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知識產權發展史

① 知識產權有什麼發展歷史嗎

知識產權制度在世界上有著悠久的歷史。尤其是各類知識產權中的專利、商標和版權的立法時間最早。其歷史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1.萌芽階段(13世紀至14世紀)
這一階段出現了由封建王室賜予工匠或商人的類似於專利的壟斷特權，它為後來知識產權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2.初創和普遍建立階段(15世紀至19世紀末)
在這個階段，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版權法和商標法相繼誕生，如威尼斯共和國的《專利法》(1474年)、英國的《壟斷法》(1623年)、英國的《版權法》(1710年)、法國的《商標法》(1857年)等。19世紀末絕大多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知識產權制度(主要指專利制度、商標制度、版權制度) 。
3.進一步發展階段(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
知識產權制度在這一階段的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縱向發展：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在原有基礎上通過不斷修訂變得更加完善、科學， 尤其是隨著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如1883年的《巴黎公約》和1886年的《伯爾尼公約》)的建立，各國知識產權制度呈現從「各自為政」、「 各行其是」到逐步國際化、現代化的特點。在此背景下，各國又簽訂了數量更多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其數量達數十個之多)，使得知識產權保護對象逐步增多，知識產權的種類也有所增加。至1970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成立時，各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已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橫向發展：即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外的更多國家得到實行。20世紀後期，社會主義國家開始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也都制定了自己的專利法、商標法、版權法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廣大已經取得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民族經濟也都實行了專利等知識產權制度。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也開始制定知識產權立法，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制度國家的行列。當然，在許多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及發展中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如前蘇聯和大多數東歐國家實行發明人證書制度和專利制度混合的發明保護制度(即所謂的「雙軌制」)，規定取得發明人證書後，發明權歸國家所有，發明人只取得一定獎勵，不能拒絕國家批準的其他人使用該發明。又如部分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實行「 輸入專利」(Patent of Impor tation)和「確認專利」(Patent of Confirmation)等制度，由於這類專利是在外國(原宗主國)有效專利的基礎上授予的，本國專利局一經登記即可確認並獲得。這種專利制度帶有很大的依賴性，實際上並沒有建立本國完全獨立的專利制度。

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與發展
知識產權制度發源於歐洲，專利法最先問世，英國1623年的《壟斷法規》（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是近代專利保護制度的起點。繼英國之後，美國於1790年、法國於1791 年、荷蘭於1817年、德國於1877年、日本於1885年先後頒布了本國的專利法。雖然1618年的英國首先處理了商標侵權糾紛，但最早的商標成文法應當被認為是法國1809年的《備案商標保護法令》。1875年法國又頒布了確立全面注冊商標護制度的商標權法。以後，英國於1862年、美國於1870年、德國於1874年先後頒布了注冊商標法。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版權法當推英國於1710年頒布的《保護已印刷成冊之圖書法》，被稱為《安娜女王法》。法國在18世紀末頒布了《表演權法》和《作者權法》，使與出版印刷更為密切相聯的的專有權逐步成為對作者專有權的保護。以後的大陸法系國家，也都沿用法國作者權法的概念和思路。日本在 1875年和1887年先後頒布了兩個《版權條例》，於1898年頒布過《版權法》。1899年日本參加了《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當年在過去版權立法的基礎上頒布了《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的概念來源於 19世紀50年代的法國，而世界上第一部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說為1890年美國的《謝爾曼法》，一說為1896年德國制定的《不正當競爭防止法》。但美國是最早產生現代意義上競爭法的國家，其立法包括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兩個方面，除大量判例外，還有《謝爾曼法》、《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克萊頓法》和《魯賓遜-帕特曼法》。英國現代競爭立法相對較晚，但以案例法著稱的英國反不正當競爭的規范可以追溯到15世紀，較全面地反不正當競爭法則完成20世紀的中葉，較有代表性的法律有《限制性貿易管理法》、《轉售價格法》、《公平交易法》等。1905年德國對《不正當競爭防止法》重新進行了制定，並多次進行了修改。 1957年又頒布了《反對限制競爭法》，使德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體系更加完善，為德國的經濟高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日本步德國的後塵，又在二戰後受美國的影響，其反不正當競爭立法主要有1933年的《反不正當競爭防止法》，該法以後經過多次修改，1993年曾作了較全面的修改。在此法中具體界定了12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加強了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除法力度，除高額罰款外，還有刑事制裁。
知識產權國際公約、條約的制定對各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同時這些國際公約本身就又是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使知識產權制度逐步在世界范圍設立和擴展開來。幾部主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訂立及其不斷修改、發展史代表了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和歷史。當今世界，對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重視程度幾乎已經超過了對知識產權內國法的重視，如果內國法不適合國際公約對知識產權的最低保護標准，還要不斷修改內國法。幾個主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幾乎把全球的國家和特殊經濟區動員起來，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越來越趨於國際化了。因此，把握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就如同掌握了知識產權制度的標准和發展的趨向。研究知識產權制度不能不將幾個主要的相關國際公約作為研究的重要課題。真正界定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並稱得上完整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的，當屬《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它們覆蓋了工業產權和版權等廣范的知識產權范圍。除此之外，一個世紀以來，在工業產權領域共有15 個國際公約，主要有《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專利合作條約》等。在版權領域共有10個公約，主要有《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保護表演者、錄音製品著作者與廣播組織公約》等。此外還有《科學發現的國際登記條約》、《保護奧林匹克會徽條約》和《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在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領域，還有一些地區性公約起著獨特的作用，如《專利申請形式要求歐洲公約》、《歐洲專利權授予公約》等。在美國等世界發達國家的推動下，知識產權國際公約不斷發展變化，保護范圍越來越廣，保護水平越來越高，保護標准及違反公約的爭端處理機制越來越具體、有效。我國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過程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成為對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和執法最有影響力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和執法機制以及知識產權事業正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發展壯大起來的，是在逐步承諾履行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過程中成熟和完善起來的。甚至回溯到晚清時期的知識產權制度，也不無國際商貿和保護「夷人權利」的烙印。
關於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產生和發展有幾種說法，突出代表是「二十年說」和「百年左右說」兩種。「二十年說」主要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專利法、商標法等知識產權法律的制定和我國政府奉行保護知識產權的政策，建立行政和司法保護兩種機制的事實出發，認為現代的知識產權制度產生於二十年間， 「二十年前，中國在知識產權制度方面，幾乎是一片空白」。 「百年左右說」主要從鴉片戰爭以來我國陸續出現近代工業，並與他國有了較多的接觸，於1882年清光緒皇帝批准我國第一件「專利」和第一套專利「法規」起，直到國民政府頒布的專利等「法規」，以及知識產權法律在海峽兩岸間的發展，「僅是百年左右的歷史而已」。應當說，我國現代化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年間建立起來的，這是包括國際知識產權界在內的有目共睹的事實。但說到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歷史沿革、研究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源，不能不追溯到我國近現代史的百年左右的史冊，甚至要研究常被人們忌諱提到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台灣政權知識產權制度。知史可鑒今，今天改革開放和即將進入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的設立，或許可以從我國晚清知識產權保護是從對洋人商標權保護起始中找到一絲絲的軌跡。
反觀中國專利發展史，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公元857-841年的西周厲王時代就有「謀欲專利之事」，《國語》有「匹夫專利，尤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的記載。1859年太平天國時期的領導者提出了專利制度的建議，甚至提出發明專利與小發明之分，保護期不同，「器小者賞五年，大者賞十年，益民多者年數加多」。但我國專利保護落實於專利法規之涵義卻僅是百年左右的歷史而已，加上民國以來國間動盪分裂，使兩岸中國人的專利制度相較於美、法、西班牙先後頒布專利法等，起跑較晚且實施中斷，這或許就是「四大發明」起源於中國但卻未在中國繼續發展的主因。我國第一部專利法的雛形應為清「戊戌變法」中光緒皇帝頒布的《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後被廢除，「惟專利制度仍在各省紮根」。民國第一部專利法的雛形為1911年12月12日由工商部頒布的《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該章程已揭示了「先申請原則」、「權利轉讓」、「法律責任」等重要理念。1932年頒布的《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以及其實施細則、《獎勵工業技術審查委員會規則》等構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也為現行國民黨政府專利法框架的基礎。1944年5月4日國民黨政府經「立法院」第四屆第206次會議通過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稱為「專利法」的法律。以後雖經多次修改，但都改動不大，唯台灣當局於1994年為配合其產業發展及重返世界貿易組織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在北宋時期，山東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就使用了「白兔兒商標」，但談到商標制度則也晚於西方國家，至晚清時，注冊商標的保護始至對外國商標的保護，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標法是英人於1904年起草的。而在此時我國台灣卻被日本佔領，實施了50年的日本商標法。1923年北京政府頒布了44條的商標法，同年又頒布37條的實施細則，這是我國第一部付諸實施的商標法。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後對商標法幾經修改，除1930年重新頒布商標法外，並無大的改進，直至蔣介石集團遷往台灣。以後為因應台灣島內工商業的發展，近年來又為「入世」，在有關商標專用權、注冊、爭議、侵權刑事責任與罰則等方面多有改動

