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坊字體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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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明代書坊

坊刻名家吳勉學
潘是仁
鄒學聖http://ke..com/view/340742.htm

四堡坊刻是閩西文化乃至福建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與北京、武漢、江西許灣並稱中國古代四大雕版印刷基地。
四堡坊刻，始於鄒學聖(字清泉，1523—1598年)。明萬曆八年(1580年)，鄒學聖辭去浙江杭州太守之職回霧閣，帶回了蘇杭的雕版印刷術，開始書坊，「鐫經史以利後人」。明末鄒氏同門鄒保初「貿易於廣東興寧縣，頗獲利，遂娶妻育子，因居其地，刊刻經書出售。至康熙二年辛酉，方搬回本里，置宅買田，並撫養諸侄，仍賣治生。閩汀四堡書坊，實公所創也。」
在經歷了明萬曆至清康熙近百年的草創和發展，到了乾、嘉、道時，四堡坊刻逐漸走向鼎盛。據《范陽鄒氏族譜》稱：「吾鄉在乾嘉時，書業甚盛，至富者累相望。咸同以後，乃不振，間有起家者，多以節嗇積贏，然亦不及前人也。」在這一百二十多年的歷史發展中，四堡坊刻創造了我國雕版印刷史上的輝煌。
四堡坊刻的崛起和發展，有其特殊的地理和人文歷史因素。四堡霧閣、馬屋四周盛產棗木、梓木、梨木和小葉樟，雕印所需的紙張和煙墨可以就近取材。同時，四堡又是歷史上有名的文化之鄉，文人才子輩出：宋代四堡的鄒應龍官居端明殿大學士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明代馬訓官至都察院左都史；清初的著名文人、書法家鄒聖脈，增補了《幼學故事瓊林》、著《寄傲山房詩文集》、《書畫同珍》、《人家日用》等。宋時，連城書院達167個，明清時私塾幾乎遍及各鄉、村，人口較多的大鄉村有十幾所，偏僻村落也有一至兩所。發達、開明的教育，培育了大批的人才。據《連城縣志》：連城建縣至辛亥革命為止，經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者，有進士29人，舉人263人。這些都為四堡坊刻的崛起和發展，提供了優厚的文化環境和技術准備。
四堡坊刻，由於人力、資金和技術都比較缺乏，都是小規模起家，從事印刷的「印書房」，規模都較小，而且是典型的家族刻書和家族經營。從版面設計、底本考據、校對詳核、創制胚板、雕刻印版到裁紙、調墨、印刷、折頁、分頁、裝訂、榨書、切光、緗封貼鑒、包裝、打捆等二十多道工序，直到最後發運，布點聯絡，都有專人負責，採用家族式協作和管理，並形成了「歲一刷新」和「藏板所有」的行規，來規范從業行為，以避免家族內部和家族之間的不必要的競爭。當時，從事雕印的主要有鄒氏和馬氏兩大家族。四堡的書坊鱗次櫛比，先後共創立堂博(印書房)123個，其中范陽鄒氏32家，閩汀龍足鄉鄒氏世系42家，長汀四堡里馬氏世系38家，不時業主姓氏11家。這其中比較著名的有三十多家，如碧清堂、文海樓、文香樓、翰寶樓、五經堂、林蘭堂和翼經堂等。
從族譜、賬冊及現存書板中統計，四堡刻書見到實物或有文獻記載的有667種，除各種重復外，共489種，其中有《四庫全書、》《四書集注》等儒家經典105種；有《千金翼方》等醫葯類58種；有《人家日用》、《弟子規》等日常實用65種；有《文心雕龍》、《楚辭》等文學80種；有歷代文人詩文、宋詞、元曲、小說等51種；有地理堪測占卜星算等42種；有啟蒙讀物41種，可謂種類繁多、五花八門。自然，其讀者也極龐雜，如文人舉子、收藏家、兒童及從事醫學、風水等各行業的人。這使得四堡刻書擁有很大的市場，需求不會中斷。鼎盛時期的四堡刻書，「刷就發販幾半天下」。
四堡坊刻，紙張質地好，裝帙考究，精緻大方；字體多為宋體、筆劃齊整，字形清秀：校核精細，訛錯甚少。而且書頁天頭高，便於讀者批註。因而信譽極高，銷量極大，「壟斷江南，行銷全國」。其中不少印刷史上的精品在此產生，如祖述堂藏板、務本堂增補的《保赤指南車》，福建人民出版社於1992年重版。《台灣外志·五虎鬧南京》，也成了上海鉛印排版的的依據。當時江西許灣商人，就因為四堡刻書精美，特意派人坐地求購轉運，以至連城四堡至今仍流傳著「官地壩里」的傳說。
四堡刻書行銷線路四通八達，通過「北線、南線和西線」三條路線，蓋了當時江南五十多個城市。當時長汀以南各省都有四堡的書肆(書店)存在。故有四堡刻書「刷就發販幾半天下」的鼎盛時期。
在經歷一百二十多年的輝煌以後，到了咸、道時期，四堡坊刻開始衰落。1860年，石達開部在汀州和連城與當地清軍和地主武裝的激戰，毀壞了四堡大量的印書房。致命的一擊是來自近代出版機構的迅速發展。伴隨著石印和鉛印技術的出現，上海點石齋、廣西拜石山房、廣東同文書局等近代出版機構開始崛起。近代印刷技術所產生的刻書質量、效率使傳統雕印技術望塵莫及。四堡刻書的市場逐漸萎縮。1906年科舉制的的廢止，也使大量四書五經等四堡主要方面的刻書無人問津。四堡坊刻從此一蹶不振，逐漸走向衰落，結束了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的輝煌。

