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法規制問題研究

『壹』 如何應對知識產權濫用：分析與對策

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依據與對策
限制權利濫用是各國法律以及國際條約的基本理念之一。知識產權是一項民事權利，存在著濫用的可能，在權利行使超出合理的范圍時，就應當受到法律的規制，這與知識產權保護在宗旨上是一致的。對此，《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第八條就規定「必要時可以採取適當措施來防止知識產權持有人濫用知識產權或採取不正當的限制貿易或嚴重影響國際技術轉讓的做法」。《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等也都有限制權利濫用的相關條款。
知識產權制度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產物，也是經濟建設的內在需要。改革開放後，通過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國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比較系統的知識產權體系。但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立法、司法還是我國企業，對知識產權的理解和利用都落後於發達國家，這正是我們在知識產權交鋒中屢屢受挫的原因。因此，在加強保護的同時，遏制權利濫用的惡行，對於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是甚為必要與緊迫的。
對我國來說，應當高度重視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建立與完善，在修訂有關法律法規時充分考慮這一因素，合理維護國內企業的權益，加大對自主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一方面，要完善法律制度，營造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氛圍，保護我國企業的自主技術創新。另一方面，知識產權管理機構應充分發揮自身職能，加強知識產權信息的傳播與共享，幫助我國企業建立清晰的知識產權理念。更重要的是，要進一步完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深化結構調整，推動產業改革，為高、新、尖端技術的發展提供引導與扶持。

『貳』 知識產權中為什麼會產生反壟斷法

內容提要: 知識產權制度的功能在於通過賦予專有權利使得研究、開發的利益獲得內部化，從而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但對權利的濫用也可能妨礙市場競爭和經濟效率的提高並最終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再調整有助於彌補知識產權法價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適當邊界。該制度的引入對塑造公平競爭的法制環境，為我國民族工業贏得生存、發展空間有著特別的意義。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近年來得到學術界比較熱烈的關注和討論。但現有研究結論中也存在著含糊或舛誤之處。其一是將知識產權界定為「合法的壟斷（權）」。立論者並沒有明確這是何種意義上的「壟斷權」。從文義上看，如果是財產權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不將其他的財產權形式統統稱為壟斷權？如果是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會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的再調整？其二是認為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僅在例外情況下才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這種觀點多來自於對日本等國的反壟斷法認為該法不適用於行使知識產權法規定的權利的行為的法律條文的片面理解。這種理解與美、歐、日本的反壟斷立法、執法現實並不一致。其三是沒有從理論上梳理反壟斷法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調整的界限。大凡探討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關系的學者，都會提到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95年聯合發布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歐共體委員會1996年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為什麼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立法等會集中在知識產權許可領域？從上述三點疑問看，知識產權的性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都有著進一步澄清和解釋的必要。筆者在本文中試圖從知識產權許可角度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理論基礎加以梳理，對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適用邊界等問題加以分析、論證，希望在此基礎上對反壟斷法律制度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適評價，進而對我國相關制度建設產生借鑒意義。

