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著作權現狀

㈠ 數字版權的國內現狀

目前我國數字出版市場雖已取得巨大的進步，但是中國出版業由傳統的出版模式向數字化模式轉型的道路不會平坦，版權問題隨時可能影響該行業的健康發展。
關於數字版權保護，由於數字出版是以技術開發與版權增值為核心的產業，版權保護是其發展的核心問題。在美國，版權產業是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因和信息經濟的驅動力，可以說，沒有版權保護，就沒有好萊塢的全球市場。在我國，由於數字技術對傳統版權保護帶來的沖擊，數字作品的版權不能得到充分保護，著作權人的權益每每受到傷害，再加上為數相當多的網民缺乏良好的版權保護意識以及正確的數字消費觀等，導致數字出版產業鏈不完善，無法進行正常的產業循環，數字出版業難以得到健康發展。以上是我們在數字出版領域之間還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事實證明，圖書數字化以後，盜版極其容易，復製件與原件一模一樣，而且復制幾乎沒有什麼成本，這就使得網路出版的版權控制更加困難。一些新出版的暢銷圖書很快被做成電子書在網上流傳，但這往往是一些個人網站未經授權擅自製作的，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因此，目前很多出版社都不願意讓自己出版社的圖書數字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對數字出版中盜版問題的恐懼。版權的法律保護問題解決不好，即使產業本身具有發展潛力，出版社對數字出版也只能是敬而遠之。盡管目前比較流行的數字版權技術DRM是採用下載計費、數字底紋加密和硬碟綁定等措施實現對網路出版物傳播范圍的控制，它可以嚴格控制電子圖書的閱讀期限、閱讀次數，不經授權讀者不能將電子圖書復制給朋友，也不能列印，可以對網路出版物進行一些必要的版權控制和管理，但網路出版物形式多種多樣，製作技術手段不斷進步，硬體產品日新月異，很難形成一種通用的、有效的數字版權技術來徹底地保護各種網路出版物，並且保證其加密技術永遠不被破解。因此，數字出版領域的版權保護問題已經成為制約出版社進入數字出版領域的障礙之一。對此，除了加大相關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度外，也要在版權保護的技術方面加以突破和創新。
首先，「出版」是有許可權的；互聯網上發布資訊是很方便，方便到什麼人都可以發。於是不良信息、錯誤信息也遍布整個網路，有序的信息是財富，無序的信息是垃圾。更重要的是「出版」是有版權的。現在的網路資訊大多數是你抄我、我抄他，快捷的復制技術培養了一大批Google作者，藉助Google和Copy他們可以在幾天內完成一篇宏偉大作。出版商們敢將自己的吃飯傢伙發布在這樣的媒體上嗎？
所以數字出版首先因素：數字出版物只能看，不能無償傳播。（現在國內的一些原創文學網站已經採用了後續章節以圖片方式發布的方法）
其次，我國有關數字出版的法律依然滯後。我國有關網路出版的法律法規迄今為止只有兩部，這兩部法律對於發展日新月異的網路出版業來說，可謂「年代久遠」。因為法律的滯後，數字出版領域的版權糾紛由來已久，且呈愈演愈烈的趨勢。
話說白了，其實數字出版的迷茫性核心，是版權的歸屬性和利益分配問題。計算機網路技術的發展，滿足了媒體廣布要求(誰不想自己的作品多發)，但損傷了媒體的贏利要求(誰願意自己的東西被濫發)。更何況，掌握著現代化的快速內容發布的非正規通道，利用非自產內容粘著住大量讀者，硬割去了大量的廣告份額，這才是出版數字化的傷心這處。

㈡ 如何評價國內網友版權意識的發展現狀

您好！目前我國版權意識相對薄弱有多方面的原因。大的方面主要是，國家現版行法律法規對版權維護沒有特權別詳細的硬性條文，沒有完整建立版權維護的的結構機制，實現不了版權維護的實質操作。其次監督機構也不健全。小的方面講，國民版權維護的思想沒有完全建立，對待維護版權的意識不強烈，盜版山寨被普遍默認，對待自己版權受到侵犯時，不能有效的進行維護。當然近幾年來我國對版權意識的重視逐漸增強。如能進一步提出更加詳細的信息，則可提供更為准確的法律意見。

