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林版權保護與反壟斷

『壹』 請問有誰知道上海交大法學院王先林教授電話謝謝！！！

找了半天只有這些 學院網站上沒有公布他的聯系方式 汗

王先林，男，1965年生，安徽霍山人。1987年、1990年和2001年分別獲得安徽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96年下半年赴美國巴爾的摩大學（University of Baltimore）法學院學習交流知識產權法。1998年被破格晉升為教授。2002年5月至2004年5月在武漢大學法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2003年被選聘為安徽省「皖江學者計劃」首批講席教授。曾任安徽大學法學院教授、副院長。現為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法研究所所長，上海市「曙光學者」。兼任國家商務部WTO貿易與競爭政策專家咨詢組成員，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反壟斷法審查專家顧問委員會成員，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專家，中國法學會經濟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上海市法學會經濟法學研究會副總幹事，淮南市人民政府法律顧問組成員，安徽大學、華僑大學兼職教授，兼職律師。 主要研究方向為競爭法和知識產權法。主要著作有：《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WTO競爭政策與中國反壟斷立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概論》（主編）、《大學法律教程》（主編）、《經濟效率與社會正義》（合著）、《香港知識產權法》（合著）等。先後在《中國法學》（中、英文版）、《中外法學》、《法學家》、《政法論壇》、《法學評論》、《法學》、《法商研究》、《武漢大學學報》、《知識產權》、《中國版權》、《法學雜志》、《中國改革》、《中國軟科學》、《中國行政管理》、《中國工商管理研究》以及《光明日報》、《經濟日報》、《法制日報》、《社會科學報》等報刊上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並有多篇論文被有關報刊轉載。 有十多項成果在省級和全國性評獎中獲獎，包括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次（2003年和2005年）、二等獎（2001年），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經濟法學研究會青年優秀論文一等獎（1997年）、二等獎（1999年），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研究會首屆(1999-2004年)「紅棉杯」知識產權優秀著作獎，安徽省科技進步三等獎（1994年），安徽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三等獎2次（1998年和2000年）和「紀念《反不正當競爭法》實施十周年」有獎徵文專家學者特別獎（2003年）等。曾獲安徽大學青年教師教學成果獎和建國獎教金。2000年被授予「安徽大學十大傑出青年」稱號，2002年獲第三屆全國「傑出中青年法學家提名獎」，2004年被國家教育部、人事部授予「全國模範教師」稱號，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近期主持完成和在研的科研項目主要有國家社科規劃項目「中國反壟斷立法研究」（2000年）、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WTO競爭規則與我國反壟斷立法研究」（2002年）、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資助項目「在入世背景下中國反壟斷立法問題研究」（2003）、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公平交易與競爭立法完善中的難點問題研究」（2004）、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中規制知識產權濫用行為研究」（2004）、國家軟科學計劃重點委託項目「在華跨國公司知識產權濫用情況及其對策」（2005）等。

『貳』 在線求助！！！試述誠實信用原則與反不正當競爭的關系

王先林:試論誠實信用原則與反不正當競爭法

時間: 05-13 14:05 作者:王先林 新聞來源:中國民商法律網

王先林 （安徽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一、問題的提出

自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頒布以來，有不少論著對該法進行了宣傳、介紹。其中一本很權威的著作在論述該法總則與分則的關系時寫道：有的同志說，總則很重要，分則中沒有規定的需要依照總則辦，比如，分則中各條款對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為構成要件的表述，並不都是完整的。所以，對一些具體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往往需要將分則中的具體規定與總則中相應的原則結合起來才能進行。由於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具體表現形式是極其復雜多樣的，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不可能將所有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一詳細列舉無遺。因此，在執法中遇到分則中沒有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需要根據總則的規定去認定。該書認為這種講法與立法的本意不一致。並認為：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總則與分則的關系不是這樣的一個關系。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章所列明的各項不正當競爭行為就是本法所承認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也就是說不正當競爭行為需要依法制裁的只限於第二章列明的各項，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是不允許執法機關隨意認定的。[1]

