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知識產權進行壟斷

⑴ "知識產權制度不允許專利所有權人對專利技術的壟斷",這句話對不對

正確。

這里說的壟斷應該指的是我國法律所規定的壟斷行為；而不是普通版意義上權的壟斷市場。
普通意義上的壟斷市場，指的是是正常的，限制他人生產、銷售、使用、許諾銷售專利產品。

而我國法律所規定的壟斷行為包括：
（一）壟斷協議；
（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
（四）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

而《專利法》第四十八條第三款有明確規定：
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權的行為被依法認定為壟斷行為，為消除或者減少該行為對競爭產生的不利影響的。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根據具備實施條件的單位或者個人的申請，可以給予實施發明專利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強制許可：

⑵ 用一句話概括知識產權和壟斷權之間的關系

先說明我國沒有「壟斷權」這種概念。
在我國「壟斷」本身就是個貶義詞，是版受《反壟斷法》權控制的行為，根本不是權力。
你想說的意思是知識產權幾個特性中的獨占性（也叫專有性）。
獨占性或專有性，是指知識產權的所有人對其智力成果具有排他性的權利。
你想要的一句話，應該是
擁有該智力成果的知識產權，就擁有了對智力成果的排他性權利。

⑶ 為什麼要強調知識產權的壟斷性

知識產權是權利人對法定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的總稱。雖然各個國家對知識產權的權利范圍有不同的觀點，但一般而言知識產權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與鄰接權，同時還包括未披露過的信息專有權【商業秘密】以及與防止不正當競爭有關的權利。
知識產權是一種權利壟斷，知識產權人因此而獲得巨大的競爭優勢。首先，知識產權人取得一般經濟學意義上的壟斷利潤。知識產權人所據有的智力成果一般是他人所未曾知道的，這使得知識產權人在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這種優勢地位轉化為經濟利益便成為知識產權人的壟斷利潤。其次，知識產權的壟斷具有合法性。知識產權是法律設定的，知識產權制度是法律規定的體現。知識產權制度的根本功能是將智力成果的壟斷性授予知識產權人，賦予知識產權人在一定地域和時間內排除他人使用該智力成果的權利。法律對知識產權壟斷地位的維護是通過兩種途徑進行的：一，國家通過對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限制;另一方面法律直接賦予權利人反不正當競爭權。正是基於法律的規定，使得知識產權這種壟斷性區別於經濟學意義上的壟斷，後者是通過競爭，在競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是一種客觀經濟現象;而前者是對一種成果的法律確認，是由人的意志決定的。因此經濟學意義上的壟斷是可以通過壟斷後的再競爭來打破的，而知識產權這種壟斷一旦形成，在法定期間內便排除了瓦解的可能性。再次，知識產權的無形性使得知識產權人之外的使用人因不慎而侵權的可能性大大高於有形財產的使用人，知識產權人之外的使用人必須支付一定費用來確定自己所使用的智力成果是否會侵權，即使該智力成果是通過自身的研究獲得的。
沒有合法的壟斷，就不會有足夠的信息產生;有了合法的壟斷，又不會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不可否認的是知識產權具有促進競爭的一面，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智力成果，常常是初始權利人為競爭的目的或在競爭過程中創造的。知識產權的合法壟斷權力，造成進入壁壘，從而為權利人帶來壟斷利潤，受知識產權帶來壟斷利潤的引誘，人們產生了為擁有壟斷權力而競爭的激勵，鼓勵人們創新。不過這種競爭只能是在不與在先存在的享有知識產權的智力成果相沖突的前提下進行的。但是知識產權畢竟是一種私法上的權利，不能違背私法中的誠實信用、公平等基本原則。知識產權人在獲得巨大壟斷利潤的同時，也應當考慮到私法關系其他主體的權益。不尊重知識產權與不尊重其他主體的權益同樣是對法律的違背。因此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同時，更應當限制處於優勢地位的知識產權人所實施的反競爭行為。所以要強調知識產權的壟斷性。

⑷ 我國新出台的反壟斷法中是否有關於知識產權的適用除外的規定

在市場經濟國家，《反壟斷法》被稱為「經濟憲法」。在我國，《反壟斷法》的制定已進入快車道：國務院法制辦在 2005年5月下旬邀請歐美等國法律專家召開了研討會，對目前的《反壟斷法》徵求意見稿進行了討論，並根據此次討論結果進行了最後的修改，在完成國務院的審議程序後向人大提交議案。我國《反壟斷法》的制定，對制止壟斷和其他限制競爭行為，保護公平競爭，維護消費者權益等具有重要意義。

