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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2010年知識產權案件數量

發布時間:2021-10-12 07:05:50

A. 2010年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的專利申請量有多少

知識產權局:我國年專利申請首次突破百萬件
來源:中國政府網 2010年12月01日17:08截至11月18日,國家知識產權局2010年累計受理專利申請100.0925萬件,實現年度專利申請受理量首次超過100萬件。其中,發明專利申請為32.3266萬件,占總量的32.3%;實用新型專利申請33.7659萬件,占總量的33.7%;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為34萬件,占總量的34%。

據介紹,從國家知識產權局歷年受理的專利申請量來看,1996年首次突破10萬件,2001年超過20萬件,2006年跨過50萬件門檻,2010年邁上100萬件的新台階,大體呈現5年翻一番的高增長趨勢。

國家知識產權局規劃發展司相關負責人表示,專利申請量快速增長的態勢表明,伴隨我國經濟總量的不斷增長、科技投入的明顯增長、創新活動的空前活躍,專利事業也隨之快速發展。同時,在專利申請量大增的背後也反映出一些問題。從質量上看,在高新技術以及核心技術領域的國內專利申請,與發達國家以及國外跨國公司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從審批能力上看,日益增長的申請量與相對有限的審查資源增長之間的矛盾逐步顯現。該負責人建議,「十二五」期間,應充分發揮專利制度激勵和保護創新的基礎性作用,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強有力支撐。來源知識產權局網站)

B. 數據顯示,十年字體侵權案數量翻了一百倍,這其中的因素有哪些

文字是我們日常時時刻刻都是需要用到的一個生產工具,基本上每個人生活中都會需要用到文字,而文字字體作為主要的一個傳播媒介,不同的字體也會有不同的效果。隨著現在網路經濟的逐漸發展,自媒體等行業對於文字的使用也非常的高頻率,但是很多人都並不知道字體也是有版權的,很多人並不清楚字體的版權情況下就會使用,因為網上也有很多字體來源並不非常清楚,這樣子很容易牽扯進一些版權相關的問題里。反而是本來想省錢,最終卻因為版權問題而造成了更大的損失。

第3個原因是一些字體使用軟體的提示也是不到位的。如果相關的字體能夠在使用的時候就有提醒,這個字體是需要授權或者需要去下載正版的,很多人也就會逐漸意識到自己也是需要付費的,那麼在潛移默化過程中,對於字體的知識產權也會更加尊重。所以相關字體的下載以及使用軟體都需要進行更多的更新換代,更多的提醒自己使用的人這個字體是需要授權,或者說如果商用的話需要付費的。

字體的版權意識增加和改善字體侵權事件的發生需要很多方面的共同努力,無論是字體創造者還是字體的使用者,以及字體的展示活動公司,以及自己的宣傳公司等,都需要注意宣傳這些知識,多多的宣傳字體侵權相關的法律知識,也能幫助很多人了解這方面的法律問題,以及在使用過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項。


C. 中一知識產權歷史申請過多少案件

截止2020年,中一知識產權好像累計代理專利案件近10萬件,代理的專利曾獲中國專利金獎6項、中國專利銀獎2項、中國專利優秀獎28項、廣東專利金獎7項、廣東專利優秀獎7項、深圳市專利獎20項……屬於量少質優型的吧~

