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應該如何應對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問題

1. 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如何應對知識產權保護問題

對知識產權放寬限制，處理。比如絕對保留核心技術，適當開放一些不重要的技術。吃免費午餐習慣了，也就不會學做飯了。

2. 怎麼看待我國目前的知識產權保護存在哪些問題怎麼解決

看您的情況貌似是考試，還是主觀題吧？
嘿嘿，你們老師真是，出這么大的題目，怎麼回答啊！
樓主加油！辦不了您什麼了，現在學歷高了，不敢回答這種很寬泛的問題了。

3. 知識產權保護所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同學你好，很高興為您解答！

高頓網校為您解答：

知識產權保護所面臨的挑戰

面對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發展的新形勢，尤其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將實現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一體化，中國知識產權工作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他們必須切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通過有效地保護知識產權，使國家在知識資源上形成比較優勢，從而促進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

知識產權保護面臨的挑戰

首先，各級政府應按照依法制國的方針，轉變職能，適應入世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營造出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環境，改善知識產權保護的方式和手段，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健全國家和地方的知識產權工作體系，促進國家經濟包括高新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

一是在政策上予以傾斜。

從籠統扶持科技成果轉化到重點支持專利項目，特別是那些高科技專利項目，影響行業發展水平和方向的專利項目實施上來，建設擁有自己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民族工業群體。同時，採取得力措施，保證專利制度各項獎酬兌現，重獎一些重大發明專利技術。同時在技術創新中，要充分發揮他們自己的科技優勢，在若干技術領域內取得優勢，並申請專利保護，注重開發專利新產品，利用知識產權制度佔有和壟斷市場。

二是在資金上予以扶持。

面對入世後的新形勢，各級政府都應建立專利基金，以財政、企業為主體，廣開資金來源，採取多渠道、多形式的籌集資金。重點支持那些有廣闊的市場前景，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專利技術的實施。同時，火炬計劃、星火計劃、高新技術產業化、技術改造項目、新產品開發項目等各種科技和經濟計劃項目資金應向高科技專利項目實施上傾斜，積極扶持和發展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民族工業。

三是在機制上予以保障，加強知識產權工作，還必須不斷完善中國的知識產權機制。

要不斷完善知識產權立法和執法體系，加大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通過執法來推動全民重視知識產權法律保護，激勵科技人員創造出更多的知識產權成果，鼓勵建立自主知識產權產業，推動中國經濟發展。

一要在高科技局部領域搶占專利權制高點。

中國在高科技的整體水平和絕對水平上，與世界工業強國還有一定差距，但在某些局部領域也有自己的優勢，處於世界前沿，其中許多極有價值的發明創造應予以高度重視和保護。

二要在民族優勢產業領域取得絕對控制權。

中國在一些傳統民族產業領域占絕對優勢，然而，他們一味固守傳統，不重視傳統產業技術的研究開發和知識產權保護，這種絕對優勢也會逐漸喪失掉。突出的例子有中葯產業稀土產業基因產業等。

三要加強對引進技術消化、吸收與創新成果的專利保護。

企業技術引進後的消化、吸收與創新，是企業技術進步工作的關鍵環節之一，是技術引進成功的重點。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編寫的《發展中國家技術引進指南》中，甚至將消化、吸收與創新作為引進技術必須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日本的崛起與其說是技術引進的成功，倒不如說是消化、吸收與創新的成功。日本鋼鐵技術引進之後，各大企業就聯合組成研究班子，進行消化吸收和綜合，每花1日元引進技術，就用2-3日元來進行消化吸收研究。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少企業提高技術能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技術引進。

四要採取「以小換大」的競爭策略。

入世必然帶來大量外國科技企業的湧入，中國企業完全可以採取適當的專利政策，打破他人專利權的獨佔地位。這主要是利用後續專利與在先專利法的比較優勢，在入世後對國外高新技術及其在中國申請的專利採取主動進攻的策略，在對在先專利進行研究改進之後，積極申請後續專利。美國一家企業在日本申請了一個專利，日本人立即對其加以研究，將專利產品換了顏色申請了一個外觀設計專利。結果，帶該顏色的產品在日本市場上比美國產品好銷，迫使美國人要麼「以大換小」進行交叉許可，要麼讓出市場收取許可費。日本人由於熟悉該國民族風情，只動了一個小腦筋就以「以小換大」的策略佔了美國人的大便宜。這個事例道出了一個道理，中國的企業也可在別人專利的基礎上進行改進，哪怕是局部的小改進，只要能產生較大的市場效應，就能變被動為主動，與外國企業的專利進行合理、合法的競爭。