由於該書的編寫人員大部分參加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起草，他們對立法意圖的這種解釋應是權威的；而且該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本法所稱的不正當競爭，是指經營者違反本法的規定，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行為。」這種立法技術也說明該書的解釋是正確的。然而，《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經營者應當遵守自願、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遵守公認的商業道德。該書也承認這是該法的基本原則，是統領後面各章的原則。[2]

那麼，這款規定的基本原則尤其是其中的誠實信用原則的作用究竟體現在哪裡。是可有可無的裝飾性條款還是有其內在的功能？現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這種規定是否存在缺陷？進一步看，如果存在缺陷，它是純粹立法技術的還是立法指導思想上的？在反不正當競爭的行政執法和司法中如何充分而有效地體現這一原則？因此，對誠實信用原則與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探討是有必要的。

二、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本道德准則和法律原則，是認定不正當競爭行為最具實質性的要件

誠實信用原則在域內外的民法學界已得到較為深入的研究。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活動中形成的道德准則。它要求人們在市場活動中講究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不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誠實信用原則為一切市場參加者樹立了一個「誠實商人」的道德標准，隱約地反映了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要求。[3]

誠實信用原則的宗旨在於實現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和當事人與社會間的利益關系這兩個利益關系的平衡。在當事人間的利益關系中。誠實信用原則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對待自己事務的注意對待他人事務，保證法律關系的當事人都能得到自己應得的利益，不得損人利己。當發生特殊情況使當事人間的利益關系失去平衡時，應進行調整，使利益平衡得以恢復，由此維持一定的社會經濟秩序。在當事人與社會的利益關系中，誠實信用原則要求當事人不得通過自己的民事活動損害第三人和社會的利益，必須在權利的法律范圍內以符合其社會經濟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權利。[4]

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道德准則，一旦被法律吸收就同時具有了法律的意義，成為一項基本的法律原則。因此，誠實信用原則是道德准則的法律化，是將道德規則和法律規則合為一體，兼有法律調節和道德調節的雙重功能。這種結合最早可追溯到古羅馬裁判官採用的一項司法原則，即在審理民事糾紛時考慮當事人的主觀狀態和社會所要求的公平正義。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法最初將其作為債務履行的原則，後來逐漸擴展適用於債權行使乃至於一切民事權利的行使和民事義務的履行，從而成為超越於債法的基本原則。其性質亦由補充當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規范，轉變為當事人不能以約定排除其適用，甚至不待當事人援引法院可直接適用的強行性規定。因此。誠實信用原則被奉為現代民法的最高指導原則，被稱為「帝王條款」。[5]

有的學者以效力須貫徹於民法始終這一標准，把資產階級民法的基本原則概括為只有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序良俗原則兩個，並且認為公序良俗原則在內容上與誠實信用原則完全一致，在實踐中主要適用於國際私法關系，進而主張資產階級民法的基本原則基本上只有誠實信用原則一個。[6]

公法學者拉邦德甚至指出：誠實信用原則不僅是民法的基本原則，而且是適用於其他法律部門的原則。[7]

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了誠實信用原則，同時又另立了公平原則和權利不得濫用原則等。但實際上，這兩個原則都可以看作誠實信用原則的具體化。公平原則是誠實信用原則維持當事人之間利益平衡的要求，權利不得濫用原則是誠實信用原則維持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平衡的要求，或者可以看成誠實信用原則的反面規范。[8]

可見，誠實信用原則在我國民法基本原則中也是具有根本的地位。由於民法調整的社會關系直接源於最一般的社會生活，民法是商品經濟社會最基本的法律規范，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適用最廣泛的行為准則，因而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范圍也是非常廣泛的。