知識產權的歷史沿革
隨著科學技術和產業革命的進步，對知識產品的佔有、使用會帶來極大的經濟收益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技術的轉移、公開勢必會使原先的發明創造者喪失競爭優勢，這就需要建立一種機制，以確保既能維持新技術發明人的技術優勢，又能滿足社會對該技術的需要，防止技術壟斷。於是，知識產權制度中的專利制度率先應運而生。18世紀60年代在英國開始的產業革命，是專利制度產生的催化劑。以後，在西方國家又產生了著作權制度和商標權制度。迄今為止，經過數百年的洗禮，知識產權制度已成為國際上通行的保護智力成果和工商業信譽的法律制度。
知識產權「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Property」可以從不同角度理解，1980年《牛津法律大辭典》解釋為「財產權，財產」。嚴格地講，這個術語用來指財產所有權，法律規范規定物的所有權轉移的情形便是如此。在作為財產所有權的意義上，財產所有權既可以存在於有形財產中，也可以存在於無形財產中。從古羅馬法財產限於有形物到無形財產概念的出現，反映了隨著社會的變遷，人們對財產、財產權認識水平的提高，也為包容知識產權奠定了思想基礎。
從總體上講，知識產權作為一種新型的財產形態，是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使知識產品創造人對其知識產品的權利意識增強，而且為知識產品的市場流通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科學技術的發展則為知識產品的利用及價值實現提供了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知識產權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才在法律中作為一種財產權出現的。
19世紀中後期，各國逐漸認識到知識產權在促進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紛紛通過知識產權立法保護知識產權。這堪稱知識產權制度上的又一次飛躍。從19世紀末開始，有關知識產權的國際多邊公約、地區公約或雙邊協定紛紛出台，其中1883年簽訂的巴黎公約和1886年簽訂的伯爾尼公約成為知識產權領域國際保護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識產權保護從此呈現國際化的特點，而且知識產權保護和協調的國際化趨勢愈來愈明顯。特別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在經濟、科學、技術、文化領域交流與合作的不斷擴大，知識產權的國際化又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知識產權保護從19世紀末進入國際保護階段，這次飛躍一直延續至今，它使具有嚴格地域性的知識產權可以通過一定途徑獲得他國保護而具有國際性。可以說，現代知識產權保護就是以成立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組織和締結大量國際知識產權公約為特點的。

參考資料：網路及網路文庫「知識產權」相關詞條，感謝整理這些內容的原作者。

② 知識產權產業最早在哪個國家

知識產權制度最早萌芽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而近代意義的世界第一部專下工完整的專利法產生於屬英國。
1474年3月19日，威尼斯共和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正式名稱是《發明人法規》(Inventor Bylaws)，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專利成文法。該法規定：任何人在本城市製造了以前未曾製造過的、新而精巧的機械裝置者，一俟改進趨於完善以便能夠使用和操作，即應向市政機關登記。本城其它任何人在10年內沒有得到發明人的許可，不得製造與該裝置相同或者相似的產品。
1623年英國的《壟斷法(Statute of Monopolies)》在歐美國家所產生的影響大大超過威尼斯專利法，因此，英國《壟斷法》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國家專利法的始祖，是世界專利制度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里程碑。
1710年4月，世界上首部版權法——英國《安娜女王法令》誕生了。 世界第1部關於版權的法令——英國《安娜女王法令》，也是世界上第1部現代意義的版權法，簡稱《安娜法令》。隨著17世紀印刷技術的改進，印刷出版業成為新興行業。為排除擅自翻印者的競爭，為了保護印刷出版商和美術作品、設計師的權利，英國制訂了《安娜女王法令》。

