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權理論依據

❶ 物權行為的理論產生資料

物權行為理論肇始於德國普通法時期的普通法學。其創始人為歷史法學派的代表人物德國學者薩維尼。19世紀初，薩維尼在講學時發表了其關於物權行為最初理論。他關於物權行為獨立性的主張是通過觀察行人向乞丐的施捨而獲得的。他說：當某人向乞丐贈與一枚硬幣時，正當原因（經由交付而使硬幣所有權發生移轉的意圖）與交付同時發生。此時，除所有權的移轉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事實，在某人與乞丐之間，既不存在先前的契約，亦不存在任何債權債務關系。純粹的、唯一存在的事實上的交付即使所有權發生轉移。據此，薩維尼斷言，「所有權的移轉並不以債權契約為必要，交付表達了所有權讓與的合意，是一真正的契約，一個物權法上的物權契約」。
1840年，薩維尼出版了當時被稱頌為「巨著」的《當代羅馬法體系》一書，在書中，他進一步對物權契約理論進行了更為系統的闡述：
「私法上的契約存在於一切法律制度中，無論在何種法律制度里它們都是最重要的法的形式。首先是在債法中，它們是債產生最基本的源泉。這些契約人們稱之為債務契約。此外在物權法中同樣存在著，並且其運用有如債權法中那般廣泛。例如，交付具有契約概念的全部特徵，是一個真正的契約。它包括雙方當事人現實地移轉佔有與所有權的意思表示……，縱使僅僅該意思表示本身尚不足完全地移轉所有權，在此之外還必須加上佔有的現實取得這一外在行為，但這些均不足以否認其本質是契約……。可是，在所有的事例中，該行為的契約本質大抵被人們遺忘，而未予注意，原因在於那些行為里伴隨著債權契約，無法將其於債權契約區分開來。比如一幢房屋買賣，人們習慣上想到的是它是債的買賣，這完全正確；可人們忘記了隨之而來的交付也是一個契約，而且是一個與買賣契約全然不同的契約。由於這一契約與買賣契約不當的混同，又由於不存在債權契約而逕行交付的情形甚為稀少，故而人們對之未能仔細地理解與很好地探究。在諸如向乞食者施捨的場合里，包含著真正的契約，既存在著讓與和受領的意思合致，然而在這里卻不存在任何債權。 1、物權變動意思的獨立：物權行為與原因行為的「區分原則」，亦即物權行為的「獨立性」。
在動產交易中，動產的交付經常是買受人交易目的實現的標志。依照法國民法，標的物所有權從買賣契約成立時發生轉移，交付不過是債務履行的一種方式，是債權關系所發生的結果，交付行為包含於債權關系之中，交付行為所表達的「轉移佔有以及受領佔有」的意思，已被債權關系所記載和包容。
2、物權變動不受其原因行為效力的制約：物權行為之「抽象原則」亦即物權行為的「無因性」。
交付是一個真正的契約，一個完整的法律行為，作為這一法律行為要素的意思表示即表現為交付的合意。但此一法律行為與彼一法律行為（債權行為）的關系如何？依照薩維尼的理論，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並非毫無關系，後者為前者的原因。
3、物權變動的意思必須依能夠客觀認定的方式加以確認：物權變動的形式主義原則。
物權行為理論的闡釋者指出，「因為在交付中當事人要作設立、依轉、變更、廢止物權的意思表示，根據物權具有公示性的特點，那麼創設、變更、廢止物權的意思表示必須具備其形式要件。

❷ 《物權法》的立法依據是什麼

憲法，所有法律的立法依據都是憲法。
物權法第一條：為了維護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明確物的歸屬，發揮物的效用，保護權利人的物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❸ 物權法的制定依據

D《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一條規定：為了維護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明確物的歸屬，發揮物的效用，保護權利人的物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❹ 民法劃分物權債權的理論依據

物權的作用是靜態的穩定歸屬
債權的作用是動態的流轉關系
兩者一靜一動 是民法的左右護法

❺ 試述物之所在地法的概念、理論依據、以及其適用范圍和例外。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
（一）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含義和理論依據 (320)

