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版權法第三部分第15條

⑴ 什麼是德國基本權的第三人效力問題

一、第三人效力是德國問題嗎？

基本權是否（Ob）對私法產生效力，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麼如何(Wie)產生效力並且產生哪些（Welche）效力1， 即是本文所追蹤的目標-- 基本權第三人效力（Drittwirkung der Grundrechte）問題。在德國，這個問題也常常在"基本權與私法"標題下討論2; 也有人稱其為水平效力（Horizontalwirkung）3問題，水平意指私主體間的平等關系，相對應的是國家和公民之間的垂直的上下位關系（vertitale Unterordnung），而這種上下位關系與德國基本法人民主權理念嚴重沖突，所以"水平效力"一語不應使用4。

第三人效力問題在深受德國法影響的日5、韓、台6照搬照抄應該不算奇怪，可美國7、南非8憲法學界也爭論這個問題，可見它不僅僅是大陸法或成文法的問題；第三人效力被奧地利9、瑞士10、荷蘭11、比利時、葡萄牙12、義大利13、愛爾蘭和西班牙14等歐盟國家所接受不算意外，但是歐洲人權法院15和歐盟法院16也接受這一范疇，可見它不僅僅是內國法問題; 西方學者對這個問題吵了五十年仍樂此不疲，現在中國憲法學界也要拿此開題，可見它不僅僅是基督教文化問題。它是每一個憲政國家都要面對的問題，憲法的效力與界限的問題，憲法訴訟的基礎問題。

第三人效力問題的原產地在德國，准確地說是基本法生效後的德國。依照傳統的公法與私法的區格，基本權問題產生在公民與國家之間，其功能在於保護個人的自由領域不受公權力侵犯。私法制度處理公民與公民之間的法律關系，充分地體現了對個人自由的尊重，所以長時間以來，基本權和私法關系並沒有任何瓜葛。盡管通信自由是否拘束私法主體在1919年生效的德意志帝國憲法時代即被討論過17，由於那時基本權還沒有拘束力，所以討論沒有實際意義。到了納粹時代，踐踏公民基本權的現象成為社會常態。1945年二戰結束，道德反省與法制重建壓力下，恢復發展基本權理論成為法律理論與實務界首要任務。由於託管因素的存在，直至1949年10月聯邦共和國這一新的國體（國家組織法的研究對象）才出現，也正是這一時間差造成了50年代的基本權理論大討論與大繁榮18。第三人效力之爭便是這理論大潮中的第一浪。

二、第三人效力之爭

這一場討論並非開端於自由基本權問題，而是源自一個平等權問題。1949年剛剛被選出的第一屆聯邦議會（Bundestag）在將憲法所確認的重要內容進一步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化的任務上表現懈怠19。1950年 H.C. Nipperdey在其名篇"婦女的同工同酬（問題）"20中第一次提出：基本權應該具有直接第三人效力（unmittelbare Drittwirkung），以司法保護解決立法不足。由於這一觀點是Nipperdey針對當時具體問題的權益之計，該觀點論證先天不足。不久，Nipperdey和他聯邦勞動法院的同事們（Nipperdey是聯邦勞動法院首任院長兼第一庭庭長）等來了一個合適的案子：一個希望接受培訓成為護士的女孩在與她所工作的一家私立醫院簽訂了勞務與培訓合同，合同中有一條：一旦女孩結婚，院方可以辭退她。後來她結婚了，醫院依合同辭退了她。她以解僱行為侵犯了她婚姻家庭自由（基本法第6條第1款）、人性尊嚴（基本法第1條第1款）和人格自由發展權（基本法第2條第1款）為由提起訴訟。 聯邦勞動法院於1957年5月5日，認定該合同因侵犯原告上述基本權無效。隨後，陸續確認了觀念自由（Meinungsfreiheit）,平等權（Gleichheitssatz）對私法關系的直接拘束力21。

有趣的是，聯邦憲法法院的法官們卻在第一時間對與Nipperdey針鋒相對的Guenter Duerig的"間接第三人效力說（mittelbare Drittwirkung）22"作出了積極反應23。1950年，漢堡媒體俱樂部主席Erich Lueth向影片發行與製作商發出呼籲，聯合抵制納粹時期一著名反猶導演的新作。該導演依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Lueth違反善良風俗造成其損失為由起訴，在民事法院環節Lueth 被認定侵權。聯邦憲法法院在Lueth 提起憲法訴訟後，推翻了民事法院的判決，認為該判決侵犯了Lueth的言論自由權（基本法第5條第1款）。"基本法不是價值中立的秩序（wertneutrale Ordnung）…在其基本權部分一個客觀的價值秩序（objektive Wertordnung）被設定…這一價值體系必須作為憲法基本決定對所有法領域有效；立法、行政和司法要從中獲得指示（Richtlinien）與動力（Impulse）。它當然也影響民法，任何民事法規不得與它相沖突…"