D. 中國知識產權年鑒的中國知識產權年鑒(2004)

作者:田力普 主編
出版社:知識產權出版社
ISBN:7801980778
印次:1
紙張:膠版紙 出版日期:2004-11-1
字數:1470000
版次:1
定價:160元 一、本期文字由「領導講話」、「特約文章」、「概況」、「大事記」、「新聞百條」、「統計資料」、「專利獎項」、「先進人物」、「法律、法規、規章及司法解釋」、「典型案例」、「名錄」、「出版物」、「索引」十二部分組成。
二「領導講話」刊登的是2003年中,國家領導人、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家工商總局、最高人民法院領導,有關知識產權問題的重要講話。
三「特約文章」部分,是由知識產權界有關領導、專家、學者,對去年發生的一些重大及熱點問題,發表的觀點和論述。
四「概況」一欄,全面報道了我國知識產權界專利、商標、版權、植物新品種保護、司法保護工作情況及我國知識產權界社團活動情況。
五「大事記」中,記錄了2003年我國專利、商示、版權、植物新品種等的行政和司法保護的重大事件。
六新聞百條」為新設欄目,內容摘自知識產權相關報刊,記載的大多是有代表性的事伯,其中大部分為首次發生的事件。
七「統計資料」收集了專利、商標、版權、植物新品種等的行政和司法保護的重要統計數據。
八、「專利獎項、先進人物」刊登了2003年第八屆中國專利金獎項目簡介、國家版權局2003年先進集體及先進個人。
九、「法律、法規、規章及司法解釋」欄目刊登的是2003年公布和新修訂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規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和專家對新修訂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評析。
十、「典型案例」分為知識產權司法案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復審案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商標評審案例、國家版權局行政執法案例、全國知識產權社團及其代理機構代理案例、各地專利與商標得政執法案例、商標行政管理機構執法案例及評析、地方知識產權案例等。
十一、「名錄」刊登了全國和地方知識產權行政主管部門體改後的機構通訊錄。
十二、「出版物」欄目刊登的知識產權類新書目,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在版編目中心提供,2003年出版的新書。
十三、「索引」是為了便於讀者查尋書中詳細案例及圖表,由編輯製作的檢索工具。案例可按漢語拼音檢索,圖表按時間順序檢索。 領導講話
認清形勢 明確任務 大力推進實施知識產權戰略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商標工作新局面
深入學習貫徹十六大精神全面開創版權保護工作新局面
在全國法院專利審判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深入貫徹十六大精神,努力實踐三個代表,全面開創科技法制建設和知識產權工作新局面
特約文章
中國經濟市場化的進程與中國商標事業的發展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促進版權產業發展
人民法院對網路環境下著作權的司法保護
我國農業植物新品種保護現狀及發展對策
淺談抗「非典」斗爭中的專利保護
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的立法現狀
直面專利戰 應對專利戰
充分運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企業知識產權
對我國知識產權戰略的思考
論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對中國農業的影響
概況
全國知識產權工作概況
專利工作
商標工作
商標評審工作
版權工作
司法工作
農業植物新品種保護
林業植物新品種保護工作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申請登記公告
全國知識產權社團工作
地方知識產權工作概況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內蒙古自治區
遼寧省
吉林省
黑龍江省
上海市
江蘇省
浙江省
湖南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東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廣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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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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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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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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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
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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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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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國家知識產權局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
國家版權局
最高人民法院
農業部
國家林業局
外經貿知識產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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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利申請
二、專利授權
三、專利執法
四、專利申請量排序
商標
一、商標申請與注冊
二、商標評審案件
三、商標行政執法案件
版權
一、版權行政管理
二、版權行政執法
三、版權登記
四、版權貿易
農業植物新品種
知識產權司法
一、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三庭審理知識產權案件情況
二、全國地方法院審理知識產權案件情況
三、知識產權案件
專利獎項、先進人物
中國專利金獎
版權先進人物
法律、法規、規章及司法解釋
一、法律、法規、規章
二、地方規章
三、司法解釋
四、評析
典型案例
名錄
知識產權出版物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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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10年來國內字體侵權案數量翻了超過100倍,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

10年來國內字體侵權案數量翻了超過100倍,因為現在有很多的人都在用著字體,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現象。這些些時間來才會出現多了超過100,多倍,從中我可以考慮到一個非常現實的因素,加入字體,現在在我們平常日常的生活中,不管是小學生也好,還是高中生,大學生以及工作的一些人們,她每天都在接觸的各式各樣的文字,第二個現在人都會做一個ppt,或者一些wps,要麼就是表格,要麼就是文件文檔啊之類的都可以創建一個東西,