❺ 書字各種字體寫法

❻ 揭秘宋代出版商如何打擊盜版 古人怎樣維護版權

在古代有沒有盜版活動呢？有沒有為維護版權而進行的較量呢？
答案是肯定的，別忘了，印刷術這項科技是在古代的中國發明的，有印刷就必定有出版，有出版就面臨與盜版的斗爭，古人在這方面的不省心事，一點也不比現代人少，現在我們去一千多年前的宋朝看看。
書坊：「清明上河圖」里可找到古代出版商
在印刷術出現之前，還不能說有嚴格意義上的出版業，書都靠手抄，因此在先秦兩漢乃至魏晉時期，書都是奢侈品，「我遺子，惟一經」，給自己的後代留下一本經書，聽起來輕巧，其實真是這么容易嗎？非也，那時候留下一套書給兒孫，如同留下一套豪宅。一本書的存在感比現在的書本強多了，司馬相如給漢武帝上一篇文章，幾千字裝滿了一馬車，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
科技，只有無所不能的科技，才能改變讀書人的命運。先是紙張問世，接下來它的親戚：印刷術，這個神技一出現，普通讀書人眼前出現一道光芒。因為知識便於攜帶了，也變得便宜了，當然，抄書的人也失業了，當年班超投筆從戎，其實就是不想當抄書人了，他轉型忒快，在印刷術出現前幾百年就跳槽了。當然，更重要的是，一個新的行業出現了：出版業。一個新的群體出現了：出版商。
以印刷為基礎的出版行業在宋朝閃亮登場，它有一個實體依託，就叫書坊。它既有生產車間，又有銷售門店。書坊作為新生的行業領頭羊，到底有多牛呢？看蘇東坡的記載就知道了。蘇老師是讀書人，當然會注意到書本的生產和流通情況，他在《李氏山房藏書記》里透露一個重要的行業信息：當時市面上有人印刷「諸子百家」的書籍，每一天的印刷量有多大？「日傳萬紙」，每天印刷量上萬頁。這是當時大宋的一線城市開封的生產情況。正因為技術上的突破，書本就能進一步普及，於是當時市面上的書本既多而且容易購買，「多且易致」，所以宋朝人格外有文化范兒，為啥？無他，只是因為知識更容易購買！
那麼，印刷品的主要銷售地點在哪裡呢？北宋有個叫穆修的讀書人也小小劇透了一下：在咱大宋的東京相國寺附近。「攜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原來，就在魯智深看菜園子的附近。想當年，林教頭和魯智深之流的好漢，在相國寺的菜園子喝酒論武，而附近就是書香四溢的書市，奇妙啊。
如果仔細去看反映北宋汴梁城景象的《清明上河圖》，還能找到開封的書坊，店主在櫃台內，著深色衣，購買者在櫃台外，著白衣。似乎正在討價還價。
宋朝的「二維碼」：坊號牌記和告白文字
既然有了出版商，那就得有廣告，因為有了市場就有了競爭，北宋的出版商們在激烈的競爭中，如何讓消費者記住自己，那就得有獨特的標志。為了銷量，為了市場，腦洞不大開不行啊。這個獨特的標志就得印在書上，就如同如今的二維碼，隨時方便讀者掃描，當然，現在用手機掃描，過去用眼睛掃描。
最流行的「二維碼」叫做「坊號牌記」，是一個小標記，或者是一個小框框，裡面印著說明文字，或者連小框框也不用，直接印著字。就跟現代的二維碼相似，放在書本的末尾或者目錄的結尾處。這字也不能太多，一行就夠，標明出版商的公司名稱和地址，有時候還有印刷出版時間。如果你在南宋，在杭州街頭買到一本名叫《續玄怪錄》的玄幻鬼怪小說集，你去翻一翻書的背面，可能有這么一行字在框框里：「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也就是說，您手中的這本優質書籍，是臨安府的尹家書籍鋪公司發行的，地點就在太廟前。如果你覺得好，歡迎下次再來購買。
有時候，出版商還怕說得不夠仔細，於是又會飽含深情地再在書尾加上一段告白，希望藉此加強與讀者、消費者的互動，告白的信息量更大，感情色彩也更濃。
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錢謙益，喜歡收藏宋版書，他為了心愛的女人柳如是，曾經賣了一套宋版書為其建豪宅。有一回，錢大才子翻閱一本宋版書《抱朴子》，居然發現一段五十字的出版商告白，是南宋初年的，這條發自500年前的信息，讀得錢謙益淚流滿面。告白說：我們榮六郎出版公司，辦公地點以前在東京相國寺的東面，因為大宋南渡，現在搬遷到臨安府的瓦南街東，「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繼續開印賣書。請各位放心，我們印刷的《抱朴子》仍然是東京的版本，保證質量，不會有半個字的差錯，「無一字差訛」，各位親愛的消費者，敬請光臨，多多關照，「請四方收書好事君子，幸賜藻鑒」，還標明了日期。短短幾行文字，見證了家國的興衰，行業的發展，錢謙益結合自己當時的處境，不流淚才怪。
古人怎樣維護版權：向官府注冊上訴請求保護
有了出版就有了版權，有版權就得申請注冊，以得到官方承認，然後才能有效地保護自己，這種行業狀態，在宋朝已經是家常便飯。
例如，在南宋時候的四川，有一家出版公司名叫「眉山程舍人」公司，該公司印刷了一套《東都事略》，在該書的書頁上，就申明了版權，以及向盜版行為發出了警告，「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寥寥二十個字，已經把該說的都說清楚了，換成現在的語言，就是說：該書由眉山程舍人公司出版發行，已經向有關部門申請版權保護，嚴禁盜版印刷發行。
當然，為了防止和打擊盜版行為，不讓非法之徒鑽空子，有時候話要說得更詳細明白，而且還要委託官府出面發表聲明，以期取得法律上的效力，並震懾盜版分子。
且說在南宋理宗年間，兩浙轉運司為保護合法出版機構的正當權益，防止盜版，專門為一家公司發布了一個公告，該公告說，市面上的《方輿勝覽》、《四六寶苑》這兩本書，是「祝太傅」公司出版發行的，法人代表吳吉，本公司為這兩本書，除了花了幾年時間辛勤編輯之外，還耗費大量資金進行印刷，「今來雕版，所費浩瀚」。為了防止不法之徒進行盜版印刷，出售贏利，導致本公司「徒勞心力，枉費成本」，現在本公司將版權在有關部門注冊，取得法律約束力，以杜絕盜版的行為，「合經使台申明，乞行約束，庶絕翻版之患」。原來，盜版在那時候叫翻版。
在嚴肅申明之後，還得將聲明發到網上去，在當時也就是張貼在各處州縣的交通要道，讓大家都看得到。如果出現了非法出版情況，那麼本公司就會請求有關方面毀壞盜版，追究其違法行為，以斷絕這種盜版活動，「乞追人毀版，斷治施行」。
瞧瞧，宋代出版商的版權意識已經相當明確，而且也有官方的支持，有法律上的規范，而對於如何打擊盜版行為，也有具體可行的步驟。根據這些信息，要說宋朝人的出版發行業，已經相當完備，也不算過分。

