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從知識產權制度的角度解答李約瑟之謎

❶ 「李約瑟之謎」原因

經過中外學者數十年的努力研究與爭論，「李約瑟之謎」的解答取得了一些進展與成果。總括起來，大概有中國古代體制、地理環境、人口資源、思想文化、社會組織結構、科舉制度等十餘種說法，各有所據，言之成理。但令人遺憾的是，各種說法均是次要因素，而非最重要的主因，所以未能破解李約瑟之謎。

當然，李約瑟博士也有其自己的說法，他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影響下，中國人重實用而輕分析；

二是中國古代官僚體制維護「重農抑商」，阻礙了重商主義價值觀的形成，沒有把工匠技藝與學者發現之數理邏輯方法結合在一起，因而未能實現向近代科學過渡。此說法言之成理，似乎具有說服力，但卻經不起辨析推敲。

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源於諸子百家，內含十分豐富，因此創造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輝煌的成就，長期領先於世界各國。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即造紙術、火葯、活字印刷術、指南針），難道僅僅是實用經驗的總結而不是思辨分析的結果。

有論者指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確實與歐洲人有差別，但這種差別無法解釋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發生。因為近代科學的形成比工業革命至少晚了100年，即工業革命並非是科學革命。至於中國古代的官僚體制，其實與近代西方的官僚體制極為相似，說它阻礙商業的發展與進步，也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

根據全漢升先生《中國經濟史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1976年版）一書的考證研究，中國古代商業源遠流長，唐宋時期商業已經繁榮發達，特別是宋代商業稅收已佔朝廷財政的比重甚大。紡織、印刷、礦產、航海等行業也十分發達，遠遠領先於世界各國。因此，日本學術界將宋代以後稱為「近世」。

(1)請從知識產權制度的角度解答李約瑟之謎擴展閱讀

難題表述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兩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為何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中國的政教分離現象、文官選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諸子百家流派為何沒有在同期的歐洲產生？

第二段是：為何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十七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

李約瑟難題的實質內容在於中國古代的經驗科學很發達，但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近代實驗科學，這是關於兩種科學研究範式的起源問題。