物之所在地法，即物權關系客體物或標的物之所在地的法律。目前，在物權關系中，物之所在地法是最普遍適用的法律。因此，物之所在地法也成為國際私法上經常用來解決有關的權關系的法律沖突的一項沖突原則。
物權關系依物之所在地法，是物權關系本身的性質決定的，而歸根到底取決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首先，從表面上看，物權關系是人對物的關系，但其實，物權關系同其他民商事關系一樣，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各國統治者從維護本國利益出發，總是希望以自己的法律來調整和支配與位於本國境內的物有關的物權關系。其次，物權關系也是一種人對的的直接利用的權利關系，權利人為了最圓滿實現這種權利，謀取經濟上的利益，只有適用標的物所在地的法律最為適當。再次，物權關系的標的只是物，故標的物在物權關系中物的權利，標的物只有置於其所在地的法律控制下，物權才能得到最為有效的保障。再其次，物權具有排他性，權利人對物有無需藉助他人行為的直接支配權，如果物權受到侵犯，或者權利人行使物權本身產生的優先權、追及權和物上請求權，或者其他人對標的物提出請求，也只有在適用標的物所在地法律的情況下才能實現。最後，對處於某一國家的物去適用其他國家的法律，在技術上有許多困難，會使物權關系變得更為復雜，影響跨國物權關系的穩定和跨國物權交易的安全。正是基於上述情況，在物權關系的法律適用上，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在各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得到普遍的支持和肯定。
國際私法上的物權問題同國內民法上的物權問題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在民法上，物權，作為一個法律范疇，系指由法律確認的主體對物的直接管領並排除他人干涉的權利。物權往往是和債權相對而言的。同債權比較起來，物權的權利主體即權利人總是特定的，而義務主體卻是不特定的；物權的權利人對物有無需藉助他人行為的直接支配權，並且具有排他性；由於物權是民事主體之間對物的一種佔有關系，所以，物權的客體只能是物而不是行為。根據物權法定主義原則，物權的種類是由法律具體規定的，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法律中，物權的種類是不一樣的。我國現行民事立法沒有使用「物權」一詞，但關於屬於物權的財產權的規定是存在的。根據我國現行民事立法的規定，物權可分為兩類：一是財產所有權，二是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
國際私法上的物權不同於國內民法上的物權，因為國際私法上的物權含有國際因素或涉外因素。也就是說，在人們結成的物權法律關系中具有國際因素或涉外因素。但這並不等於說兩者之間毫無聯系，事實上，國內民法上的物權制度是國際私法上物權制度的基礎，國際私法上的物權制度是國內民法上物權制度的延伸和發展。各國國內民法有關物權的法律制度在國際民商事交往中仍然是有關當事人的行為准則，沒有國內民法上的物權制度，也就沒有國際私法上的物權制度。正由於國際私法中的物權問題含有國際因素或涉外因素，故國際私法並不討論一般的物權問題，而只討論在國際民商事交往中所涉及的物權問題。
含有國際因素或涉外因素的物權關系，是國際私法的調整對象。在這種物權關系中，由於各國關於物權的內容、取得、變更、消滅以及保護的法律規定大不相同，往往會發生法律適用上的沖突，需要解決法律選擇問題。物權的法律沖突主要表現在物權概念本身、對物權客體劃分、物權取得以及物權轉移等幾個方面。物權關系的法律適用在國際私法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 物之所在地法的適用范圍 (276)

物之所在地法的適用范圍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物之所在地法適用於動產與不動產的區分。
在通常意義上講，動產和不動產的區別在於物是否能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能移動之物為動產，不能移動之物為不動產。
其次，物權客體的范圍由物之所在地法決定。
籠統地講，作為物權客體的物在范圍上是十分廣泛的，凡是存在於人身之外、能為人力所支配和控制並能夠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的物，都能夠成為物權的客體。
再次，物權的種類和內容由物之所在地法決定。根據物權法定義原則，物權的種類是由法律具體規定的。第四，物權的取得、轉移、變更和消滅的方式及條件，一般由物之所在地法決定。物權的取得、轉移、變更和消滅是基於一定的法律行為或法律事實而發生的，各國法律對其方式及條件都有自己的規定。對於物權變動的方式及條件，也有主張區別因法律行為而變動和因事實而變動而分別確定準據法的。在因法律行為而發生物權變動時，物權法律行為的成立和效力，一般應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對當事人行使物權的行為能力，大陸法系各國一般主張適用當事人屬人法。英、美普通法系國家則主張，物權的法律行為方式，如登記或進行處分的法律行為方式（如土地抵押設定方式、房屋讓渡方式、財產租賃方式等），概依行為地法。但也有主張依行為屬於物權行為還是債權行為而分別確定準據法的。在因法律行為以外的事實（例如果實分割）或事實行為（例如無主物的佔有、遺失物的拾得、埋藏物的發現等）而發生物權變動時，一般都主張只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物遭滅失的風險承擔，由於各國均認為應屬所有權人，因而依何種法律確定所有權轉移地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對此，一般主張依物權准據法（即物之所在地法）而不是依債的准據法來判定所有權的轉移時間。但1958年訂於海牙的《國際貨物買賣所有權轉移法律適用公約》第2條主張適用買賣合同的准據法。
最後，物權的保護方法由物之所在地法決定。當物權人在其物權受到侵害時，他可以依法尋求對其物權的保護。在民法上，物權的保護方法主要有物權人請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恢復原狀、返還原物、消除危險、確認其所有權或其他物權存在、損害賠償等。物權人是否有上述請求權以及如何行使均應依物之所在地法決定。

（三） 物之所在地法適用的例外 (305)