❼ 版權保護的我國古代

中國的版權保護「盜版」是自宋代開始。宋代經濟的發展為版權保護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印刷業的繁榮是版權保護的技術前提;宋代版權保護出現的直接誘因;宋代版權保護主體已涉及作者，宋代版權保護所涉客體廣泛，宋代政府版權保護力度也很強，規定了出版審查制度對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業標准:宋代缺乏以私權為核心的對版權進行保護的民事法律制度、不注重作者權益的保護、無關王朝政治利益的書籍很難向官府及公眾提出版權主張或者直接尋求權力機關的保護;同時也給了我們許多啟示。
宋代版權保護的內容
(一)宋代版權(著作權)保護主體已涉及作者
作者是版權中第一和最基本的主體。在宋代，隨著印刷業的發展，政府更多保護的是出版商的利益，但是《書林清話》中引述的《叢桂毛詩集解》上所載宋代國子監有關禁止翻版的「公據」，更值得重視，「公據」中提到:該書刻印者的叔父當年在講解「毛詩」時，投入了自己大量的精神創作成果，可以說是「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刻印者把這個事實當作要求禁止他人翻版的主要理由。這就說明:此時受保護的主體已不限於刻印延出版者本人，而且延及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繼承人)。在宋代還出現了職業的職業作家和藝術家，宋代一些不能或不願走上仕途的文人，因生活的需要和其它原因組成一定的群體，被稱之為「書會」，這個群體的文人以創作為職業，「書會」的文人就是職業作家。流傳至今的宋元話本和戲劇有不少出自他們之手。除了「書會」之外，宋代還出了文人與藝人組成的「社會」，如表演雜劇的緋綠社、表演清樂的清音社、影戲藝人的繪草社、表演吟唱的律華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藝人都是專門化的職業作家和表演藝術家。在遠古的宋代，不管是統治者還是出版商及作者，已經擁有了對作者權益進行保護的意識和一定的法律規定，不僅僅是滯停在保護出版商的利益上，而且延及到了保護作者的利益方面，無疑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史上重要的一筆。
(二)宋代版權(著作權)保護所涉客體廣泛
版權保護的客體是作品，在宋代作品的類型眾多，保護客體廣泛。在我國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中國古人信奉的是「學而優則仕」的官本位的價值觀，將政治價值作為至上的人生價值，學子們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寒窗苦讀、懸梁刺股。到了宋代，隨著商品經濟的興起和發展，文學藝術作品也被逐漸商品化，傳統的官本位價值觀開始發生動搖，作品的商品化激發了文人的創作熱情，文人的藝術價值能夠在創作中獲得實現並為社會所承認，其作品能獲得直接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此，文學藝術作品的商品化，導致了整個社會的審美觀、價值觀和文藝觀的變化。有不少在科舉場上失敗的文人和一些不醉心於功名的文人，大量地進行文學藝術創作，創作出眾多的作品，使宋代版權保護的客體廣泛。主要有:第一，文字作品，是指詩詞、散文、小說、話本等以文字形式表現的作品，如宋代的宋詞、宋元話本、散曲、戲劇、小說等。北宋著名詞人柳永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專業詞人，他的詞深受社會各階層的喜愛，獲得了「天下詠之」的社會效果。第二，口述作品，是指以口頭語言形式表現的作品，如即興的演說、散曲等。隨著宋代文化業的發展，下層民眾的審美能力不斷提高，以口頭語言形式表現的評書等口頭作品應運而生。第三，戲劇作品，是指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如地方劇、地方戲等，文學藝術作品的商品化，使得篇幅短小的文藝作品已不能滿足民眾的審美要求，鴻篇鉅制的戲劇等文藝作品成為主導的文學藝術樣式。第四，曲藝作品，是指以說唱為主要形式表演的作品，如評書、快書、大鼓、彈詞等。宋代以後，都市通俗文藝不斷興盛，彈詞、評書、時調俗曲等文藝樣式相繼出現，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第五，美術作品，是以線條、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構成的有審美意義的平面或者立體的造型藝術作品，如繪畫、書法、雕塑等。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這一美術作品，不僅是宋代「市肆畫」中首屈一指的傑作，也是中國乃至世界繪畫史上不可多得的優秀作品，該作品興起於商品經濟的社會土壤上，是商品經濟文化哺育出來的一種新的美術品種。除此之外，宋代還出現了雜技、魔術、馬戲等通過形體動作和技巧表現的雜技藝術作品……宋代版權保護的客體廣泛，也反映出我國宋代已經有了最早的對無形的知識產權的客體進行比較系統的分類和進行保護的事實。
(三)宋代政府版權保護力度加強，規定出版審查
宋代盜印翻版的客觀存在，使作者和出版者保護版權的意識逐漸提高，觀念逐漸形成，政府也適應社會的客觀需要規定出版審查。例如朱熹所寫的《四書問答》，因其無暇訂正重編而「未嘗出以示人」，而「書肆有竊刊行者」，朱熹「亟請於縣官，追索其版」，可以說朱熹當時對其作品的版權保護意識是很強的，他是通過「訴訟」主張其版權，說明宋代的版權保護意識與保護版權的實際行動已經產生，這是將印刷書籍的經濟利益與精神權益的保護，從意識、觀念走向具體操作的過程。宋政府還規定了出版審查制度。宋朝於紹興十五年(公元1146年)詔令:「自今民間書坊刊行文籍，先經所屬看詳，又委教官討論，擇其可者，許之鏤板」。這相當於宋政府成立了出版前審查機制，書籍出版必須由「選官詳定，有益於學者，方許鏤版，候印訖送秘書省，如詳定不當取勘施行，諸戲褻之文，不得雕印」。宋政府一再下令，重申「今後雕印文書，須經本州委官看定然後刊行」，「不經看驗校定文書，擅行印賣，告捕條禁頒降其沿邊州軍，仍嚴行禁止」，對「夜聚曉散傳習妖法能反告者，賞錢五萬，以犯者家財充」。
(四)宋代對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業標准、印刷品管理條例
北宋初年，政府就頒布過「刻書之式」，所謂「刻書之式」，就是將書籍印刷出版的法規以條文形式固定下來，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須送交政府機構備案，政府將印刷品的管理納入日常行政事務當中，如果不按照法規條文規定的形式出版書籍，就構成「盜版」。宋代就對印刷品的管理作到了「有法可依」。清朝曾有人在古董店中看到了宋朝的銅雕版「刻書之式」，文人蔡澄在《雞窗夜話》中曾有這樣的描述:「方二三寸，刻選詩或杜詩韓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認識這件東西的人說:「此名書范，宋太祖初年，頒行天下刻書之式。」從這一記載中可以看到，宋初就將印刷品納入到了國家管理的范疇，相當於今天的印刷品行業標准，與之對應的還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如現在的印刷品管理條例之類。遺憾的是當時具體的法律條文史料到今天已經散佚，但在後人的記載中還可以找到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宋興，治平(1064年—1067年)以前就禁攜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1068年—1077年)後，方弛此禁。」
(五)宋代版權保護的法令和相關記載
《書林清話》卷二有「翻板有例禁始於宋人」的條目，說明中國自宋代確有版權保護的法令。北宋哲宗紹聖二年(1095年)正月二十一日，「刑部言，諸習學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許召官委保，納紙墨工具，赴部陳狀印給，詐冒者論如盜印法。從之。」此記載說明北宋時已有「盜印法」。此外，現存宋代書籍中也有例刊記可以證實宋代的版權保護。第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東都事略》，其牌記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已申上司，不許覆板」與現代的「版權所有，不準翻印」如出一轍，這可能是最早的版權保護施行記錄。《書林清話》及清代大藏書家陸心源《宋樓藏書志》、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均對此有記載。第二，建安祝穆編刊《方輿勝覽》，自序後的「兩浙轉運司錄白」雲:「據祝太傅宅幹人吳吉狀，本宅見雕諸郡志，名曰《方輿勝覽》、及《四六寶苑》兩書，並系本宅進士私自編輯，數載辛勤。今來雕版，所費浩瀚，竊恐書市嗜利之徒，輒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目，或以《節略輿地勝紀》等書為名，翻開攙奪，致本宅徒勞心力，枉費錢本，委實切害，照得雕書，合經使台申明，乞行約束，庶絕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書籍處，張掛曉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陳告，乞追人毀板，斷冶施行。