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領域制度分裂知識產權

① 國際知識產權糾紛司法解決途徑的優缺點

國際知識產權糾紛解決的主要方法有協商、調解、行政處理、仲裁和訴訟五專種。協商是指雙方當事屬人在知識產權糾紛發生後，在自願互諒的基礎上，按照有關法律的規定，通過直接的協商和談判，自行達成和解協議，從而使糾紛得到解決的活動。調解是指知識產權糾紛發生後，經雙方當事人申請，由人民法院、仲裁機構或調解人從中協調，使雙方當事人在自願協商的基礎上，互作讓步，達成協議，從而使糾紛得到解決的活動。行政處理是指知識產權糾紛有關的當事人或者不特定第三人請求知識產權行政管理機關處理其知識產權糾紛或與知識產權有關的侵權等違法行為的活動。仲裁是指知識產權糾紛雙方當事人在自願基礎上達成協議，將糾紛提交仲裁機構審理，由仲裁機構做出對爭議雙方均有約束力的裁決的解決糾紛的制度。當事人可以根據仲裁裁決或調解書要求對方承擔責任或履行義務，也可請求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民事訴訟是指人民法院在知識產權糾紛雙方當事人的參與下審理和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訴訟活動。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做出要求對方承擔責任或履行義務的判決書或調解書，並可請求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② 原有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體制的構成及其存在的問題