㈢ 幫我找幾篇關於圖書版權現狀的調查報告：採納後加至少20分！！

中國圖書版權貿易現狀分析
2004-10-02 《出版廣角》

作者：王艷
版權引進「星星之火已經燎原」
十多年前，「版權貿易」在中國絕對是個陌生的概念。國外的作品拿來就譯之並出之，似乎天經地義。因為中國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才正式頒布《著作權法》並加入兩個國際性的版權公約。之後，隨著中國加強對著作權的保護，中國出版社和國外出版公司之間的圖書版權貿易從無到有，逐漸升溫。1995年之前，可統計的圖書版權貿易項目還寥寥可數。1995-1998年，根據國家版權局的統計，全國出版社四年的引進版圖書累計為14500種。而到了2002年，該年全年的圖書引進數量已達到了10235種；2003年，盡管受到SARS影響，全國引進版圖書數量也達到了近萬種。從開展版權貿易的省市來看，除了內蒙、西藏和青海，全國各省市出版社均有開展版權貿易的記錄。版權貿易這把火已經是越燒越旺。它的迅猛發展同時帶來的一些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關注。
遵守版權貿易規則，樹立自身的品牌形象。當今的世界，歐美文化仍是主流文化。中國的出版社為了優化自身的出版結構，積極投入版權貿易，採取「拿來主義」，這本身也無可厚非。可是，出版社萬萬不能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而採取短期行為。比如沒有得到合法授權而出版，或者抱著僥幸心理出版匯編作品，又或者欺瞞印數不結版稅。孰不知，這些行為能得一時之利卻是砸了自己的牌子。國內外出版圈子其實並不大，國外出版商或其代理人選擇合作夥伴的時候，你以往不尊重版權的態度也許早就被他們耳聞而被列入了他們的「黑名單」。去年，筆者碰到一個真實的事例，一家地方出版社和英國培生出版集團幾年來陸續簽約出版了二十多本經濟管理方面的書。去年該社突然決定調整出版方向，提出終止所有和英國培生已簽約的合同的執行。英國培生憤怒地宣稱：這是他們從未遇到過的最嚴重的毀約行為。他們會把這事情轉告英國同行，今後再沒有人會願意和這家中國出版社進行版權貿易。所以中國出版社在版權引進過程中應該以優良的圖書品質和自身誠信的形象使本社的版權貿易邁上長期良性循環的軌道。所謂「口碑在外」，版權貿易尤其要靠品牌和長期信譽的積累。國外有信譽的出版商和版權代理商大都很重視老客戶，版稅率高低不是惟一的標准，必須注重維護與合作夥伴的長久合作關系。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合同履行過程中，不履行和不適當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都屬於違約行為。國外對合同非常重視，大公司有自己的格式文本，小公司會採納代理人提供的合同文本。筆者曾經代理的一位美國作者，她在我方提供的常規版權授權合同的基礎上又讓本國律師把合同增加到厚厚的十幾頁。一旦出版社簽字認可了，就必須嚴格履行合同約定的各項義務。例如：遵守支付預付版稅的時間、出版時間、提交銷售報告的時間、寄送樣書時間等等。哪怕是很小的義務，只要是合同中約定的條款，就必須履行，否則不但造成違約，還影響出版社的信譽和對外形象。
在合同執行過程中，除了常規問題，還有一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例舉如下：
1.原版作品的封面裝幀設計不可以隨便拿來就用，應該先徵求國外權利人的意見。
2.現有少數國外出版公司提供的是無固定期限合同，也就是以授權作品的國外版本的市場壽命為授權期限。這種情況下，一旦國外同本書有了最新的修訂本，他們就可以重新授權。原被授權方（國內出版社）雖然對新版本有優先購買權，但如果你放棄了，新版本的版權由其他國內出版社購得。你的舊版本在中國市場上就自然歸於失效。
3.關於分授權的約定。如果合同約定著作權人授予出版社為期若干年（不超過合同有效期）的「分許可」權，以及收益的具體分成比例，出版社就有權向其他出版社發放分許可並獲得「分授權」可能帶來的利益。如早期台灣出版社或代理人對大陸分授權海外的翻譯作品，是因為大陸的版權貿易起步晚，他們搶先購得了全球中文版權。現在大多西方國家已知道中文有簡體字和繁體字版本的區分，授權也已分開。但對於和中國版權貿易不熟悉的國家及出版社，我們大陸的出版社仍可爭取全球中文版權，以維護自身的利益。
4.關於出版前提供外方樣稿審譯。少數國外的出版公司或作者，對自己作品的翻譯版本要求特別嚴格，會要求中方在正式出版前，提供譯稿給他們審核。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出版社可不要對此「視同兒戲」或採取「先斬後奏」或抱著僥幸心理，蒙騙「老外」。否則的話，你就等著對方的律師函吧。
在我們的出版社沒有對外版權貿易經驗、沒有專業人員從事版權貿易業務時，委託國內權威的版權代理機構運作不失為開展版權貿易的一條捷徑。