從Nipperdey與Duerig五十年前的第一次交鋒到現在，基本權對私法產生影響已是共識24， 關於"如何產生和產生哪些影響"的爭論卻從未停止過25，德國學界為這個問題前所未有地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與熱情26。相對而言，司法界表現得比較理性，1984年起聯邦勞動法院不再承認直接第三人效力27; 至2002年2月為止28，在聯邦憲法法院的100多卷本的裁判中，涉及第三人的有220個29，直接提到Drittwirkung（第三人效力）的只有兩次30。那麼為什麼憲法法院沒有再提這一概念呢? 難道Schwabe說對了，第三人效力從來就是一個偽命題？我認為可能出於兩點原因：一個是司法實務希望擺正與基本權Dogmatik的關系，另一個是第三人效力問題消融在基本權Dogmatik論戰之中，它變成了每一種基本權理論都必須要處理的，同時也不再獨立的一個問題。

Dogmatik 是一個中文中無法翻譯的概念，無論是"釋義學"、"教義學"、"學理"還是"教條"都不能准確反映其德文願意。Cremer 在"自由基本權"一書中寫到，"Dogmatik是法學家從司法裁判中提煉出來的，通過一致的結構與概念將規范分類化和典型化，為司法實務工作者在規范應用過程中提供標准程序和標准觀點，可以減輕論證負擔的一套理論"31。從中我們可以看出，Dogmatik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一套標准化流程。任何一個法學家在提出自己的Dogmatik 、"學說（Lehre）"和 "理論（Theorie）"的時候，都應是建立在司法實務的基礎上的，即使所持觀點是批評性的。如果該理論偏離實務觀點太遠，即不是或不再是Dogmatik, 而是法學家自己的法律解釋（Auslegung）。個人以為，在第三人效力問題上，聯邦憲法法院在表明觀點後，慎用Dogmatik名稱是在有意與理論爭執保持距離，維護自身的中立性與客觀性。

⑵ 德國著作權一元論概念

德國著作權一元論，指在著作權立法上，主張著作權的一元性或單一性的理論。其版內涵和外權延是，該理論認為著作權既非純粹的人身權，亦非純粹的財產權，而是一種特殊的有機復合體，無法以分割，著作人身權和著作財產權共同構成著作權。著作權就是著作人身權和著作財產權的復合體，對其中任何一種權利的保護，都必然的涉及到另一種權利的保護，進而反對與著作人身權有密切聯系而不可分割的著作財產權的轉讓。

⑶ 對物權法第9條和第15條怎麼理解

應當有具體的情況介紹,這不是理論探討.
你倒是問了一個非常專業的，基礎理論性問題。這是中國民法引進德國民法典有關物權合同和物權變動的概念。第九條的意思指物權登記後才成立，才有對世效力，權利人才能行使該權利。而第十五條講為了設立物權，雙方可以簽訂一個合同，合同簽訂後生效，不以登記為生效的條件；不代表物權已經成立。
比如我為某人貸款提供抵押，和銀行簽一個抵押擔保合同。這時，適用第15條，簽訂後合同生效，如果我反悔，不辦手續，我要承擔賠償責任的。但是這時抵押權沒有成立，銀行憑抵押合同拍賣我的房子不可以。我也可以和很多銀行簽抵押合同，但是他們都沒有拿到優先權。
如果我到交易中心辦登記後，銀行就拿到他項權，適用第九條，這時如果判決我要承擔擔保責任的話，銀行可以申請拍賣房子，享有優先權，其他和我簽了抵押合同的銀行，因為沒有登記，所以不能行使優先受償的權利。
兩者關系講，第十五條講物權變動的基礎，第九條講物權變動本身。

⑷ 世界上最早的版權法《安娜法》是___頒布的.(3分) A, B, C, D, A,德國 B,法國 C,英國 D,美國

C,英國

安娜法令是1709年英國議會通過的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其名稱是後人為簡便而冠之以當時—在位的英國女王安娜之名，非該法的原名。

該法規定，當時已經出版的圖書，自法律公布之日起，其作者擁有為期21年的重印獨占權，當時尚未出版的作品，版權保護期為14年，如果14年期滿後作者尚未去世，可以順延14年。

《安娜法令》廢除了皇家頒發許可證制度，承認作者是版權保護的主體，對作者實行有限制的保護，這在版權史上是一次飛躍，是版權概念近代化的一個突出標志，對世界各國後來的版權立法產生了重大影響。

(4)德國版權法第三部分第15條擴展閱讀

1710 年 4 月 14 日，英國通過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安娜法令》。

《安娜法令》原名《為鼓勵知識創作授予作者及購買者就其已印刷成冊的圖書在一定時期內之權利的法》。由於該法在議會通過後，由安娜女王批准實施，故稱《安娜法令》。

頒布於 1709 年、並於 1710 年生效的《安娜法令》，是世界上第一部保護著作權的法律。該法首次承認作者是著作權保護的主體，確立了近代意義的著作權思想，對世界各國後來的著作權立法和著作權法律保護產生了重大影響。