摘要: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領域,已經形成一種有效防止在保護領域和保護程度上的倒退棘齒機制。它形成的基礎是多邊和雙邊條約中的「最低保護標准」條款,其運作有賴於國際知識產權保護談判場所在W IPO 和W TO 之間的遷徙。在棘齒機制下產生的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新規則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加強合作,充分利用現有體制的靈活性,並努力擴大知識公域,以在技術上盡快趕超發達國家。
關鍵詞:知識產權; 最低保護標准; TR IPS
一、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棘齒機制的形成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機制發端於1883年簽訂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和1886年簽訂的《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在此之前,知識產權的保護並無任何國際標准,地域性是其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巴黎公約和伯爾尼公約為形成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奠定了基礎,其核心內容是規定各國在制定本國知識產權法時應遵守的最低標准,為外國國民提供了取得權利並獲得保護的主體資格,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一國一地的疆界為限的法律保護,提高了保護水平。
1970年,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 IPO )正式成立。W IPO 所管理的國際條約, 構成知識產權多邊國際保護的主要內容。但W IPO在執法能力上的缺陷使發達國家不滿,由知識產權保護引起的貿易沖突也時有發生。於是,發達國家希望藉助於GATT的爭端解決機制對知識產權實行更加有效的保護。烏拉圭回合的談判便成功地以國際條約的形式第一次對知識產權執法和有關知識產權獲得、維持的程序、爭端的防止與解決作了具體的新規定。這就是《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 TR IPS) 。
TR IPS本身便是一個全球性的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協議,它為所有成員國規定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最低標准, 也提供了一個強制性的爭端解決機制,極大地保護了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至此,雙邊條約和多邊條約層層疊疊, 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領域的防止倒轉的棘齒機制已經形成: 首先,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形成的基礎是雙邊和多邊知識產權條約中的最低保護標准條款。以TR IPS 協議為例,其第1條第1款規定:「成員均應使本協議的規定生效。成員可以、但並無義務在其域內法中實施比本協議的要求更為廣泛的保護,只要其不違反本協議。」這可以被認為是「最低標准」的典型表述。事實上,從巴黎公約開始,每一個雙邊或多邊的知識產權保護條約都包含了一個類似的條款。
因而,條約的締約方可以在不背離條約的前提下提供更廣泛和更優惠的保護,而隨後制定的條約自然會確立更高的保護標准。
其次,現代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的運作依賴於談判場所的遷徙。回顧近年來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發展,可以看到,發達國家推動知識產權保護的談判場所在W TO 與W IPO之間遷徙。TR IPS 之後, 它們的目標是在全世界都實現最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日大力倡導的「全球專利制度」。W IPO 於2000年6月簽訂了《專利法條約》( PLT) 。2001年5月, 對《實體專利法條約( SPLT) 草案》進行了第一次討論。2001年8月, W IPO 總幹事宣布了命名為「W IPO 專利議程」的提案。此後, W IPO 專利法常設委員會多次探討修訂SPLT。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論壇重返W IPO,W IPO 正在抓緊創建一個國際專利的法律框架,進一步提高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發達國家首先利用W IPO和W TO 二者的不同優勢, 把談判場所確立在障礙較小、容易取得成功的論壇。在談判取得成功後, 可以依據TR IPS協議第71條的規定,使W TO 成員接受在多邊協定中達成的共識和標准。[1]
二、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的作用日趨明顯。以專利領域為例,W IPO不僅開始著手PCT改革,而且通過了PLT 以協調、統一專利申請以及國家和地區專利的形式程序;並反復討論修訂SPLT草案,力圖統一各國專利授權和效力問題的一些法律原則,如對現有技術、新穎性、創造性(非顯而易見性)和工業實用性的定義,充分公開的特性以及權利要求的結構和解釋等等,其目標是最終設立一部統一的國際專利法。可見,在專利法領域國際保護的棘齒已經從形式標准推向實質標准,保護范圍越來越廣,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在涉及專利方面的利益將進行一次大調整或重新分配。
然而,棘齒作用使保護標准一再提高, 在棘齒機制下產生的新規則對發展中國家是非常不利的。一般來講,專利保護程度越高,由技術創新帶來的系統利益就越大, 由技術使用(擴散)帶來的系統利益就越小, 反之亦然。因而專利保護的程度並非都是越高越好,而是根據每個國家的情況存在一個最佳保護程度或最佳點,在這一點上其系統利益達到最大。這個最佳點的確定取決於該系統具體的技術創新和技術使用的對比情況。
積極提倡建立全球專利制度的美、日和歐盟, 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較高,用於高新技術研究開發的投資多, 專利保護的需求強烈,因而其最佳保護程度較高。比較之下, 發展中國家最佳保護程度較低。二者的利益沖突是明顯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依據本國傳統、宗教、倫理或考慮公眾利益,對特殊客體如動植物品種及人體基因不給予專利保護;而美國主張,太陽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被申請專利的。美國推行的世界農業體制,實際上使農民成為承租人, 為受專利保護的種子、植物品種、化肥和殺蟲劑支付大量費用。TR IPS 協議生效後,成員方使用反向工程和其他模仿創新產品的方法受到了限制,這給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趕超發達國家設置了障礙。可以預見,如果全球專利法得以簽署, 發展中國家就會受制於比W TO更嚴厲的但是對美、日、歐專利人有利的規則。
三、發展中國家的對策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發達國家在工業化早期, 沒有受專利保護的影響,它們通過復制模仿等方式, 逐步建立起了強大的科技競爭力。現在, 它們試圖以本國標准代替國際標准,呼籲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專利制度, 這對發展中國家明顯不公。棘齒機制的進一步推進,就會卡住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喉嚨。因此,發展中國家應該:
第一,認真分析、充分利用現有體制所允許的靈活性,爭取彈性空間。知識產權保護的棘齒已經不允許發生任何在保護程度、保護范圍上的任何倒退。但目前體制仍給予了成員方較大的靈活空間, 例如, TR IPS 被公認為是一個覆蓋面廣、高標准、嚴要求的協議, 盡管如此,它仍允許對包括基因序列、轉基因植物品種、植物新品種、計算機軟體和商業方法等採用不同於專利的弱保護; TR IPS 協議第13條、第17條、第26條和第30條所列舉的關於版權、專利、商標、工業品外觀設計的限制或例外的規定,第8條和第27條關於「強制許可」的規定都是重要的彈性條款,賦予了成員國控制知識產權濫用的權利, 是維持私權與國內公共利益平衡的重要手段。
第二,積極倡導、努力擴大「知識公域」。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承認知識產權是一種私權,主要是智力產品的財產權。然而,思想這塊領域,用經濟學家的話說,並不像有形物領域那樣存在對抗。「它的特別之處. 在於沒有人因為其他人擁有而擁有的更少。」[2]一方面,現有體制承認知識產權是一種有限的壟斷,我們應給予產權人足夠的控制, 以激發他們進行創造;另一方面,他們所創造的東西最終會落入公有領域。所以,我們更應該允許和鼓勵直接投入公有領域的知識產品。開放源碼,或自由軟體, 就是在公有領域中安家的代碼。隨開放源碼軟體一起傳播的公眾許可合同( public license) ,使任何其他人都可以取用其資源, 不需任何人的許可,比如L inux 這樣的開放系統和在L inux 之上的創新; 此外,還有以「創意共享」方式宣告著作權的作品。[3]國家應該展現知識公域的價值, 使科技工作者也意識到:「只有我們———大學里的人———抵制誘惑,拒絕從專利那裡收取大筆使用費, .才可以抵制封閉。」[4]擴大的知識公域將擴大由技術擴散帶來的系統利益。
第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強合作,締結框架性條約,在重要問題上表明發展中國家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努力消除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參與者從中獲得利益的不均衡。發展中國家應當根據本國的條件積極主動地參與和控制專利法協調的國際議程,尤其對於不合理的條款應當堅決拒絕。巴西、阿根廷等國家提出的「W IPO發展計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03年9月進行的全球貿易會談宣告失敗,也證明發展中國家說「不」是可行的。

