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產權刑事保護論壇

『壹』 中國有幾家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分別在哪裡，各服務於什麼行業

中國沒有機構名稱叫知識產權保護中心。知識產權主要分三個方面，商標，專利，版權。商標歸商標局管，專利歸專利局管，版權歸版權局管。

『貳』 為什麼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

摘 要：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有分散型、集中型和結合型三種。從現實選擇上，我國關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歷史演變過程。從未來走向上，盡管各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但分散型立法模式應當是我國大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因為，「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知識產權犯罪作為行政犯以及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等特徵都決定了分散型立法模式是未來的恰當選擇。

關鍵詞：調查公司 知識產權 專利權 商標權 著作權 商業秘密 商業調查公司 商務調查

知識產權是人類的智慧結晶，它造福於人類，因此，必須對知識產權予以保護，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可以是民事的，也可以是行政的，還可以是刑事的，本文擬對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問題略作探討。

一、各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考察

縱觀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其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方式：

1．分散型的立法模式

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附屬刑法立法模式，就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中設置獨立的罪名和法定刑，而在刑法典中則沒有規定相應的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分散性的立法模式是當今世界較為普遍的立法體例，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多數國家均採用這種立法模式。例如在著作權的刑法立法中，英國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規定在《著作權法》第107條中；美國將侵犯著作權的刑事犯罪規定在《版權法》第506條中；德國則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集中規定在著作權法中，刑法典沒有設置關於侵犯著作權犯罪的任何刑事處罰條款；義大利則由《版權法》第171條至第174條規定侵犯著作權犯罪；日本自1971年生效並進行了數次修訂的《著作權法》第l19條至第124條規定了侵犯著作權的犯罪及其刑事責任。

2．集中型立法模式

集中型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刑法典模式，即以刑法典的方式規定所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構成及其刑事責任。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多以此類立法方式為主。例如，《巴西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187條、188條分別規定，沒有經專利所有權人或讓與人的許可而生產屬於專利的產品，利用屬於專利產品的程序與方法，進口、出口、出賣、推銷或者以出賣為目的隱藏、接受侵犯專利的產品，並把非專利權作為自己的專利權而進行工業生產的，分別處以拘役或罰金。我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則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中，顯然也屬於這種集中型的立法模式。

3．結合型立法模式

結合性立法模式，就是在刑法和知識產權法中都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例如，法國關於侵犯商標權的犯罪規定在《法國製造業、商業、和服務業商標法》第27條至第34條中，援引了《法國刑法典》第422條和第423條的規定。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現實考察

（一）立法演進：立法模式從分散到集中

從1979年到1997年，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發展過程。

從1949年到1979 年我國第一部《刑法》制定和頒布期間，整個經濟社會的調控模式是以計劃經濟為主，這種高度控制的計劃經濟政策和「反傑出人物論」（Anti-elitist Ideology）否定了知識資產的私有產權制度。因此，當時我國基本沒有知識產權法，尤其是空缺版權制度。替代知識產權法的是事實上運行無效的獎勵制度。1979年我國頒布的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第127條規定了假冒注冊商標罪。此後，我國改革開放日漸全面深入，為了保證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的可能性，我國需要從先進國家取得技術但同時面臨來自技術先進國家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壓力，為了顧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局，在內外壓力下，我國開始建立知識產權制度，並逐步以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的方式建立起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體系。

1．以單行刑法模式保護商標權和著作權

1982年，我國通過了保護商標的專門法律——《商標法》，該法第40條規定：「假冒他人注冊商標，包括擅自製造或者銷售他人注冊商標標識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可以並處罰款外，對直接責任人員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993年我國對《商標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改。修訂後的《商標法》第40條關於商標刑事責任的規定增加了兩種具體行為方式：一是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二是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與《商標法》修訂的同時，1993年2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我國第一部商標權刑法保護的單行刑法，即《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

由於我國1979年《刑法》和1990年《著作權法》都沒有規定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面對日益嚴重的盜版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對於嚴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只能以投機倒把罪加以處理。如1987年11月27日發布的《關於依法嚴懲非法出版犯罪活動的通知》規定：以牟取暴利為目的，從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發行、銷售活動、非法經營或者非法獲利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以《刑法》第117條投機倒把罪論處；數額巨大的，適用《刑法》第118條；情節特別嚴重的，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第1條第（1）項的規定。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的困境，1994年7月5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決定》，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對著作權進行刑法保護的單行刑事法律，彌補了我國著作權刑法保護立法的不足。