由於《安娜法令》頒布時，作品的表現形式僅限於印刷和手寫方式，因此該法所保護的作品僅限文字作品及以書面形式出現的美術、音樂作品。

《安娜法令》規定，作品自首次出版之日起，其作者享有 14 年的版權保護期，期滿作者尚未去世，可以順延 14 年。

當十九世紀末大清王朝還援用《大清律例》來壓制出版事業之時，世界上第一部保護版權的法律《安娜法令》卻早於十八世紀初就在英國議會獲得通過。法律作為上層建築反映了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

⑸ 專利法第15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
第十五條 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的共有人對權利的行使有約定的，從其約定。沒有約定的，共有人可以單獨實施或者以普通許可方式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的，收取的使用費應當在共有人之間分配。
除前款規定的情形外，行使共有的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應當取得全體共有人的同意。
【釋義】本條是關於行使共有的專利申請權、專利權的規定。
專利申請權的共有，是指兩個以上的單位或者個人共同擁有專利申請權；專利權的共有，是指兩個以上的單位或者個人對授予專利權的發明創造具有所有權。這次修改前的專利法未對共有的專利申請權、專利權的行使作出規定。考慮到與物權法上關於共有權行使的規定相比，這兩種共有權的行使有其特點，這次修改專利法時增加了本條內容。本條對共有專利申請權、專利權行使的規定是：
1．共有人對權利的行使有約定的，從其約定。即專利申請權、專利權的共有人有權對共有權的行使進行協商，作出約定。比如，共有人之間約定，行使共有的專利申請權、專利權必須經全體共有人同意。
2．共有人對權利的行使未作約定的，共有人可以單獨實施或者以普通許可的方式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即本條在規定共有人之間對權利行使的約定優先的前提下，對共有人未作約定的專利權的實施問題作了規定：一是共有人可以單獨實施該專利；二是共有人可以普通許可方式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即許可他人實施該專利時，只能採取普通許可的方式，不能採取排他許可、獨占許可等方式，因為這些許可方式會損害其他共有人的利益。比如排他許可，是指專利權人許可某人實施其專利後，就不能再許可另外的人實施其專利。如果一個共有人以排他許可方式許可他人實施共有專利，就剝奪了其他共有人許可他人實施共有專利的權利，這對其他共有人不公平。所以，本條對許可他人實施專利的方式作了限制。同時，本條對許可他人實施專利的使用費問題作了規定：使用費在共有人之間分配。
3．除上述規定的情形外，行使共有的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應當取得全體共有人的同意。即在共有人對行使共有的專利申請權或者專利權未作約定的情形下，共有人可以單獨實施或者以普通許可方式許可他人實施其專利。除此之外，對其他權利的行使應當取得全體共有人的同意。