避免惡性競爭，以致「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由於引進圖書的競爭日趨激烈，導致中國出版社在版權貿易的購買條件（預付金和版稅率）方面都呈水漲船高之勢。其實，除了已在中國設立辦事處的外國大型出版公司，大多國外出版商對中國圖書市場不甚了解。國外版權所有人（尤其是初次和中國做版權貿易的）常常簡單地將中國人口數量和圖書市場購買力結合起來，對中國市場給予樂觀的預期，而忽略了中國圖書定價和西方圖書價格水平的巨大差距。通常情形下，如果中國出版社對國外出版商客觀分析一下中國真實的圖書市場情況，爭取到一個合理的版稅價格是可能的。問題是，現在部分國內出版社對引進外國圖書採取的是盲目的一哄而上的態度，「拿到籃子里都是菜」。尤其是在一些比較緊俏的圖書的版權競爭中，一些出版社不顧自身承受能力而哄抬版稅，導致版稅率被人為抬高到了非正常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花高價買到版權的同時實際上也買到了高風險。更嚴重的結果是，國外出版商會認為，你們中國出版社既然有人能出到這個價錢，我抬高價格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前不久就有一家美國出版公司對筆者說，以前他們賣給中國的書都只要1000—1200美金的預付，但他們聽說出版同類書籍的一家澳大利亞公司賣給中國的書每本預付金都是在1500美金以上，於是大感吃虧，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圖書的質量和澳大利亞公司出版的圖書位於同一檔次。現在這家美國公司已明確表示，今後他們的圖書版權賣給中國也要抬高價格。這活生生的事例真應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句中國老話，吃虧的最終是中國出版社。惡性的版權貿易競爭不僅有損於中國出版界的整體形象，同時也助長了部分海外權利人漫天要價、趁火打劫的氣焰。
版權輸出「路漫漫其修遠兮」
在一方面中國版權引進如火如荼的同時，版權輸出的明顯逆差已是不爭的事實。綜觀這兩年的數據，比如2002年全國版權輸出1297項，2003年1317項。其中絕大多數的是輸出到港台和亞洲國家的，如果再詳細統計輸出到歐美國家的數字，恐怕就佔一二個百分點而已。這樣的話，中國每年版權引進和輸出的比例是9:1，而事實上引進和輸出到歐美國家的比例約為400:11
版權輸出真的那麼困難嗎？盡管各級領導早就重視這個問題，也再三強調要重點落實版權輸出工作。可是由於中文目前在世界上所處的文化地位的弱勢，翻譯語言的障礙和不完善的輸出渠道，做好版權輸出工作常常是「雷聲大，雨點小」。
首先就文化隔閡來說，筆者每每在國際書展上和國外出版商談及在他們國家讀者所能看到的或者感興趣的中國圖書題材，多是一些多年生活在海外的華人作家為了迎合西方讀者口味所寫的小說，而且讀者的主體也還是華人華裔。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了解世界很多，但世界了解中國太少！這固然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綜合國力有關。隨著中國日益成為世界矚目的熱土，「中國元素」在西方國家也逐漸升溫，現在已有一些西方作家跑到中國來尋找寫作素材。我們的國內的代理機構也可以考慮組織國際上對中國感興趣的作家或出版人，邀請他們到中國來親身體驗，與中國的作家面對面溝通，以此創造機會，讓中國本土的作家和文化真正走向世界，逐漸為世人所熟悉。
其次就語言障礙來說，凡是作過嘗試的出版社或代理人都知道，輸出版權的工作，之所以港台地區容易成功是因為沒有語言的障礙。而同樣的書，如果要推薦到歐美國家，難度要大得多。因為語言問題，事先要進行大量的翻譯工作，且不論翻譯質量如何，這翻譯費由誰承擔呢？作者本人、出版社還是國外出版公司？其結果：翻譯費的投入往往是「打水漂」。周期長，投人大，見效差。久而久之，出版社或代理人對版權輸出到歐美國家的工作也就不那麼「執著」了。借鑒法國、韓國等國家輸出本國文化的機制和模式，他們通常是由政府出資組織成立官方或半官方或民間的海外出版基金會，通過贊助翻譯者，補貼版權購買者或贊助出版發行的形式幫助本國圖書在海外出版發行。
還有關於推薦渠道的問題。國外的大型出版集團在開展版權輸出業務時往往會將自己出版物交由權威的專業版權代理機構處理，從而集中精力從事出版工作。在選題的挑選和決策上，國外出版公司的編輯也往往是在專業的代理機構或代理人的推薦下考慮是否出版。這就意味著，我們要把中國的書稿推薦到國外去出版，除了要有準確的翻譯，還必須要「找對人」——就是願意推薦書稿的版權代理機構或願意出版翻譯書稿的外國出版公司。阿來的《塵埃落定》之所以版權輸出到美國能取得較大的成功，除了小說本身的西藏題材較吸引西方讀者之外，美國的一家版權代理機構對這本書的成功推薦和運作是功不可沒的。