由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構成的現代競爭法是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產物，因而一般認為是經濟法的重要內容。但其中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與民法卻有著非常直接的淵源關系，因為市場競爭關系也是平等主體之間在市場交易中產生的，也是一種商品經濟關系。實際上，早期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律規范就是體現在民法的侵權行為法之中的。直到現在，有些國家對不正當競爭的制止仍然主要依據民法典中的有關規定。[9]

就是制定專門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國家，也是在民法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進行的。可以說反不正當競爭法是在民法基礎上尤其是在其誠實信用原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可以從各國法律中關於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實質性規定中得到證明。

各國有關法律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界定在表述方式和側重上並不完全一致，但其實質要件則是基本一致的，即都是與誠實信用和其他公認的商業道德相悖的行為。1909年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l條認為不正當競爭是「在營業中為競爭目的採取違反善良風俗的行為。」1940年葡萄牙工業產權法第212條規定：「凡競爭行為違反任一部門內之經濟法規或誠實習慣者，均構成不正當競爭」。1957年土耳其商法第56條也規定：「凡以任何方式實現欺騙或違反善意原則且構成濫用經濟競爭之行為者，均視為不正當競爭。」1986年修訂的瑞士不正當競爭法規定：「不正當競爭是指任何欺騙性商業行為，或以其他手段，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任何商業行為。」1988年的西班牙《商標法》第87條規定：「任何違反工業或商業誠實交易慣例的競爭均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具有重要意義的是，1883年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在其1925年的海牙修訂本中規定了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定義，即第十條之二：「凡在工商業活動中違反誠實經營的競爭行為即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10]這已成為公認的關於不正當競爭的經典性定義。

在我國學術界對不正當競爭含義的探討中也都包含有對誠實信用原則違反的這一實質含義。[11]

我國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第二款對不正當競爭的規定顯然不是一個完整的定義，而其第一款規定了經營者在市場交易中應遵循包括誠實信用在內的基本原則，該法第二章規定的具體不正當競爭行為都是違反這一原則的典型表現。因此，違反誠實信用應成為認定不正當競爭行為最具實質性的要件。事實上，在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制定、實施之前，人民法院就主要依據《民法通則》規定的誠實信用原則對我國首例以「不正當競爭」為案由的案件進行判決。[12]

由此可見，不正當競爭行為違法性的實質正在於它直接違反了體現法律精神的誠實信用原則和其他公認的商業道德。誠實信用由一般的道德規范上升到市場經濟的法律原則，尤其是成為反不正當競爭的基本原則從而成為確定競爭行為正當與否的最具實質性的要件，這體現了市場經濟對某些基本道德規范內在的、更大的需求，是道德規范法律化的結果。美國法律哲學家博登海默在論述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時，認為存在一個具有實質性的法律規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證和加強道德規則的遵守，而這些道德規則乃是一個社會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他還特別指出，在不公平競爭法中，由法院和立法機構所進行的一些變革，必須歸因於道德感的加強和精煉，同時伴隨這些變革的還有一種信念，即商業社會必須依靠比道德譴責更為有效的保護手段，才能抵制某些應受指責的毫無道德的商業行為。[13]

三、誠實信用原則是克服我國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封閉性、補充其漏洞的工具

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第二款的規定表明了立法本意是將應依法制裁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嚴格限定在該法第二章所列明的十一種情況，不允許執法機關在此之外進行認定。這就表明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具有明顯的封閉性。究其原因，是「考慮到我國執法機關實際水平狀況，不能給予這種權力。讓一個基層的執法部門對需要根據經濟形勢進行判斷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認定是無法想像的事情。」「如果允許判斷，將導致一種危險：將很多正當行為當作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制裁……」[14]