⑹ 德國關於沖突法的規定！

（二）德國沖突法的變化
在德國，人權問題影響沖突法是通過違憲審查機制來實現的。在人權保護方面，為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聯邦德國憲法第1章就規定了基本人權問題：「人的尊嚴不可侵犯。一切國家權力均有責任，去尊敬與保護之」。「德國人民承認，不可侵犯與不可剝奪之人權，既是每個社團、也是世界和平與正義之基石。」兩德統一以後，原西德憲法適用於德國東部地區，但做了一些修改，增加了關於男女平等方面的規定。在憲法第3條第2款「男女享有同等的權利」之後，加上了「國家促進真正落實男女平等，並致力於消除現存的一些不平等」的規定；在其第3款「任何人不應因其性別、家世、種族、語言、籍貫、出身、信仰、宗教見解和政治見解而受到歧視或享受特權」之後，補充規定「任何人不應因其殘疾而遭歧視」。由此，德國憲法對基本人權的重視和保護可見一斑。
德國憲法法院作為德國憲法的解釋者，長期以來為國家權力機關的制衡和保護基本人權不遺餘力地發揮著政治和法律的雙重作用。在歐共體建立以後，由於最初的三個共同體條約沒有明確保護基本人權的條款，德國憲法法院保留了對涉及基本人權問題的司法管轄權。在1974年的Salancel案中，法院認為，如果歐共體缺少一種保護由憲法賦予德國人的基本權利的組織機構與程序，法院就必須保證歐共體法與德國憲法性要求相一致，因為憲法中的權利是不可剝奪的。德國憲法法院認為歐共體缺乏對基本權利保護，特別是缺少一個具有充分立法權的、能對歐洲人民負責的民主選舉的議會。只要統一化進程中缺少與憲法要求相一致的基本權利，憲法法院就保留審查歐共體法與德國憲法是否一致的司法權。這種情況直到歐洲法院開始關注人權保護以後才有所改變。
早在1971年，德國憲法法院就曾指出，在沖突法中應該考慮基本權利問題。德國還專門修改了其沖突法（義大利也是一樣），刪除了在家庭事務中適用對丈夫有利的法律規定，因為這一規定違反了憲法關於夫妻雙方平等的原則。1986年《聯邦德國國際私法》第6條將德國憲法法院的觀點明確地形成法律：「如果適用某一外國法律……與基本法發生沖突時，則不適用該外國的法律而適用德國的法律。」它是德國憲法對沖突法進行限制的最直接的法律依據。在著名的「西班牙人案」中，一位西班牙人准備娶一位德國婦女為妻，該婦女已與本國前夫有效地離婚。根據當時的《德國民法施行法》第13條，男女結婚能力適用各自本國法，而根據當時的西班牙法律，西班牙人不能與離婚的人結婚，德國受理法院最初以此為由駁回他們的結婚請求，後來他們在德國憲法法院提起憲法訴訟。憲法法院作出了相反的判決，認為：憲法第6條保護家庭的規定意味著人們有權締結婚姻，無論對於本國人還是外國人；同時，德國已加入的《歐洲人權公約》第16條第1款規定，人人有權締結婚姻，不受種族、宗教和國籍的限制。如果沖突規則的適用結果違反了憲法性的規定，理應放棄沖突規則，而直接適用憲法的相關規定。在隨後的許多案例中，德國憲法法院以違反憲法為由，廢除了一系列婚姻家庭法方面的沖突規則，這些沖突規則大多以丈夫一方的國籍為連結點來指引法律適用。例如，德國最高法院在1983年廢除了《德國民法施行法》第15條，該條文規定：「夫婦財產制，在結婚時夫為德國人，則依德國法。」理由是它們違反了基本法第3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男女平等的規定。該法第17條「離婚依起訴時夫之本國法」也以同樣的理由被廢除。
總的說來，在歐洲，雖然沒有產生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法律適用理論，但歐洲各國顯然接受了美國國際私法各流派對實質公正的價值追求，並將這種價值追求轉化為改變或制定與個人權利關聯的沖突規則。在這種轉化過程中，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他們沒有含蓄或隱晦地使用「公正」標准，而是直接以人權觀念為價值目標，以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為衡量標准，去檢驗和改變沖突法領域中的具體制度和規則。從制度角度來看，主要涉及國籍和外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公共政策、法律規避與直接適用的法等。
1．在國籍與外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方面，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歐洲各國普遍淡化了國籍作為連結點在沖突規則中的作用，賦予外國人與本國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保護。一方面，淡化國籍因素是為了適應歐洲共同體建立以後，各國人民相互流動頻繁的客觀需要；另一方面，給予外國人（特別是共同體內部各國人民）與本國人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對外國人實行徹底的平等保護，體現了歐洲各國在人權保護方面強調人權普遍性的思想。
2．在公共政策方面，是否違反本國關於基本人權保護的政策成為公共政策保護的一項基本內容（如前文中提及的法國和德國的情況）。從男女平等原則，到訴訟權利救濟（歐洲憲政思想中的正當程序保護），都圍繞人權問題展開。在人權保護以外的公權方面，則很少引用此制度。
3．在直接適用的法方面，歐洲各國不論是單獨還是通過歐共體（現歐盟）制定了大量關於人權保護的實體私法，並且賦予這些法律以強制的直接效力。這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當外國法或共同體法與本國有關人權保護的國內法沖突時，不再按照法律選擇的一般規則去適用外國法（或共同體法）；二是當國內法與《歐洲人權公約》或有關人權保護方面的共同體法不一致時，適用人權保護水平更高的法，將國際條約或共同體立法中的內容解釋為符合本國憲法保護的人權要求。同時，對於規避人權保護方面法律（包括規避外國有關人權保護方面的法律）的行為，不賦予法律效力。
人權保護對於沖突規則變化的影響最為明顯，主要涉及3個方面：
1．出現了結果定向的雙邊規則。從實質正義的角度出發，在雙邊選擇規則中，法院有權選擇有利於某種結果出現的法律。這種規則主要適用於以下3種情況：（1）有利於婚姻、遺囑和合同成立效力的法律；（2）有利於某種身份關系成立的法律，如非婚生子女的准正，離婚的有效解除等；（3）有利於特定方當事人的法律，如侵權行為的受害者、被扶養人等。
2．在沖突規則中體現對弱者權益的特別保護。如在跨國勞動僱傭爭議、跨國消費者權益保護爭議以及跨國產品質量侵權爭議等方面，除了制定有結果定向的雙邊規則外，要優先選擇對弱者有利的法律。
3．人權保護在沖突法的國際立法方面也起著直接的推動作用。受人權保護思想的影響，許多國家的沖突法立法都進行了修改。這就為相關領域的國際立法提供了可能。在人權保護水平大體一致的西歐國家，自19世紀50年代以後，相繼締結了一些與保護婦女、兒童權益有關的沖突法條約，如1958年《海牙扶養兒童義務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公約》、1970年《海牙承認離婚和分居公約》等。

⑺ 中德兩國在著作權保護上適用的相關法律問題，請懂行的解答

樓主你好!