「為何科學發生在西方社會？」是李約瑟問題的反面。

李約瑟難題又稱為李約瑟之謎、李約瑟之問。

❷ 關於李約瑟難題應從哪些方面分析

轉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對李約瑟難題做出了相關分析，供參考
李約瑟難題內涵豐富，解答困難。本文分別從「科學，技術，社會」三方面分析「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這一問題，並著重從社會這一角度進行分析。
一．科學的本質——「由特殊到一般」與「由一般到特殊」的碰撞 古代西方科學的本質特點與中國科學的本質特點是不同的。他們對於事物的研究是採用分類的方法。例如，他們把科學分成一個一個的大段，從而有一個一個的大的學科，如物理，數學，生物學等，每一個大段還可以分成若干個小段，每個小段再可細分，如生物學的分類系統就有7個主要級別：界、門、綱、目、科、屬、種（種是最基本的分類單位），他們科學的任務就是分別研究實是的各個品種。如此的分類就使得他們的科學注重不同事物所特有的東西，因此，西方科學的顯著特點是「特殊性」，即尋求這一事物區別與其他事物的特點。然後，再把分類的事物加以整理，歸納，形成一個個大的學科，從而形成科學。相比於西方，古代中國科學的本質特點則是「一般性」，中國古人的科學強調「道理」，也就是推之萬物之理。正如老子所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這意思是說，道理不僅不以實踐為基礎，過多的實踐，沉溺於具體的食物，會妨礙我們對整體道理的把握。因此，古代中國學者總是先去探尋事物的本質道理，在把得出的普遍道理加以應用，推廣。 不同的本質特點，決定著不同的發展規律。由於中國古代學者的聰明智慧，總可以總結出許多相對正確，科學的道理，並加以實踐，應用，因此這種「速成」發使得中國在很早就有了如李時珍的《本草》，勾股定理的之類的發現，相比於西方還在研究事物的「特殊性」的時候，中國已經有了許多相對整體的科學，如「黃帝內經」「水經注」等著作，因此古代中國的科學遙遙領先於西方。但因為中國對於事物特殊性的研究過少，也就是實踐的過少，使得理論並不完善，且進步，發展緩慢。而「重學輕用」的特點使得實踐是作為對 「道理」的補充而存在的，不是最核心的內容，因此整體中國科學發展緩慢。而西方科學的發展由於幾個世紀甚至是十幾個世紀對自然認識的不斷積累，實踐，便可以對各種學術進行整理和分類，從而得到了較為系統的科學。如歐幾里得的《幾何學》，阿基米德的《力學》，托勒密的《天文學》。再加上文藝復興後，科學家大量的實踐研究（如伽利略的自由落體，鍾擺試驗，人體解剖）進一步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又深化了對科學規律的認識。因此古代中國科學在近代被西方科學超越也是不足為奇了。
二．技術的進步——「經驗」與「工具」「理論」的主導地位 技術與實踐緊密相關，它直接為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需要服務，並隨著時間的發展而發展。技術大致包括「經驗技能」「工具設備」「理論應用」三個方面的要素。在古代，由於工具設備的落後和理論應用的殘缺，經驗技能起主要作用。中國從公元前475年就已進入封建社會（戰國），並且社會在長達2000年的時間內相對穩定，且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因此中國關於生產，生活方面的技術有著極其豐富的經驗積累。而歐洲封建社會的開始是以西羅馬帝國（公元後476年）的滅亡為標志的。換句話說，中國封建社會比歐洲早950年，長達數個世紀的經驗積累以及工具設備、理論的傳承保證了中國古代技術相對於西方處於領先地位。 然而，近代隨著科學的發展，理論的不斷發現和創新，特別是重大理論研究的發現（如牛頓力學3定律，能量轉移與守衡定律）以及工具設備的不斷更新，工具設備和理論應用對於技術的影響漸漸代替了經驗技能，對於技術的發展起主要作用。如第一次科技革命：紡紗機、織布機、蒸汽機等工具設備的產生使生產技術發生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第二次科技革命（發電機、電動機、為代表）的關鍵技術就是建立在科學的電磁理論基礎之上的。現代的技術更加依賴科學，理論應用日益成為了影響技術的最關鍵性因素。因此，在近代由於中國的工具設備尤其是相關的科學知識落後於西方，技術也落後於西方也就理所當然了。
三．社會的發展歷程——「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的新老代替 當然，我認為之所以在科學、技術等方面一直領先的中國在近代被西方超過的最根本原因在於中國與西方社會因素的不同。我認為這是以下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產生的結果。
a) 長達2000年的封建制度是把雙刃劍。中國從公元前475年就已進入封建社會（戰國），而相對穩定的社會為經驗的傳承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因此悠久的歷史和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使得中國古代科技領先與西方。但殘酷的封建制度嚴重的扭曲了勞動人民的人性，壓抑了人們的創造力，作為推動科技的主體，中國人民在如此的制度下只能僅僅維持生計，沒有精力也沒有條件去創造，研究，去發展科學。而西方科技的發展和科技革命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和興起的，資本制度的產生和建立極大的解放了人類的生產力，人們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間；而資本主義的本質「最大程度的榨取勞動人民的剩餘價值」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們爭先恐後的不斷研究科學，研究技術，從而進一步的推動生產力以及科技的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經濟基礎。相對於封建的小農經濟，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可以更有效的推動科技，社會，文化的全面發展，而穩定的中國封建統治抑制資本主義的發展，從而導致中國的科學，技術，文化的全面落後。
b) 「閉關鎖國」「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成為影響中國科技進步又一重要原因。科技的進步與實踐密不可分，而交流是使實踐擴大的一種很好的形式，「閉關鎖國」政策使得中國看不到西方世界的進步，缺少與世界先進技術的交流，閉門造車，中國便缺少了科技進步的客觀因素。再加上國家「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使得中國人民不願發展商業和金融。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把人束縛在了土地上，限制了人的想像力，創造力和開拓精神。中國又失去了發展科技的主觀因素。而相比於中國的西方，隨著資本主義產生，發生的文藝復興運動沖破了探索自然的禁區，天文學、物理學、醫學突飛猛進，發生了科技革命。海外貿易和掠奪又使得西方國家為商品生產提供了雄厚的資金，引發了工業革命，為科學技術的進步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久而久之，西方的科學，技術相對於中國已遙遙領先。
c） 千年的儒家文化和科舉制度對於中國國民的影響深遠。中國人民是在儒家思想的統治下度過了幾千年的封建王朝。儒家思想重視求道，《論語》《詩經》《周禮》《大學》等都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為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儒家思想的核心在於人道和學問，也就是儒家思想更注重個人內心的修養，以及對於道理的理解，對於實踐卻並不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其次儒家文化重視發展農業，把人民束縛在土地上，從而束縛了人民的創造力，也對科技的發展起了一定的阻礙總用。封建科舉制度，為平民登上仕途提供了道路，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民對文化，對理論知識的學習，有利於科技的發展。但從長遠的角度看，毫不變革的科舉制度，尤其是明朝開始興起的「八股文」形式單一，知識 片面，重點在於對個人修養的培養，而忽視了對客觀事物的了解以及對自然、社會的實踐，忽視了對理論知識的創新，牢牢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嚴重的阻礙科技的進步。 此文僅僅是個人對李約瑟問題的一些粗淺理解，同時也借鑒了不少學者對此問題的看法，期待大家共同討論，共同進步。