一、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調整的理論基礎

一般認為，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知識產品而發生的社會關系法律規范的總和，知識產權是知識財產法律化、權利化的表觀，在性質上屬於無形財產權。 [1] 作為無形財產權，知識產權人對其權利的客體享有的權利並不多於其他形式財產權人相應的權利，相反，知識產權的行使還有合理使用、臨時過境使用、強制許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從權利人對其權利客體的專有性角度將知識產權界定為知識產權人對其知識產品的壟斷權，同樣可以將其他形式的財產權界定為壟斷權，從這種意義上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加以界定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認為：知識產權與任何有形和無形財產一樣適用相同的原則，既不特別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審查，也不特別受到懷疑，而是適用統一的標准和法律原則。這種觀點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執法部門對知識產權性質認識上的深化，避免了將擁有知識產權直接視為壟斷或直接判定為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徵使得其行使過程中必然與反壟斷法發生關聯。從權利客體上看，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具有不可損耗性、可復制性等特點，對同一項知識產品的利用並不妨礙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為了保證知識產品利用的效率，國家通過知識產權法要求權利人公開知識產品內容但賦予了權利人排他性實施、許可、轉讓等專有權利。權利客體無形財產的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點決定了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可能進入到反壟斷法的審查范圍。因為，在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權利人可以通過簽定不同類型的許可證協議，來限制不同的被許可人實施專利的范圍和區域，進而會產生分割市場的實際效果。而促進商品、服務、資本等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保證反壟斷法所維護市場機制正常運作的基本需要。在實施許可協議的簽定時，權利人還可能基於權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費收取上採取差別取價、概括或整批授權並回收使用費等做法，或者對被許可方的生產數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許可方的銷售價格、在技術改進方面訂立對技術改進的限制條款或回授條款以及在授予權利的同時附加搭售條款等等。這些行為都可能產生排除或限制競爭的不良後果，從而會受到反壟斷法的關注。另外，權利人還可能通過一些與知識產權許可協議內容相關的策略性行為達到限制競爭的目的，如針對競爭對手提起不必要的專利訴訟等。所以，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主要是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由於進入到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領域，其權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響到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往往會進入到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市場是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的交匯點，知識產權行使中的限制市場競爭效應是反壟斷法對相應行為進行調整的理論基礎。

二、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的協調與沖突

在20世紀初期以前，知識產權人在行使權利時幾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這種狀況隨著知識產權立法的發展、完善（如在知識產權司法中確立了權利濫用的原則）和反壟斷法的出現而有所改觀。 [2] 專利權人權利行使的范圍受到專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雙重界定。如從美國立法情況看，美國聯邦法院分別在1917年和1948年發展出「專利權濫用」和「著作權濫用」的原則。1988年美國國會還通過了調整知識產權濫用的專門立法《專利權濫用修正法》。同時，美國國會1890年通過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過的克萊頓法都可以對專利許可行為進行調整，其中克萊頓法更明確規定在從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為進行反托拉斯法調整過程中不論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專利。1977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88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95年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還對專利許可行為的反托拉斯法規製作了特別規定。

在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調整過程中，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之間相互協調和補漏，體現了法律調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有著共同的精神、價值追求和進行協調立法的共同理論基礎。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都以促進技術創新和增進消費者福利為目標，都必須保證商品、技術和研究開發市場相互之間的平衡和市場競爭秩序的維持。而且，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進行協調，因為從知識產權法的司法實踐中發展出來的知識產權濫用原則本身就體現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創新政策、競爭政策、表達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壟斷法作為公法，是競爭政策的重要載體。其次，從具體法律制度看，無論是知識產權法，還是反壟斷法，在立法中都沒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適用，相反採取了「積極禮讓」或者容納對方的法律規范等做法。如在反壟斷立法中，日本、我國台灣地區的反壟斷法等都明確規定了反壟斷法不適用於依據知識產權法行使權利的行為。在知識產權法中，許多國家在許可證貿易協議的禁止條款中都規定了對搭售等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的禁止。再次，從對具體行為的調整看，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相互補漏，共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合適范圍。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前，無論是否涉及專利，維持轉售價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視為是有效的約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後，此項行為被視為當然違法，按照《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規定，利用專利維持轉售價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執法部門的嚴格審查。

但是，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過程中，也存在著沖突之處。如盡管就精神和價值追求而言，兩法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著私法與公法性質上的不同，存在著對執法機關而言的保護私權、私益，還是保護公權、公益的兩難選擇。在美國專利法院成立前，審理知識產權上訴案件的區域性上訴法院之間對專利有效性的觀點就分立為兩派：一派認為專利是技術進步的核心，另一派則主要把專利看作是抑制競爭的工具；在專利法院成立後，人們又傾向於認為專業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認同其所負責實施的那個法律制度從而對一方當事人進行偏袒。 [4]

