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版權

⑴ 作家的稿費是怎麼算的

與王韜一樣有著當代盛名的另一位文化界大師——魯迅，在經濟意識上與王韜的表現恰恰相反。用今天的話說，魯迅是一位離經叛道的大師，他親手砸破了飯碗，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職業者。不同於王韜的恥於言錢同時又不得不向人乞錢，魯迅正是以錢、以賣文所得保持了他人格上的超脫與獨立，擺脫了他最不願意看到的「官場幫忙」與「商場幫閑」的窘境。而這一切，又不得不從現代的稿費與版稅制度說起。
現代稿費制度出現之前，由報館實行的免費刊載文章，成為古代自費刻書和潤筆制度向現代稿費制度過渡的中間環節。當1872年4月30日《申報》創刊時，曾宣布「如有騷人韻士有願以短什長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區竹枝詞，及長歌紀事之類，概不取值；如有名言讜論，實有系乎國計民生、地利水源之類者，上關皇朝經濟之需，下知小民稼穡之苦，附登斯報，概不取酬」。聲明願意提供一個發表文學作品的園地，不收作家的錢，在當時文人眼裡，屬於十分寬厚、前所未有之事，很快就激起了反響。一個月後，報館又刊出徵求新聞稿件的啟事：「望諸君子不棄遐僻，或降玉趾，以接雅談；或藉郵筒，以頒大教。」但是，用這個方法徵求到的新聞稿子多數不符合刊登條件，刊登之後是否給予稿費，尚無佐證。實施之後，因合適的新聞稿不足，申報只好改用聘請本埠和外埠訪員采寫新聞的辦法(相當於現在的記者)，訪員寫稿，是拿報館的工資，而不是稿費。不久文人的詩詞歌賦一類的文學作品因為不付錢就可以刊登而日漸增多，來稿踴躍，以致《申報》容納不下，因而出版專刊《瀛寰瑣紀》、《四溟瑣紀》和《寰宇瑣紀》，這是最早的以文學為主的月刊。《瀛寰瑣紀》1872年11月11日刊出第一期，目錄有：開辟討論源，地震附見，日星地月各球總論，海外見聞雜記十五則，花史二則，魚樂國記，眉子硯南曲白，桃花詩社唱和偶集。除天文地理及外國小說外，其他稿件大都是當時文人雅士投到《申報》來的稿件。
在免費發表文人作品數年後，申報館又最早實行以一定的報酬購買書稿，它表明中國現代稿酬制度首先由晚清上海的報館實行。申報館不但出報紙，還印刷出版各類圖書。1878年3月7日，《申報》刊《搜書》啟事，願意出資徵用並重刊士人手中的珍本書、暢銷書，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下列內容：「啟者，本館以刷印各種書籍發售為常。如遠近諸君子，有已成未刊之著作，擬將問世，本館願出價購稿，代為排印。抑或俟裝訂好後，送書數十或數百部，以申酬謝之意，亦無不可，總視書之易售與否而斟酌焉。」申報館願意出錢購買士人手中已寫成而尚未排印的著作，為之出版並在市場上銷售，根據銷售情況付給報酬，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願意出價購稿，所出價當然就是稿酬，只是考慮到當時不少有身份的作者還不願意出賣自己的著作，故採取變通辦法，按照慣例以出版的新書作為酬勞，這些新書理應視為變相的稿酬。申報館的這則啟事，應該可以視作現代稿酬制度的開端，不過在報館刊印的新書中，屬於這種性質的究竟有多少，尚難統計，但可以肯定確實有。蔡爾康為申報館1872—1877年間所出書作《申報館書目序》中說到：「邇日申江以聚珍板印書問世者，不下四五家，而申報館獨為其創。六載以來，日有搜輯，月有投贈，計印成五十餘種，皆從未刊行及原板業經毀失者，故問價之人踵相接也。」未曾刊行的著作底稿如何得來，在申報1888年9月3日刊登申報館主出售新印的《綱鑒望知錄》廣告中，可以得到說明：「此書為沂陽倪思藻先生輯，由本館購得底稿，用活字排印，每部四本。」
書稿付酬實行若干年後，報刊來稿也開始給付稿酬，但據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憶錄·時報的編制》所言，當時報刊上發表的文學作品，除小說外，其他類型的文學作品是沒有稿酬的。鄭逸梅也曾認為報刊稿酬制度始於上海的《小說月報》，後有學者尋找到1903年廣東《嶺東日報》的一則徵稿廣告，注有詳盡的稿酬等級，比《小說月報》早了10年。但申報館在實行書籍給付稿酬的數年之後，又發展到對報刊投稿也給予一定的報酬，始於《點石齋畫報》中針對繪畫的稿酬，時間上較《嶺東日報》又早得多，對稿酬多少也有具體的說明，由此可見，並不像一些研究者所言，稿酬制度是圍繞小說這種文學體裁而建立的，事實上，在報刊上對畫稿支付稿費開始，便已經出現了稿費制度的雛形。
我們從申報館書稿和《點石齋畫報》給付稿酬的原因、付酬的方式和標准中，可以很容易就找到江南文化商人和西方文化商人習慣做法的烙印，如果就《點石齋畫報》給付稿酬的具體原因而言，可能有這樣兩點：一是與其作為報刊的特點有關。因為書籍可以新舊並存，新書創作未成，可以先印舊書，不會因此影響出版業務，報紙則需要每期更新，必須有確定的稿源保證。二是社會對此報刊有熱烈需求，市場熱銷，促使其以稿酬換取更多稿件。《點石齋畫報》出版以後，確實很受社會歡迎。前三期問世後，三五日即告售罄。1884年6月19日《申報》發表消息說，《點石齋畫報》前三期出版以後，供不應求，購者踴躍，報館又添印數千，也很快賣光，《點石齋畫報》印數一般為三五千冊，最高達萬冊左右。這在當時是個巨大的數字。當其熱銷時期，最困難的是新聞來源少，傳遞速度慢，不得已，就必須給予一定利益，刺激人們為其寫稿投稿。於是1884年6月4日點石齋主人為《點石齋畫報》徵稿刊登《請各處名手專畫新聞啟》。啟事稱：「本齋印售畫報月凡數次，業已盛行。惟各外埠所有奇奇怪怪之事，除已登申報外，能繪入畫圖者，尚復指不勝屈。故本齋特請海內大畫家，如遇本處有可驚可喜之事，以潔白紙新鮮濃墨繪成畫幅，另紙書明事之原委，函寄本齋。如果惟妙惟肖，足以列入畫報者，每幅酬筆資洋兩元。其原稿無論用與不用，概不寄還。畫幅直里須中尺一尺三寸四分，橫里須中尺一尺六寸，除題頭應空少許外，必須盡行畫足，里居姓氏亦須示知。其畫收到後當付收條一張，一俟印入畫報，即憑本齋原條取洋。如不入報，收條作為廢紙，以免兩誤。」登廣告徵求畫稿，公開聲明願意付給稿酬，並對稿酬如何計算如何支付給予詳細說明，這是申報館首次表示對報刊投稿者給付稿費，也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報刊徵稿付酬資料，它的出現無疑就成為了近代報刊建立稿酬制度開始的標志。
《點石齋畫報》給付稿酬的實行與否，在其他資料中可以找到旁證。19世紀80年代，王韜給畫報的作品《淞隱漫錄》就得到了稿酬：「七月杪，《淞隱漫錄》已盈十二卷，主者意將告止。因畫報閱者漸少，月不滿萬五千冊，頗費支持。然韜月中所入，又少佛餅四十枚矣。」
後起的以新聞為主的報紙都採納了《申報》的做法，主要稿件由拿薪水的報館雇員采訪、寫作、編譯，以外來新聞稿和文學雜稿為補充，這部分稿件需要付給稿酬。維新時期和晚清最後十年大量創刊的報紙，多數屬於同人刊物，稿件寫作多由參與辦報的同人承擔，故其支付稿酬很有限。申報館率先實行稿酬制度，到19世紀90年代已非孤鴻獨鳴，上海各報館、書局實行者所在多有。《汪康年師友書札》中，有不少資料，都涉及19世紀末(約在戊戌變法後)上海稿酬情況，說明當時撰稿取酬已是文化人圈子中常見的現象，收取稿酬也成理所當然之事。汪康年朋友陳壽彭受其囑托，翻譯《江海圖志》一書，在討論出版事宜時，陳壽彭與之約法三章：一、必須保留譯者之名；二、必須收回譯費1500元整；三、書印出後，必須送譯者五十部。擺明不如此即不賣書稿之勢，全然沒有傳統文人以賣文為恥的心理，足見當時賣稿付酬已成為公認的游戲規則。同樣，汪康年請陳錦濤到北洋大學堂找人譯書，也須事先說明稿酬為萬字十元。
稿酬制度實行初期，如何分級、酬款標准、酬款方式等，是五花八門、各自為政的，沒有固定和統一的做法，可以由出版機構自定標准，也可由出版機構與著作者商定，取雙方都願意接受的方式和標准，稿費既有論字數計算，也有論篇或論本計算的，報刊文章篇幅短小，多按篇計算。如陳壽彭與汪康年之間就是採取互相商定的辦法，按照陳壽彭最初的打算是：「弟之初意當擬請兄積股為之，一時不必與我譯費，立一公道合同，各執一紙，以後出售，於贏余之利均分之，是我兩人始終與此書之事皆得也，非欲將稿出售耳。」後因有人願意出版此書，詢問譯費，汪康年要求陳壽彭自擬款數，陳遂提出論本計算的1500元之數(以全書共約50萬字計，約合千字3元)，並聲明，如對方不願意，就收迴文稿，另謀出路。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稱：1906年以後，他在上海《時報》，每月寫論說6篇，另外再寫點小說，得80元。包天笑同時在《小說林》兼職，每月40元。當時，論說以篇計，每篇5元，小說論字，每千字2元，也有1元，甚至5角的，平江不肖生的《留東外史》便是每千字5角。民初商務印書館各雜志的稿酬最低2元，最高5元，魯迅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其第一篇小說《懷舊》，稿費是大洋5元，林琴南的翻譯小說商務印書館付給千字5元，後來增加到6元，屬於稿酬偏高者。胡適也是千字6元，梁啟超待遇最優厚，為千字20元。名中醫陳存仁此時正在讀書，給申報副刊「常識」投稿，每篇為1元。從清末到民國，上海圖書市場已逐漸形成一個通用的稿費標准，為每千字2元至4元，5元、6元的很少，小書坊甚至收每千字5角至1元的書稿。
與稿酬制相配套的版權制度等，到晚清最後十年方才初現端倪，成為著譯者稿費之外的又一收入來源。因其一時難以完備，著作者的權益只能得到部分保障。80—90年代著作人的版權尚未受到應有的尊重，王韜的一部分書頗受歡迎，江西書商翻刻他的《遁窟讕言》，易名為《閑談消夏錄》，用以賺錢，但是這一暢銷書並沒有給他帶來多少經濟效益。清末，翻印書籍大量出現，形成書籍出版的又一高潮，經過多年的商海弄潮，文化人的市場經濟觀念日益增強，由恥於言利到賣稿取酬，進而發展到有意識地保護自己的著作權益。其中，一些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士如嚴復等，提出了著譯中的版權問題，並開始翻譯介紹西方有關版權問題的論述，對版權制度的出台起了催化作用。1900年前後，嚴復在與張元濟商討有關翻譯《原富》等書事宜時，明確提出了譯作的版權問題。當時南洋公學以2000兩買下《原富》書稿，並同意嚴復要求，於該書售價中抽十成之二給予譯者。嚴復進而希望給予分利憑據，並參照西方版權原則，提出一些具體條款，如「一、可限以年數。外國著書，專利版權本有年限，或五十年，或三十年，今此書譯者分利，得二十年足矣；二、二成分利，如嫌過多，十年之後尚可遞減，如前十年二成，後十年一成，亦無不可。」約1903年左右，嚴復為維護版權，致書管學大臣張百熙，詳細論證實行版權法的利益所在，認為「版權者，所以復著書者之所前耗也」，國無版權，使寫作翻譯者裹足不前，則出書必少，最終有害社會教育和民智開啟。信中提到，因京師大學堂令各省官書局自行刷印教科書之事，引起誤會，致使南洋及上海各商埠書坊以為官府要撤毀版權，於是商議互相翻印出售私家譯著各書，足見當時官府已開始施行版權法。清末，中外商人之間因版權問題引起數起訴訟糾紛，1908年11月，日人齋藤秀三郎控至誠書局翻印《正則英文教科書》案，1911年2月，美國經恩公司向上海會審公廨控告商務印書館翻印該公司出版的《歐洲通史》案，1911年5月12日，英商伊文思書館向會審公廨控告上海商務印書館竊印美國有名史書案，促使出版界開始重視這一問題，並對國內版權、中國與國際版權之間的差別，有所辨析。不過這時期民間書局關心眼前利益，版權觀念還很淡薄。只有一些大的書商開始重視這一問題，1903年商務印書館在我國第一次使用著作權印花，與此同時，還出版了周儀君翻譯的《版權考》一書。
在稿酬制度出現初期，社會對它的看法仍受傳統觀念支配，為報館寫稿取酬仍被視為文人末路不得不做的低賤之事。不是迫於飢寒，一些文人仍恥於為市場、為稿費寫作。林琴南等譯《茶花女遺事》，刻成後，《昌言報》准備刊登，「告白」中稱該書系用重價購取，引起林琴南等不滿，致信高鳳謙，要其轉告汪康年，更正此事，聲明不願收受酬資。高鳳謙致信雲：「並乞更登告白，將『重價購取』一語削去，但雲譯書人不受酬資，只收板價而已。此書魏君所刊，林、王二君不願得酬資，尊處之款，自當以歸魏君。」為此，高鳳謙代汪康年擬告白如下：
《巴黎茶花女遺事》告白
此書為福建某君所譯，本館喜其新穎，擬用重價購買。承譯者高義，不受酬資，只收原刻板價，並將原板寄來。特此聲明，並致謝忱。昌言報告白。(《汪康年師友書札》二，第1656頁)
到19世紀90年代，恥於賣文的觀念已開始發生明顯變化，稿酬制度已為人們所接受。原先因仕途擁塞、謀生艱難，大量流入上海和江南一帶的秀才童生乃至舉人進士、候補官員，現在發現能夠通過業余時間寫作文字，賺取稿費，對自己的生活稍有補貼，往往為此喜出望外，為報刊和書局寫稿的積極性特別高。翻閱時人書信文集，此類資料比比皆是，一些文采煥然、下筆神速的名士如林琴南，或學養深厚、具有聲望的學者如嚴復，甚至可以從中獲得可觀的收入。林琴南最初翻譯小說不願取酬，後來不僅取酬，且稿酬十分可觀，他的老友陳衍曾與他開玩笑，說他的書房是造幣廠，一動就來錢。其結果，造就了上海圖書報刊涉及面廣泛的寫作人群，並使之日漸職業化。
清末民初的作家單靠寫作仍然難以為生，除了寫稿之外，都要兼作其他工作。李伯元、吳趼人吃小說飯。家無余財，生活貧困。魯迅在民初《小說月報》上發表的小說《懷舊》，稿費是大洋5元。當時，一個綢緞鋪的掌櫃先生每月薪水8—10銀元，普通職員4—6元(1914年左右)。一個下等巡警的月收入是大洋8元，稍好一點的工廠工人的月收入也有8元，吳趼人在江南製造局作抄寫員，每月也是8元。也就是說，一個作家必須每月寫出兩篇《懷舊》這樣的文章，才能達到下等巡警的收入水平。因此，這一時期還不可能產生民國時期那種完全靠寫作為生的自由撰稿人。
然而到了民國時期這種情況獲得了很大改觀，尤其是在上海，以賣文為生、以寫作為職業的知識分子數量頗巨。究其原因，一方面，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北京更名為北平，不復政治中心的風范，其文化勢力迅即南下；另一方面，上海已成為當時全國商業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其報業的現代化程度和商業化程度都是領先於全國各地的，使得投身報業而獲利成為可能。從心理因素方面來講，一方面，至民初前，文化人以從事報業為恥和視賣文為生為辱的心態逐漸發生了變化，而這種變化同樣使他們不再恥於言錢，並且積極投稿取酬；另一方面，新文化運動表明了當時的知識階層普遍需要一種言論的媒介、身心的自由，公共租界的存在使文化人不會因為言論過激而遭逮捕，而上海寬松的言論語境和社會輿論具有巨大的誘惑力，一時令各方俊傑無不景從。
魯迅，是這群齊集上海的知識分子中極有代表性的一位，而稿費、版稅、編輯費與兼職所得正是魯迅經濟來源的最主要渠道。

