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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過計算機網路定時傳播作品」的權利屬性與侵權判定 在近來的網路著作權糾紛中，出現了被告「通過計算機網路定時播放他人作品」而引發的新類型侵權糾紛。這種行為的特點在於，網路用戶只能定時收看影視作品，而不能在其選定的時間進行觀看，也不能通過其他方式影響播放進程。由於我國著作權法上廣播權的內涵和外延嚴守了《伯爾尼公約》的傳統，而信息網路傳播權的定義又照搬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中向公眾傳播權中的半段內容（只控制「交互性」傳播行為），造成了「通過計算機網路定時播放作品」的行為落入了一個現有權利規定的空白地帶，如何進行侵權判定和法律適用，成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與會代表對此意見不一，提出了如下觀點： （一）類推適用廣播權之規定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劉軍華認為，對這類新類型案件進行侵權判定的首要問題在於確定「通過計算機網路定時播放作品」的權利屬性。考慮到這一行為的性質與廣播並無不同，依照同等事物相同對待的基本法理，兼顧網路傳播的現狀以及未來立法發展的合理性，宜將該種權利視為廣播權。作為權利而言，只能由著作權人享有，而對於表演者、錄音錄像製作者則不應賦予，以和現在著作權法關於鄰接權的規定相一致。在現階段侵權判定的法律適用上，可以採用類推適用式的漏洞補充方法，對未經權利人許可，「通過計算機網路定時播放他人作品」的行為，類推適用廣播權的規定。如果原告享有包括廣播權在內的權利，則可判定為侵權；如果原告僅享有信息網路傳播權，則不應認定為侵權。但是，如果當事人在權利轉讓或者許可時，自行定義了信息網路傳播權所包括的內容，則應當依其約定來確定權利范圍，如果權利內容包括了「通過計算機網路定時播放作品」這樣性質的權利的話，則仍然可以判定為侵權。此外，如果原告為表演者或者錄音錄像製作者的話，則同樣也不能認定為侵權。在未來立法的調整上，可以在傳播權立法中引入向公眾傳播權的概念，而在向公眾傳播權項下，再區分廣播權和信息網路傳播權，以廣播權控制單向的、點對多的傳播方式，以信息網路傳播權控制雙向的、點對點的傳播方式。 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陳乃蔚指出，從特徵上看，「通過計算機網路定時播放作品」同信息網路傳播權和廣播權既有相似性又有本質的區別，將其歸入到兩者中的任何一類都比較困難。技術的進步要求立法層面上創造出新的權利或者對原有權利做擴大化的解釋。計算機網路只是一種工具，是傳播的載體，對網路引起的問題的定性不能拘泥於立法之規定，可以對廣播權做擴大解釋，將網路定時傳播的行為納入其中。 上海知識產權研究所所長游閩鍵認為，由於「通過計算機網路定時播放作品」是用戶無法選擇的，不符合「互動式方式」這一特徵，不構成信息網路傳播權。同時，權利經流轉之後才產生價值，權利人不可能一次性轉讓全部的權利，所以適用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十七）項的兜底條款可能會造成流轉上的限制。建議對立法中的廣播權之規定進行修改。 （二）著作權中其他權利論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王遷認為，雖然立法和司法遵循技術中立原則是屬於應然主義，但是對於權利屬性的認定應該嚴格依據現行法律規定，如果現行法律的規定很明確的話，就沒有必要對法律做進一步的推理。目前我國立法中的廣播權之定義主要來自《伯爾尼公約》，該公約中賦予作者廣播權所控制的行為包括三種方式，互聯網定時播放是直接通過有線的方式進行，也不屬於先接收再播放，不能歸入廣播權范疇。另外，信息網路傳播權本質上是一種互動式方法傳播作品，典型的特徵就是點對點，而網路定時播放的本質則是點對多，也不能歸入信息網路傳播權的范疇。因此，在我國現有的著作權專有權利中，只有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十七）項——「應當由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權利」這一兜底條款比較合適。