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嚴版權令

①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從什麼時候起開始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從1990年9月7日開始實施的。

1990年9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決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進行第一次修正。

2010年2月26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決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進行第二次修正。

2012年3月31日，根據國務院立法工作計劃，國家版權局草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公開徵求社會各界意見，截至2012年7月31日。

2020年11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決定》，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1)中國最嚴版權令擴展閱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當中的第二條規定，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作品，不論是否發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權。

外國人、無國籍人的作品根據其作者所屬國或者經常居住地國同中國簽訂的協議或者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享有的著作權，受本法保護。

外國人、無國籍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國境內出版的，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權。未與中國簽訂協議或者共同參加國際條約的國家的作者以及無國籍人的作品首次在中國參加的國際條約的成員國出版的，或者在成員國和非成員國同時出版的，受本法保護。

② 應該怎麼看待阿里音樂和騰訊音樂互換版權問題

作為一直關注中國音樂市場發展的「吃瓜群眾」，我想我還是有點獨到見解的。其實，騰訊音樂娛樂集團與阿里音樂在2015年就已經開始，後來不了了之，有傳言是說談崩了。但如果深究原因的話，其實還是因為當時國內數字音樂市場的不成熟。2015年，國家版權局剛剛出台「數字音樂版權令」，雖然空前嚴格，但形勢卻不明朗。如果中國數字音樂市場還像以前一樣野蠻生長，那麼版權合作就是空中樓台。騰訊和阿里在當時的謹慎和顧慮就可以理解了。但隨著兩年來的發展和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健全，數字音樂版權市場在逐年飛增，突破了150億大關。對版權的保護和重視，已經成了行業市場發展的基礎，而且騰訊音樂娛樂和阿里音樂都從中嘗到了甜頭。另一方面，流行音樂版權費用的不斷飆升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購買獨家版權雖好，但是誰也沒有能力吃下所有的版權。

從這兩個方面來看，此次騰訊音樂和阿里音樂的合作是水到渠成也是市場成熟發展的必然。

誰尊重版權、重視版權、投入版權，市場就會返回紅利。

③ 版權局叫停音樂版權大戰，看看主流媒體都說了什麼

9月12、13日接連抄兩天，國家版權局相繼約襲談BAT、網易等網路音樂服務商，以及環球音樂、華納音樂等境內外音樂公司，核心關鍵均在「獨家版權」四個字。此前，阿里音樂、騰訊音樂和網易雲音樂三家陷入版權糾葛：騰訊音樂娛樂集團（以下簡稱「騰訊音樂」）與阿里音樂達成版權互相轉授權合作；而騰訊音樂和網易雲音樂因為版權問題正面臨互相起訴的尷尬。除此之外，用戶逐漸培養起付費購買數字音樂的同時，卻逃不開「聽個歌要下載好幾個APP」的煩惱。

④ 「最嚴版權令」將帶來什麼

從個人角度來看，最嚴版權令並不能帶來什麼實際利益，還得多花錢，但專是從市場的角度來看，屬還是很有必要的，這么做可以規范我國的版權市場，讓作者有一個更好的創作環境，如果我創作出一件作品，沒有任何保護，誰都能用，那誰還有心思去創作，都去抄別人的用別的的就好了，有了這個最嚴版權令，給作者帶來的利益就會增加，那樣就會更有心思去創作更好的作品，大家都有心思去創作了，才會有更好的作品。

⑤ 沒有版權，在線音樂平台一切都是空談

我印象很深，許多年前高曉松曾發出過如此感嘆：音樂是個遠超電影的產業，但最前端的內容貢獻者卻稱得上是「弱勢群體」。理由老生常談：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音樂市場版權制度並不完善。

嗯，回溯歷史，從黑膠到卡帶，從CD到在線音樂，音樂的載體隨技術變遷而變遷，尤其是互聯網革命，它讓音樂變得唾手可得——也正因如此，作為音樂產業鏈上下游之間介質的在線音樂，從始至終都在呼喚一種讓市場良性發展的「新秩序」。