2．以附屬刑法模式保護專利權

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規定侵犯專利權的犯罪。1984年3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專利法。該法第63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127條的規定（假冒注冊商標罪——作者注）追究刑事責任。」這實際上是用附屬刑法的方式明確了假冒專利行為的刑事責任。1992年9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但並沒有對侵犯專利權的刑事條款做出修改。

由此可以看出，在1997 年以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規定相當分散，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據除了刑法典之外，還包括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這導致1979年刑法典分則中對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已被各種決定和補充規定替代。

到1997年刑法典修訂時，由於此次修訂刑法的指導思想之一即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將刑法實施十七年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①]因此，1997年刑法典修訂後，侵犯知識產權罪被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即「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之中。這表明，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由附屬刑法和單行刑法的分散型模式發展成為刑法典的集中型模式。

（二）孰優孰劣：兩種立法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國現行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單軌制的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優點：第一，我國現行刑法將許多關於知識產權犯罪的單行刑事法律的內容，納入刑法典中並設立專章，這有利於增強刑法的科學性、統一性和體系性，有利於增加刑法的威懾力；第二，集中型立法使得刑法淵源集中統一，有利於刑法罪名的系統化、集中化，有利於充分揭示知識產權犯罪的共性特徵，便於綜合比較分析各種知識產權犯罪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協調個罪的罪名、法定刑以及定罪和量刑的情節，增強個罪之間的協調性，從形式上有利於司法機關適用。當然，採用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做法也有不足之處：一是集中型模式容易產生立法滯後，不能及時有效適應司法實際需要。由於立法者的理性有限和社會復雜多變，因而不可能制定出一個包羅萬象和永恆使用的法典，這就使任何法典都具有漏洞和滯後性，不能適應社會迅速發展的需要。如在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飛速變化的情況下，刑法典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可能陷於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境地：如果及時修改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內容，則有可能削弱刑法典的穩定性；但如果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又有可能使知識產權的刑事法律規定因不能及時進行調整而滯後於社會經濟生活的變遷，不能有效地發揮刑事法律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應有作用。二是集中型立法模式容易造成罪狀規定的簡單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規范與其依託的相關法律形成毛與皮分離的現象。[②]

相對於集中型單軌制的立法模式，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是一個利弊共存的選擇。一方面，分散型立法模式具有許多優點：首先具有適時性、靈活性的優點，立法者可以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需要，及時予以制定頒布，因此，這種立法模式最能適合形勢的需要。特別是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其立法基本上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因此舊的法律頻繁修訂，新的法律次第產生，比如，我國1984年頒布的《專利法》分別在1992年、2002年和2008年進行修訂；1983年制定頒布的《商標法》則在1993年和2002年進行修訂。其次，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把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規定在同一法律中，使三種法律責任相互聯系、相互銜接，共同構建完整的法律制裁體系，有效地增加了法律的嚴肅性、穩定性和立法內在體系的科學性。最後，分散型立法模式使得罪狀的描述可以細致化，便於司法實踐和操作。同時也使知識產權法規中的刑事制裁部分更緊密地與權利、義務部分結合在一起，從而大大地強化了知識產權法規的社會效果。[③]但另一方面，這種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不利於保持刑法典的體系性，容易讓一個國家的刑法淵源四處散落，削弱刑法典的核心地位。

三、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一）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理論之爭

由於知識產權的兩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因此，關於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選擇，刑法理論上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集中型模式說認為，在我國集中型的立法模式更為合理，因為隨著現行刑法典的頒布和實施，完備、統一的刑法典已經成為立法者現實的價值追求並已客觀物化。因此，立足於我國的現實立法和立法傳統，採取集中型的立法模式似乎更為合理。[④]

主張結合型立法模式的學者認為，採用德國、法國等國結合刑法典和知識產權法規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結合型模式，在維護刑法典的權威性與穩定性的同時，能夠兼顧知識產權犯罪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對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進行修訂與補充，從而合理地組織對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反應，無疑更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要求，值得我國效仿。[⑤]