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陳惠珍認為，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一款的前（十六）項均涉及到具體的權利類別，第（十七）項是兜底條款，歸入第（十七）項比較合理。如果主張人是原始權利人，將這種行為籠統定侵犯著作權不存在問題，但是在其他情形如著作權的許可使用的情形下則不適用。 （三）傳統著作權論 上海市版權局版權處副處長施世東指出，根據國家版權局的規范性文件，對於知識產權的保護應當採用一種低標準保護比較恰當，採取較為嚴格的標准進行保護將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不利的影響。首先，基於立法的精神，對於信息網路傳播權的解釋不應當擴大化，網路上定時傳播不適用信息網路傳播權。其次，目前發展中國家正通過外交努力抵制發達國家將廣播權新標准施加到發展中國家，歸於傳播權也不太適當。因此，應適用傳統的著作權理論並適當地做擴大解釋，播放影視作品和放映權類似，用復制權、放映權、機械表演權等來歸置是可行的。 （四）抽象著作權論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高富平認為，技術中立要求從行為本身包括行為的方式和後果來判斷是否構成侵權，而不應拘泥於是否歸入到某一類別。因此，在現行法律規定不能窮盡所有權利的情況下，建議採用抽象的做法即直接判定該行為侵犯了版權或者著作權。 二、網路服務提供者侵權行為的認定和民事責任 網路著作權案件已經越來越多地涉及到一些提供網路存儲空間、搜索、鏈接或者P2P軟體的服務商是否構成幫助侵權的認定，而在這類案件中被告往往援引「安全港條款」，要求適用通知與移除規則。問題的焦點在於，對於網路服務提供商在為網路傳播行為提供支持時，其義務到底應該如何界定。與會代表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進行了討論。 （一）服務商的義務辨析 對於網路服務商應當承擔什麼義務，與會代表達成共識。網路服務商的行為具有主觀過錯，就有可能承擔民事責任。網路服務商不僅在明知的情形下負有賠償責任，也要在應知其服務對象實施侵權行為時即過失情形下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胡震遠指出，基於主體地位的平等性，服務商對其服務對象在網上傳播的內容負有審查義務的觀點是缺乏法理依據的。民法上的注意義務本身是為了應對不作為侵權責任擴大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應自覺地引入民法上的一般注意義務，以彌補網路著作權規范的缺失。 高富平也贊成將網路侵權置於民法的框架下來進行討論。網路只是一個工具，網路侵權只是渠道不同而已，網路侵權不應被看成是一個獨立問題。在民法框架內探討網路侵權的過錯注意義務的分析方法，也是打破一提網路侵權就考慮網路特殊環境的觀念。 （二）服務商注意義務的判斷標准 胡震遠指出，要確定過失侵權責任，必須明確採用何種過失標准。在確定實施幫助行為的服務商的注意程度時，可以參考一些發達國家的立法如美國立法中的「紅旗標准」，而對於是否引入這種標准，則需要綜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一是需要考慮服務商的信息管理能力；二是需要考慮服務商採用的技術手段有沒有法律判斷能力。服務商只要盡到一個普通人的一般注意程度即可免除侵權賠償責任，服務商的注意標准應不低於重大過失的注意程度。 王遷也贊成上述觀點，同時，對於如何認定「紅旗標准」的存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網站如網路頁面中沒有任何綁定，僅僅是空白搜索，用戶若搜出侵權內容，是不能判定網路服務商侵權的。在這種情況下，用戶自己填的、可能搜出來的是公眾領域的，網路服務商不可能了解用戶搜索的內容，因此不能認定為「應知」。但是，如果網路服務商對侵權的內容進行了詳細的分類，且知道信息部分內容極有可能侵犯他人著作權，則沒有盡到應有的注意義務。 劉軍華針對網路服務商的注意義務指出，對於網路服務商過錯的判斷，出現的爭議主要在於「過失」的認定問題。