我們國內的版權代理機構如果能夠及時准確地傳導海外市場對中國出版物的需求信息，而出版社在版權輸出上則「集中授權」，由代理機構「統一運作」，中國版權輸出工作中的橋梁就真正建立起來了。在此，也呼籲國家在稅收、資本等方面制定優惠政策，扶持國內一兩家大的版權代理機構，以推動中國版權輸出事業的發展。
版權代理「朝陽還是夕陽」
在國際上，按照社會化、專業化分工的要求，版權代理人在出版界非常活躍，往往在版權貿易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例如版權貿易最活躍的美國有600多家版權代理公司。英國有200多家。即使在版權代理公司相對較少的德國、日本、法國和俄羅斯等國家，他們的版權集體管理制度也很健全，某種程度上，那些版權集體管理組織也在實施著版權代理人的角色。
那麼在中國版權代理行業的狀況如何呢？目前，經國家批准成立的專業版權代理機構有28家，從業人員不過百餘人。即使再加上行業協會、文化公司和熱衷於文化交流的海歸人士，版權代理人隊伍總共也就幾百人而已。從版權代理分布的領域看，上述28家機構，除了有5家專業從事電影、電視、音像產品的代理，其餘23家都限於圖書版權的代理。而其中真正能在版權貿易中發揮作用的也就屈指可數的三四家。從服務內容看，版權代理機構的主要業務可分兩大塊：一塊是國際版權貿易，例如代理引進和輸出版權；另一塊是國內版權代理，諸如聯系出版、提供版權咨詢，代理解決版權糾紛和代理訴訟等等。
從版權代理機構在國際版權貿易中的角色看，在國外，除了大型出版集團設有自己專門的版權貿易部門，大多數的中小型出版公司的版權貿易都是通過專業的版權代理機構去實現的。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出版社無論大小都分別跟不同的海外出版商或海外版權代理機構進行業務往來，效率和效益低下不說，還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當然這里有個客觀情況，就是版權代理行業在中國的發展也就短短的十來年，中國版權代理機構的競爭力與海外中介機構相比，相對較弱。這種情況下，海外中介機構利用他們多年的資源優勢，階段性地壟斷了海外的一大批優質的版權資源，並高價在中國兜售。這對中國出版社的涉外版權貿易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比較理想的狀態是中國出版社對國內自己的版權代理機構「集中授權」，把版權的引進和輸出交給專業、權威的版權代理機構去做，自己則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人到出版工作。這一方面是對國內年輕的版權代理機構工作的支持，支持他們和海外版權中介機構的競爭；另一方面也是節省出版社在人力，財力方面的開支，充分利用版權代理機構已有的人才專、渠道廣、協調能力強等優勢，有效維護自身的利益，避免版權貿易中的不正當競爭。
從版權代理機構在國內版權貿易的角色看，中國的代理機構在提供版權咨詢，代理解決版權糾紛和代理訴訟等領域已有所涉及，但代理國內作者的工作幾乎沒有開展起來。最好的概括就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作家代理是國外版權代理公司活躍在出版舞台的最重要角色。國外作家大多是由其代理人與出版社簽約，並承擔一攬子與其作品相關的版權事務。這樣，作家可以更專心的投入到創作中去。但是目前在中國，作家代理這塊業務沒有能夠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從作家角度而言，出於中國傳統觀念，更多的人喜歡親力親為，認為自己的稿費本來就不多，哪裡願意再給別人提成？就知名的作家來說，他們的作品一誕生就是「香餑餑」，哪裡需要經紀人再去給出版社推薦稿子？所以很少有作家主動與國內的版權代理公司聯系版權代理事宜。從版權代理公司角度而言，處於最基本的經濟角度考慮，若以作家所應得稿費的10%作為代理傭金，大多數情況下是人不敷出，能出名的暢銷作家和暢銷書鳳毛麟角，靠常規的稿費提成哪裡能養活自己？所以積極性也不高。
出版和版權行業是公認的「朝陽行業」，版權代理盡管目前在中國困難重重，挑戰大於機遇，也沒有理由是「夕陽行業」。關鍵是中國的版權代理機構應當改變只為出版社服務的狀態，要善於向版權的深處和廣處挖掘潛力、求取效益。版權代理機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大潮中能否站穩腳跟，關鍵要看其擁有多少版權權利資源，如何去經營、盤活這些資源。沒有這些資源，代理機構就等於在為「無米之炊」，無法為文化產業界提供服務，當然也就無法生存下去，更不要說發展了。
版權代理機構，通常被稱作一座橋梁，一頭連接著著作權人，另一頭連接著著作權使用者。當前對國內的版權代理機構而言，當務之急是要開掘並抓住國內外兩頭的版權資源，積極嘗試影視作品、計算機軟體、美術攝影作品、實用藝術品和信息產業的版權市場；培養人才，找好定位，創立品牌，建立起具有國際競爭力、具備全方位代理能力的版權代理公司。