③ 為什麼要在WTO下建立一套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機制

為什麼要在wto下建立一套知識產權保護國際機制

在「烏拉圭回合」開始以前，並未涉足知識產權問題由於經濟全球化及日益加強的國際貿易聯系，發達國家及我國開始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
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仍然很不力，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國內方面。雖然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已經確立數百年，但至20世紀80年代，仍有一些國家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不健全。即使在建立了知識產權法的國家裡，也存在著相當多問題。有許多國家對外國人在本國取得知識產權保護往往施加許多限制，要求履行一些復雜的手續，使得外國人的知識產權很難在本國受到法律保護。同時，各國在立法上相差甚大，也妨礙了知識產權的保護。
二是國際方面。從《巴黎公約》於1883年締結，到烏拉圭回合談判開始，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出現了一系列國際條約，形成了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體系。就這一體系的狀況而言，雖然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仍有許多不足，需要不斷完善。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多邊國際條約的影響范圍太小。除幾個主要公約，如《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以及《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等締約國較多以外，其他許多國際條約的締約國數目太少，如《商標注冊條約》只有幾個締約國，很難發揮作用。
（2）許多國際條約本身缺陷嚴重。依目前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領域中起作用最大的三個國際公約——《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而言，它們本身就有很大欠缺。第一，各公約均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機構來保證其實施。雖然主要公約大部分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來負責管理，但該組織也沒有建立起一套強有力的保證體系來確保各公約在所有締約國都能得到遵守。其二，各公約均未規定某一締約國違反公約時應給予的懲罰，致使一國違反自己的義務時其他締約國束手無策，缺少有力的報復或懲罰措施。第三，許多公約允許締約國保留的范圍太寬，致使公約的規定名存實亡。第四，許多公約規定過於籠統，為締約國逃避自己的義務留下很大的餘地。
（3）各公約缺少相互協調機制，不能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進行廣泛的國際合作。
（4）現存的國際保護體系不適應新技術革命的要求。現存體系主要對專利權、商標權、版權及其鄰接權提供保護，對於一些新技術革命的成果，如生命工程、微電子技術等等，尚未納入這一體系當中。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不力已經對國際貿易構成嚴重的障礙。
首先，隨著高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國際貿易中的貨物，尤其是由發達國家輸往發展中國家的貨物的技術含量較高，經常含有許多專利技術；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並不很高，對這些高新技術產品的法律保護不力，影響了高新技術產品向這些國家的出口。
其次，技術貿易和版權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不斷上升，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影響了技術貿易和版權貿易的正常發展。
最後，隨著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對商標、商號、商業秘密以及反不正當競爭保護的要求越來越高，而在這些方面尚未形成統一的國際標准，對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構成障礙。
（二）知識產權談判的原則和目標
部長宣言關於「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問題，包括冒牌貨貿易問題」部分指出，
「為了減少對國際貿易的扭曲和障礙，考慮到促進充分有效地保護知識產權的必要性，並保證實施知識產權的措施和程序本身不對合法貿易構成障礙，談判應旨在澄清關貿總協定的規定，並視情況制訂新的規則和紀律。
談判應旨在擬訂處理國際冒牌貨貿易的多邊原則、規則和紀律的框架，同時應考慮到總協定已進行的工作。
這些談判不得有礙於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其他機構在處理這些問題方面可能採取的其他補充行動。」