受徐國棟先生的啟示，這種封閉性的嚴格規則立法模式可以被解釋為立法機關對司法機關和行政執法機關的不信任。[15]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上面這種考慮是有客觀依據的。我國目前確實面臨著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人員素質不高的問題。法律賦予其過大的自由裁量權會增加執法和司法的主觀隨意性，導致許多混亂，與法治的要求背道而馳。但另一方面，完全封閉性的嚴格規則也會帶來另一種弊端，它會帶來法律的僵化，使法律從通過之日起就開始滯後於社會生活的實際。因此，法律也不是越確定越好。特別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要確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本身的一個很大特點正在於其不確定性，不易判斷，域外學者將其比作外形於變萬化的海神或模糊而變換不定之「雲彩」[16]，人的想像力是難以預測的，競爭者在競爭過程中採取的手段也是復雜多樣、不斷翻新的，並從中產生出種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因此，立法時對這些行為是無法窮盡的，因而許多國家立法在規定不正當競爭行為時並沒有將其封閉起來，而是通過體現誠實信用原則的一般性條款使被具體列舉之外的可能產生的其他不正當競爭行為也在法律調整的范圍之內。這樣，誠實信用原則就可起到防止不正當競爭法封閉性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存在著明顯的封閉性的缺陷，而且這種缺陷不是純粹立法技術上的，而是立法指導思想上的，或者說是由立法指導思想引起的立法技術上的缺陷。為了克服由於法律的封閉性帶來的僵化、遲滯的弊端，必須充分發揮誠實信用原則的靈活性強、包容量大的功能，從完善立法的角度講，在調整立法指導思想的基礎上，可以去掉第二條第二款「違反本法的規定」幾個字，或者在第二章增加規定「其他不正當競爭行為」條款。這樣，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就可以依據第二條第一款的誠實信用等原則在被具體列舉的十一項不正當競爭行為之外去認定其他不正競爭行為，從而大大增強該法的靈活性和適應性，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該法的穩定性。因為該法的列舉規定是很不全面、不嚴密的，在所列舉的典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之外還存在大量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如果因為新出現一種或幾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就去修改法律，勢必損害其應有的穩定性。在這里，誠實信用原則由於其內容非常抽象，包容量大，內涵和外延均不確定，因而其在實質上是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授予。正如徐國棟先生所指出的，「誠實信用」這樣的語詞從規范意義上看極為模糊，在法律意義上沒有確定的內涵和外延，其適用范圍幾乎沒有限制。這種「模糊規定」或不確定規定導源於這樣的事實：立法機關考慮到法律不能包容諸多難以預料的情況，不得不把補充和發展法律的部分權力授予司法者，以「模糊規定」或不確定規定的方式把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交給了法官。因此，誠實信用原則意味著承認司法活動的創造性與能動性。[17]

可見，承認法律適用時的一定程度的靈活性是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誠實信用原則的題中應有之義。

誠實信用原則還可在一定程度上補充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在具體規定上的漏洞。該法既有封閉性的一面，又有具體規定可操作性不強的一面，對具體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規定過於簡單、原則，不易確認，這也需要根據以誠實信用原則為核心的一般條款加以具體的判斷、確認。事實上，現代立法的特點正在於原則與具體規定在確定性程度上的兩極分化，即原則規定越來越不確定，以使法官遇到疑難案件時有充分的自由裁量餘地，實現個別調整和法律的衡平性，使案件得到公正的處理；另一方面是具體規定越來越詳盡細致，甚至出現了表格式立法，詳列行為的各種要件及相應的法律後果。一個案件的發生，司法者對案件的各種情況對號入座，立即可作出結論，以提高辦案效率。不確定的原則與具體縝密的規定各有其用處，並行不悖，各表現法律的嚴格規則的一面和自由裁量的一面。[18]

立法者和法學家的藝術之一就在於在以下這兩個方面之間謀求平衡：一方面使法律規則不能過分抽象和概括，以致無法成為司法實踐的指引；另一方面又必須使法律規則抽象化、概括化到適用於一系列同類案件中而不致於成為僅能適用於少數以至個別案件。[19]

以此來衡量，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尚未反映出現代立法技術的這一特點，即不確定性的和確定性的要求都沒有完全達到。而誠實信用原則在這里可以發揮其獨特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增加其不確定性，克服其封閉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確定性，補充其漏洞，使對具體不正當競爭行為灼判斷有一個基本的標准。