而無論高曉松這樣的藝人，音樂公司，還是在線音樂平台，這種新秩序的核心價值無比明確：版權。尤其對於在線音樂平台而言，版權或許是這一行業的全部壁壘。沒有版權，一切都是空談。更多還在探索中的商業模式，也必須踩在版權這塊基石之上。

毫無爭議的共識

作為一個產業，在線音樂市場已經漸趨成熟，一個顯著標准就是經過幾輪縱橫捭闔之後，大的行業格局已定，於是，當外界向業內打聽「在線音樂平台競爭的制勝武器」時，通常收到的是諸如「用戶體驗」或者亦真亦幻的「生態」等頗具宏大敘事意味的答復。

這並非人們對版權問題沒有概念，正好相反，版權作為制勝武器的作用已經是常識，而無需強調。版權才是在線音樂平台賴以生存的基石，也是最基本的原則。這就好比你去一家超市購物，但當你詢問售貨員有沒有你找的東西時，對方微笑地搖了搖頭，幾次下來，你一定不會再來——在線音樂市場亦如此。中國數字音樂的商業模式逐步確立和完善離不開版權支撐。

共識的形成，源自行業的發展規律，官方的嚴格監管以及具體平台的實踐努力。

就像這個國家在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一樣，多種因素產生的合力導致在線音樂平台都曾版權問題備受詬病。 2015年下半年，國家版權局一紙令下——盜版全部下線，這個被稱為「史上最嚴版權令」的通知發布之後2年時間內，國內數字音樂市場已經鮮見「盜版」。

譬如過去曾多少對版權不遜的網易雲音樂，最近與日本貝克思（avex）達成在版權合作，但事實上，在更早之前的2015年，網易雲音樂就與騰訊音樂娛樂集團旗下的 QQ 音樂達成音樂版權轉授權合作，當時涉及的音樂版權達到150萬首以上。

人們欣慰地看到，在「版權是原則問題與底線問題」這一共識之下，2016年，中國在線音樂領域有了大的整合與發展。騰訊音樂娛樂集團成立，阿里大文娛進行調整，網易雲音樂推出短視頻，網路音樂與太和音樂合並。它們都希望能在在線音樂市場上有亮眼的表現。動作最大的當屬騰訊，目前在全球三大唱片公司中，騰訊音樂娛樂已與索尼音樂和華納音樂達成獨家版權戰略合作，包括傑威爾音樂、福茂唱片、英皇娛樂、少城時代、夢響當然、風華秋實和樂華娛樂在內的數30家唱片公司都已與騰訊音樂娛樂達成獨家版權戰略合作。根據騰訊音樂娛樂集團副總裁吳偉林公布的數據，目前與騰訊合作的版權方已超過了200家，平台正版曲庫超過1500萬首。

「規則制定者」的武器

當基於版權的原始積累接近完成，新商業模式的擴張——「新秩序」的規劃與建立也要開啟。

不久前，騰訊財報毫無意外地交出了一份靚麗成績單：全年收入1519.38億，年度盈利414.47億，游戲業務也毫無意外成為利潤收割機——但頗值一提的是，在「大文娛」成為巨頭亟待分割乳酪的背景之下，音樂業務以獨立段落呈現並占據蠻長的篇幅：訂購用戶數，數字專輯，卡拉OK平台，虛擬禮品均被提及，財報中甚至還提到了數字音樂對騰訊社交網路收入增長的貢獻，音樂正在成為大騰訊戰略布局中重要的一部分已板上釘釘。

早在去年7月26日，騰訊音樂娛樂就宣布實現盈利。要知道，在版權基礎上演化出更成熟的商業模式，對目前獨立運營的騰訊音樂娛樂集團而言，是其良性發展的必然路徑——欣喜的是，當版權在手，這種演化變得順理成章。