F. 10年字體侵權案數量翻了100倍,這說明了哪些問題

文字作為最基礎的“生產工具”,每天都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自媒體、賣家、小企業等的商品廣告中,字體作為主要的媒介向大眾傳遞信息。但很多非行業內的人員並不了解字體也是存在版權的,有些人在不清楚自己使用的字體是否授權店額情況下就使用了,這種情況很有可能會引來侵權風險,造成生意損失。數據顯示,10年來國內字體侵權相關案件數量翻了100倍,每年因此產生的費用或達億元。遭遇侵權問題的電商賣家一款字體平均賠償4500元,數萬網店主、內容創業者因“不經意”的侵權而蒙受損失。那麼造成這類的這數據增長的原因是什麼呢?

同時行業也可以向社會多釋放一些字體侵權的案例,通過這種方式讓大眾了解到字體侵權這件事。

G. 侵犯知識產權案件怎麼看數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於2004年12月8日頒布(自2004年12月22日起施行)《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其中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認定的數額標准作了較為明確的規定。筆者在此結合該《解釋》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問題加以研究。
一、數額在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作用
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犯罪數額作為大多數犯罪的構成要件,是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本質的最明顯、最普遍的表現和定型化。它與其他構成要件一起,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定罪與量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即使在那些犯罪數額沒有規定為構成要件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犯罪數額也屬於定罪或量刑時需考慮的主要情節,並對定罪量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就我國現行刑法分析,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條文規定一般均直接或間接地將犯罪數額作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定罪量刑的依據,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數額是區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與民事侵權行為的重要根據
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許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構成都是以一定量的數額作為起點的,即只有當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達到一定量時,才能構成犯罪,否則就不能認定為犯罪,而只能作為民事侵權行為處理。
首先,刑法明文規定一定量的數額是構成某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必備條件。例如,《刑法》第214條(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第217條(侵犯著作權罪)以及第218條(銷售侵權復製品罪)等條文中,均明確規定「銷售金額數額較大」、「違法所得數額較大」、「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構成要件。也即行為人的行為只有在侵犯知識產權的相關數額達到「較大」或「巨大」的情況下,才構成犯罪並適用刑法有關條文中所規定的刑種和刑度。
其次,一定量的數額是衡量某些以「情節嚴重」、「造成重大損失」等為構成要件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主要根據。我們看到,我國刑法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中,有些條文雖未明文規定一定量的數額是構成犯罪的必備條件,但卻明文規定「情節嚴重」或「造成重大損失」等內容為某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構成要件。例如,《刑法》第213條(假冒注冊商標罪)、第215條(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第216條(假冒專利罪)以及第219條(侵犯商業秘密罪)等條文中,均明確規定「情節嚴重」或「造成重大損失」等內容,並把這些因素作為這些罪的構成要件。由於這些犯罪一般均涉及到數額,因而,認定相關行為的「情節」、「損失」之程度,從立法精神到司法實踐都應該(或實際上)是以一定量的犯罪數額作為起點的。也正是由於這一點,筆者認為,犯罪的數額同樣也對這些沒有明文規定「數額」要求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與民事侵權行為的界定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二)數額是衡量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罪重和罪輕的主要標志
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大小,與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是成正比的。一般而言,數額大的,危害嚴重;數額小的,危害較輕。我國刑法不僅把一定量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作為區分罪與非罪的重要根據,而且還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大小作為劃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罪重和罪輕的一個主要標志,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數額對確定適用刑罰檔次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國刑法中(除對銷售侵權復製品罪只規定「數額巨大」一個檔次外)一般把一些明確規定數額要求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之數額分成二個檔次,即銷售或違法所得「數額較大」和「數額巨大」,並相應規定應當適用不同的刑罰檔次。對一些沒有明確規定數額要求而只規定情節或後果要求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我國刑法中(除對假冒專利罪只規定「情節嚴重」一個檔次外)一般也分成二個檔次,即「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或者「造成重大損失」和「造成特別嚴重的後果」,並相應規定應當適用不同的刑罰檔次。同時,相關的司法解釋對於何為「情節嚴重」,何為「情節特別嚴重」,以及何為「造成特別嚴重的後果」主要從數額上作出不同的規定,以利於司法實踐在認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可以正確地適用不同的刑罰檔次。