在法理上，過失的判斷標准概括來說就是「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在個案的審理中可能又需要更多考慮是否「可預見和可避免」的問題。現在被認定侵權的網路服務商並非不能避免、不能預見侵權行為的發生。對於注意義務的標准，還是要區分一般普通人的注意義務同專業網路服務商（比如影視網站）等經營者的注意義務，專業經營者預見可能性更大。 施世東指出，這些年來政府為促進網路視頻企業規范化運營付出很大的努力，同時，司法訴訟的壓力也使得這些企業不斷改進經營方式。網路上信息的海量決定了立法應當對服務商的注意義務減低。如果著作權法對權利人利益提供過度保護，則可能造成著作權人權利的濫用。同時，對於網路著作權的侵權賠償數額的認定也不能過高，否則將可能給惡意的權利人提供一種賺錢的機會。因此，知識產權的保護應當在著作權人和網路服務商的利益之間達到平衡。 （三）服務商注意義務的判定方法 胡震遠認為，服務商是否構成重大過失這一主觀要件，應該綜合判斷服務商的各種行為來進行客觀化的認定。法官可以著重審查以下這些因素：一是服務商促成侵權的可能程度；二是服務商的先行行為；三是侵權信息的明顯程度；四是服務商對侵權警告的反應。 游閩鍵認為，可以綜合考慮以下四個因素：一是上傳主體；二是作品的名稱；三是作品的類型；四是作品的內容。但由於網路的虛擬性，對上傳主體、作品的名稱的真實性的甄別往往比較困難。此外，對美國的「紅旗標准」的適用也要十分謹慎，防止對網路行業造成致命的打擊。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副院長曹潔對「明知」之判斷，提出了以下幾個標准：一是網路服務商是否對侵權作品進行宣傳、推薦、介紹，如果存在這種情形，就可以推定是「明知」，存在較高的注意義務；二是服務商對上傳內容進行編輯，便於用戶搜索使用的，比如設置不同主題的欄目；第三是僱用專業人員對上傳內容進行過人工分類。此外，作品上傳時間、數量多少或者是否反復出現等，都可以作為認定的標准。
㈡ 互聯網環境下知識產權法律的執行遭遇哪些阻力
互聯網知識產權保護何其難
近年來，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為知識產權保護帶來新課題，比如基於雲存儲的新技術為廣大用戶快速便捷地提供大量內容，但也由此引發諸多視頻內容版權糾紛；新技術新應用在創新過程中引發是否構成不正當競爭的討論。本文從版權保護與反不正當競爭角度對熱點案件進行分析，特別對不正當競爭案件，從技術、法律適用等多個角度探索解決路徑，希望能為互聯網環境下復雜的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提供一些思路。
搜狐視頻、優酷土豆與網路、快播因聚合平台紛爭再起，騰訊、金山與360公司互訴對方不正當競爭……聚合平台的法律問題、互聯網環境下的不正當競爭已經成為影響產業界探索發展新模式的攔路虎，也是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中的疑難問題。近日，在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和中國互聯網協會調解中心共同舉辦的「第五屆首都互聯網知識產權保護論壇」上，產業界代表與北京市各級法院知識產權庭法官就這些問題進行深入探討，並提出「從不正當競爭角度規制聚合平台問題」「有關法律的適用將向完善知識產權審查機制、減輕和減少對權利人的利益分流、促進各方利益分享模式的創新方向發展」等設想。
規制聚合平台問題多
所謂聚合平台，其核心是第三方應用平台通過鏈接匯聚整合多種資源，以實現快速、准確地服務用戶的目標。最常見的聚合平台是對視頻網站的聚合，有些網路電視客戶用戶端或者播放器向用戶提供播放下載的功能，大部分內容都是通過嵌套鏈接等方式，將第三方擁有版權的內容通過播放器提供給用戶，在業內也被稱為聚合類視頻網站。此前搜狐視頻、優酷土豆與網路、快播之間的爭議也就在此。據介紹，嵌套鏈接是隨著雲存儲發展而來的新技術，其涉及的法律問題，學術界和司法界還在探討中。
