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中的知識產權

Ⅰ 如何正確理解並構建「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

」一帶一路」倡議對於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已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公平、有效的爭議解決機制，是推行和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保障。近期，中國進一步倡導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這無疑又是一項頗富有遠見卓識的偉大構想。但對於何謂「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以及該項工作應如何具體推進和開展，各界尚存較多的困惑和疑慮。
為加強對這一重要命題的基礎性研究，武漢大學海外投資法律研究中心組織人手，於近期撰寫了《構建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研究報告》，全文將分期轉載於本公眾號，以饗讀者。
報告將首先探討「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的基本定位，並就「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現有爭端解決機制及其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進而在借鑒現有各類爭端解決機制有益經驗的基礎上，為推動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提供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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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帶一路」爭議解決現狀與問題
（一）「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解決
民商事爭議主要是指私人主體在民商事交往過程中產生的違約和財產性侵權糾紛。由於民商事關系往往基於民商事合同，其中大都會約定爭端解決方式，因此違約糾紛一般都可以按照合同約定的方式解決。有些侵權糾紛，也可以由雙方在事後達成約定解決。通過合同和雙方協商所不能解決的民商事爭議，一般可以通過訴訟和非訴訟方式解決。
1.「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的訴訟解決
依據一國國內法，尋求法院等司法機構的救濟是最根本的爭端解決方式。「一帶一路」沿線大部分國家都能提供基本的司法救濟手段。但要想通過當地訴訟解決國際民商事糾紛，仍存在較大難度和一系列的問題：
（1）沿線各國法律制度差異大。「一帶一路」沿線既有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又有信奉伊斯蘭法律等政教合一的國家，還有一些國家的法律同時融合了這幾種法系的特徵。各國法律制度差異很大，對於從事跨國商事活動的外國私人而言，很難掌握甚至通曉當地法律。
（2）沿線多國政局不穩、法制不健全。有些國家由於戰亂和恐怖活動頻發、政局不穩等因素，例如伊朗、阿富汗、葉門；有的國家則因為獨立或分立不久，法治建設起步晚，發展慢，例如原南聯盟分立的黑山、塞爾維亞等。有的國家雖然法制較全，但並不完善，如印度尼西亞。印度尼西亞「法律體系整體比較完整，但也有很多法律規定模糊，可操作性差，且不同的法律之間存在矛盾和沖突。」[1]
（3）沿線多國民族主義和排外勢力強烈。有些國家在司法程序中對外國當事人不公，如葉門、印度尼西亞、土庫曼等。以葉門為例，該國政府部門對當地企業採取特殊的庇護措施，外國投資者卻經常遭到地方部落索要保護費。在勞資糾紛處理過程中，外國投資者也很難得到勞動管理部門的公平對待。當外國投資者利益遭受當地投資夥伴侵犯時，警察等執法部門很少採取有效措施進行保護。[2]
（4）執法和司法程序繁瑣或緩慢，司法判決執行難。一些國家，如汶萊，由於生活安逸，生活節奏很慢，反映到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上，行政審批等程序隨意性較強、耗時較長。[3]司法判決執行難也是沿線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在約旦、越南、亞塞拜然等國尤為典型。以約旦為例，根據《對外投資合作指南》對約旦法律制度的調研顯示，該國司法程序一般要經歷3到4年，而從獲得裁決到執行一般要等待12到18個月。[4]
因此，通過訴訟解決「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在很多國家都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往往並非當事人的最佳選擇。如何克服屬地管轄和用盡當地救濟的限制，力爭民商事糾紛的域外管轄及替代性爭議解決是構建一帶一路爭議解決中心需要解決的焦點問題。
2.「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的非訴訟解決
無論是從「一帶一路」所倡導的「以和為貴」的理念，還是從民商事爭議解決的實際效果來看，非訴訟解決爭端的方式相對而言能夠更好地解決「一帶一路」民商事爭議。2016年5月「中國-中東歐國家最高法院院長會議」上通過的《蘇州共識》指出：「中國和中東歐國家認同調解、仲裁等訴訟外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可以為民眾提供高效、便捷的糾紛解決途徑。」[5]在各種非訴訟爭端解決方式中，仲裁和調解尤受肯定和青睞。