其次,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數額對選擇具體刑罰具有重要作用。眾所周知,我國刑法中的法定刑規定主要是採用相對確定刑的標准,也即刑法對各種具體犯罪行為所規定的相應刑罰標准並非絕對確定,而是有著一定幅度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寬幅性的數額檔次與寬幅性的刑罰標準是相對應的。換言之,隨著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在一定檔次范圍內的變化,刑罰的輕重也就相應地在一定刑罰標準的幅度內浮動。如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剛剛到達某個數額檔次的起點,處刑就在與之相適應的刑罰標准幅度內從輕,反之,如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已經接近某個數額檔次的終點,處刑則應在與之相適應的刑罰標准幅度內從重。如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突破了該數額檔次的極限,刑罰就隨之升格。據調查,目前司法實踐中,有些司法機關在法律、法規規定的數額檔次和刑罰檔次內,給每個單位數額(例如千元或萬元)規定確定刑罰的標准。筆者認為,盡管這些做法有可以探討之處,但在結合考慮其他情節的前提下,對定量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確定相應定量的刑種和刑度,無疑對量刑科學化和規范化具有推進作用。
當然,盡管數額在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這是否意味著數額是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定罪量刑中的絕對或唯一標准呢?對此,理論上有完全不同的觀點。有人主張「唯數額論」,認為對於刑法規定數額為構成要件的犯罪,犯罪數額能夠直接反映和決定其社會危害程度,是決定罪與非罪的一個絕對標准。而反對者則認為,犯罪數額雖然是區分罪與非罪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其社會危害性和是否構成犯罪的唯一的因素和絕對的標准。①有學者指出,「刑法將某些定量因素要件化或者將某些要件定量化,並不表明具備這些要件的行為就一定達到了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程度。其是否構成犯罪,仍然要受到犯罪構成『情節要求』的限制。如數額犯中,犯罪數額雖已達到定罪的數額標准,但綜合其他情節,屬於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也不能認定為犯罪。」②因此,從立法的科學性上考慮,在刑法分則條文中單獨規定數額作為犯罪構成的必要要件是不妥的。③對於上述兩種觀點,筆者贊成後一種觀點。在涉及到數額的犯罪中,無論刑法是否將犯罪數額規定為構成要件,其始終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犯罪是復雜多變的,而影響犯罪社會危害性程度的主客觀因素也必然是多種多樣的。即使在犯罪數額是構成要件的犯罪中,犯罪數額也不能完全准確地反映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從而成為定罪的唯一和絕對的標准。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仍然要考慮其他多種情節因素。同樣,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犯罪數額只是眾多犯罪情節中的一個重要情節,而絕不是全部。我們不能不重視犯罪數額在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因為,畢竟在其他情節相同的情況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涉及的犯罪數額越大,社會危害性也越大,反之亦然。但是我們也不能「唯數額論」,而片面地認為認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只看數額,而不必看其他犯罪情節,這是因為在有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不僅體現在犯罪的數額上,而且還體現在其他情節之中。
當然,現在我們欣喜地看到,不「唯數額論」這一點已經在我國刑法規定和司法實踐中有所體現。例如,刑法在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中,並沒有完全將犯罪數額作為所有犯罪的構成要件,有些犯罪的構成要件中只規定「情節嚴重」、「造成重大損失」等內容,盡管這些情節主要是由數額決定的,但是,實際上仍存在著除數額以外的其他內容。又例如,「兩高」的上述《解釋》在規定了相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構成中的數額的同時,還專門把「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其他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等作為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標准,從而體現了數額在認定有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時並非唯一標準的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比較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中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規定,我們不難發現,「兩高」的《解釋》對此作了一定的調整,其中大多數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標准均作了降低規定,例如,原來規定個人假冒他人注冊商標,非法經營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即可追訴;而新的解釋則規定,個人假冒他人注冊商標,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的,即構成犯罪。由此可見,對於大多數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認定,新標准只有原標準的二分之一,「兩高」的《解釋》明顯擴大了認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范圍,從而加大了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力度。