雖然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在物權關系的法律適用上運用非常廣泛，便由於某些物的特殊性或處於某種特殊狀態之中，使某些物權關系適用物之所在地法成為不可能或不合理，歸結起來，物之所在地不適用的例外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運送中的物品之物權關系的法律適用
運送中的物品處於經常變換所在地的狀態之中，難以確定到底以哪一所在地法來調整有關物權關系。即使能夠確定，把偶然與物品發生聯系的國家的法律作為支配該物品命運的准據法，也未必合理。而且，運送中的物品有時處於公海或公空，這些地方不受任何國家的法律管轄，並不存在有關物權的法律制度。因此，運送中物品的物權關系不便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在實踐中，運送中的物品的物權關系的法律適用問題主要有如下解決辦法：
1．適用送達地法。
2．適用發運地法。
3．適用所有人的本國法。
此外，在理論上，還有學者主張適用交易時物品實際所在地法或轉讓契約的准據法。
不過，運送中的物品並不是絕對不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在有些情況下，如運送中物品的所有人的債權人申請扣押了運送中的物品，結果運送暫時停止，或運送中的物品因其他原因長期滯留於某地，該物品的買賣和抵押可以適用該物品的現實所在地法。
（2）船舶、飛行器等運輸工具之物權關系的法律適用
由於船舶、飛行器等運輸工具處於運動之中，難以確定其所在地，加上它們有時處於公海或公空，而這些地方無有關物權的法律制度存在，因此，有關船舶、飛行器等運輸工具的物權關系適用物之所在地法是不恰當的。國際上，一般主張，有關船舶、飛行器等運輸工具的物權關系適用登記注冊地法，或者其國旗法或標志國法。
（3）外國法人終止或解散時有關物權關系的法律適用
外國法人在自行終止或被其所屬國解散時，其財產的清理和清理後的歸屬問題不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應依其屬人法解決。不過，外國法人在內國境內因違反內國的法律而被內國取締時，對該外國法人的財產的處理就不一定適用其屬人法了。
（4）遺產繼承的法律適用
遺產繼承的法律適用分別為兩類：一類為單一制，即不將遺產區分為動產和不動產，遺產繼承適用同一法律。在實行單一制的國家中，有的根本不考慮遺產繼承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主張適用被繼承人的屬人法。另一類為區別制，即將遺產區分為動產和不動產，分別適用不同的法律。一般來說，實行區別制的國家主張，動產遺產的繼承適用被繼承人死亡時的屬人法，不動產遺產的繼承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

❻ 物權法的立法依據是什麼

從法律角度說，法律的立法依據都在於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2004年憲法修正案明專確我國保護合法私有財屬產應該是物權法的直接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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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民法劃分物權債權的理論依據

從適用領域上，人與財產的靜態法律關系表現為:物權；財產在流轉過程中內的動態法律關系表現了:債權。容
財產關系中按義務主體上，物權是不特定的多數人；債權是特定的相對人。
從標的物上分：物權的標的物是物，債權的標的物是行為。
從期限上分：物權是無期限的，而債權是有期限的。

❽ 物權行為理論核心內容何在

物權行為理論的核心內容是所謂獨立性原則，無因性原則和公示性原則，這都與權交易的交易程序契合。究其原因，是因為產權交易更多地是體現了「物權的合意」這一真正決定物的所有權轉移的核心精神。在交易實踐中，債權行為並不能構成物權「設立、變更」的充分必要條件，在實際操作中，因債權行為而發生的物權行為只是少數，大多數交易案例是將目標直接指向物權行為的獨立的「物權合意」。即交易標的的有形資產，核心的法律文件是交易雙方簽定的轉讓合同。這一個轉讓合同就體現了物權合意，這一物權行為的存續、展開與原物主的債權行為不發生必然的關系，在這里是兩個獨立的法律行為。原物主的債務清償可能以物權的轉移來完成，也可能用別的方法，總之物權行為在這里是一個單獨的法律行為，它的成立與否只取決於物的合意。原物主的債權所有人不能以債權為由向第三人追索物權。原物主與第三人的物權轉讓合同不因債權行為失效而喪失法律效力。

產權交易在實踐中確實有許多因債權行為產生的物權行為，然而產權交易實踐中對原物主的債權處理有多種其他的方法，實踐中有債權轉股權，承債式轉讓、債改投等等、一般的處理是將債權價值與物權價值比較後核減確定凈資產，受讓人將債務清償與物權受讓一並進行，實際上已將債權物權化，作為物權的一部分來處理。而債權的存在也不構成物權轉移的直接原因，一般的情況是受讓人對原物主的物權價值有興趣，才發生了物的轉移，對原物主而言債務也不是其轉移物權的直接原因。對國有企業而言，債務只是企業名義上的壓力，並不影響其物權行為的發生與不發生。另外，物權客體的實際使用者即企業一般不擁有所有權，國企的所有權掌握在產權主體即出資人手裡，債權行為所指向的物，其真正的所有人並不承擔債務責任，債務在企業身上，債權人慾因此債權追索物權，而承擔債務之人又沒有物的最終處分權，所以，在這里債權行為不僅與物權行為分立，而且當事人是多頭狀態，這些都更強化了「物權行為」的無因性與獨立性。

產權交易體現的物權行為公示性原則也比較充分。國企的產權轉讓最推崇拍賣轉讓，次之為招標、次之為協議，其公示程度依次遞減。國企的產權轉讓依公示強化程度從高至低選取，一般的市場操作程序都公示掛牌公開轉讓。尤其是公開拍賣，往往趨之者眾，舉牌者勇，物權的轉移、變更在眾目睽睽之下當場成交。產權市場又有嚴格的交易掛牌登記與交易鑒證制度，物權行為的公示性在這里達到極高程度甚至最大化。所以產權交易從胎生之日即充分地體現了物權行為理論的核心三原則。

現在再回過頭勾勒一下物權行為理論三大原則的基本輪廓：

所謂獨立性原則，即將物權的變動與債權的變動作為兩個法律事實來對待，強調物權的變動要有獨立的物權合意，不因債權債務關系而改變其獨立性。

所謂無因性原則是指物權行為不以債權行為為其成立與否的原因。

所謂公示性原則是指物權變動的物權合意必要以一種客觀的能夠認定的形式表現出來並加以確定。

這三個原則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物權變動的流轉過程自然地表出了這三個原則。以產權交易為例，甲企業的資產並不因對乙的負債而必然發生轉讓變更，甲與丙所簽署的資產轉讓變更合同的法律效力不受其與乙的債權債務關系影響。這里有兩個法律事實即：甲與乙的債權行為(簽署了債權契約)；甲與丙的物權行為(簽署了物權契約)，此為獨立性。