中國 德國均是《伯尼爾公約》成員國，根據該條約規定，保護的期限為作者專有生之年及其屬死後五十年內。因此中國出版社可以不經許可出版他的作品。

不能出口到德國，這會侵犯德國本土的著作權法，國內法優於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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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公司法解釋（三）第15條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

(2010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04次會議通過，根據2014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07次會議《關於修改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的決定》修正)

第十五條 出資人以符合法定條件的非貨幣財產出資後，因市場變化或者其他客觀因素導致出資財產貶值，公司、其他股東或者公司債權人請求該出資人承擔補足出資責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⑼ 物權法第15條中的法律另有規定或合同另有約定的除外是指什麼情形

法律規定的情形例來如：
《物權自法》第二十八條 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員會的法律文書或者人民政府的徵收決定等，導致物權設立、變更、轉讓或者消滅的，自法律文書或者人民政府的徵收決定等生效時發生效力。
第二十九條 因繼承或者受遺贈取得物權的，自繼承或者受遺贈開始時發生效力。
第三十條 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實行為設立或者消滅物權的，自事實行為成就時發生效力

合同另有約定的：比如該合同附生效條件或期限的，合同成立時並未生效。

除此之外，當事人之間訂立有關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不動產物權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時生效。

⑽ 誰來講一下版權法的問題

摘 要:認定版權侵權行為的極大困難是如何確定作品的原創性。通過版權法與專利法、商標法立法目的及相關制度設計的對比,可以明確原創性的內涵;在實務操作中通過對比進行比較更易於把握作品的原創性。對於版權侵權行為,侵權人應當承擔的罪過形式,適用我國民法關於過錯責任的規定有兩大弊端,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已成為無法避免的國際趨勢。我國版權轉讓無須登記是著作法上一個不足,提出了要求版權轉讓登記的合理價值。

關鍵詞:版權;侵權行為;相關問題

中圖分類號:D923.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 5919(2000)02 0141 06收稿日期:1999 09 21

作者簡介:李進一(1964—),男,四川省渠縣人,暨南大學MBA教育中心副教授。

在知識產權領域,對侵權行為的認定在版權法中最為復雜。其原因在於:作品原創性(獨創性)認定的困難、作品版權的取得不依賴於任何審批手續、舉證不易等幾個方面。下面筆者就版權行為中的有關問題進行探討,以求教於同仁。

1 早在1992年,美國法院和中國法院便分別在阿爾泰案和李淑賢與王慶祥就《末代皇帝的後半生》一書訴賈英華案中開創了對涉嫌版權侵權行為的「三段論侵權認定法」。[1](P482)「三段論」法,就其本質來說是對作品思想表達的原創性的註解和詮釋。其第一步為抽象法,指將作品的「思想」(idea)排除在版權法的保護范圍之外。這是版權法原理的基本要求。盡管各國版權法對作品的創作高度要求不一,但沒有哪一個國家會把思想納入版權法的保護領域。《伯爾尼公約》第9條第2款和《WTO版權條約》第2條明確規定:「版權保護延及表達,而不延及思想、過程、操作方法或數字概念本身。」我國版權局於1998年1月8日提交的著作權法修正草案(下稱草案)第5條也增設了版權法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概念、發現、原理、方法、體現和過程的條款。這種立法體制為司法機構在具體的實務操作中提供了一條版權法保護什麼、不保護什麼的標准,從宏觀的角度給版權法實務指明了方向。應當說,從理論講作品的思想和表達的界限是明確的。然而,近年來隨著版權法將計算機軟體納入保護范圍以後,作品的思想和表達的界限在實務中出現了越來越模糊的趨勢。1986年,美國的威蘭訴傑斯羅一案便將版權法的保護范圍指向了思想。[2](P53)不過盡管存在著實務中這樣的困難,「三段論」的第一步抽象法的運作還是有效的,它試圖在思想和思想的表達之間劃一條線,以將作品的思想抽象掉,避免了版權法保護范圍的混淆。「三段論」的第二步是過濾法,指將雖屬思想的表達但又屬於公有領域的東西過濾在版權法的保護范圍之外。公有領域的東西包括只有惟一的一種表達的作品,超過版權保護期的作品等。如果一種作品,只有一種惟一的表達形式,則版權法不予保護,因為這與版權法促進一國文化繁榮的目的相悖。在1990年,美國第五巡迴上訴法院便終審判決了一起版權糾紛,判決中認定一幅加利福尼亞居民區的天然氣地下管道圖不受版權保護。判決的主要理由是:該圖毫無差錯地反映了該區地下管道的真實情況。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獨立地繪制該區管道圖(如果不出差錯的話),也只能與這幅已有的圖一模一樣。[3](P28)可見,雖屬作品的表達,但屬惟一的一種表達,其他任何人若要說明相關問題而只能採用該惟一的表達時,則該作品被視為處於公有領域,不受版權法保護。超過保護期的作品被視為處於公有領域,表明國家把繁榮本國文化與對著作權的權利的尊重看得同等重要,表明了著作權人與社會需求者之間的討價還價,而保護期的長短無非說明了誰在這場交易中處於優勢誰處於劣勢而已。對著作權人而言,他想把作品的保護期規定得足夠長以期得到更大的利益,而社會需求者則希望把這種保護期規定得足夠短以期能無償地利用作品。而作品的保護期屆滿便是社會需求者無償使用作品的開始,也是作品進入公有領域不再受到版權法保護的開始。也就是說從這一天起,著作權人的作品不再私有了。「三段論」的過濾法這一過程表明,版權法把版權看作一種私權,版權法上保護私有領域的東西,而不將公有領域的東西納入其中。對於計算機軟體來說,許多程序涉及的「內部功能」和「外部事實」多屬於公有領域,這一部分是不受版權法保護的。縱觀「三段論侵權認定法」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筆者認為這兩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過程,思想也罷,外部事實也罷,都是屬於公有領域的東西,這兩個步驟的工作其實都是把屬於版權法規定的公有領域的東西劃在版權保護的界限之外。「三段論」的第三步是「對比法」,指經過「抽象」與「過濾」之後,對比原告作品與被告作品中是否存在著實質相同的部分,這涉及到對作品表達原創性的認定。