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分類
由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數額是一個內容十分豐富的概念,我們可依照刑法以及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進行以下分類:
1·以非法經營數額作為數額標准。現行刑法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並沒有非法經營數額這一提法,所謂非法經營數額均是由相關的司法解釋所使用的術語。例如,「兩高」的《解釋》中明確將非法經營數額作為假冒注冊商標罪、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假冒專利罪、侵犯著作權罪等犯罪的認定標准之一。之所以將非法經營數額作為認定某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標准,主要是因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集中表現為侵權的量,而侵權的量又集中表現在相關非法經營數額上。
理論上一般認為,所謂非法經營數額,是指行為人在實施相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所涉及的侵權產品的總數額。根據「兩高」《解釋》規定,非法經營數額是指行為人在實施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過程中,製造、儲存、運輸、銷售侵權產品的價值。對於這里所指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是否包括為造假、賣假而投入的成本?理論和實踐中意見還不很統一。有人認為,一些侵權者為造假、賣假而投入的機器設備、支付的房租和造假人員的工資等,也應當計入非法經營數額。④有人則認為,對於這些投入一般不宜認定為非法經營數額,因為這些數額在實踐中難以計算,在沒有查到侵權產品的情況下,也很難認定這些投入就是為了造假或賣假所用。但是,如果確有證據證明這些投入專門是為了造假或賣假所用的,可以作為非法經營數額的一個情節認定。⑤
筆者認為,為造假、賣假而投入的機器設備、支付的房租和造假人員的工資等投入不應該計算在非法經營數額之中,理由是:首先,非法經營數額實際上集中體現在侵權產品的價值之中,而按照「兩高」《解釋》規定,已銷售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實際銷售的價格計算。製造、儲存、運輸和未銷售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標價或者已經查清的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侵權產品沒有標價或者無法查清其實際銷售價格的,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由於在經營過程中相關的投入實際上已經體現在侵權產品的價值之中,如果再將這些投入計入非法經營數額,就可能出現重復計算的問題。其次,要正確計算這些投入也確非易事,特別是這種計算對證據的要求太高,在很多情況下較難證明相關的投入就是專門用於造假、賣假的。再次,侵犯知識產權犯罪過程中的很多投入並非作為一次性侵權產品的成本,例如,設備可以用很長時間,如果要作計算,實際上還存在折舊的問題,更何況有些東西還無法折舊。因此,如果要將這些投入計算在非法經營數額中太復雜,必然會給司法實踐的認定帶來困難。
在計算非法經營數額時,是否應該考慮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理論和實踐中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侵權產品銷售了多少,實際上對權利人造成的市場損失就是多少,因而應當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計算非法經營數額。⑥這一觀點顯然沒有被「兩高」的《解釋》所採納,按照「兩高」《解釋》規定,非法經營數額一般均應該按照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價格」或「標價」或「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只有在侵權產品沒有標價或者無法查清其實際銷售價格的,才能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筆者認為,「兩高」《解釋》中所採用的計算非法經營數額的標準是比較科學和正確的。因為,以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作為計算非法經營數額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首先,盡管在通常情況下,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給權利人所造成的損害程度,但並不能真實反映行為人的非法經營中的實際銷售價格,因為實際銷售價格一般都遠遠低於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其次,侵權產品的銷售量並非一定與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份額有聯系或相對應。也即在市場上侵權產品有時確實會擠佔一些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份額,但兩者在數量上不會是等同的,因為有許多人並非不買假貨,就一定會買真貨,特別是在假貨的價格與真貨的價格相差懸殊時,有些人甚至還會因為假貨便宜而故意買假貨,如果沒有假貨,也可能不買真貨。所以侵權產品的銷售量與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份額不能等量齊觀。
2·以銷售金額作為數額標准。這主要體現在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中。刑法明確將「銷售金額數額較大」作為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的構成要件;而《解釋》第2條則規定,銷售金額在25萬元以上的,屬於數額較大。根據《解釋》第9條規定,這里所指的「銷售金額」,是指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後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筆者認為,對於「銷售金額」的把握,應注意以下幾點:首先,銷售金額只存在於已經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中,如果相關的商品還沒有銷售,則不存在所謂銷售金額,因而也不存在數額較大而構成犯罪的情況。就此而言,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不存在有所謂未遂問題,因為,銷售金額是本罪的一個構成要件,沒有銷售金額就不能構成犯罪。其次,其中的「所得」是指行為人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後實際所獲得的違法收入的情況;而其中的「應得」則是指行為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後尚未實際收到貨款的情況。