甲與丙的物權行為不以甲與乙的債權行為為原因，一是說其轉讓與並購動機不是單純為還債，更多是為增值。一是說法律上認為物權行為的成立與生效不受債權行為的影響，屬於不要因行為。此為無因性。

甲與丙的資產轉讓經過產權市場的登記、掛牌、公示、轉讓並當眾簽約。產權市場按嚴格的程序予以審查和鑒證，因此產生的市場公信力可以幫助入市者建立交易信心，也堵塞了國有資產流失的漏洞，此為公示性。

二、無因性理論與善意取得

產權市場的公示制度使物權的轉移公示產生了公信力，由此產生的市場誠信增加了交易的可確定性與安全性。這是交易得以進行的基礎，也是物權理論得以構建的基礎，更是市場得以存在的基礎。

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無因性原則「為保護信息不對稱的善意第三人提供了最切實的理論基礎，『而第三人是整個市場交易秩序的化身』，因此，物權行為無因性實現的是宏觀的，更高層次的公正，」(霍海紅，中國工商法律網)

在對第三人的保護上，產權市場採取的方法是擇取無因性理論與善意取得之優長，在制度設計與程序操作上屏蔽其缺陷。善意取得的基本意思是第三人對其受讓的權利瑕疵不知情的，其物權取得為善意取得，受法律保護，否則為惡意取得。無因性理論則摒棄一切主觀善惡，認為不論第三人取得的物權是否有瑕疵，都應當受法律保護。

產權交易從一開始就兼顧了兩個方面：既保護了善意第三人，使市場交易得以良性發展，又排除了「惡意取得」，保障了市場交易的規范有序。她的具體方法是通過交易代理程序使第三人的主觀善惡被屏蔽在交易行為之外，入場交易者必須通過設立在市場的席位進行，席位會員作為中介機構格守中立、客觀、誠信的原則為客戶服務，而且席位代理交易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調查、核實進行交易的權利是否有瑕疵，並查驗交易人須報送的，足以驗證其權利瑕疵的法律要件。此為產權交易入場後的初審，此後還有市場交易部門的復審和產權市場的終審，所有的環節，一旦有疑點，交易即可能被中止。交易代理及嚴格的檢查制度，實際上將第三人的「主觀善意」與「主觀惡意」一概屏蔽，使法律上善意取得的主觀善意主義向無因性理論的客觀善意主義靠攏。

其實產權市場客觀上實行的大抵上是物權轉讓的無因性理論。無因性理論將市場交易第三人都認定為合法的受讓人，客觀上認為第三人都是善意的。產權市場運用其嚴格的審查和代理責任制度使第三人客觀地、必然地處於善意取得的位置上，權利的瑕疵與交易者的惡意都屏蔽在交易之外，使入場交易者都成為單純經濟意義上的交易人。

三、無因性理論與不當得利

產權交易中最大的不當得利是借交易之名行侵吞國有資產之實。不當得利成立的核心要件是一方得利致使一方受損無法律上的原因。得利者利用產權交易的方式低價受讓國有資產中飽私囊，或低價出讓賺取好處費，而且披上合法的外衣：履行手續、簽署合約。如果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交易人之間的交易行為，應當不會發生如此巨大的不當得利。這里的關鍵是買賣雙方實際上都被得利者控制，出賣人不會因為物權轉讓利益受損而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有時就是出賣人自賣自買。實際上出賣人不是真正的物權所有人，他和買受人的獵取目標都鎖定在一個物權身上，既然賣的不是自己的東西，當然不會有什麼利益損失，真正損失的只有國家利益，而他們的不當得利就寓於國有資產的流失之中。

在法律上的不當得利制度是對無因性理論的補救，因為無因性理論容讓所有第三人的合法取得，對於不當得利這種特殊情況無法調整。不當得利制度的確立，使物權行為的給付者在受到損失時通過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向受領者追償。

規范的產權市場基本上杜絕了上述情況的發生。

其一、不當得利是在出賣人不知情的情況下致使利益受損而買受人加利的。產權市場在交易流程的不同環節上，實行了部門化、專職化、獨立化的管理。即便出賣人不知情，市場對交易項目也會一清二楚，交易項目的登記審查、公示、轉讓簽約、資產的交割過戶、資金的結算、劃轉、交易的鑒證等都有備案可查，不當得利的前提條件已不復存在，不當得利的返還請求權又隨時可取，使出賣人的利益得到切實保護。

其二、不當得利制度是在違背出賣人意志的情況下致使利益受損而買受人加利的。法律上認定的不當得利並不違背出賣人的意志，甚至是買賣雙方的「物權合意」。但許多國有資產流失的案例，出賣人的意志是虛設的，此時的買賣合意實際是一方之意，即買方之意。作為賣方標的的國有資產，其賣出人並未體現原物主的意志。由此導演出形式各異的國有資產流失案。產權市場在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也加大了檢查、監管力度，規范的產權交易素稱陽光交易，交易的項目必須權屬清晰，交易意向明確，交易充分體現出原物主的意志，不允許背離原物主意志的交易操縱與投機行為存在。