如你所知，數字專輯，廣告和付費會員是騰訊音樂娛樂最主要收入來源，並已在K歌和票務等領域均建立了付費體系。當然，其最傲人的成績來自數字專輯，和付費會員。數據顯示，騰訊音樂娛樂付費會員用戶數達1500萬，已為周傑倫、李宇春、鹿晗、Adele、Rihanna等50組音樂人發過數字專輯。其中，僅QQ音樂的數字專輯總銷售額已經超過1.5億元，如果加上酷狗的4000萬和酷我的1800萬數字專輯銷售額，騰訊音樂娛樂集團整體數字專輯方面銷售額已經超過兩億。

商業模式的立體化不只音樂單一維度，其他領域也會為集團貢獻收益。譬如在直播方面，截止去年底，QQ音樂旗下的全民K歌注冊用戶總量已經突破3億，日活躍賬戶超過3500萬。而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嵌入於整個騰訊帝國之下的音樂娛樂集團，將會與騰訊游戲和視頻等業務產生更多交集，在資本和業務層面產生融合出更多的想像空間。

加之在版權基礎上，完善商業模式、IP開發、在線演唱會等產業鏈條的進一步構建和完善，也將成為其在線音樂行業「規則制定者」分量最重的砝碼。可以想像，未來騰訊音樂娛樂將繼續深化產業鏈布局，在版權基礎上建立一個更堅實的音樂生態圈。

嗯，時至今日，任何人都不難下出這個結論：作為中國音樂正版化的引領者，如今踩在「版權」的肩頭，騰訊音樂娛樂正走向一條更寬的路。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體，致力於用文字優雅的文章，為您提供談資與見識）

