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簡述國際知識產權法的主要原則有哪些
國民待遇原則，最低保護標准原則，保護公共利益原則
② 知識產權保護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
國防專利條例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實施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
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實施辦法
奧林匹克標志保護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節選）
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實施細則（農業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實施細則（林業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
③ 全球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律面臨哪些挑戰
您好，發展中國家利用知識產權制度激勵創新和創造的能力被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總幹事弗朗西斯.加利列為國際知識產權界面臨的三大挑戰之一。此外，隨著知識產權在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越來越多的國家都認識到未來全球競爭的關鍵就是經濟的競爭，經濟競爭的實質是科學技術的競爭，科學技術的競爭，歸根到底就是知識產權的競爭。
因此，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已把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提升到國家大政方針和發展戰略的宏觀高度，把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作為其在科技、經濟領域奪取和保持國際競爭優勢的一項重要戰略措施。
④ 國際貿易法與國際知識產權法的關系大神們幫幫忙
知識產權法只是一個廣義概念，包括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等，有可能以後還會有其它的新法增加進來 目前的法律分類並不是沒有知識產權，只不過是沒有《知識產權法》罷了，正如經濟法，它是一個大類，一提起經濟法，大家都會明白它包括了很多部法律。
希望採納
⑤ 知識產權法的立法目的和國際戰略是什麼2000到3000字
對於法學教學、法學研究人員來講，一門法律學科的性質和地位，是需要首先弄清楚的問題，知識產權法學也是如此。目前國內法學理論界、司法界均承認知識產權為民事權利，同時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中也已明確知識產權的民事權利性質。與知識產權的性質密切聯系的是知識產權的地位，即知識產權應歸屬何種法律部門，在此問題上學者們存有爭議，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知識產權屬於民商法部門，或者屬於民法部門。但筆者以為這個問題還沒有徹底搞清楚，有探討之必要，尤其是在諸多國家紛紛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大背景下，探討此問題，意義更為重要。
一、國內學者對知識產權法地位的幾種觀點
目前國內學者關於知識產權性質的認識是一致的，認為知識產權是私權，是民事權利的一種，但在知識產權的地位，即知識產權應歸屬何種法律部門上，存在一定爭議，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一）國際公法。此觀點的代表人物是鄭成思教授，鄭教授認為，國際間的多邊公約及雙邊條約對整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有重大影響。國際公法已成為知識產權法的主要淵源，因此知識產權應屬於國際公法領域。 1
（二）民商法。此觀點的代表人物為吳漢東教授，吳教授認為，知識產權制度應屬司法領域，但其保護制度多設行政處罰及刑事制裁的規范，具有公法與私法結合的特點，實為保護私權之民事特別法。 2 這也是國內絕大部分學者的觀點。
（三）單獨法律部門。此種觀點代表人物為張平副教授，張教授認為知識產權在民法、刑法、行政法、國際公法等各個法律部門中都有所反映，歸類很勉強，應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3 張教授的觀點與筆者的觀點不謀而合，惜張教授的觀點未受到充分重視，且理由有待進一步加強。
另有學者持知識產權應歸屬於經濟法、行政法、科技法等觀點。
還有的學者企圖迴避該問題，「至於把知識產權置於何種法律中，是在經濟法中，還是在民法中，或者在行政法中，甚至在國際經濟法、經濟法中，使用民事的、刑事的或者國際法的手段來解決知識產權問題，都無關緊要」。 4 筆者以為此種觀點是不足取的，學術上的觀點存有爭議，那就說明在某些問題上還存有模糊地帶，有待進一步澄清。
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歸屬於國際公法、民商法的觀點僅抓住了問題的一個方面，或者過分突出了問題的某個方面，而知識產權歸屬於單獨法律部門的觀點缺乏足夠理由，難以服眾，這也許就是張平副教授早在90年代初即已經提出知識產權應成為獨立法律部門的觀點而未受到應有重視的原因。
依據法律部門劃分的標准和原則，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法學應當脫離現行附屬法律地位，成為一獨立的法律部門，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知識產權制度的重要意義正如美國前總統林肯所言在於「給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 1 知識產權制度在促進人的解放，加速生產力的發展，增強國家競爭力的偉大實踐表明，這項制度本身就是一項傑出的發明創造。 2
二、劃分法律部門的原則和標准
法律部門這一概念，在有的法學著作和教材中被稱為「部門法」，它是指根據一定的原則和標准，按照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不同和不同方法所劃分的同類法律規范的總和； 3 部門法又稱法律部門，是指一個國家根據一定的原則和標准劃分的本國同類法律規范的總稱。 4
法律部門或稱部門法是法律體系的基本組成部分，也是法律分類的一種形式。
知識產權制度共同的法律特徵就是客體的非物質性。在信息時代的今天，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而傳統知識光輝燦爛，人類創造性的智力成果應接不暇，知識產權法學是否可以進而應該成為一獨立法律部門呢？
（一）劃分部門法的原則
對於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不同角度可對法律部門劃分原則做出不同的概括。
張文顯教授認為法律部門的劃分，應堅持三原則：整體性原則，均衡原則，以現行法律為主，兼顧即將制定的法律原則。 5
沈宗靈教授認為法律部門的劃分，應該有六個原則：合目的性原則；從實際出發原則；適當平衡原則；相對穩定原則；重點論原則；辯證法展原則； 6