對於知識產權的性質，協議序言第4段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知識產權是私權。

．知識產權應受民法保護
我國立法、司法實踐及法學研究各領域目前尚很少使用「私權」一詞。與「私權」含義相等的應當是「民事權利」。因此，我國民法學界和知識產權研究領域普遍將知識產權作為民事權利的一種。TRIPS協議有關知識產權性質的表述，更加明確了這樣一個結論：知識產權是民事權利的一種。既然是民事權利，自然應受民法的規范與保護。這與我國的民事立法實踐也是相吻合的。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知識產權作為民事權利的一種，受民法通則的保護，但並不意味著知識產權法也是民法的一種分支。現在學術界有不少人將知識產權法納入到民法體系中，從權利的性質的角度來看是正確的，但從法律部門的角度來看就很值得商榷了。對於知識產權法到底屬於哪個部門的問題，我們認為，應當在對知識產權法的規范進行分類的基礎上才能得出結論。
知識產權法，不論版權法、商標法還是專利法，其基本規范不外乎兩大類：關於權利人所享有權利及其保護的規范與關於權利人取得權利的條件和程序的規范。
關於權利人所享有的權利及其保護的規范屬於人們通常所說的「實體規范」的范疇，從其部門歸類的角度來看，由於這些規范涉及的是知識產權的內容、行使、保護等問題，而知識產權又屬於民事權利，所以這些規范在性質上應與民法通則關於民事權利的內容、行使及保護的規范是相同的。因此，就這部分「實體規范」而言，它們應屬於民法的一部分。
關於權利人取得權利的條件及程序的規范屬於人們通常所說的「程序規范」的范疇。這部分規范主要涉及權利人取得知識產權的手續和程序以及履行手續和程序中的權利義務。由於取得知識產權所需要履行的有關手續和程序在性質上屬於行政程序，這部分規范應被納入行政法的范圍。
所有知識產權法都至少由這兩種基本規范構成。不過，通過對比兩種不同性質的規范在知識產權法中的地位，我們就會發現，除了那些實行自動保護制度的國家的版權法外，在知識產權法中佔主導地位並不是那些規定權利人的權利及其保護的實體規范，而是關於權利人如何取得權利的程序規范。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籠統地將知識產權法劃入民法是錯誤的。實際上，知識產權法從其主要規范的性質上來看倒更應該被納入行政法。然而，知識產權法作為法律規范，到底應當納入民法、行政法，或者獨成一系，在實踐中似乎並無太大意義既然知識產權是民事權利的一種，其保護也應與民事權利的保護一樣。就知識產權而言，其保護主要是通過制止其他人的侵權行為而實現的。從我們在本書有關知識產權的具體類型所包含的權利內容中可以發現，知識產權的權利人的基本權利是禁止或制止他人未經其許可而實施有關行為。
。但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知識產權法應當劃入經濟法，但凡知識產權其必備的要件就是能夠體現出客觀的市場價值。即所謂知識產權可用具體的貨幣衡量，否則不會有人去申請專利從而獲利。我國目前在知識產權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可忽視。政府監管不力和缺乏強有力的執行手段，以及國家所謂的試點工程導致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知識產權保護有了天壤之別。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更加惡劣的是我國為了單純追求經濟效應而放縱民間企業大量復制和侵犯他國知識產權。比較知名的有山寨蘋果手機，998元。山寨憤怒小鳥主題公園；甚至是山寨的紐約城。一片山寨風氣甚囂塵上。而我國對於對於這類山寨侵權居然持認同意見。這明顯是一種倒退，也難怪wto或美國總找我國麻煩。這一民族的認知錯誤無法改變，中國就永遠只能是望其他國家項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知識產權保護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擁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是，當我國與其他締約方在知識產權方面發生爭端時，可以適用世貿組織統一的爭端解決機制。這個爭端解決機制一方面有助於減少或在一定程度上扼制過去極少數發達國家動輒使用的肆無忌禪的單邊報復的行為，使我們在可能與發達國家發生的知識產權爭端時，能夠在協議的框架下通過多邊談判解決爭端；另一方面，也對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我們不能對有關締約方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合法權利提供有效的保護，就有可能被終止應享有的減讓等優惠待遇，直至受到交叉報復和跨部門報復。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特別是對假冒、盜版行為進行有效、有力地打擊和制裁，就已經成為我國"入世"後必須要履行的義務。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無形的財產權，由智力勞動者對其成果依法享有的一種權利。在當今的國際經濟貿易中，知識產權保護涉及的領域在逐漸加寬，份量在逐漸加大。在未來的國際貿易競爭中，知識產權將是競爭的焦點。綜上所述，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機制有其合理及必要性。
（犧牲了我不少積分，希望採納答案哦）

④ 知識產權制度國際化是什麼意思

知識產權制度國際化，直接的說，就是各經濟主體為解決知識產權糾紛而共同制度的最低標准，他對發展中國家是很有利的；當前的知識產權制度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不好的影響，但立足當下，著眼未來，它的利大於弊。

知識產權制度國際化可以鼓勵和刺激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和個人獨立研究，科技創新，從而提高國家科技水平，帶動經濟發展，順應世界經濟全球化，增強國家綜合實力，讓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上擁有更多的發言權，進一步給國家科技提高帶來利處。