奉台判備榜須至指揮……右今出榜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曉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經所屬陳告追究，毀板施行，故榜……福建路轉運司狀，乞給榜約束所屬，不得翻開上件書板，並同前式，更不再錄白」，該「榜文」記載明確了編寫人的「辛勤」、出版商的「所費浩瀚」，其為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可以請求官府「庶絕翻版」，如有盜版的祝氏則有權「陳告、追人、毀板、斷冶施行」，此例記載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勞動付出和對自己權益的保護方式以及官府懲治的力度。第三，貢士羅樾刊印段昌武《叢桂毛詩集解》前有行在國子監「禁止翻版公據」雲:「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以東萊《詩記》，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是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儻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竄易首尾，增損音義……今狀披陳，乞備牒兩浙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專，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給本監。除已備牒兩浙路、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知委文狀回申外，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板劈毀，斷罪施行。須至給據者。右出給公據付羅貢士樾收執照應。淳祐八年七月日給。」所謂「行在國子監」，是當時主管圖書刊行的中央機構，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圖書出版的權力。政府運用了行政手段，布告有關地方的書坊，不得翻印某書;同時，又發給原刊者所謂「據」，也就是執照，以證明該人刊書的合法性，原刊者若發現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憑「據」告發，從而毀板治罪。該出版商明確提出「禁止翻版」的理由充足，認為作品首先具有原創性:「一話一言，苟是發明，率以錄焉」;其次認為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將作者作為權利主體):「口講指畫，筆以成編」，「平生精力，畢於此書」;而且出版商認為現出版的版本質量好:「校讎最為精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盜版，「則必竄易首尾，增損意義」，就侵害了出版者及原作者的權益。為此，經出版商向國子監提出申請，給付「執照」，禁止他人翻版，並賦予該出版商對其他盜版者「追版劈毀，斷罪施行」的權利。有關這一事件最後的執行情況史料中已經沒有了記載，但確實以事實記載了有法可依。需要說明的是，南宋版權保護不僅僅保護作者本人權利，即便在作者去世後，其親屬也可提出版權保護的申請。《叢桂毛詩集解》的刻印者把其叔父投入了大量精神創作當做要禁止翻版之權的主要理由，這說明:在該禁例中，受保護主體已延及到了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繼承人)。第四，南宋初年文人范浚在他的著作《答姚宏書》中記載的一件事，當時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寫了《和元賦集》，刻印販賣，他將此事上報官府，官府發送一份公文到建陽，銷毀了這些私刻的印版。以上史實都是宋代私刻書籍請官府出面，行使版權保護，它不僅保護了出版者的經濟利益，而且保護了作者的權益，處罰的方式還是比較嚴厲的，如「追人毀板」、「追板劈毀」等，開啟了中國版權保護的先河。
(六)宋代禁印以防盜版
宋代的印刷業發達無庸置疑，盜版的猖獗也是有目共睹，盜版不僅嚴重侵害了原作者、出版者的經濟利益，而且盜版也嚴重損害了作者的學術聲譽，最終嚴重損害了讀者的利益。宋政府從政治利益出發，禁印書籍也是空前絕後的，允許印的才能印，不允許印的是絕對不能翻印的。政府為此對印刷品進行管制，對違反出版管製法令的行為，官府給予重懲。如宋人羅壁《識遺》記載:「監本」《九經》一經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翻印。如果想翻刻，就必須向國子監提出申請，得到批准後才可以翻印。縱觀宋代，官府禁印的作品主要有:第一，禁印議毀時政得失之書、奏議國史、制書敕文、刑法敕令式諸書、禁印本朝史籍、禁印帝王字像。如「大臣之奏議，台諫之章疏，內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機謀密畫，不可漏泄……嚴行禁止，其書坊見刊版及已印者，並日下追取，當官焚毀，」又有「以歷代帝王畫像列街衢以聚人者，並禁止之」，另外「有摹刻御書字而鬻賣者，重坐之」。第二，禁印法令、天文書籍、宗教(妖說邪教、撰造的佛說和妖教)之書、紙幣等。政府頒布的法律敕令不得擅自印刷，私印刑法書，論如「盜印法」。天文歷法之書，也由國家統一印行;因民間「傳習妖教」，政府多次詔令禁印「妄誕妖怪之言」，流傳的要「交納焚訖」;紙幣由國家發行後屢有禁私印之令，宋神宗時「立偽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宋徽宗時規定「私造交子紙，罪以徒配」，宋高宗「定偽造會子法」，但私印紙幣的事仍有發生。第三，禁印士兵操練之書、禁止國家機密泄露。主要針對書刊中有邊防軍機內容和宋書流到遼金地界。宋政府規定「國朝令甲雕印言時政邊機文書者，皆有罪」。蘇轍使遼時曾說:「本朝民間開板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說明書禁有名無實，因為「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第四，禁印供科場剽竊用的「語錄」及「不根經術本源」等偽學之書。如雕印戲褻之文，杖一百。
在宋代禁止翻版已經成為印書行業的一種禁例，而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宋代禁印以防盜版，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真正享有特權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許覆版」，宋代的禁止翻版之舉只不過是少數有權有勢的出版商勾結官府、壟斷利潤的一種做法，並不是正規的法令。這和現代的版權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宋代禁印以防盜版，目的還在於文化控制壟斷，既然是一種文化控制，它不是一種純粹的保護，更多的是一種管理的成份，它並沒有形成一種版權保護制度，而只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宋代的禁翻版的確為後代的版權法開辟了先例。
案例
對中國的信息技術界和知識產權界來說，1999年是倍受關注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連續發生了三起有關網際網路版權保護的新型案例。由於調整中國版權制度最重要的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制訂於1991年，當時網際網路在中國的發展處於萌芽階段，該法對這一新興事物所可能引起的法律問題未作規定，因此對發生於九十年代末期的網際網路版權侵權糾紛審理實踐而言，1991年的著作權法顯屬滯後。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審理這類案件的指導意義就顯得尤為突出，加之目前中國著作權法正在修改之中，這幾例網路版權官司的審理，也將為新著作權法的出台奠定基礎。
這三例案件是：1.1994月28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決的陳衛華訴《電腦商情報》侵權案。該案是國內首例網上作品版權案。案件涉及的是做為傳統信息媒介的報紙擅自轉載網際網路個人主頁上的一篇文章。法院經審理判決《電腦商情報》侵權成立；2.1999年9月9日，被稱為「中國網路侵權第一案」的北京瑞得公司訴四川宜賓東方信息公司主頁侵權案。法院判決復制主頁的被告侵權，這意味著網上主頁享有版權；3.1999年9月18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理的王蒙等六作家狀告「北京在線」網站侵權案。該案涉及的是作品上網所引起的著作權糾紛，法院判決被告世紀互通通訊技術公司敗訴，從而表明作品上網同樣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這三個案件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網際網路版權糾紛的范圍，其中既包括網上作品（包括網上主頁）的版權被傳統媒介侵犯，又包括傳統意義上的作品的版權被新興信息媒介工具——網站所侵犯，當然現實中還存在著大量商業網站對新聞媒體網站的侵權。這些新型案件的審理表明中國現行著作權法已遠落後於司法實踐。但是判例在中國並沒有判例法上的效力，隨著這類案件的不斷增多，中國網際網路版權保護方面的立法已迫在眉睫。