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5個國家中，「大部分沿線國家（35個）都根據《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制定了本國的仲裁立法，這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過仲裁解決民商事爭議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6]對於仲裁立法，存在「雙軌制」和「單一制」兩種模式。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雙軌制」，如新加坡，針對國內仲裁和國際仲裁分別適用《新加坡仲仲裁法》和《新加坡國際仲裁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採用此制的還有俄羅斯、菲律賓、越南、緬甸、汶萊等國。「單一制」則是指，國內仲裁和國際仲裁適用統一的法律。採用「單一制」的國家包括英國、荷蘭、埃及、模里西斯、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寮國、柬浦寨等國。我國亦屬此列，有關仲裁的法律即《仲裁法》，其中對國際仲裁進行了專章規定。
「一帶一路」沿線仲裁和調解機構眾多，專門的仲裁和調解機構主要包括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泰國仲裁協會、泰國商事仲裁協會、柬埔寨國家商務仲裁中心、越南國際仲裁中心、黎巴嫩仲裁中心、阿布扎比商務調解仲裁中心、迪拜國際仲裁中心、迪拜金融中心-倫敦國際仲裁院、開羅國際商事仲裁區域中心、德里國際仲裁中心、俄羅斯工商會國際商事仲裁院、阿富汗商業糾紛仲裁中心、蒙古國國際及國內仲裁委員會、克羅埃西亞經濟商會調解中心、羅馬尼亞國際商業仲裁法院，等等。此外，很多國家國內司法機構中還設立了可提供調解和仲裁服務的法庭，如匈牙利的調解庭和仲裁庭，它們做出的裁決與普通法院判決具有同等效力。[7]
中國的仲裁製度發展也很快。從中國商事仲裁網公布的消息來看，我國國內仲裁機構目前已超過160家。[8]最近幾年，我國國際仲裁製度呈現快速發展趨勢，出現了一系列的重大革新：（1）涉外仲裁機構大量涌現。除了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以下簡稱為「貿仲委」）和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以外，新興的涉外仲裁機構（包括原國內仲裁機構的轉型）包括北京仲裁委員會（即北京國際仲裁中心），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即上海國際仲裁中心），深圳國際仲裁院（即華南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以及由廣州仲裁委員會、香港、澳門地區的仲裁機構及法律專家共同組建設立的南沙國際仲裁中心等。（2）臨時仲裁得到承認。我國《仲裁法》規定了嚴格的「選定仲裁委員會」的要求。因此，長期以來，我國是不承認臨時仲裁的。2017年3月23日，《橫琴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時仲裁規則》正式頒布，標志著臨時仲裁在中國境內的真正落地。[9]可以預見，臨時仲裁將會逐漸在我國仲裁實踐中得到推廣。（3）國際商事仲裁機構的引入。國際上許多知名商事爭議解決機構，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和國際商會仲裁院都已在上海自貿區設立辦事處。這將有助於我國對這些國際商事仲裁機構的利用，拓寬糾紛解決的選擇渠道。
「一帶一路」沿線眾多仲裁和調解機構為「一帶一路」民商事主體糾紛解決提供了較多選擇，但是目前通過非訴訟方式解決「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還存在以下問題：（1）仲裁機構進入他國市場的待遇問題。以我國為例，雖然眾多國際商事仲裁機構在我國上海自貿區設立了辦事處，但中國WTO 入世議定書（「附件9」中關於服務貿易的具體承諾）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均沒有對仲裁機構法律服務作出明確規定。境外仲裁機構入駐後能否在華享受同國內仲裁機構相同的待遇，尚不明確。[10]（2）仲裁和調解機構選擇多但仲裁製度並不完善。「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仲裁製度在適用規則、臨時仲裁、友好仲裁、證據制度等重要問題上有很大差異。有些國家的仲裁製度局限性很大。以我國為例，我國如今仍然有很多仲裁機構不承認臨時仲裁，未採納友好仲裁。（3）裁決的執行問題。「一帶一路」沿線目前還有伊拉克、土庫曼、馬爾地夫、葉門等國沒有加入《1958年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為《紐約公約》）。即便是《紐約公約》的成員，有些國家在加入時也做出了「互惠」保留，只對同為公約締約國的國家所做的仲裁裁決予以承認和執行，如俄羅斯。因此，仲裁裁決在「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的承認和執行尚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二）「一帶一路」混合爭議解決
混合爭議是指因國家行政行為而產生的私人與國家之間的爭端，主要表現為外國投資者和東道國政府之間的投資爭端。
1．「一帶一路」投資環境
本文所指投資環境主要是政治法律環境，不考慮「一帶一路」很多地區所存在的恐怖主義、戰亂、武裝沖突、自然災害等社會風險和自然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法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來自不同背景的投資者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面臨較高的政治風險，尤其是東道國投資管制行為和稅收行為產生的徵收風險和法律政策變動等帶來的違約風險。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外資立法，及相關的執法和司法活動中沒有為外資提供充分保護。