(4)國際領域制度分裂知識產權擴展閱讀：

知識產權制度國際化的高標准，高要求促使發展中國家認識到形成自主創新核心技術的重要性，促使發展中國家提高自主研發知識產權的能力。壓力產生動力，這無疑是對發展中國家進行自主創新產生了一種推力。與此同時，還促使發展中國家挖掘本國的知識產權優勢，即將自身占優勢的傳統知識納入到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圍中，不僅提高了自主知識產權在國際中所佔的比例，還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

比如屬於中國的歷史悠久的藏葯，在知識產權制度未國際化之前，經過日本的無情侵權，但國際化後，中國意識到了對本國知識產權的開發和保護，加大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更加完善了了知識產權保護法。

⑤ 有關國際組織關於知識產權的定義各是什麼

國際上對規范知識產權立法、執法和民事行為影響重大的國際條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和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是通過列舉知識產權應當包括的范圍和權利種類來界定知識產權的。

依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第2條第（8）款的規定，知識產權包括下列權利：

1．與文學、藝術及科學作品有關的權利，即版權或著作權；

2．與表演藝術家的表演活動、與錄音製品及廣播有關的權利，即鄰接權；

3．與人類創造性活動的一切領域發明有關的權利，即專利權；

4．與科學發現有關的權利；

5．與工業品外觀設計有關的權利；

6．與商品商標、服務商標、商號及其他商業標記有關的權利；

7．與防止不正當競爭有關的權利；

8．一切其他來自工業、科學及文學藝術領域的智力創作活動所產生的權利。

應當指出的是，該《公約》第16條規定，參加本公約，不得對本公約作任何保留。也就是說，加入該公約，必須對該公約所有條款均同意和遵守。目前，世界上已有160多個國家加入該公約，我國也已於1980年加入該公約。因此，可以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均同意該《公約》劃定的知識產權范圍。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一個奇特現象是，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均同意上述公約劃定的知識產權的范圍，但國內立法真正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劃定的「知識產權」作為知識產權保護范圍的國家卻很少。一個典型的事例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認定的隸屬知識產權的「發現權」，只有我國和幾個少之又少的國家立法承認其是「知識產權」，查看我國《民法通則》關於「知識產權」的第三節之規定，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民法通則》確認「發現權」屬知識產權，但卻沒有賦予發現人以獨占專用權，而僅賦予獲取證書、獎金和其他獎勵的權利。由此可見，發現權與專利權、商標權、版權等知識產權相比具有較大的差別。另外，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均加入了該公約，並承認該公約劃定的知識產權范圍，但各國學者對這一范圍在學術上仍存在較大爭議。

世界貿易組織（WTO）文件《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中所指知識產權的范圍包括：

1．版權與鄰接權；

2．商標權；

3．地理標志權；

4．工業品外觀設計權；

5．專利權；

6．集成電路布圖設計；

7．未披露的信息專有權。

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劃定的知識產權范圍相比，一方面，TRIPS協議劃定的知識產權范圍中沒有科學發現權。這主要是因為這種知識產權與貿易無關。另一方面，增加了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這是為了適應國際貿易的需要，特別是為了適應某些經濟大國在對外貿易中保護本國利益的實際需要。再一方面，強調突出了「未披露過的信息專有權」。這種信息主要指「商業秘密」，特別是其中的Know-How。多數國家保護商業秘密是將其納入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軌道，我國也是如此。在這一點上，TRIPS協議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是一致的。但商業秘密是否為一種知識產權，此前曾有爭議，TRIPS協議給予了肯定回答。我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以我國認可這個國際組織關於知識產權范圍的界定。實踐中，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實際上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各國對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水平。我國目前對知識產權一致公認的范圍是專利權、商標權、版權、禁止不正當競爭等。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將TRIPS規定的「未披露的信息」，也列入知識產權的調整范圍，對這種觀點尚未達成共識，但這種趨勢將會越來越明顯。

上述兩個國際公約對知識產權劃定的范圍，是當今世界各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通例，「迄今為止，多數國家的法理專著、法律，乃至國際條約，都是從劃定范圍出發，來明確知識產權這個概念，或給知識產權下定義的」[1]除了一些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關於知識產權范圍的規定外，一些論著也就知識產權列舉了范圍。如英國劍橋大學W.R.Cornish教授所著的知識產權教科書將 「保護技術發明和設計的專利權」、「保護文學藝術創造的著作權」、「保護經營標記的商標權」合稱為知識產權[2]。

概括式的知識產權定義

目前，對知識產權采「概括主義」定義方式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其中代表性的觀點有：