《反壟斷法》草案對知識產權濫用規定之不足

一部好的法律，除了要借鑒外國的成熟經驗，更應當結合本國的實際，而不應當偏廢某一方面。例如濫用知識產權，形成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壟斷，我國在這次制定《反壟斷法》中應當在總則中，或者用一章節對此加以規定。但2005年4月8日的《反壟斷法》徵求意見稿，只是在第8章的附則第56條規定：「經營者依照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規定行使權利的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但是濫用知識產權的行為違反本法規定的，依照本法處理」。這樣簡單含糊的規定和濫用知識產權形成壟斷的危害性是極不相稱的，也和業內人士對這次反壟斷立法的期望相去甚遠。最重要的是在這部《反壟斷法》出台後國務院或相關部門在根據此法制定相關法規或規章時顯得依據不足。況且一部法律出台後是不能朝修暮改的，這涉及到法律嚴肅性問題。從目前社會的發展趨勢來看，市場壟斷的形式越來越高級，利用知識產權形成的國際市場壟斷將是今後的主要形式。這種形式具有表面合法化、無形性等特點，但它的危害性更大、更深遠。所以，我們應以此次反壟斷立法為契機，對此壟斷形式加以規制，為我國的對外貿易和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知識產權濫用危害重重

知識產權保護與《反壟斷法》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社會財富的增加，它們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國家知識產權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鄧軍認為：知識產權是調整知識創造和應用中當事方利益的政策工具；知識產權是市場競爭的工具；知識產權的保護應當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從國際上來看，西方發達國家往往利用其掌握的專利，在貿易上對發展中國家進行限制，這是一個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問題，是一國經濟安全戰略的組成部分；我國也應對此高度重視。從國內來看，我們在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同時，也應當防止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濫用知識產權市場壟斷。所以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應確定在合理范圍內，當濫用知識產權形成市場壟斷時，《反壟斷法》應對此加以限制。

知識產權濫用形成的市場壟斷在知識經濟時代已經成為壟斷的重要因素，甚至是關鍵因素。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壟斷主要表現為利用知識產權從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現在國際上最為嚴重的一種與知識產權濫用有關的壟斷形式發展趨勢表現為：技術專利化、專利標准化、標准市場壟斷化。如國外DVD生產廠家聯合起來，把專利綁在一起形成專利池，然後形成標准，當我國DVD生產廠家用此標准生產時，必須交納專利費。一台DVD，我國生產商向國外交納20 美元，而自己只能掙1美元，這就是專利形成的市場壟斷的危害，它的標准你不用還不行，因為這種標准已經形成了市場壟斷。與知識產權濫用有關的壟斷具體表現為與知識產權有關的限制競爭行為：如權利人拒絕許可他人使用其專利,從而阻礙其他經營者進入其所在的產品或服務市場與其競爭；權利人的目的或行為的結果，是阻礙相鄰市場上的競爭,保護與其相關者的利益；專利權人控制專利權產品的轉售價格；專利權人在銷售專利權產品時強制搭售其他產品；專利權人設置排他回授條款，即規定被許可方將任何改進的商業秘密技術或其它獨占性技術排他的只能授給許可方，以剝奪被許可方向第三方轉讓新技術的權利；專利權人利用已經獲得的專利制定技術標准，用收取高額專利費來控制技術標准，從而控制某一產品的市場；專利權人利用控制技術來源的辦法控制技術市場；專利權人利用價格歧視的方法控制產品市場等。判斷一個與知識產權有關的行為是否構成壟斷應遵循以下三個標准：第一，《反壟斷法》一般情況下不適用於知識產權領域，只要知識產權的行使不超出權利自身的范圍，即使存在壟斷或限制競爭的情形,也應被《反壟斷法》所寬容；第二，如果知識產權的行使對市場競爭的限制已超出其知識產權自身的范圍，那麼這種行為就應適用反壟斷法；第三，即使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沒有超出權利自身的范圍，但如果這種行為可對市場競爭帶來不應有的限制，那麼這種行為也應適用《反壟斷法》。