⑵ 余秋雨現在在哪幹嘛呢

他前段時間在深圳和香港 現在在上海 工作中心也轉移到上海 工作地點還在戲劇學院

參考資料：
由著名學者余秋雨先生擔任理事長的秋雨文化教育基金近日成立，並在4月29日召開了第一次理事會。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王仲偉出席了第一次理事會並講話。

秋雨文化教育基金作為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下屬的專項基金，將憑借余秋雨先生在全球華人文化界的廣泛信任度，資助和組織海內外有關中國文化的闡釋、呈現、重構和創新的各種試驗，重點推出一批有影響力的演出劇目、電視欄目和科學科目。這是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通過多元化社會籌集、發揮文化名人效應推動上海乃至全國文化發展的一項重大舉措。

王仲偉在基金理事會上指出，秋雨文化教育基金有三大優勢。一是選擇項目的高端眼光，二是放眼天下的文化視野，三是募集資金的號召能力。基金的重點是通過優秀的文化項目凝聚人才、籌集資金，最終形成以項目為核心的資金和人才的良性循環。

余秋雨先生表示，文化的主要運作方式，應該是政府支持下的民間化、項目化、產業化行為。因此，設立一個由他本人掛名的文化教育基金，有關部門和企業已謀劃多年。最近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中華文化應該由世界各地的華人一起來進行更民間、更親切、更感性、更多元的呈現，而我們應該調集多方面力量給與幫助和整合，這就是這個基金的宗旨。

據介紹，秋雨文化教育基金的成立，由中國光華科技教育基金捐贈了初始資金，獲得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的批准和支持。上海音樂學院和上海戲劇學院也給予了有力支持。據悉，基金的首項資助項目，是由兩岸三地著名藝術家、高等藝術學府和上海大劇院聯手製作的中國戲曲音樂劇《夜航船》，將作為2008年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和2008年上海電子藝術節的首演候選劇目亮相於上海大劇院。

⑶ 胡適離開北京時攜帶的兩本書是什麼

走得匆忙的胡適是不可能來得及整理藏書和個人文件的，除帶走了其父年譜的手稿和幾篇有關《水經注》的文章之外，連《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卷的手稿都未及找出帶走，更不用說他數以萬計的藏書，以及手稿、日記、信件、照片等個人文件了。這批物品只能依然存放在其住所東廠胡同一號後院的五大間書庫內，由他的兒子胡思杜留下來照管。

胡適藏書今何在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胡適倉促飛離北平，未及帶走多年收集的大量珍貴藏書和手稿、書信、日記、照片等個人資料。一九五七年，胡適在紐約立下遺囑，將這批藏品全部遺贈給北京大學。半個世紀過去了，這批彌足珍貴的文物「身首異處」，尚未得到最充份的整理和研究。很多海外學者仍四處打聽：「胡適的私人藏書和文件檔案到底現在何處？」

胡適匆忙離平，倉促間丟下了一生心血所致的藏書和個人文獻，這批藏品不僅是他個人，更是整個學術界、文化界的珍貴財富。

一九四八年冬天，解放軍包圍了北平城，郊外的清華大學已經先得解放，城裡風傳北大將要南遷。身為北大校長的胡適再三辟謠：「北京大學如果離開北平就不能稱為北京大學了，所以決無搬遷之理。」實際上，不僅北大確無南遷之意，就是胡適本人也完全沒有任何離去的准備。直到十二月十二日，胡適接到南京教育部長朱家驊的電報，電文說：「明天派專機到平接你與陳寅恪一家來京」，他才突然改意決定離開北平。十三日下午，城門未開，胡適與陳寅恪兩家無法抵達機場，因此未能成行。當晚，他們與北平行轅主任傅作義取得聯系，商定次日一早由專車將他們送至機場。十四日，胡、陳兩家飛赴南京。