一是將「知識產權」定義為「知識產權指的是人們可以就其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權利。」[3]這里將知識產權的客體較為籠統地界定為「智力成果」，與知識產權的英文單詞（Intellectual Property）本意最為接近。類似的定義還有，知識產權「是指在智力創造活動中智力勞動者及智力成果所有人依法所享有的權利。」[4]

二是認為，「知識產權是基於創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業標記依法產生的權利的統稱。」[5]這個定義將知識產權的客體具體化為創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業標記兩類；認為以知識產權名義統領的各項權利，並不都是基於智力創造成果產生。1992年國際保護工業產權協定（AIPPI）東京大會將知識產權劃分為「創造性成果權利」與「識別性標記權利」，可見知識產權並非都是就「智力創造成果」享有的權利。吳漢東教授將知識產權的定義進一步闡釋為「知識產權是人們對於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依法享有的權利。」認為知識產權是產生於精神領域的非物質化的財產權，即是基於智力成果、經營標記或知識信息所產生的權利；知識產權不等於是智力創造性成果權，以知識產權名義所統領的各項權利並非都是來自知識領域，亦非都是基於智力成果而產生，從權利來源來看，主要發生於智力創造活動與工商經營活動，從權利對象來看，則由創造性成果、經營性標記、信譽以及其他知識信息所構成；知識產權是法定之權，其產生一般須由法律所認可。[6]

三是認為，「知識產權是民事主體依據法律的規定，支配其與智力活動有關的信息，享受其利益並排斥他人干涉的權利」。[7]這一定義，強調了知識產權是法定「支配權」的屬性，將知識產權的客體界定為「智力活動有關的信息」。

上述三種概括式的知識產權定義各有其特點，核心區別在於對知識產權客體或對象范圍理解上的差異。第一種定義將知識產權的客體界定為「智力成果」，與Intellectual Property的本意相一致；將知識產權的各種保護對象統一歸入智力成果的范疇之中，避免了採取列舉式表述可能出現掛一漏萬的可能。第二種定義明確將知識產權的客體列舉為「創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業標記」或「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使人們通過該定義就能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圍有一個明晰、確定的認識。第三種定義則將知識產權保護的所有對象稱做「與智力活動有關的信息」，表述方式與第一種定義有類似之處，區別在於認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是與智力活動有關的「信息」，而非智力成果。

我們認為，知識產權的定義不管如何表述，至少應當闡明如下幾點涵義：首先，應當明確知識產權主體是民事主體或私權主體。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將知識產權界定為「私權利」，知識產權的主體也宜表述為民事主體或私權主體。上述第三種定義強調知識產權是「民事主體」依據法律的規定對客體享有的權利，這種關於知識產權主體的表述比其他說法顯得更為妥當。其次，從概念的明確性角度分析，知識產權定義中應當對知識產權的客體范圍加以界定和區分。將知識產權的客體簡單表述為「智力成果」或者「與智力活動有關的信息」略顯籠統。1992年國際保護工業產權協定（AIPPI）東京大會將知識產權劃分為「創造性成果權利」與「識別性標記權利」，表明知識產權主要來源於智力創造活動與工商經營活動，知識產權對象由創造性成果、經營性標記、信譽以及其他知識信息已經在國際范圍內成為共識。所以，吳漢東教授在其知識產權的定義中將知識產權的客體表述為「人們對於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更趨適宜。再次，知識產權是法定權利，是一種支配權。強調知識產權是一種法定權利，一方面在於明確知識產權類型法定，另一方面旨在凸顯知識產權中商標權、專利權等必須依法申請審批，這往往是知識產權特有的，與其他民事權利相區別的。強調知識產權是一種支配權，意在明確知識產權和物權、人身權等權利屬性的一致性，與債權的不同性。總之，知識產權是民事主體對其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依法享有的支配權。

⑥ 國際知識產權保護體制發生變化的標志是

世界貿易組織的《知識產權協定》是國際知識產權保護體制發生變化的重要標志。專
（一）目標：
協議屬在其序言中要求締約方承認知識產權為私權，並指出協議的目標在於「減少國際貿易中的扭曲和障礙，促進有效而充分地保護知識產權，保證知識產權執行不會成為合法貿易的障礙」。
（二）基本原則：
1、最低保護標准原則：即締約方應執行本協定的規定，但可以在其國內法中規定比本協定所要求的更廣泛的保護。
2、國民待遇原則：除《巴》、《伯》、《羅馬公約》及關於集成電路的知識產權條約有例外規定外，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締約方必須給予其他締約方的國民以本國國民的同等待遇。但對於表演者、唱片製作人及廣播組織者，國民待遇僅限於本協定規定的權利。
3、最惠國待遇原則：除本協定規定的例外情況外，締約方給予任何其他締約國家的國民的任何優惠、特權和豁免，應同時無條件地給予所有其他締約方的國民。