《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濫用之必要性

從1990年我國建立起較完備的知識產權制度到現在僅15年的時間，在這一時期，強調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是必要的，但根據目前一些國外大公司利用知識產權對我國國際、國內市場形成壟斷的事實，只強調權利的行使而沒有確立相應的約束機制，導致了市場壟斷這更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其中，《反壟斷法》的建立是約束知識產權濫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而在我國，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之間的復雜關系似乎還沒有引起我國的足夠重視。目前，有關反壟斷法的論著一般不提知識產權領域的反壟斷問題，而只是籠統地將知識產權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有關知識產權的論著也很少提及反壟斷法，而往往只是籠統地提及知識產權的獨占性即壟斷性；在立法上，也沒有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比如這次我國《反壟斷法》徵求意見稿中對濫用知識產權的規定在整個《反壟斷法》中地位可謂窺豹一斑。然而，許多國家都對濫用知識產權形成的市場壟斷進行了大量相關立法進行規制，比如1999年發生的美國微軟公司利用出售 WINDOWS操作系統搭售視窗的行為，歐盟根據其有關反壟斷法對微軟罰款20億美元。現在許多在華跨國公司也有大量類似的行為，但如果我國沒有對此進行制約的法律，如何制裁？這是我們應當考慮的問題。其實，在當今激烈的國際科技、經濟競爭中，許多國外大企業在我國市場上的壟斷行為都同知識產權的不正當行使分不開，因此建立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反壟斷法律制度對於保護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經濟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正如有專家所分析的：「與《與貿易有關的知道產權協議》（TRIPS）中有關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定相比，我國知識產權法律還存在不少差距；與TRIPS協議中有關對限制競爭的行為進行控制的規定相比，我國的法律法規也存在著差距。這兩種差距的不同之處在於：對於前一種差距，如果我們不設法彌補，就會導致發達國家的指責，有可能因此而產生糾紛，遭到報復；對於後一種差距，即使我們沒有制定有關法律法規，外國人也不會有什麼意見。例如，在我國與美國政府進行的知識產權談判中，美國就從來不指責我國沒有進行反壟斷控制；國務院法制辦這次邀請歐美等國法律專家召開研討會，他們也沒有提出這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因為這對他們沒有好處。2004年，我國加入 WTO已經三周年，許多國家對我國入世承諾進行評估，如英國議會貿易和工業委員會、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加拿大國際貿易委員會等都對中國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狀況進行了評價，普遍認為中國的知識產權立法基本上與世貿組織相關協議相一致，但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方面存在相當大的問題，首先是對侵權行為處罰力度不夠，中央和地方政府未能上下一致的執行所制定的法律；司法和行政執法部門執法效率低下。面對這些指責，筆者認為，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已經做了極大努力，並且成效顯著。少數發達國家利用擁有世界上絕大多數知識產權的優勢，動輒以保護知識產權為名，對含有知識產權的商品，如專利產品，貼有合法商標的產品，以及享有著作權的書籍、唱片、計算機軟體等實行進口限制，或者實行「不公平貿易」。這種知識產權濫用的行為，難道不應當規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對濫用知識產權的行為進行規制，從來就應當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對立統一的，兩者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社會財富的增加。發達國家將知識產權作為一種貿易保護和貿易制裁的工具，發展中國家對此也應當進行反向規制。例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內容的修改方面存在的實質性分歧正是這種斗爭的體現。因此，無論是為了維護國內自由公平的競爭秩序還是為了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我們都要在制定《反壟斷法》時規定較為詳細的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反壟斷法律規范。

規制知識產權濫用之立法思考

對於知識產權有關的壟斷形式各國立法有所不同：日本採用開放式，列舉在知識產權合同中應該控制的限制性條款,如《反壟斷法》第6條；美國雖未對其做專門規制,但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1995年發布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法指導意見》列舉了執法機關追究反競爭行為的一般尺度；歐共體委員會頒布的1996年第240號條例，將涉及專利技術秘密的使用統一加以規定，分為可豁免和不可豁免的；我國對知識產權濫用的規制沒有統一的法律，散見於《專利法》、《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因此，我國在制定《反壟斷法》時應該對現有的規定加以整理，將《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濫用的一般立場系統准確地表述出來。