3·以違法所得數額作為數額標准。這在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侵犯著作權罪、銷售侵權復製品罪的刑法規定中已有體現,刑法分別將「違法所得數額較大」和「違法所得數額巨大」作為構成兩罪的數額標准。應該看到,「兩高」《解釋》對於假冒注冊商標罪、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假冒專利罪等構成情節的解釋中,均把違法所得數額作為衡量是否「情節嚴重」或「情節特別嚴重」的標准。需要注意的是,「兩高」的《解釋》中並沒有將「違法所得數額」獨立規定為定罪的數額標准,一般均同時規定「違法所得數額」與「非法經營數額」兩種數額,以供司法實踐中選擇適用。也即行為人在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無論是非法經營數額還是違法所得數額均屬於選擇數額,只要其中有一種數額達到標准即可構成犯罪。
司法實踐中對於何為「違法所得數額」,頗有爭議,認識很不一致。例如,1993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立案標準的規定》中把「違法所得數額」理解為「銷售收入」,即將違法所得數額與銷售金額等同。上述「兩高」《解釋》則並未對「違法所得數額」的含義作出解釋。理論上通常認為,所謂違法所得數額實際上就是非法獲利數額。因為既然是違法所得,當然就是其侵權活動後的投入與產出之比,行為人實際獲利了多少,才是非法所得數額。筆者認為,違法所得數額與銷售金額不是同一概念,違法所得數額理應理解為實際獲利(即扣除成本後的盈利部分)的數額;而銷售金額則是指銷售貨物後實際所獲得的收入。兩者不能等同,在通常的情況下,銷售金額肯定要比違法所得數額大。由於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認定中沒有把違法所得數額作為唯一的標准,因此,這種對違法所得數額的理解不會有什麼問題。因為,即使出現行為人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非法經營數額巨大但沒有獲利的案件、侵權產品沒有銷售出去的案件、銷售出去後無法計算利潤的案件等,我們仍然可以按照非法經營數額認定犯罪,而不至於出現沒有標準的情況。
4·以犯罪行為直接涉及的物件數量作為數額標准。這主要體現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中。例如,《解釋》第3條明確規定,偽造、擅自製造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數量在2萬件以上的,即屬於「情節嚴重」;而數量在10萬件以上的,則屬於「情節特別嚴重」。另外,《解釋》還在規定一般非法經營數額和違法所得數額標準的同時,對於「假冒兩種以上注冊商標」、「假冒兩項以上他人專利」規定了相對較低的非法經營數額和違法所得數額標准。所有這些顯然均屬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直接涉及的物件數量,這些數量的大小直接影響和決定了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
對於上述規定中所指的「件」,應作如何理解?司法實踐中在較長時間里認識並不一致,特別是涉及到一些不同的計量單位,如大盒中的小盒、大袋中的小袋等,是以大盒、大袋作為標准,抑或以小盒、小袋作為計量標准?另外,實踐中還有在一個商品上標有幾個商標標識,究竟應該以一個還是以幾個作為計量標准?所有這些問題均很值得研究並需要加以明確。針對這些問題,這次《解釋》明確規定,這里所謂的「件」是指標有完整商標圖樣的一份標識。
5·以行為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作為數額標准。這主要體現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假冒專利罪中。例如,《解釋》第4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給專利權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50萬元以上的,即可構成假冒專利罪。
應該看到,從上述有關刑法和司法實踐規定的各種類型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中,極大多數均是以人民幣的計量單位(即「元」)作為計數標準的;也有一部分是以「件」、「項」、「種」作為計數標准。筆者認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認定中計量單位的多樣性,是由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手段的多樣性和侵犯知識產權活動的復雜性所決定的。刑法和司法實踐中根據不同的犯罪對計量單位作出不同的規定不僅是必要的,也是科學的。因為在有些犯罪中如果統一用人民幣「元」作為計量單位,並不能完全體現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如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中,行為人實施製造、銷售實際金額可能並不多,但如果涉及的件數很多,則同樣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理應構成犯罪。
另外,「兩高」《解釋》對有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認定規定了幾個不同的標准,通常情況下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構成犯罪,但是,如果同時符合數個標准,具體量刑時應以哪個標准為依據?這顯然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由於行為人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多個數額均已達到「兩高」《解釋》中的標准,行為人構成犯罪應該沒有問題,而在量刑時則應該按照超過標准多的數額加以認定,並將其他達到標準的數額作為情節加以考慮。因為,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同時有幾個數額達標的情況通常應該比僅有一個數額達標的情況要嚴重,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也相應要大一些。
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認定相關問題的討論
(一)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數額認定的不同標准