關於聚合平台與用戶、鏈接網站之間的法律關系，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法官巫霽認為，對於普通用戶而言，通過聚合平台可以快速、准確、簡便地找到自己想要的內容，對於平台而言，用戶的點擊量意味著其經濟利益，所以雙方之間沒有直接的利害沖突。對於權利人來說，兩者之間的關系分為不同情況。有的聚合平台鏈接的網站上存儲的信息本身就是侵權的，聚合平台設置的鏈接也是未經許可的鏈接。這種情況下，權利人既可以起訴聚合平台，也可以起訴被鏈接的網站。因為聚合平台的侵權事實與被鏈網站的侵權事實不是同一事實。有的聚合平台鏈接網站上存儲的信息是獲得授權的，被鏈網站與聚合平台之間也簽署了合作協議，但該合作范圍超出了被鏈網站從權利人處所獲得的授權范圍，聚合平台的鏈接行為致使網路用戶直接從平台上獲得信息，侵犯了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對於被鏈網站來說，其與聚合平台的關系也分為兩種情況：在許可鏈接的情況下，如果聚合平台的鏈接未超出許可范圍，可能不涉及侵權問題，如果鏈接超出了被鏈網站的許可范圍，被鏈網站可以基於合同或者侵權來起訴聚合平台；在未經許可鏈接的情況下，被鏈網站獲得了相關版權內容的權利，而聚合平台未經許可鏈接就直接獲得了相關信息，被鏈網站可以直接起訴聚合平台。
據介紹，目前權利人起訴聚合平台時，大部分是用著作權法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規制。有觀點認為，從本質上分析，聚合平台的基礎是鏈接。目前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了鏈接服務提供者在「明知或應知」的情況下，應該承擔以過錯為前提的間接侵權責任。如果鏈接服務提供者能夠證明其僅提供網路服務，且沒有過錯的，適用「避風港原則」，不能認定其構成侵權。但在司法實踐中，有些聚合類視頻網站打開之後直接播放內容，並不顯示鏈接的實際地址，也沒有跳轉頁面，沒有非常明顯的來源顯示，其鏈接的特質並不是非常明顯。如果在不能證明它是鏈接的情況下，能不能就此認定其屬於直接侵權?另外，聚合平台可能對被鏈對象進行分類、整理，以達到使用戶更便捷地獲得信息的目的。聚合平台對作品進行選擇、編輯、推薦，能否就此認定它構成「應知」情況下的間接侵權?這些問題都還有待深入探討。
雖然現有案例多是在著作權法的框架內討論聚合平台的法律問題，但也有學者提出，能否以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制聚合平台的行為?他們認為，聚合平台事實上利用了其他網站可能投入巨資引入的內容資源，匯聚整合到自己的網站上，吸引用戶的點擊量，同時也吸引廣告的投入，而用戶的點擊量和廣告的投入，正是現在大部分視頻網站的盈利來源。聚合平台和視頻網站是否構成競爭關系?前者的行為侵佔了其他網站的資源，是不是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這些問題的答案還需要明確。
聚合平台一方面不斷革新技術，匯聚整合其他網站的內容，滿足了用戶更便捷獲取信息的需求，獲得了經濟利益；另一方面，聚合平台利用了其他網站的資源，擠佔了其他網站的市場份額，可能會導致這些網站降低技術投入，更願意趨向鏈接，而不願意趨向內容本身。長此以往，互聯網將失去創造更多更新內容的動力和機制。法律專家認為，在有巨大潛力的市場和不斷發展的互聯網技術面前，利益和技術應成為推動雙方彼此促進、妥協的動力，以實現各方的合作共贏。對於聚合平台，是進行收費，形成有價值的產業鏈，還是通過向權利人一次性收費，獲得一攬子的授權，或者使用其他模式，有待業界共同探索。
反不正當競爭難度大
近年來，網路著作權案件在知識產權案件中的比重越來越大，且呈現明顯增長的態勢。同樣出現明顯增長的還有涉及網路的不正當競爭案件。就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的統計來看，雖然這類案件的絕對數量目前還不是很大，但是增長很快，爭議比較大，審判難度高，調解難度大。
據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法官曹麗萍介紹，目前不正當競爭主要有四大類型：第一類是搜索引擎競價排名糾紛，這類案件占網路不正當競爭數量的一半以上。第二類是虛假宣傳與商業詆毀有關的糾紛，這是反不正當競爭法中明確規定的不正當競爭的行為。互聯網是一個傳播高效的媒體平台，因此虛假宣傳和商業詆毀的問題在互聯網領域也非常突出。第三類是互聯網企業同類產品兼容性問題引發糾紛。第四類是圍繞商業模式引發的糾紛，從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來看，這類糾紛又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技術措施破壞他人的商業模式，二是因為復制他人的商業模式引發的訴訟。