筆者以為，之所以劃分法律部門，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便於人們了解和掌握本國的現行法律，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的進一步提高，人們勢必創造出也來越多的精神產品，換言之，知識產權的調整對象越來越寬，同時也就需要越來越多的規范進行調整。當然，我們還要注意到各個法律部門之間適當比例之保持，具體的法律部門所包含的法律、法規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知識產權領域的現行法律、法規已經很多，知識產權擺脫附屬地位從而實現部門化，符合社會發展潮流，也避免了法律體系結構的頻繁變動。同時我們要拿出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
據此筆者主張法律部門的劃分應堅持以下幾個原則：目的性原則；實事求是原則；適當平衡原則；穩定性原則；發展原則；
（二）劃分部門法的標准
在明確了劃分法律部門所應該堅持的原則之後，我們就需要談到劃分法律部門的原則了。較為普遍的看法是，以法律調整對象為主要標准、以法律調整方法為次要（輔助性的）標准劃分法律部門。 7 張文顯教授、沈宗靈教授也持此觀點。
知識產權調整的對象為知識產品，即人們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知識形態領域中所創造的精神產品。 8 知識產權對象的自然屬性是非物質的「智力成果」，社會屬性是「產品」，是財產，對象的內涵應顯示其兩方面屬性。
正如前所提到的，知識產權制度調整對象（保護范圍）勢必越來越寬廣，除了傳統的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外，國際公約、各國立法或判例已將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擴大到：計算機程序、資料庫、地理標志、集成電路布圖、未披露信息，商號或商業名稱、載有節目的衛星信號、商品化權的對象、特許經營、域名等。總體來講，知識產權的調整對象呈現出擴大趨勢，隨著技術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據此，澳大利亞學者彭道頓1984年提出了信息產權的概念。我國學者對此也有響應。 1
知識產權制度確實廣泛涉及許多領域，在科技、經濟、文化、藝術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但不能因此將知識產權肢解為幾部分歸到不同的法律部門中去。知識產權有自己的特殊性質和基本原則，有特定的調整對象，它作為一個整體概念已被各國所接收。在聯合國下屬的機構中，有專門管理知識產權問題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各個具體的知識產權部門中都較早地建立國際公約，各國有一批專門從事知識產權的法律人才和研究教育機構，有一套比較成熟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知識產權的地位如何，不完全取決於在法理上是否劃歸某類或構成獨立分支，重要的是取決於在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地位，也就是其重要程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目前已經成為發展一個國家的經濟、科技、文化等事業的重要法律制度。 2
話已至此，筆者不得不提及當前世界發達國家實施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
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知識產權保護之加強，知識產權戰略已經日益成為各國政府促進社會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戰略手段。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成功實施了知識產權戰略，使美國擴大了技術創新和經濟競爭優勢，同時促進了TRIPS協議的達成，使全球知識產權制度進入了強保護時代。日本是世界上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最為成功的國家，也是從知識產權戰略中崛起的國家，促成日本知識產權立國策略的主要動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日本對本國工業核心競爭力下降的憂慮；二是現代經濟社會對智力創造活動合理機制的需求。 3 筆者以為，日本自然資源相對貧乏，人口眾多也是促使日本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原因之一。為此，日本不僅成立了知識產權戰略會議（2002年3月），提出了知識產權立國論，還制定了《知識產權戰略大綱》（2002年7月），國會通過了《知識產權基本法》（2002年11月），另外成立了由首相小泉任部長的知識產權戰略本部（2003年3月），進而推出了《知識產權戰略推進計劃》。
我國要實現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從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的轉變，同樣離不開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與實施。
「戰略」一詞源於軍事學，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講到：「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性的東西」。我國《辭海》對「戰略」一詞是這樣界定的：戰略是重大的、帶全局性的或決定全局的謀劃。 4 陳美章教授認為戰略是一種謀劃，是分層次的，戰略具有系統結構，陳教授還對知識產權戰略進行了界定：有效利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為充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獲得和保持競爭優勢並遏制競爭對手，謀求最佳的經濟利益而進行的全局性謀劃和採取的重要策略和手段。知識產權戰略可分三個不同層次：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行業知識產權戰略和企業的知識產權戰略。 5
剛才談到的是法律部門劃分的主要標准：法律調整的對象，現在談一談法律部門劃分的次要（輔助性的）標准：法律調整的方式。
法律調整的方法，一般是指法律規范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和方式，如確定權利、義務的方式，法律化的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制裁等。社會生活的多樣性，也決定了法律調整方法的多樣性……，當人們無法完全以作為法律調整對象的社會關系來劃分法律部門時，就可以依據法律調整方法來劃分。如刑法部門，主要就是依其獨一無二的法律調整方法—刑罰—而確立獨立法律部門地位的。 1
縱觀知識產權的調整方法，其調整方法綜合性，或者說多種手段相結合，包括民事調節、行政調節、甚至刑事調節，但它最基本的規范不是強制性的，而是採取以鼓勵、協調和促進智力創造活動，確認、保護、應用與傳播智力成果為宗旨的調整方法。 2
一言以蔽之，從知識產權法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上看，知識產權法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存在。