❸ 如何解釋李約瑟之謎

個人認為李約瑟之謎的解釋為:在小農經濟的影響下，中國科技發展長期重經驗，不注重科學的解釋說明，所以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學體系；另外，中國封建社會晚期閉關鎖國，使中國經濟，政治制度，科學技術與文化長期落後於世界。

❹ 李約瑟難題對現實的意義

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J. Needham 1900－1995）長期致力於中國科技史研究，成果卓著。他在1954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近代以前的14個世紀里，中國對於自然現象的知識和用以造福人類的技術方面遠遠勝過歐洲，可是為什麼近代科學，以及經得起全世界考驗並得到合理的普遍贊揚的伽利略、哈維、維薩笛斯、格斯納、牛頓的傳統——這種傳統註定會成為同一世界大家庭的理論基礎——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國或亞洲其他任何地方發展起來呢？這一問題隨後被學術界名之為「李約瑟難題」。對於這一問題，國內外學者曾從社會、經濟、思維方式和文化等各種角度做了大量的探索。較近，也有部分學者開始從知識產權制度角度考慮這一問題。

一、李約瑟難題由來

對「李約瑟難題」追本溯源，我們會得知早在李約瑟之前，就有人提出與「李約瑟難題」相類似的問題。早在十七世紀，來中國的傳教士們就己經注意到中國科學的「落後問題」。早期的傳教士利瑪竇（M. Ricci 1552一1610）所著《利瑪竇中國札記》（1615）是繼西班牙作者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以後首部系統全面介紹中國科學技術的著作。[1]利瑪竇之後來中國的法國傳教士巴多明（D. Parrenin 1665一1741）是早期提出「落後問題」的第一人。由傳教士們對中國的介紹，以及他們關於「中國科學落後問題』的評論，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甚至掀起了一場研究中國的「狂潮」。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學家，如波義耳、萊布尼茨、卡悉尼、伏爾泰、奎斯勒、休謨、狄德羅和孟德斯鳩等都對中國科學技術給予過關注。

二十世紀初，當中國新文化運動達到高潮時，「落後問題」也成為中國學者討論的熱門話題。1915年，任鴻雋（1886一1961），中國科學社和《科學》雜志的創始人，在1915年《科學》雜志第一卷上發表了題為《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的文章。此後，許多中國學者加入了對這問題的討論。如梁啟超和馮友蘭都對這類問題發表過意見。