③ 知識產權的由來

根據中國《民法通則》的規定，知識產權屬於民事權利，是基於創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業標記依法產生的權利的統稱。有學者考證，該詞最早於17世紀中葉由法國學者卡普佐夫提出，後為比利時著名法學家皮卡第所發展，皮卡第將之定義為「一切來自知識活動的權利」。

知識產權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無形財產權，他的客體是智力成果或是知識產品，是一種無形財產或者一種沒有形體的精神財富，是創造性的智力勞動所創造的勞動成果。

它與房屋、汽車等有形財產一樣，都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都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有些重大專利、馳名商標或作品的價值也遠遠高於房屋、汽車等有形財產。

(3)國內知識產權發展史擴展閱讀：

知識產權權益

1、人身權利

按照內容組成，知識產權由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兩部分構成，也稱之為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

所謂人身權利，是指權利同取得智力成果的人的人身不可分離，是人身關系在法律上的反映。例如，作者在其作品上署名的權利，或對其作品的發表權、修改權等，即為精神權利。

2、財產權利

所謂財產權是指智力成果被法律承認以後，權利人可利用這些智力成果取得報酬或者得到獎勵的權利，這種權利也稱之為經濟權利。它是指智力創造性勞動取得的成果，並且是由智力勞動者對其成果依法享有的一種權利。

④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專利制度沿革歷史是什麼

我國專利法律制度的歷史沿革白碩 孫俊
【摘要】：歷史研究是法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專之一。我國近現代的專利法屬律制度橫向學習西方較多,縱向追根溯源較少。我國法律意義上的專利出現在清朝末期,歷經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並在新中國成立後不斷發展完善。本文通過探究我國專利法律制度的起源和發展,希望對建設創新型國家背景下的專利法律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有所助益。
【作者單位】： 西南科技大學法學院;成都市青白江區人民檢察院;
【關鍵詞】： 專利 法律制度 法學研究
【分類號】：D923.42
【正文快照】：
我國的專利很早前就已經出現了,「專利」一詞最高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國語》。在《國語》卷一周語上中,芮良夫曰「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此話的背景即周厲王任用榮夷公為卿士,實行「專利」,對社會財富及資源進行壟斷,招致了貴族和平民的不滿。在漢代,對鹽、鐵、茶、

⑤ 中國知識產權培訓中心的發展歷史

1992年經國務院批准，原中國專利局開始籌建中國知識產權培訓中心。在國家工商版行政管理局和權國家版權局的大力支持下，以及國內知識產權界的合作下，經過幾年的籌備，中國知識產權培訓中心於1996年4月1日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宣告成立。
培訓中心的成立，受到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及社會各方面的重視，原最高人民法院任建新院長和原國家科委宋健國務委員親自出任中國知識產權培訓中心名譽主任，原中國專利局局長蔣民寬、黃坤益等同志出任中心顧問。

⑥ 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歷程和前景

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起步較晚，是伴隨著國外的壓力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產生的，所以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誠然發展了20幾年，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也有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還是任重而道遠。在這里我想建立一個專題來討論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眾多問題和解決方案。我先開一個頭，以拋磚引玉。
中國正在失去中葯的知識產權
世界著名經濟學家保羅·比爾茲曾預計，到2010年，與健康相關的產業將為美國經濟帶來每年1萬億美元的收益，這些收益來自令人更健康、更美麗、延緩衰老或預防疾病的產品和服務等等。
20年前，健康產業並不存在，但今天，健康產業的收益達20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整個汽車產業收益的一半。從2000年到2010年，健康產業的消費將由2000億增長至1萬億美元，足足有5倍的增長。中國有13億人口，專家預測健康產品消費將由目前在GDP中2.5%的比重繼續增加，進而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因此，中國健康產品市場巨大。
中醫葯有著五千年的文化背景，據記載，中國人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東漢年代已經開始使用「保健養生」食品了。因此，在漢方中葯制劑方面，中國人有絕對的優勢。
然而，在這場健康產業的大潮中，我國還沒有一個揚名海內外的中醫葯品牌出現。
中國的中醫中葯保健品具備了創造世界品牌的基因。但面對強大的競爭對手，我們必須走中國化的健康產業之路。
目前，中葯在國際市場的貿易額已超過400億美元，而且每年還以10%的速度增長。但中國的中葯出口貿易額只佔世界草葯貿易總額的不到3％。而日本、韓國、東南亞以及歐洲一些國家的中葯企業從我國低價購入原料葯就地粗加工後，運回國內精煉，提取制劑，製成西方人習慣的膠囊、片劑和顆粒劑，不僅佔領了國際市場，而且以高價返銷中國市場，目前已佔據了我國中成葯市場1/3的份額。而我國每年從日本、韓國、東南亞、西歐等地進口的洋中葯卻超過1億美元。反觀日本，雖然只有210個漢方葯制劑，且處方和原材料均來自中國，但在國際市場的佔有率卻達到80%。
為改變我國中葯生產落後的狀況，我國一些地方和單位積極尋求國際合作，引進外國的資金和先進生產工藝，這本無可厚非。但是一些人為達到此目的，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無視中葯處方作為無形資產的巨大價值，不惜將自主的知識產權—中葯處方拱手交給外商，這使我國的中葯生產在國際競爭中處於更加不利的境地。
我國民間還有大量中葯秘方、偏方，雖然在長期的中醫臨床中行之有效，但由於科學研究與解析分離技術水準低，至今仍以非處方、草葯形態流傳，許多外商正加緊搜羅研究分析，甚至搶先申報許多專利，使得中葯這種國寶的知識產權，正以驚人的速度流失。
同時，如果不能真正了解保健品市場運作規律，精確掌握市場脈絡，也極容易遭遇滑鐵盧。因此，這十幾年來有不少大企業進軍養生保健產品，均以失敗告終。大向導公司堅持走中國特色的健康產業之路，以「弘揚民族文化，樹立民族品牌，實現平衡人生」為企業使命。提出「我的世界由我創」的經營口號，立足中國，面向全球，以小謀大，穩健發展。
中國中葯要全面進入國際市場，必須與國際接軌，實現中葯現代化，首先是研究與開發的現代化。這就需要建立中葯材規范化種植基地，採用先進生產工藝及現代化劑型，建立中葯質量標准規范，提高中葯質量標准水平，加強中葯葯理、毒理研究，重視中葯臨床試驗，制定中葯生產管理規范。在這一程序中，必須大力加強中葯知識產權的研究和保護。否則，我國的中葯產業將成為沒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失去生存的權利，後果不堪設想。