另外，筆者不得不指出的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短短的二十年的時間里，我國築起一道保護知識產權的長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立法、執法、司法體系。在加強知識產權立法，完備法律規范的同時，我國進行了保護知識產權的組織建設，設立了國務院知識產權領導小組，建立了相應的知識產權行政領導機關，完善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司法組織。相關的知識產權行政、司法組織系統的建設，為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制建設提供了體制上的保證。
值得欣喜的是國家已經注意到知識產權制度的重要性，並已經就率先將專利工作上升為國家戰略提上了議事日程， 3 並於2004年6月7—8日在京專門召開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座談會」，幾十名法律學家、經濟學家、政府官員濟濟一堂，為「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獻計獻策。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國的高等教育當中，國家教育部已將知識產權法學已經與民法學、刑法學、經濟法學等部門法學並列，成為法學本科生14門核心課程之一，從這一點上，也突顯了知識產權法這門課程的重要性。
結語
目前，知識產權法學的附屬地位，既不符合法律部門分類的原則和標准，更與知識產權制度在國家、社會中的地位格格不入，在21世紀的今天，在國外各國紛紛訴諸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大背景下，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此問題。知識產權法學的部門化，是與時俱進的理性定位，並非刻意拔高，我們只不過是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還知識產權法學以應有的地位和尊嚴。法是利益之器，保障著人類庸常的幸福，但它的平庸眼光絲毫不影響人類對高貴的嚮往。
⑥ 國際法和知識產權哪個發展方向好
知識產權的運用范圍廣，且國內對於知識產權的研究還處於初級階段但又迫切需要。專
最好還是要考個工科大專以上文屬憑，然後繼續考專利代理人以及司法考試，如此起點就比較好了。倒不是很了解國際經濟法，不過華政的國經是強勢專業，對英語的要求自然也很高的咯
⑦ 知識產權有什麼發展歷史嗎
知識產權制度在世界上有著悠久的歷史。尤其是各類知識產權中的專利、商標和版權的立法時間最早。其歷史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1.萌芽階段(13世紀至14世紀)
這一階段出現了由封建王室賜予工匠或商人的類似於專利的壟斷特權，它為後來知識產權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2.初創和普遍建立階段(15世紀至19世紀末)
在這個階段，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版權法和商標法相繼誕生，如威尼斯共和國的《專利法》(1474年)、英國的《壟斷法》(1623年)、英國的《版權法》(1710年)、法國的《商標法》(1857年)等。19世紀末絕大多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知識產權制度(主要指專利制度、商標制度、版權制度) 。
3.進一步發展階段(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
知識產權制度在這一階段的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縱向發展：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在原有基礎上通過不斷修訂變得更加完善、科學， 尤其是隨著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如1883年的《巴黎公約》和1886年的《伯爾尼公約》)的建立，各國知識產權制度呈現從「各自為政」、「 各行其是」到逐步國際化、現代化的特點。在此背景下，各國又簽訂了數量更多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其數量達數十個之多)，使得知識產權保護對象逐步增多，知識產權的種類也有所增加。至1970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成立時，各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已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橫向發展：即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外的更多國家得到實行。20世紀後期，社會主義國家開始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也都制定了自己的專利法、商標法、版權法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廣大已經取得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民族經濟也都實行了專利等知識產權制度。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也開始制定知識產權立法，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制度國家的行列。當然，在許多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及發展中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如前蘇聯和大多數東歐國家實行發明人證書制度和專利制度混合的發明保護制度(即所謂的「雙軌制」)，規定取得發明人證書後，發明權歸國家所有，發明人只取得一定獎勵，不能拒絕國家批準的其他人使用該發明。又如部分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實行「 輸入專利」(Patent of Impor tation)和「確認專利」(Patent of Confirmation)等制度，由於這類專利是在外國(原宗主國)有效專利的基礎上授予的，本國專利局一經登記即可確認並獲得。這種專利制度帶有很大的依賴性，實際上並沒有建立本國完全獨立的專利制度。
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與發展