全社會要進一步提高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普及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知識，學會用法律程序將新的發明創造申請專利。同時要大力宣傳專利制度在技術中的作用，專利制度不僅僅是促進發明創造的激勵機制，而且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科技發展的一種動力機制。

要提高全民族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特別是要提高各級領導幹部和企事業經營者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要徹底糾正那種只注重科技成果的鑒定，發表論文、申請評獎，而輕視申請專利，尋求法律保護的做法，把科技人員的思想觀念轉變到市場經濟的軌道上來，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減少無形資產的流失。

國際挑戰

（一）越來越多的國家將知識產權保護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

隨著知識產權在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越來越多的國家都認識到未來全球競爭的關鍵就是經濟的競爭，經濟競爭的實質是科學技術的競爭，科學技術的競爭，歸根到底就是知識產權的競爭。因此，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已把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提升到國家大政方針和發展戰略的宏觀高度，把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作為其在科技、經濟領域奪取和保持國際競爭優勢的一項重要戰略措施。

世界知識產權保護日

美國自上個世紀80年代起，為恢復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強勢地位，陸續採取了一系列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管理的重大舉措。日本在過去幾十年裡，曾提出過「教育立國」、「科技立國」等口號，到2002年進一步認識到知識產權的戰略地位，制定了《知識產權戰略大綱》，成立了跨政府部門的知識產權戰略會，把「知識財產」定位到「立國戰略」的高度，要發展成「全球屈指可數的知識產權大國」。此外，俄羅斯、韓國和印度等國在制定技術創新戰略的同時也把對技術創新過程中的知識產權保護納入國家戰略。

（二）國際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斷擴大，權利內容不斷深化

隨著新技術、新知識的不斷涌現，知識產權的新類別相繼出現，現代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已從傳統的專利、商標、版權擴展到包括計算機軟體、集成電路、植物品種、商業秘密、生物技術等在內的多元對象。發達國家在高新技術方面佔有絕對的優勢，因此不斷地擴展電子、通訊、網路、生物領域的保護范圍，如美國、德國、英國、瑞典等國家都開辦了基因專利授予業務。美國甚至將網路營銷模式等理念都列入了專利保護范圍。在國際上，長久以來商業方法專利都被認為是一種「自然產物」而不能給予專利保護。但隨著世界商業的快速發展，這種傳統觀念正受到挑戰。商業方法是否具有「獲專利保護的可能性」，同生物基因專利一並成為目前業界最為關注的話題。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多地對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和民間文藝提出了保護的構想。

另一方面，知識產權的保護更加強化專有性。比如，馳名商標現在已經脫離了商品或服務而作為一個專有種類被列入保護范疇。美國專利和商標局頒發的基因專利，不僅有完整的生化、生物學、遺傳學方面功能證據的新基因，而且還包括功能尚不明確的DNA序列。

（三）知識產權審批的時間加快，保護的期限延長，對侵權的處罰力度加大

為了鼓勵創新，增加知識產權的貯備量，許多國家通過簡化審批程序，縮短受理時間來提高審批效率。如美國專利和商標局成立200年以來，共授予了600多萬件專利，其中第一個100萬件專利花了大約100年，第二個100萬件專利花了大約50年，第三個100萬件專利花了大約25年，而第四個100萬件專利花了大約12年半。

知識產權是重要的民事權利之—，其存續是有法定期限的。對技術創新過程中形成的不同知識產權的保護期，不僅在不同家或為同地區都曾有過不同的規定，而且就是在同一個國家或同—個地區的小問時間也都曾有過不同的規定。依據有關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的規定，凡兒參加同際公約的同家或地區其該國或該地區為同知識產權的保護時間可以超過而不能少於國際公約年限。

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和知識作為生產要素地位的空前提升，世界各網均加強了對知識產權侵權的處罰力度，一方面是知識產權侵權賠償額逐步增氏。如美國在1990年到1994年間知識產權訴訟中所涉及的損害賠償總額初步估計達到9200萬美元，侵權賠償呈觀高額化趨勢。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知識產權侵權行為要承擔刑事責任，如中國刑法就專章規定了侵犯知識產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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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內知識產權保護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哪些問題