❽ 「書」字各種字體寫法

1、「書」字的行書寫法：

書的基本解釋：

書[ shū ]

1、成本的著作：書籍。書卷氣（指在說話、作文、寫字、畫畫等方面表現出來的讀書人的風格）。

2、信：書信。

3、文件：證書。

4、寫字或寫的字：書法。

5、寫文章：罄竹難書。

6、字體：草書。

7、古書名，《尚書》的簡稱（亦稱「書經」）。

8、某些曲藝形式的通稱：說書。

(8)書坊字體版權擴展閱讀：

文言版《說文解字》：書，箸也。從聿，者聲。

白話版《說文解字》：書，以竹筷為筆。字形採用「聿」作邊旁，採用「者」作聲旁。

相關詞語解釋：

1、史書[shǐ shū]

記載歷史的書籍。

2、書信[shū xìn]

信常有書信往來。

3、書籍[shū jí]

裝訂成冊的著作。

4、書眉[shū méi]

為便於讀者翻檢，在書頁上端所印的書名、篇章、標題和頁碼等。也指正文上端的空白部分。

5、楷書[kǎi shū]

也叫正書、正楷、真書。漢字字體之一。由隸書演變而來，字體方正，結構勻稱，筆畫工整。始於東漢末年，通行至今。

❾ 中國古代有版權嗎

當中國發明了雕版印刷技術以後，因為普及了出版業，便令書籍生產成本大為降低，從而轉化成都市商品。因此，唐代就曾出現盜版現象。到了宋代，盜版之風愈演愈烈，給書籍經營者造成很大損失。

為了保護本身利益，出版商開始尋求有別於普通財產的特殊保護。宋代程舍人在其刻印的《東都事略》目錄後有長方牌記雲：「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復版。」意思十分明確，即是本書是由其本人所出版、發行，並已上報相關部門備案，任何人不得復制、翻印。這是有文字記載發現的對版權實施保護的文字，表明出版商（或作者）力圖獨占著作權益，版權觀念萌芽。宋代段昌武在他的《叢桂毛詩集解》三十卷在國子監登記有「禁止翻版公據」。亦即是已注冊在案，並含有法律保護了。該出版商（或作者）段昌武還提出「禁止翻印理由」：其一是，「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其二，「一話一言，苟足發明，率以錄焉」；其三，「校讎最為精密」；最後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盜版「則必竄易首尾，增損意義。」為此，他特地向國子監給付「執照」，以證明是其「發明」，禁止他人翻版，並賦予該出版商對其他盜版者「追版劈段，斷罪施行」的權力。可見這位段昌武先生對本身著作的出版物極之珍視，絕不給予別人任何覬覦之隙，版權保護意識甚強。

不過，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對這種版權保護申請的許可只是屬於官府的行政庇護，非來自於制度性保護（也不可能）。這種版權保護也只出自個別的、局部的、區域性的（如只屬國子監可隨時監控范圍地區之內），不大可能大規模地進行推廣。因此，至後來像《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和《水滸傳》等四大名著出現後坊間大量印行，當然是因為先是其可讀性甚強而獲民間所愛，後才有種種版本的出現。也許，在中國這個傳統文化上從來缺乏法治、法理意識的國度，這四大名著得以最廣泛地流傳，也就與此有關了。
中國內地由於法律意識薄弱，甚或是明知侵權不對，但利益在前之際，不少人都罔顧法律，從事多行業的盜版活動，從書籍到電影、音樂、名牌衣物、皮具、玩具等到所謂「山寨手機」等等之類，范疇之廣，多不勝數。最大目的自然是非法地牟取金錢利益。