外資立法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1）有些國家沒有專門的外資立法，關於外國投資的准入、投資行業、待遇等問題的規定散落在民法、商法、公司法等其他法律法規中。如印度、阿聯酋、巴林、塞普勒斯、拉脫維亞等。（2）有些國家雖有專門的外資立法，但並不是正式的法律。這類國家包括土庫曼、羅馬尼亞和不丹等。以羅馬尼亞為例，除公司法外，其有關投資的重要法律文件為1992年《促進直接投資政府經濟法令》、2008年《促進投資政府緊急法令》、2014年《關於設立鼓勵對經濟領域有重要影響投資國家援助計劃的政府決定》和《關於設立鼓勵對創造工作崗位鍍金地區發展投資國家援助計劃的政府決定》。[11]以法規、法令，甚至政府政令的形式調整投資活動，由於政策的輕率性和多變性，很容易給投資者及其投資帶來風險。（3）外資法缺乏操作性。以葉門為例，雖然葉門有專門的《投資法》，但並未頒布相關的實施細則，致使有關規定和政策缺乏操作性，形同虛設。[12]
執法與司法方面的問題包括：（1）程序隨意且缺乏透明度，以土庫曼為例，由於該國法治建設慢，常以總統令、政府決定等調整外資活動，執法過程隨意，透明度較低[13]；（2）執法和司法不公。這一點上文已經有所介紹，茲不贅述。
綜上可知，通過國內司法途徑解決「一帶一路」投資爭端仍然存在很多問題。近年來，國際投資爭端解決出現了一些新趨勢，如通過商事仲裁機構解決投資爭端。「一帶一路」域內已有一些商事仲裁機構可受理投資爭端，包括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14]、迪拜金融中心-倫敦國際仲裁院仲裁中心等。另外，我國深圳國際仲裁院2016年新版仲裁規則規定：「仲裁院受理一國政府與他國投資者之間的投資爭議仲裁案件。」[15]此外，哈薩克也表示，將借鑒迪拜的做法，在阿斯塔納建立具有國際大部分仲裁員參與的國際仲裁中心，其中專門設置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16]除了傳統的法院訴訟、仲裁機制以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針對投資爭端的解決還創立了一些有特色的制度。比如，埃及所創設的爭議解決委員會，專門為解決投資者和政府機構之間的爭議提供建議。[17]另外，我國商務部於2015年1月19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第一百二十條還建立了專門的投訴協調處理機制和外國投資投訴協調處理中心，負責外國投資者、外國投資企業與行政機關之間投資爭議的協調和處理。這些可能成為未來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發展方向。「一帶一路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在構建具體制度過程中可以考慮並參考相關的制度。
2．「一帶一路」與投資有關的條約締結情況
從雙邊層面來看，「一帶一路」域內已有53個國家同中國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有57個國家與中國簽訂了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其中有49個BITs引入了國際仲裁機制，以解決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的爭端。多邊層面最具影響力的投資條約是《華盛頓公約》。根據公約建立的ICSID主要通過仲裁和調解解決投資爭端。「中心」的管轄權須基於一國對公約的批准加入，以及一國對「中心」管轄的同意。我國雖然很早就加入了《華盛頓公約》，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保留了對ICSID機制的引入。近年來，我國在對外簽訂投資協定時，逐漸放開，越來越多地引入ICSID機制。至今為止，在我國對外簽訂的BITs中，共有14個引入了ICSID機制。從ICSID的仲裁實踐來看，如2014年北京城建集團公司訴葉門政府案，建設工程項目被仲裁庭認定為符合《華盛頓公約》項下關於投資的要求。[18]因此，「一帶一路」戰略實施過程中所涉及的許多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爭端，是可以通過這一機制解決的。「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數國家是《華盛頓公約》的締約國，只有少數國家沒有加入該公約，包括緬甸、寮國、泰國、巴勒斯坦、波蘭、塔吉克、印度、馬爾地夫和不丹。
總的來說，「一帶一路」國家在締結與投資有關的條約方面，存在以下問題：（1）各國之間BIT締約不充分，不能覆蓋「一帶一路」所有投資者及其投資。由於目前世界上不存在多邊投資條約。BIT是投資者及其投資的主要國際法維權手段。從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簽署BITs情況來看，「一帶一路」各國之間的BIT仍然有很大的締約空間。（2）有些BITs缺乏投資者訴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簡稱為「ISDS機制」）。以中外BITs為例，其中仍有少數缺乏ISDS機制，如中國與泰國，以及中國與土庫曼間的BITs。（3）國際仲裁適用的爭議范圍有限。從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之間的BITs來看，大部分BITs都規定，只有與徵收補償數額有關的爭議可通過國際仲裁解決。有部分BITs則規定，除補償數額爭議之外，締約雙方同意的其他爭議也可以提交國際仲裁。只有與緬甸、伊朗、土耳其、葉門、希臘、塞普勒斯、羅馬尼亞、烏茲別克、俄羅斯、印度之間的BITs將國際仲裁適用的投資爭端擴大到了其他投資爭議。（4）ICSID機制的適用范圍受限。由於「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未加入ICSID公約，ICSID仲裁機制不能完全覆蓋到「一帶一路」沿線投資者及其投資。以上這些問題都為「一帶一路」沿線投資者通過國際仲裁解決與東道國之間的爭端帶來了阻礙。
3．「一帶一路」投資爭端仲裁實踐