知識產權制度發源於歐洲，專利法最先問世，英國1623年的《壟斷法規》（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是近代專利保護制度的起點。繼英國之後，美國於1790年、法國於1791 年、荷蘭於1817年、德國於1877年、日本於1885年先後頒布了本國的專利法。雖然1618年的英國首先處理了商標侵權糾紛，但最早的商標成文法應當被認為是法國1809年的《備案商標保護法令》。1875年法國又頒布了確立全面注冊商標護制度的商標權法。以後，英國於1862年、美國於1870年、德國於1874年先後頒布了注冊商標法。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版權法當推英國於1710年頒布的《保護已印刷成冊之圖書法》，被稱為《安娜女王法》。法國在18世紀末頒布了《表演權法》和《作者權法》，使與出版印刷更為密切相聯的的專有權逐步成為對作者專有權的保護。以後的大陸法系國家，也都沿用法國作者權法的概念和思路。日本在 1875年和1887年先後頒布了兩個《版權條例》，於1898年頒布過《版權法》。1899年日本參加了《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當年在過去版權立法的基礎上頒布了《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的概念來源於 19世紀50年代的法國，而世界上第一部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說為1890年美國的《謝爾曼法》，一說為1896年德國制定的《不正當競爭防止法》。但美國是最早產生現代意義上競爭法的國家，其立法包括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兩個方面，除大量判例外，還有《謝爾曼法》、《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克萊頓法》和《魯賓遜-帕特曼法》。英國現代競爭立法相對較晚，但以案例法著稱的英國反不正當競爭的規范可以追溯到15世紀，較全面地反不正當競爭法則完成20世紀的中葉，較有代表性的法律有《限制性貿易管理法》、《轉售價格法》、《公平交易法》等。1905年德國對《不正當競爭防止法》重新進行了制定，並多次進行了修改。 1957年又頒布了《反對限制競爭法》，使德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體系更加完善，為德國的經濟高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日本步德國的後塵，又在二戰後受美國的影響，其反不正當競爭立法主要有1933年的《反不正當競爭防止法》，該法以後經過多次修改，1993年曾作了較全面的修改。在此法中具體界定了12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加強了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除法力度，除高額罰款外，還有刑事制裁。
知識產權國際公約、條約的制定對各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同時這些國際公約本身就又是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使知識產權制度逐步在世界范圍設立和擴展開來。幾部主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訂立及其不斷修改、發展史代表了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和歷史。當今世界，對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重視程度幾乎已經超過了對知識產權內國法的重視，如果內國法不適合國際公約對知識產權的最低保護標准，還要不斷修改內國法。幾個主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幾乎把全球的國家和特殊經濟區動員起來，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越來越趨於國際化了。因此，把握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就如同掌握了知識產權制度的標准和發展的趨向。研究知識產權制度不能不將幾個主要的相關國際公約作為研究的重要課題。真正界定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並稱得上完整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的，當屬《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它們覆蓋了工業產權和版權等廣范的知識產權范圍。除此之外，一個世紀以來，在工業產權領域共有15 個國際公約，主要有《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專利合作條約》等。在版權領域共有10個公約，主要有《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保護表演者、錄音製品著作者與廣播組織公約》等。此外還有《科學發現的國際登記條約》、《保護奧林匹克會徽條約》和《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在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領域，還有一些地區性公約起著獨特的作用，如《專利申請形式要求歐洲公約》、《歐洲專利權授予公約》等。在美國等世界發達國家的推動下，知識產權國際公約不斷發展變化，保護范圍越來越廣，保護水平越來越高，保護標准及違反公約的爭端處理機制越來越具體、有效。我國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過程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成為對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和執法最有影響力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和執法機制以及知識產權事業正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發展壯大起來的，是在逐步承諾履行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過程中成熟和完善起來的。甚至回溯到晚清時期的知識產權制度，也不無國際商貿和保護「夷人權利」的烙印。
關於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產生和發展有幾種說法，突出代表是「二十年說」和「百年左右說」兩種。「二十年說」主要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專利法、商標法等知識產權法律的制定和我國政府奉行保護知識產權的政策，建立行政和司法保護兩種機制的事實出發，認為現代的知識產權制度產生於二十年間， 「二十年前，中國在知識產權制度方面，幾乎是一片空白」。 「百年左右說」主要從鴉片戰爭以來我國陸續出現近代工業，並與他國有了較多的接觸，於1882年清光緒皇帝批准我國第一件「專利」和第一套專利「法規」起，直到國民政府頒布的專利等「法規」，以及知識產權法律在海峽兩岸間的發展，「僅是百年左右的歷史而已」。應當說，我國現代化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年間建立起來的，這是包括國際知識產權界在內的有目共睹的事實。但說到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歷史沿革、研究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源，不能不追溯到我國近現代史的百年左右的史冊，甚至要研究常被人們忌諱提到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台灣政權知識產權制度。知史可鑒今，今天改革開放和即將進入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的設立，或許可以從我國晚清知識產權保護是從對洋人商標權保護起始中找到一絲絲的軌跡。