⑦ 中國知識產權法現狀及前景

「摘要」在經濟、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下，知識產權法因應時代之變遷，在其權利客體、權利歸屬、權利內容、權利限制、制度融合、國際合作等方面上，開始呈現出一些令人矚目的發展態勢，比如知識產權的客體逐漸遠離傳統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知識產權法激勵創造者的目標逐漸轉向激勵投資者，知識產權法在整體上有向無形財產法演進的趨勢，各國在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進程中的自主選擇性嚴重削弱等等。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 現代發展

藉助經濟、政治、科技等多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漸次誕生，茁壯成長，遂形成今日之規模。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時代背景，互聯網路、生物技術的科技浪潮，必將推動知識產權法因應形勢之需求，繼續向前發展。本文旨在從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脈絡，以揭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態勢。

一、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之初始，僅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其主幹。歷經歲月變遷，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對象（權利客體）日益延伸，漸成無形財產保護的主要法律表現。譬如商標法，早期僅保護商品商標，其後擴及服務商標，現在又延及地理標志和證明標記，似有將商業標識一網打盡的趨勢。隨著知識產權法的發展，知識產權的客體雖日益豐富，但也日益背離其傳統意義上的范圍和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即知識產品）的范圍傳統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創造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專利技術、文藝作品等；一是識別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商標、商號等。因此，知識產權的客體在傳統上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並非只要是具有無形性或非物質性特點的財產，就都能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來的知識產權立法，開始緩慢的動搖知識產品傳統上應具有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

如果留意著作權客體的悄然變化，即可感受到背離傳統的趨勢。早期著作權法在保護范圍上主要限於文學藝術作品，後來擴及到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顯然這些作品逐漸的遠離了文學藝術作品的內涵。至於保護計算機軟體，更是與文學藝術作品毫不相干。為此，中山信弘曾經指出：「著作物的范圍正在由純粹的藝術型或者學術性向著實用型、機能性方面擴展。」 可見，著作權法之客體范圍已然發生重大變革，但無論如何，這些客體尚能保持獨創性的特徵，只是獨創性的程度逐漸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連獨創性的特徵都拋棄了。1996年通過的《歐盟資料庫指令》，確立了一種新的知識產權「資料庫特殊權利」，賦予資料庫製作者以「摘錄權」和「再利用權」，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資料庫的全部或實質部分的內容。從此，在內容選擇和結構編排上沒有獨創性的資料庫，也可以得到這種新型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在傳統上，資料庫只有在選擇和編排上滿足獨創性的要求，才可按匯編作品給予著作權保護。知識產品的創造性特徵，由此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商標法上，識別性的特徵也日益弱化。證明商標的保護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證明商標是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原產地、原料、製造方法、質量、精確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記。在證明原產地時，證明商標尚能體現出些許識別性，但這種識別性是對商品的來源地區的識別，而不像一般商標那樣，是對商品的來源廠商的識別。可見，原產地證明商標已改變了識別性的內涵。至於僅僅是對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產地等特定品質起證明作用的證明商標，基本上沒有任何來源識別的功能。因此，證明商標動搖了商標權客體傳統上的識別性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的類似變化，在其他領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創造性比專利法上的創造性要求低得多。商業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經營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戶名單或進貨渠道，既與創造性無關，也與識別性無涉，但也能得到知識產權法的禮遇。

此外，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還觸動了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中的一些固有原則和觀念。比如生物技術的興起使發現與發明的界限變得模糊，「專利只能授予發明，不能授予發現」的傳統觀念遭到了挑戰。演算法、治療法不受專利保護的說法也有人質疑。 因此，傳統上被排除在知識產權保護之外的一些內容，可能也會逐漸聚集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傘下。

二、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目的之一在於激勵知識創新，知識產權因此歸屬於創造者，實屬當然。1791年法國專利法前言宣稱：「任何新的想法，其實現或者開發可以變為對社會有用的，主要應屬於構思出這種想法的人。如果認為工業發明不是發明人的財產，從實質上來說，那是違反人權的。」 而著作權歸屬作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經地義。法國和德國等堅持「作者權法」傳統的國家，曾堅持認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財產。 知識產權歸屬於知識產品的創造者，甚具倫理上的正當性，因而甚至被當作一種人權。

但是隨著知識產品的商業化生產，知識產權歸屬於創造者的原則，漸漸讓位於保護投資者的需要。對於發明的專利權，是屬於發明人還是屬於其僱主（投資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奧匈帝國的專利法，該法承認發明人對其發明有權獲得專利權的原則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務章程中另有規定的，專利權可以不歸屬於發明人。 後來各國陸續作出類似的規定，比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雇員在執行包含發明任務的僱傭合同過程中作出的發明，或者從事明確委託給他的研究、設計任務作出的發明，除合同另有利於雇員的規定外，都屬於僱主所有。我國《專利法》第6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在著作權法上同樣如此，美國從實用主義出發，為保護投資於創作的產業者利益，其僱傭作品制度直接規定僱主為作者。我國《著作權法》第11條第2款之規定與其幾乎類似，而第16條第2款則規定了職務作品的經濟權利由作者的受雇單位享有。知識產品的真正創造者在被剝奪了獲得知識產權的權利後，只能從其僱主（投資者）那裡獲得工資、獎勵等報酬。

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與知識產品生產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一方面，隨著技術成果的廣泛應用，文化事業的繁榮昌盛，知識產品的商業價值日益凸現，因而知識產品的商業投資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單靠個人自身的創造性發揮，已難以適應社會對知識產品的巨大需求。因此，從事知識產品生產的企業應運而生。投資者開辦企業，僱傭職員，有組織的從事技術開發、作品創作。知識產品的現代生產方式，逐漸從個性創造向投資創造轉變。在知識產品的生產中，創造者的人格及個性成分漸少，而經濟投資的成分漸多。由於投資者對知識產品的生產，發揮了組織作用，注入了巨額資金，承擔著高度風險，因此法律將知識產權的歸屬從創造者手中移交給投資者，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否則會減少知識產品生產上的投資，而在現代社會，如果不在巨額資金保障下從事有組織的生產，許多發明、軟體、電影等知識產品將難以面世。