❾ 物權的產生的歷史依據有哪些

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國際私法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不過，無論在哪一個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都是解決物權法律適用問題的基本原則，這既是由物權關系的特點決定的，也是由物之所在地法的性質決定的。
物權制度，在民法體系中素來佔有重要位置，與債權制度並稱為民法財產權中的兩大支柱。相對於債權而言，物權有著濃重的"土著色彩"，特別是由於受地理環境、經濟結構、社會制度乃至意識形態的影響，各國有關物權的法律制度，在內容上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差異。在調整涉外民商事關系的國際私法領域，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尤其是在當代，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新的物權憑證、交換方式的出現，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愈趨復雜、多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在這種變幻演化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這就是物權法律適用中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
一、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
在國際私法理論中，物之所在地法也同樣發端於義大利的法則區別說。12世紀末期的義大利，商業繁盛，各城邦之間人民交往頻繁，人們對於由屬人法向嚴格屬地法的轉變已經漸漸感到不便，因而試圖對屬地法加以限制，當時義大利的法學家就擔當起了尋求折衷方案的任務，這些法學家中當以巴托魯斯（bartolus de saxoferato）為代表。
不過，在巴托魯斯正式提出法則區別說之前，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解決法律沖突問題的理論主張，其中也蘊含了物之所在地法的思想。根據德國學者neumeyer的研究，首先發現國際私法性問題的是12世紀末的注釋法學派學者magister aldricus。他認為對於當事人分屬不同法域（省份）的案件，法官應適用其認為"較有力而有用之法律"。在13世紀初，人們明確提出了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劃分：程序法上的事項依法院地法，實體法上的事項應遵循行為地法。在財產問題上，他們似乎含糊地認為應依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在巴托魯斯之前的一些學者們提出的法律適用原則並未擺脫絕對屬地主義的影響，仍將法律適用限定在立法管轄的領域之內，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們主張財產問題應一概依物之所在地法。巴托魯斯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法律能否適用於域外，應視法律規則的性質而定，他將法律規則分為人法（statuta personalia）、物法（statuta realia）及混合法（statuta mixta），主張"人法"約束在域內有住所的一切人，不論他位於何處；"物法"是屬地的，僅適用於一國領域內的不動產，而不適用於該領域之外；混合法適用於在一國領域內成立的一切契約。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巴托魯斯明確提出，不動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對於動產，則另依"動產隨人"（mobilia personam sequtur）、"動產附骨"（mobilia assihus inhaerent）、"動產無處所"（personal proerty has no locality）等原則，適用動產所有人的住所地法。
此後，承襲巴托魯斯法則區別說的法學家也都基於人法、物法和混合法的劃分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並且對於物法的適用范圍皆主張以其所屬地域為限，並主要用於調整不動產物權關系。
16世紀，國際私法的研究中心從義大利轉移到法國。著名學者杜摩蘭（charles moulin）和達讓特萊（bertrand d』argentré）雖然在對待屬人法和屬地法的態度上存在著嚴重分歧，但是，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雙方均主張以物之所在地法為基準。杜摩蘭認為，應將法則分為人法、物法、行為法三類。他極力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而縮小"物法"的適用范圍；認為"人法"從人，其效力及於境內境外的一切屬民，"物法"從物，不論對內國人還是對外國人，凡涉及境內之物的應依物之所在地法。我們認為，在當時"動產隨人"的觀念背景之下，杜摩蘭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這至少在客觀上使得盡可能多的財產被視為動產而適用其屬人法。不過，無論如何，他畢竟承認對於不動產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杜摩蘭可謂表現得"右傾"保守。達讓特萊則主張以屬地主義為主導，而以屬人主義為例外，所以他特別偏重物法的適用，對於動產和不動產都力圖劃歸物之所在地法管轄，甚至對於兼及人與物的"混合法則"，或者對於一項法則究竟屬於"人法"還是"物法"不易分辨者，也都認其為屬於"物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達讓特萊可謂表現得"左傾"激進。達讓特萊的學說在繼承領域影響最大。依照他的見解，被繼承人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遺留在不同的地方，即應分別依各項遺產所在地的法律予以處理。 但是，這種主張帶有一定的理想色彩，是國際私法中絕對屬地主義原則的回歸，到後來，達讓特萊自己也不得不認為物權問題雖然應當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只有不動產的繼承應依不動產所在地法，動產的繼承則應視當事人離開物之所在地的時間長短酌情考慮，如果離開的時間短，則適用屬人法，即原來的物之所在地法；如果長久離開，則應適用新的物之所在地法。由此可見，他在物權法律適用的絕對屬地問題上有所松動，因而又被稱為溫和的屬地法主義學派。 直至18世紀，又有法國學者froland，louis boullenois 及john bouhier對達讓特萊的"屬地主義為原則屬人主義為例外"的觀點加以修正，擴充了"人法"的適用范圍，贊成法律具有域外效力。這些見解對1804年《法國民法典》的編纂產生了重要影響。
十六、七世紀的德意志學派也接受法則區別說，並重視物之所在地法的適用。當時的德國最高法院曾採用下列原則來處理國際私法問題：關於處分物的能力，不依所有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關於物的權利，依物之所在地法，故財產繼承，不依被繼承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動產則采動產隨人原則；法律行為的方式依行為地法。
17世紀，法則區別說在荷蘭得到了發展。荷蘭學者承襲法國法則區別學派的屬地主義理論，並把"國家主權"觀念滲透到國際私法領域，使得包括物權在內的法律適用問題獲得了新的解釋。這其中以優利克•胡伯（ulric huber）和約翰•伏特（john voet）最具代表性。
胡伯就解決各國法律沖突問題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則"：第一，每個國家的法律只能在其境內有效並約束其全體居民，但在該國境外則無效力；第二，在一國境內的一切人，無論是定居者還是暫時居留者，都應被視為該國的居民；第三，每個國家的法律既已在其境內實施，根據禮讓，各國統治者也應允許其在本國境內保持效力，只要這樣做不致損害自己的主權權力和臣民的利益。"胡伯三原則"的前二項仍旨在強調法律的屬地主義，據此，關於物權只能認為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論不動產還是動產；但從其第三項原則我們可以作出推斷，胡伯也承認"動產隨人"原則。因為，"禮讓"的初衷是基於實際需要，"只適用本國法，絕對不適用外國法，國際交往和經濟往來就成為不可能了。" 在處理動產物權關系問題上，只要不損害內國的主權和臣民的利益，適用所有人的屬人法同樣可以被認為是基於"實際需要"，是一種"禮讓"。與胡伯相比，約翰•伏特更強調法律的屬地性原則，主張無論人法、物法、混合法均不能在外國有效，立法者的權力既然受其本國領土的限制，其所制定的法律也只能在其領土范圍內有效。但是，他同時又不得不認為，根據"禮讓"，法院對外國立法者制定的"人法"應承認其效力。 由此可見，約翰o伏特也認為外國人的屬人法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在內國有效，這應該認為包括屬人法則支配動產的情形。