反觀中國專利發展史，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公元857-841年的西周厲王時代就有「謀欲專利之事」，《國語》有「匹夫專利，尤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的記載。1859年太平天國時期的領導者提出了專利制度的建議，甚至提出發明專利與小發明之分，保護期不同，「器小者賞五年，大者賞十年，益民多者年數加多」。但我國專利保護落實於專利法規之涵義卻僅是百年左右的歷史而已，加上民國以來國間動盪分裂，使兩岸中國人的專利制度相較於美、法、西班牙先後頒布專利法等，起跑較晚且實施中斷，這或許就是「四大發明」起源於中國但卻未在中國繼續發展的主因。我國第一部專利法的雛形應為清「戊戌變法」中光緒皇帝頒布的《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後被廢除，「惟專利制度仍在各省紮根」。民國第一部專利法的雛形為1911年12月12日由工商部頒布的《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該章程已揭示了「先申請原則」、「權利轉讓」、「法律責任」等重要理念。1932年頒布的《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以及其實施細則、《獎勵工業技術審查委員會規則》等構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也為現行國民黨政府專利法框架的基礎。1944年5月4日國民黨政府經「立法院」第四屆第206次會議通過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稱為「專利法」的法律。以後雖經多次修改，但都改動不大，唯台灣當局於1994年為配合其產業發展及重返世界貿易組織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在北宋時期，山東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就使用了「白兔兒商標」，但談到商標制度則也晚於西方國家，至晚清時，注冊商標的保護始至對外國商標的保護，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標法是英人於1904年起草的。而在此時我國台灣卻被日本佔領，實施了50年的日本商標法。1923年北京政府頒布了44條的商標法，同年又頒布37條的實施細則，這是我國第一部付諸實施的商標法。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後對商標法幾經修改，除1930年重新頒布商標法外，並無大的改進，直至蔣介石集團遷往台灣。以後為因應台灣島內工商業的發展，近年來又為「入世」，在有關商標專用權、注冊、爭議、侵權刑事責任與罰則等方面多有改動
知識產權的歷史沿革
隨著科學技術和產業革命的進步，對知識產品的佔有、使用會帶來極大的經濟收益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技術的轉移、公開勢必會使原先的發明創造者喪失競爭優勢，這就需要建立一種機制，以確保既能維持新技術發明人的技術優勢，又能滿足社會對該技術的需要，防止技術壟斷。於是，知識產權制度中的專利制度率先應運而生。18世紀60年代在英國開始的產業革命，是專利制度產生的催化劑。以後，在西方國家又產生了著作權制度和商標權制度。迄今為止，經過數百年的洗禮，知識產權制度已成為國際上通行的保護智力成果和工商業信譽的法律制度。
知識產權「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Property」可以從不同角度理解，1980年《牛津法律大辭典》解釋為「財產權，財產」。嚴格地講，這個術語用來指財產所有權，法律規范規定物的所有權轉移的情形便是如此。在作為財產所有權的意義上，財產所有權既可以存在於有形財產中，也可以存在於無形財產中。從古羅馬法財產限於有形物到無形財產概念的出現，反映了隨著社會的變遷，人們對財產、財產權認識水平的提高，也為包容知識產權奠定了思想基礎。
從總體上講，知識產權作為一種新型的財產形態，是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使知識產品創造人對其知識產品的權利意識增強，而且為知識產品的市場流通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科學技術的發展則為知識產品的利用及價值實現提供了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知識產權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才在法律中作為一種財產權出現的。
19世紀中後期，各國逐漸認識到知識產權在促進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紛紛通過知識產權立法保護知識產權。這堪稱知識產權制度上的又一次飛躍。從19世紀末開始，有關知識產權的國際多邊公約、地區公約或雙邊協定紛紛出台，其中1883年簽訂的巴黎公約和1886年簽訂的伯爾尼公約成為知識產權領域國際保護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識產權保護從此呈現國際化的特點，而且知識產權保護和協調的國際化趨勢愈來愈明顯。特別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在經濟、科學、技術、文化領域交流與合作的不斷擴大，知識產權的國際化又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知識產權保護從19世紀末進入國際保護階段，這次飛躍一直延續至今，它使具有嚴格地域性的知識產權可以通過一定途徑獲得他國保護而具有國際性。可以說，現代知識產權保護就是以成立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組織和締結大量國際知識產權公約為特點的。
參考資料：網路及網路文庫「知識產權」相關詞條，感謝整理這些內容的原作者。
⑧ 求一篇法學專業知識產權方面的論文，不得直接轉載，要有自己知識在裡面，謝謝
論知識產權的法律沖突
摘要：知識產權領域是存在法律沖突的，但這種法律沖突既不來源於國際條約對知識產權提供保護的國際性，也不來源於知識產權管轄權制度的新發展，它只源於一國對外國知識產權法域外效力的直接承認，而這種直接承認在目前看來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知識產權領域內的法律沖突也只在有限的范圍內存在。
知識產權領域存不存在法律沖突？這對傳統國際私法來講並不是一個問題，知識產權具有嚴格的地域性，根據一國法律獲得承認和保護的知識產權只在該國發生法律效力，而不能被外國所承認和保護，因此在傳統國際私法上，知識產權被認為與法律沖突無緣。但19世紀末建立起來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體制要求締約國對其他締約國的知識產權也通過內國法予以保護，從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具有了國際性。有學者認為「對知識產權的國際性保護必然導致知識產權的法律沖突」[1]，並從一些國家對知識產權法律適用的規定，推斷出知識產權領域是存在法律沖突的。事實是否如此？本文將對這一問題進行有意義的探討。
一、知識產權的地域性與國際性