法律專家分析，目前這些案件審理難度比較大主要有3個層面的原因：對技術的認識、市場的把握以及法律適用方面都存在問題。
從對技術的認識層面來看，網路技術發展日新月異，但法院審判人員的知識結構往往缺乏相應的技術背景，對新技術的認識和理解不足，使得法院在審理涉及瀏覽器過濾廣告、競價排名等技術性比較強的案件時，通常非常謹慎。從對市場發展的把握來看，大多數網路不正當競爭案件之所以告到法院，是因為經營者無法通過正常的市場競爭區分競爭手段的高低優劣，需要通過司法裁判對此做出規則的引領。可見，司法規則對市場發展方向、競爭規則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對於法官來說，要憑借自身對市場經濟的認識，評價瞬息萬變的互聯網市場，是非常困難的。
從法律適用來看，目前法律適用單一。因為網路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方式越來越多樣化，遠遠超出了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制定時預設的情形。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對反不正當競爭法作出了相關司法解釋，但目前一半以上的互聯網不正當競爭案件還是只能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原則性條款，即第二條：「經營者在市場交易中，應當遵循自願、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遵守公認的商業道德。」然而，在解釋「誠實信用原則」「商業道德」時，往往不是特別清晰。此外，賠償數額也是不正當競爭相關案件中非常突出的問題。爭議雙方往往無法通過提交有力的證據證明原告的損失或者被告的獲利，最後只能由法官進行酌定。
法官介紹，目前法院在審判不正當競爭案件時，首先會審查原告是否有受法律保護的競爭利益。需要注意的是，商業模式本身不具有法律的可保護性，如家樂福與沃爾瑪，肯德基和麥當勞，他們採用基本相同的商業模式各自經營，這種同業競爭有利於向用戶提供更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但商業模式所帶來的正當利益屬於法律可保護的范疇，當事人有權對此進行主張。其次，法院會審查原被告雙方是否具有反不正當競爭法意義上的競爭關系。互聯網環境下的市場競爭已經不限於同業競爭關系，應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考慮兩者是否存在競爭關系。此外，法院會審查行為正當性，並注重考慮被訴不正當競爭一方是否具有主觀上的錯誤。只有行為人在主觀上存在主觀過錯，不正當競爭行為才能納入民事侵權的范疇。實踐中，主觀過錯一般體現為故意做出誇大虛偽的宣傳，行為對原告具有針對性、歧視性，或者為迎合部分用戶短期需求做出破壞他人商業模式的開發設計等。
為進一步加強互聯網環境下的知識產權保護，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張雪松認為，加強司法機關與互聯網企業的交流互動，有利於人民法院立足網路環境、企業實際，共同探討互聯網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中國互聯網協會調解中心秘書長王斌表示，作為互聯網領域知識產權糾紛調解工作的執行機構，在日常糾紛調解工作中力求通過各種形式提供互聯網知識產權服務，並願與產業內各環節企業進行交流，以特色服務為企業創新發展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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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面臨的困境與突破
網路知識產權載體的無紙化、無形性特點，使得網路知識產權可復制性增強、專有性削弱，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現行網路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現狀的論文範文，歡迎閱讀借鑒。