分散型模式認為，我國當前採用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弊端，建議「將有關刑事規范分散規定在單行的知識產權法或其他法律中，同時完善對罪狀和犯罪行為的表述，科學設立與犯罪危害程度相適應的法定刑」，即採用附屬刑法規范的形式來規定知識產權犯罪。[⑥]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對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究竟是選擇集中型立法模式，還是分散型立法模式，抑或是結合型立法模式，應當根據我國刑事立法的方向以及不同犯罪的特點來選擇適用。因此，我國刑事立法的未來發展方向以及知識產權犯罪屬於法定犯的特點，決定了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應當採用分散式立法模式，即通過附屬刑法規范規定知識產權犯罪。其理由是：

1．「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

由於知識產權犯罪都以違反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為前提，因此，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的修訂，往往會導致知識產權犯罪內容的變化。如果採用在刑法典和其他知識產權法中都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結合型立法模式，則不僅可能導致立法負擔過重的結果，而且稍有不慎就會導致法律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由於我國沒有直接在知識產權法中規定罪狀與法定刑，這可能導致知識產權法修改後，需要按照犯罪處理的情形可能會因為刑法典沒有及時修訂而得不到及時處罰。於是，任何知識產權法的修改都會導致刑法典的修改。反之，如果修改刑法典時，也必須修改相應的知識產權法中的規定；否則，就容易導致各種法律之間的沖突和理解上的歧義。

據上所述，結合型立法模式意味著知識產權法和刑法的修訂必須「同進同出」，特別是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現在處於不斷完善的階段，立法修訂特別頻繁，採用結合型立法模式必然要求刑法典的規定與知識產權法的規定「共進退」，這不僅不利於實現刑法典的穩定性價值，而且也會浪費立法資源。

2．「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

由於1997年修訂現行刑法典的指導思想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因此，「將刑法（1979年刑法——筆者注）實施以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將擬制定的反貪污賄賂法和軍委提請常委會審議的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犯罪條例編入刑法，在刑法中規定為貪污賄賂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兩章；對於新出現的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經過研究認為比較成熟、比較有把握的，盡量增加規定。」。[⑦]從此開始，我國刑事立法基本上朝著集中性、統一性方向發展，意在使一部刑法典囊括所有的犯罪。具體表現在：凡是需要增加犯罪類型與修改法定刑的，不管犯罪的性質及其與其他法律的關系如何，一概以修正案的方式對刑法典進行修改，基本上不再有附屬刑法，除了一個單行刑法外[⑧],沒有再制定單行刑法。雖然我國現行刑法典的制定，表明集中型模式已經成為我國刑事立法方向選擇的既定現實，但是從我國刑法典十多年的適用情況來看，集中型立法模式追求的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事實上是難以實現的，分散型立法模式似乎更應當是我國刑法立法的未來方向[⑨]。

第一，「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被證明是難以實現的。立法者之所以會雄心勃勃要通過一部法典將現實生活中所有的犯罪行為一網打盡，可能一方面在於我們過分迷信法典的力量和價值，以為制定內容全面的法典，就可以一勞永逸並且游刃有餘地處理所有的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可能也在於我們過分相信理性的力量，以為發揮大陸法系國家對生活經驗進行歸納抽象的特長，就可以窮盡生活的全部。但從現行刑法典施行十多年來的情況看，目前為止已經有七個刑法修正案對刑法進行修改或者增加，這充分說明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犯罪的類型會越來越多，一部刑法典事實上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犯罪。

第二，穩定性應當是刑法典的基本價值。相對於實現刑法典完備價值的難度，穩定性更應當是刑法典追求的價值，因為「刑法典是規范基本生活秩序的法律，直接關繫到國民基本生活的安定，屬於司法法，司法法的最重要指導原理是法的安定性。[⑩]安定性原理，要求成文刑法典具有穩定性。對刑法典的頻繁增刪，雖然可以防止司法機關對國民生活的恣意干涉，卻影響國民的基本生活，妨礙國民的行動自由。因此，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價值，真正讓刑法典「垂範久遠」，今後刑法立法的方向應當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將屬於行政刑法或經濟刑法的內容，如知識產權犯罪從刑法典中獨立出來，否則「將本應由行政刑法、經濟刑法規定的知識產權犯罪納入刑法典中，會造成刑法典的穩定性和變易性的矛盾：要麼因為頻繁修改，導致刑法典喪失穩定性；要麼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而不能及時規制知識產權犯罪。