知識產權是個人或組織對其在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領域里創造的精神財富或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專有權或獨占權。知識產權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工業產權，包括專利權、商標權；另一類是著作權，亦稱版權。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無體財產權，具有專有性、地域性和時間性的特點，這也是知識產權與有體財產權的顯著區別。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雛形，是封建社會的地方官、封建君主、封建國家通過特別榜文、敕令的形式授予的一種特權。一定的敕令當時只可能在發出敕令的官員、君主或國家權力所及的地域內有效，超出這個地域就無效了。所以，由此而產生的特權也只能在相應的地域內有效，超出這個地域也就無效了。現代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徵即是對封建時代特權這一特性的保留[2]。與此同時，這也是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需要所決定的。在一國出版的著作如果它具有商業價值，其他國家的出版商就會想方設法地加以復制銷售，以便從中獲利。為了盡可能多地牟取暴利，資本家當然最願意「無償」地利用外國的智力成果，因此，他們也就不願意承認其他國創造者依其本國法而取得的對其智力成果的專有權。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條件下，承認外國法產生的知識產權在內國的效力，不僅不利於吸取外國文化、科技的新成果，而且也不利於內國的社會經濟進步和文化發展。所以，自由競爭時期的資本主義各國都不願承認根據外國法而產生的知識產權，當然也不會要求外國承認根據內國法而產生的知識產權。這樣知識產權的地域性便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得以強化。這種知識產權的地域性指的就是在一國境內依該國法律獲得的知識產權只在該國境內有效和受到保護，它不具有域外效力，不能得到其他國家法律當然的承認和保護，當一知識產品跨越國界進入到另外一國而沒有獲得此國的知識產權時，該國就可以隨意使用該知識產品而不負法律責任並不受知識產品來源國法律的約束。
當資本主義進入到壟斷階段後，資本家不再滿足於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和掠奪，他們把目光投向國際市場，希望在國外尋找商品（包括圖書）銷路、向國外輸出技術及產品，以便獲更大利潤，而這一目標最直接和最現實的障礙便是外國知識產權法對他們的知識產品並不進行保護，這樣，知識產權的嚴格地域性同壟斷資本家擴張國際市場的需要之間的矛盾變得越來越突出，這種矛盾的發展結果便是一系列全球性和區域性的保護知識產權條約的訂立，如1883年《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886年《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樂尼公約》、1952年《世界版權公約》和1994年《TRIPS協議》。具有嚴格地域性的知識產權由此得以某種方式獲得許多國家的保護，具有了「國際性」。這里所謂的國際性是指同一智力成果通過國際條約規定的方式，在各個締約國依各該締約國的國內法取得知識產權，從而在這些國家都獲得保護。
然而，知識產權的國際性並沒有否定地域性，而是建立在充分尊重知識產權地域性基礎之上的，甚至可以說，起到了進一步強化和確認知識產權地域性特徵的作用，這可以從《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等公約確立的「國民待遇原則」、「獨立性原則」中得到說明。如《伯爾尼公約》第5條就規定，國民待遇是指「就享有本公約保護的作品而言，作者在作品起源國以外的本同盟成員國中享有各該國法律給予其國民的待遇」，獨立性原則是指「享有和行使這些權利不論作品起源國是否存在保護，保護程度以及補救方法完全由被要求給予保護的國家的法律規定」。這兩項原則要求在專利權、商標權和著作權的取得和保護方面，締約國間應互相給予對方國家的公民和法人以同內國國民相同的待遇；而且各締約國都是依據其內國法的規定來決定對其他締約國國民的發明創造、商標和作品是否給予保護和給予怎樣的保護。國民待遇原則是前提，獨立性原則是一種具體安排，兩者結合起來便是：對於外國的知識產權人同內國的國民一樣，適用內國知識產權法的有關規定。上述知識產權國際條約的意義只是為一國國民的智力成果在他國取得知識產權提供便利，創造條件或者說是為締約各國相互保護對方國民的智力成果規定了義務，而各締約國在履行這種義務、實施這種保護的時候，其直接的法律依據仍然是各締約國的國內法，發明創造者和作者由此而取得的知識產權仍然是各締約國國內法意義上的知識產權，而不是「國際知識產權」[3]。簡言之，根據條約規定，各締約國有義務對符合其國內法規定條件的來自其他締約國的智力成果給予知識產權，使之在內國得到保護，對於不符合內國法而在其他締約國已獲得知識產權的智力成果，內國依然沒有保護的義務。也就是說，即使存在著上述條約，外國的知識產權法在內國依然是沒有法律效力，是不被承認的，內國只依照本國知識產權法規定的條件對來自外國的智力成果決定是否給予保護，外國知識法在內國無域外效力，不能成為內國判斷是否給予知識產權的根據。條約施加給締約國的義務僅僅是承認和保護符合內國法規定的外國智力成果，而在沒有條約的情況下，內國對於即使符合內國法規定的外國智力成果也是可以不予承認和保護的。條約並沒有施加給締約國以義務，要求其必然承認和保護已在其他締約國取得知識產權的智力成果。可見，其他締約國的知識產權法在內國沒有效力。
綜上所述，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和國際性是並行不悖的，各國的知識產權法依然只在本國地域范圍內有效，並不因為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性而具有了域外效力。這恰恰與有的學者的觀點相左，他們認為「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條約一般都要求締約國承認對方國家知識產權的域外效力，使得知識產權的法律沖突由可能轉化為現實」 [1]（P402）
二、知識產權的國際性與法律沖突
法律沖突，是指在涉外民事關系中，由於其涉外因素導致有關國家的不同法律在效力上的抵觸。關於涉外民事關系法律沖突產生的原因，眾說不一，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第一，在同一個涉外民事關系中,有關國家的法律對同一問題的規定不同；第二，一個國家法律的域內效力與另一個國家法律的域外效力同時出現在一個涉外民事關系中，便產生不同國家法律的域內效力與域外效力的沖突；第三，涉案法院在一定條件下承認外國法律的域外效力。[4] 知識產權領域究竟存不存在法律沖突，我們可以從這三個條件來判斷。對於涉外知識產權關系，第一個條件的滿足自不待言，關鍵是看後兩個條件是否成立。
法律的域內效力，亦稱屬地效力，是指法律的空間效力，即國內立法對本國境內的所有人、物和行為有效。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稱屬人效力，是指一國法律對於本國的一切人，不論該人是在境內還是境外都有效，都應適用。任何國家在制定法律時都可以依照自己的主權確定自己的法律只具有域內效力或既具有域內效力，又具有域外效力，但這些域外效力只是一種虛擬的或自設的域外效力，只有當別的國家根據主權原則和平等互利原則承認其域外效力時，這種虛擬的域外效力才變成現實的域外效力。當內國承認外國法在內國的域外效力時，位於內國的外國人便要受內國法律的屬地效力和該外國法律屬人效力的雙重約束，法律沖突便自此產生。當內國不承認外國法在內國的域外效力時，外國法即使規定了域外效力也只是一種虛擬的域外效力，位於內國的外國人便只受內國法的支配，法律沖突無從產生。