從「一帶一路」國家在投資仲裁案件中的被訴情況來看，「一帶一路」沿線有不少國家屢遭投資者起訴。其中，被訴超過10次及以上的國家包括捷克、埃及、吉爾吉斯斯坦、烏克蘭、俄羅斯、波蘭、哈薩克、印度、斯洛伐克、土耳其。這直接體現出，這些國家對於外國投資者利益侵犯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些國家頻頻被訴諸國際仲裁，一方面說明，這些國家國內法為投資者提供的救濟是不充分或不被投資者所信賴的，另一方面也說明，國際仲裁機制在這些國家的投資爭端解決方面比較暢通。
另外，從「一帶一路」國家投資仲裁所適用的仲裁機制來看，機構仲裁遠比專設仲裁多。而且，在各個仲裁機構中，ICSID被適用的最多，足見這一多邊投資仲裁機制的重要性。其次，SCC、ICC和PCA被適用的情況也比較多。可見西歐發達國家所建立的仲裁機制頗受「一帶一路」投資者的青睞。相反，「一帶一路」域內的仲裁機構，如CRCICA，明顯受到冷落。由此可見，「一帶一路」域內的仲裁機制亟待完善，以取得「一帶一路」域內投資者的信賴。
（三）國家間的經貿爭端解決
國家間的經貿爭端，主要是在貿易和投資協定適用和解釋過程中產生的國家間貿易和投資爭端，具體包括投資條約解釋和適用所產生的國家間爭端、國家因違反WTO和其他區域貿易協定的義務所產生的的爭端，以及WTO和其他貿易協定的解釋所產生的爭端。
1.「一帶一路」國家與國家間投資條約爭端解決
對於投資條約解釋和適用所產生的爭端，主要通過投資條約規定的國家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State-StateDispute Settlement，SSDS）來解決。SSDS機制具體適用於三種情形[19]：（1）條約規定含義不明或締約方對條約規定有不同解讀時，所引發的條約解釋爭端；（2）締約一方投資者遭受締約另一方侵害時，所觸發的外交保護爭端；（3）締約一方提出損害賠償請求之前，先行確認締約另一方行為違反條約的程序。
SSDS機制中的爭端解決方式一般包括外交談判和國家間仲裁。實踐中，基於投資條約的國家間仲裁案件，目前已知的總共只有三例[20]。且三案當事人都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見，「一帶一路」國家因投資條約解釋和適用產生的國家間爭端主要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不會選擇訴諸國際仲裁。
2．「一帶一路」區域貿易協定爭端解決機制
「一帶一路」區域貿易協定和安排大體有兩種類型。比較多的一類是國家之間基於友好關系，為加強經貿合作而建立的框架性和原則性的區域經貿協定及組織。如，上海合作組織、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歐亞經濟共同體等。這些組織和協定主要不是以規則來維系，更多地是依賴於各國之間的夥伴關系，因此很少有關於爭端解決的安排。[21]
另一類則是規則主導型的區域貿易協定，以中國與東盟間的自由貿易協定為代表。雙方訂有專門的《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爭端解決協議》[22]（以下簡稱為《爭端解決協議》）。《爭端解決協議》規定的爭端解決方式包括磋商、調解、調停、仲裁，且非常注重非訴訟方式。在仲裁程序中，爭端當事方可以隨時同意進行調解或調停。[23]另外，《爭端解決協議》並沒有設立實體性的裁決機構，而是採用了臨時仲裁的形式，且仲裁沒有上訴程序。裁決的執行方面，雖然規定了一系列針對不履行仲裁裁決行為的補償和中止減讓或利益規定，但補償是自願的，中止減讓或利益需滿足許多條件。[24]另外，由於缺乏負責執行監督的常設機構，執行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爭端方的自律。總體而言，「一帶一路」沿線的區域貿易協定欠缺有強制力的爭端解決機制。
3．「一帶一路」國家與WTO爭端解決機制
WTO的爭端解決機制適用於成員方違反WTO義務而產生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爭端。爭端解決適用的規則包括《關於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即DSU）以及WTO協定各涵蓋協定中的爭端解決條款。爭端解決步驟包括磋商、專家組審查、上訴機構審查、報告的執行及其監督。相比「一帶一路」區域貿易協定的爭端解決機制，WTO爭端解決機制主要有如下優越之處：（1）上訴機制。這有效地避免了專家組審理的許多錯誤。而且由於上訴機構是常設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WTO爭端解決裁決的一致性以及成員方的預期。（2）執行機制。WTO有專門的執行監督機構，對違約方實施報告中建議的情況進行持續監督，這就保證了違約方的執行。
WTO爭端解決機制是全球范圍內最成功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一帶一路」國家經貿爭端的解決與WTO爭端解決機制關系深切。這一方面體現在，「一帶一路」沿線有許多國家都是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常用客戶」。在WTO進行申訴超過十次及以上的「一帶一路」國家包括印度（24次）、中國（17次，僅指中國大陸）、泰國（13次）和印度尼西亞（10次）。在WTO被訴十次及以上的「一帶一路」國家包括中國（39次）、印度（24次）和印度尼西亞（14次）。[25]另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訂立的雙邊和區域貿易協定，在爭端解決部分很多都依賴於WTO。以中國為例，中國與東盟以及中國與新加坡間的貿易協定，在爭端解決部分都規定，當爭端當事方在一定期限內不能就仲裁庭主席的任命取得一致意見時，應請求WTO總幹事指定仲裁庭主席。[26]
「一帶一路」國家在經貿爭端解決中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所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目前「一帶一路」沿線有很多並非WTO成員，包括哈薩克等13國。因此，WTO爭端解決機制不能完全覆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貿易爭端。