在國外主要實行使用在先原則，在中國則是注冊在先原先原則。保護意識不足專主要是國家處在從中國製造屬轉向中國自製的初期。而且提前保護意識低不到收到法院傳標才知道侵權了，國家宣傳也在剛開始，中國老闆特別是現在的中小企業的文化水平低。

5. 如何解決中國醫葯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問題

想保護首先還是要從自身做起，自己的商標，專利等知識產權方面的就應該要申請保護，只有這樣別人侵犯了自己的知識產權才有依據去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

6. 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如何發展高科技產業

【摘要】： 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不佳,這是眾所周知的。根據香港政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Political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公布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知識產權保護指數,中國在亞洲各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二,僅好於印尼;根據世行公布的法律指數,該法律指數的成分之一就是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中國在195個國家中排名95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理論上講,在知識產權保護如此薄弱的地區,企業的研發投資意願應該不強。但令人頗感意外的是,中國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研發大國」——根據世界經合組織報告,2006年中國企業的研發費用總額僅次於美國與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002-2006年間中國企業研發費用增長率世界第一;根據聯合國貿易發展大會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調查統計,中國超過所有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上主要跨國公司進行研發投資的首選之地。在一個知識產權保護如此薄弱的國家裡,如何實現高科技產業的迅猛發展,是否中國企業與眾不同,他們不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來保護其先進技術和創新產品?還是存在其他可以替代知識產權保護的機制可以支持中國企業的研發活動呢?這是本文要回答的兩大問題。 為回答第一個問題,我們通過跨省比較分析來考察各省知識產權保護執法狀況的不同是否影響各省高科技企業的融資,研發投資以及研發產出。研究發現: (1)在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較強的省份,高科技企業更可能獲得各類外部融資:外部債務融資、非正式金融機構債務融資和外部股權融資,他們也更願意將更大比例的資金投入到研發活動中,並開發出更多的專利技術和新產品。 (2)雖然我們上述結果表明知識產權執法力度與高科技企業的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是否存在一個被我們所忽略的因素,不僅提高了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也提高了高科技企業發展水平,從而導致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高科技企業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之間的相關關系是「偽相關」呢?對於這一問題,如果我們發掘知識產權保護對高科技企業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的作用機制,那麼顯然二者的關系就是因果關系而非「偽相關」。作者設計實證檢驗並發現知識產權保護是通過以下三個作用機制對高科技企業的投融資行為產生影響的:第一,知識產權保護減少公司技術容易被競爭者仿製和盜取的「外部性問題」;第二,知識產權保護減少公司因擔心研發項目信息被泄露而不願向外部投資者披露信息,從而融資困難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第三,知識產權保護還可以減少中外合資企業的「代理問題」——中方股東很可能將外方股東所提供的先進技術挪為他用,致使後者不願向合資企業轉讓技術。 上述研究結果對本文的第一個問題作出了回答:知識產權保護對國內高科技企業的投融資行為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起作用,其總體水平仍然落後,外資高科技企業似乎不該將中國作為研發投資的首選之地。因為與國內企業不同,外資企業是可以選擇到其他知識產權保護較強的國家進行研發投資的。因此作者推斷: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可以替代知識產權保護的機制可以起到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到中國進行研發投資的作用。我們認為社會資本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替代機制。社會資本在經濟學領域的經典定義來自LLSV(1997):「一個社會中人們的合作傾向,也就是說,在社會資本比較高的社會里,人們傾向於通過合作來獲得社會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算計導致『囚徒困境式'無效率的結果。」Knack和Keefer(1997)則進一步強調社會資本包括社會互信、社會公德、和團隊精神。基於世界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數據,LLSV(1997)發現中國的社會資本和社會互信水平是非常高的,在全球40個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名列前茅。而Allen,Qian和Qian(2005)則進一步指出:與西方不同,中國較高的社會互信主要受到了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們對中國企業主的進一步問卷調查結果還表明:100%的企業主認為如果企業破產了,那麼經濟上的任何損失都比不上信用和聲譽的損失來得重要。可見,守信用在中國這種關系型社會中是非常被看重的。