走得如此匆忙的胡適是不可能來得及整理藏書和個人文件的，因此他未能像陳寅恪那樣隨身攜帶一部份藏書，事實上，他除帶走了其父年譜的手稿和幾篇有關《水經注》的文章之外，連《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卷的手稿都未及找出帶走，更不用說他數以萬計的藏書，以及手稿、日記、信件、照片等個人文件了。這批物品只能依然存放在其住所東廠胡同一號後院的五大間書庫內，由他的兒子胡思杜留下來照管。

以胡適在中國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論，這批藏品也同樣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藏書的體系可以揭示其學術思想的形成及淵源，個人檔案更為研究者深入了解其哲學、史學、文學、政治、道德、教育等思想提供了真實而具體的豐富材料。

北大歷史系胡適研究專家歐陽哲生告訴記者，胡適多年治史學，又有「歷史癖」，所以他對收藏之事向來頗為看重。更何況，二十六歲就已成名的他自信自己將成為中國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因此他更注重收藏個人檔案資料。他連給人寫信都要存底，否則便會在信中說明自己未存底稿，要對方看過信後把原稿退回。他如此自覺地收集文獻資料，加之生活一直富足安定，在客觀條件上有所保證，「因此」歐陽哲生說，「胡適雖稱不上最大的藏書家，但可以說他是個人資料保存得最完備的一代文化大師。」

胡適一九四八年以前長期居住北平，他「處心積慮」收集的藏書和文件也因此幾乎全部存於北平寓所中。這樣豐富完整的史料文獻，其研究價值之大可想而知，它決不僅僅是為胡適個人所珍視的財產，更是中國文化界、學術界的一筆巨大財富。

那麼，這筆財富後來命運如何？如今又下落何方呢？

目擊者證明：一九四八年底，胡適手稿、文件、書籍一律裝箱。一百零二隻大木箱，全部寄存於沙灘松公府北大圖書館。

歷史畢竟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胡適本人於一九六二年逝世，其子胡思杜早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中自殺身亡。其他與這批藏品有關的當事人也紛紛作古，現在，真正的知情者實在已為數不多。所幸的是，當年在東廠胡同與胡適南北相對而居的，他的學生和助手，北京大學歷史系著名教授鄧廣銘先生一直關心這批藏品的下落，作為當年的「目擊者」，鄧先生於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四日作出了親筆證詞。

「胡氏的藏書、手稿以及來往的書信等等，一律存放在東廠胡同一號後院的五大間書庫內。到一九四八年年底，當時北平和平解放的局勢已定，但解放軍尚未進城。北京大學派遣圖書館的管理人員郭松年等人到東廠胡同一號把胡氏書庫中所藏的一切手稿、文件、書籍等一律裝箱，共裝了一百零二箱（木箱都是胡氏抗日戰爭期內，把所有藏書送往天津銀行保險時做的），全部運往松公府北大圖書館存放。此情此景因我當時仍然住在東廠胡同一號，所以全得親眼目睹。現雖已事隔四十多年，但我的這一記憶必不至有誤。」

通過鄧廣銘先生的女兒鄧小南，記者找到了曾協助鄧先生工作的沈乃文，並從他那裡獲得了很多極為寶貴的第一手材料。沈乃文告訴記者，他曾為調查胡適藏書之事找過鄧先生，鄧先生明確地對他說，自己當年目睹了裝箱的全過程，裝完箱後，「連一張紙都沒有留下」。而且，不僅是胡適的書和書信文件全部被裝了箱，就連鄧廣銘放在胡家的書也被一起裝了進去，連同胡家的一些生活用品一起，全部搬到了沙灘松公府的北大圖書館。

據沈乃文調查，這次整理、裝箱和轉移，是由胡思杜主持的，當時的參與者還有北大圖書館的毛准、王重民、郭松年、張光譯、王幼忻等人。一九九五年，當時尚健在的王幼忻也提供了與鄧廣銘先生一致的證明。

胡適本人自一九四八年後再未回到北京，其子胡思杜又過早夭亡，這批寄存於北大圖書館的藏品由人民政府給予了安置。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市人民法院有批復北大的公函：「經報請市人民政府胡適等物品暫由你單位保管。胡適等文物書籍在保管期間，可暫作你校教學科研之用。」一九六零年，大部份胡適藏書由沙灘松公府北大圖書館舊址遷往海淀燕園現址，一九六二年，剩餘的小部份也搬至燕園。

胡適一九五七年立下遺囑，將寄存的書籍、文件贈與北京大學。

胡適當然是始終不能忘懷北平的藏書和文件的，那是作為學者、歷史學家的他用大半生的時間積累起來的精神財富。一九五七六月四日，他在紐約立下遺囑，在極為簡潔的幾項條款中，他專項提到這批藏書和文件。由於歷史和政治等原因，他在遺囑中這樣說：「確信中國北平北京大學有恢復學術自由的一天，我將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離開北平時所留下請該大學圖書館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內全部我的書籍和文件交付並遺贈給該大學。」拋開政治因素，僅從人情的角度來看，人們不難從這份遺囑里看到胡適對北大的深情和對那批藏書文件的縈懷。

一九六二年，胡適在台灣去世。當時的中國內地正處於一片動盪之中，人們對胡適的遺囑一無所知。

一九八七年，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沈乃文偶然看到了刊登在台灣的《傳記文學》雜志上的有關胡適遺囑的消息，北大圖書館至此方知胡適關於那批藏書、文件的交託。一九九三年三月，當時的館長庄守經訪台，專程來到台灣胡適紀念館，意在尋找胡適遺囑。台灣胡適紀念館館長呂實強提請當時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批示。五月，吳大猷親自出面，同意將胡適遺囑的中、英文復印件提供給北京大學。

胡適的遺囑在海外早已廣為人知，許多海外學者都曾以各種方式向北大詢問過胡適藏書、文件的收藏情況，詢問是否已成立一個專門的文庫收藏胡氏藏書及資料。面如許善意而急切的詢問，北大圖書館深感為難。這不僅因為北大圖書館藏的胡適藏書已有部份被打散，更重要的是，一些珍貴的善本古籍和最有價值的胡適書信、手稿等個人檔案資料早已被調出了北大圖書館。

一九五四年，胡適藏書、文件經歷了第一次神秘的分割；一九六四年，第二次分割則有案可查。胡適藏品從此「身首三處」。

事實上，北大圖書館現在只存有胡適藏書中的普通書籍，一百零五種善本古籍現藏於北京圖書館，一萬五千餘件胡適書信、手稿等文件則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那麼，這批藏品是何時、何地被怎樣的方式分割的呢？事情要從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適時說起。

一九五四年，為了准備批判胡適的材料，中宣部從北大圖書館取走了大部份的胡適書信、文件和日記。據對此進行了大量調查的沈乃文告訴記者：中宣部資料室取走了胡適書信、文件和日記後，從中編選了《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之一》和《之四》，均以「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工作委員會秘書處」的名義編印出版，內部發行，供全國批判使用。鄧廣銘先生也一直認為這些小冊子是查清胡適書信、日記、文件下落的重要線索。鄧先生很早以前就曾明確地對北大圖書館的郭松年說：「在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適的唯心的實用主義思想時，中宣部曾印行了《胡適日記選》、《胡適書信選》等等小冊子，每冊的封面上都印有『供批判用』四字，這些小冊子是根據什麼材料印成的，必定是從北大所存的胡適的書箱內提取去的。」而至於為何沒有留下提取的證據和手續，鄧先生猜想：「這很可能是因當時北大圖書館的負責人認為繼續保存胡適的這些東西是一個沉重包袱，必須甩掉而後快，所以當中宣部提取時，也不要求辦任何手續。」

沈乃文的調查證實了鄧先生的猜想，他說：「一九五四年批胡適，在當時是中央領導的一場極其嚴肅的階級斗爭，北大是將中宣部取用胡適寄存北大圖書館的書信文件作為政治任務堅決執行的。中宣部的這一行動是不公開的。而且當時胡適藏書和書信文件仍存於沙灘松公府北大圖書館原址樓上書庫，其時中宣部圖書館已進駐北大圖書館原址樓下，取物不過是從樓上搬到樓下，沒有給北大留下任何手續。」

轟轟烈烈的批胡運動過去以後，這批用作資料和證據的書信、日記等文件並沒有物歸原主。一九五八年中宣部資料室解散，這批文件隨其負責人黎澍轉到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當時為中國科學院學部近代史所）。一九九五年六月，了解當時情況的中宣部工作人員也為此出具了證詞。

事實上，一九五四年的第一次分割並非唯一的一次。一九六四年，胡適的藏書、文件又經歷了第二次分割，這一回，有確切的記錄。

一九六二下半年，文化部副部長徐平羽曾召集了一次會議，會議決定對胡適的藏書和書信文件進行分配。分配的辦法是：將一百零五種善本古籍交北京圖書館收藏，剩餘的北大存一九二四件胡適書信和文件交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普通藏書則繼續由北大圖書館保存。

一九六四年初，這次分割按要求完成。北大圖書館至今仍保存這次分割出去的藏書、文件的目錄清單。

胡適的藏書、文件從此「身首三處」。

北大圖書館曾依遺囑希望把藏品歸於一處，但條件尚未成熟，合並之事未得解決。

當然，物分三處並不等於這批藏品完全未得整理和利用。研究者如需查閱胡適的書信、文件、日記等資料，持單位介紹信即可到一周對外開放兩個上午的近代史所圖書館閱覽，手續也並不繁難。到北圖的善本書閱覽室，憑藉書名目錄，你也大概可以找到胡適私人收藏的善本古籍。在北大圖書館里，如果夠幸運，你也許會碰巧借閱到胡適的藏書，給你一個意外的驚喜。記者就曾極偶然地在北大圖書館里借閱過有胡適親筆簽名、印章，並題寫了短序的《獨立評論》雜志。