就知識產權領域來說，知識產權法的屬人效力表現在根據一國知識產權法獲得知識產權的智力成果在進入某外國後是否還受到被該外國所承認的來自來源國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如果智力成果來源國規定其知識產權法具有域外效力，並且內國承認這種域外效力，那麼法律沖突也就會隨之產生。無疑，來源國可以規定其知識產權法具有域外效力，這是其主權的正當行使。如我國《著作權法》第2條規定「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作品，不論是否發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權」，事實上是說我國國民的作品無論在何國都受我國知識產權法的保護，然而這只是一種虛擬的域外效力，外國有權決定是否承認這種域外效力，除非外國自動承認，便不會產生我國著作權法域外效力與該國知識產權法域內效力之間的沖突。然而依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知識產權具有嚴格的地域性，即使是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條約也沒有施加給締約國以義務要求其承認其他締約國知識產權法在內國的域外效力。各國的知識產權法依然只在本國地域范圍內有效，並不因為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性而具有了現實的、被外國所承認的域外效力，法律沖突也就無從產生。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的國際性並不會導致法律沖突，不會象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知識產權由國內保護發展為國際保護，逐步取得了在權利獨立原則之下間接的域外效力，從而引發了知識產權的法律沖突」[5]。既然不存在法律沖突，因此有的學者認為「公約中的『國民待遇原則』可以看作是統一指向法院地法的單邊沖突規則[6]」的觀點也就根本無從談起。
三、知識產權地域性突破與法律沖突
應該承認，知識產權領域是可能產生法律沖突的，關鍵條件在於一國承認外國知識產權立法在內國具有域外效力，亦即要求突破知識產權的地域性限制，要求一國對待依外國法成立的知識產權猶如對待依外國法成立的物權、債權一樣，予以自動承認和保護。這種對知識產權地域性的突破可以見於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的法律中，表現為對知識產權適用來源國法律，即專利權應適用最初取得地法，商標權應適用最初登記地法，著作權應適用最初發表地法。例如，1961年修改和補充的《法國民法典》第2305條規定：「文化及藝術產品由作品的首次發表地法規定」；1974年《阿根廷國際私法》（草案）第21條規定：「文學和藝術作品受作品首次發表國的法律支配。外國文學藝術作品保護期依照其原始國的規定，但不得超過阿根廷准許的期限。」該條還規定「外國國家賦予任何人的商標、廠商標牌、專利的專用權或其他產生於工業產權的權利，在阿根廷具有同樣的效力，但要符合阿根廷共和國規定的條件。保護期不能超過阿根廷立法規定的期限」。對知識產權適用來源國法律的學說和立法可以保證知識產權在不同的國家有相同待遇，尊重和保護既得權利，讓智力成果的創造者有權決定知識產權的法律適用，避免侵權人有機會選擇知識產權的准據法，防止因各國法規定不同，給當事人造成利益損害。然而一國如在沒有對等和互惠情況下單方面承認外國的知識產權在本國也能獲得保護，將要大大增加本國的經濟負擔，並對本國科技文化的發展造成一定的限制。另外，由於知識產權是一種具有排他性的對世權，這種方法對其他保護此權的其他國家的相對人極為不利，他們難以查找到該權利的來源國或者為了利用某一知識產權而必須費力查找外國法，這種方法的實質是將有關源於外國的知識產權的交易費用轉嫁於內國人身上。此外，這種方法所能達到的實際效果是將智力成果吸引到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高的國家，加劇精神產品分布不平衡，不利於發展中國家對知識產品的利用。最後，更重要的是，適用來源國法與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法律體制所要求的「獨立性原則」是背道而馳的，「以作品來源國法來解決著作權的法律沖突在實踐中將難以實行」。[1]（P410）因此，適用來源國法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具有很大局限性，這就決定了這種做法不會被太多國家所接受，即使被接受也往往要採納阿根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重疊適用內國的知識產權法。因此可以說，這種對知識產權地域性的突破無論在范圍上還是程度上都是極其有限的，這同時也就決定了知識產權法律沖突存在的范圍和程度的有限性。
另外一種對外國知識產權法域外效力予以承認從而突破知識產權地域性的表現形式是一些國家關於知識產權適用保護國法的規定。而在筆者看來，這種規定是否是對外國知識產權域外效力的承認都還是很值得懷疑的。所謂適用保護國法是指適用實施權利行為地或侵權行為發生地的法律，如某人在甲國依法取得了一項專利權，如果乙國有人使用了該項專利，專利權人可否在乙國請求法律保護，乙國的使用人是否構成了侵權行為，這些問題均依乙國法規定[4]（P154）。如《奧地利聯邦國際私法法規》第34條規定：「無形財產權的創立、內容和消滅，依使用行為或侵權行為發生地國家的法律」。筆者認為適用保護國法實際上是一種知識產權法屬地主義的主張，因為它堅持實施權利行為和侵權行為受該行為發生地所在國家知識產權法的調整。而知識產權法地域性所指的就是知識產權法只有屬地效力，只能調整其所屬國地域范圍內的智力成果。反言之，與知識產權相關的行為只受該行為地國知識產權法的調整。當然適用保護國法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沖突規范，它似乎隱含的一層意思是內國承認知識產權來源國法律的域外效力，並且也存在著保護國法律域內效力與來源國法律域外效力之間的沖突，但前者的效力優先。然而，適用保護國法也可以理解為不承認來源國法律的域外效力，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實施行為和侵權行為只受該行為發生地所在國家知識產權法的調整。不管如何理解，在效果上，適用保護國法都承認了知識產權法屬地效力，而沒有突破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另外，保護國法說來源於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公約中有關「獨立性原則」的規定[7]，有的學者把公約中這種規定的內容概括為：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依權利賦予國的法律」，即保護國法，因而認為這是屬於沖突法意義上的「法律適用規范」。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因為，如前所述，地域性的存在決定了法律沖突無從產生，公約所帶來的知識產權的國際性並沒有產生法律沖突，因而保護國法的提法不應被看成是一種沖突規范。總之，我們認為知識產權適用保護國法的規定與其說是知識產權的沖突規范，毋寧說是在變相地堅持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只是礙於知識產權及其立法國際化的大趨勢，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種靈活安排而已。
四、知識產權管轄權制度的新發展與法律沖突
對於涉外民事糾紛的管轄權，各國一般均採取積極爭取的態度，以便在由本國法院審理時，盡可能保護本國及國民的利益。如英國在對「對人訴訟」中，只要被告身體出現在本國並可以送達傳票，哪怕只是路過，英國法院也可以行使管轄權。美國則採取了「長臂管轄原則」，只要被告在經濟上與本國具有「最低限度的聯系」，就將被視為在本國營業，本國即具有管轄權[8]。然而在知識產權領域的管轄權問題上，各國的態度卻截然不同，除了保護依本國法產生的內國知識產權，一國法院很少受理依外國法產生的知識產權案件，即使被告的依據在本國或被告為本國人。大陸法系，更多的國家固守絕對地域性原則，由案件發生的國家專屬管轄，幾乎沒有司法管轄權的合作[9]。而在英美法系，對知識產權跨國案件雖基本沿用一般民事案件的處理方法，但更多地引用公共政策或不方便法院規則，限制對域外發生的案件的受理[10]。在這種傳統的知識產權管轄權制度下，由於法院只受理依本國法產生的內國知識產權案件，法院也是就當然適用法院地法，根本不承認也不用考慮外國知識產權法在內國的效力，因此法律沖突也就無從產生。