代理專利申請、商標注冊、軟體著作權、集成電路布圖、商業秘密等知識產權相關服務

四川力久律師事務所 028-62015529-616

⑦ 知識產權國際公約有哪些形式

與知抄識產權有關的國際公約：
《與貿易（包括假冒商品貿易在內）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1994）
《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883）
《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1971）
《保護表演者、錄音製品製作者和廣播組織的國際公約》（即《羅馬公約》1961）
《關於集成電路的知識產權條約》（1989）
《專利法條約》（2000）
《工業品外觀設計國際注冊海牙協定》（日內瓦文本1999）
《國際承認用於專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達佩斯條約》（1977）
《專利合作條約》（1970）。

⑧ 世界貿易組織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等領域的國際規則主要包括哪些內

知識產權是關於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智力勞動成果的專有權利。隨著科技的發展，專為了更好保護產權屬人的利益，知識產權制度應運而生並不斷完善。發明專利、商標以及工業品外觀設計等方面組成工業產權。工業產權包括專利、商標、服務標志、廠商名稱、原產地名稱，以及植物新品種權和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等。

⑨ 如何應對知識產權國際規則變革

當前的知識產權國際規則變革有著其自身深刻的政治和經濟背景

隨著知識經濟的迅勐發展，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知識產權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知識產權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一個焦點，知識產權國際規則也在發生巨大的變革。這一變革，給包括我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但也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如何更好地把握機遇、迎接挑戰，積極應對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變革，全力維護我國國家利益和經濟安全，已成為我們必須研究解決的重大課題。

當前的知識產權國際規則變革有著其自身深刻的政治和經濟背景。世界多極化趨勢發展，使得不同國家之間的矛盾和斗爭趨於復雜；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導致涉及知識產權的國際經濟競爭日趨激烈。其結果是，知識產權的國際協調不斷進行，知識產權方面的摩擦有增無減。發達國家主要強調保護，發展中國家則積極倡導各國的知識產權制度應當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知識產權問題上的這種局面，必然要求知識產權國際規則進行變革。

知識產權國際規則變革的趨勢為：知識產權保護呈現不斷強化趨勢；知識產權國際化趨勢明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客體呈擴大趨勢；國際規則變革呈多元化趨勢

當前知識產權國際規則變革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知識產權保護呈現不斷強化趨勢。由發達國家極力推動達成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以知識產權最低保護標準的方式，規范各國知識產權立法，統一各國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則，把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它要求世界貿易組織各成員國都必須將其原則和標准體現在各自的知識產權法律和法規之中。發達國家為更大限度地保護其知識產權，採用外交和貿易的手段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敦促發展中國家修改國內相關法律，使之符合該協議的原則、精神和具體規定，竭力推動和督促發展中國家按照協議的規定修改和調整其專利制度，力圖通過雙邊、多邊協議進一步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所承擔的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義務給我國帶來了嚴峻挑戰。發達國家通過將知識產權與技術標准相結合等手段，利用其擁有的技術和知識產權優勢，壓縮我國在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中的創新和發展空間，給我國相關產業的發展和經濟安全形成了很大壓力。

知識產權國際化趨勢明顯加強。發達國家為了發揮其在知識產權上的優勢，強化在經濟全球化格局中的優勢地位，從而占據在國際分工中的主導權，因此致力於加速推進知識產權國際化。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繼續主導世界專利協調和制度安排的進程和方向，它們藉助於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平台，通過《專利合作條約》改革、《專利法條約》生效和推進《實體專利法條約》制定等措施，不斷推動專利國際化進程，旨在建立統一實體授權標準的一體化世界專利體系。

我國具有一定的科技創新能力，專利申請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我國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較美日歐有較大差距。一體化世界專利體系一旦成為現實，將打破傳統專利制度的地域性原則，對我國的現行法律、國家主權等構成現實的挑戰。另外，在專利一體化的統一標准之下，我國申請人獲取專利權的難度無疑將會增大，將極大地限制我國獲得自主知識產權數量，進而影響我國的國家利益和經濟安全。

知識產權保護客體呈現不斷擴大趨勢。隨著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不斷提高，擁有豐富的遺傳資源、傳統知識等資源的發展中國家，迫切希望以本國的資源優勢作為牽制甚至對抗發達國家的籌碼。將遺傳資源、生物多樣性、傳統知識、民間文藝保護等納入知識產權的保護客體，已經成為知識產權國際規則制定中的一個趨勢。