在制定了統一的《反壟斷法》後，各國在具體的行政執法和司法實踐中也形成了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專門性規范，如1995年4月6日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聯合發布了一份《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1996年1月31日歐盟委員會也就《羅馬條約》第85條第（3）項對若干類型技術轉讓協議的適用問題制定了240號規章（EC No240/96，一般簡稱《技術轉讓規章》）；1999年7月30日日本公正交易委員會重新頒布了《專利和技術秘密許可證合同中的反壟斷法指導方針》；我國台灣「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也於2001年1月18日發布了《審理技術授權協議案件處理原則》。我國在制定了《反壟斷法》後，還應當由國務院及其相關部門制定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實施細則，對具體的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壟斷的表現形式、執法機構、法律責任進行詳細規定，使該法的規定真正落到實處。

⑸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之間的關系

1、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是互補的。

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有著相同目的，即推動競爭和鼓勵創新回、提高經濟效率和增大社福祉。知答識產權和反壟斷法實現上述目的的方式不同：知識產權通過對創新和發明的激勵機制來提高企業效率和增進消費者福利；反壟斷法則通過反對限制競爭來推動競爭。

2、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有潛在的沖突

知識產權的行使不可避免地對市場競爭產生影響，其與一般財產權一樣，因為具有限制競爭的可能，從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反壟斷法的制約。

(5)利用知識產權進行壟斷擴展閱讀

壟斷協議的認定標准包括：

第一，有書面或者口頭形式的協議或者決定；

第二，有其他協同行為。這要看雙方或多方的市場行為是否具有一致性，是否進行過一絲聯絡或者信息交流，能夠對一致行為作出合理解釋，同時要觀察相關市場的結構情況、競爭情況、市場變化情況等。

第三，要求不存在豁免情形。如為改進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為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等。

⑹ 經營者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在什麼情況下可以不被認定壟斷協議

我國法律對與知識產權保護與限制競爭行為沒有詳細的規定，《反壟斷法》以有限豁免為原則對知識產權濫用行為進行原則規定，《反壟斷法》出台之前由不同部門法簡單規定。實踐中，知識產權濫用行為本身具有多樣化，認定復雜，《反壟斷法》對各種構成限制競爭行為的濫用行為做出詳細規定也存在一定困難。

⑺ 知識產權中為什麼會產生反壟斷法

內容提要: 知識產權制度的功能在於通過賦予專有權利使得研究、開發的利益獲得內部化，從而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但對權利的濫用也可能妨礙市場競爭和經濟效率的提高並最終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再調整有助於彌補知識產權法價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適當邊界。該制度的引入對塑造公平競爭的法制環境，為我國民族工業贏得生存、發展空間有著特別的意義。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近年來得到學術界比較熱烈的關注和討論。但現有研究結論中也存在著含糊或舛誤之處。其一是將知識產權界定為「合法的壟斷（權）」。立論者並沒有明確這是何種意義上的「壟斷權」。從文義上看，如果是財產權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不將其他的財產權形式統統稱為壟斷權？如果是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會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的再調整？其二是認為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僅在例外情況下才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這種觀點多來自於對日本等國的反壟斷法認為該法不適用於行使知識產權法規定的權利的行為的法律條文的片面理解。這種理解與美、歐、日本的反壟斷立法、執法現實並不一致。其三是沒有從理論上梳理反壟斷法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調整的界限。大凡探討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關系的學者，都會提到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95年聯合發布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歐共體委員會1996年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為什麼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立法等會集中在知識產權許可領域？從上述三點疑問看，知識產權的性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都有著進一步澄清和解釋的必要。筆者在本文中試圖從知識產權許可角度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理論基礎加以梳理，對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適用邊界等問題加以分析、論證，希望在此基礎上對反壟斷法律制度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適評價，進而對我國相關制度建設產生借鑒意義。