3．知識產權犯罪是行政犯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在立法模式和犯罪種類的關繫上，一般而言，對於刑事犯（自然犯），集中型（單軌制）立法模式無疑是更佳的選擇，因為自然犯是在侵害法益或威脅法益的同時明顯違反倫理道德的傳統型犯罪，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小，有利於保證刑法典的穩定性。但由於行政犯（法定犯）所侵害或者威脅的法益沒有明顯違反倫理道德，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大。因此分散型（雙軌制）的立法模式有利於實現刑法的穩定性。

從犯罪種類而言，知識產權犯罪毫無爭議地屬於行政犯。這不僅表現在知識產權犯罪沒有明顯違背倫理道德，而且還在於知識產權本身具有授予性特點。傳統的物質財產權的設定或取得基於特定的法律事實，而不需要經過國家機關的認可或核准。但是作為無形財產的知識產權的取得，在一般情況下，卻需要依照法定程序經由主管機關的認可。例如發明人完成發明後並不能自動獲得對發明的專利權，而必須依照法律的有關規定，依法向國家專利行政主管機關提出專利申請，經由國家主管機關作出授予專利權的決定，發明人才能取得該項發明創造的專利權；又如商標權的獲得，也是只有向國家商標行政主管機關提出注冊申請，經審查核准注冊後，才能獲得商標權。知識產權這種授予性的特點，使得知識產權犯罪成為典型的行政犯，構成知識產權犯罪，必須以違反知識產權法的相關規定作為前提條件。因此，行政犯具有變易性的特點決定了在立法模式上應該更適合分散型立法模式。

4．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特徵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規定知識產權制度的法律常常修訂。因此，較之有形財產制度的規范性、系統性而言，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可謂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而且新技術使得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具有開放性，其范圍也不斷擴大。可以說，知識產權極易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及新技術更新的沖擊，也極易受到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因而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不斷修訂更迭，處於極不穩定和「支離破碎」的狀態之中。[11]相應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范圍，在短時間內也會處於一個動態變化過程中，由於規定知識產權的法規變異性大，如果採用集中型立法模式，則容易出現刑法規定嚴重滯後於行政法規的規定和社會生活的實際需求。

5．完善附屬刑法是分散型立法的有效方式

對於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更適合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通過附屬刑法規定知識產權犯罪。但是由於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法中只是籠統地規定對某種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並沒有具體的罪狀和法定刑，因此，附屬刑法的重點不在「刑法」上，而是體現在對刑法典的「附屬」特徵上。這種「附屬」刑法被證明有諸多缺陷[12]，因此，必須在附屬刑法規范中直接規定罪名與法定刑，變現行的依附性規定為獨立性的罪刑規范。具體而言，就是在《著作權法》、《商標法》和《專利法》等知識產權法中，具體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和法定刑，使得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可以描述得詳盡具體，法定刑也與之貼切，這可以大大便利司法操作。否則，附屬刑法規范沒有規定具體法定刑就不能獨立，就可能因為立法修訂的不同步，而形成法律適用中的沖突和分歧。以著作權為例，中國現行刑法中規定構成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方式有四種[13]，但是2001年修訂《著作權法》卻將可以承擔刑事責任的行為方式擴充為八種[14]。由於刑法典沒有及時隨著著作權法進行修訂，而《著作權法》中又沒有獨立的法定刑，導致司法實踐中對侵犯著作權罪的認定出現了許多爭議疑難問題，最終只能由兩高以司法解釋的方式認定通過信息網路傳播也屬於刑法規定的「復制發行」[15]。但是，司法解釋並沒有解決全部問題。因此，通過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中與知識產權犯罪有關的附屬刑法規范的修訂，規定具體的罪狀和獨立的法定刑，可以充分發揮附屬刑法規范的作用，提高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創新性和及時性，確保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現代化的實現。來源：http://www.szcid.com