2 作品原創性的英文涵義為originality,而非novelty或uniqueness。應當注意的是,原創性僅適用於對作者權的保護,而不適用於鄰接權。例如播放是對已有作品的重復,版權法盡管對其保護,但更多的是從技術的角度來考慮的。英國律師PeterGrover認為要求原創性便破壞了播放組織權的整個基礎。Novelty譯為新穎性,是專利法的要求。亦即,一項發明若要取得專利權,享受專利法的保護,新穎性是其必要條件。原創性要求作品是由作者獨立創作的,不是抄襲的,而新穎性要求一項發明與現有技術相比是新穎的,可見新穎性比原創性的要求為高。原創性與新穎性不同的原因在於版權法與專利法立法目的及制度設計的不同。版權法的立法目的在於推動文學藝術的發展,它要求受保護的作品與已有的作品在表達上是不同的,只要二者存在著差異性即可,而不去判定哪一個更先進、更優秀。版權法關心的是某一思想是如何表達的。而專利法的立法目的是為了推動技術的發展,它要求某一項發明必須在原有技術上更進一步,對處於原有技術水平的發明不授予專利權。同時,專利法為了節約技術開發成本,以利於把有限的精力用於更新技術的開發,它賦予專利法以壟斷權,即使是同樣先進的獨立開發的兩個發明也只授予一個專利權①。既然專利權是一種壟斷權,專利法便開創了一套與此相適應的審查和登記公告制度,規定一項發明者獲此權利,必須履行相應的程序。這種制度為專利法要求的技術新穎性打開了方便之門,如何認定新穎性,其參考系便是專利公報上登記的「已有技術」,這個「已有技術」是確定的。而版權法採用自動保護制度,作品一經創作完成,便受版權法保護,如果要求作品的原創性包含有新穎性的內容,那麼作為參考系的已有作品則浩如煙海,這在實務上是行不通的。同樣商標法要求的識別性(Remarkab1e)也不同於作品的原創性,其理由與版權法和專利法的區別相似。然而,這並不說明二者之間沒有交叉與重疊,《草案》第11條暗設了這種交叉地帶的存在。Uniqueness可譯為惟一性,或獨一無二,這離作品的原創性就更遠了,因為作品的創造絕大多數都是在公有領域材料的基礎上吸收他人優秀成果的前提下完成。如果要求作品具有惟一性才受到版權法之保護,這樣反而會阻礙文學藝術的發展和交流。惟一性不僅不是版權法對作品的要求,相反,如果作品只有惟一一種表達反而被視為處於公有領域不受版權法保護。這種作品在美國多半列為與「藝術作品」相對的「事實作品」,在德國多被列為與「社會科學」相對的「自然科學」作品。

英、美、法、德、日、意等國都在相應的版權法中規定了對作品原創性的要求,但都沒有解釋何為原創性。英國的Denning認為,「原創性」一詞容易理解,它指作品是由作者獨立(indepen dently)完成的,在創作過程中,它包含有作者一定程度的創作技巧、知識、創造性勞動和判斷。作品權是一個人勞動、技巧、投資的產品,這些不能為他人盜用。作品的原創性並非指其構成元素、原生材料及事實。作品的構成元素、事實等屬於公有領域的東西,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他們進行創作。然而,區別一個作品與另一個作品的差異在於基於這些原始材料之上的組合,在這種組合中體現了作者的技巧、知識、投資和判斷。但是筆者認為,單純地依靠作者的知識、技巧、投資、判斷來認定作品的原創性,實際操作意義不大。而且現實生活中的作品繁多,為認定而認定作品的原創性所花費的成本是巨大的。由於版權法推行的是自動取得保護原則,實行不審查主義,在訴訟過程中通過比較來認定或許更有價值。只要原告的作品不處於公有領域就推定其有原創性,然後通過對比,看被告的作品是否與原告的作品相同,以確定被訴作品是否有原創性。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如果原稿的作品盡管不處於公有領域,但系抄襲別人的作品,被告的舉證並不能減輕自己的責任,只能發生訴訟法上的主體變更,而被告的實體責任並不能免除,當然其前提是真正的權利人參加訴訟。