一、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調整的理論基礎

一般認為，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知識產品而發生的社會關系法律規范的總和，知識產權是知識財產法律化、權利化的表觀，在性質上屬於無形財產權。 [1] 作為無形財產權，知識產權人對其權利的客體享有的權利並不多於其他形式財產權人相應的權利，相反，知識產權的行使還有合理使用、臨時過境使用、強制許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從權利人對其權利客體的專有性角度將知識產權界定為知識產權人對其知識產品的壟斷權，同樣可以將其他形式的財產權界定為壟斷權，從這種意義上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加以界定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認為：知識產權與任何有形和無形財產一樣適用相同的原則，既不特別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審查，也不特別受到懷疑，而是適用統一的標准和法律原則。這種觀點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執法部門對知識產權性質認識上的深化，避免了將擁有知識產權直接視為壟斷或直接判定為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徵使得其行使過程中必然與反壟斷法發生關聯。從權利客體上看，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具有不可損耗性、可復制性等特點，對同一項知識產品的利用並不妨礙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為了保證知識產品利用的效率，國家通過知識產權法要求權利人公開知識產品內容但賦予了權利人排他性實施、許可、轉讓等專有權利。權利客體無形財產的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點決定了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可能進入到反壟斷法的審查范圍。因為，在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權利人可以通過簽定不同類型的許可證協議，來限制不同的被許可人實施專利的范圍和區域，進而會產生分割市場的實際效果。而促進商品、服務、資本等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保證反壟斷法所維護市場機制正常運作的基本需要。在實施許可協議的簽定時，權利人還可能基於權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費收取上採取差別取價、概括或整批授權並回收使用費等做法，或者對被許可方的生產數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許可方的銷售價格、在技術改進方面訂立對技術改進的限制條款或回授條款以及在授予權利的同時附加搭售條款等等。這些行為都可能產生排除或限制競爭的不良後果，從而會受到反壟斷法的關注。另外，權利人還可能通過一些與知識產權許可協議內容相關的策略性行為達到限制競爭的目的，如針對競爭對手提起不必要的專利訴訟等。所以，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主要是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由於進入到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領域，其權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響到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往往會進入到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市場是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的交匯點，知識產權行使中的限制市場競爭效應是反壟斷法對相應行為進行調整的理論基礎。

二、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的協調與沖突

在20世紀初期以前，知識產權人在行使權利時幾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這種狀況隨著知識產權立法的發展、完善（如在知識產權司法中確立了權利濫用的原則）和反壟斷法的出現而有所改觀。 [2] 專利權人權利行使的范圍受到專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雙重界定。如從美國立法情況看，美國聯邦法院分別在1917年和1948年發展出「專利權濫用」和「著作權濫用」的原則。1988年美國國會還通過了調整知識產權濫用的專門立法《專利權濫用修正法》。同時，美國國會1890年通過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過的克萊頓法都可以對專利許可行為進行調整，其中克萊頓法更明確規定在從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為進行反托拉斯法調整過程中不論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專利。1977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88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95年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還對專利許可行為的反托拉斯法規製作了特別規定。

在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調整過程中，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之間相互協調和補漏，體現了法律調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有著共同的精神、價值追求和進行協調立法的共同理論基礎。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都以促進技術創新和增進消費者福利為目標，都必須保證商品、技術和研究開發市場相互之間的平衡和市場競爭秩序的維持。而且，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進行協調，因為從知識產權法的司法實踐中發展出來的知識產權濫用原則本身就體現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創新政策、競爭政策、表達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壟斷法作為公法，是競爭政策的重要載體。其次，從具體法律制度看，無論是知識產權法，還是反壟斷法，在立法中都沒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適用，相反採取了「積極禮讓」或者容納對方的法律規范等做法。如在反壟斷立法中，日本、我國台灣地區的反壟斷法等都明確規定了反壟斷法不適用於依據知識產權法行使權利的行為。在知識產權法中，許多國家在許可證貿易協議的禁止條款中都規定了對搭售等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的禁止。再次，從對具體行為的調整看，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相互補漏，共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合適范圍。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前，無論是否涉及專利，維持轉售價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視為是有效的約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後，此項行為被視為當然違法，按照《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規定，利用專利維持轉售價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執法部門的嚴格審查。

但是，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過程中，也存在著沖突之處。如盡管就精神和價值追求而言，兩法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著私法與公法性質上的不同，存在著對執法機關而言的保護私權、私益，還是保護公權、公益的兩難選擇。在美國專利法院成立前，審理知識產權上訴案件的區域性上訴法院之間對專利有效性的觀點就分立為兩派：一派認為專利是技術進步的核心，另一派則主要把專利看作是抑制競爭的工具；在專利法院成立後，人們又傾向於認為專業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認同其所負責實施的那個法律制度從而對一方當事人進行偏袒。 [4]