1944年，值中國科學社慶祝成立三十周年之際，李約瑟曾出席在貴州湄潭舉行的年會，並發表《科學與中國文化》的演講。在演講中，他首次批評了一些西方和中國學者此前提出的關於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的論證。他說中國古代哲學非常接近於科學解釋，中國人的發明創造對全世界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基本的問題是為什麼近代實驗科學，以及與之相關的理論體系產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國。這里，李約瑟實際上已經非常清楚地提出了後來所謂的「李約瑟難題」。

現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古克禮先生2003年3月19日在接受記者獨家專訪談到「李約瑟難題」時說到，李約瑟關於這個問題的結論是：過去2000年中國存在著一個封建官僚制度，這種制度產生了兩種效應。正面效應是：中國通過科舉制度選拔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可以使中國非常有效地發展科技。在這方面，中國比羅馬帝國衰亡後直至近代的歐洲具有明顯優勢。負面效應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過科舉選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而在同一時期的歐洲，技術開發領域存在著較強的竟爭。在這方面，自秦朝以後的中國不但比不上相同時期的歐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部分地區由於不同諸侯國之間的竟爭，使得整個中國產生了大量智力成果。[2]總之，李約瑟本人對「李約瑟難題」的解答主要是從社會制度方面考慮的。

二、中國古代知識產權制度狀況

（一）著作權制度

著作權觀念在我國產生很早。春秋戰國以來的古典文獻大都有作者的署名，一些作品甚至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學派始祖姓名作為名稱，剽竊抄襲者受到社會譴責，這說明我國古代文人已意識到作者的署名權等人身權利， 同時也反映了社會對這些權利的尊重，體現了朦朧的著作權利意識。當 然，這種權利意識是很粗朴的，基本上沒有財產權的內容。

我國古代，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文化憑借口述、手抄方式傳播，著作很難成為商品。隨著雕版印刷術、活字印刷術的出現，著作物得以廣泛流傳，出版商獲取到利益。這些商人為了制止他人冒名盜印,開始尋求法律保護。據有關資料，宋代已有保護出版權的記載。如南宋咸淳年間，兩浙為保護《方輿勝覽》等四部書的權益而專發榜文。在五代後唐長興三年，朝廷令田敏在國子監主持校正《九經》，並「刻板印賣」，這是官府刻書之始，可謂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個以出售為目的大規模印製圖書的「出版社」。為保護《九經》藍本，朝廷曾下令禁止一般人刻印這本書，從而保護國子監對《九經》出版的專有權，這相當於後來歐洲出現的特許制度。這些均可為我國著作權保護的萌芽。

從宋代以後，我國古代依靠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有關文件，保護作者、編者及出版者的權益，禁止未經許可使用他人的「復制權」的例子很多。我國以禁令形式保護刻印出版者，在歷史上一直未曾被成文法的全面著作權保護所代替，即沒有建立過通行全國的著作權保護制度。直至1903年清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通商行船修訂條約》，從而在中文裡使用「版權」一詞之前，光緒皇帝仍為保護《九通分類總纂》的翻印專有權下過敕令。我國晚清時，受西方文化影響，清王朝仿歐洲大陸法系立法體系，編纂新律。1910年，《大清著作權法》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著作權法。

（二）專利制度

據《韓非子》記載，古代有一個世代以洗染為業的家族研製了一種「不龜手之葯」。一個謀士以千金巨資買走了葯方，後來配製給本國將士使用,打敗了強敵，該謀士也封官晉爵。從此故事可知，遠在戰國時期，中國人對知識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就有認識，把它當作特殊財產加以利用。但當時沒有發展出獨立的知識產權制度。