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的特殊調整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有著精神和價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著內在的沖突與緊張。考慮到知識產權制度的積極社會功能，反壟斷法在調整影響到市場競爭機制運作的知識產權行為時，既原則上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現出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的特殊規制。具體而言，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壟斷法僅調整會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不屬於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如發明人在獲得一項專利後，可以對其專利產品或專利方法行使製造、使用、銷售等專有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專利權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都不會產生反壟斷法上的問題。反壟斷法主要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可能限制競爭的行為。
第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時，對知識產權法明確規定屬於知識產權人的權利范圍的行為，不再進行調整。如根據美國專利法的規定，專利權人可以在不同的區域內，分別授權給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專利，由於專利法已經明文規定這一項權利，因此美國法院一般均視本項規定屬於反托拉斯法適用例外的規定，允許專利權人在授權契約中規定被授權人所可以使用的專利的區域。 [5] 顯然，如果僅按照反壟斷法的一般理念，這種做法屬於反壟斷法所調整的劃分地區市場的限制競爭協議范疇。

第三，許可方在知識產權許可協議中出於維護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為了確保最低回報等目的對被許可方所作的產品質量、價格、生產數量等限制並不當然違反反壟斷法，如歐共體委員會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中的白色條款部分中規定的要求被許可人就被許可的產品生產必須符合最低要求的質量規范、被許可人有義務生產最低數量的產品或對被轉讓技術進行最低次數的使用活動、被許可人有義務盡最大努力使用被轉讓的技術等條款均被視為不產生限制競爭影響的條款。這也是美國、日本等國的通行做法。此種限制的目的在於保證知識產權人獲得足夠的利益回報。
第四，反壟斷法在評價已經構成典型的限制競爭行為的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條款時，仍然會進一步考慮到該行為對維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促進技術創新等正面價值，而不是僅僅套用反壟斷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列入黑色條款的內容的行為數量較1984年的專利集體豁免條例和1988年的技術秘密轉讓集體豁免條例的數量已經大為減少，並且涉及到技術轉讓的傳統上屬於當然違法的限制競爭協議如價格約束、禁止競爭、禁止出口、限制客戶等行為雖然被列入了黑名單，但仍然可能通過個別申請獲得個別豁免。 [6] 在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中，司法部在20世紀80年代前，對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採取較為嚴格的執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則為代表，將搭售、轉售對象限制、轉售價格維持、強制性整批授權等行為一律視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後，司法部開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則」 評判這些限制，考慮知識產權的特殊性及其正面價值。維持轉售價格等行為在反托拉斯法執法中一直適用「本身違法」原則，但在涉及知識產權的場合，法院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並且為零售商擁有所有權後，才不得繼續維持轉售價格。

第五，反壟斷法適用時會考慮到許可人的市場地位以及是否同時是被許可一方的競爭者。如在搭售協議中，銷售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力，是考量協議是否違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條款中，如果許可方同時參與競爭，則協議性質可能由縱向限制競爭協議轉化為橫向限制競爭協議，將適用更為嚴格的反托拉斯法審查。

四、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制度對塑造公平競爭法制環境的正面價值

從以上論述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盡管有保障知識產權人合法權益，以達到鼓勵技術創新進而實現消費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對知識產權過度保護也可能誘使權利人濫用權利從而阻礙後續的技術創新活動或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因而知識產權法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競爭政策等多項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對於抑制知識產權濫用，平衡先發和後法的技術創新者、技術創新方和技術使用方、經營者與消費者等多方的利益，促進社會實質公平和社會整體效益的實現等都有積極作用。此外，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法律制度對塑造我國公平競爭法制環境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從完善我國國內立法角度看，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我國在短短二十年間走完了西方幾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保護水平。造成這種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既有內在的動因，也有外在的壓力。如有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引進知識產權法的根本動機是來自對外開放政策的驅使，中國需要對外貿易，吸引外資以及從西方獲取迫切需要的技術和設備。」 [7] 國內學者則認為，「與其說是來自知識產權保護自身的需要，毋寧說是由於外來經濟和政治壓力的結果。」 [8] 中、外技術力量對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籲。 [9] 相反，在反壟斷立法方面，雖然反壟斷法被相繼列入八、九、十屆全國人大立法規劃，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壟斷法作為知識產權正當行使的監護者，這樣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於引導知識產權人正當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形成對自己或他人行為的合理預期，也不利於知識產權許可法與被許可方締結權利義務較為平衡的的契約，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同時，知識產權權人濫用享有專利權所形成的優勢地位，還可能妨礙技術進步和經濟效率的提高，從而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