1我國現行網路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現狀
網路知識產權指在網路環境下權利人就其創造的具有創新性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獨占權。網路的無國界性使得網路知識產權的地域性被削弱。伴隨著網路的發展，網路知識產權的客體范圍出現了新類型，網路知識產權保護也變得復雜化。例如2014年6月14日，搜狐起訴「今日頭條」,索賠金額1100萬元;國家版權局等部門在2014年第10次「劍網」行動中公布了如黑龍江「第一教育網」侵犯影視作品著作權案等30餘起案件。可見，近年來網路知識產權侵權案件頻發。雖然我國先後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等10多個國際條約，但這些條約都缺乏關於網路知識產權方面的專門規定。國內在立法方面已有相應規定，2005年信息產業部與國家版權局聯合發布《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雖然只是著作權方面的立法，但作為全國首部網路知識產權法無疑是立法的一大進步;2006年國務院頒布的《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對平衡權利人、網路服務商、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關系起了一定協調作用;2009年出台的《侵權責任法》第36條對「網路用戶、網路服務提供者」的責任承擔方式作了專門規定;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聯合公布了《意見》，出台了網路知識產權犯罪問題的認定標准。我們可喜地看到，最高院2012年11月26日通過了《關於審理侵害信息網路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該《規定》共16條，對侵害信息網路傳播權行為作出了界定，更加細致地劃分了網路侵權方式和侵權責任，並對網路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行為作出了較為清晰地界定，但該規定只是司法解釋。不難看出，我國目前關於網路知識產權的立法不夠完善，體現為分散式立法，即分散到不同的法律部門，多體現為多部門聯合發布或司法解釋，而缺失專項立法。
2網路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面臨的困境
2.1公民對網路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薄弱
基於歷史和文化等種種原因，大多數公民已經習慣免費使用網路資源，如QQ、微信、各種影視視頻軟體等，導致人們對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意識淡漠，在使用免費網路資源時根本不注意對自己的權利進行保護。媒體往往更傾向於對侵權人侵權技術的贊賞，這無疑對網路侵權的泛濫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那些侵權者也只洋洋得意於自己的技術成就，沉迷於植入他人程序產生的快感中，根本不知或沒有意識到自己行為的違法性。而且網路侵權和犯罪不夠直觀，使人們對網路知識產權侵權犯罪的認知不到位，即使知道自己被侵權，能真正扞權的卻是少數。[1]「讓侵權人以為在網上找到了為所欲為的自由天堂。」[2]網路在不斷更新發展，目前我國僅有的些許立法，公眾無法理解也無從得知。我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視力度不夠，起步也晚，再加上公眾的法律意識淡漠，使得網路侵權行為日益猖獗。
2.2網路技術的發展使得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方式新型化
網路知識產權載體的無紙化、無形性特點，使得網路知識產權可復制性增強、專有性削弱[3],使得網路侵權形式日益多樣化，網路侵權行為新型化，涉及領域愈加廣泛，從原先著作權侵權發展到涉及網路域名權糾紛等。網路侵權案同時涉及技術和法律等多層次因素，不斷挑戰著網路知識產權司法實踐[4],中國互聯網發展有史以來最為激烈的2010年「3Q大戰事件」很能說明這一點。我國目前雖已制定了相關法規，但由於法律本身的保守性和穩定性，立法較網路技術的發展還有相當的滯後性。傳統三部法對網路侵權行為和侵權責任認定並沒有作出規定，立法的嚴重滯後容易導致執法力度不夠，也會阻礙權利人正當權益在網路侵權中得到保護。
