於統一的法典中通盤考慮，必將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門的局限性與部門的利益化傾向，而且有利於消除知識產權之間的權利沖突，形成內在和諧的規范體系，進而加強知識產權制度的科學化。
六、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發展
1873年，奧地利邀請各國參加國際博覽會，但各國都拒絕參加，其原因在於擔心展覽的技術得不到保護。正是以此為動機，知識產權的國際合作開始醞釀，最終在1883年誕生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成為知識產權法國際合作成果的典範。在知識產權法100多年來的國際合作中，作為其成果體現的國際條約不斷涌現，日漸細密，其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也不斷提高。目前向全球開放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將近30個，幾乎涉及知識產權各個領域，包括發明、實用新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商業秘密、商標、商號、原產地名稱、作品、印刷字體、科學發現、奧林匹克會徽等。
近年來，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因此得到進一步強化。除了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保護水平繼續通過國際條約進行協調外，最令人矚目的是，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尤其是在國際條約的加入上，從自主性漸漸走向了強制性。本來，主權國家是否加入某一國際條約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但是，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TO）介入知識產權領域，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相勾連，使得各國在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上的自主性嚴重削弱。因為一旦加入WTO，就必須無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在內的一攬子協議，而值此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加入WTO幾乎是必須的選擇。
以TRIPS協議為標志，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加速了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全球趨同化進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其著例。1989年締結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僅有一個國家簽署，因而生效本是遙遙無期。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35條規定：「全體成員同意，依照《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第2條至第7條（其中第6條第3款除外）、第12條及第16條第3款，為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提供保護。」並未生效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個國家得到了實際的執行。無論此前對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不予保護的國家，還是對其保護水平較低的國家，都得按照TRIPS協議的最低要求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由此可見，TRIPS協議加速了各國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保護水平上趨向一致的進程。
由於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的結果是提高了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於發達國家，其知識產權更能得到有力的保護；但對於發展中國家，因其知識產權上的弱勢狀態，經濟利益必將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限制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去追求促進本國經濟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國際條約的修改和制定中，發達國家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國際條約中，而且因其經濟強權的壓力，往往得以成功。隨著國際條約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上的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上的不斷提高，各成員國的立法空間就相應的受到擠壓，比如TRIPS協議把觸角伸進了知識產權國內執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臨時措施和邊境措施等，而在過去這一領域被視為國內立法問題。所以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和知識產權力量，與其說是在削弱國內法的效力和強制力，毋寧說是在通過另一種或更為基本的方式上對國家主權構成了挑戰。」 因此，對於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新進展，應當保持足夠的警惕。
從上面簡單的梳理中，可以發現知識產權法在各個方面都緩慢的發生著變遷。觀察知識產權法的現代發展趨勢，一方面，旨在根據情勢變遷，妥善安排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設計，以適應社會發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時發現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跡象，進而竭力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平和利益沖突，維持利益平衡。
㈧ 知識產權保護在中國目前的情況
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抄已取得長足襲進步，但仍存在侵權賠償標准低等問題。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目前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與社會各界的期待相比，確實還存在一定差距。具體而言，包括：
嚴保護的法律體系尚不完善，新領域新業態發展不斷對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建設提出新的挑戰。
大保護的工作體系尚不健全，現有組織協調平台和機制的作用未充分發揮，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不暢，仲裁調解、行業自律、社會監督協同不夠。
快保護的工作鏈條尚未打通，行政確權、糾紛受理、仲裁調解、行政執法、司法審判等環節之間缺乏高效快速銜接機制。
相關部門應對國際知識產權糾紛的協同作用還有待加強。
另外，社會公眾、權利人均對侵權現象嚴重程度、侵權救濟的及時性有效性、侵權賠償的足額性等指標還有很多不滿意的評價。
實際保護效果與社會期待之間還存在一定差距，各界對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呼聲依然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