四、誠實信用原則是防止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濫用自由裁量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手段誠實信用原則內涵和外延的不確定性使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有了較大的自由裁量權。這固然可以增強法律的靈活性，彌補立法的不足，有利於准確而合理地適用法律，擔任何自由裁量權都意味著一定的主觀隨意性，都存在被濫用的可能，因而也構成對法治的威脅。這表明誠實信用原則也是一把「雙刃劍」。為了使這把劍的運用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法治的要求，就需要對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在運用誠實信用原則行使自由裁量權時進行制約，防止其濫用這一原則。這除了有體制上和立法技術上的外在監督制約之外，誠實信用原則本身也是一種內在的約束。因為，誠實信用既然是界定競爭行為正當與否的標准，那麼它也必然應成為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認定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最根本的標准。特別是在法律的具體規定之外去認定其他不正當競爭行為時，更應嚴格遵循這一基本原則，而不允許偏離這一原則任意認定。這正是前述法律確定性一面的要求。因此，誠實信用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基本原則，不僅約束著市場競爭主體的競爭行為，而且也約束著適用該法的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自由裁量行為，以使法律的安全價值得到保障，法治的目標得以實現。其實質是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誠實信用原則本身就要求並代表著社會公平正義。

這樣，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誠實信用原則既應實現該法的開放性、靈活性，又要保證其確定性、安全性。而這要以其不被濫用為前提。這就必然涉及到在法律實施中人的因素所起作用的問題。我們主張法治，反對人治，但也不忽視人的作用。為此，大力提高人的素質，特別是行政執法者和司法者的素質，使其在適用法律時具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意識和分析判斷能力，這是保證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誠實信用原則有效發揮作用乃至實現整個國家法治的一個十分關鍵的環節。基於此，考慮到我國目前行政執法人員和司法人員的素質隨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級別高低而依次遞減的狀況，前面所主張依誠實信用原則而授予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在現有法律具體規定之外認定其他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權力就不應是普遍的，而是有級別限制的，最好限定在中央一級，最多也只能放到省一級。

【注釋】

[1] 孫琬鍾主編：《反不正當競爭法實用全書》，中國法律年鑒社1993年12月版，第26頁。

[2] 同[1]。

[3] 梁慧星：《誠實信用原則與漏洞補充》，載《法學研究》1994年第2期，第22頁。

[4] 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頁。

[5]參見梁慧星：《誠實信用原則與漏洞補充》；佟柔主編：《中國民法學?民法總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9頁。

[6]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一書第48—49頁。在這個問題上，梁慧星先生主張誠實信用原則為市場交易的道德准則，而善良風俗則限定於性道德和家庭道德。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3年第6期。

[7] 參見史尚寬：《債法總論》，榮泰印書館1978年版，第321頁。

[8] 參見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第88頁。

[9] 參見《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和1383條；《義大利民法典》第2598條至2601條。

[10] 謝次昌主編：《消費者保護法通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4年第483—484頁。

[11] 參見拙作：《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幾個問題》，載《安徽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

[12]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0年第3期「莒縣酒廠訴文登釀酒廠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13] 參見[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2、73、74節。