❿ 在中國古代寫小說是否能盈利相關出版機制是怎樣的

類似《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這種廣受歡迎的作品會給作者帶來財富么？

（轉自知乎）
先破一下題。題主所言古代小說，當落在明清之間。有明一代小說成熟，清代書事多自前朝沿襲，因此這個回答，以介紹明代小說及作者狀況最為切綮。其次，題主所言作者是否可以憑文致富，出版機制為何，因此回答將不涉文藝評價，單從市場營銷角度都略談一二。
明代是中國刻書的一個高峰期，有官刻、私刻、坊刻等。官刻是朝廷官方的印書機構所出的書，除國子監、太醫院、經廠還有窮極無聊的宗室藩王自己辦的刻坊；私刻是私人出資延請刻工雕版成書，多是一次性的，比如給自己老師老爹刊印著作。真正決定明代印刷行業氣質的，是坊刻。坊刻就是書坊出的書，書坊的地位跟現在的圖書出版公司差不多。
都說明代有資本主義萌芽，而且都舉紡織業為例，其實書坊也是一個極好的例證。明代的書坊非常興旺，各地尤其是江南蘇杭，本來就是工商聚集之地，市民階層初步形成，又多文人墨客，文化昌盛，連帶著印刷業也跟著發展起來。江南一些大城市有專門的圖書鋪子一條街，裡面賣書的叫坐商，還有走門串巷的書客。定期有書市，運輸有書車、書船，物流非常發達。雕版印刷的工坊也鱗次櫛比，大的書商往往都是有自己的後端工坊和前端銷售網點，產銷一條龍。
這些明代書商最可愛的地方在於，他們不像士大夫一樣板著面孔把書籍當成神聖的東西，而是當成一件商品。既然是商品，那麼作為商人就要絞盡腦汁將之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因此他們的思維非常活躍，客觀上促進了技術進步。比如為了招徠買主，他們促進了套色印刷的出現，推動了版畫藝術的進步，還初步催生了廣告和版權意識；比如為了節約成本，嘉靖年間的書商在要求工匠在雕版時使用以平直為風格的字體，提高刻字速度，稱為匠體，即後世宋體字之濫觴。宋體出來以後，刻板效率大增，製作成本一路下滑。以嘉靖年出的《豫章羅先生文集》為例，一共刻了八十三片板子，上下兩帙，一共一百六十一頁，付給刻工的酬勞是二十四兩銀子。若以字數來算，當時汲古閣每百字三分五厘左右，三分銀子刻一百字。當真是低廉得緊。
而當時的書價又相當貴。萬曆年間余獻可在居余堂刻的《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選唐詩訓解》，一部七本，每部紋銀一兩。而《大明統一志》更貴，每部紋銀三兩。其他書籍相對便宜，但少說也有數錢之價。比照萬曆年《宛署雜記》提供的價格，一兩銀子可以買三百多斤大米，上好豬肉可買八十多斤。賣書在那個時候，可謂是暴利行業了。
書商們的銷售渠道非常暢通，銷售理念十分先進，製造成本十分低廉，利潤十分巨大，那麼他們還缺什麼呢？
跟現在書商面臨的情況差不多，缺好稿子。
明代書商們無所不印，經史子集、醫書農書，道藏佛典等等，時人詩文乃至高考作文精選，每年刊行數量巨大。但他們很快發現，明代的老百姓、尤其是城市裡的老百姓——所謂初步形成的市民階層和市井文化——最喜聞樂見的是各種通俗小說。書坊里賣的最好的，永遠都是三國演義、水滸傳之類的暢銷書。清人金纓《格言聯璧》：「賣古書不如賣時文，印時文不如印小說」，正是書商經營的訣竅。康有為亦有詩為證詩證：「我游上海考書肆，群書何者銷流多，經史不如八股盛，八股無奈小說何。」
羅貫中、施耐庵生不逢時。他們雖然寫出好書，但沒趕上市場上的好時候，古人又沒版權意識。三國水滸被各大書商印了一次又一次，版本無數，但他們並沒得到什麼大利。這些暢銷書從明初開始，出了一遍又一遍，連書商自己有抱怨說「坊間所梓《三國》，何止數十家矣」、「《水滸》一書，坊間梓者紛紛」。時間長了，市場飽和，人民群眾難免膩煩，需要書商推出新產品，市場出現了新的需求。
書商們看到這種巨大利益，自然不會不心動，決定要把這個市場做大做深。當時的情形是：「宋元舊種,亦被搜括殆盡,肆中人見其行世頗捷,意當別有秘本圖書而衡之」寫新鮮東西？沒問題，但作者得有才氣、有學識。古代識字率低，有文化的人都得從士林里找，可偏偏當時士林風氣視小說為小道，都不願意寫，願意寫的也不敢露名。
到了嘉靖年間，稿荒和對新書的渴求已經到了巔峰。書商們絞盡腦汁，終於想出一條特別奇葩的路來。
這條奇葩之路，是福建建陽書坊清白堂主楊湧泉想到的。
當時的福建建陽，是東南最著名的刻書中心，號稱閩刻。建陽書商們最大的特點就是走低端市場，他們的書質量一般，勝在便宜、量大，雖然口碑不及蘇杭，但市場佔有率相當高。建陽書坊的商人們頭腦思維靈活，對市場極其敏感，什麼點子都想得出來。
楊湧泉當時在印一本書，記錄岳飛事跡的《精忠錄》。印完了審校，他突然腦子一激靈：
《精忠錄》是史書，沒什麼意思，但如果把它寫成三國那樣的小說呢？關於岳爺爺的通俗演義，那得多牛逼啊！
楊湧泉想到這兒，趕緊去找他的親戚，也是個書商、忠正堂主熊大木。楊湧泉說我水平是不行了，但你讀書多，寫東西沒問題。咱們找不到人寫稿子，可以自力更生嘛！熊大木一聽也對，挽起袖子，當即就搞出了一部《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熊大木在序里謙稱「才不及班、馬之萬一，顧奚能用廣發揮」，自己其實內心很自得。
熊大木認識字，可實在沒什麼寫作天分。羅貫中是七實三虛，他是十實無虛，就是把史書拿大白話講了一遍，還捨不得刪，把岳飛的所有奏章、題記、檄文、書信全扔進去了，文學效果慘不忍睹。熊大木自己也覺得太枯燥，腦子一轉，往岳飛傳里硬夾了一段路遇關勝的故事，還得意洋洋地加註釋說這個關勝是梁山的人曾經征討方臘雲雲，借來水滸傳的大皮給自己宣傳。
別看這書寫得糟糕，當時銷量卻十分驚人。現在能查到的版本，就有七種，也就是說至少先後被七家出版商翻刻過，甚至其中一個版本還是內府本。換句話說，嘉靖修道有暇，還讓經廠刻成御本來欣賞。
熊大木一戰成名，士氣大振，一口氣又」翻譯「了《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南北宋志傳》與《全漢志傳》三部通俗小說，銷量都不錯。
可見當時市場上的讀者飢渴到了什麼地步。
自古跟風者眾，熊大木的成功，引燃了建陽書商們的雄心。這些書商親自挽起袖子，開始改史寫文，一時如過江之鯽，有道是十億書商九億寫，還有一億在發帖——當然，質量也極其堪憂。
到了萬曆年間，在這股低劣仿古的大潮中，建陽書系出現了一位絕世強者，姓余，名象斗。
余象斗字仰止，坊名雙峰堂、三台館，自稱三台山人。此人生平履歷不詳，但研究明代出版，卻是繞不開的一位巨擘。
他有個長輩叫余邵魚，當時也投身到這股創作大潮，寫了本書叫《列國志傳》，講春秋戰國的，銷量不錯。余象斗接了書坊生意以後，親自寫了一本《列國前編十二朝傳》，從盤古講到商周。在這本書後面，余象斗夾了一頁廣告說：「至武王伐紂而有天下，《列國傳》上載得明白可觀，四方君子買《列國》一覽盡識。」然後把《列國志傳》重新翻印了一遍。讀者買了《列國前編》，自然就得去買《列國志傳》，兩部書互相帶動，又大賺了一筆。得了甜頭，余象斗先後又推出了《京本通俗演義按鑒全漢志傳》、《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新刻皇明開運輯略武功名世英列傳》、《全像按鑒演義南北兩宋志傳》、和《新鐫全像東西兩晉演義志傳》等等，幾乎要把中國歷史搞過一遍。