但是，對於專門的研究而言，這樣的整理和收藏是不行的。研究者無法從這些零散的書籍里發見胡適藏書的體系性，也無法方便自如地運用本來十分完整的資料和書籍。因此，學界早已努力，希望能將所有藏品歸為一處，在此基礎上建立「胡適文庫」，使這些收藏物盡其用。更何況，這批藏品屬於胡適私人財產，他在遺囑中的遺贈之願理應得到尊重和執行。今年九月三十日，《中華讀書報》發表了北大中文系陳平原教授的《關於建立「胡適文庫」的構想》一文，學者首次在媒體上提出了「尊重適之先生的權利，以及學界使用這批材料的迫切要求」的願望。

據北大圖書館林被甸館長介紹，自一九九三年得知胡適遺囑以來，北大圖書館就開始了索還藏品的努力。一九九四年三月，北大圖書館致函北圖，請求北圖根據胡適遺囑將館藏的一百零五種胡適藏善本古籍歸還北大圖書館。 北圖對此表示了理解，但需待有關領導部門批示方可交還。於是，一九九五年二月，林被甸館長通過張芝聯教授聯系了北大的七位政協委員，聯名向政協八屆全國委員會提出議案，希望解決胡適藏書文件的保管問題。與此同時，林被甸以個人名義上書中央領導，詳陳此事原委。

兩封信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國務院為此徵求文化部和中國社科院的意見。這時，北圖方面更換了領導，新主管也承認接受並保存胡適私人藏書的事實，但他們認為：胡適藏書的分割有其歷史原因，對待歷史遺留問題應慎重，北圖作為國家圖書館，條件最為優越，因此，他們認為這批書還是仍由他們保存為好。

社科院近代史所認為北大的請求「不符合實際情況」，他們說，近代史所館藏的胡適個人資料「並非來自北大，亦非由文化部份配」，他們在進駐該所現址東廠胡同一號（即胡適原居所）時，就在胡適辦公室中發現了他未及整理搬運的大批書信、文件，這些文件由近代史所整理並保存，應算近代史所固有。此外，他們的收藏中，另有一批文件來自王重民的捐贈和向歷史博物館徵集得來，只有很小的一部份來自北大。

針對胡適的遺囑，他們認為：這一遺囑的法律效力值得懷疑，遺囑如何解釋也需進一步商討。總的來說，他們認為北大拿不出實據，無法證明一九五四年和一就六四年兩次分割的事實。

鑒於三方面未能達成共識，合並的計劃尚未開始，便於一九九五年又停了下來。

近日，當記者再次對此事進行采訪時，北圖的負責人已經調換，北圖的工作人員雖大力支持記者的采訪，但無奈已找不到任何知情人。記者甚至需要反過來向有關工作人員簡單介紹情況，以便於幫助其尋找知情者。一位業務處的工作人員在多日查詢後告訴記者，那批胡適藏善本書沒有單獨存放，是統一保存於善本書庫，與其他書一樣對讀者開放的，屬於正常利用的狀態。這位工作人員強調：「北圖的善本書保存條件非常好。」

當記者問及北圖是否有意按胡適遺囑歸還這批書時，這位工作人員說：「當初這批書是由政府撥交給北圖的，不是我們自己從北大手裡拿來的。既然當初這屬於政府行為，那我們現在也沒有理由自己把書歸還給別人。」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關人士則不願意多談此事。

深入學術研究，資料整理、利用是根本。胡適藏書文件並不僅僅是一筆物質財富。

由於歷史、政治等原因，胡適的研究在內地起步較晚，但發展卻相當快。北大中文系陳平原教授說：「近年中國學界熱衷於『重新發現胡適』，在我看來，已經跨越『政治平反』階段，而與九十年代學術史研究潮流息息相關。」

學術的研究需史料整理作後盾。在胡適研究領域，資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在大力開展。姑且不說國外及台灣方面，僅內地自七十年代末至今，就有不少喜人成績。一九七九年，社科院近代史所整理出版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一九八五年，他們又整理出版了兩冊《胡適日記》，收錄了一九一零、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一九三七、一九四四年中共二十六個月的日記。一九九四年，黃山書社影印出版了近代史所整理的洋洋四十二卷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這套大書每套售價二萬六千元，學者們雖無財力個人收藏，但可利用圖書館館藏進行研究。此外，耿雲志、歐陽哲生合編的《胡適書信集》，胡明編、四百多萬字的《胡適精品集》，耿雲志編、三百多萬字的《胡適論爭集》，以及年內即將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胡適文集》，是由歐陽哲生主編，共十二卷，長達六百多萬字。據悉，安徽教育出版社編的《胡適全集》也正在進行中。

面對如此廣闊的研究空間，如此重要的研究課題，學者們的願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充份、全面地利用現有材料，利用「胡適文庫」或胡適藏書目錄之類的資料系統展開更進一步的研究。無論胡適藏書及文件最後歸屬何處，最重要的在於結束物分三地，身首異處的局面。北大圖書館林被甸館長對記者說：「胡適當年所留下的書信文件，海內外矚目，希望同有關幾家通過協商把這批珍貴文獻資料集中於一處，使之充份發揮作用。作為學者和文獻工作者對此應該能取得共識，帶頭來做好這件事。」一直關注此事的沈乃文對記者說：「研究歷史首先要尊重歷史，研究胡適應該尊重胡適本人的意願。畢竟這是胡適的私人財產，是他寄存在北大的，而不是他丟棄不要的，或是被黨和政府沒收的。因此應按胡適本人的意願進行處理。」

胡適的藏書和文件並不僅僅是一筆物質意義上的遺產和財富，它更是屬於中國文化界的一筆共同的精神財富。結束采訪時，歐陽哲生對記者說：「不管由什麼人收藏，最重要的是要對這批藏書和資料好好地進行整理、利用和研究，那樣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出它們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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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1997年和1998年的有什麼區別

1997年的應該是1996年的版本重印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三十年》1987年出版了第一版，在1991和1996年分別對其封面進行修改，內容無變化。所以你說的1997年版應該是1996年那個版本。1998年對其中的一些內容進行了修訂，成為修訂本。修訂內容如下：
一 「本章年表」中的瑕疵及補訂

（一）前後表述不一致

1．「第四章通俗小說（一）」正文中說：「1912年同年出現的徐枕亞的《玉梨魂》、吳雙熱的《孽冤鏡》，還有李定夷的《霣玉怨》，三人被稱為『三鼎足』。」（第71頁）該章所附「本章年表」1914年條下寫道：「7月李定夷《霣玉冤》由國華書局出版」（第100頁）。

補訂：李定夷所寫的是《霣玉怨》，而非《霣玉冤》。

2.「第十章 茅盾」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條下說「2月《子夜》由開明書店出版」（第184頁）；「第十四章 小說（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條下又說「1月茅盾小說《子夜》（長篇）由開明書局出版」（第257頁）。

補訂：經朱金順先生考證，開明書店共出版兩種《子夜》初版本，一種是1933年1月出版的平裝本，一種是1933年4月出版的精裝本。[3]

「本章年表」先是說《子夜》初版於1933年2月，後又說初版於1月。有兩個「證據」似可證明前一說法。一是茅盾本人在回憶錄中說：「《子夜》初版印出的時間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我從開明書店拿到了幾本樣書後,就在二月四日和德沚一起，拿上《子夜》，還帶了兒子，到北四川路底公寓去拜訪魯迅。」他還在引用瞿秋白《讀子夜》時加註說：「瞿秋白此評寫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這是實際出版的時間,開明版《子夜》的版權頁上印的初版時間是三三年四月。」[4]二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現藏一本「民國廿二年二月」開明書店版《子夜》。然而，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為再版本，並非初版；據朱金順先生說，他收藏的《子夜》三版本版權頁上，標明「民國廿二年一月初版發行」。此外，1933年2月3日《魯迅日記》載「茅盾及其夫人攜孩子來，並見贈《子夜》一本」。倘若如茅盾所言「《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那麼，以當時印刷周期，這年2月3日茅盾怎能贈送《子夜》一書給魯迅？因此，該書初版於1933年1月。不過，1月出版的，只是《子夜》平裝本，因為，茅盾回憶說，他贈送魯迅的是平裝本，「精裝本尚未印出」。那麼，精裝本初版於何時？1933年6月19日《魯迅日記》有「午後保宗來，並見贈精裝本《子夜》一本」。5說明，此時《子夜》精裝本已出。目前，精裝初版本較罕見，陳子善先生說，他曾在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的「增田涉文庫」見過1936年茅盾贈送增田涉的精裝初版本，此外，上海圖書館收藏有一本，其出版時間均為1933年4月。

3．「第十三章 沈從文」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條下有「10月《邊城》（中篇小說）由生活書店出版」。（第292頁）

「第九章 文學思潮與運動（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條下卻寫道：「同月沈從文《邊城》在《國聞周報》第11卷第11期連載，至第16期止，單行本本年9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第219頁）

補訂：沈從文的《邊城》由上海生活書店於1934年10月出版。

4．「第十二章 巴金」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條下有「夏 作《霧》。連載於《東方雜志》第28卷第20至23號」。（第272頁）

而「第十四章 小說（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條下卻寫道：「10月始 巴金《霧》（中篇）連載於《東方雜志》第28卷第19至第23號。」（第333頁）

補訂：巴金的《霧》在《東方雜志》的連載開始於第28卷第20號，頁碼為第89—102頁。

（二）表述與史實不符

5．「第六章 新詩（一）」所附「本章年表」1926年條下說：「5月 聞一多的《詩的格律》發表於15日《晨報副鐫·詩刊》。」（第144頁）

補訂：（1）經查《晨報副刊》，聞一多的《詩的格律》發表於《詩鐫》第7號（1926年5月13日出版）。（2）把徐志摩、聞一多等在《晨報副刊》編辦的詩歌周刊稱為「《晨報副鐫·詩刊》」，不妥。盡管徐志摩等當事人以「詩刊」稱之，如《詩刊弁言》（發刊詞）、《詩刊放假》（終刊詞），但考慮到①聞一多曾親自為這個詩歌專刊畫了刊頭畫，畫中寫著「詩鐫」二字（無「詩刊」），②「《晨報副鐫·詩刊》」的簡稱「詩刊」容易與1931年徐志摩等創辦的《詩刊》相混淆。故，建議以《詩鐫》或《晨報副刊·詩鐫》稱之。