[14] 孫琬鍾主編：《反不正當競爭法實用全書》，中國法律年鑒社1993年版，第26頁。

[15] 參見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第356、361頁。

[16] 參見曾陳明妝：《專利商標法選論》第161頁。

[17] 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第79頁。

[18] 參見潘大松：《論現代西方法律形式的變化和法治原則》，載《西北政法學院學報》1988年第2期。

[19] 沈宗靈：《比較法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頁。

『叄』 王先林的代表性著作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初版、2008年修訂版。
《競爭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2015年第二版。
《WTO競爭政策與中國反壟斷立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知識產權濫用及其法律規制》（合著），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中國反壟斷法實施熱點問題研究》（主編），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經濟法教程》（主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經濟法學專題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試論誠實信用原則與反不正當競爭法——兼論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封閉性之克服》，《政法論壇》1996年第1期。
《合同自由與國家干預》，《安徽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
《論我國反壟斷立法的兩個基本理論問題》，《中外法學》1997年第6期。
《論市場管理法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中國法學》1998年第2期。
《試論知識經濟與知識產權》，《法學雜志》2000年第1期。
《建立我國中小企業法論綱》，《中國法學》2000年第1期及其英文版「The Compendium on the Formulation of Chin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Law」（ China Legal Science 2001。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沖突與協調》，《法制日報》2000年12月17日。
《從微軟壟斷案看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控制》，《法學家》2001年第3期。
《反壟斷法基本實體制度論綱》，《經濟法論叢》第3卷。
《產業政策法初論》，《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及其英文版The Instrial Policy Law in China, China Legal Science 2004。
《在「入世」背景下制定我國反壟斷法的兩個基本問題》，《法學評論》2003年第5期。
《知識產權濫用及其法律規制》，《法學》2004年第3期。
《論聯合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規制》，《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在華跨國公司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法分析》，《知識產權》2005年第6期。
《論反壟斷法中的控制企業結合制度》，《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競爭政策和競爭法的國際協調》，《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草案）>的若干意見》，《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
《反壟斷法視野的反傾銷》，《法學家》2007年第2期。
《論中國反壟斷法的平等適用》，《法治研究》2007年第5期。
《中國反壟斷法應如何對待知識產權問題》，《科技與法律》2007年第3期。
《論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的法律規制》，《法商研究》2007年第4期。
《反壟斷執法與知識產權保護之間的平衡》，《知識產權》2007年第6期。
《反壟斷法適用於知識產權領域的基本政策主張》，《電子知識產權》2008年第1期。
《知識產權行使行為的反壟斷法規制——<反壟斷法>第55條的理解與適用》，《法學家》2008年第1期。
《論反壟斷法實施中的相關市場界定》，《法律科學》2008年第1期。(全文被譯成英文刊登在Volume 3 Number 4 of 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上)
《<反壟斷法>的出台與我國競爭法體系的協調完善》，《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從個體權利、競爭工具到國家戰略——關於知識產權的三維視角》，《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競爭法視野的知識產權問題論綱》，《中國法學》2009年第4期。
《論我國反壟斷法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實施》，《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反壟斷法實施中對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法學》2010年第9期。
《論反不正當競爭法調整范圍的擴展——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的完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0年第6期。
《知的財產権分野における中國獨占禁止法の執行》，《公正取引》2011年第9期。
《我國反壟斷法實施的基本機制及其效果——兼論以壟斷行業作為我國反壟斷法實施的突破口》，《法學評論》2012年第5期。
《我國反壟斷法適用於知識產權領域的再思考》，《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
《理想與現實中的中國反壟斷法——寫在<反壟斷法>實施五年之際》，《交大法學》2013年第2期。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in the Contex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The First Five Years, Edited by Adrian Emch & David Stallibrass, 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 2013.
《超高定價反壟斷規制的難點與經營者承諾制度的適用》，《價格理論與實踐》2014年第1期。
《壟斷行業的監管與反壟斷執法之協調》，《法學》2014年第2期。
《涉及專利的標准制定和實施中的反壟斷問題》，《法學家》2015年第4期。
《關於制定我國濫用知識產權反壟斷指南的若干思考》，《價格理論與實踐》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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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國反壟斷法的實施現狀
王先林
【摘要】：正中國《反壟斷法》從2008年8月1日起開始實施,至今已三年多了。究竟應當怎樣來看待中國反壟斷法實施三年多來的效果呢?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我們應當理性地、歷史地和全面地來看。理性地看待中國反壟斷法的實施效果,意味著我們首先要看看人們對於反壟斷法實施效果的期待是否屬於反壟斷法本身所能解決的。期盼
【作者單位】： 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上海交通大學競爭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
【關鍵詞】： 中國反壟斷法 實施效果 開始實施 經營者 法律實施 實施現狀 金融危機 理性 反壟斷執法機構 行政執法
【分類號】：D922.294