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仁玕於1859年總管朝政後，在他的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資政新篇》中提出過建立專利制度的主張。具體專利形式的出現則是在清朝光緒年間。1881年資產階級改良派鄭觀應向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上書，要求給予上海機器織布局的機器織布工藝以10年專利。隨後，不斷有一些新工藝和新技術提出專利申請，被批准為專利的日漸增多。在維新運動的推動下，光緒帝於1898年5月頒布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有關專利的法規——《振興工藝給獎章程》。這里的專利權實質上是專營權，與現行專利權的含義是不同的。後由於頑固派極力反對，改良派主張的興專利一直未能付諸實施。因此，直到清朝末年專利制度也未能在我國建立和發展。我國專利制度的建立與形成，嚴格地講是從辛亥革命以後開始的。1912年12月當時的工商部頒布了《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這在法律上看，已是我國第一部成文法，具有現代專利法基本原則的若干因素。

（三）商標制度

商標是使用於商品上的專用標志。在自然經濟初期即使有的產品上加了一些銘文、年號，也只是起到表示私有權、裝飾或紀念的作用。隨著商品生產、交換的出現和發展，有些標記起到了區別產品生產者的作用。從出土的陶體看來，雖然其口沿、底部的符號的意義目前還不十分清楚，但是與那些在同一器物上栩栩如生的圖像相比，不管從美工技巧，還是從所附部位來說，都不能認為它們具有觀賞等意義。相反，此後的歷史證明，它們只能作為區別器物所有人、製造人標記的解釋。這種只具有區別生產者的單一屬性，不具有宣傳產品和提供質量保證功能的標記，雖然不能算作現代意義的商標，但可以說是現代商標的雛形。

據先秦《韓非子》記載，我國最早的商店招牌出現在兩千多年前，是用布帛做成的「旗」或「招」，這就是有標記識別作用的店牌。春秋戰國時期的商品交換和市場發展，為我國古代商標的產生提供了條件。漢、唐時期，商品上使用標記也較為普遍。隨著商業的發展，宋代時我國的商標已較為完整，名牌和商號增多。最早較為完整的商標，是北宋山東濟南「劉家功夫針鋪」，使用了圖文並茂的「認門前白兔兒為記」商標，印製「白兔兒」商標的銅版現陳列於中國歷史博物館。

自鴉片戰爭開始，由於帝國主義入侵，出現了許多洋貨和洋商標。隨著民族工業的發展，近代中國出現了許多商標，近代中國隨之開始形成商標法制。1904年，清政府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商標法規——《商標注冊試辦章程》。

三、從產權制度觀點見識李約瑟難題解答

上節表明，在古代中國曾經出現了知識產權制度的萌芽。那麼，中國的這種知識產權狀況對回答李約瑟難題會給出何種提示？

鄭成思先生認為，「無論東、西方的知識產權學者，都無例外地認為版權是隨著印刷術的採用而出現的。」進而，鄭先生認為，「如果版權確實是隨著印刷術的採用而出現的，它就應當最早出現在我國。」[3]但是，時間順序上的先後並不代表邏輯意義上的原因和結果。事實上，盡管我國有千年科技領先史，並且最早將活字印刷投入生產實踐，但是，我國並沒有產生現代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制度。科技是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前提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一般認為，「知識產權並非起源於任何一種民事權利，也並非起源於任何一種財產權。它起源於封建社會的特權。」[4]在這一點上，我國有著和西方現代知識產權制度起源地同樣的、甚至可能還要早的所謂「起點」。但是，事實上的結果是，雖然我國有著類似的封建特權，這一封建特權最終並沒有轉化為「私權」。雖然同時可以認為，在我國「古代『帝國控制』的主旨之下」，封建特權法律「客觀」上「保護了某些私權」。[5]