⑥ 版權保護的我國古代

中國的版權保護「盜版」是自宋代開始。宋代經濟的發展為版權保護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印刷業的繁榮是版權保護的技術前提;宋代版權保護出現的直接誘因;宋代版權保護主體已涉及作者，宋代版權保護所涉客體廣泛，宋代政府版權保護力度也很強，規定了出版審查制度對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業標准:宋代缺乏以私權為核心的對版權進行保護的民事法律制度、不注重作者權益的保護、無關王朝政治利益的書籍很難向官府及公眾提出版權主張或者直接尋求權力機關的保護;同時也給了我們許多啟示。
宋代版權保護的內容
(一)宋代版權(著作權)保護主體已涉及作者
作者是版權中第一和最基本的主體。在宋代，隨著印刷業的發展，政府更多保護的是出版商的利益，但是《書林清話》中引述的《叢桂毛詩集解》上所載宋代國子監有關禁止翻版的「公據」，更值得重視，「公據」中提到:該書刻印者的叔父當年在講解「毛詩」時，投入了自己大量的精神創作成果，可以說是「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刻印者把這個事實當作要求禁止他人翻版的主要理由。這就說明:此時受保護的主體已不限於刻印延出版者本人，而且延及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繼承人)。在宋代還出現了職業的職業作家和藝術家，宋代一些不能或不願走上仕途的文人，因生活的需要和其它原因組成一定的群體，被稱之為「書會」，這個群體的文人以創作為職業，「書會」的文人就是職業作家。流傳至今的宋元話本和戲劇有不少出自他們之手。除了「書會」之外，宋代還出了文人與藝人組成的「社會」，如表演雜劇的緋綠社、表演清樂的清音社、影戲藝人的繪草社、表演吟唱的律華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藝人都是專門化的職業作家和表演藝術家。在遠古的宋代，不管是統治者還是出版商及作者，已經擁有了對作者權益進行保護的意識和一定的法律規定，不僅僅是滯停在保護出版商的利益上，而且延及到了保護作者的利益方面，無疑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史上重要的一筆。
(二)宋代版權(著作權)保護所涉客體廣泛
版權保護的客體是作品，在宋代作品的類型眾多，保護客體廣泛。在我國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中國古人信奉的是「學而優則仕」的官本位的價值觀，將政治價值作為至上的人生價值，學子們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寒窗苦讀、懸梁刺股。到了宋代，隨著商品經濟的興起和發展，文學藝術作品也被逐漸商品化，傳統的官本位價值觀開始發生動搖，作品的商品化激發了文人的創作熱情，文人的藝術價值能夠在創作中獲得實現並為社會所承認，其作品能獲得直接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此，文學藝術作品的商品化，導致了整個社會的審美觀、價值觀和文藝觀的變化。有不少在科舉場上失敗的文人和一些不醉心於功名的文人，大量地進行文學藝術創作，創作出眾多的作品，使宋代版權保護的客體廣泛。主要有:第一，文字作品，是指詩詞、散文、小說、話本等以文字形式表現的作品，如宋代的宋詞、宋元話本、散曲、戲劇、小說等。北宋著名詞人柳永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專業詞人，他的詞深受社會各階層的喜愛，獲得了「天下詠之」的社會效果。第二，口述作品，是指以口頭語言形式表現的作品，如即興的演說、散曲等。隨著宋代文化業的發展，下層民眾的審美能力不斷提高，以口頭語言形式表現的評書等口頭作品應運而生。第三，戲劇作品，是指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如地方劇、地方戲等，文學藝術作品的商品化，使得篇幅短小的文藝作品已不能滿足民眾的審美要求，鴻篇鉅制的戲劇等文藝作品成為主導的文學藝術樣式。第四，曲藝作品，是指以說唱為主要形式表演的作品，如評書、快書、大鼓、彈詞等。宋代以後，都市通俗文藝不斷興盛，彈詞、評書、時調俗曲等文藝樣式相繼出現，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第五，美術作品，是以線條、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構成的有審美意義的平面或者立體的造型藝術作品，如繪畫、書法、雕塑等。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這一美術作品，不僅是宋代「市肆畫」中首屈一指的傑作，也是中國乃至世界繪畫史上不可多得的優秀作品，該作品興起於商品經濟的社會土壤上，是商品經濟文化哺育出來的一種新的美術品種。除此之外，宋代還出現了雜技、魔術、馬戲等通過形體動作和技巧表現的雜技藝術作品……宋代版權保護的客體廣泛，也反映出我國宋代已經有了最早的對無形的知識產權的客體進行比較系統的分類和進行保護的事實。
(三)宋代政府版權保護力度加強，規定出版審查
宋代盜印翻版的客觀存在，使作者和出版者保護版權的意識逐漸提高，觀念逐漸形成，政府也適應社會的客觀需要規定出版審查。例如朱熹所寫的《四書問答》，因其無暇訂正重編而「未嘗出以示人」，而「書肆有竊刊行者」，朱熹「亟請於縣官，追索其版」，可以說朱熹當時對其作品的版權保護意識是很強的，他是通過「訴訟」主張其版權，說明宋代的版權保護意識與保護版權的實際行動已經產生，這是將印刷書籍的經濟利益與精神權益的保護，從意識、觀念走向具體操作的過程。宋政府還規定了出版審查制度。宋朝於紹興十五年(公元1146年)詔令:「自今民間書坊刊行文籍，先經所屬看詳，又委教官討論，擇其可者，許之鏤板」。這相當於宋政府成立了出版前審查機制，書籍出版必須由「選官詳定，有益於學者，方許鏤版，候印訖送秘書省，如詳定不當取勘施行，諸戲褻之文，不得雕印」。宋政府一再下令，重申「今後雕印文書，須經本州委官看定然後刊行」，「不經看驗校定文書，擅行印賣，告捕條禁頒降其沿邊州軍，仍嚴行禁止」，對「夜聚曉散傳習妖法能反告者，賞錢五萬，以犯者家財充」。
(四)宋代對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業標准、印刷品管理條例