6．「第九章 文學思潮與運動（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條下寫道：「同月沈從文《邊城》在《國聞周報》第11卷第11期連載，至第16期止。」（第169頁）

補訂：經查《國聞周報》，《邊城》全文分11次分別發表於1934年1月1日—21日、3月12日—4月23日《國聞周報》第11卷第1—4期、第10—16期。

7．「第九章 文學思潮與運動（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條下寫道：「12月沈從文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第219頁）

補訂：《大公報·文藝副刊》於1933年9月23日創刊。創刊前一日，《大公報》曾刊登《本報增刊「文藝副刊」啟事》：「本報現約定鄭振鐸，聞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梁思成，金岳霖，余上沅，楊金甫，沈從文諸先生及林徽音女士，編輯《文藝副刊》。」[6]可見，當初《大公報》社約定的《文藝副刊》編輯有10人之多，而沈從文只是其中之一，且排名倒數第二位。當然，這並不能推翻一些研究者認為此時由楊振聲和沈從文共同負責編輯《文藝副刊》的說法[7]，因為，把鄭振鐸、聞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等「前輩」列入編輯名單，有可能：一是為了藉助其名聲，二是他們參與編輯但不負主要責任，實際上的主編只是楊、沈二人。那麼，有沒有可能「12月沈從文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從現存資料看不出這點。周作人是《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主要撰稿人。查《周作人日記》，1933年9月10日記載：「（下午）四時往達子營三九（號），應沈（從文）君茶話之約，談《大公報》『文藝』副刊作文事。」從同年10月開始，周作人的日記中，幾乎每月都有出席《大公報·文藝副刊》聚會的記錄。如10月22日，「午（和俞平伯）同往北海漪瀾堂『文副』之會，來者今甫、從文、廢名、余上沅、朱孟實、振鐸等共八人」；11月26日，「午往豐澤園應《大公（報）》『文副』招，來者金甫、從文、平伯、佩弦、西諦、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婦等」。[8]在《周作人日記》中，每次都先述「今甫、從文」之名，顯見楊振聲、沈從文是聚會的主要人物。而與會之人，都是當初《大公報》約定的《文藝副刊》編輯，由此更可見，也許沈從文所做具體編輯事務較多，但這並不能說明就他一人是主編，事實是楊振聲、沈從文兩人負責主編。這是我們在介紹《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時，應該予以說明的。（至於1933年12月之後是否由沈一人主編，已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8．「第十六章新詩（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條目載：「1月徐志摩主編《詩刊》創刊（本年9月移交陳夢家主編），創刊號發表梁實秋的《新詩的格調及其它》。」（第287頁）

補訂：（1）徐志摩並未在「本年9月移交陳夢家主編」《詩刊》。理由如下：

第一，第三期《詩刊》版權頁標明「二十年十月五日出版」，也就是說，第三期直到1931年10月5日才出版；而刊登在這期的《敘言》是徐志摩撰寫的，從其內容也可知，這期由他主編。因此，直到1931年10月5日第三期出版，徐志摩並沒有把主編移交其他人。

第二，1931年下半年，由於任教於北京大學等高校，徐志摩多數時間住在北平，雖然數次回上海探親，但他畢竟對於編輯部設在上海的《詩刊》編務已多有不便。正是考慮到這點，徐在第三期《詩刊》「敘言」中公布了兩個收稿人和通訊地址，第一個是「邵洵美上海二馬路中央大廈一九號」，第二個是「徐志摩北平米糧庫四號」。這說明：直到第三期出版之後，徐志摩仍然沒有把《詩刊》移交陳夢家主編，否則，他為何不公布陳夢家的通訊地址？

第三，1931年12月，陳夢家在為《詩刊》第四期撰寫的《敘語》中說：「三期的《詩刊》剛露出一點嫩芽，對花園起始照管的人聽了上帝的吩咐飛上天去，他在那裡？」所謂「對花園起始照管的人」，就是徐志摩。也就是說，按照陳夢家的說法，「三期的《詩刊》剛露出一點嫩芽」，徐志摩就死了（「聽了上帝的吩咐飛上天去」）。此說頗可疑。倘若陳夢家所說無誤，則直到徐志摩遇難的1931年11月19日，《詩刊》第三期尚未編輯就緒（「剛露出一點嫩芽」）。而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第三期已於徐志摩遇難前一月出版。由此也可推斷，陳夢家話中的「三期的《詩刊》」有誤，應為「四期的《詩刊》」。也就是說，陳夢家那句話，不能證明他擔負了第三期的主編。

第四，陳夢家主編的是《詩刊》第四期。關於這點，陳夢家在刊登於第四期卷首的《敘語》中有清楚的交代。此外，從1931年12月他寫信讓胡適把徐志摩遺留在北平的《詩刊》稿件寄給自己[9]，也可見第四期由他主編。

（2）經查《詩刊》創刊號，梁實秋發表在該期的文章標題為《新詩的格調及其他》，而非《新詩的格調及其它》。

二 正文中的瑕疵及補訂

9．修訂本仍以初版本中王瑤先生1985年所寫的《序》作為序言。王瑤先生在《序》中談及「在不同時期出版的各種有關現代文學史的著作」時，列舉了其中三部「較早的著作」，即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年）、陳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1928年）和周作人《中國新文學之源流》（1932年）。

補訂：（1）胡適那篇文章的標題，出現了兩種寫法，一為《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一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該文系胡適應邀為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而作。據《胡適日記》，1922年2月6日：「開始做《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一文。」3月3日：「回家，作文，到十二時，居然把《五十年的中國文學》做完了。」3月7日：「《五十年之中國文學》抄成了，又改作一節。」3月10日：「孑民先生有信，他很贊許我的《五十年的中國文學》。」10可見，在胡適那裡，該文多數時候題為《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1923年2月，該文被收入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由申報館出版，題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4年3月，該文收入「五十年來之世界文學」由申報館出版單行本。需注意，據1924年3月申報館印刷發行的單行本，其封面標題為《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而正文中的頁眉卻寫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很可能由於這個緣故，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的阿英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中，「論文集」所列《胡適文存二集》的目錄中，寫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而「專著」所列目錄中卻作「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據查，1924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初版《胡適文存》時，此文標題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後來，此文標題大都寫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比如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2003年9月出版的《胡適全集》。

既然如此，《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是幾乎通行的寫法，王瑤先生並沒有像某些讀者認為的「寫錯了胡適那篇文章的標題」。但王瑤先生認為這篇文章發表於1922年，卻有誤。由前引《胡適日記》可知，《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寫於1922年2—3月，初稿寫完後，胡適還先後請蔡元培、魯迅為此文提意見，1922年8月21日魯迅致信胡適說：「大稿已讀訖，警辟之至，大快人心！」[11]需要指出，在上海書店1987年3月影印出版的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扉頁，有一段上海書店的出版說明，聲稱該影印本據「1922年2月初版本影印」，這顯然有誤，應據「1923年2月初版本影印」。

（2）周作人那一部書的題目應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2]。

10．「第六章 新詩（一）」在談到早期白話詩人時寫道：「新青年社中的沈尹默（1883—1971年）和新潮社俞平伯（1900—1990年）、康白情（1896—1958年）、傅斯年（1896—1950年）。」（第95頁）。其中，康白情的生卒年有誤。

補訂：直到20世紀80年代，康白情的生卒年仍撲朔迷離、眾說紛紜。可能由於這個緣故，初版本沒有註明其生卒年。進入90年代後，陸續出現了一些考辨康白情生卒年的文章。經管林等考證，康白情生於1896年，卒於1958年[13]。修訂本顯然採納了此說。管林是康白情建國後在華南師范學院中文系任教時的學生，後長期任教於該系，故其言本應可信。但，2006年12月華南師范大學舉辦了「康白情新詩創作研討會」，與會的60多位專家學者中有些是康白情當年在華南師院時的同事、學生，他們對於康白情生於1895年、卒於1959年沒有提出異議。[14]

管林根據當年與康白情同事的老教師的回憶，以及康白情生前寫的有關材料，認為:「康白情於1896年4月9日（即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誕生於四川省安岳縣來風鄉井家溝的一個地主兼商業的家庭中。」[15]後來論者都從此說。筆者在華南師范大學查閱的康白情檔案，也與管林的這一說法吻合。

但，康白情的卒年應該是1959年而非1958年。據筆者在廣東省檔案館和華南師范大學查閱的相關檔案，1958年4月8日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將康白情定為「一般右派分子」，同年5月康白情在華南師院辦理退職手續後不久回家鄉。曾專程前往四川省安岳縣采訪的范奎山說：「康白情的親友回憶說,他死在巫山縣他當年為軍閥當幕僚的朋友家中，病死原因是得了霍亂，時間是1959年。」[16]

11．「第九章 文學思潮與運動（二）」：「1927年春創辦新月書店，由胡適任董事長。」（第156頁）

補訂：陳從周編《徐志摩年譜》1927年條下載：「春 與胡適之邵洵美等籌設新月書店於上海。」[17]學界大都從此說，修訂本亦不例外。而實際上，新月書店創辦於1927年7月1日。有兩則史料為證：

① 1927年6月29日、30日和7月1日，《申報》連續三天刊登《新月書店開張啟事》，明確說，新月書店「定於七月一號正式開張」；

② 7月2日，即新月書店開張次日，梁實秋主編的《時事新報·青光》刊出署名「嚴家邁」的《新月書店參觀記》，詳細報導了剛開張的新月書店情形，文中說：「胡適之、徐志摩等所辦之新月書店，本月一日開張。」

12．「第十四章小說（二）」介紹劉吶鷗時，附註其生卒年為「1900—1939」。（第251頁）

補訂：大陸文學界一般認為劉吶鷗生於1900年，卒於1939年。持這種觀點的有邵伯周《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研究》（學林出版社1993年版）、馬良春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譚楚良《中國現代派文學史論》（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陳安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史》（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許道明《海派文學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等。而台灣地區學者大都認為他生於1905年、卒於1940年。[18]