從巴托魯斯的法則區別說到胡伯的國際禮讓說，他們都從法律規則的性質本身出發來研究法律適用問題，並且毫不例外地將物中的不動產劃歸了物法的范疇，用屬地法即物之所在地法進行調整；而對於動產，在不同的時期或不同的國家，雖然在適用人的住所地法或本國法的幅度上有所波動，但基本上是以屬人法為准據。因此，這一時期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主要適用於不動產物權。
二、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
19世紀是國際私法學獲得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這與斯托雷、戴西、薩維尼三位大師的貢獻是無法分開的。在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上，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人類財富的積累，也由於人們的認識和觀念的轉變，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地位逐漸得以強化，並最終確立了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原則。
19世紀中葉，美國聯邦法院法官、哈佛大學教授斯托雷（joseph story）改變過去由演繹法推導法律適用規則的方法，根據實踐經驗及其對英國判例的研究，以歸納法總結法律適用的方法，並借鑒胡伯等人的見解，從遵循屬地原則出發，提出了與"胡伯三原則"相類似的三項主張：第一，每個國家在其自己的領土內享有絕對的主權和管轄權，因而每一國家的法律，只在該國領域及管轄權范圍內有其固有的力量，直接對存在於該國領域內的一切財產--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對居住於該國內的一切人--不論是出生於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以及對所有在該國所締結的契約和所為的行為，具有約束力與效力；第二，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不能直接對在其境外的財產發生效力或約束力，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無論是出生在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一國法律能自由地去約束不在其境內的人或事物，那是與國家主權不相容的；第三，一個國家的法律在其他國家所具有的任何力量及拘束性，純粹取決於後者的法律規定及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其真正的基礎與范圍在於"國際禮讓"。
從物權法律適用的角度來分析，斯托雷的第一項原則明確告訴人們，一國法律支配位於該國領域內的所有財產，不論其歸屬於何人，也不論其屬於動產還是不動產。而按照其第二項原則，一國法律不能直接支配其境外的財產，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據此，可以認為，即使是為內國人所擁有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它位於外國，那麼就不受內國法的支配；另一方面，如果動產隨其所有者發生了轉移，超出了其所有者的法屬地域--住所地或國籍國，那麼它就不能再適用其原所屬地的法律，亦即其所有人的屬人法，而只能適用該動產的新的所在地法。有學者認為，斯托雷的理論"助成法則區別學派的推翻"。 我們在贊成這種評價的同時還認為，斯托雷的貢獻，不僅在於摒棄"法則"二分或三分的主張，而分別就人的能力、婚姻、離婚、契約、動產、不動產、遺囑、法定繼承、審判權與救濟、外國判決等問題加以討論，而且在於他更明確地強調了法律的屬地效力。這就不僅直接否定了"動產隨人"的傳統觀念，而主張無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且主張任何"人"都應該受其"所在"地法的支配，而不是受其"所屬"國家的法律支配--這種主張的意義從物權的角度來說，就是使得"動產隨人"原則的適用失去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因為適用屬人法的實質是使支配人的法律也支配物。
與斯托雷齊名的英國國際私法大家戴西（a.v.dicey）也從法律的嚴格屬地性原則出發，認為為了保障合法法律關系的穩定性，對於依外國法有效設定或取得的權利，內國應該予以承認和執行。為了判定既得權利的性質，也只應依據產生此權利的該外國的法律。從保護"既得權"的立場出發，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戴西同樣認為應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在《戴西和莫里斯論沖突法》一書中，戴西和莫里斯不僅提出："所有不動產（土地）權利或與之有關的權利（除後面提到的例外）由該不動產所在國的法律（物之所在地法）支配"， 而且還不遺餘力地批判了動產隨人的不合時宜。他們指出，不論位於何地的動產，都被認為應當服從所有人住所地的法律支配，這對於一般的動產轉讓可能很有用，尤其是對於根據婚姻或死亡而產生的一般動產轉讓是適用的，但並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即對於個人動產的特定轉讓也必須適用同一規則。他們進一步指出："在早期，個人動產很少，而且通常位於所有人的住所地，所以這一規則可能是正確的。然而在當今商業社會，這一規則就完全不合適。因此，所有現代的學者和絕大多數現代法官，都已放棄了住所標准，而且』動產從人』在今天的含義只是指動產繼承應由死亡人的屬人法來支配。" 他們還援引了幾位法官的話作為佐證--毛海姆（maugham）指出："關於有形動產的轉讓，我認為沒有任何人懷疑其准據法必須為物之所在地法。如果不是這樣，商業貿易就無法進行。"德夫林（devlin）指出："作為一般規則，通過契約進行的動產轉讓，無疑應由物之所在地法支配。"迪普洛克（diplock）指出："支配有形動產轉讓的自體法是物之所在地法。"
就司法實踐而言，英國著名的cammell v. sewell案可以作為例證。在挪威的一位船主拍賣了一艘英國籍遇難船上的木材，買受人依照挪威法獲得了拍賣標的物，盡管依照英國法，船主逾越了他的許可權，但英國法院仍然承認這位基於誠信原則的買受人的所有權。crompton法官代表法院的多數意見，發表了如下判決理由：假如動產是依照動產所在地的法律所做的合法且具有拘束力的處置，那麼這項處置在任何地方均具有拘束力。
如果說我們從斯托雷、戴西的理論中只能通過推理、判斷得出結論，認為他們贊成或推崇物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那麼薩維尼的學說以及遵循其學說的一些國家的立法或判例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段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的存在。
薩維尼從普遍主義--國際主義的立場出發，避開了法律的域內域外效力問題的爭論，主張平等地看待內外國法律，以判決結果的一致性作為國際私法所追求的目標。他認為，國際私法存在的根據是因主權國家間的互賴和各民族間的互通而形成的"國際法的社會"。國際私法的任務，是為每一種法律關系確定依其本質所應歸屬或應受制的法律秩序，為此，即應探得各該法律關系的"本座"（sitz）：支配該本座所在地的法律秩序，即為該法律關系所應歸屬的法律秩序。而法律關系的本座應依法律關系的特性來確定。關於物權，他認為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應以物的所在地為本座，從而都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現代羅馬法體系（第八卷）》(即《法律沖突與法律規則的地域和時間范圍》)這部不朽的著作中，薩維尼指出，自從法則區別說以來人們就一直在堅持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即"用於支配物權的法律將適用於位於立法者領域內的所有的物，而不論該物涉及的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在對這個原則的理解和適用上卻作了錯誤的不必要的關於動產與不動產的區分，以致剝奪了該原則固有的效力和一貫性。該原則被認為只適用於不動產，而動產則由住所地法來判定。由住所地法來判定動產，違背了法律關系本身的特性，人為地將住所地法擴大適用於所有的地方。這是薩維尼從歷史的角度對"動產隨人"原則所作的剖析。繼而，他又從"人"和"住所地"的不確定性方面對"動產隨人"進行了更加深刻的批判。薩維尼認為，動產物權適用人的住所地法，這里的"人"是與動產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人，而界定利害關系人是十分困難的。他進一步指出，對於利害關系人可以理解為所有人，但在財產轉讓中，利害關系人是指以前的所有人還是指新的所有人；在關於財產的對立糾紛中有雙方當事人，到底哪一方是所有人；如果不僅僅從所有權的角度考慮，再從物權的其他形態上考慮，每種物權在其存在或被主張時仍然會產生不止一個的利害關系人。利害關系人既難於確定，住所地法也就難於確定，"這樣，指導我們的住所地原則，即使其本身理由充分，也仍是非常模糊的，因此這個所謂的規則對問題的實際解決沒有什麼效果。"