Ⅱ 發明專利一次審查意見答復後要多長時間能授權

這要具體看情況：如果審查員認為一通答復克服了審查意見所指出的缺陷且申請文件不存專在其他屬缺陷，一般在兩三個月就能得到授予專利權通知。
如果審查員認為一通答復沒有克服指出的缺陷，或者修改時出現新的缺陷，那麼還會給你發來二通，此時，還需要答復二通並克服缺陷才可能授權。

Ⅲ 「一帶一路」知識產權大數據服務平台建設啟動了嗎

近日，在北京融商一帶一路法律與商事服務中心主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商事調解」版系列活動上，北權京融商一帶一路法律與商事服務中心與中國知識產權運營聯盟就共同研發建設「一帶一路」大數據服務平台簽署了合作協議。

本次簽約是雙方依據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就如何共同研發建設「一帶一路」知識產權大數據服務平台進行的有益探索，有助於在未來更有效地發揮各自優勢，進一步致力於服務國家經濟和金融發展及「一帶一路」建設，實現合作共贏的目的。

Ⅳ 一帶一路270成果有哪些

一帶一路270成果有（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涵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類，共76大項、270多項具體成果）：

一、推進戰略對接，密切政策溝通

（一）中國政府與有關國家政府簽署政府間「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包括蒙古國、巴基斯坦、尼泊爾、克羅埃西亞、黑山、波黑、阿爾巴尼亞、東帝汶、新加坡、緬甸、馬來西亞。

（二）中國政府與有關國際組織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包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人口基金、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世界衛生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國際刑警組織。

（三）中國政府與匈牙利政府簽署關於共同編制中匈合作規劃綱要的諒解備忘錄，與寮國、柬埔寨政府簽署共建「一帶一路」政府間雙邊合作規劃。

（四）中國政府部門與有關國際組織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包括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世界經濟論壇、國際道路運輸聯盟、國際貿易中心、國際電信聯盟、國際民航組織、聯合國文明聯盟、國際發展法律組織、世界氣象組織、國際海事組織。

（五）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希臘經濟發展部簽署《中希重點領域2017－2019年合作計劃》。

（六）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捷克工業和貿易部簽署關於共同協調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合作規劃及項目實施的諒解備忘錄。

（七）中國財政部與相關國家財政部共同核准《「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

（八）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發布《共建「一帶一路」：理念、實踐與中國的貢獻》、《推動「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願景與行動》、《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農業合作的願景與行動》、《關於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等文件。

（九）「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定期舉辦，並成立論壇咨詢委員會、論壇聯絡辦公室等。

（十）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成立「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心，正式開通「一帶一路」官方網站，發布海上絲路貿易指數。

二、深化項目合作，促進設施聯通

（一）中國政府與烏茲別克、土耳其、白俄羅斯政府簽署國際運輸及戰略對接協定。

（二）中國政府與泰國政府簽署政府間和平利用核能協定。

（三）中國政府與馬來西亞政府簽署水資源領域諒解備忘錄。

（四）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巴基斯坦規劃發展和改革部簽署關於中巴經濟走廊項下開展巴基斯坦1號鐵路干線升級改造和新建哈維連陸港項目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中國國家鐵路局與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鐵道部簽署關於實施巴基斯坦1號鐵路干線升級改造和哈維連陸港項目建設的框架協議。

（五）中國商務部與柬埔寨公共工程與運輸部簽署關於加強基礎設施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六）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與阿富汗通信和信息技術部簽署《信息技術合作諒解備忘錄》。

（七）中國交通運輸部與柬埔寨、巴基斯坦、緬甸等國有關部門簽署「一帶一路」交通運輸領域合作文件。

（八）中國水利部與波蘭環境部簽署水資源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

（九）中國國家能源局與瑞士環境、交通、能源和電信部瑞士聯邦能源辦公室簽署能源合作路線圖，與巴基斯坦水電部簽署關於巴沙項目及巴基斯坦北部水電規劃研究路線圖的諒解備忘錄和關於中巴經濟走廊能源項目清單調整的協議。

（十）中國國家海洋局與柬埔寨環境部簽署關於建立中柬聯合海洋觀測站的議定書。

（十一）中國鐵路總公司與有關國家鐵路公司簽署《中國、白俄羅斯、德國、哈薩克、蒙古國、波蘭、俄羅斯鐵路關於深化中歐班列合作協議》。

（十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與印度尼西亞－中國高鐵有限公司簽署雅萬高鐵項目融資協議，與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寮國、埃及等國有關機構簽署港口、電力、工業園區等領域基礎設施融資合作協議。

（十三）中國進出口銀行與塞爾維亞財政部簽署匈塞鐵路貝爾格萊德至舊帕佐瓦段貸款協議，與柬埔寨經濟財政部、衣索比亞財政部、哈薩克國家公路公司簽署公路項目貸款協議，與越南財政部簽署輕軌項目貸款協議，與塞爾維亞電信公司簽署電信項目貸款協議，與蒙古國財政部簽署橋梁項目貸款協議，與緬甸仰光機場公司簽署機場擴改建項目貸款協議，與肯亞財政部簽署內陸集裝箱港堆場項目貸款協議。

（十四）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與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阿拉伯國家聯盟、非洲聯盟、海灣合作委員會互聯電網管理局簽署能源領域合作備忘錄。