北宋初年，政府就頒布過「刻書之式」，所謂「刻書之式」，就是將書籍印刷出版的法規以條文形式固定下來，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須送交政府機構備案，政府將印刷品的管理納入日常行政事務當中，如果不按照法規條文規定的形式出版書籍，就構成「盜版」。宋代就對印刷品的管理作到了「有法可依」。清朝曾有人在古董店中看到了宋朝的銅雕版「刻書之式」，文人蔡澄在《雞窗夜話》中曾有這樣的描述:「方二三寸，刻選詩或杜詩韓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認識這件東西的人說:「此名書范，宋太祖初年，頒行天下刻書之式。」從這一記載中可以看到，宋初就將印刷品納入到了國家管理的范疇，相當於今天的印刷品行業標准，與之對應的還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如現在的印刷品管理條例之類。遺憾的是當時具體的法律條文史料到今天已經散佚，但在後人的記載中還可以找到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宋興，治平(1064年—1067年)以前就禁攜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1068年—1077年)後，方弛此禁。」
(五)宋代版權保護的法令和相關記載
《書林清話》卷二有「翻板有例禁始於宋人」的條目，說明中國自宋代確有版權保護的法令。北宋哲宗紹聖二年(1095年)正月二十一日，「刑部言，諸習學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許召官委保，納紙墨工具，赴部陳狀印給，詐冒者論如盜印法。從之。」此記載說明北宋時已有「盜印法」。此外，現存宋代書籍中也有例刊記可以證實宋代的版權保護。第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東都事略》，其牌記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已申上司，不許覆板」與現代的「版權所有，不準翻印」如出一轍，這可能是最早的版權保護施行記錄。《書林清話》及清代大藏書家陸心源《宋樓藏書志》、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均對此有記載。第二，建安祝穆編刊《方輿勝覽》，自序後的「兩浙轉運司錄白」雲:「據祝太傅宅幹人吳吉狀，本宅見雕諸郡志，名曰《方輿勝覽》、及《四六寶苑》兩書，並系本宅進士私自編輯，數載辛勤。今來雕版，所費浩瀚，竊恐書市嗜利之徒，輒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目，或以《節略輿地勝紀》等書為名，翻開攙奪，致本宅徒勞心力，枉費錢本，委實切害，照得雕書，合經使台申明，乞行約束，庶絕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書籍處，張掛曉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陳告，乞追人毀板，斷冶施行。奉台判備榜須至指揮……右今出榜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曉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經所屬陳告追究，毀板施行，故榜……福建路轉運司狀，乞給榜約束所屬，不得翻開上件書板，並同前式，更不再錄白」，該「榜文」記載明確了編寫人的「辛勤」、出版商的「所費浩瀚」，其為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可以請求官府「庶絕翻版」，如有盜版的祝氏則有權「陳告、追人、毀板、斷冶施行」，此例記載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勞動付出和對自己權益的保護方式以及官府懲治的力度。第三，貢士羅樾刊印段昌武《叢桂毛詩集解》前有行在國子監「禁止翻版公據」雲:「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以東萊《詩記》，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是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儻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竄易首尾，增損音義……今狀披陳，乞備牒兩浙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專，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給本監。除已備牒兩浙路、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知委文狀回申外，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板劈毀，斷罪施行。須至給據者。右出給公據付羅貢士樾收執照應。淳祐八年七月日給。」所謂「行在國子監」，是當時主管圖書刊行的中央機構，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圖書出版的權力。政府運用了行政手段，布告有關地方的書坊，不得翻印某書;同時，又發給原刊者所謂「據」，也就是執照，以證明該人刊書的合法性，原刊者若發現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憑「據」告發，從而毀板治罪。該出版商明確提出「禁止翻版」的理由充足，認為作品首先具有原創性:「一話一言，苟是發明，率以錄焉」;其次認為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將作者作為權利主體):「口講指畫，筆以成編」，「平生精力，畢於此書」;而且出版商認為現出版的版本質量好:「校讎最為精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盜版，「則必竄易首尾，增損意義」，就侵害了出版者及原作者的權益。為此，經出版商向國子監提出申請，給付「執照」，禁止他人翻版，並賦予該出版商對其他盜版者「追版劈毀，斷罪施行」的權利。有關這一事件最後的執行情況史料中已經沒有了記載，但確實以事實記載了有法可依。需要說明的是，南宋版權保護不僅僅保護作者本人權利，即便在作者去世後，其親屬也可提出版權保護的申請。《叢桂毛詩集解》的刻印者把其叔父投入了大量精神創作當做要禁止翻版之權的主要理由，這說明:在該禁例中，受保護主體已延及到了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繼承人)。第四，南宋初年文人范浚在他的著作《答姚宏書》中記載的一件事，當時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寫了《和元賦集》，刻印販賣，他將此事上報官府，官府發送一份公文到建陽，銷毀了這些私刻的印版。以上史實都是宋代私刻書籍請官府出面，行使版權保護，它不僅保護了出版者的經濟利益，而且保護了作者的權益，處罰的方式還是比較嚴厲的，如「追人毀板」、「追板劈毀」等，開啟了中國版權保護的先河。