從應對國際競爭角度看，由於我國目前主要是技術輸入國，許多民族工業處在成長階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匱乏，在比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下，就可能面臨國外企業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追索和知識產權訴訟（如我國DVD產品在國外打開市場後所面臨的巨額知識專利使用費追索和2003年我國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面臨的全球最大的網路設備製造商思科系統公司和思科技術公司的起訴）。在華跨國公司還可能在知識產權許可中通過拒絕許可、搭售、價格歧視、掠奪定價、過高定價等方式達到打擊競爭對手、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目的。怎樣規制濫用知識產權進行限制或不正當競爭的相關企業，達到平衡保護知識產權許可方和被許可方的利益，為民族企業贏得一個公平的發展空間，都是我國將來的反壟斷法典的重要使命。

『叄』 如何對知識產權的行使進行與反壟斷法的規制

一、《反壟斷法》第55條的意義重大
我國《反壟斷法》在附則第55條確立了對知識產權行使行為進行反壟斷法規制的基本原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和實務部門對於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尤其是反壟斷法應當如何對待知識產權的行使行為有著不同的看法。在我國反壟斷立法過程中，有的基於知識產權本身的合法壟斷權的性質，主張反壟斷法不應該規定知識產權問題，或者僅僅明確知識產權是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領域；有的則認為反壟斷法中不僅要規定知識產權問題，而且還要具體規定，甚至要設置知識產權問題專章，以便為行政執法和司法提供明確的規則。《反壟斷法》第55條既規定將行使知識產權的正當行為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又規定對濫用知識產權的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進行反壟斷法規制。這是一種合理的規定，它正確地把握和處理了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這又是一種比較明確的規定，因為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條文需要作所謂的「反面理解」才能得出後一方面的結論來，而本條則直接作出了正、反兩方面的規定。

『肆』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

1、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分別針對的是知識產權與壟斷關系。
2、知識產權是專一種合法的屬「壟斷」，不必然使其所有者擁有市場支配力。
（如果知識產權授予形成市場支配力，那麼這種市場支配力本身並不違反反壟斷法）
3、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的共同目的是鼓勵創新和提高消費者福利。
知識產權人不得濫用權利。

『伍』 王先林的代表性著作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初版、2008年修訂版。
《競爭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2015年第二版。
《WTO競爭政策與中國反壟斷立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知識產權濫用及其法律規制》（合著），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中國反壟斷法實施熱點問題研究》（主編），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經濟法教程》（主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經濟法學專題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試論誠實信用原則與反不正當競爭法——兼論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封閉性之克服》，《政法論壇》1996年第1期。
《合同自由與國家干預》，《安徽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
《論我國反壟斷立法的兩個基本理論問題》，《中外法學》1997年第6期。
《論市場管理法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中國法學》1998年第2期。
《試論知識經濟與知識產權》，《法學雜志》2000年第1期。
《建立我國中小企業法論綱》，《中國法學》2000年第1期及其英文版「The Compendium on the Formulation of Chin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Law」（ China Legal Science 2001。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沖突與協調》，《法制日報》2000年12月17日。
《從微軟壟斷案看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控制》，《法學家》2001年第3期。
《反壟斷法基本實體制度論綱》，《經濟法論叢》第3卷。
《產業政策法初論》，《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及其英文版The Instrial Policy Law in China, China Legal Science 2004。
《在「入世」背景下制定我國反壟斷法的兩個基本問題》，《法學評論》2003年第5期。
《知識產權濫用及其法律規制》，《法學》2004年第3期。
《論聯合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規制》，《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在華跨國公司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法分析》，《知識產權》2005年第6期。
《論反壟斷法中的控制企業結合制度》，《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競爭政策和競爭法的國際協調》，《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草案）>的若干意見》，《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
《反壟斷法視野的反傾銷》，《法學家》2007年第2期。
《論中國反壟斷法的平等適用》，《法治研究》2007年第5期。
《中國反壟斷法應如何對待知識產權問題》，《科技與法律》2007年第3期。
《論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的法律規制》，《法商研究》2007年第4期。
《反壟斷執法與知識產權保護之間的平衡》，《知識產權》2007年第6期。
《反壟斷法適用於知識產權領域的基本政策主張》，《電子知識產權》2008年第1期。
《知識產權行使行為的反壟斷法規制——<反壟斷法>第55條的理解與適用》，《法學家》2008年第1期。
《論反壟斷法實施中的相關市場界定》，《法律科學》2008年第1期。(全文被譯成英文刊登在Volume 3 Number 4 of 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上)
《<反壟斷法>的出台與我國競爭法體系的協調完善》，《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從個體權利、競爭工具到國家戰略——關於知識產權的三維視角》，《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競爭法視野的知識產權問題論綱》，《中國法學》2009年第4期。
《論我國反壟斷法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實施》，《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反壟斷法實施中對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法學》2010年第9期。
《論反不正當競爭法調整范圍的擴展——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的完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0年第6期。
《知的財產権分野における中國獨占禁止法の執行》，《公正取引》2011年第9期。
《我國反壟斷法實施的基本機制及其效果——兼論以壟斷行業作為我國反壟斷法實施的突破口》，《法學評論》2012年第5期。
《我國反壟斷法適用於知識產權領域的再思考》，《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
《理想與現實中的中國反壟斷法——寫在<反壟斷法>實施五年之際》，《交大法學》2013年第2期。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in the Contex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The First Five Years, Edited by Adrian Emch & David Stallibrass, 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 2013.
《超高定價反壟斷規制的難點與經營者承諾制度的適用》，《價格理論與實踐》2014年第1期。
《壟斷行業的監管與反壟斷執法之協調》，《法學》2014年第2期。
《涉及專利的標准制定和實施中的反壟斷問題》，《法學家》2015年第4期。
《關於制定我國濫用知識產權反壟斷指南的若干思考》，《價格理論與實踐》2015年第10期。