『伍』 第六屆中青年法學家評選出來了嗎，哪些人

按得票順序是
人大民法 王軼、法大刑法 於志剛、西政法理 付子堂、武大國際私法 肖永平、深圳大學經濟法 應飛虎、清華憲法 王振民、北大行政法 王錫鋅、東南大學行政法 周佑勇、社科院刑訴熊秋紅、華政法史 李秀清

體現了學科和學校的平衡。一般一個學校和一個二級學科只能有一人入選。龍衛球和周光權感覺沒入選挺可惜的

提名獎（按得票數排序）
羅培新：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政法大學科研處處長、國際金融法律學院院長。在《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刊物發表中英文論文兩百餘篇。

王健：西北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主持和參加了8項國家和省部級科研和教改項目，發表學術論文三十餘篇，主要著作有《中國近代的法律教育》、《溝通兩個世界的法律意義》等。

王先林：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法研究所所長、副院長。主要著作有《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問題研究》、《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論聯合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規制》等。

黎宏：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擔任掛職副檢察長、北京市監獄局人民監督員。主要著作有《刑法總論問題思考》、《刑法總論》等。

齊延平：山東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自由大憲章研究》、《人權與法治》、《人權法原理》等。

虞政平：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副庭長，高級法官。2009年榮獲首屆「全國審判業務專家」稱號，主要著作有《英國公司法規匯編》、《股東有限責任現代公司之法律基石》、《中國公司企業法規全書》等。

左海聰：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院長、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國際經濟法的理論與實踐》、《國際貿易法》，主編、參編著作18部，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46篇。

宋功德：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教授，兼任北大法學院憲法行政法專業博士生導師組成員，北大法學院軟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出版法學專著14部，發表文章一百二十多篇。

邱本：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吉林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經濟法原論》、《市場法治論》等。

傅鬱林：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論著有《農村基層法律服務研究》、《審級制度的建構原理》等。

張萬明：中央台辦法規局副局長。主要著作有《涉台法律問題總論》、《台灣事務政策法律全書》、《台商大陸投資貿易最新政策法律解說》、《台商投資優惠政策匯編》等。

樑上上：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論股東表決權以公司控制權爭奪為中心展開》，在《中國法學》、《政法論壇》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

馮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主要著作有《行政處罰法新論》、《國家賠償法釋論》、《版權保護法制的完善與發展》、《WTO與中國行政法制改革》等。

周光權：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8年3月當選為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出版《法治視野中的刑法客觀主義》等專著9部；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學》、《法學研究》、《中外法學》等刊物發表論文一百一十餘篇。

鄭少華：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生態主義法哲學》、《從對峙走向和諧：循環型社會法的形成》等，在《中國法學》、《中外法學》等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六十餘篇學術論文。

龍衛球：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民法總論》、《民法基礎與超越》等。

劉仁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刑法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導師、學術委員會委員、學位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過失危險犯研究》、《嚴格責任論》、《環境資源保護與環境資源犯罪》，在《中國法學》、《法學研究》等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餘篇。

王萬華：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國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中國行政程序法典試擬稿及立法理由》等。

鄧思清：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學術部主任，研究員。主要著作有《檢察權研究》和《偵查程序訴訟化研究》，在《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法律期刊上發表66篇學術論文。

劉燕：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開設的《公司財務與法律專題研究》課程是國內法學院唯一的，與國際一流大學的同類課程相比也是各有千秋。

張冠梓：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理事長、研究員，主要著作有《論法的成長來自中國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詮釋》、《法人類學的理論、方法及其流變》、《多元與一體：文化背景下的中國法律》、《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等。來源法制網——法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