在侵權訴訟中,確認被訴作品是否侵害了原告作品的版權,直接證據較難獲得,一般採用間接方法即「實質部分」(SubstantialPart)加「接觸」的方法,日本有的學者認為,「創作性」可以解釋為「不是模仿的結果」。模仿是否真的有其行為,只有行為人本人知道,權利人若要證明侵害者的模仿行為,除了行為人本人坦白之外,事實上是困難的。所以通常不去證明模仿行為本身,而是以對他人作品的接觸加以結果的類似性來證明。如果權利人與被告的作品相同或類似,但是被告方提供了其創作過程,成功地證明了未進行模仿而是獨立創作的,侵權也不成立。不過,這里的舉證責任發生了倒置,即由被訴作品的作者證明自己沒有接觸過原告作品,否則就可以推定存在著接觸。[4](P144)然而「實質性部分(SubstantialPart)」又是一個較難把握的問題。有人認為,就作品而言,其質量而非數量是關鍵性的。如果一首詩中的幾個關鍵措詞被運用,即使這首詩有一百個音節,也構成了實質部分。如果你因為一個關鍵的音節的質量而使用它,法院也可以解釋這屬於實質性部分。也有人認為,值得抄襲的才是值得保護的,並把那種試圖解釋實質性部分內涵的作法視為一種通過概念解釋把事實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的誤導。[2](P54)所謂值得抄襲的才是值得保護的觀點,提高了版權法對作品創作性要求的高度,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被抄襲的多為創作水平較高的作品,這與德國版權法上的要求有些相似。然而,大多數國家的版權法並沒有對作品作這一要求。日本學者中山信弘指出,由於作品是人的個性表露,其價值不存在絕對標准。設定價值標准,等於劃分人格優劣,是不能容忍的。[5](P30)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人們討論的是價值,而用來證明或批評價值的根據仍然是價值,於是評價作品的高低便帶來了技術性的困難。假如把某種價值看作是超載了其他價值之上的標准,那麼這種思想在學術上是不公正的;假如堅持學術的公正,使任何一種價值都可以其他價值來批判,則不存在任何標准,這應構成了一個悖論。可見,劃分作品的創作高度在理論上是不科學的。筆者感到,通過比較,進行區別,或許對實質性的認識更為清晰。例如:兩首主旋律不同的音樂作品,其主旋律部分便構成了實質性部分。

3 作為一種民事的侵權行為,侵犯版權行為要求侵權者主觀上具備什麼樣的心理狀態,我國版權法的規定與有關的國際公約及多數外國版權法的要求不同。在英、美版權法上存在著直接侵權與間接侵權的劃分。英國1988年版權法第6條至22條所列舉的行為皆屬直接侵權行為,而第22條至26條所列舉的行為是間接侵權行為。之所以作為這樣的區分,是因為對侵權人的主觀狀態要求不一,對他們規定了不同的責任原則。對於直接侵權行為,英國版權法暗含了應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者的犯意不是認定侵權性質的實質條件,盡管無辜可能會減少賠償,英國1988年版權法第97條1款的內容便規定了犯意並不影響侵權行為的認定問題。而對於間接侵權行為,法律要求侵權者主觀上有過錯。亦即在英國版權法上,把侵害版權法的行為分成了直接侵權行為和間接侵權行為,對直接侵權行為適用無過錯責任,對間接侵權行為適用過錯責任。德國版權法第97條規定:「受侵害人可訴請對於有再次復發危險的侵權行為,現在就採用下達禁令的救濟:如果侵權系由於故意或過失,則還同時訴請獲得損害賠償。」日本1989年版權法第117條1款規定了直接侵權侵權人承擔無過錯責任,而第2款規定了間接侵權應承擔過錯責任,Trips第45條1款規定:「對已知或有充分理由應知自己從事之活動系侵權的侵權人,司法當局應有權責令其向權利人支付足以彌補因侵犯知識產權而給權利持有人造成之損失的損害賠償。」第2款規定:「司法當局還應有權責令侵權人向權利持有人支付開支,其中可包括適當的律師費。在適當場合即使侵權人不知,或無充分理由應知自己從事之活動系侵權,成員仍可以授權司法當局責令返還所得利潤或令其支付法定賠償額,或二者並處。」Trips第45條對侵權人主觀上的狀態作了區分,並規定了有過錯的侵權人應給予受害人以賠償費的范圍,對於無過錯的侵權方在適當的場合也應返還所得利潤或支付法定賠償額,或二者並處。這就是說過錯,也構成了侵權,只是一般不支付賠償費。可見,在國際上,至少是對直接侵權行為讓侵權者承擔無過錯責任是通例。在我國版權法上,沒有區別直接侵權行為與間接侵權行為,而且也沒有明確侵害版權行為的責任原則。由於版權是一種民事權利,按我國民法通則第106條之規定,侵害版權的行為屬於過錯責任。這樣的規定存在的弊端在於:其一,證明侵權者主觀上有無過錯,權利人力不從心,因為侵權人主觀上有無過錯,一般只有侵權人自己知悉,這對於打擊日益猖獗的盜版行為極為不利。其二,對於侵權行為不作劃分,一律規定適用過錯責任,未免武斷,因為間接侵權行為的危害和直接侵權相比畢竟要小。我國最近的版權法修改草案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第51條作了這樣的規定,即侵權復製品的製作者、發行者、出租者應承擔推定過錯責任,並在第50條2款增設了法定賠償金的規定,法定賠償金適用考慮到了侵權人的主觀過錯程度。盡管版權法的修改草案向國際規則邁進了一步,然而該方案並非盡善盡美,並且網路環境下的版權侵權問題也越來越復雜。基於此,有人提出對於一般情況下的直接侵權人承擔無過錯責任,對於網路上的個別特殊情況讓侵權人承擔推定過錯責任的折衷方案。[6]