萬曆二十年，一部神書橫空出世，書名《西遊記》。市場上都瘋了，沒見過這么牛逼的小說，情節有趣，文筆也極贊，是文人中的高手，跟原來那些粗製濫造不可同日而語。余象斗一看，一拍桌子：」他賣的好，咱們也能賣的好，跟風唄！「
但跟風也得有人寫啊？沒問題，我余象斗也是文人啊！我也寫過小說嘛！然後這位有眼光沒節操的營銷大師親自上陣操刀，速成了一部講真武大帝的《北游記》，然後又出了一部講華光的《南遊記》，全是自己寫的，文字粗陋不堪。他還從吳元泰那兒買來講八仙的《東游記》，盜了《西遊記》的版權，湊成一部東南西北俱全的《四游記》，扔到市場上去賣。讀者早聽說西遊記的大名，聽說又出了三部，高興壞了，立刻掏錢去買。
萬曆二十二年，有一個作者叫安遇時，通過與耕堂出了本公案小說，叫《包龍圖判百家公案》。余象斗看見成了暢銷書，一拍桌子：「跟！」可是時間緊、任務急，又沒人會寫，怎麼辦？余象斗一拍桌子：」抄「，找人搬來了刑部和各地衙門的卷宗，硬是拼湊出一部《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這部公案是部奇書，羅列了一百多件案子，一半的故事慘不忍睹，一半連故事都沒有，就是把判詞、訴狀往那兒一扔……但當時正流行公案小說，讀者照單全收，高高興興也買了，銷量大好。
在他之後，一群反應遲鈍的書商在抓住這個主題，一時間奇案、公案滿天亂飛，市面上全是此類。可大明的案子素材也就那麼多，又沒人會編新的，於是這些人就互相抄襲，讓這類書的質量更加慘不忍睹。最後連官府都看不下去，一紙禁文下來說，才算稍微消停。
這幾件事可以看出余象斗的行事風格：緊隨市場風潮，運用營銷手段刺激銷量。無關產品質量，無關人品節操——這是一個標準的市場營銷天才。
余象斗在市場營銷領域的傑作還不止於此。比如他對圖書插圖十分重視，每本書做得好似連環畫，上面是圖，下面是字。雖然余家的刻工比起蘇杭一代的雕工水平差得遠，但架不住圖多，圖多就易讀，讀者就願意買。在書的細節上，余象斗也下了大工夫，他印的書，多冠以「新鐫」、「新刻」、「新鍥」、「新刊」、「新鋟」，他往舊書摻雜私貨，就可以當成新書來賣了。余象斗出過《新刊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往裡面多加了花關索的一段故事。水滸傳也難逃他的毒手，被出了一版《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看名字就知道他幹了些什麼。書名後綴還往往以「批評」、「評林」結尾。這是因為余象斗首創了彈幕體，對一些舊書夾以注釋批評，讀者邊讀邊看他在書旁發的議論，等於是買了一條導演評論音軌。這樣一來，既可以借名著的東風，再賺讀者一筆，又不會被說是舊書新印，裡面有原創的內容，更刺激讀者去買。
其他的如書頁廣告、牌記廣告、在自序里反復提醒讀者注意購買雙峰堂品牌，都是余象斗的創舉。這哥們兒後來自戀到每出一本書，必在後面加一頁自己的自畫像，號為「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圖」，雖然自戀，但品牌影響不容忽視。
余象斗雖然人品有限，但還有個不錯的原則，就是只做忠義，不碰色情。他出的書，多是歷史演義或怪力亂神，但總體來說三觀頗正，忠義廉恥不會輕忽。雙峰堂發行量那麼大，卻幾乎一本色情書都沒有。嘉靖、萬曆年間色情書那麼泛濫，銷量那麼好，余象斗也沒碰過。
老先生活到76歲，臨死前還刻了一本《五刻理氣詳辯纂要三台便覽通書正宗》，真是生命不息，出書不止。
說跑題了。
總之，以建陽書商為基地，熊大木、余象斗為巨擘，書商們在稿荒的時候，找出一條原創之路。可是因為他們水準太低，這條路只可以取得一時之效，卻後勁不足。讀者們開始讀著新鮮，但很快就意識到其品質太過低劣，要求推陳出新，出些好書。
於是回到了原來的問題：文人不肯寫，書商寫不好。
好在這時候朝廷幫了大忙。一是科舉之路愈漸艱險，使才不如使錢，讓很多讀書人舉官無能，只能另謀出路；二是經濟發展，言商不再是什麼丟人事，士林和商賈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先以財生文，再以文生財變得稀鬆平常。有人評論當時情況：」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天下之士多出於商……」
所以到了明中葉，文人終於放下身段，願意鬻文以求財，如唐寅、文徽明、徐渭這樣的大才子，可以靠賣畫、給別人寫碑文墓誌銘賀詞什麼的為生，像吳承恩這種仕途失意、文名不顯的，就只能「賣文為生「，這個賣，就是給書商寫稿，所謂」潤筆「。
於是書商開始四處搜購，籠絡文人，或者從他們手裡購稿，或者約寫主題。文人們雖覺此系小道，但家中貧寒，仕途無亮，只要能賺錢，寫寫字又算得了什麼？從嘉靖、萬曆以降，文人們開始悄然介入小說創作。比如天許齋刻印《古今小說題辭》，明確交代了稿件來源：「本齋購得古今名人演義一百二十種，先以三之一為初刻。」就是書商從文人手裡收上來若乾稿子，編撰之後刊行。凌濛初在《二刻拍案驚奇》小引里把這層關系說的更明白：「同儕過從者索閱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聞乎！』為書賈所偵，因以梓傳請。遂為鈔撮成編，得四十種。「可見當時書商缺稿何其嚴重，要派人專門去各大名家那裡去」偵「察。像馮夢龍這種超級寫手，還會應邀做題，他的《古今小說》，就是「家藏古今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兒四十種，畀為『一刻」，明顯就是約稿了。
不過馮、凌二人本是名家，凌濛初自己家就是開書店的，所以待遇奇好，他們是在金字塔的尖端。對了，比較出名的還有一個王世貞。王世貞是明後七子的領袖，大文豪，可是他在出版界的待遇，和白岩松在微博的遭遇差不多，古往今來第一大馬甲。無論什麼書，只要作者來歷有疑問的，都有人說是這可能王世貞寫的。比如《金瓶梅》，有傳說他是為了報復嚴世藩故意寫的，還在書頁之間用毒葯粘連，嚴世藩看得入迷，用指頭蘸口水去捻書頁，然後中毒而死。還有的民間故事更荒唐，說嚴世藩死後，嘉靖聽說《金瓶梅》好黃好暴力，找王要來看。王世貞怕皇上也被毒死，連夜趕了另外一部獻上，就是《封神演義》——你說王世貞招誰惹誰了……
前面說的是名家。次一級的作者，是書商一次性買斷書稿。《歸田瑣記》里引用林樾亭講的一個特別有意思的故事，說從前有個書生，大女兒出嫁罄盡家財。二女兒說我出嫁時候該怎麼辦啊！這書生說我想辦法！然後回家翻書，看到《尚書》里有句話叫「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一拍腦袋說有了！花了幾個月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給女兒做陪嫁。二女婿把書稿拿給書商一看，大為激賞，重金購得，於是嫁妝問題就解決了。這位書生叫許仲琳，這部書叫《封神演義》。
你說《封神演義》招誰惹誰了……
《封神演義》的作者到底是誰，這故事是真是假，無可考。但讀書人可以寫小說拿去賣錢，而且賣的不少，這是明確確鑿無疑的。
類似的情況還有清代袁枚。臨死前他寫了份遺囑跟兒子說「我一生著序，都已開雕，尚有《隨園隨筆》三十卷，正想付梓，而大病忽來，因而中止，他日汝二人行有餘力，分任刻之，定價發坊，兼可獲利。」也是類似情形。可見手裡若有新稿，大可以賣給書商賺一筆錢。