由於傳統知識產權管轄制度很難適應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新形勢，變革傳統制度的要求也就越來越強烈，主要表現在要求擴大法院對涉外知識產權的管轄權，以便對外國知識產權糾紛實行有效的司法管轄。德國、法國、荷蘭、英國等國也先後採納了這種主張，即可以受理依外國法產生的知識產權所涉及的案件。[7]（P225）例如，1997年，英國高等法院就一在英國與荷蘭的版權分別受到侵害的案件中，予以管轄並合並審理，創造了英國對涉外知識產權案件域外管轄的先河。[11]在此案中，原告建築設計圖的版權分別在英國與荷蘭遭到侵犯，原告向英國法院起訴，並要求將該案中的所有侵權行為合並審理。法院同意了的原告的請求，認為英國法院有權受理侵犯荷蘭版權的案件，只要被告在英國有住所，最後法院對在荷蘭的侵權行為適用了保護國法，即荷蘭法。有的學者就此認為，「由於法院審理案件時適用了荷蘭法，使得荷蘭法具有了域外效力，很明顯，知識產權法的地域性的的確確是被打破了……知識產權管轄權制度的創新致使法律沖突大量產生[12]」。我們不同意這種觀點，並認為管轄權制度的新發展不是導致法律沖突產生的原因，法院適用了外國法也不必然意味著法院地國承認了外國法的域外效力。正如案例所述，英國法院適用荷蘭法是用來調整在荷蘭發生的侵權行為的，而不是用來荷蘭法調整在英國領域內發生的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的。英國法院採納荷蘭法恰恰是對荷蘭法域內效力——即荷蘭法約束本國領域內的一切人、物、行為的效力的承認，而不是對荷蘭法域外效力的承認。如果說英國法院承認了荷蘭法在英國的域外效力，那麼英國法院就應該承認依荷蘭法成立的知識產權在英國也必然受到保護，然而英國實際上只用本國法來判斷一個發生在英國的行為是否構成了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所以，英國法院實際上實行的是保護國法的主張，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保護國法說事實上堅持的是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和知識產權法的屬地主義，它不構成對知識產權地域性的突破，不承認知識產權法的域外效力，因而法律沖突也就無從產生，認為知識產權管轄權制度的新發展帶來了法律沖突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另外，在該案中，英國法院確實是適用了保護國法這樣一種規范，但這種規范不應該被認為是一種沖突規范，因為沖突規范是在效力相互沖突的兩個或幾個法律體系中進行選擇的規范。然而對於在荷蘭發生的侵犯版權的案件，只有荷蘭法可以支配，英國版權法不存在支配在荷蘭發生的侵權行為的任何正當理由，英國與荷蘭的版權法在此案中是不沖突的，或者說英國與荷蘭知識產權法間的沖突，根據英美學者對法律沖突的理解，只是「法官頭腦中的一個矛盾的反映，這個矛盾就是法官應該選擇哪一個國家的法律」[13]，這並不代表英國與荷蘭法之間存在真實的、效力上的沖突。
總之，一國法院適用外國法處理涉外民事案件即意味著承認了外國法的域外效力，這在物權、債權家庭婚姻等民事領域是行得通的，但在知識產權領域卻沒有這種必然的因果關系。究其原因，實乃由於知識產權存在嚴格屬地性限制，其他民事權利則不存在這種地域性限制，各國對依一國法律產生的其他民事權利是普遍給予自動承認的，這符合「既得權」的思想。
五、 結語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知識產權領域是存在法律沖突的，但這種法律沖突既不來源於國際條約對知識產權提供保護的國際性，也不來源於知識產權管轄權制度的新發展，它只源於一國對外國知識產權法域外效力的直接承認。這種直接承認要以犧牲承認國巨大經濟利益為代價，並且與現行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法律制度相背，這就決定了無論是承認國的數量還是承認的范圍和程度都是極其有限的，進而決定了知識產權法律領域內的法律沖突遠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嚴重。就知識產權法律適用的現狀而言，大多數國家尚未在立法中作出規定——這意味著，大多數國家還沒有承認知識產權法的域外效力，它們在司法實踐中也僅僅實施內國的知識產權法，根本不考慮外國的知識產權法。盡管各國知識產權法各不相同，但它們之間相互產生沖突的機會卻並不多。
⑨ 關於國際知識產權法的問題！！！急啊！！！！！拜託各位啦~~~
已經在另外一個問題里回答過了http://..com/question/263592425.html。估計是你的同學？這個問題對於選修，貌似是有點難了。幫你們回答得再詳細一點吧。
先看一下我對問題的翻譯：
作者A，Naos國民（不是伯爾尼公約的成員國，也不是WCT的成員國，但是WTO的成員國）出版了一部小說，2004年3月8日在Naos出版，2004年3月28日在西班牙出版（西班牙是伯爾尼公約、WCT、WTO的成員國）。該小說未經作者許可在美國（伯爾尼公約、WCT、WTO的成員國）被利用。請解釋作者能否以及怎樣根據伯爾尼公約、TRIPS協議、WCT的國民待遇條款在美國保護他的小說。
這道題里涉及的幾個公約：Berne Convention伯爾尼公約，WCT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
TRIPS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一行的WCY貌似是個筆誤，第二行的WTO WCT也有點問題。
這題考的是國民待遇原則。涉及到TRIPS協議、WCT與伯爾尼公約的關系，伯爾尼公約、TRIPS協議、WCT中國民待遇的規定、作品起源國的確定以及美國的版權保護。
本題中Naos不是伯爾尼公約的成員國，但是是WTO的成員，因此必須遵守TRIPS協議，而TRIPS協議納入了伯爾尼公約的1-21條（第6條之二關於精神權利的規定除外），因此Naos也必須遵守伯爾尼公約。西班牙和美國則三個公約都要遵守。
伯爾尼公約保護的主體是：a）成員國國民；b）如不是成員國國民，作品首次在一成員國出版或在一成員國和一非成員國內同時出版（第3條第1款）。本題中Naos不是伯爾尼同盟的成員，因此A不屬於成員國國民，但其作品在西班牙出版，因此要看西班牙是否是首次出版或與非成員國內同時出版。而伯爾尼公約第3條第4款規定：在首次發表後三十天內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出版的任何作品視為同時在幾國發表。A的作品應視為在Naos與西班牙同時出版。因此，伯爾尼同盟的成員必須保護A的作品的著作權。美國是伯爾尼同盟成員，A的作品在美國受保護。
根據伯爾尼公約第5條，A的作品在美國享受該國法律給予其國民的權利，以及公約特別授予的權利。而WCT是伯爾尼公約在數字環境下的延伸，其保護比照伯爾尼公約第2-6條的規定，由於A的作品在西班牙與Naos同時出版，而西班牙是WCT的成員國，因此美國也應按照WCT的規定來保護A的作品。Naos、西班牙、美國均為WTO成員，因此還應遵守TRIPS協議的規定對A的作品加以保護。
總結：A的作品在美國能受到保護。應享受美國法律給予其國民的權利以及三個公約特別授予的權利。（另有一小點：美國對伯爾尼公約第6條之二精神權利的規定作了保留，該條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