從激勵創造者轉而激勵投資者，似乎成了知識產權法的一個方向。法律通過激勵投資者，促進知識產品的商業生產；而投資者通過支付報酬，激勵其雇員從事知識產品的創造。因此，隨著知識產品生產的日益商業化，知識產權將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投資者在手中。歐盟對於資料庫保護的立法發展，更是鮮明的表現出保護投資者的趨勢，因為對非獨創性的資料庫提供特殊權利保護，目的在於保護資料庫製作者收回投資和贏得利潤，幾乎沒有激勵創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

在經濟、政治和科技的推動下，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日益豐富，一面通過頒布新法，增加權利種類，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一面通過調整舊法，增加新的權項。比如專利法上增加了許諾銷售權；著作權法上增加了信息網路傳播權、禁止規避技術保護措施權等。同時，知識產權的權利內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標權的保護范圍擴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惡意使用他人的注冊商標，尤其是著名的商標；作品的復制權也延及到將作品數字化的權利。下面茲從兩個方面觀察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趨勢。

從具體的知識產權法上看，商標權、著作權等各種知識產權類型開始從板塊保護模式發展到網路保護模式，其表現主要集中在權利沖突的解決上。由於知識產權客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識產品往往可以成為多種知識產權的客體。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標、商號、域名等多種商業標識；一幅圖案可以同時作為著作權、商標權、外觀設計專利權之客體。既然如此，當同一知識產品上存在多個知識產權，而權利人又並不一致時，權利沖突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知識產權法通過誠實信用、保護在先權利、禁止權利濫用等原則加以協調。由此，著作權人有權制止他人在商標上使用其圖形作品，盡管在商標上利用作品只是彰顯商標的識別性，與著作權法上的一般侵權行為有天淵之別。而商標權的保護，不僅在商號領域繼續得到鞏固，而且已經擴張到域名之上。商標權人不僅有權禁止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而且有權阻止他人不當的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號或域名。可見，各種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再局限於自身原有的保護空間，而是擴張到了其他權利的保護空間。商標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在各自相對獨立的板塊保護模式的基礎上，逐漸發生權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牽連、相互影響的網路保護模式。

從整體的知識產權法來看，知識產權的觸角越伸越遠，逐漸背離了其原有的范圍，有向無形財產法滲透的趨勢。前已述及，知識產權的客體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而這些特徵逐漸被揚棄。知識產權法在保護投資回報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目標下，開始延伸到資料庫、證明商標等創造性和識別性極弱的客體上。某種程度上，知識產權似乎漸漸的泛化到無形的財產之上，而不論其是否有創造性或者識別性。縱覽知識產權現有的保護范圍，與知識產權法誕生之初相比，可謂面目全非，除了無形性之外，幾乎難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徵。長此以往，知識產權法也許面臨著自我解構的困境，當知識產權法客體的創造性或識別性越來越淡化，知識產權法或許就真正成了規范「無形財產」，而非「智力成果、商業標識」的法律，從而對稱於規范有形財產之物權法，並肩而立，相互呼應。

四、知識產權法在權利限制上的發展

由於知識產品上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社會利益，所以知識產權法在其發展歷程中，似乎從來沒有忘記給予社會公眾以適當的照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知識產權法始終以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保持恰當的利益平衡為其使命，這在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上，體現得較為明顯。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同時，為了增進社會公益，知識產權法對於知識產權設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賴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還設計了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具體制度，著作權合理使用、專利強制許可即其典型。近年來，令人關注的是在知識產權權利行使限制上的新進展。

知識產權作為完整意義上的私權，其行使本應遵循權利人之意願。但知識產權關涉社會利益甚巨，為防止權利人壟斷其權利，不適當的侵害或減損社會利益，法律不得已強行干涉權利人的意願自由，在一定條件下，准許第三人在支付適當報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經其許可即能利用其知識產品，從而增進社會利益。當今之世，知識產權已成人們追逐之新寵，企業競爭之手段。權利人以知識產權為武器，處處劃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彷彿一舉手就觸到知識產權的高壓線，一抬足就陷進專利權的地雷陣。同時，知識產權種類和內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劇了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矛盾。為此，重新調整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尤其是在權利行使上）顯得更為迫切，更為必要。

隨著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權保護的日益強化，負面影響也如影形隨，比如專利權與社會倫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權等已產生碰撞和沖突。2001年底，在卡達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代表就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問題進行了三天的談判，最終達成了《關於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確了WTO成員政府採取措施維護公共健康的主權權利，尤其是明確了TRIPS協議中可以用於保護公共健康對抗知識產權專有權利的彈性條款。 以使得深受愛滋病、結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機困擾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有權頒布醫葯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北歐國家近年來興起的「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已經超越了對著作權行使的傳統限制。通常情況下，集體管理組織僅能管理會員（即向其授權的著作權人）的作品。但在北歐國家，集體管理組織在法律特別規定的范圍內也能管理非會員的作品，此即為「延伸性集體管理」或曰「擴展性集體管理」。例如就「影印復制權」而言，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授權影印復制機構有權復制不在該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下的特定種類的作品。 由於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數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幾無可能去逐個取得權利人之許可，因此延伸性集體管理的目的在於為使用人取得授權許可提供方便。法律為促進作品的廣泛傳播，專為使用人設計了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極大的限制了著作權之行使，因為此時的著作權人已喪失了對作品的許可自由。

在作品的網路傳播上，有學者更是主張直接適用法定許可的規定， 無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只是必須支付適當的報酬，甚至連集體管理組織這個中介都跳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路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也支持此點。 此時的著作權似乎已弱化成一種純粹的報酬請求權。可見，在知識產權（尤其是對其權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識產權法有向社會公眾傾斜的態勢，目的在於促進知識產品的推廣使用。