三、擴大產業投資，實現貿易暢通

（一）中國政府與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寮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烏茲別克、白俄羅斯、蒙古國、肯亞、衣索比亞、斐濟、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緬甸、馬爾地夫、亞塞拜然、喬治亞、亞美尼亞、阿富汗、阿爾巴尼亞、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波黑、黑山、敘利亞、塔吉克、尼泊爾、塞爾維亞等30個國家政府簽署經貿合作協議。

（二）中國政府與喬治亞政府簽署中國－喬治亞自貿協定文件。

（三）中國政府與斯里蘭卡政府簽署關於促進投資與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四）中國政府與阿富汗政府簽署關於海關事務的合作與互助協定。

（五）中國商務部與60多個國家相關部門及國際組織共同發布推進「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合作倡議。

（六）中國商務部與摩爾多瓦經濟部簽署關於結束中國－摩爾多瓦自貿協定聯合可研的諒解備忘錄，與蒙古國對外關系部簽署關於啟動中國－蒙古國自由貿易協定聯合可行性研究諒解備忘錄。

（七）中國商務部與尼泊爾工業部簽署關於建設中尼跨境經濟合作區的諒解備忘錄，與緬甸商務部簽署關於建設中緬邊境經濟合作區的諒解備忘錄。

（八）中國商務部與斯里蘭卡發展戰略與國際貿易部簽署投資與經濟技術合作發展中長期規劃綱要，與蒙古國對外關系部簽署關於加強貿易投資和經濟合作諒解備忘錄，與吉爾吉斯斯坦經濟部簽署關於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合作規劃，與捷克工貿部、匈牙利外交與對外經濟部簽署關於中小企業合作的諒解備忘錄，與越南工業貿易部簽署關於電子商務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九）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吉爾吉斯斯坦經濟部簽署關於共同推動產能與投資合作重點項目的諒解備忘錄，與阿聯酋經濟部簽署關於加強產能與投資合作的框架協議。

（十）中國農業部與塞爾維亞農業與環境保護部簽署關於制定農業經貿投資行動計劃的備忘錄，與阿根廷農業產業部簽署農業合作戰略行動計劃，與智利農業部簽署關於提升農業合作水平的五年規劃（2017年－2021年），與埃及農業和土地改良部簽署農業合作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

（十一）中國海關總署與哈薩克、荷蘭、波蘭等國海關部門簽署海關合作文件，深化沿線海關「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合作。

（十二）中國海關總署與國際道路運輸聯盟簽署促進國際物流大通道建設及實施《國際公路運輸公約》的合作文件。

（十三）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與蒙古國、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挪威、愛爾蘭、塞爾維亞、荷蘭、阿根廷、智利、坦尚尼亞等國相關部門簽署檢驗檢疫合作協議，與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烏克蘭和亞塞拜然相關部門簽署標准、計量、認證認可等國家質量技術基礎領域合作協議，與俄羅斯、白俄羅斯、塞爾維亞、蒙古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哈薩克、衣索比亞、希臘、瑞士、土耳其等國有關部門簽署《關於加強標准合作，助推「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倡議》。

（十四）中國進出口銀行與白俄羅斯、柬埔寨、衣索比亞、寮國、肯亞、蒙古國、巴基斯坦財政部門簽署工業園、輸變電、風電、水壩、衛星、液壓器廠等項目貸款協議，與埃及、孟加拉國、烏茲別克、沙特有關企業簽署電網升級改造、燃煤電站、煤礦改造、輪胎廠等項目貸款協議，與菲律賓首都銀行及信託公司簽署融資授信額度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十五）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與哈薩克、亞塞拜然、印尼、馬來西亞等國有關機構簽署化工、冶金、石化等領域產能合作融資合作協議。

（十六）中國將從2018年起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四、加強金融合作，促進資金融通

（一）絲路基金新增資金1000億元人民幣。

（二）中國鼓勵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規模初步預計約3000億元人民幣，為「一帶一路」提供資金支持。

（三）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將設立中俄地區合作發展投資基金，總規模1000億元人民幣，首期100億元人民幣，推動中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遠東開發合作。

（四）中國財政部與亞洲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世界銀行集團6家多邊開發機構簽署關於加強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相關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五）中國財政部聯合多邊開發銀行將設立多邊開發融資合作中心。

（六）中哈產能合作基金投入實際運作，簽署支持中國電信企業參與「數字哈薩克2020」規劃合作框架協議。

（七）絲路基金與上海合作組織銀聯體同意簽署關於夥伴關系基礎的備忘錄。絲路基金與烏茲別克國家對外經濟銀行簽署合作協議。

（八）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設立「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專項貸款（1000億元等值人民幣）、「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專項貸款（1000億元等值人民幣）、「一帶一路」金融合作專項貸款（500億元等值人民幣）。

（九）中國進出口銀行設立「一帶一路」專項貸款額度（1000億元等值人民幣）、「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專項貸款額度（300億元等值人民幣）。