㈣ 中國著作權法的不完善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中國的著作權法不完善嗎？開什麼玩笑。

當然，沒有百分之百的完美法律。與其他國家相比，國內的著作權法也不差哪裡。

國內的著作權法在於實施保護的問題。如大量的盜版書籍、音像製品，網路上的盜版等等問題無法杜絕。不過在於國內形勢上來說，這個對國民是有利的。如國外的一些技術性書籍、論文等，很貴的，確認要正版？

1. 有些國家著作權法中，作品保護時間要比國內要長。

2. 教育方面也要收取材料復制費用。（如：教授講一些國外教材時，復制其中幾頁內容發給底下學生，這個在有些國家要交錢的。）

3. 有外國歌曲的練歌房，也要交費，而這個費用要給外國人。

   等等

如：以上1、2、3條都要添加到國內的著作權法中嗎?

這不是不完善，這是對國人的一種保護，著作權法的宗旨是什麼？是讓本國繁榮富強為前提下，立法的。

㈤ 中國的著作權法有疑問

不是，根據伯爾尼公約等，這類東西都是要受到中國的著作權保護的。但是存在很多問題，例如伯爾尼公約沒有一個爭端解決機制，要靠兩國對話來解決爭端，所以這個名義上的保護卻得不到保護。
第二如果要作者來維權，那麼作者要來到中國。經濟壓力太大。大多數都是幾個廠商，聯合來中國維一次權。

㈥ 中國現在版權問題

中國肯定會越來越重視版權問題。版權是知識產權，是有一種無形資產。回國外早對版權有答各種嚴格的使用、交易的條款，人們對版權的意識也很強。中國正在慢慢發展。
火柴音樂社，江蘇首家官方音樂版權服務平台，服務內容：音樂版權登記、作品交易、文化經紀人培訓。

㈦ 中國知識產權法現狀及前景

「摘要」在經濟、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下，知識產權法因應時代之變遷，在其權利客體、權利歸屬、權利內容、權利限制、制度融合、國際合作等方面上，開始呈現出一些令人矚目的發展態勢，比如知識產權的客體逐漸遠離傳統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知識產權法激勵創造者的目標逐漸轉向激勵投資者，知識產權法在整體上有向無形財產法演進的趨勢，各國在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進程中的自主選擇性嚴重削弱等等。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 現代發展

藉助經濟、政治、科技等多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漸次誕生，茁壯成長，遂形成今日之規模。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時代背景，互聯網路、生物技術的科技浪潮，必將推動知識產權法因應形勢之需求，繼續向前發展。本文旨在從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脈絡，以揭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態勢。

一、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之初始，僅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其主幹。歷經歲月變遷，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對象（權利客體）日益延伸，漸成無形財產保護的主要法律表現。譬如商標法，早期僅保護商品商標，其後擴及服務商標，現在又延及地理標志和證明標記，似有將商業標識一網打盡的趨勢。隨著知識產權法的發展，知識產權的客體雖日益豐富，但也日益背離其傳統意義上的范圍和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即知識產品）的范圍傳統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創造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專利技術、文藝作品等；一是識別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商標、商號等。因此，知識產權的客體在傳統上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並非只要是具有無形性或非物質性特點的財產，就都能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來的知識產權立法，開始緩慢的動搖知識產品傳統上應具有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

如果留意著作權客體的悄然變化，即可感受到背離傳統的趨勢。早期著作權法在保護范圍上主要限於文學藝術作品，後來擴及到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顯然這些作品逐漸的遠離了文學藝術作品的內涵。至於保護計算機軟體，更是與文學藝術作品毫不相干。為此，中山信弘曾經指出：「著作物的范圍正在由純粹的藝術型或者學術性向著實用型、機能性方面擴展。」 可見，著作權法之客體范圍已然發生重大變革，但無論如何，這些客體尚能保持獨創性的特徵，只是獨創性的程度逐漸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連獨創性的特徵都拋棄了。1996年通過的《歐盟資料庫指令》，確立了一種新的知識產權「資料庫特殊權利」，賦予資料庫製作者以「摘錄權」和「再利用權」，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資料庫的全部或實質部分的內容。從此，在內容選擇和結構編排上沒有獨創性的資料庫，也可以得到這種新型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在傳統上，資料庫只有在選擇和編排上滿足獨創性的要求，才可按匯編作品給予著作權保護。知識產品的創造性特徵，由此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商標法上，識別性的特徵也日益弱化。證明商標的保護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證明商標是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原產地、原料、製造方法、質量、精確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記。在證明原產地時，證明商標尚能體現出些許識別性，但這種識別性是對商品的來源地區的識別，而不像一般商標那樣，是對商品的來源廠商的識別。可見，原產地證明商標已改變了識別性的內涵。至於僅僅是對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產地等特定品質起證明作用的證明商標，基本上沒有任何來源識別的功能。因此，證明商標動搖了商標權客體傳統上的識別性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的類似變化，在其他領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創造性比專利法上的創造性要求低得多。商業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經營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戶名單或進貨渠道，既與創造性無關，也與識別性無涉，但也能得到知識產權法的禮遇。

此外，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還觸動了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中的一些固有原則和觀念。比如生物技術的興起使發現與發明的界限變得模糊，「專利只能授予發明，不能授予發現」的傳統觀念遭到了挑戰。演算法、治療法不受專利保護的說法也有人質疑。 因此，傳統上被排除在知識產權保護之外的一些內容，可能也會逐漸聚集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傘下。

二、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目的之一在於激勵知識創新，知識產權因此歸屬於創造者，實屬當然。1791年法國專利法前言宣稱：「任何新的想法，其實現或者開發可以變為對社會有用的，主要應屬於構思出這種想法的人。如果認為工業發明不是發明人的財產，從實質上來說，那是違反人權的。」 而著作權歸屬作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經地義。法國和德國等堅持「作者權法」傳統的國家，曾堅持認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財產。 知識產權歸屬於知識產品的創造者，甚具倫理上的正當性，因而甚至被當作一種人權。