關於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薩維尼指出，"為了確定它們所屬的法域，我們要根據物權客體真正的性質來確定這種地域。因為物權客體是由感覺來感知的，並佔有一定的空間，因此它們所在的空間場所自然是它們所參與的每一法律關系的本座。一個人為了取得、擁有或行使對物的權利，他必須到物所在的場所，對於這種特定的法律關系，他自動地使自己服從於約束該地域的本地法。因此當說到物權由物之所在地法（lex rei sitoe）判定時，這種主張所依據的理由與人的身份適用住所地法（lex domicilii）理由相同，二者均源自自願服從。" 薩維尼從物權的主要客體--物著手，分析物的客觀空間屬性，從簡單、實用與有效行使權利的角度闡述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這是應該給予肯定的。然而，在主觀方面，他認為物的權利人一概"自願"服從物之所在地法，未免過於武斷，似乎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此外，承襲薩維尼學說的德國學者齊特爾曼(ernst zitelmann)以對"權利性質"的研究為基點，探討法律適用問題。他認為，國際私法上的問題其實是以特定權利的得失為內容，並只能由具有國際法上主體地位的國家的法律來判定，而這種法律就是當時有權賦予或消滅各該權利的法律。國際私法的任務就是確定此項法律。這些權利可以分為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據此，齊特爾曼提出了若干國際私法的適用原則，例如，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適用屬人法，即本國法，如有關身份、能力、親屬等問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則適用屬地法，即所在地法，如有關動產、不動產等物權。 齊特爾曼著眼於法律關系之中所蘊含的權利問題，以對物權的性質的分析為基礎，從有利於物權的保護出發，仍然得出了不論動產物權還是不動產物權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結論。
在立法方面，1756年的巴伐利亞法典是最早採用絕對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立法範例。它在沖突法方面接受了"法則區別"學派提出的一些普遍性規則，但在物權方面，它拒絕了"動產隨人"的原則，而不分動產與不動產、有體財產與無體財產，主張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總的說來，在立法上規定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甚至還很復雜。1865年義大利民法典第7條，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第10條，1811年奧地利民法典第300條等均接受動產隨人理論。然而，自從1864年以後，義大利的學說就曾試圖通過解釋的方法，把動產置於物之所在地法的控制之下，直到1942年修訂民法典時，才在其第22條明確作出規定。西班牙的規定也遭到學者們的批判，並最終在1974年完全更改過來。奧地利法院在實踐中一直沒有採用其民法典的規定，並於1913年的國際私法立法中贊成把物之所在地法適用於所有財產。
中南美洲國家普遍採用了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如1855年智利民法典第16條，1916年巴拿馬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1917年墨西哥憲法第121條第2款，1936年瓜地馬拉關於法院權力組織法第21條，1936年秘魯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和1984年秘魯民法典第2088條，1942年巴西民法施行法第8條以及它的196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344條，1942年的委內瑞拉民法典第10條以及它的1963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4條和1998年新國際私法第27條，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7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16條，1899年巴拉圭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85年國際私法第16條，1906年宏都拉斯民法典第14條，1904年尼加拉瓜民法典第6條，等等，均對動產和不動產一律適用物之所在地法。此外，1889年《蒙得維的亞國際私法條約》第32條，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105條，也都在總的原則上支持對所有的財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亞洲，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國家也很多。如1898年日本法例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動產及不動產的物權及其他應登記之權利，依其標的物所在地法"。日本法例雖歷經1942年、1947年、1964年三次修改，但是這一規定始終未變。1939年泰國國際私法第16條第1款規定："動產及不動產，依物之所在地法"，第17條規定："在訴訟進行中變更動產的所在地時，仍依該訴訟開始時物之所在地法。" 1982年土耳其國際私法和國際訴訟程序法第23條第1款規定："動產和不動產的所有權以及其他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律。"此外，伊朗、伊拉克、前蘇聯東歐國家、非洲的埃及、馬達加斯加等國，也都主張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
我國台灣地區1953年6月制定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物權，依物之所在地法"，第3款規定："物之所在地如有變更，其物權之得喪，依其原因事實完成時物之所在地法。"在實踐中，圍繞第10條的規定曾發生過一起適用案例：1957年5月台灣亞洲航空公司美籍工程師安諾德在台灣地區墜樓身亡，死者遺屬有中國台灣籍的妻子及美國籍的子女二人。安諾德的遺孀及子女向法院訴請亞洲航空公司交還其所保管的安諾德的遺產（動產）。台灣地區台北市地方法院於1957年8月作出判決，認定此訟爭議標的為物權性質，適用台灣地區《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的規定：以遺產（動產）所在地法為准據法，判決被告返還原告請求交還的財產。
可以肯定地說，自從19世紀中葉以後，在物權問題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僅愈益成為學者們的一般共識，而且愈益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實踐。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關於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也不是"絕對"的，即使在近現代社會物權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為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之時，仍然有一些國家或學者基於某種原因堅持相對適用的觀點並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因而，"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只是從各該時期的總體狀況或佔主導地位的法律適用原則的角度所作的一種觀察，而絕不是指這一時期關於物權關系法律適用的絕對狀態。