（十）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與法國國家投資銀行共同投資中國－法國中小企業基金（二期），並簽署《股權認購協議》；與義大利存貸款公司簽署《設立中意聯合投資基金諒解備忘錄》；與伊朗商業銀行、埃及銀行、匈牙利開發銀行、菲律賓首都銀行、土耳其農業銀行、奧地利奧合國際銀行、柬埔寨加華銀行、馬來西亞馬來亞銀行開展融資、債券承銷等領域務實合作。

（十一）中國進出口銀行與馬來西亞進出口銀行、泰國進出口銀行等「亞洲進出口銀行論壇」成員機構簽署授信額度框架協議，開展轉貸款、貿易融資等領域務實合作。

（十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同白俄羅斯、塞爾維亞、波蘭、斯里蘭卡、埃及等國同業機構簽署合作協議，與埃及投資和國際合作部、寮國財政部、柬埔寨財政部、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波蘭投資貿易局、肯亞財政部、伊朗中央銀行、伊朗財政與經濟事務部等有關國家政府部門及沙烏地阿拉伯發展基金、土耳其實業銀行、土耳其擔保銀行、巴基斯坦聯合銀行等有關國家金融機構簽署框架合作協議。

（十三）中國人民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合作建立基金組織－中國能力建設中心，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培訓。

（十四）中國進出口銀行與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簽署關於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持續工業發展有關合作的聯合聲明。

（十五）亞洲金融合作協會正式成立。

（十六）中國工商銀行與巴基斯坦、烏茲別克、奧地利等國家主要銀行共同發起「一帶一路」銀行合作行動計劃，建立「一帶一路」銀行常態化合作交流機制。

五、增強民生投入，深化民心相通

（一）中國政府將加大對沿線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力度，未來3年總體援助規模不少於600億元人民幣。

（二）中國政府將向沿線發展中國家提供20億元人民幣緊急糧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資10億美元，用於發起中國－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合作倡議，支持在沿線國家實施100個「幸福家園」、100個「愛心助困」、100個「康復助醫」等項目。向有關國際組織提供10億美元，共同推動落實一批惠及沿線國家的國際合作項目，包括向沿線國家提供100個食品、帳篷、活動板房等難民援助項目，設立難民獎學金，為500名青少年難民提供受教育機會，資助100名難民運動員參加國際和區域賽事活動。

（三）中國政府與黎巴嫩政府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黎巴嫩共和國政府文化協定2017－2020年執行計劃》，與突尼西亞政府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突尼西亞共和國政府關於互設文化中心的協定》，與土耳其政府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土耳其共和國政府關於互設文化中心的協定》。

（四）中國政府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簽署《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諒解備忘錄（2017－2020年）》。

（五）中國政府與波蘭政府簽署政府間旅遊合作協議。

（六）中國政府倡議啟動《「一帶一路」科技創新合作行動計劃》，實施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聯合實驗室、科技園區合作、技術轉移等四項行動。

（七）中國政府與世界糧食計劃署、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難民署、世界衛生組織、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國際民航組織、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國際貿易中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簽署援助協議。

（八）中國教育部與俄羅斯、哈薩克、波黑、愛沙尼亞、寮國等國教育部門簽署教育領域合作文件，與塞普勒斯簽署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歷和學位協議，與沿線國家建立音樂教育聯盟。

（九）中國科技部與蒙古國教育文化科學體育部簽署關於共同實施中蒙青年科學家交流計劃的諒解備忘錄，與蒙古國教育文化科學體育部簽署關於在蒙古國建立科技園區和創新基礎設施發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與匈牙利國家研發與創新署簽署關於聯合資助中匈科研合作項目的諒解備忘錄。

（十）中國環境保護部發布《「一帶一路」生態環境保護合作規劃》，建設「一帶一路」生態環保大數據服務平台，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共同發布建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的倡議。

（十一）中國財政部將設立「一帶一路」財經發展研究中心。

（十二）中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與捷克、挪威等國衛生部簽署衛生領域合作文件。

（十三）中國國家旅遊局與烏茲別克國家旅遊發展委員會簽署旅遊合作協議，與智利經濟、發展與旅遊部簽署旅遊合作備忘錄，與柬埔寨旅遊部簽署旅遊合作備忘錄實施方案。

（十四）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與土耳其廣播電視最高委員會、沙烏地阿拉伯視聽管理總局簽署合作文件。中國中央電視台與有關國家主流媒體成立「一帶一路」新聞合作聯盟。

（十五）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柬埔寨新聞部、汶萊首相府新聞局、阿聯酋國家媒體委員會、巴勒斯坦新聞部、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傳媒和公民關系局簽署媒體交流合作諒解備忘錄。

（十六）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柬埔寨外交與國際合作部、汶萊外交與貿易部政策與戰略研究所、以色列外交部、巴勒斯坦外交部、阿爾巴尼亞外交部簽署智庫合作促進計劃諒解備忘錄。

（十七）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將舉辦「一帶一路」專項雙多邊交流培訓，設立「一帶一路」專項獎學金。

（十八）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聯合80多家中國民間組織啟動《中國社會組織推動「一帶一路」民心相通行動計劃（2017－2020）》，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和150多家中外民間組織共同成立「絲路沿線民間組織合作網路」。「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啟動「增進『一帶一路』民心相通國際智庫合作項目」。