『陸』 知識產權濫用的中國對知識產權濫用的理解

《反壟斷法》第55條規定：「經營者依照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適用本法；但是，經營者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適用本法。」從法條的語義中分析，在反壟斷法層面下的知識產權濫用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有濫用知識產權的行為；二是該行為排除、限制了競爭行為。於是，就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對於濫用知識產權行為的認定，除了要滿足排除、限制競爭的條件，還需事先存在一個知識產權濫用行為，但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中並未有相關的規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正在制定的《關於知識產權領域反壟斷執法的指南(第四稿)》(以下簡稱《知識產權指南》)對於反壟斷執法機構分析認定經營者涉嫌違反《反壟斷法》的知識產權行為時，一般按照以下步驟進行分析：(1)確定經營者行使知識產權行為的性質和表現形式；(2)確定經營者之間的競爭關系；(3)界定相關市場；(4)認定經營者的市場地位；(5)分析經營者行使知識產權行為是否排除、限制相關市場的競爭；(6)如果經營者行使知識產權行為排除、限制了相關市場的競爭，則進一步考察該行為的有力影響以及該有利影響是否大於排除、限制相關市場競爭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在美國成文法中沒有「知識產權濫用」這樣的表述方式，而是分別規定了專利權濫用、商標權濫用和版權濫用的具體情形，其中最早也最重要的是有關專利權濫用(patent misuse)規定。在美同，「專利權濫用」往往不限制專利訴訟作為一種抗辯理由使用，盡管構成專利侵權的行為有時可以形成反訴的基礎，但專利權濫用本身不是一種可起訴的侵權。如果被訴侵權者基於所謂的濫用行為提起反訴，那麼這種反訴也必須滿足提起反訴的那個獨立侵權行為的全部要件。證明濫用成立的責任在於被控侵權者或者違約的被許可人一方。如果濫用被裁定成立，那麼該專利權就會被判決不可實施，直到該濫用被「消除」。濫用的裁定排除了預期的禁令救濟和在濫用發生期間的損害賠償金的獲得。因此，一旦濫用被認定，被控侵權者或者違約的被許可人以及任何第三方，就可以在消除濫用行為前的那個期間內免費使用專利技術，①由此創立了美國專利法中特殊的專利濫用抗辯制度。但是隨著美國的反托拉斯法的逐漸完善，利用反托拉斯法規制知識產權濫用也成了重要的手段，同時也影響到對知識產權濫用行為的界定，即反壟斷法意義上的重大知識產權濫用還必須違反反托拉斯法。
wT0框架下《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下稱TRIPs協議)相關條款不僅明確規定知識產權濫用，而且給出了相應的救濟措施。例如，TRJPs協議第8條第2款規定：「可能需要採取與本協議的規定相一致的適當措施，以防止知識產權所有者濫用知識產權或藉以對貿易進行不合理限制或實行對國際間的技術轉讓產生不利影響的做法。」第40條第2款規定：「本協議中無任何規定阻止成員方在其立法中詳細載明在特定情況下可能對有關市場中的競爭具有不利影響的知識產權濫用的專利權使用做法或條件。如上述所規定，一成員方可按照本協議的其他規定，根據國內有關法律和規定採取適當措施阻止或控制此種做法。這些措施可能包括例如獨占性回授條件、阻止否認合法性的條件和強制性的一攬子許可證交易。」此外，TRjPs協議第41條第1款、第48條第1款、第50條第3款、第63條第l款等都是涉及知識產權濫用的規定。
到目前為止，各國對於知識產權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甚至在很多國家都沒有這一概念。實踐中．一般都是把行使知識產權導致的違反反壟斷法而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的行為認定為知識產權濫用行為，其要件就是行使權利的行為排除或限制了市場競爭。所以，濫用知識產權是違反反壟斷法的結果，而不是違反反壟斷法的前提。在反壟斷法范圍內，並不是因為濫用了知識產權而違反反壟斷法，而是因為違反了反壟斷法，才構成知識產權的濫用。如果不違反反壟斷法，那就不存在什麼濫用問題，而是知識產權的合法行使了。