『叄』 有沒有知識產權保護的事例

華為事件的贏家是誰？
就這個事件而言，真正的贏家其實既不是華為也不是滬科，無論他們誰最後取得了官司的勝利。或許你覺得奇怪，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局面呢？其實很簡單，華為作為國內國際的一個知名公司，面臨這樣一個訴訟，本身就是對其企業形象的一個損害，更何況還有思科訴華為的事件在先，這對華為而言，即使贏得官司，負面的影響是深遠的。而對滬科而言，由於部分當事人已被羈押，問題肯定是可以最終水落石出的。但在短時間內就可以研製出華為傾數千人之力的高端科技，多少聽來有點天方夜譚。稍微有點理性的人應該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奇跡是不可能這樣誕生的。
而由於滬科是被UT思達康收購的，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原來幕後的大鱷在這里。單憑滬科的實力又怎麼是華為的對手，因此才有撐腰的出現。收購後帶來的利益是必然的，而且也確實在有關項目中取得了勝利，這本身就是一種利益的攫取。借雞下蛋，這種做法多麼巧妙又富有創造力？但遺憾的是這無疑於嗟來之食，對自己，對他人難道不是一種傷害？隨著我國對知識產權的越來越重視，這樣的行為也必將被同行所不恥。
通過這次事件，我們很容易地就發現UT思達康的謀劃。收購滬科在光網路設備上可以用最短的時間獲得部分市場份額，並且利用這次事件還可以打擊華為。至於知識產權糾紛，即使敗訴，也是滬科所為，UT完全可以一推干凈。顯然，無論如何說，UT都是一個最大的贏家。從目前來看，這場官司是華為和滬科的官司，應該說和UT是沒有關系的，按照正常情況，UT是沒有必要攪到這場是非裡面來的，在一些情況不明的情況下，UT應該靜觀其變。但UT並沒有沉默，而是出來為這三個人說話，很容易讓人想到有某種商業利益在裡面。
UT是一家發展非常快的企業，發展快主要靠PAS產品，由於PAS產品目前在中國已經開始走下坡，UT迫切需要新的產品來支撐公司的發展，而光網路產品就是其中一項，光網路產品在中國一年的銷售約120億人民幣，UT有了這類產品，就可以實施產品的多元化和公司的持續發展，因此UT需要獲得光網路技術。收購滬科是UT的一項策略，可是在涉及到知識產權糾紛的時候，按照常規，UT本來應該向滬科索賠的，但UT並沒有這樣做，因此，也就不能不讓人揣度和思謀其中是不是有什麼門道了。
知識產權保護刻不容緩
隨著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數字信息的流通非常方便,成本很低，有時甚至不需要成本。如果沒有任何的保護措施，信息商品一旦被開發出來，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可以瞬間傳播到世界各地。因此，信息商品的產權比物質商品的產權更加難以確定和保護。尤其在近幾年關於知識產權的糾紛越來越多的時候，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就更顯得刻不容緩。
目前，高新技術產業在世界范圍內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也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和機遇。近幾年來，我國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始終保持了高速度發展的態勢，充分體現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作用。當前，我國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已基本完成了創業階段主要任務，初步建立了適合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新型管理體制和市場推進機制。隨著全球性科技競爭和人才競爭的空前激烈，國家高新區將從主要依靠優惠政策逐步轉移到科技創新求發展的路子上，發揮在區域經濟中的輻射作用。而這就需要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做後盾，如果沒有這項制度做保護，創新發展談何容易？
在國家科教興國和促進科技創新政策的指導下，我國通過興辦科技工業園區，使高新技術產業迅速發展，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成就。以聯想、華為、中興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企業群體迅速崛起。但是我們對取得的成績應當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和世界上的發展國家相比，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總體上仍然還處在弱勢地位，要通過科技創新實現跨越式發展，就必須營造出良好的產業發展環境，其中包括建立一個完善和行之有效的知識產權制度。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已經建立起一個比較完善的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特別是在與高新技術產業有關的知識產權制度的建設方面，我國政府和立法機關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但這還遠遠不夠，還應該不斷地加強，尤其是在出現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經時，一定要堅決打擊，決不姑息。
競爭是創新的一種首要驅動力，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就是鼓勵競爭。中國IT產業要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需要創新，必須保證創新企業的市場利益，同時也要給技術跟進者留下合法地利用已有技術成果的餘地，從而形成良好的競爭環境，促使企業不斷創造新的利潤增長點。對於企業本身來說，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是利用知識產權增強市場競爭力，如果對知識產權不能得到切實的保護，那麼企業的創新將很難落到實處，不勞而獲投機取巧的問題更會接踵而來，華為事件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鍾，事態的發展以及最終的調查必然會水落石出。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才能夠避免發生類似的關於知識產權的案件。
卡拉OK用MTV版權收費
2006年11月9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及《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的規定，國家版權局對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和中國音像集體管理協會(籌)上報的《卡拉OK經營行業版權使用費標准》予以公告。根據該標准，卡拉OK經營行業以經營場所的包房為單位，支付音樂作品、音樂電視作品版權使用費，基本標准為12元/包房/天(含音樂和音樂電視兩類作品的使用費)。根據全國不同區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經營的不同規模和水平，可以按照上述標准在一定范圍內適當下調。該標準的出台，揭開了卡拉OK版權收費的序幕，意味著卡拉OK不再有「免費午餐」。
、五教授公益請求宣告飛利浦一項DVD專利權無效
2005年底、2006年初，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張平、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陶鑫良、同濟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單曉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朱雪忠、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徐家力等五位知名教授針對3C專利池中以飛利浦公司為權利人的「編碼數據的發送和接收方法以及發射機和接收機」中國發明專利(專利號19951924133)分別於向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提出專利權無效宣告請求。
2006年12月10日，五位教授與飛利浦公司簽署聯合聲明，飛利浦最終決定將該項專利從3C DVD專利聯營許可協議之專利清單中撤出，並表示對此項中國專利不再主張權利，五位教授同意撤回對該項專利的無效宣告請求。該案的和解有助於推動我國相關法律制度的構建，對我國企業具有一定的警示意義。
《上海宣言》倡導各國攜手應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
2006年3月31日至4月1日,公安部、國家保知辦在上海聯合舉辦「2006中國知識產權刑事保護論壇」。來自國際刑警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歐盟，以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德國、日本等國的300餘名國內外代表參加了論壇，一致通過了《2006中國知識產權刑事保護論壇上海宣言》，倡導各國執法機構、工商界更加緊密地聯合起來，共同制定更加適宜的合作策略和計劃，攜手應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這一全球化問題。
中國政府對全國保護知識產權工作進行全面規劃和統一部署
2006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保護知識產權行動綱要(2006-2007年)》(國辦發 〔2006〕22號)，全面規定了近兩年全國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的指導思想、工作目標、工作要求、工作重點和主要措施等。根據綱要的統一部署，各地紛紛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制定了相應的實施方案，全國保護知識產權工作呈現新的局面。
2006年2月，國家保知辦聯合公安部、信息產業部、商務部、文化部、海關總署、工商總局、質檢總局、版權局、食葯監局、知識產權局和國務院法制辦等11個部門以及高法院、高檢院發布《2006′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明確我國2006年保護知識產權的具體工作任務。該計劃涉及立法、執法、機制建設、宣傳、培訓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推進企業自律、為權利人提供服務和專題研究等9個方面內容，共160項措施。截至2006年底，這些計劃全部得到執行，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好評。