但是隨著知識產品的商業化生產，知識產權歸屬於創造者的原則，漸漸讓位於保護投資者的需要。對於發明的專利權，是屬於發明人還是屬於其僱主（投資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奧匈帝國的專利法，該法承認發明人對其發明有權獲得專利權的原則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務章程中另有規定的，專利權可以不歸屬於發明人。 後來各國陸續作出類似的規定，比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雇員在執行包含發明任務的僱傭合同過程中作出的發明，或者從事明確委託給他的研究、設計任務作出的發明，除合同另有利於雇員的規定外，都屬於僱主所有。我國《專利法》第6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在著作權法上同樣如此，美國從實用主義出發，為保護投資於創作的產業者利益，其僱傭作品制度直接規定僱主為作者。我國《著作權法》第11條第2款之規定與其幾乎類似，而第16條第2款則規定了職務作品的經濟權利由作者的受雇單位享有。知識產品的真正創造者在被剝奪了獲得知識產權的權利後，只能從其僱主（投資者）那裡獲得工資、獎勵等報酬。

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與知識產品生產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一方面，隨著技術成果的廣泛應用，文化事業的繁榮昌盛，知識產品的商業價值日益凸現，因而知識產品的商業投資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單靠個人自身的創造性發揮，已難以適應社會對知識產品的巨大需求。因此，從事知識產品生產的企業應運而生。投資者開辦企業，僱傭職員，有組織的從事技術開發、作品創作。知識產品的現代生產方式，逐漸從個性創造向投資創造轉變。在知識產品的生產中，創造者的人格及個性成分漸少，而經濟投資的成分漸多。由於投資者對知識產品的生產，發揮了組織作用，注入了巨額資金，承擔著高度風險，因此法律將知識產權的歸屬從創造者手中移交給投資者，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否則會減少知識產品生產上的投資，而在現代社會，如果不在巨額資金保障下從事有組織的生產，許多發明、軟體、電影等知識產品將難以面世。

從激勵創造者轉而激勵投資者，似乎成了知識產權法的一個方向。法律通過激勵投資者，促進知識產品的商業生產；而投資者通過支付報酬，激勵其雇員從事知識產品的創造。因此，隨著知識產品生產的日益商業化，知識產權將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投資者在手中。歐盟對於資料庫保護的立法發展，更是鮮明的表現出保護投資者的趨勢，因為對非獨創性的資料庫提供特殊權利保護，目的在於保護資料庫製作者收回投資和贏得利潤，幾乎沒有激勵創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

在經濟、政治和科技的推動下，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日益豐富，一面通過頒布新法，增加權利種類，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一面通過調整舊法，增加新的權項。比如專利法上增加了許諾銷售權；著作權法上增加了信息網路傳播權、禁止規避技術保護措施權等。同時，知識產權的權利內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標權的保護范圍擴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惡意使用他人的注冊商標，尤其是著名的商標；作品的復制權也延及到將作品數字化的權利。下面茲從兩個方面觀察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趨勢。

從具體的知識產權法上看，商標權、著作權等各種知識產權類型開始從板塊保護模式發展到網路保護模式，其表現主要集中在權利沖突的解決上。由於知識產權客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識產品往往可以成為多種知識產權的客體。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標、商號、域名等多種商業標識；一幅圖案可以同時作為著作權、商標權、外觀設計專利權之客體。既然如此，當同一知識產品上存在多個知識產權，而權利人又並不一致時，權利沖突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知識產權法通過誠實信用、保護在先權利、禁止權利濫用等原則加以協調。由此，著作權人有權制止他人在商標上使用其圖形作品，盡管在商標上利用作品只是彰顯商標的識別性，與著作權法上的一般侵權行為有天淵之別。而商標權的保護，不僅在商號領域繼續得到鞏固，而且已經擴張到域名之上。商標權人不僅有權禁止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而且有權阻止他人不當的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號或域名。可見，各種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再局限於自身原有的保護空間，而是擴張到了其他權利的保護空間。商標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在各自相對獨立的板塊保護模式的基礎上，逐漸發生權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牽連、相互影響的網路保護模式。

從整體的知識產權法來看，知識產權的觸角越伸越遠，逐漸背離了其原有的范圍，有向無形財產法滲透的趨勢。前已述及，知識產權的客體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而這些特徵逐漸被揚棄。知識產權法在保護投資回報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目標下，開始延伸到資料庫、證明商標等創造性和識別性極弱的客體上。某種程度上，知識產權似乎漸漸的泛化到無形的財產之上，而不論其是否有創造性或者識別性。縱覽知識產權現有的保護范圍，與知識產權法誕生之初相比，可謂面目全非，除了無形性之外，幾乎難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徵。長此以往，知識產權法也許面臨著自我解構的困境，當知識產權法客體的創造性或識別性越來越淡化，知識產權法或許就真正成了規范「無形財產」，而非「智力成果、商業標識」的法律，從而對稱於規范有形財產之物權法，並肩而立，相互呼應。

四、知識產權法在權利限制上的發展

由於知識產品上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社會利益，所以知識產權法在其發展歷程中，似乎從來沒有忘記給予社會公眾以適當的照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知識產權法始終以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保持恰當的利益平衡為其使命，這在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上，體現得較為明顯。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同時，為了增進社會公益，知識產權法對於知識產權設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賴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還設計了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具體制度，著作權合理使用、專利強制許可即其典型。近年來，令人關注的是在知識產權權利行使限制上的新進展。