(六)宋代禁印以防盜版
宋代的印刷業發達無庸置疑，盜版的猖獗也是有目共睹，盜版不僅嚴重侵害了原作者、出版者的經濟利益，而且盜版也嚴重損害了作者的學術聲譽，最終嚴重損害了讀者的利益。宋政府從政治利益出發，禁印書籍也是空前絕後的，允許印的才能印，不允許印的是絕對不能翻印的。政府為此對印刷品進行管制，對違反出版管製法令的行為，官府給予重懲。如宋人羅壁《識遺》記載:「監本」《九經》一經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翻印。如果想翻刻，就必須向國子監提出申請，得到批准後才可以翻印。縱觀宋代，官府禁印的作品主要有:第一，禁印議毀時政得失之書、奏議國史、制書敕文、刑法敕令式諸書、禁印本朝史籍、禁印帝王字像。如「大臣之奏議，台諫之章疏，內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機謀密畫，不可漏泄……嚴行禁止，其書坊見刊版及已印者，並日下追取，當官焚毀，」又有「以歷代帝王畫像列街衢以聚人者，並禁止之」，另外「有摹刻御書字而鬻賣者，重坐之」。第二，禁印法令、天文書籍、宗教(妖說邪教、撰造的佛說和妖教)之書、紙幣等。政府頒布的法律敕令不得擅自印刷，私印刑法書，論如「盜印法」。天文歷法之書，也由國家統一印行;因民間「傳習妖教」，政府多次詔令禁印「妄誕妖怪之言」，流傳的要「交納焚訖」;紙幣由國家發行後屢有禁私印之令，宋神宗時「立偽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宋徽宗時規定「私造交子紙，罪以徒配」，宋高宗「定偽造會子法」，但私印紙幣的事仍有發生。第三，禁印士兵操練之書、禁止國家機密泄露。主要針對書刊中有邊防軍機內容和宋書流到遼金地界。宋政府規定「國朝令甲雕印言時政邊機文書者，皆有罪」。蘇轍使遼時曾說:「本朝民間開板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說明書禁有名無實，因為「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第四，禁印供科場剽竊用的「語錄」及「不根經術本源」等偽學之書。如雕印戲褻之文，杖一百。
在宋代禁止翻版已經成為印書行業的一種禁例，而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宋代禁印以防盜版，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真正享有特權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許覆版」，宋代的禁止翻版之舉只不過是少數有權有勢的出版商勾結官府、壟斷利潤的一種做法，並不是正規的法令。這和現代的版權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宋代禁印以防盜版，目的還在於文化控制壟斷，既然是一種文化控制，它不是一種純粹的保護，更多的是一種管理的成份，它並沒有形成一種版權保護制度，而只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宋代的禁翻版的確為後代的版權法開辟了先例。
案例
對中國的信息技術界和知識產權界來說，1999年是倍受關注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連續發生了三起有關網際網路版權保護的新型案例。由於調整中國版權制度最重要的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制訂於1991年，當時網際網路在中國的發展處於萌芽階段，該法對這一新興事物所可能引起的法律問題未作規定，因此對發生於九十年代末期的網際網路版權侵權糾紛審理實踐而言，1991年的著作權法顯屬滯後。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審理這類案件的指導意義就顯得尤為突出，加之目前中國著作權法正在修改之中，這幾例網路版權官司的審理，也將為新著作權法的出台奠定基礎。
這三例案件是：1.1994月28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決的陳衛華訴《電腦商情報》侵權案。該案是國內首例網上作品版權案。案件涉及的是做為傳統信息媒介的報紙擅自轉載網際網路個人主頁上的一篇文章。法院經審理判決《電腦商情報》侵權成立；2.1999年9月9日，被稱為「中國網路侵權第一案」的北京瑞得公司訴四川宜賓東方信息公司主頁侵權案。法院判決復制主頁的被告侵權，這意味著網上主頁享有版權；3.1999年9月18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理的王蒙等六作家狀告「北京在線」網站侵權案。該案涉及的是作品上網所引起的著作權糾紛，法院判決被告世紀互通通訊技術公司敗訴，從而表明作品上網同樣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這三個案件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網際網路版權糾紛的范圍，其中既包括網上作品（包括網上主頁）的版權被傳統媒介侵犯，又包括傳統意義上的作品的版權被新興信息媒介工具——網站所侵犯，當然現實中還存在著大量商業網站對新聞媒體網站的侵權。這些新型案件的審理表明中國現行著作權法已遠落後於司法實踐。但是判例在中國並沒有判例法上的效力，隨著這類案件的不斷增多，中國網際網路版權保護方面的立法已迫在眉睫。