『柒』 知識產權許可反壟斷法規制的不同模式和共同趨勢

不同模式：

美國：合理原則；
19世紀下半葉，美國開始形成各種壟斷組織，尤以托拉斯為主要形式，因此旨在反對壟斷活動和其他限制競爭行為的立法被稱為「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的基礎是1890年的《謝爾曼法》，它禁止兩類限制競爭的行為，即以契約、聯合或共謀的方式限制貿易的行為（第一條）和從事壟斷或企圖壟斷的行為（第二條）。對於第一條，美國最高法院在1911年的標准石油案判決中明確了原則上只有不合理的限制行為才屬於該條的禁止范圍，即「合理原則」。
歐共體：豁免制度；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條例規定，達到一定份額後即可豁免。如一個縱向限制競爭協議如果涉及的市場份額不超過相關市場的百分之三十，協議就可以得到豁免。
日本：傳統與借鑒；日本在這方面既結合傳統，又積極借鑒國外先進做法與經驗，比如不正當競爭行為中的「共同行為「認定」等。
共同趨勢：
關於知識產權許可法律規制，各國的立法以及規制模式不盡相同，但可以看出各國都在相互借鑒各自的優點。在對知識產權協議的反壟斷政策上，各國的趨勢也是一致的。各國在對於知識產權與反壟斷的關繫上都已經認識到兩者並不存在根本的對立，知識產權制度從根本上也是激勵創新、促進競爭的，所以知識產權的行使並不因此而受到反壟斷法的特別關注，相反，西方各國反壟斷政策對此是趨於寬松。

『捌』 《論競爭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的文獻綜述 ，主要從反壟斷法方面進行闡述，也包含反不正當競爭的成分。

我這里有一篇《論競爭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的文獻綜述 ，主要從反壟斷法方面進行闡述，也包含反不正當競爭的成分。.