我國有著豐富的生物資源、傳統文化資源以及基因資源，但相應的國內立法還很不完善，社會各界對其保護重要性的認識不夠。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這一變革趨勢，為我國加強在相應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提供了機遇。如果在國內不能及時制定出台相關的法律，有效保護我國的優勢資源，在國際規則的制定中不能充分反映我國的立場，將使我國的經濟安全和國家利益蒙受損失。

國際規則變革呈多元化趨勢。發達國家從維護其根本利益出發，把知識產權保護作為調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憑借其在知識產權方面的強勢，不斷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大幅度提升保護水平，並不遺餘力按照該目標推動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制定。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表達和維護自身權益的意願也更趨積極、主動，強烈主張各國的知識產權制度應當與其經濟發展水平適應，主張合理保護知識產權，強調知識產權與發展的協調。這些利益沖突、矛盾以及國際協調的需要，催生和加快了呈多元化趨勢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變革。由於我國在國際知識產權領域的獨特地位，在國際知識產權規則調整與變革過程中，我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和觀點，越來越受到各國的高度關注。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發展變革中所表現出的多極化趨勢，為我國爭取發展空間、在國際規則的制定中充分維護國家利益和經濟安全提供了機會和可能。

我國處於一個比較獨特的地位，機遇與挑戰並存。及早制訂預案，妥善應對

在當前的知識產權國際規則變革中，我國處於一個比較獨特的地位，機遇與挑戰並存。我們要密切關注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變革趨勢，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要及早制訂預案，妥善應對，趨利避害。要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在維護國家利益和經濟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

要大力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加速創新型國家建設。通過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大幅度提升我國知識產權的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能力，有效利用好國際國內的兩種知識資源，從而大力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為此，我們要緊緊圍繞學科發展、科學前沿和國家重大戰略，在關系國家核心安全的技術和產業領域，加大投入和研發力度；推進重點基礎科學研究；加快關鍵領域高技術研究，特別是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前沿高技術研究，努力形成一批關鍵技術的自主知識產權，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要完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建設中國特色知識產權制度。充分、合理地利用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有關規定，在公共健康與葯品製造等領域，利用專利強制許可制度解決涉及公共健康等影響國家利益的問題。加速建立和完善有利於保護我國優勢資源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防止我國優勢資源喪失、流失。健全知識產權執法體系，確立經濟、科技、貿易中知識產權導向政策，加大知識產權執法力度，有效規制知識產權濫用行為。

要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提高企業在國際上的知識產權競爭能力。企業是直接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主體，促進企業知識產權質量和在國外的知識產權擁有量的提升、增強企業知識產權運用能力和知識產權競爭力，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幫助和推動企業提高其運用專利制度和專利資源的能力，支持企業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形成自主知識產權；指導和幫助企業有效維護其海外的知識產權權益，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在維護我國企業在海外知識產權權益中的積極作用。這將是今後一個時期政府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的工作重點。

要提升積極參與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制定，努力營造更好的外部環境。繼續加強「適應國情，積極參與，有所作為，合作共贏」的原則，繼續拓展知識產權領域對話、交流與合作，加強雙邊、多邊以及區域知識產權合作。努力提升處理知識產權國際事務和知識產權國際規則制定與調整中的影響力，積極主動地參與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制定，推動知識產權國際規則變革朝著更為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我國發展爭取更多的空間和時間，為我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創造良好的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環境。

⑩ 我想問一下知識產權制度國際化是什麼實際上是在搞什麼

每抄個國家的知識產權制襲度大致相同，但根據該國家歷史文化、習俗不同而有一些差別。

首先，在加入WTO中，知識產權法是有要求的，要滿足各國商定的最基本要求，其餘根據各國的情況加以調整。如，色情刊物，有很多國家是受著作權保護的。但根據我國的歷史、以及傳統、現在的法律，色情刊物是非法的，不會收到保護。
隨著國際貿易發達與越來越頻繁，出現了FTA(Free Trade Agreement)。FTA如字面上的意識一樣，兩國或多國之間，實現「親密無間」商業交易，其中為了方便貿易，很多法律方面的內容要達成共識，其中知識產權法「首當其沖」因為，國家與國家之間是對知識產權很重視的，要求這方面要跟所在國知識產權法大致相同。
現在很多商品是離不開知識產權法的，專利、著作權等等，往往會成為商家賴以生存的根本。
綜合以上，知識產權法，現在，在立法當中，也會考慮國際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