作為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諾斯（D. North）研究了西方的各種社會制度的演進，提出西方世界近 200 年來的崛起，是因為找到了一套有效保障有形產權和無形產權的制度，使得交易費用大幅下降，鼓勵了商品生產和智力的投資。有學者認為，「在諾斯之前，現代史的理論的主流學說對於工業革命以及隨之引發的現代經濟增長這一歷史事件的解釋，基本上是基於科學發現（如牛頓力學的出現）、技術創新、發明浪潮、教育和資本的積累——但這種理論事實上經不起推敲。一個致命的批評是，在14世紀中葉，當時居於世界頭號強國地位的中華帝國無論是在科技水平還是教育和資本積累方面，都達到了西歐工業革命前夕的程度。事實上，催生西歐工業革命的技術基礎基本上都來自中國。」[6]有意思的是，有經濟史學家提出，中國所以在技術高度積累條件下未能出現工業革命，主要是中國缺乏一個企業家階層。而諾斯認為，「一個社會要涌現出企業家階層並使其不斷發展壯大的條件是社會需要創造出一種支撐企業家階層的制度。」這一制度正是知識產權制度。「經濟史學家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諾斯的猜想，正是在英國和荷蘭兩國，作為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專利權和版權制度最先得以創立和發展，其他歐陸國家之所以在工業革命上落後於這兩個國家，也正好是因為它們在知識產權制度的實施上落後於這兩個國家。」[7]

西方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經歷了長達數百年的孕育。在社會轉型的激烈變革中，政治、經濟、科技、思想文化諸方面的發展與變化，或構成了這一新興制度賴以生存的母土，或提供催生這一新興權利的動力。首先，是新工藝學出現。從15世紀起，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歐洲各國出現了採用先進技術，製造和使用先進的生產工具和各種機器的社會需求，促使工藝學有了長足的進步。其中最大的進步體現在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紡織、采礦、冶金和化學等部門中。[8]在科學技術運用於社會生產的過程中，知識產品與物質產品開始具有了同等的商品意義。這些工藝學上的進步為工業文明的出現以及以保護工業文明為使命的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其次，是新文化價值觀確立。從14到16世紀，西歐資產階級所發動的文藝復興運動，激勵人們改造現世，研究自然，重視實際有用的知識。文藝復興中提出的這種新的文化價值理念，為資產階級一手將科學技術作為物質武器，一手將私權制度作為法律武器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思想准備。再次，是新政治文明萌芽。在17世紀中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從霍布斯、米爾頓到洛克等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張主權在民，倡導平等自由，強調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性。特別是洛克的著作闡明了資產階級關於財產和政權的原則，概括了英國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在17世紀關於財產與政權的爭議。以洛克為代表的英國資產階級政治思想體系的逐步形成，以及受其影響而產生的以孟德斯鳩為代表的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為歐洲各國制定自己的法律包括知識產權制度做出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准備。最後，是羅馬法復興。自12世紀起，歐洲開始了羅馬法復興的運動。馬克思經典作家指出：「當工業和商業進一步發展了私有制的時候，詳細擬訂的羅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復並重新取得威信。」[9]古代羅馬雖無知識產權制度，但是知識產權與羅馬人關於無形財產的概念、公有物的理論、物體物的轉讓與侵害的學說，與著作權以至知識產權的財產歸屬性、公共領域、產權貿易、無形侵害等法律原則與規則有著源與流的關系。羅馬私法的復興，為近代知識產權制度的制定貢獻了有益的法律思想材料。

總結起來可以說，諾斯對西方近代以來加速發展的原因提出的解釋對准確回答李約瑟難題提供的啟示有基本的和延伸的兩個方面。基本方面在於，諾斯的工作引導我們關注知識生產的傳統非正式規約向正式規約演化的歷史條件，因為如文中表明的，與科技發展相適應，中國古代並不缺乏非正式的規約。延伸方面在於，諾斯的工作示範了一個綜合從產權、政治、意識形態到文化信仰諸方面因素的研究方案，這一方案提供的綜合由於切實以產權與制度分析為依據，因而解釋效力完全不同於在解答李約瑟難題時出現的那些關於上述諸方面因素的泛泛綜合。