（十九）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簽署關於共建「一帶一路」等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絲路國際智庫網路50多家國際成員和夥伴與中方共同發布《絲路國際智庫網路北京共同行動宣言》。

（二十）中國國際城市發展聯盟與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世界衛生組織、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組織亞太區簽署合作意向書。

Ⅳ 2017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高層論壇提出了哪些建議

4月20日，據媒體報道，以"創新時代：知識產權保護"為主題的2017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高層論壇在京拉開帷幕。

事實上，近年來，我國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知識產權已經成為創新發展的基本保障和重要支撐，知識產權保護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Ⅵ 商標注冊重要性

商標注冊的意義
一、商標注冊流程
1、商標查詢
2、製作注冊商標申請文件，向國家商標局提交申請文件。
3、商標形式審查
4、商標實質審查
5、商標初步審定公告3個月內無人提出異議的，商標注冊成功，頒發注冊商標證書。
二、注冊商標對企業經營者有何意義?
我國商標法規定：經商標局核准注冊的商標為注冊商標，商標注冊人享有商標專用權，受法律保護。所以未注冊商標始終處於一種無權利保障狀態，隨時可能因他人相同或近似商標的核准注冊而被禁止使用。所以，企業經營者若想穩定地、有保障地使用某個商標最好將其注冊。
三、企業注冊商標有什麼益處?
首先，注冊商標是取得商標專用權的前提，注冊商標才能受到法律保護。
其次，商標是企業的無形資產，也是消費者選擇產品或者服務的依據。好的企業不僅需要好的產品和服務，更需要好的商標，不論是美國的可口可樂，還是中國的海爾都是因為注冊了商標，才能受到法律保護。可口可樂、海爾既使一夜之間失去所有財產，也可以迅速重建，靠的就是其商標形成的巨大的無形資產，商標的價值已遠遠超過其有形資產的價值。
四、注冊商標和注冊品牌的區別
1、注冊商標是一種法律名詞，是指經政府有關部門核准注冊的商標，商標申請人取得商標專用權，注冊商標享有使用某個品牌名稱和品牌標志的專用權，這個品牌名稱和品牌標志受到法律保護，其他任何企業都不得仿效使用。受法律保護，商標注冊人享有商標專用權。
2、注冊品牌跟注冊商標的含義其實是一樣的，只是說法不同，注冊品牌是比較通俗的說法。

Ⅶ 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專利申請增長多少

2017年，第一來屆「一帶一路」國際源合作高峰論壇在京順利召開，國家知識產權局代表中國政府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簽署加強「一帶一路」知識產權合作協議，初步建立「一帶一路」知識產權國際合作常態化機制。

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進行統計，2017 年，中國在其他沿線國家專利申請公開量排名前十的產業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是專利申請公開涉及最多的產業，申請公開量遠高於其他行業。

Ⅷ 中國打造知識產權一帶一路了嗎

3月25日據報道，中國正在積累專利等知識產權，正在邁向在產業實力方面超越日美歐的「知識產權強國」，其舞台是本國市場以及 「一帶一路」構想的沿線國家。

2017年3月，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認定索尼移動通信（中國）公司的便攜終端侵害了中國通信技術公司西電捷通的專利，要求索尼停止銷售相關產品並支付約900萬元賠償金。

索尼被判定侵權的專利是被稱為WAPI的中國自主無線LAN標准。專利申請代理人劉昕表示，中國政府將WAPI定為國家標准，要求便攜終端必須採用。

日美歐韓等的通信設備一般採用國際電信聯盟（ITU）規定的國際標准。而在中國，必須另外適配國家標准，還要向中國企業支付專利授權費，因此日本企業在競爭上處於不利地位。

中國已是「專利申請大國」。2016年專利申請達到133萬件，全球份額超過4成，是當之無愧的首位。此前居首位的日本則逐年減少，2016年僅為31萬件。至於各種知識產權訴訟，中國每年達到13萬件，日本僅為約500件，完全無法相比。

中國企業正加快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申請專利。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統計，2017年中國在印度申請2724件，在俄羅斯申請1354件，在越南申請279件，較2012年分別增至2~3倍。在新加坡申請643件，增至近4倍，在法國申請144件，增至近3倍。

日本的新干線車輛和中國高鐵車輛

但是，在稱得上是國策的交通基礎設施出口方面，生產商川崎重工業並未在海外申請重要的新干線相關專利。結果，在其技術轉讓對象中國高鐵企業自2010年前後起作為強有力競爭對手崛起時，川重無法藉助專利為武器來對抗。

由於日本企業大量申請的專利包含很多應在工廠內保密的製造技術，日本政府2007年前後警告產業界減少申請。但企業反應遲緩，技術通過專利公開信息流向了中國和韓國的企業。不得不說日本政府和企業行動不協調，存在疏忽。

日本前專利廳長官荒井壽光表示，「10年前，中國政府相關人士曾向我們請教知識產權政策，他們謙虛地學習了日本」。黑瀨斷言稱，「如今關於知識產權，日本應該學習中國」。如果日本不正視現實、採取根本性舉措，彼此的差異將進一步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