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很高,人民的誠信度和公德心很強,那麼即使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尚不完善,該國人民也較不可能去侵犯他人知識產權,所以社會資本可以作為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的重要機制。為檢驗這一機制,我們考察了各省社會資本水平差異對外資高科技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我們的主要研究結論是: (1)在控制各省的經濟發展水平,法律保護水平,政府廉潔程度,金融發展水平,同行業密集度,上、下遊行業密集度,基礎設施建設,薪酬水平,人力資源豐富程度,政策優惠啞變數之後,社會資本比較高的省份更容易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的進駐。而且在社會資本較高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也更願意與當地企業組成合資企業,並且研發投資意願較強。 (2)在高社會資本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的研發強度逐年提高;相反地,在低社會資本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的研發強度卻是逐年下降的。這一結果與我們的理論預測相一致,說明外資高科技企業對當地社會資本的逐步了解,逐步積累經驗,並對當地人的誠信程度做出了逐步的反應。 這些結果回答了本文的第二個問題:在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裡,社會資本可以起到了替代知識產權保護的作用。此外,為了更清楚地了解社會資本的作用機制,我們還考察了外商投資者來源國(地區)的社會資本和國家文化如何影響投資國(中國)社會資本的作用效果。我們得到如下研究結論: (1)如果外資高科技企業是來自於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國家和地區,那麼他們將更重視合作夥伴和員工的誠信程度,因此他們會選擇到社會資本比較高的地區進行研發投資。 (2)如果外資高科技企業來自於中國文化背景差異很大的國家和地區,由於較大的文化差異使外商投資者對中國的投資環境非常陌生,因此為減少風險他們也將選擇在具有較高社會資本的省份進行投資。 (3)來自風險迴避程度較高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其投資決策也在更大程度上依賴於投資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的高低。 (4)對比其他國家的外商投資者,具有華人血緣關系的外商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對投資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依賴程度較低,因為他們可以利用其他機制,例如基於關系與聲譽的治理機制,來應對當地人的不誠信行為。 (5)歷史上曾經交戰的雙方仍然很難忘記仇恨,歷史上與中國交戰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更不可能與中國企業成立合資企業,也更不願意在中國從事研發活動。鴉片戰爭以來這些國家與中國的交戰次數每增加一次,兩國投資者建立合資企業的概率就減少3.2%,來自這些國家的高科技企業在中國的研發強度減少0.6%。這些研究結果從多方面拓展了「文化與金融」這一新興領域的研究。 全文共分為六章,各章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導論。主要介紹論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具體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的問題、研究思路、研究內容以及研究的改進與創新等。 第二章文獻回顧與理論分析。「知識產權保護與公司財務」,「社會資本與公司財務」都是交叉學科領域,目前該領域的文獻不多,作者綜合運用經濟學、財務學、和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具體分析闡述知識產權保護及社會資本對高科技企業的融資、研發投資、研發產出、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等財務決策的作用機制。 第三章制度背景分析。首先介紹中國現行的主要知識產權法律法規,以及中國政府與有關國際組織簽訂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然後我們討論了中國各省知識產權執法狀況的差異;最後我們分析了世界各國(地區)社會資本水平以及中國各省的社會資本水平的差異。 第四章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外部融資、研發投資和研發產出的影響,並具體檢驗了知識產權保護對高科技企業投融資決策的三大作用機制。 第五章是研究社會資本對外資高科技企業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以及研發投資選擇的影響,接著作者討論了外資高科技企業來源國的社會資本和國家文化如何影響投資國社會資本的作用效果。 第六章是對論文研究成果的總結,包括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的主要改進與創新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裡如何發展高科技產業?這是世界各國政府、企業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如果要研究這個問題,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數據能比中國的數據有說服力,因為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之差,而高科技產業發展之快,無「國」能出其右。中國如何在不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下又快又好地發展高科技產業,這一問題為世人所困惑,也為世界所矚目。本文利用了中國科技部提供的包括2001-2005年間中國所有高科技企業的資料庫,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系統地研究,在理論上和實證上首次分析了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對高科技企業外部融資、研發投資、和研發產出的影響,並率先指出社會資本可以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替代機制,在外資高科技企業的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和研發投資選擇等方面扮演著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結論不僅可為中國政府制定高科技產業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規劃和制度建設提供一個決策依據,而且也有助於其他國家了解和借鑒中國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成功經驗。 