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的特殊調整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有著精神和價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著內在的沖突與緊張。考慮到知識產權制度的積極社會功能，反壟斷法在調整影響到市場競爭機制運作的知識產權行為時，既原則上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現出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的特殊規制。具體而言，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壟斷法僅調整會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不屬於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如發明人在獲得一項專利後，可以對其專利產品或專利方法行使製造、使用、銷售等專有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專利權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都不會產生反壟斷法上的問題。反壟斷法主要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可能限制競爭的行為。
第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時，對知識產權法明確規定屬於知識產權人的權利范圍的行為，不再進行調整。如根據美國專利法的規定，專利權人可以在不同的區域內，分別授權給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專利，由於專利法已經明文規定這一項權利，因此美國法院一般均視本項規定屬於反托拉斯法適用例外的規定，允許專利權人在授權契約中規定被授權人所可以使用的專利的區域。 [5] 顯然，如果僅按照反壟斷法的一般理念，這種做法屬於反壟斷法所調整的劃分地區市場的限制競爭協議范疇。

第三，許可方在知識產權許可協議中出於維護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為了確保最低回報等目的對被許可方所作的產品質量、價格、生產數量等限制並不當然違反反壟斷法，如歐共體委員會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中的白色條款部分中規定的要求被許可人就被許可的產品生產必須符合最低要求的質量規范、被許可人有義務生產最低數量的產品或對被轉讓技術進行最低次數的使用活動、被許可人有義務盡最大努力使用被轉讓的技術等條款均被視為不產生限制競爭影響的條款。這也是美國、日本等國的通行做法。此種限制的目的在於保證知識產權人獲得足夠的利益回報。
第四，反壟斷法在評價已經構成典型的限制競爭行為的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條款時，仍然會進一步考慮到該行為對維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促進技術創新等正面價值，而不是僅僅套用反壟斷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列入黑色條款的內容的行為數量較1984年的專利集體豁免條例和1988年的技術秘密轉讓集體豁免條例的數量已經大為減少，並且涉及到技術轉讓的傳統上屬於當然違法的限制競爭協議如價格約束、禁止競爭、禁止出口、限制客戶等行為雖然被列入了黑名單，但仍然可能通過個別申請獲得個別豁免。 [6] 在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中，司法部在20世紀80年代前，對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採取較為嚴格的執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則為代表，將搭售、轉售對象限制、轉售價格維持、強制性整批授權等行為一律視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後，司法部開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則」 評判這些限制，考慮知識產權的特殊性及其正面價值。維持轉售價格等行為在反托拉斯法執法中一直適用「本身違法」原則，但在涉及知識產權的場合，法院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並且為零售商擁有所有權後，才不得繼續維持轉售價格。

第五，反壟斷法適用時會考慮到許可人的市場地位以及是否同時是被許可一方的競爭者。如在搭售協議中，銷售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力，是考量協議是否違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條款中，如果許可方同時參與競爭，則協議性質可能由縱向限制競爭協議轉化為橫向限制競爭協議，將適用更為嚴格的反托拉斯法審查。

四、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制度對塑造公平競爭法制環境的正面價值

從以上論述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盡管有保障知識產權人合法權益，以達到鼓勵技術創新進而實現消費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對知識產權過度保護也可能誘使權利人濫用權利從而阻礙後續的技術創新活動或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因而知識產權法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競爭政策等多項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對於抑制知識產權濫用，平衡先發和後法的技術創新者、技術創新方和技術使用方、經營者與消費者等多方的利益，促進社會實質公平和社會整體效益的實現等都有積極作用。此外，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法律制度對塑造我國公平競爭法制環境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從完善我國國內立法角度看，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我國在短短二十年間走完了西方幾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保護水平。造成這種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既有內在的動因，也有外在的壓力。如有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引進知識產權法的根本動機是來自對外開放政策的驅使，中國需要對外貿易，吸引外資以及從西方獲取迫切需要的技術和設備。」 [7] 國內學者則認為，「與其說是來自知識產權保護自身的需要，毋寧說是由於外來經濟和政治壓力的結果。」 [8] 中、外技術力量對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籲。 [9] 相反，在反壟斷立法方面，雖然反壟斷法被相繼列入八、九、十屆全國人大立法規劃，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壟斷法作為知識產權正當行使的監護者，這樣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於引導知識產權人正當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形成對自己或他人行為的合理預期，也不利於知識產權許可法與被許可方締結權利義務較為平衡的的契約，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同時，知識產權權人濫用享有專利權所形成的優勢地位，還可能妨礙技術進步和經濟效率的提高，從而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