我國《刑法》第220條明確規定,單位犯知識產權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自然人犯知識產權罪的規定處罰。由此規定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刑法所規定的所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單位均可以成為犯罪主體。理論上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是否應該採用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頗有爭議。有人認為,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而言,事實上單位犯罪比自然人犯罪所造成的損害(特別是對知識產權權利人權利的侵害)往往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沒有必要對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規定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有人甚至認為,不同的定罪量刑標准,客觀上容易放縱犯罪,應當予以取消,對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應適用同一數額標准。⑦有人具體闡述了不應規定不同數額標準的理由,主要認為,這種做法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這種做法也容易使犯罪人規避法律;同時這種做法的法律依據不足,因為刑法條文並未從數額上對知識產權犯罪進行單位和自然人區分。⑧
筆者對上述觀點不能苟同,認為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應該採用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理由是:首先,就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看,在立法上對於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實際是有不同的刑事責任要求的,這集中體現在法定刑的規定上。在刑法許多犯罪的規定中,單位犯罪的法定刑要比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低,特別是在法定最高刑上表現最為明顯,許多自然人犯罪規定有死刑的,而單位犯罪則極大多數均不存在有死刑。可見,我國刑事立法的精神對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是強調要作區分的。其次,現有涉及經濟犯罪的所有刑法司法解釋對於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均作了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規定,差距大多為5倍有些甚至高達15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作為經濟犯罪的一種,沒有理由與眾不同。再次,考察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社會危害性的大小,不能僅僅從對知識產權權利人權利的侵害角度看,而應該綜合加以考慮。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一般是由單位的負責人或其他成員共同實施的,其涉及的人員一般很多,如果與自然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採用一樣標准,完全可能擴大打擊面,造成刑罰適用過度。而且由於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謀取的是單位利益,對單位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完全按照自然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認定標准處理,既不符合主客觀一致的刑事責任要求,也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
由上述分析可見,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規定不同的數額認定標準是完全必要的,這既符合刑法立法精神,也符合司法實踐中的一貫做法,同時並不違背刑法基本原理。但是,對於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數額認定標準的差距究竟應該規定多大,則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由於不同犯罪中單位犯罪的危害可能有所不同,所以有關差距應該根據不同的犯罪作出不同的規定,沒有必要採用同一種標准。需要指出的是,這次「兩高」《解釋》在總結了以往相關司法解釋的經驗基礎上,調整了有關自然人刑事責任和單位刑事責任的定罪量刑標准上的差距,即從原來的5倍左右差距降低至3倍。與原來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相比,「兩高」《解釋》顯然將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構成要件放寬了,從而突出了懲治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力度。
(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規定的模式
目前,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規定的模式基本上採用由刑法作概括性規定,由司法解釋分別對各種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作出相應的數額標准。也即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條文中規定「情節嚴重」、「數額較大」、「數額巨大」、「造成重大損失」等定罪和量刑的要件,而由「兩高」《解釋》(原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通過《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具體規定符合各種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具體情節要求的數額標准。
對於這種模式,理論上存在不同的意見。許多學者認為,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數額實際上是判定罪與非罪、罪重罪輕的重要標准,這完全應該屬於立法的內容。因此,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閉會期間的常務委員會才能對此作出立法解釋。除非有授權,司法解釋無權就數額問題作出解釋。另外,由於刑法未明確規定犯罪數額標准,就必然導致司法機關不得不頒布大量的司法解釋,通過司法解釋將刑法的彈性規定具體化、細密化,導致司法實踐中真正適用的不是刑法而是司法解釋。⑨特別是通過大量詳細的司法解釋,刑法典中概括型的數額規定實際上都變成了數目型的數額規定,否則法官就會無所適從。在許多法官眼中,司法解釋中規定的具體數額標准成為定罪量刑的依據,而刑法典中概括型的數額規定最後只是一種簡單的標識,形同虛設。