更牛的書商，還會自己養一批專職寫手，那就更便宜了。比如明代有一位奇幻作家叫鄧志謨，極有才華，」兩腳書櫥「這個外號，就是從他這里傳出來的。鄧志謨因為生活貧困，寄寓在福建建陽，在余象斗家當塾師，其實是被包養，半是寫手半是編輯。余象斗給他的任務，就是寫神魔小說，學西遊記，於是他寫了諸如呂純陽飛劍記、許旌陽擒蛟鐵樹記、咒棗記等一系列奇幻小說，編了故事黃眉、故事白眉等辭書，銷量頗高。但他的利益，都被他的出版商余象斗拿走了，以致於生活只能勉強糊口。鄧志謨給朋友寫的信里哭訴：「仆窮愁著書，雕蟲技爾，然不能藏之名山，徒為梨棗也者。"梨棗指梨木和棗木，這是雕版最常用的兩種材料，代指出版。鄧志謨覺得自己寫的這些雕蟲小技上不了廳堂，藏不進名山，但是沒辦法，還必須得寫，因為他太窮了，「弟今歲厄甚，薄田數畝，悉燔於驕陽，稼穡之枯，且如蜀之眉山草，家人泣餒也。」
像這種小作者，命脈全被出版商掐住。出版商讓寫什麼，就得寫什麼，不然全家都要餓死。和現在的一些人的境遇……呃，也差不多。
總之在明代中、晚期，各大書商家裡涌現出一大批塾師，他們都是落魄文人出身，為書商提供各類稿子，半作者半編輯，生活凄苦，生活在出版界食物鏈的最低層。他們所出的書良莠不齊，多以神怪、色情為主，其中放盪肆意之處，令人驚嘆。我手裡有七百多部明清二、三流小說的文檔，曾經隨便打開過幾個看，其中一部——我名字忘了——的開頭，就是書生、小姐、丫鬟、家丁幾個人在閨房裡圍成一圈，前後相插，群P為樂。
順帶一提，到了清代，古今第一才子（我個人這么認為）李漁就想開了。
李漁本來也是懷才不遇，寫書賣給書商。書商說你這故事不錯，就是太短，你再給我寫十個，湊個短篇集我就給你出。李漁只能答應，他很快意識到，這樣下去永遠沒出路，就對自己進行了一次SWOT分析，認為「一藝即可成名，農圃負販之流，皆能食力。古人以技能自顯，見重於當世賢豪，遂至免於貧賤者，實繁有徒，未遑仆數。即今耳目之前，有以博弈、聲歌、蹴趵、說書等技，邀游縉紳之門，而王公大臣無不接見恐後者。「
所以他痛痛快快甩開文人那點矜持。自己寫書，自己印書，還自己賣書，開了個芥子園書肆，還自己當導演自己當編劇還找來喬、王二姬來排戲，活得瀟灑自得，成了徹底的職業作家。紅樓夢之前，四大奇書三國水滸西遊金瓶梅，就是從他的書肆刊行里叫出來的。
但和現在一樣，李漁這種作者兼書商的定位，也遭遇到了他的剋星。
盜版。
盜版古已有之。
這里先要推薦一下李漁的所有小說，極其有才，有才到你不敢相信這是古人寫的，充滿了一派現代氣息。
他的小說太有才了，太受歡迎了，蘇杭的書商都盯著。先是蘇州，然後是杭州，然後是南京，後來他每出一本，書商都盜刻一本，不出擊日，千里外市面上就有盜版了。有一次，李漁南下廣東，走到一半想起來東壁簡陋，恐有盜賊侵入，就寫信回家，提醒家人把出書用的雕版擋在東邊。等到他回來，發現雕版也被偷走了，過了幾天，市面上出現一模一樣板式的盜版書…盜版盜版，即從此事而來。
更有無良書商，乾脆找個槍手寫本爛書，也說是李漁寫的，影響極壞。李漁大怒，叫上女婿沈心友去告官維權。李漁在蘇州告贏過幾次，當地官員孫道台判書商賠償，還發了公告。書商群起攻之，朝廷要維穩，要大事化小。李漁雖然滿腔憤懣，卻也無可奈何。他要起訴的書商太多了，為這個甚至把家都從杭州遷到南京，方便上庭。
他在《閑情偶寄》里對盜版一事說得十分慷慨：「是集中所載諸新式，聽人效而行之。惟箋帖之體裁，則令奚奴自製自售，以代筆耕，不許他人翻梓，已經傳札布告誡之於初矣。倘仍有壟斷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減一二，或稍變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亞也，當隨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於倚富恃強，翻刻湖上笠翁之書者，六合以內，不知凡幾。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當決一死戰，布告當事。即以是集為先聲。總之天地生人，各賦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嘗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奪吾生計，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這一篇聲討盜版的檄文鏗鏘有力，擱到現在，一點不過時，特此錄全，推薦大家仔細讀讀。
其實文人和盜版之間，早有糾葛。宋代朱熹，就曾經因為自己的《論孟精義》一書被浙商盜版，一紙告到當地，嚇得官府立刻下公告禁止翻印，以免得罪這位大儒。從此以後，朱熹的書都是自印自賣，獲利極豐潤，一生不愁吃穿。朱氏子孫對朱熹著作的刻印出版享有壟斷權，延至明清，都獨得其利。
沒辦法，李漁寫的是小說，盜就盜了。朱熹寫的是馬哲、馬經，事關意識形態，誰盜那就是真不知死了。明清兩代政府對這類書監督都非常嚴，連版式、字體都不準妄改，生怕錯一處而誤人子弟，兩類書境遇大不相同。
至於小說作者，就只能發布聲明，說說氣話，指望能稍微震懾到有良心的盜版書商。崇禎年有本書叫《道元一氣》，上頭牌記寫了類似聲明：「倘有無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聞之當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緣」。氣魄挺大，口氣卻很無奈。
馮夢龍在《智囊》里講過一個故事，說某書坊主怕自己的書被盜，還沒出，就先跑到衙門說有人盜版。衙門發出海捕文書去抓盜版者。其他書商嚇得惶惶不可終日，他趁機再上市，總算版權得全——不過這個大概只是文人的美好願望吧。
說到盜版，不得不再提一下天才營銷家余象斗。這哥們兒盜版盜起來毫不臉紅，還換著馬甲盜。余君召、余文台、余元泰、余世騰、余象烏，都是他的馬甲。發起狠來，他甚至把熊大木的《大宋中興岳王傳》那麼爛一本書給盜了，重出一本，作者名改成了余應鰲，真是喪心病狂。以至時人評價說「福建書坊⋯⋯專以獲利為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開價高，即便翻刻」。
當時建陽書坊的質量不好，金陵的刻本質量高。余象斗二話不說，把要出的新書全都加上京本二字，魚目混珠。如果你們看到《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新刊京本編集二十四帝通俗演義西漢志傳》之類的名字，還有雙峰堂的印記，別多疑，肯定是盜版。
別看余象斗盜別人書毫無含糊，可容不得盜自己的書。前面講了他盜了吳承恩，湊出《四游記》。南北二記是他自己寫的，質量低劣，《東游記》是吳應泰的手筆，水準不錯，銷路最好。結果這書就被蘇杭書商給盜了，余象斗大怒，再刊的時候，在序言里大罵說盜版的都是浪棍、都是逃奴，無恥之甚乎！據說他在自己每本書里加自己的肖像，也是有類似於激光防偽標簽兒一樣的防偽功能，至於效果只有天曉得。
最後說一個無關的人。清代有個大文人袁枚，這一輩子被盜版過無數次，他的《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三有首詩《余所梓尺牘、詩話被三省翻板近聞倉山全集亦有翻者戲作一首》——光看詩名就知道心情有多糟糕——可為千古讀書人對盜版的心情：
自梓詩文信未真
麻沙翻板各家新
左思悔作三都賦
枉是便宜賣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