『玖』 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

知識產權法是指因調整知識產權的歸屬、行使、管理和保護等活動中產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知識產權法的綜合性和技術性特徵十分明顯，在知識產權法中，既有私法規范，也有公法規范；既有實體法規范，也有程序法規范。但從法律部門的歸屬上講，知識產權法仍屬於民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民法的基本原則、制度和法律規范大多適用於知識產權，並且知識產權法中的公法規范和程序法規范都是為確認和保護知識產權這一私權服務的，不佔主導地位。

『拾』 知識產權與貿易沖突的研究現狀、研究目的及意義

摘要: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領域,已經形成一種有效防止在保護領域和保護程度上的倒退棘齒機制。它形成的基礎是多邊和雙邊條約中的「最低保護標准」條款,其運作有賴於國際知識產權保護談判場所在W IPO 和W TO 之間的遷徙。在棘齒機制下產生的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新規則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加強合作,充分利用現有體制的靈活性,並努力擴大知識公域,以在技術上盡快趕超發達國家。
關鍵詞:知識產權; 最低保護標准; TR IPS
一、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棘齒機制的形成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機制發端於1883年簽訂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和1886年簽訂的《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在此之前,知識產權的保護並無任何國際標准,地域性是其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巴黎公約和伯爾尼公約為形成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奠定了基礎,其核心內容是規定各國在制定本國知識產權法時應遵守的最低標准,為外國國民提供了取得權利並獲得保護的主體資格,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一國一地的疆界為限的法律保護,提高了保護水平。
1970年,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 IPO )正式成立。W IPO 所管理的國際條約, 構成知識產權多邊國際保護的主要內容。但W IPO在執法能力上的缺陷使發達國家不滿,由知識產權保護引起的貿易沖突也時有發生。於是,發達國家希望藉助於GATT的爭端解決機制對知識產權實行更加有效的保護。烏拉圭回合的談判便成功地以國際條約的形式第一次對知識產權執法和有關知識產權獲得、維持的程序、爭端的防止與解決作了具體的新規定。這就是《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 TR IPS) 。
TR IPS本身便是一個全球性的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協議,它為所有成員國規定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最低標准, 也提供了一個強制性的爭端解決機制,極大地保護了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至此,雙邊條約和多邊條約層層疊疊, 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領域的防止倒轉的棘齒機制已經形成: 首先,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形成的基礎是雙邊和多邊知識產權條約中的最低保護標准條款。以TR IPS 協議為例,其第1條第1款規定:「成員均應使本協議的規定生效。成員可以、但並無義務在其域內法中實施比本協議的要求更為廣泛的保護,只要其不違反本協議。」這可以被認為是「最低標准」的典型表述。事實上,從巴黎公約開始,每一個雙邊或多邊的知識產權保護條約都包含了一個類似的條款。
因而,條約的締約方可以在不背離條約的前提下提供更廣泛和更優惠的保護,而隨後制定的條約自然會確立更高的保護標准。
其次,現代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的運作依賴於談判場所的遷徙。回顧近年來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發展,可以看到,發達國家推動知識產權保護的談判場所在W TO 與W IPO之間遷徙。TR IPS 之後, 它們的目標是在全世界都實現最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日大力倡導的「全球專利制度」。W IPO 於2000年6月簽訂了《專利法條約》( PLT) 。2001年5月, 對《實體專利法條約( SPLT) 草案》進行了第一次討論。2001年8月, W IPO 總幹事宣布了命名為「W IPO 專利議程」的提案。此後, W IPO 專利法常設委員會多次探討修訂SPLT。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論壇重返W IPO,W IPO 正在抓緊創建一個國際專利的法律框架,進一步提高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發達國家首先利用W IPO和W TO 二者的不同優勢, 把談判場所確立在障礙較小、容易取得成功的論壇。在談判取得成功後, 可以依據TR IPS協議第71條的規定,使W TO 成員接受在多邊協定中達成的共識和標准。[1]