第二,本文是第一篇將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引入公司財務研究領域的論文。前人的研究主要從跨國研究角度探討世界各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條文不同對各國經濟增長(Gould和Gruben,1996)、技術變革(Moser,2005)、外商直接投資(Javorcik,2004;Du等,2008)的影響。這些研究並未涉及公司財務問題的研究,而且他們所採用的跨國研究方法無法考察知識產權保護執法水平的影響,因為各國知識產權保護的不同既有法律條文的不同,又有執法水平的不同,二者無法清楚區分。我們採用跨省研究而非跨國研究方法,因為同一國家的不同省份只有執法力度的差異,沒有立法水平的差異,這使得我們可以集中考察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對公司財務決策的影響。 第三,本文首次提出社會資本可以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替代機制,並率先應用「社會資本」的概念和原理來研究外資高科技企業的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和研發投資選擇等問題。雖然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考察了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LLSV,1997;Knack和Keefer,1997),金融發展(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a),股市參與(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a),雙邊貿易和跨國投資(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b)以及風險投資(Bottazzi,Da Rin和Hellmann,2008)的影響,但將社會資本引入股權結構選擇,以及研發投資決策這些新的研究領域,本文尚屬首次。 第四,本文率先構建了各種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指數。前人研究主要是通過考察一個國家是否頒布一些旨在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或者簽訂一些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公約進行評分,來構建知識產權保護指數(Park和Ginarte,1997)。但是這類指數只是說明一個國家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完善與否,卻不能用於衡量知識產權保護的執法力度。本文所構建的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指數,希冀能為開展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與經濟金融領域的研究提供一個可資借鑒的分析工具和檢驗方法。 第五,本文具體解析了法律對企業融資的作用機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法與金融」領域的研究。自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簡稱LLSV)開創「法與金融」研究領域以來,盡管目前該領域的研究備受矚目,但研究者始終沒有能夠清楚地說明宏觀層面的法律保護究竟是通過什麼經濟學機制來影響微觀層面的企業融資行為的。為解決這一問題,本文選擇了一個「特殊」的法律——知識產權保護法,並選擇了與該法律切身相關的行業——高科技行業,提出、檢驗、並證實了法律(知識產權保護法)是通過三大經濟學機制影響企業(高科技公司)融資行為的:(1)減少外部性問題;(2)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3)減少代理成本。 第六,本文還對「文化與金融」這一新興的研究領域做了一些有益的拓展。作者考察了外商投資者來源國的社會文化如何影響其在中國的投資行為。其中,社會文化包括:文化差異、血緣關系、風險迴避程度、社會資本、戰爭史、語言、地理距離等諸多方面。迄今為止,「文化與金融」領域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僅有零散的一些研究(見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的研究綜述),因此對這個領域的任何拓展都有利於吸引越來越多的有興趣者在前人的基礎上做更深層次的探討。 第七,本研究參加了學術領域的一場大辯論,也就是關於中國經濟增長強勁而制度缺陷明顯的悖論。Allen,Qian和Qian(2005)認為LLSV的法律與經濟發展的理論很難解釋中國為什麼法律體系不完善,經濟卻取得迅猛的發展,所以他們認為法律似乎不是經濟發展之必需,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因為存在一些替代的治理機制如聲譽機制和關系機制。Ayyagari,Demirgüc-Kunt和Maksimovic(2007)批評Allen,Qian和Qian(2005)誇大了聲譽和關系機制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Fan,Morck,Xu和Yeung(2007)也批評說:中國經濟增長卻快於發達國家僅僅是因為中國人均GDP的起點比較低,所以增長空間大。本文一半支持也一半反對Allen,Qian和Qian(2005)的觀點,我們的跨省研究表明法律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是起作用的,因為加強知識產權執法力度是必需的,它可以起到促進高科技企業發展的作用,但法律的替代機制也是存在的——社會資本可以起到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進駐投資的作用。這些結果意味著:一個國家、一個產業的發展並不是照搬一下西方的法律制度就一蹴而就的,重視和加強法律的執法力度很重要,而法律以外的因素比如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保護和傳承五千年文明史留給我們的儒家誠信文化,夯實我們的社會資本基礎,也同樣至關重要。