從應對國際競爭角度看，由於我國目前主要是技術輸入國，許多民族工業處在成長階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匱乏，在比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下，就可能面臨國外企業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追索和知識產權訴訟（如我國DVD產品在國外打開市場後所面臨的巨額知識專利使用費追索和2003年我國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面臨的全球最大的網路設備製造商思科系統公司和思科技術公司的起訴）。在華跨國公司還可能在知識產權許可中通過拒絕許可、搭售、價格歧視、掠奪定價、過高定價等方式達到打擊競爭對手、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目的。怎樣規制濫用知識產權進行限制或不正當競爭的相關企業，達到平衡保護知識產權許可方和被許可方的利益，為民族企業贏得一個公平的發展空間，都是我國將來的反壟斷法典的重要使命。

⑻ 如何對知識產權的行使進行與反壟斷法的規制

一、《反壟斷法》第55條的意義重大
我國《反壟斷法》在附則第55條確立了對知識產權行使行為進行反壟斷法規制的基本原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和實務部門對於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尤其是反壟斷法應當如何對待知識產權的行使行為有著不同的看法。在我國反壟斷立法過程中，有的基於知識產權本身的合法壟斷權的性質，主張反壟斷法不應該規定知識產權問題，或者僅僅明確知識產權是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領域；有的則認為反壟斷法中不僅要規定知識產權問題，而且還要具體規定，甚至要設置知識產權問題專章，以便為行政執法和司法提供明確的規則。《反壟斷法》第55條既規定將行使知識產權的正當行為作為反壟斷法的適用除外，又規定對濫用知識產權的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進行反壟斷法規制。這是一種合理的規定，它正確地把握和處理了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這又是一種比較明確的規定，因為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條文需要作所謂的「反面理解」才能得出後一方面的結論來，而本條則直接作出了正、反兩方面的規定。

⑼ 知識產權真的是資本家的一種壟斷手段嗎

知識產權壟斷這種方式是公平的，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法律效力人人平等，所以專「是資本屬家的一種壟斷手段」是片面的，其實是所有知識產權人都可以採用的壟斷手段，這也是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初衷，目的在於鼓勵人們去創造知識財產，這樣才能推動科技進步、推進商業發展、推進文化發展。資本家只不過是更有資本去投入知識產權創造和保護，對知識產權的意識比較高，因為他們嘗到了知識產權帶來的甜頭，體會了因疏忽知識產權保護帶來的損失。

⑽ 知識產權的保護會不會造成知識壟斷，從而不利於科學技術的普及

這不禁會讓人想起美國的微軟壟斷案。幾年來，該案一直沒有明確分曉，足以反映出美國政府在保護知識產權與保護公平競爭反壟斷這兩個價值利益選擇上的矛盾與權衡。當初，微軟壟斷案也是自一開始就受到我國各界的普遍關注。在當時正宣傳加大保護知識產權力度的大環境下，這一案件也算是第一次比較有影響力地向國人傳播了反壟斷的理念，普及了反壟斷法的知識，讓人們開始意識到：原來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並不總是越強越好，保護知識產權也是要有一個合理限度的，知識產權並不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被看作是反壟斷法的例外。

追溯知識產權形成的歷史可以知道，其前身正是肇始於封建社會皇家授予的一種獨占壟斷權。在近現代社會推動科技進步、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的進程中，這種特權逐漸演變成為法律賦予權利人對特定客體的一種合法獨占壟斷權，權利人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能夠排他性地享有、行使其知識產權。因此，知識產權在通常情況下是作為反壟斷法適用的例外而存在的；其「壟斷性本身就是刺激科技進步、鼓勵科技創新與壟斷智力成果之間折衷調和的產物」。 [①] 在現今知識經濟的大背景下，隨著高新技術日新月異的生產、傳播和使用，科技與經濟的一體化和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這一趨勢的不斷加強，一方面使得社會進步越來越快，另一方面也使得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越來越多元化與規模化。這就必然要求更有效地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調整保護范圍和保護期限，提高保護水平，加大保護力度。據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世界各國，包括我國在內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不斷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然而，所謂物極必反，真理再向前一步都可能成為謬誤，更不用說是本身就存在消極因素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設計是有雙刃性的，這一點在知識產權保護中尤為明顯。私人獨占與社會利用這一對存在於知識產權保護自身的內在矛盾，在不斷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同時將會顯得更為突出。知識產權如果過分強化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利，就會對其他人的技術創新和社會的公平競爭環境帶來消極作用，甚而妨礙經濟發展。如果知識產權所特有的合法的獨占壟斷權形成濫用，就不再具有合法性，不再符合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本義了。撇開實然狀態不談，從應然狀態的角度來講，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初衷就是為了促進競爭；它的利益驅動機制能夠鼓勵企業從事研究開發活動，從而成為開發創新、促進經濟發展的推動力。現實證明，知識產權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進行市場競爭的利器。