2.3網路知識產權糾紛的認定難度加強
網路侵權行為的無國界性、隱蔽性強等特點，使得網路知識產權侵權被發現難、法律關系認定難、證據留存難、最終責任落實難、法律賠償難上難。利用網路工具實施犯罪的衍生與泛濫，給相關司法認定帶來種種難題。[5]
無紙化、新型化、多樣化等特徵使得網路知識產權侵權判斷標准模糊。證據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經常是決定訴訟成敗的關鍵所在，在網路侵權案件中，當事人需對侵權行為、索賠數額出具有力證據，但證明侵權的證據一旦被刪除，便不會留下任何蛛絲馬跡。
網路技術更新使得信息傳播的時間和空間距離縮短，也使得網路知識產權保護變得復雜化。「3Q大戰」使得網路消費者感到不安，從360和QQ兩公司的口水大戰中，我們明顯的感覺到了作為消費者的我們權利受到侵犯，卻無法界定網路侵權行為，也無法進行取證，只待兩大公司和解後，才又同時享有使用二者的權利。
3網路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困境的突破路徑
3.1提升網路使用人對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意識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及網路的普及，使得網路犯罪比現實犯罪顯得更容易和輕松，這成為網路知識產權被侵頻發的一大原因。人們對網路侵權行為表現得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7],故亟需普及全民網路知識產權知識和提升法律保護意識，加強網路道德建設及網路知識產權的法律宣傳。通過多舉辦專題講座等方式，積極倡導和鼓勵全民自覺維護網路秩序，提升全民對網路知識產權的重視程度和保護意識。法只是一種外在約束，自覺遵守法律需內心意識的提高及自律，能夠做到發現侵權時自覺維護、抵制和打擊。全民自我防範意識提升了，網路知識產權侵權問題才會減少。
3.2設立專項立法對網路知識產權進行保護
目前，針對網路知識產權的立法較分散，缺少專項立法，且立法級別低，均體現出現有立法調節力度不夠，因而，盡快出台專門的《網路知識產權法》是必要和必須的。《網路知識產權法》應包括總則、分則兩部分，總則部分包括立法宗旨和原則，通過分則確定具體內容，主要包括對界定網路知識產權的內涵、網路知識產權侵權定義、明晰責任主體、確定侵權類型、規定侵權范疇、釐清侵權責任等方面做出規定。
如果出台專門立法時機還不夠成熟，目前也可以在現有立法基礎上完善相關規定，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專門立法，在北上廣設立專門知識產權法院，使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更專業化，也使認定網路知識產權侵權的專業程度提高。具體完善措施如在電子證據方面，可指定專業技術人員作為電子證據收集主體;在證明責任上，可在一定情況下要求網路經營商承擔一定的證明責任，如知識產權權利人證明「違法所得」和「實際損失」的難度較大時，還可立足本國國情，汲取國際網路知識產權法律保護之先進經驗，尋求與國際接軌的保護體系。
3.3加強執法監管力度和行業自律
同我國現階段很多問題一樣，中國網路知識產權的保護也需執法監督機制。在現有立法的基礎上，執法監管力度加大，同樣能起到保護網路知識產權的作用。國家版權局已開展了多次打擊網路侵權盜版專項行動，使我們看到了政府打擊網路侵權案件的態度和做法。網路技術的發展，使新型網路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和犯罪行為不斷涌現，在嚴厲打擊這些行為的同時[9],還需要注重規范互聯網企業和相關網站對作品的使用行為，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加大監管力度，探索建立長效網路知識產權監管機制。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加大執法力度，積極探索互聯網環境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3Q大戰」