知識產權作為完整意義上的私權，其行使本應遵循權利人之意願。但知識產權關涉社會利益甚巨，為防止權利人壟斷其權利，不適當的侵害或減損社會利益，法律不得已強行干涉權利人的意願自由，在一定條件下，准許第三人在支付適當報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經其許可即能利用其知識產品，從而增進社會利益。當今之世，知識產權已成人們追逐之新寵，企業競爭之手段。權利人以知識產權為武器，處處劃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彷彿一舉手就觸到知識產權的高壓線，一抬足就陷進專利權的地雷陣。同時，知識產權種類和內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劇了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矛盾。為此，重新調整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尤其是在權利行使上）顯得更為迫切，更為必要。

隨著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權保護的日益強化，負面影響也如影形隨，比如專利權與社會倫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權等已產生碰撞和沖突。2001年底，在卡達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代表就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問題進行了三天的談判，最終達成了《關於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確了WTO成員政府採取措施維護公共健康的主權權利，尤其是明確了TRIPS協議中可以用於保護公共健康對抗知識產權專有權利的彈性條款。 以使得深受愛滋病、結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機困擾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有權頒布醫葯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北歐國家近年來興起的「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已經超越了對著作權行使的傳統限制。通常情況下，集體管理組織僅能管理會員（即向其授權的著作權人）的作品。但在北歐國家，集體管理組織在法律特別規定的范圍內也能管理非會員的作品，此即為「延伸性集體管理」或曰「擴展性集體管理」。例如就「影印復制權」而言，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授權影印復制機構有權復制不在該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下的特定種類的作品。 由於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數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幾無可能去逐個取得權利人之許可，因此延伸性集體管理的目的在於為使用人取得授權許可提供方便。法律為促進作品的廣泛傳播，專為使用人設計了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極大的限制了著作權之行使，因為此時的著作權人已喪失了對作品的許可自由。

在作品的網路傳播上，有學者更是主張直接適用法定許可的規定， 無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只是必須支付適當的報酬，甚至連集體管理組織這個中介都跳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路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也支持此點。 此時的著作權似乎已弱化成一種純粹的報酬請求權。可見，在知識產權（尤其是對其權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識產權法有向社會公眾傾斜的態勢，目的在於促進知識產品的推廣使用。

五、知識產權法在制度整合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變遷一般是圍繞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的調整或修正而展開。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此種僅局限於自身范圍的調整或修正，已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比如各國的立法實踐表明，計算機軟體的保護處於傳統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交接地帶上。因此，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知識產權法需要相互溝通，相互融合，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知識產權保護形勢。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深刻的表現出了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綜合和交叉。著作權法或專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決布圖設計的保護上往往捉襟見肘。比如，若採用著作權法，由於布圖設計更新換代較快，著作權法過長的保護期不利於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若採用專利法，由於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光刻線條的不斷減小和集成規模的不斷提高，故難以達到專利法所要求的創造性高度。因此，各國紛紛採用專門立法的保護方式，既可以借鑒著作權法的經驗，也可以吸取專利法的慣例，同時又適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的需要。《歐盟資料庫指令》對資料庫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著作權法與競爭法的融合。資料庫製作者享有的「資料庫特殊權利」，其實正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此前對資料庫的保護內容。

可見，單獨的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面對新出現的保護對象，往往無能為力，或者勉為其難；因而需要整合各種知識產權法的優勢，設計出新的知識產權制度。或者以一種制度為主，參酌其他制度之優勢；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長，揉為一體。於是，著作權與工業產權，特別是與專利權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而開始模糊不清。

1992年頒布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知識產權制度設計上開創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紀元。自此，知識產權法的整體性融合，亦即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趨勢，開始在全球蔓延。《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迅速跟進，成為世界上第二部知識產權法典。相比於具體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獨特的意義所在：一方面，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層次將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會更加嚴格，利益斟酌將更加客觀理性，有助於提高立法的質量，限制行政權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於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如果將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置於統一的法典中通盤考慮，必將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門的局限性與部門的利益化傾向，而且有利於消除知識產權之間的權利沖突，形成內在和諧的規范體系，進而加強知識產權制度的科學化。

六、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發展

1873年，奧地利邀請各國參加國際博覽會，但各國都拒絕參加，其原因在於擔心展覽的技術得不到保護。正是以此為動機，知識產權的國際合作開始醞釀，最終在1883年誕生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成為知識產權法國際合作成果的典範。在知識產權法100多年來的國際合作中，作為其成果體現的國際條約不斷涌現，日漸細密，其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也不斷提高。目前向全球開放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將近30個，幾乎涉及知識產權各個領域，包括發明、實用新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商業秘密、商標、商號、原產地名稱、作品、印刷字體、科學發現、奧林匹克會徽等。

近年來，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因此得到進一步強化。除了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保護水平繼續通過國際條約進行協調外，最令人矚目的是，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尤其是在國際條約的加入上，從自主性漸漸走向了強制性。本來，主權國家是否加入某一國際條約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但是，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TO）介入知識產權領域，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相勾連，使得各國在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上的自主性嚴重削弱。因為一旦加入WTO，就必須無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在內的一攬子協議，而值此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加入WTO幾乎是必須的選擇。