首先說生年。姑且不看台灣地區學者判定劉吶鷗生於1905年的理由，《讀書》（1998年第10期）發表了彭小妍《劉吶鷗1927年日記──身世、婚姻與學業》。據劉吶鷗1927年日記，他的出生日期是1905年9月22日。這個記載應該不會錯；1905年也不可能是1900年的誤記。因為，日記中說「1912年7歲入鹽水巷公學就讀」、「1918年13歲畢業進入台南長老教中學」……劉吶鷗在日記中誤記一次是可能的，多次誤記就不大可能，更何況劉吶鷗所寫的是日記。可見劉吶鷗於1905年9月22日出生。

關於劉吶鷗被槍殺一事，1940年9月4日《申報》刊登了《福州路昨日血案 劉吶鷗被擊死》，茲摘錄關鍵的一段話如下：

被擊殞命之西裝男子，經查悉名劉吶鷗，福建人，年四十一歲，為一新文學家。中日戰前，曾任南京中央攝影場編導部主任，旋於去年任日方與亞院文化局所設之中華影業公司總經理。

除死者年齡與劉吶鷗不符之外，姓名和主要事件均相同（劉吶鷗祖籍福建）。

並且，同年9月5日《申報》有一條報道說，「因恐劉吶鷗被殺後，某方團體今日擬施報復暴行」[19]，警務當局採取了戒備。說明，9月4日報道的劉吶鷗被殺事件非虛。

因此，劉吶鷗於1940年9月3日被槍殺於上海為實。

13．「第十六章新詩（二）」中說：「新月派詩人曾試圖引入多種西方詩體……轉借十四行詩的試驗，卻產生了一批成果，如孫大雨的《決絕》、饒孟侃的《棄兒》、卞之琳的《一個和尚》、朱湘的《十四行英體》之十二、陳夢家的《太湖之夜》、羅念生的《自然》、李惟建的《祈禱》等。」（第361頁）據此，顯見著者視羅念生為新月派詩人。

補訂：羅念生不是新月派詩人。理由：（1）除朱湘外，羅念生與徐志摩、陳夢家等新月派詩人素無往來；（2）羅念生沒有在新月派編辦的刊物發表過詩作；（3）1929年羅念生赴美留學，直到1934年才回國，是時新月派已解體。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⑸ 冰心與林徽因是朋友還是什麼

仇人

⑹ 名人對胡適的評價是怎樣的

1、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語言學家季羨林：胡適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獃子。

2、歷史學家，文學家李敖：以他唱重頭戲的地位，四十年來，竟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竟還披著『科學方法』的虎皮，領著『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補助，這是多麼不相稱的事！

3、美籍華裔學者唐德剛：孫中山先生和胡適之先生都是開這個五百年中西文化新運的旗手。如果濂洛關閩後繼有人，他們都是一代媳婦，萬代祖宗。

4、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副會長徐宗勉：胡適是上個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和學者之一。他的影響，雖然也有消極的負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積極的、進步的。

這是因為畢生著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義。正是這樣的思想幫助許多青年樹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獨立思考、尊重事實的思維方式，成為具有民主和科學素養的人。可以說，對於「五四」後中國民主力量的成長，胡適功不可沒。

5、美籍華裔學者唐德剛：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

⑺ 胡適考證說歷史上沒有「施耐庵，」，為何人都認為他是水滸作者呢

《水滸傳》是誰做的？

胡適在《水滸傳考證》中的“《水滸傳》是誰做的”這個章節中，做了六點假定來推斷“施耐庵”。本回答導語開頭講的那一點是最後一點，在這個假定之前，胡適先生還說到：

一百回本的原本是明初人做的，也許是羅貫中做的。羅貫中是元末明初的人，涵虛子記的元曲里有他的《龍虎風雲會》雜劇。（第四點）

七十回本是明朝中葉的人重做的，也許是施耐庵做的。（第五點）

胡適先生首先從版本問題入手，討論《水滸傳》的作者到底是誰。我覺得，胡適先生的方向是正確的，要找出《水滸傳》的作者，文本本身最能說明問題。現在所得出的“施耐庵”即“施彥端”，難以洗脫脫離文本、編造故事，乃至偽造證據的嫌疑。

胡適認為，《水滸傳》的確有一個金聖嘆所說的七十回本，這個本子有可能出自施耐庵之手。而從郭武定刻本以下的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等版本的《水滸傳》，其作者恐怕就不是施耐庵了。

把《水滸傳》一分為二，因而得出兩個作者，這是胡適先生最為獨特的觀點。胡適先生的這個結論，現在已不為普通讀者所知，學術界也很少提及。綠野老道認為，胡適這樣講，恐怕不太在理。

金聖嘆所稱古本《水滸傳》是不是有，胡適並沒有給出有力的證據。而從文本來考辨，金聖嘆所稱古本，其實也是從郭勛刻本衍生的袁無涯百二十回本腰斬、刪改而來，迄今為止，尚無實證證實金聖嘆真的讀到了“施耐庵”的古本。所以，《水滸傳》除了有繁本、簡本之分外，現在能夠看到的通行本，大致應當是一種母本繁衍的分支，施耐庵的《水滸傳》只有一個。

朱元璋違背歷代規制，把皇位傳給皇太孫，“孫立”就是妖魔。所以，文本中足可名列天罡系列的孫立被降為地煞第三名。地煞第一名就是有朱洪武符碼的朱武，而“喪門”的黃信位居第二，三代人占據地煞前三，這就是梁山好漢排名中的一大隱秘。《水滸傳》中還有很多類似隱喻，暗指靖難之役。

由此可見，施耐庵絕對是這段秘史的見證者。此時，死於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的“施彥端”肯定不可能穿越而來，看到這段秘史後又穿越回去，在《水滸傳》中暗寫下一段驚天秘聞。同時，即便是“施彥端”穿越而來，早已隱居鄉間的村老也絕對不可能聽說皇宮如此等級的絕密。

其二，施耐庵是佛教信徒，崇尚“佛道合一”。《水滸傳》中有大量的佛、道符碼，施耐庵以道家“妖魔”為線索，圍繞“替天行道”這個主題講述梁山故事。但是，施耐庵絕非信奉道教，而是佛教信徒。在主張“佛道合一”的大前提下，表明自己的宗教觀點：佛比道高。

劫取生辰綱是道家“妖魔”劉唐先去了道教大護法靈官處“鍍金”，然後才能去找佛教護法天王晁蓋，佛道聯手揭開了梁山大聚義的序幕。朱仝去捉拿托塔天王，先得去觀音庵取齊隊伍，且因此義釋晁天王。

⑻ 胡適和魯迅對打過筆仗嗎

來源：知乎

豆子

人民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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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罵起來。
因為魯迅一直罵胡適，胡適一直不吭聲。
起初，魯迅跟胡適的關系很好。
我們看《魯迅日記》：
己未年五月二十三日，晴。
上午給老李寫了封信。下午去學校，買了本《馬叔平所臧甲骨文拓本》，花了我四塊大洋。晚上胡適在東興樓拉場子喝酒，叫我也去，一共十個人。（二十三日晴。上午寄李遐卿信。下午往大學，得《馬叔平所臧甲骨文拓本》一冊，工值券四元。夜胡適之招飲於東興樓，同坐十人。）

他們經常一起吃席。
在之前的文章中，魯迅稱呼胡適為先生。因為雖然魯迅的年紀比較大，卻比胡適出名要晚一些。不過，自從1924年以後，魯迅一提起胡適，就變得陰陽怪氣了。魯迅是左派急先鋒，胡適是右派溫和狗，水火不能相容。
事情的起因，是因為北京女師大的女校長楊蔭榆，就是《紀念劉和珍君》里頭那個反動女老師。她實行對學生的高壓統治，不允許學生參與學生運動，手段強硬，引起學生強烈反感。因此學生發動了「驅羊運動」，要把她從校長位置上趕下去。
楊蔭榆雖然行事上有欠考慮，但終歸熱心教育事業，他不讓學生上街，多半是怕學生被擊斃。魯迅的文章出來以後，楊蔭榆名聲臭到了大街，只好退出教育系統，但後來依然去別處當了老師。1937年日軍侵佔蘇州的時候，楊蔭榆的學生被日本人毆打，她隻身前往日本軍營，遞交用日語寫的抗議書，要求日本人交出兇手。她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積蓄，建造房屋，收留因戰亂避難的孩子。楊蔭榆的行為遭到日本人痛恨，最終被日軍殺害，拋屍河中。
她是十惡不赦的人嗎？
完全不是。
可惜這個情況魯迅是看不到了，她的形象，永遠停留在《紀念劉和珍君》里了，還被選進了課本，繼續遭受數以億計的誤解。
隨著北師大事件的爆發，魯迅和其他人的論戰也開始了。魯迅是支持學生運動的，而論戰的對方的態度，主要是「學生應以學習為主」，持著這種觀點的主要是陳源、李四光等人。
本來，也沒胡適什麼事兒。
但胡適手賤，發表了一篇名為《愛國運動與求學》的文章。文章寫作的背景是，學生一開始要對付楊蔭榆還可以理解，但最後演變成了暴力行為，闖進章士釗、劉百昭、朱深家打砸，並火燒了《晨報》報社，胡適表示遺憾。
在文末，胡適說：
在一個擾攘紛亂的時期里跟著人家亂跑亂喊，不能就算是盡了愛國的責任，此外還有更難更可貴的任務：在紛亂的喊聲里，能立定腳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有用的東西！
魯迅認為這是在為章士釗洗地。
由於魯迅的筆力很雄健，諷刺意味十足，所以但凡和他持有不同觀點的，都被罵得狗血淋頭。這里頭包括剛才說的陳源，以及他的弟弟周作人。胡適給他們三個都寫了同樣一封信：
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地感覺到你們的筆戰里，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們朝著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可惋惜的。
魯迅很生氣。
後來他寫《出賣靈魂的秘訣》諷刺胡適。
文章里他喊胡適為胡博士，他說，「胡適博士曾經玩過一套『五鬼鬧中華』的把戲」，說胡適說「日本不可能用暴力征服中國人」，這句話是「預備向『日本朋友』上條陳」，從而推斷出胡適的意思是「暴力征服不了中國人，以德服人就可以」，原來如此，「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此外，還有這樣的：
胡適博士「能用英語和他們會談」，真是特別。盡管幾次三番公開諷刺胡適，但胡適從來沒做過回應。只有在給周作人寫的信里，胡適提到過魯迅：
生平對於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見信。
魯迅生平罵人無數，諷刺連篇，眾人都為他叫好。他也當真是鐵骨錚錚的勇士，但這種筆鋒加上激進之思想，太容易誤傷別人。不過，後世在拔高魯迅的時候，並不是會在意他的文章究竟有何等魔力，他們只注重魯迅文章中的意識形態，剛好這個立場符合政治的需要。然而這正是魯迅當初最不願意看見的。1996年，羅稷南親口告訴魯迅之子周海嬰，在1957年的時候，他曾向毛澤東提了一個問題：
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澤東講：
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
這也印證了胡適後來說的：
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
呵呵。
是誰的人不重要，和諧社會最重要。