❺ 「李約瑟難題」是怎麼回事

「李約瑟難題」很耐人尋味，它猶如科學王國一道復雜的「高次方程」擺在了世人面前。

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曾因胚胎發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後來他又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傑出貢獻成為權威，並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科學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燦爛輝煌。除了世人矚目的四大發明外，領先於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100種之多。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在著名的《中國，發明的國度》一書中曾寫道： 「如果諾貝爾獎在中國的古代已經設立，各項獎金的得主，就會毫無爭議地全都屬於中國人。」

然而，從17世紀中葉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劇降為只佔0．4％。中國與西方為什麼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一直努力地尋求這個難題的謎底。雖然他所尋求的答案還缺乏系統和深刻，就連他自己也不甚滿意，但卻為我們留下了探索的足跡，為這個難題的解答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維成果。

❻ 從思想史的角度闡述你對「李約瑟難題」的理解~~，重點在於要從思想史的角度談談理解~~

先進的制度是第一生產力！生產力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人，而制度是人盡其才的保障！而先進的制度源於先進的思想，先進的思想被實踐並最終確立為制度後才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更為廣泛的積極影響。新生思想產生之初往往是脆弱的，容易在傳統權力的壓迫下夭折，所以一個利於新生思想成長發展的環境非常的重要。
一個沒有思想活力的社會是很難有進步的。近代歐洲與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很像，國家小而多政治避難容易成功大量的新生思想能夠得以流傳與發展;而大一統時期政治避難很難，新生思想很難得以流傳發展並且往往會被迫害致死。春秋戰國與文藝復興分別是中國與西方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產生大量的新思想新文化並產生了許多影響世界的著作；不同的是我們至今沒有產生出既能保有政府權力又能保持社會擁有一定思想活力的制度在王朝的不斷輪回中止步不前，西方的三權分立與民主法治是人類的一大創舉這使得制度本身就擁有了很強的自我修復能力。
第一個總統制之所以能夠在美國建立，也是因為那裡的舊有保守勢力較弱新生思想與力量在那裡得以站穩的緣故，這就是為什麼第一個總統制誕生與美國而不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英國她的宗主國的原因。
中國衰落始於漢武帝「罷黷百家，獨尊儒家」，一個失去思想活力的社會走向衰落是必然的。假如中國不能及早地實現民主法治，中國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將不斷拉大。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只是因為外力的推動而不是內部制度的完全改善帶來的，只是內外的「水位」差太大在容器開口後帶來的增長。隨著能自由流動的水的減少（更能推動經濟增長的先進的制度與科技受到內外勢力的限制），這種增長顯得不可持續且越來越弱。

❼ 什麼事李約瑟之謎，為什麼近代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產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

為什麼資本主義和現代科學起源於西歐而不是中國或其他文明？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李約瑟從科學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國人不懂得用數字進行管理。這對中國儒家學術傳統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經濟管理是很好的批評。但這只是對李約瑟之謎的一個可能的回答。從文化競爭模型給出另一個解答：中國小農經濟的資源限制和保守傾向，阻礙了勞動分工和科學文化的多樣發展。 中國以前人多地少，卻認為人口少，所以各個王朝建立的一個首要任務是鼓勵生育；而西歐人少地多，他們卻認為生活的空間狹小，要向外擴張，這個問題不得不讓人深思為什麼。

一、資源因素。中國多山少地，半乾旱氣候的生態約束促使中國發展了節省能源、消耗勞力的農業技術，而非擴張資源、節省勞力的牧農技術，導致周期性的生態危機和治亂循環，阻礙了勞動分工的發展。
二、文化因素。從文化競爭模型可以看到：冒險精神利於多元和創新，避險傾向利於穩定和趕超。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導思想無不是規避風險、明哲保身。
三、系統復雜性因素。勞動分工的發展，要求穩定的環境，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的出現不是單一問哈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種文明沖突演化的結果。中國面臨單一小農經濟造成的生態危機的惡化，秦漢以來自然災害的周期不斷縮短，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不斷，加上政府貨幣、財政政策的多變，都不利於勞動分工的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