H. 中國知識產權年鑒的中國知識產權年鑒(2010)

作者: 國家知識產權局
出版年: 2010-10
頁數: 992
定價: 160.00元 一、《中國知識產權年鑒》是反映我國知識產權領域工作基本狀況的大型資料性工具書,2001年11月創刊,每年出版一卷,2010卷反映的是2009年度我國知識產權工作情況,2010年10月出版。
二、本期內容由「領導講話」「特約文章」「概況」「大事記」「新聞百條」「統計資料」「評選和認定」「法律、法規、規章及司法解釋」「典型案例」「學術成果」「知識產權出版物」11部分組成。
三、「領導講話」刊登的是2009年國家領導人以及國家知識產權局、新聞出版總署、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門的領導有關知識產權問題的重要講話。
四、「特約文章部分,是由知識產權領域有關領導、專家、學者,對近期發生的一些重大、熱點問題,發表的觀點和論述。
五、「概況」一欄,全面報道了我國知識產權領域專利、版權、市場監管、商標、公平交易、海關、商務、農林植物新品種方面的工作情況,司法機關保護知識產權工作情況,全國性知識產權領域社團活動情況,各地方開展知識產權工作的情況。
六、「大事記」中,記錄了2009年我國知識產權領域專利、版權、市場監管、商標、公平交易、海關、商務、農林植物新品種方面以及司法保護方面的重大事件。
七、「新聞百條」欄目,內容摘自知識產權相關媒體,記載的大多是有代表性的事件,其中大部分為首次發生的事件。
八、「統計資料」收集了我國知識產權領域專利、版權、商標、海關、植物新品種、司法保護方面2009年度的重要統計數據。
九、「評選和認定」欄目,刊登了國家知識產權局第十一屆中國專利金獎項目簡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2009年認定馳名商標390件,國家知識產權局、農業部、林業部表彰全國植物新品種保護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的決定,國家版權局表彰獎勵有功單位及個人的決定。
十、「法律、法規、規章及司法解釋」欄目刊登了2009年公布和新修訂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規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
十一、「典型案例」欄目刊登了發生在2009年度的知識產權司法案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和無效宣告案例、出版物市場監管案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案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局案例、中國海關知識產權保護十佳案例、公安機關知識產權保護案例以及地方知識產權案例。
十二、「學術成果」欄目刊登了國家知識產權局軟科學項目研究成果摘要匯編、國家知識產權局學術委員會2009年度主要研究成果介紹。
十三、「知識產權出版物」欄目刊登了2009年出版的全國主要知識產權雜志的文章目錄,由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提供。 領導講話
特約文章
概況
大事記
新聞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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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和認定
法律、法規、規章及司法解釋
典型案例
學術成果
知識產權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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