五、知識產權法在制度整合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變遷一般是圍繞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的調整或修正而展開。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此種僅局限於自身范圍的調整或修正，已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比如各國的立法實踐表明，計算機軟體的保護處於傳統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交接地帶上。因此，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知識產權法需要相互溝通，相互融合，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知識產權保護形勢。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深刻的表現出了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綜合和交叉。著作權法或專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決布圖設計的保護上往往捉襟見肘。比如，若採用著作權法，由於布圖設計更新換代較快，著作權法過長的保護期不利於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若採用專利法，由於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光刻線條的不斷減小和集成規模的不斷提高，故難以達到專利法所要求的創造性高度。因此，各國紛紛採用專門立法的保護方式，既可以借鑒著作權法的經驗，也可以吸取專利法的慣例，同時又適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的需要。《歐盟資料庫指令》對資料庫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著作權法與競爭法的融合。資料庫製作者享有的「資料庫特殊權利」，其實正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此前對資料庫的保護內容。

可見，單獨的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面對新出現的保護對象，往往無能為力，或者勉為其難；因而需要整合各種知識產權法的優勢，設計出新的知識產權制度。或者以一種制度為主，參酌其他制度之優勢；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長，揉為一體。於是，著作權與工業產權，特別是與專利權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而開始模糊不清。

1992年頒布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知識產權制度設計上開創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紀元。自此，知識產權法的整體性融合，亦即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趨勢，開始在全球蔓延。《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迅速跟進，成為世界上第二部知識產權法典。相比於具體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獨特的意義所在：一方面，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層次將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會更加嚴格，利益斟酌將更加客觀理性，有助於提高立法的質量，限制行政權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於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如果將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置於統一的法典中通盤考慮，必將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門的局限性與部門的利益化傾向，而且有利於消除知識產權之間的權利沖突，形成內在和諧的規范體系，進而加強知識產權制度的科學化。

六、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發展

1873年，奧地利邀請各國參加國際博覽會，但各國都拒絕參加，其原因在於擔心展覽的技術得不到保護。正是以此為動機，知識產權的國際合作開始醞釀，最終在1883年誕生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成為知識產權法國際合作成果的典範。在知識產權法100多年來的國際合作中，作為其成果體現的國際條約不斷涌現，日漸細密，其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也不斷提高。目前向全球開放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將近30個，幾乎涉及知識產權各個領域，包括發明、實用新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商業秘密、商標、商號、原產地名稱、作品、印刷字體、科學發現、奧林匹克會徽等。

近年來，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因此得到進一步強化。除了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保護水平繼續通過國際條約進行協調外，最令人矚目的是，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尤其是在國際條約的加入上，從自主性漸漸走向了強制性。本來，主權國家是否加入某一國際條約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但是，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TO）介入知識產權領域，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相勾連，使得各國在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上的自主性嚴重削弱。因為一旦加入WTO，就必須無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在內的一攬子協議，而值此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加入WTO幾乎是必須的選擇。

以TRIPS協議為標志，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加速了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全球趨同化進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其著例。1989年締結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僅有一個國家簽署，因而生效本是遙遙無期。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35條規定：「全體成員同意，依照《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第2條至第7條（其中第6條第3款除外）、第12條及第16條第3款，為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提供保護。」並未生效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個國家得到了實際的執行。無論此前對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不予保護的國家，還是對其保護水平較低的國家，都得按照TRIPS協議的最低要求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由此可見，TRIPS協議加速了各國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保護水平上趨向一致的進程。

由於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的結果是提高了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於發達國家，其知識產權更能得到有力的保護；但對於發展中國家，因其知識產權上的弱勢狀態，經濟利益必將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限制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去追求促進本國經濟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國際條約的修改和制定中，發達國家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國際條約中，而且因其經濟強權的壓力，往往得以成功。隨著國際條約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上的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上的不斷提高，各成員國的立法空間就相應的受到擠壓，比如TRIPS協議把觸角伸進了知識產權國內執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臨時措施和邊境措施等，而在過去這一領域被視為國內立法問題。所以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和知識產權力量，與其說是在削弱國內法的效力和強制力，毋寧說是在通過另一種或更為基本的方式上對國家主權構成了挑戰。」 因此，對於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新進展，應當保持足夠的警惕。

從上面簡單的梳理中，可以發現知識產權法在各個方面都緩慢的發生著變遷。觀察知識產權法的現代發展趨勢，一方面，旨在根據情勢變遷，妥善安排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設計，以適應社會發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時發現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跡象，進而竭力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平和利益沖突，維持利益平衡。