二、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的作用日趨明顯。以專利領域為例,W IPO不僅開始著手PCT改革,而且通過了PLT 以協調、統一專利申請以及國家和地區專利的形式程序;並反復討論修訂SPLT草案,力圖統一各國專利授權和效力問題的一些法律原則,如對現有技術、新穎性、創造性(非顯而易見性)和工業實用性的定義,充分公開的特性以及權利要求的結構和解釋等等,其目標是最終設立一部統一的國際專利法。可見,在專利法領域國際保護的棘齒已經從形式標准推向實質標准,保護范圍越來越廣,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在涉及專利方面的利益將進行一次大調整或重新分配。
然而,棘齒作用使保護標准一再提高, 在棘齒機制下產生的新規則對發展中國家是非常不利的。一般來講,專利保護程度越高,由技術創新帶來的系統利益就越大, 由技術使用(擴散)帶來的系統利益就越小, 反之亦然。因而專利保護的程度並非都是越高越好,而是根據每個國家的情況存在一個最佳保護程度或最佳點,在這一點上其系統利益達到最大。這個最佳點的確定取決於該系統具體的技術創新和技術使用的對比情況。
積極提倡建立全球專利制度的美、日和歐盟, 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較高,用於高新技術研究開發的投資多, 專利保護的需求強烈,因而其最佳保護程度較高。比較之下, 發展中國家最佳保護程度較低。二者的利益沖突是明顯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依據本國傳統、宗教、倫理或考慮公眾利益,對特殊客體如動植物品種及人體基因不給予專利保護;而美國主張,太陽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被申請專利的。美國推行的世界農業體制,實際上使農民成為承租人, 為受專利保護的種子、植物品種、化肥和殺蟲劑支付大量費用。TR IPS 協議生效後,成員方使用反向工程和其他模仿創新產品的方法受到了限制,這給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趕超發達國家設置了障礙。可以預見,如果全球專利法得以簽署, 發展中國家就會受制於比W TO更嚴厲的但是對美、日、歐專利人有利的規則。
三、發展中國家的對策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發達國家在工業化早期, 沒有受專利保護的影響,它們通過復制模仿等方式, 逐步建立起了強大的科技競爭力。現在, 它們試圖以本國標准代替國際標准,呼籲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專利制度, 這對發展中國家明顯不公。棘齒機制的進一步推進,就會卡住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喉嚨。因此,發展中國家應該:
第一,認真分析、充分利用現有體制所允許的靈活性,爭取彈性空間。知識產權保護的棘齒已經不允許發生任何在保護程度、保護范圍上的任何倒退。但目前體制仍給予了成員方較大的靈活空間, 例如, TR IPS 被公認為是一個覆蓋面廣、高標准、嚴要求的協議, 盡管如此,它仍允許對包括基因序列、轉基因植物品種、植物新品種、計算機軟體和商業方法等採用不同於專利的弱保護; TR IPS 協議第13條、第17條、第26條和第30條所列舉的關於版權、專利、商標、工業品外觀設計的限制或例外的規定,第8條和第27條關於「強制許可」的規定都是重要的彈性條款,賦予了成員國控制知識產權濫用的權利, 是維持私權與國內公共利益平衡的重要手段。
第二,積極倡導、努力擴大「知識公域」。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承認知識產權是一種私權,主要是智力產品的財產權。然而,思想這塊領域,用經濟學家的話說,並不像有形物領域那樣存在對抗。「它的特別之處. 在於沒有人因為其他人擁有而擁有的更少。」[2]一方面,現有體制承認知識產權是一種有限的壟斷,我們應給予產權人足夠的控制, 以激發他們進行創造;另一方面,他們所創造的東西最終會落入公有領域。所以,我們更應該允許和鼓勵直接投入公有領域的知識產品。開放源碼,或自由軟體, 就是在公有領域中安家的代碼。隨開放源碼軟體一起傳播的公眾許可合同( public license) ,使任何其他人都可以取用其資源, 不需任何人的許可,比如L inux 這樣的開放系統和在L inux 之上的創新; 此外,還有以「創意共享」方式宣告著作權的作品。[3]國家應該展現知識公域的價值, 使科技工作者也意識到:「只有我們———大學里的人———抵制誘惑,拒絕從專利那裡收取大筆使用費, .才可以抵制封閉。」[4]擴大的知識公域將擴大由技術擴散帶來的系統利益。
第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強合作,締結框架性條約,在重要問題上表明發展中國家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努力消除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參與者從中獲得利益的不均衡。發展中國家應當根據本國的條件積極主動地參與和控制專利法協調的國際議程,尤其對於不合理的條款應當堅決拒絕。巴西、阿根廷等國家提出的「W IPO發展計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03年9月進行的全球貿易會談宣告失敗,也證明發展中國家說「不」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