❿ 物權法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一、什麼是物權法的基本原則
原則，即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准繩。物權法的基本原則，是物權法所直接或者間接確立的、貫穿於物權制度中的法律實施之根本准則，包括守法准則、司法准則、執法准則和法律監督准則。它是民法基本原則在物權法中的具體體現，是物權法的本質和特徵的集中體現，反映了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要求，表達了物權法的基本價值取向，是物權法中高度抽象的、最一般的行為規范和價值判斷准則。
二、物權法的四大基本原則是什麼
1、物權法定原則
物權法定原則，又稱為物權法定主義，是指物權只能依據法律設定，禁止當事人自由創設物權，也不得變更物權的種類、內容、效力和公示方法。包括物權的種類法定、內容法定、效力法定、公示方式法定。
2、公示、公信原則
公示就是物權的設立、轉移必須公開、透明。公示原則就是要求將物權設立、轉移的事實通過一定的方式向社會公開，使其他人知道物權變動的狀況，以利於保護第三人的利益，維護交易的安全和秩序。公信原則是指一旦物權的取得和變動經過公示，當事人就有理由產生合理信賴，相信以公示方法所表現出來的權利人和權利狀態是正確的。
3、一物一權原則
一物就是指的一個完整的、獨立物而不是指它的某一部分，一權就是在這個物上只能設一個所有權，也就是一物不能有二主。
4、區分原則
所謂物權法上的區分原則即指在發生物權變動時，物權變動的原因與物權的變動的結果作為兩個法律事實，他們的成立生效依據不同的法律根據的原則。無論物權變動的原因是什麼，原因的成立與物權的變動都不是一個法律事實，而是兩個區分的法律事實。
三、物權法基本原則的功能
1、物權法的基本原則是物權立法的准則。
2、物權法的基本原則是物權主體進行受物權法調整的民事活動的基本准則。
3、物權法的基本原則是裁判者對物權法律、法規進行解釋的基本依據。
4、物權法的基本原則是民法學者討論物權法所涉價值判斷問題時，應當權衡的主要因素。
物權法的四大基本原則主要包括物權法定原則、公示公信原則、一物一權原則、區分原則，在物權法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