事實上,目前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務上再堅持過錯責任原則或推定過錯責任原則(實際上也是一種過錯責任原則),都無多大實際意義。因為,版權法及國際版權公約發展的趨勢是對著作權人權利的尊重,是對著作權人利益保護的加強①,我國著作權法的修改也表明了這一點。而對侵權人適用無過錯責任,不適用過錯責任,正是這種趨勢的表現。另一方面,特別是1999年以來,我國加快了恢復WTO成員國的步伐,如果我們國內的版權法達不到Trips的要求,這將會阻礙我國WTO成員國地位的恢復。從文化的角度看,世界上存在著法律多元的現象,然而在知識產權領域各國的統一化進程卻在加快,其原因在於世界貿易大國把知識產權與經濟貿易進行了勾連,而世界上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已在所難免。這便造成了知識權法雖屬一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卻走著與其他法相反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看,包括我國在內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把有關知識產權的規定向國際規則邁進是出於無可奈何的考慮。

4 前已敘及,在版權法上採用自動取得原則,作品一經創作完成,便享受版權法之保護。然而,版權被視為一種絕對權,其義務人是不特定的大多數,對社會影響較大,而且版權法又沒有商標法和專利法上的那種公示制度,這就增大了版權侵權的系數。特別是對於後繼作品,作品的轉讓在我國並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續,這就有可能使原權利人受利益之驅動再許可第三人使用作品,以侵犯後繼版權人的權利。因此,我們認為,對版權的發生與變動應借用物權變動上的公示制度,然而,版權不同於動產,因為它的無形,所以它的佔有或交付在現實生活中起不到公示作用。所以應借鑒不動產登記制,對版權的取得採用選擇登記制,對版權的轉讓採用登記制。版權的取得是作者的一種權利,在他的作品創作完成以後,如果他怠於保護自己的權利,而不到登記機關登記,在發生訴訟時,他的舉證就要比已經進行了登記困難得多。然而,多數國家沒有規定必須到登記機關登記,體現了對權利人權利的尊重,因為權利人可以放棄其權利。我國自1995初年開始,對軟體之外的其他作品採用了選擇登記制。而對於版權轉讓,我國著作權法沒有規定必須到登記機關登記,我們認為這正是我國著作權法上的一個不足。其理由在於:第一,加拿大、美國、日本等都有版權轉讓進行登記的要求。這些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版權登記盡管會給當事人帶來一定的麻煩,但能在以後的訴訟中節約相當大的訴訟成本,而且也便於國家對合同的控制。第二,版權轉讓登記有三大功能:其一是公示功能,使用人要使用有關作品,可以到有關登記管理機關去查詢,以便尋找真正的權利人。其二是對抗功能,也就是說著作權轉讓登記以後有對抗第三人的功能。如果權利人先把其版權轉讓給甲,但沒有進行登記,後又轉讓給乙,並且雙方到登記機關履行了登記手續,盡管甲受讓在先,該版權仍轉屬於乙。其三是證明功能,在發生糾紛時,轉讓登記可以證明誰是真正的權利人。第三,我國1995年《擔保法》第79條明確規定:以依法可以轉讓的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出質的,出質人與質權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並向其管理部門辦理出質登記。並且,我國已於1996年9月23日通過了《著作權質押合同登記辦法》。著作權的質押並不涉及權利的轉移,法律都明確要求登記,而版權的轉讓又有什麼理由不進行登記呢?

[參 考 文 獻]

[1] 鄭成思.版權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2] PeterGrover.CopyrightandDesignsLaw.London:GrahamandTrotman.1991.5
[3] 鄭成思.版權公約、版權保護與版權貿易[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4] 董炳和.新聞侵權與賠償[M].青島: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1998.
[5] 〔日〕中山信弘.多媒體與著作權[M].張玉瑞譯,北京:專利文獻出版,1997.
[6] 李軍.計算機時代的相應版權制度探究[J].現代法學,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