但值得注意的是，「競爭的作用是鼓勵競爭者跑得更快，但競爭的優勝者會遙遙領先，從而獲得控制市場的地位，破壞競爭而成為競爭最危險的敵人。」 [②] 因為競爭通常會使資本趨於集中，這種集中能帶來市場一定程度的繁榮與活力，從而推動整個經濟的發展，但當這種集中、規模超出一定限度時，在這個過程中就會產生一種限制、排斥市場競爭的傾向：即在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的市場主體為了避免競爭的風險和壓力，濫用其所掌握的優勢，人為地扭曲市場競爭機制，破壞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為了維護公平和效率，促進競爭與創新，維護消費者利益，現代反壟斷法就由此而產生了。而作為反壟斷法適用例外的知識產權所保有的法定壟斷權並不表示於知識產權領域作出的任何行為都能豁免適用反壟斷法。一旦行為構成了對知識產權的濫用，對市場競爭造成實質性限制後果時，就應該適用反壟斷法。由此，知識產權與反壟斷可以說是僅有一線之隔、比鄰而居的。如果雙方均合理適用自己保有的權利就應是相安無事，甚至可以是攜手合作共同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但當權利遭到濫用，即越線時，情況就會截然不同。

實踐中，借知識產權之名濫用權利行市場壟斷之實的通常均是具有相當實力規模的大企業，反壟斷法對其進行規制使得有人據此推斷，保護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是水火不相容的，反壟斷法的施行會影響經濟「航空母艦」的成長。其實不然。對於由合法競爭而取得的市場主導地位以及依知識產權法依法取得的適度范圍內的壟斷，法律是當然進行保護的。只有當某些大企業濫用這種壟斷或地位作出違法的實質性的限制、損害競爭的行為時，反壟斷法才會對此行為進行規制。即「反壟斷法反對的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大企業，而是任何獨占市場的企圖；它所努力消除的並非簡單的企業優勢，而是藉助該種優勢對於競爭機制的扭曲與蹂躪；它所限制的並非企業通過先進的技術、優秀的策略等正當商業行為而獲得的市場支配地位及高額利潤，而是出於減滅競爭壓力、長期輕松獲取利潤的目的，以非正當的方式對於該地位的維持與濫用；它所保護的並非弱小企業的弱小，而是保護它們獲得平等的發展地位」。 [③] 也就是說，反壟斷法的規制在一定意義上來講是「對事不對人」的，其對濫用知識產權進行壟斷的行為進行法律規制的目的在於保證正當正常的競爭不被人為地非法限制，保證相關主體權利義務的平衡，維護創新的活躍、競爭的自由以及消費者的利益和經濟的正常有序發展。

聯繫到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以及相關的反壟斷規制，前者的真正建立也就十幾年的時間，正處在不斷發展完善的進程中；而後者更是尚未真正起步，沒有完整系統的法律，更不用說專門的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反壟斷法，只是在《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相關法規中有一些零星的規范。

近年來，我國對外開發不斷擴大，又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為了改善投資環境，也出於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國家越來越強調嚴格保護和適用知識產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不可忽視的是，國外先進技術及大量資本在進入我國市場帶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擁有這部分資源的一些跨國公司也相對比較容易在我國相關市場上取得支配地位。當他們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優勢限制或排斥合理競爭時，對我國的競爭秩序和民族經濟發展的沖擊及不利影響也同樣是相當巨大的。可嘆的是，我國對此卻不能依法加以規制，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就因為師出無名：我們沒有與此相關的法律制度。於是，一方面，國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受到別國法律的制約，另一方面，我們卻無法對國外企業和跨國公司的壟斷行為進行任何規制。對此，我們除了在根本上奮起建立更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以外，還應及時建立與之相協調配合的法律制度，如反壟斷法，以最大限度地維護我們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