以TRIPS協議為標志，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加速了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全球趨同化進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其著例。1989年締結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僅有一個國家簽署，因而生效本是遙遙無期。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35條規定：「全體成員同意，依照《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第2條至第7條（其中第6條第3款除外）、第12條及第16條第3款，為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提供保護。」並未生效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個國家得到了實際的執行。無論此前對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不予保護的國家，還是對其保護水平較低的國家，都得按照TRIPS協議的最低要求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由此可見，TRIPS協議加速了各國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保護水平上趨向一致的進程。

由於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的結果是提高了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於發達國家，其知識產權更能得到有力的保護；但對於發展中國家，因其知識產權上的弱勢狀態，經濟利益必將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限制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去追求促進本國經濟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國際條約的修改和制定中，發達國家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國際條約中，而且因其經濟強權的壓力，往往得以成功。隨著國際條約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上的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上的不斷提高，各成員國的立法空間就相應的受到擠壓，比如TRIPS協議把觸角伸進了知識產權國內執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臨時措施和邊境措施等，而在過去這一領域被視為國內立法問題。所以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和知識產權力量，與其說是在削弱國內法的效力和強制力，毋寧說是在通過另一種或更為基本的方式上對國家主權構成了挑戰。」 因此，對於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新進展，應當保持足夠的警惕。

從上面簡單的梳理中，可以發現知識產權法在各個方面都緩慢的發生著變遷。觀察知識產權法的現代發展趨勢，一方面，旨在根據情勢變遷，妥善安排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設計，以適應社會發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時發現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跡象，進而竭力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平和利益沖突，維持利益平衡。

㈧ 大家對混亂的中國版權現狀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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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現在國家還不重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普通老百姓目前還感受不到這種狀態帶來的危害，當有天自己的某項產品被人侵權，盜竊的時候才會明白這有多重要！

㈨ 中國著作權法的不完善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首先，我是法律的門外漢，對我國的著作權現狀曾有所耳聞，但是對我國的著作權法完全不了解。最近因為工作的關系，接觸到了部分相關工作，才真正認識到我國的著作權現狀之糟糕。

我的boss大人曾在國內多家核心期刊發表過專業論文，近日boss大人受新加坡某出版社（該出版社總部在英國）邀請，准備出版一本英文著作。目前准備活動已經進行到了最後一部分，因為著作中涉及很多參考文獻，其中大量使用了boss大人本人曾發表過的論文和他的學生的畢業學位論文中的內容、數據和圖表，該家國外出版社要求boss大人向這些引用的文獻的版權所有者獲得版權使用授權申請。
當時我完全不了解新加坡和中國的著作權相關法律法規，也因此開始了長達幾個月的漫長工作。
首先，國內大部分出版社都表示論文著作權優先屬於作者，並允許作者免費使用。但是在面對一些不夠專業也不是很願意合作的出版人，我還是遇到了很多刁難。在面對該出版社的制式版權授權表格時國內某位核心期刊的主編表示「看不懂，不知道在說什麼」。而我接觸的將近80%的出版社則表示「以前從來沒辦過」。對此，我或許可以得出一個合理的假設，此前很多作者是否也在類似事件上碰過釘子，因此打擊到了他們出版著作的積極性呢？
而在索取學位論文的版權時，我卻遇到了很多麻煩。似乎，我國並沒有明確規定這些學位論文的版權歸屬，或者說我詢問的所有機構和個人都不了解。有稱其版權屬於作者個人的，也有認為是作者和導師共同享有，也有認為是屬於高校。至少，到目前我還沒有明確得知這一 著作權歸屬問題。
僅以個人經歷，熱烈呼籲我國盡快完善著作權法。

㈩ 中國對外國人作品的著作權保護有什麼矛盾和問題

以得到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類型。我國著作權法列舉了八種作品類型。無法納入以上類別的作品是否得到著作權法保護，不同的學者有不同觀點。但是至少在網路傳播領域，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司法解釋已經確認，作品的外延是沒有限制的，根據實際情形由法官判斷決定。

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版權所有人可以根據法律在法律規定的年限內對作品享有獨占權。一般而言，其他人需要使用作品，應當事先取得版權所有人的許可，並向其支付報酬。但是著作權法也規定了若干情形，在法律規定的使用方式下，該種使用無需取得版權所有人的許可，或者無需向其支付報酬。版權的期限，簡單來說，對個人而言，是死後五十年，署名權等精神權利期限無限制；對單位和法人而言，使作品首次發表後五十年。

外國人或者外國在中國國內首次出版的，受我國法律保護，其他的根據國際條約確定，多數重要國家已經和中國一起參加了共同的國際條約，在這些締約國境內產生的作品同樣受到我國著作權法的保護。根據學理，版權具有地域性，也就是說，各國承諾保護作品的知識產權，但是如何保護，作者有哪些權利，保護期限多長，由各個國家自己決定，在中國發生的作品使用行為顯然就需要按照中國的著作權法來判定，在美國發生的著作權使用行為就需要按照美國的版權法來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