編輯於 201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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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SHOW ME TH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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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排名第一的：
1，魯迅的重點根本就不在什麼楊蔭榆。
魯迅的文章讀的不多，就《記念劉和珍君》那篇文章來講
一共提到楊蔭榆的地方就是兩處一個是她的名字，一個是說這個校長廣有羽翼。
校長比一個沒入社會的學生羽翼廣 再正常不過 這里只不過陳述了事實，退一步講，就連廣有羽翼算不算貶義詞都值得一番討論。
學生敢反抗校長 再怎麼也不可能是范進那種的窮酸文人。
魯迅之所以這么寫，部分是因為從劉和珍敢叛逆校長這點 找到了共鳴（參見《社戲》里那群叛逆的天真少年，魯迅對這種叛逆一直有隱隱的好感，魯迅欣賞尼采也是這個道理。以及參見《鑄劍》里那個從懦弱到復仇的少年，《我的第一個師父》里的叛逆和尚，以及魏晉竹林七賢的事跡，例子簡直不要太多）
任何一個當年做過反抗校長夢的熊孩子，叛逆少年，熱血青年都能找到共鳴，有什麼奇怪的？
所以這篇文章根本就沒有楊蔭榆什麼事情，楊蔭榆充其量就是個跑龍套的，把她換成李蔭榆，王蔭榆或者其他任何一個校長，都一樣的效果，叫老毛 教輔書 語文班主任之類一發揮 就成魯迅說楊蔭榆十惡不赦了？
二元化文革思想也太嚴重了吧？
教輔書大多數都是強調孔乙己多麼迂腐。扔掉教科書看 偷東西都偷書的孔乙己其實是個可愛的有點中二的人物，這種腦子一根筋的人在良好的社會就有潛力成為愛因斯坦，霍金，康德；在滿大街都是只關心八卦，以其他人的笑話和苦難為食糧的民眾的社會，孔乙己就只能成為大家眼中的笑柄。
楊蔭瑜名聲臭大街正好就是扇了這幫人的臉。
2，魯迅不主張學生上街，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
魯迅本來就是不主張學生上街的，但學生既然流血了也絕對不能污衊學生流的血是被什麼人指使收買來的。
魯迅那篇文章目的不是為了歌頌流血的，而是為了反駁那些什麼都沒做，只會在旁邊污衊學生被利用的人。
3，
隨便查了一下（因為只有這個答主給出原文了，其餘的所謂論戰沒有提及原文沒辦法查）
答主說的所謂對胡適人身攻擊的那句：
『有一次胡適博士還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
這句話的背景：
監獄里對犯人刑訊逼供無論民國還是現在都是盡人皆知，至少也有所耳聞吧？
胡適博士去監獄里考察說：連一點點刑訊逼供的證據都找不到，犯人們還很自由，雖然條件差些，還是挺令人滿意的嘛。還用英語去逗犯人（當然不排除民國有懂英語的犯人可以聊天）。
不能驗證這是真是假，魯迅也是從當年的通訊雜志上摘錄的內容。
今天隨便哪個縣長去監獄，獄卒獄警不得跪著迎接，縣長出來後對記者笑說，條件很好嘛，打掃的很乾凈嘛，我還和那些犯人們談笑風生呢。
然後魯迅說一句『有一次某縣長還和犯人們談笑風生』。
這就叫人身攻擊？？？這是什麼樣的人身攻擊？
魯迅拿這句話來攻擊縣長？
更何況拋開提到胡適那一兩句話，整篇文章都在拿監獄里的情況來說中國是怎麼粉飾太平的。
無論胡適是天真不知道水深，還是虛偽故意這樣說（我傾向前者），不管怎樣胡適就只不過是個引子，出現了一次的龍套而已。（魯迅如果是想抨擊胡適早就把胡適開膛破肚，把胡適的動機分析得一清二楚了，會這樣一筆帶過？））
應該說根本沒胡適什麼事情，和楊蔭榆這個是同樣的道理，看文章不看重點，魯迅就這樣陳述了下事實就成人身攻擊了？
隻字未提背景，斷章取的一手好義。
4，
《出賣靈魂的秘訣》 這篇文章不是魯迅寫的，而是瞿秋白， 被魯迅收入集子 也算是魯迅認同吧。
這篇文章主要是反駁胡適之前寫的《我們走那條路》，
胡適道：

「中國當前面臨五個大仇敵：第一大敵是貧窮。第二大敵是疾病。第三大敵是愚昧。第四大敵是貪污。第五大敵是擾亂。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

「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梁漱溟評價胡適這篇文章：『輕率大膽，真堪驚詫』。
瞿秋白在《出賣靈魂的秘訣》評價：胡適這是給日本人指路。
一，胡適那篇《我們走那條路》有版許可權制 搜不到全文。
二，《出賣靈魂的秘訣》並不是魯迅寫的。
所以這個如果誰找到胡適那篇的全文了我再接著寫。

編輯於 2015-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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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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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書少，所以讀了第一答案覺得不錯，對這個問題感興趣又讀了第二個答案，感覺被第一個忽悠了，然後看評論，又感覺被第二個忽悠了，唉，我讀書少
發布於 2015-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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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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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奢望就是，就是希望能看到這樣一本書，魯迅與其他人打筆仗時，你來我往的文章能夠按時間順序集到一起，並且每一次事件的背景都有個詳細的介紹。那就完美了
編輯於 201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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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折刀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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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下這些高票評論，說啥的都有，我只想說我被你們確實忽悠了。然後仔細想了想我印象里的魯迅。首先魯迅是一位作家，或者說我認為是民國第一作家，但是他也是一位普通作家，他不是什麼聖人，他棄醫從文，是為了喚醒同胞，說明他確實是願意為國家奮斗的，但是注意，一位作家，手無縛雞之力，唯一的武器是手中的筆，你說人家九一八事變不去抗日是不愛國，我實在不理解諸位的邏輯，看到這話我以為這是貼吧，魯迅做事首先是自身安全的情況下！就好比他在日本留學這么多年，他為啥不去刺殺日本首相？一定是不愛國一樣的狗屁邏輯。魯迅的弟弟娶了日本女人，如果魯迅活在現在大家可能就直接說他是漢奸了，根本不用辯解，估計過幾年就變成了：你看魯迅弟弟娶了日本女人，日本侵略中國，魯迅應該先把那個日本女人的問題解決掉！魯迅不值得相信！至於魯迅為何名氣如此大，首先他的文字配得上他的名氣，然後是魯迅在新中國成立前就死了，你可以想想如果他不死遇到文革什麼結果，參考老舍。因為他死的早，文章罵的又是當時國民政府，可以給學生洗腦民國的黑暗，所以建國後他被一些政治家神話了，給人一種魯迅是聖人，魯迅必須完美無缺一樣！實際上是我們不懂真實的魯迅，卻說魯迅欺騙了我們。魯迅因為家裡原因娶了一位有名無實的老婆，然後又和自己的學生結婚，至於偷看日本弟妹洗澡這種謠言，要麼拿出證據，要麼閉嘴。魯迅說那位楊女士的話，我覺得諸位過度解讀了，魯迅只是當時陳述事實而已，這位楊校長當時的行為確實有很大爭議，魯迅或許也不喜歡她，但也談不上批判她吧，魯迅罵人都是專門寫文章罵的，後來這位楊校長為學生而死，證明確實是一位好人，不過如果你覺得這個人有些地方讓你不喜歡，說她幾句，然後發現她為了抗日死了，難道你就變成漢奸或者小人了？國人的邏輯實在莫名其妙，總覺得當時的名家就應該完美無缺才能擔當的起民族靈魂四個字。補充一下，教科書已經完全把魯迅的文章刪除了，至於為啥，官方解釋是魯迅太難懂了，呵呵，侮辱我的智商，英語更難懂，大多數人學了還都沒用，愚民政策乾的漂亮。最後附上魯迅寫的話大意：當奴隸不可怕，知道自己是奴隸還會掙扎，會反抗，可怕的是讓你當奴隸還要從中找出樂趣來，還要去歌頌，讓你主動去維護他們。我有時覺得魯迅的話就是昨天寫的。那些年他筆下的人和事，現在不就活生生的在我們周圍嗎？一百年了，中國還是一百年前的毛病，一點沒改，這也是為何魯迅這么受歡迎的原因，因為他描寫的太准確了。他太了解國人了。希望大家不要過度解讀他。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⑼ 為什麼姚貝娜拿不了總冠軍