7. 作用經濟生活的有關知識,分析國家應該如何應對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問題

作用經濟生活的有關知識分析國家應該如何應對知識產權，這是政治經濟問題，這國家的政策相應的政策

8. 解決知識產權保護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作為創新之都，深圳將立法建立最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企業或者個人有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不僅處罰的額度或將大幅提高，而且三年不得承接政府投資項目。《深圳經濟特區知識產權保護條例（草案）》昨天提請市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

但與這種創新實力不匹配的是，目前知識產權維權舉證難、周期長、成本高、賠償低、效果差的現象還普遍存在，嚴重挫傷了企業的創新積極性並阻礙了企業的海外市場拓展能力，給深圳的經濟發展和創新動力都帶來負面影響。此次啟動《深圳經濟特區知識產權保護條例》立法，就是要從制度建設層面作出一些突破性嘗試，解決目前知識產權保護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亮點一：建立糾紛快速解決機制

知識產權權利人在糾紛解決中的首要目標是快速停止侵權，快速恢復其商業優勢，保障其經濟利益，因此在處理糾紛時需要有一種快速、有效、執行力強的解決方式。而目前知識產權訴訟或行政處理因諸多因素存在周期長、效率低等問題。

《條例（草案）》總結提煉實踐中具體做法，建立了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訴調對接等糾紛快速解決機制，具體來說：一是行政機關在知識產權案件立案前後可以進行調解，立案前達成調解協議並履行完畢的，可以不予立案，立案後達成調解協議並履行完畢的，可以依法從輕、減輕、免予處罰或者應投訴人請求撤銷案件；二是人民法院、仲裁機構可以分別在知識產權案件立案前和受理前進行調解，達成調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司法確認或者根據調解協議製作調解書，仲裁機構應當根據調解協議製作裁決書或者調解書。

亮點二：網站知曉用戶侵權要及時刪除內容

互聯網技術創新日新月異，利用網路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新型侵權問題也日益凸顯，很多網路侵權案件數額巨大、情節隱蔽、認定困難、後果嚴重，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條例（草案）》對國家相關法律、行政法規涉及網路侵權的相關規定進行了充分的細化和完善，明確了認定網路侵權和網路教唆、幫助侵權的具體情形。

網路服務提供者明知或者應知網路用戶利用網路服務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應當及時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予以制止。網路服務提供者未盡到網路注意義務的，就權利人損失擴大部分與侵權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亮點三：知識產權失信違法者寸步難行

結合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條例（草案）》開展知識產權信用懲戒，讓知識產權失信違法者寸步難行，從而達到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

具體來說，在政府投資項目、政府采購和資金扶持等方面，對知識產權失信違法者作出限制。比如，侵犯知識產權構成犯罪的，三年內不得承接政府投資項目、不得參與政府采購和招標投標，不得申請政府扶持資金和表彰獎勵。

《條例（草案）》還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的知識產權失信違法信息納入公共信用監管體系，公布特殊監管名單，接受社會監督；政府部門在提供行政管理服務時，應當查詢了解相關對象的知識產權公共信用狀況，並依法作出相應處理。

亮點四：賠償金額大幅高於國家現行標准

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體現其應有的價值，就必須在行政處罰和民事賠償數額上，體現出知識產權「值錢」。針對賠償金額低這一知識產權企業維權的主要痛點，《條例（草案）》突破國家相關法律規定，大幅提升民事賠償數額，按侵權情節，專利權在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商標權在五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著作權在一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予以確定，特殊情況下賠償金額還可超過五百萬。

《條例（草案）》還設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對明知屬於他人知識產權、五年內侵犯他人同一知識產權三次以上的、其他侵權情節嚴重或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規定除賠償損失外，還應當支付三倍於賠償損失的懲罰性賠償金。

除了大幅提高民事賠償的上限之外，條例也規定了罰款的下限——沒有違法經營額或者違法經營額無法計算或者違法經營額不足五萬元的，可以處十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款。業界評論，此舉對於打擊侵權的小商家有重要意義，此前，這些侵權商家並不害怕被維權，因為很多法院對輕微的侵權案件只是罰幾千元而已。這個條例一旦實施，違法成本將大幅提高。

本文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