⑦ 中國法律法規是否有版權問題

法律、法規是沒有著作權的。

但經過匯編、整理後的法律、法規，是有著作權回的。對這類產品答需要經過著作權人的許可，才能進行相關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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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

第五條 本法不適用於：
（一）法律、法規，國家機關的決議、決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質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譯文；
（二）時事新聞；
（三）歷法、數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第十二條 改編、翻譯、注釋、整理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其著作權由改編
、翻譯、注釋、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權時，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

⑧ 誰能告訴我中國有關版權使用的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

版權，又稱著作權，含以下人身權和財產權：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展覽權，表演權，放映權，廣播權，信息網路傳播權，攝制權，改編權，翻譯權，匯編權，應當由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權利。

(8)中國最嚴版權令擴展閱讀：

版權的一些法律規定：

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版權所有人可以根據法律在法律規定的年限內對作品享 有獨占權。一般而言，其他人需要使用作品，應當事先取得版權所有人的許可，並向其支付報酬。但是著作權法也規定了若干情形，在法律規定的使用方式下，該種使用無需取得版權所有人的許可，或者無需向其支付報酬。

版權的期限，簡單來說，對個人而言，是死後五十年，署名權等精神權利期限無限制；對單位和法人而言，是作品首次發表後五十年。

外國人或者外國在中國國內首次出版的，受我國法律保護，其他的根據國際條約確定，多數重要國家已經和中國一起參加了共同的國際條約，在這些締約國境內產生的作品同樣受到我國著作權法的保護。

根據學理，版權具有地域性，也就是說，各國承諾保護作品的知識產權，但是如何保護，作者有哪些權利，保護期限多長，由各個國家自己決定，在中國發生的作品使用行為顯然就需要按照中國的著作權法來判定，在美國發生的著作權使用行為就需要按照美國的版權法來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