『肆』 侵犯知識產權的刑事案件

從外延上說，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比侵犯知識產權罪的外延要廣。但在我國，基回本一致。
侵犯知識產權罪是答指違反知識產權保護法規，未經知識產權所有人許可，非法利用其知識產權，侵犯國家對知識產權的管理秩序和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情節嚴重的行為。
侵犯知識產權罪包括：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非法製造或者銷售非法製造注冊商標標識罪；侵犯著作權罪、銷售侵權復製品罪；假冒專利罪；侵犯商業秘密罪。還包括：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銷售金額數額較大構成犯罪的；以及偽造、擅自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

『伍』 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所做的努力

2001年12月我國加入了WTO。為了履行入世承諾，入世前我國政府已經按照WTO管理下的TRIPS協議的要求修改了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律，並制定了其他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條例。 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為全面貫徹實施上述法律和條例，先後制定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釋，特別是為實施新修改的專利法等知識產權法律所制定的司法解釋。 例如，《關於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關於訴前停止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為和保全證據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以及適用著作權法和商標法的司法解釋等等。 自2000年12月至2002年10月共制定公布司法解釋10多件，健全完善了我國知識產權民事訴訟救濟措施、舉證責任和訴前禁令，以及行政司法復審等訴訟制度。 在我國完備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下，通過上述司法解釋，構築起我國新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機制。目前，中國知識產權法律的實體權利保護方面與 WTO 要求基本相當。 近年來，我國法院緊緊圍繞「公正與效率」這一世紀主題，充分運用司法審判權，審理了一大批知識產權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據對2003年的司法統計，全國法院新收知識產權一審、二審和再審案件9271件，同比上升18.86%，審結8978件，上升25.36%。人民法院以侵犯知識產權罪對551人予以刑事處罰，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12人，5年以下有期徒刑253人，拘役、管制等其他刑罰325人，並處罰金419人，單處罰金57人，較前幾年加大了打擊力度[10]。我國除了有與其他國家一樣的司法程序外，相關的行政機關也有權在知識產權執法的框架內處理與知識產權相關的民事糾紛，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商標侵權和商標違法案件的查處。這些成績反映了我國執法的巨大努力和決心。