《中國好聲音》昨晚PK結果揭曉，姚貝娜被滅掉。網友直呼浙江衛視簡直黑出翔了。很不文明啊。其實稍作分析，姚貝娜註定被淘汰。Why？Why？
前言：《帝都屌絲傳》推出四期後，用戶好評如潮，跟帖多多，已成為一個接地氣的話題，為諸位消化計，今天暫停推送，節後恢復，精彩依舊。
小編今天談談姚貝娜。Why？
胡適先生說：看一個國家的文明，標准有三，第一，怎麼對待孩子；第二，怎麼對待女人；第三，怎麼娛樂？
關於孩子，昨天《中秋輿情（二）：你安不安好，都沒晴天》已論及。甘肅一個初三學生發了幾句牢騷就被當地公安刑拘，他們連一個孩子都怕，匪夷所思。不文明啊。
今天重點談談女人與娛樂。《中國好聲音》滅掉姚貝娜正切題。昨晚PK結果揭曉，網友直呼浙江衛視簡直黑出翔了。很不文明啊。其實稍作分析，姚貝娜註定被淘汰。Why？Why？
一、回顧：
按照賽制，昨晚是那英戰隊四強學員姚貝娜、朱克、侯磊和萱萱上台捉對廝殺。其中，姚貝娜被外界視為奪冠大熱門。
首輪車輪戰後，萱萱憑著一首《葉子》，獲那英直接保送進入第三輪。其餘三人接受101位媒體評審的投票，票數最低的侯磊率先淘汰。
第二輪，朱克、姚貝娜再次進行演唱，媒體評審的票數加上導師所給分數，總分較高的姚貝娜進入終極PK，朱克則以9分之差止步。
第三輪，終極PK中姚貝娜與萱萱展開激烈對決。萱萱演唱《我是不是你最愛的人》，被那英大贊。姚貝娜則挑戰高難度的《All by myself》，出現失誤。媒體評審環節，萱萱以75比26遙遙領先姚貝娜。那英給了萱萱52分，給姚貝娜48分。最終，姚貝娜竟然以74比127的懸殊分差大敗，她當即淚灑舞台。
萱萱奪下那英組冠軍後，網上掀起一片熱議，部分網友質疑內定。
二、預言：

一個月前，去年好聲音學員王韻壹（小編幫你回顧：就是那個光頭、爵士樂唱得牛氣沖天的姑娘）在專欄中就曾大膽斷言：
姚貝娜，是這一集的殺手級選手，非常不俗的專業歌手。選擇了那姐作為導師絕對不出乎我所料，雖然唱的是阿妹的歌，但是頗有那姐的范兒。現如今很多唱流行的歌手都喜歡模仿老派港台歌手吐字，譬如「太」一定要加一個很靠前的「ci」音，把「太高」唱成「菜高」。自以為很時髦，其實土到家了，而且很難聽。這種類似的臭毛病在姚貝娜身上一點都沒有。發音位置多變且飽滿，我本身作為一個不是很喜歡飆高音歌手的人也被她唱地起了一身雞皮疙瘩。而且據我所知，這不過才發揮了她演唱技術的一部分，姐們兒還沒真正放開已經很嚇人了。不愧是劉歡老師的得意門生。武功高強的忍者也怕背後有人放冷箭，好聲音畢竟是一個眾多人心中的利益聚集地，雖然很收著了，但仍然蓋不住鋒芒。一上來就這么扎眼備不住會引起某些人的嫉妒而招來麻煩。姚貝娜，加油！雖然好聲音一定不會讓你拿到冠軍，但是仍然期待你更出色的表現同時也希望老天保佑你能飛得更高更遠。
當時，王韻壹的預言一出，噓聲四起。善良的網友不相信啊。要知道姚貝娜可是實力派。
三、描述

網友調侃：貝娜有三寶，中國好聲音，湖北好身材，武漢好長相
姚貝娜（Bella），中國新晉女歌手，第十三屆青年歌手大獎賽流行組金獎獲得者。2012年因演唱宮廷大戲《甄嬛傳》主題曲《紅顏劫》及多首插曲而名聲大噪。爾後為2012年暑期魔幻大片《畫皮2》演唱宣傳曲《畫情》，為馮小剛執導的大型戰爭劇情篇電影《一九四二》演唱主題曲《生命的河》。最新同名專輯《姚貝娜》收錄了其出道至今多首原創歌曲，已於2012年6月5日發行。2013年7月，姚貝娜參加了熱門節目《中國好聲音》，並以一首《也許明天》贏得四位導師的轉身。最終加入那英團隊。
@徐智嶺 這樣評價姚貝娜：
唱功同年齡段里數一數二，《畫情》唱得明顯比張靚穎的《畫心》要好，而《甄嬛傳》里那麼難聽的曲子，硬是被她出眾的語感撐住。
音樂世家，科班出身，四次青歌賽經歷，金獎獲得者，這些年商演不多，技術還在進步。素養好，駕馭能力上佳，風格迥異的作品能夠分裂般的搞定（爵士其實唱的也OK）。
文工團晚會歌手的路不願走，說明有企圖心，也說明心態有點急，簽了沙寶亮的公司，生病化療，唱了《甄嬛傳》，沙寶公司倒閉，轉給華誼，走了段之前張海豚電影片尾曲女王路線，曝光度和話題性都不夠，與好聲音合拍。
技藝精湛，性格溫柔，知書達理，外表算甜美，家世也好。但是她不紅，技術方面應該是音色大眾，辨識度還不如郁可唯，包裝方面確實個人品位不高，路線方面走的科班路子，群眾基礎不夠，也缺乏量身定做的流行作品，最後就是運氣不太好，健康出了大問題。
此外，姚貝娜同學最讓人稱道的是，沒有學習其他好聲音學員惡俗的苦情橋段，沒在台上把自己得癌症的事情說出來，不說故事，不煽情，更不瞎扯。
四、內幕
很不幸，王韻壹還是一語成讖。姚貝娜淚灑舞台，含恨離場。
1、首先說說《中國好聲音》這檔節目，版權來自海外，導師背後轉椅，讓中國內地土鱉的觀眾耳目一新，但是……請注意這個轉折……什麼東西來到泱泱大國之後，必定烙上中國特色。好聲音概莫能外。
據王韻壹專欄：這裡面其實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和人、有溫情、有淚水、有感動也有陷阱。當初離開好聲音也是因為一些我無法理解的明爭暗鬥，我天性懦弱，不善於這些伎倆才不得不離開那個給予我很多美好回憶的地方。
幕後的黑手還遠不止如此。王韻壹專欄停止了，她這樣解釋：
前幾天我受到了某方壓力：如果繼續對好聲音做出任何點評或預測，我將會遭受到嚴重的打擊報復……其實我很想不通我說的那些實話到底觸犯了誰的利益，讓他們用如此拙劣的手段迫使我閉嘴……我實在沒有辦法按照某方的名單灌水。真誠對於我來說很重要！若是讓我說違心的假話，我寧願選擇沉默。
可見，《中國好聲音》背後的水有多深。選手如棋子，大手在後操縱自如。
2、再說說，《中國好聲音》為何不選姚貝娜。
綜合各路方家意見如下：
@李小城：姚貝娜是華誼的。浙江衛視怎麼可能捧紅別人家的孩子。
@俞曦：你不能簽約就別來了嘛。ps，姚貝娜是華誼的。
@林宇：《中國好聲音》其實是由市場決定，不是由聲音決定的。
@李坡 ：真人秀，何況她來只是增加賣點的，怎麼可能選她是冠軍？冠軍有幾點必備的，第一要音色有特質，她是專業歌手，特質哪能還在，早就被學校磨的圓圓滑滑了，參考吳莫愁，平安，張偉等，還有導師更喜歡野路子，你一個正常人跑來這搗什麼亂？冠軍要年輕，不大不小，你看她都多少歲了，還有進步空間嘛，沒有進步空間，導師還有什麼傳授給你的，怎麼調教你，如何體現導師的存在感？混了那麼多年，你還沒紅起來，不是時運不濟，不是偶然，是你沒那個命，甭折騰了，明星大紅大紫，你不適合。可以觀察那些有些小名氣的，有些小成績的，說起話來就咬牙的選手，回來選秀的，常石磊，吉哲，金池等等都是一樣的命運，四強可以留你，但冠軍，您就別想了。很多人被鍾偉強感動了，看著網上集體熱論，導演組揮揮拳頭，走一個，幹了。他來就是為節目增點故事性，我都懶得說炒作這個詞，他太老了，不淘汰他淘汰誰？林育群？就是那個小胖，被淘汰就很正常了。所以，汪峰組的孟楠是肯定要被淘汰的，阿妹組幾個老的肯定沒戲，哈林組幾個長的太抽象也是沒戲的。這就是個電視節目，他們的目的是增加收視率，拿到大贊助！誰是冠軍重要嗎，對中國選秀影響大嗎？半年之後有誰會想起姚貝娜被淘汰嗎，who care！
3、導師是帶著任務來的。
昨晚9點20分，節目開播前，著名的梁指導@梁歡 說：那英組就看姚貝娜和萱萱，誰選對歌誰就能進總決賽。
可見，選歌是關鍵。但選歌權由誰掌控？導師。
節目中，那英親口承認：剛開始為姚貝娜選高難度的《All By Myself》時，姚貝娜不斷重復「記不住詞」、「根本唱不了」，頗為抗拒。
果然，因音域跨度較大，姚貝娜演唱出現瑕疵。
更難以理解的是，據@梁歡 ：萱萱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最出色的是第一段主歌，開了一個絕佳的頭，但越往後唱越差，Bridge 部分唱完後層次感已經全沒了。
但那英卻大贊其有超強音樂天賦，領悟力、表達力都一級棒，還稱從她身上看到了當年那個21歲的自己。
網友「興奮的烏龜」稱：「這一輪結果讓我大跌眼鏡，萱萱居然把姚貝娜PK掉了，那英選的什麼歌呀，雖然最後一首姚唱得有失水準，可是唱功帥了八字眉十萬八千里好吧。」
所以@梁歡 最後諷刺的寫了一個段子，沈陽音樂學院明年招生可以這樣宣傳：「今天我院吊車尾學生，明天戰勝青歌賽冠軍」。
4、至於那101個所謂媒體評審團，跟風者多，真是給人家舉牌去的。
網路上，傲嬌的媒體人還不忘耍起嘴皮子。《東方衛報》新聞中心主任@郭曉松 ：我信本報記者作為媒體評審，在錄這期好聲音的時候，看到萱萱一定很糾結要不要投票，不為別的，就為這名字……
結果是：萱萱，勝了。

⑽ 有哪些著名的書是公共版權的

《儒林外史》代表古代諷刺小說高峰的《儒林外史》，一直深受魯迅、胡適等文學大家的喜愛專。不過相比較其屬他五本名著而言，《儒林外史》的群眾基礎稍顯薄弱一些。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大家喜歡「妖魔鬼怪、恩怨情仇」多一點，像《儒林外史》諷刺意味深長的古典小說，很少有人靜下心來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