⑧ 宗和國際知識產權代理（北京）有限公司的發展簡史

宗和國際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商標代理機構發展的核轉制時期，公司的創辦人即為當時第一批國內商標代理機構（6家）之一的合夥人，也是第一批取得全國商標代理資格證資格人員之一。
2003年，商標代理體制全面向社會開放，南京宗和商標事務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開啟了宗和國際發展之路。
在經過兩年的發展，不甘於現狀的創辦人經過多方深思，決定在北京建立宗和國際總部。一來，商標代理行業的主管機關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在北京；二來，宗和國際不能局限於一個地方發展，必須把自己思想，好的理念，對企業有意義的事情發展到全國各地，因此，將北京定為總部。2005年12月22日，宗和國際知識產權代理（北京）有限公司正式在北京成立。
2005年到2009年期間，宗和國際與各單位合作組織了部分行業會議，也派專員參加了各種行業會議。在專業水平上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提升。2008年也成為了中華商標協會商標代理分會會員。 宗和國際一直在尋找一條路，一條真正能夠實現客戶價值之路，為此，2009年公司管理層在當時的石家莊分公司召開了一次全面提升大會。宗和國際不再做任何與商標無關的事務，只專注做商標。
在經過兩年的磨合和試驗，宗和國際正式轉型為「商標顧問服務」機構，而不是純粹的「商標代理」，不僅僅是為企業注冊一個商標而已。宗和國際將商標顧問服務貫穿於企業發展過程中商標的創造、保護、運用和管理的方方面面。
在此過程中，宗和國際多次召開全國管理層會議，圍繞「實現客戶價值」為中心，旨在進一步確定公司體系架構，提升團隊內部各部門的融合，達到統一思想、統一標准、統一行動。進一步明確團隊使命、目標、核心價值觀、經營理念，全面提供客戶服務能力，提升客戶滿意度。 讓每個企業擁有自主品牌
讓每個企業的自主品牌從創造到運用到保護，實現科學的管理。不僅僅是幫客戶注冊一件商標。
企業：成長型的中小企業，認同品牌，相信品牌力量的成長型企業。
創造：即注冊，無論如何，讓客戶擁有擁有一件受法律保護的品牌，就是注冊商標
擁有：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
價值：讓客戶的商標有效運用、依法保護、科學管理，從而實現價值
有所為，有所不為：
為：不僅做商標注冊，更做品牌的運用、保護和管理
不為：不做品牌進入市場的營銷、推廣或其他，更不做與品牌無關的事。 品牌運營專家
專注於自主品牌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的解決方案
專業、專一、專心、專精、專注於自主品牌的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的解決方案。 成為中國最大的專業品牌運營服務平台
持續成長五十年
不以賺錢作為我們任何方面的任何階段的目標
中國最大的專業品牌運營服務平台：幫助企業，讓每個企業都能夠通過品牌化的發展獲得價值。
持續成長五十年：讓團隊和每個人都能夠通過為企業提供品牌運營服務獲得持續的全面成長，並且不斷傳承下去。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實現客戶價值，實現團隊目標、實現個人成長。
實現客戶價值是實現團隊目標的前提
實現個人成長是實現團隊目標的基礎
實現團隊目標是實現客戶價值和實現個人成長的結果
客戶和團隊：共同成長，長期合作。
團隊和個人：共同成長，平行發展。
（一）一個中心：實現客戶價值
團隊工作一切工作以客戶價值為中心。
客戶價值：即客戶在品牌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方面的解決方案。
實現客戶價值四部曲：發現價值；認同價值；實現價值；持續發現、持續認同、持續實現，循環往復。
（二）兩個基本點之一：實現團隊目標
實現團隊目標：放棄自我意識，專注實現團隊目標：
在認同團隊價值觀的基礎上，統一思想，只有團隊整體目標，而無個體單獨目標；只有團隊精神，而無個人英雄主義；只有分工不同，而無上下高低之分。團隊整體目標分解到每個人；團隊分工協作配合，每個人專注實現分工目標的同時擔當更多團隊責任；每個人相互主動配合他人分工目標，下級絕對執行上級指令，統一行動，實現團隊目標。
實現團隊目標是實現個人成長的結果。 宗和六味真氣：天、地、前、後、左、右：宗和人，在中間，每個宗和人都是團隊的核心。
天：陽光；地：堅韌；前：成長；後：合作；左：責任；右：榮譽。
陽光的心靈、堅韌的意志、成長的基因、合作的品質、責任的靈魂，榮譽的生命。
陽光打開心靈、堅韌磨煉意志、成長傳承基因、合作凝聚能量、責任塑造靈魂、榮譽成就生命
陽光：激情、積極、感恩，擁抱變化，主動迎接挑戰
堅韌：目標、信念、拼搏，得失不驚，不拋棄不放棄
成長：學習、創新、實踐，積沙成塔，傳承團隊基因
合作：信任、溝通、配合，分工協作，共擔共享共贏
責任：忠誠、盡責、擔當，結果第一，實現團隊目標
榮譽：尊嚴、突破、超越，永不止步，追求卓越成就

⑨ 知識產權的歷史

從前來，特別在大陸法國家，把知識產源權稱為無體財產權，列入財產權之中（與物權、債權並列）。從此「知識產權」一詞在國際上流行，特別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立之後，「知識產權」就完全取代了「無體財產權」一詞。至於把知識產權從財產權中劃分出來，則是因為知識產權有它的特點，與財產權大大不同。
知識產權包括哪些權利，也就是說知識產權再如何分類，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又涉及各國法律和國際公約的規定。《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1967年）第2條第8項規定：「知識產權」包括下列有關的產權：文學、藝術和科學著作或作品；表演藝術家的演出、唱片或錄音片或廣播；人類經過努力在各個領域的發明；科學發現；工業品外觀設計；商標、服務標志和商號名稱及標識；以及所有其他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中的智能活動產生的產權。