『陸』 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案件來源有哪些

從中國知識產權刑事保護論壇上了解到，當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呈現出七大特點：

一、案件總量上升,涉案金額增大。2002年至2004年上半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數量比前些年有所下降，但個案造成的損失卻越來越大。

二、侵犯商標專用權案件最為突出。1998年至2003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此類案件近5000起，占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立案總數的80%，涉案金額超過12億元，占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涉案總額的64%。其中通過假冒馳名商標獲取暴利成為一個顯著特點。

三、侵犯商業秘密案件增長較快。有些企業人員將自己掌握的原單位商業秘密提供給新單位；有些企業不惜以重金收買有關人員，將他人商業秘密據為己有；甚至還有不法分子以應聘方式竊取核心商業秘密後，另起爐灶。1998年至2003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侵犯商業秘密案超過500起，占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立案總數的9%，涉案金額6億元，占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涉案總額的32%。
四、部分地區犯罪情況較為嚴重。從全國范圍來看，東部沿海地區比中西部地區情況嚴重；從局部地區來看，也是經濟發達地區比經濟欠發達地區嚴重。

關鍵詞：廣州知識產權調查,深圳知識產權調查,佛山知識產權調查保護,中山知識產權調查保護,珠海知識產權調查保護

五、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涉及面廣，專業化、科技化趨勢日漸明顯。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涉及面廣，並正在向電信、技術市場、人才市場、電子商務等新興經濟領域滲透。現已出現利用網路侵犯商業秘密、侵犯新型科技產品、假冒液晶屏、仿冒激光全息標志等智能化、科技化水平較高的案例，表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正在向專業化明顯、科技含量高的犯罪形態發展。

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隱蔽、狡猾。作案很少是在「小作坊」中進行，而是成員等級分明、分工明確並形成「產、供、銷」一條龍，化整為零、流動生產、遙控指揮、組織嚴密、裝備精良，反偵查意識越來越強。

七、跨國（境）犯罪突出。一些境外不法分子通過向境內不法分子下定單或者自己在內地開辦工廠的方式，生產假冒商品後，再運送至境外銷售。

『柒』 2017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高層論壇提出了哪些建議

4月20日，據媒體報道，以"創新時代：知識產權保護"為主題的2017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高層論壇在京拉開帷幕。

事實上，近年來，我國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知識產權已經成為創新發展的基本保障和重要支撐，知識產權保護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捌』 2017年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高層論壇已經開始了嗎

4月20日，據央廣網報道，以「創新時代·知識產權保護」為主題的2017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高層論壇在京拉開帷幕。

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國家相關部門和各個地方持續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斷優化知識產權環境，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社會創新發展。

『玖』 請問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保護需求有哪些

您好，侵犯知識產權罪是違反知識產權保護法規的行為。未經知識產權所有人許可，非法利用其知識產權，會侵犯國家對知識產權的管理秩序和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情節嚴重的行為，如不加以禁止，則會損害整個社會的文化環境，不利於公民積極發揮創造精神，進而給國家的文化經濟方面帶來較大不良影響。
刑法中關於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包括：(一)假冒注冊商標罪。根據《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二)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根據《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條，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銷售金額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銷售金額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三)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根據《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條，偽造、擅自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四)假冒專利罪。根據《刑法》第二百一十六條，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 ，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拾』 2017年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高層論壇有哪些亮點

4月20日，據媒體報道，以"創新時代：知識產權保護"為主題的2017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高層論壇在京拉開帷幕。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副總幹事王彬穎、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國家版權局）副局長周慧琳等出席論壇並致辭。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副局長何志敏出席並主持主論壇。

國家有關部委領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代表、相關國家政府機構官員、有關國家駐華使館官員和知識產權專員、國內外知名企業代表、行業協會代表、專家學者近500人參加主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