⑩ 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的現狀及歷史

近年來，隨著中國加入WTO及2008年北京奧運會，體育正在成為全社會的一個投資和消費熱點，尤其是體育用品行業。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提出的主題思想是：「給中國人一個機會」。而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申辦則成為中國國內企業向世界品牌沖刺的一個強有力的跳板。與此同時，國外的體育用品製造商也紛紛將目光投向了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巨大的中國市場，在這一形勢下，中國本國的體育用品製造商們如何利用自身的優勢資源，運籌帷幄以出奇制勝，根植於國土，立足於世界，就成為了一個十分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體育品牌的概念及其分類
1.體育品牌的概念
美國市場營銷協會對品牌的定義是：品牌是一種名稱、術語、標記、符號或設計，或是它們的組合運用，其目的是藉以辨認某個銷售者或某群銷售者的產品或服務，並使之同競爭對手的產品和服務區別開來。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品牌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承載著一定的精神內涵，並通過其載體（即某項產品或服務）體現出來，不同的品牌其內涵也各不相同，體育品牌由於承載著體育運動的精神和特點而自有其獨特的價值。
根據品牌的定義，按照筆者的理解，體育品牌是體育營銷意義上的以差別化為代表的體育商品個性和獨特賣點的標志，是活在消費者心目中的一種消費情結，是一個名稱、術語、符號、標記，或是這些因素的組合。體育品牌是企業和消費者共同創建的， 企業生產了產品， 通過一定的渠道， 將信息傳遞給消費者， 消費者在需求得到滿足之後， 對產品產生認同感， 進而同品牌建立良好的關系， 形成消費「忠誠」。 同時， 品牌在接受了消費者的檢驗後， 在以後長期的經營中不斷改進自己， 形成獨特的「品牌文化」， 最終形成「品牌」。
2.體育品牌的分類
從目前國內外體育營銷的實踐來看，體育品牌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體育核心產業品牌。體育核心產業包括競技表演業、健身娛樂業等，該產業形成的體育品牌包括體育賽事品牌、體育運動員品牌等。二是體育賽事品牌。體育賽事是體育運動的核心，最能夠展現體育運動的活力和魅力，也最能夠體現體育運動的精神和理念。三是體育運動員品牌。體育運動員是體育活動的參與者，是體育運動的核心，在體育活動中發揮主體性作用，正是他們將體育運動的魅力呈現給觀眾，讓人們感受到他們在運動場上拼搏的精神和堅強的意志，他們是力和美的化身，是體育理念的傳達者。四是體育支持產業品牌。體育支持產業包括體育用品、器材、服裝、場館等產業領域，該產業所形成的體育品牌包括體育用品品牌、體育設施品牌等；五是體育用品品牌。體育用品品牌，是指體育企業主體在市場競爭中創造出來的，得到社會公認的，與同類體育用品相比較，具有高知名度、高美譽度、高壽命、高效益、高價商標並名列前茅的產品。
二、我國體育品牌發展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分析
1.我國體育品牌發展的現狀分析
體育用品行業是體育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目前我國最先發展，歷史最為久遠，最為成熟的一個區域，也是體育產業中競爭最為激烈的一個行業。近幾年來我國的體育用品行業得到迅猛發展，全國居民用於體育用品的支出已經位於日常基本生活消費之外重要消費支出的第六位，全國體育用品行業總產值更是以每年493億元的規模增長，目前我國體育用品的年銷售額為300年～400億元。中國體育用品生產從地域分布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多集中在京津、滬閩、粵三地，尤其是福建和廣東地區，體育用品生產廠家更為密集。目前我國體育用品企業已超過400萬家，中國的體育市場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景象，國內自主體育品牌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2.我國體育品牌發展存在的問題
(1)我國的體育用品科技含量相對較低。我國體育用品企業大多生產技術落後，研發處於兼容並蓄的模仿階段，更缺乏專業運動領域的作為。在我國生產企業中，「重生產」、「輕研發」的現象還十分普遍，絕大多數企業沒有自己的研發隊伍，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缺乏把傳統產品不斷升級換代的前瞻意識，缺乏對國內外市場信息的掌握和未來走向的准確判斷。企業對產品研發的重視程度不夠，資金投入不足，直接導致生產出來的體育用品檔次、科技含量、產品附加值低，抗風險能力較差，不具備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因此，不利於我國體育品牌的長足發展。
(2)我國體育產品缺乏品牌文化。品牌文化就是指通過建立一種清晰的品牌定位，在品牌定位的基礎上，利用各種內外部傳播途徑形成受眾對品牌在精神上的高度認同，從而形成一種文化氛圍，通過這種文化氛圍形成很強的客戶忠誠度。這種忠誠度是將物質與精神高度合一的境界，人物合一是對品牌文化的總結。它代表了某一種人群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個性。品牌文化其實是一種價值觀、一種生活方式和習慣，它的魅力就在於它不僅僅提供給消費者產品或服務，而且幫助消費者去實現他們的夢想。我國體育品牌將文化作為品牌戰略切入點的企業較少，很少從高端理解品牌或者從文化的宏觀視角塑造品牌，所以說我國的體育品牌缺乏文化根基作支撐。
(3)市場發育較低，行業競爭不規范。近年來，市場的活躍對體育品牌的流通起到了積極作用，短時間內過多過濫的以盈利為目的的展銷活動造成了無序的競爭，也給大量質量低下的偽劣產品提供了生存的條件。
我國對體育品牌業的標准化工作由於種種原因一直處於滯後狀態。因此，必須通過經濟和法律的手段，加強技術等級標准審查、企業計量標准審查、企業質量管理審查等，限制那些檢測設備不完善、無標生產、缺乏有效的質量保證的產品投產和銷售。
三、我國體育品牌發展的戰略途徑
體育品牌戰略就是以市場為導向，樹立「名牌意識」，從產品的質量、科技、創新、營銷服務以及管理等多方面、全方位出發，由企業內部與外部多方面共同努力、配合，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產名優品牌體育用品。
1.注重品牌質量及產品創新
品牌質量包括品牌本身所代表的產品質量和品牌在消費者心目中感受的質量。品牌質量以產品質量為基礎，並擴展到消費者心中感受的質量。現在國內的品牌已經注意到這方面的發展，但是做的還遠遠不夠。
科技又是創新的基礎，每一個品牌產品都應具有其他產品所不具有的科技含量和技術訣竅。我國體育用品企業因為受到設備、資金、技術和管理的限制，更多強調的是低價位，而忽視了對產品技術的研發，尤其是一些技術含量較高的體育用品，如賽車、戶外用品等設備器材的開發和研製，產品的質量問題直接影響到了品牌在消費者心中感受到的質量。只有不斷使產品的技術含量提高，創造出企業自己的專利技術，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名牌才能永久名牌。
2.加強體育品牌文化
品牌知名度高並非代表品牌價值高，品牌的文化內涵才是品牌價值的核心資源，名牌的背後是文化，產品是暫時的，文化是永恆的，只有文化的，才是經典的。所以體育用品企業應重視品牌的文化含量，努力把文化、知識、智慧注入到品牌創建的所有過程中，豐富品牌的文化內涵，使品牌更具競爭力。我國的體育用品企業中還普遍處於起步階段，為此，借鑒國外知名體育用品品牌成熟的品牌文化理念和運作經驗，努力提高企業的文化創造力，用文化來創造品牌，用文化來創造品牌增值的價值，使品牌文化成為我國體育用品品牌成長的加速器，早日打造出我國的世界體育用品強勢品牌。
3.清晰市場定位及創造品牌個性
在目前眾多運動品牌雲集的情況下，就要細分市場，可以通過選擇不同的運動項目、鎖定高中低檔不同的消費階層、不同的區域市場等手段找准品牌定位。我國加入WTO，標志著我國體育用品品牌發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大的變化。因此，必須立足全球，放眼世界，在國際市場的大環境中運籌體育用品品牌的發展戰略。我國體育用品品牌首先就是要正確分析市場生存環境，明確品牌定位。我國的體育用品品牌普遍存在著品牌定位模糊不清的缺陷，如作為我國體育用品品牌龍頭老大的「李寧」，在品牌創建的12年間，除了上世紀90年代的急速膨脹期，「李寧」一直不能突破成長的上限，營業額停滯不前，已有的消費者並沒有重復購買產品，也沒有新的消費者加入。造成這個結果主要就是品牌定位不清晰的原因所致。要想在全球市場與世界知名體育用品品牌競爭，我國體育用品品牌必須在創建品牌之初就形成一個清晰明確的定位策略，在品牌創建過程中要清楚地將定位思想、理念和原則傳達給市場，提供足夠的營銷資源並保證定位準確。
體育品牌的成功營銷不但能帶動體育產業大發展，更能帶動國內生產總值的大力發展，體育品牌是一個新的營銷點，在我國具有巨大的可挖掘的潛力。怎樣正確認識中國體育品牌的發展走向,以及如何制定適合中國體育品牌的發展戰略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