使得上億網路用戶受損，在利益的驅動下，這些企業就會喪失起碼的商業公德。企業必須自律，在作家維權聯盟狀告網路文庫案件中，網路清空了一些非授權作品。網路知識產權的保護離不開業內充分合作，只有行業自律，才能取得網路保護知識產權的最終勝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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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網路著作權糾紛法律適用問題探討如何認定網路著作權侵權
這種行為的特點在於，網路用戶只能定時收看影視作品，而不能在其選定的時間進行觀看，也不能通過其他方式影響播放進程。由於我國著作權法上廣播權的內涵和外延嚴守了《伯爾尼公約》的傳統，而信息網路傳播權的定義又照搬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中向公眾傳播權中的半段內容(只控制「交互性」傳播行為)，造成了「通過計算機網路定時播放作品」的行為落入了一個現有權利規定的空白地帶，如何進行侵權判定和法律適用，成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與會代表對此意見不一，提出了如下觀點： (一)類推適用廣播權之規定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劉軍華認為，對這類新類型案件進行侵權判定的首要問題在於確定「通過計算機網路定時播放作品」的權利屬性。考慮到這一行為的性質與廣播並無不同，依照同等事物相同對待的基本法理，兼顧網路傳播的現狀以及未來立法發展的合理性，宜將該種權利視為廣播權。作為權利而言，只能由著作權人享有，而對於表演者、錄音錄像製作者則不應賦予，以和現在著作權法關於鄰接權的規定相一致。在現階段侵權判定的法律適用上，可以採用類推適用式的漏洞補充方法，對未經權利人許可，「通過計算機網路定時播放他人作品」的行為，類推適用廣播權的規定。如果原告享有包括廣播權在內的權利，則可判定為侵權;如果原告僅享有信息網路傳播權，則不應認定為侵權。但是，如果當事人在權利轉讓或者許可時，自行定義了信息網路傳播權所包括的內容，則應當依其約定來確定權利范圍，如果權利內容包括了「通過計算機網路定時播放作品」這樣性質的權利的話，則仍然可以判定為侵權。此外，如果原告為表演者或者錄音錄像製作者的話，則同樣也不能認定為侵權。在未來立法的調整上，可以在傳播權立法中引入向公眾傳播權的概念，而在向公眾傳播權項下，再區分廣播權和信息網路傳播權，以廣播權控制單向的、點對多的傳播方式，以信息網路傳播權控制雙向的、點對點的傳播方式。 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陳乃蔚指出，從特徵上看，「通過計算機網路定時播放作品」同信息網路傳播權和廣播權既有相似性又有本質的區別，將其歸入到兩者中的任何一類都比較困難。技術的進步要求立法層面上創造出新的權利或者對原有權利做擴大化的解釋。計算機網路只是一種工具，是傳播的載體，對網路引起的問題的定性不能拘泥於立法之規定，可以對廣播權做擴大解釋，將網路定時傳播的行為納入其中。 上海知識產權研究所所長游閩鍵認為，由於「通過計算機網路定時播放作品」是用戶無法選擇的，不符合「互動式方式」這一特徵，不構成信息網路傳播權。同時，權利經流轉之後才產生價值，權利人不可能一次性轉讓全部的權利，所以適用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十七)項的兜底條款可能會造成流轉上的限制。建議對立法中的廣播權之規定進行修改。 (二)著作權中其他權利論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王遷認為，雖然立法和司法遵循技術中立原則是屬於應然主義，但是對於權利屬性的認定應該嚴格依據現行法律規定，如果現行法律的規定很明確的話，就沒有必要對法律做進一步的推理。目前我國立法中的廣播權之定義主要來自《伯爾尼公約》，該公約中賦予作者廣播權所控制的行為包括三種方式，互聯網定時播放是直接通過有線的方式進行，也不屬於先接收再播放，不能歸入廣播權范疇。另外，信息網路傳播權本質上是一種互動式方法傳播作品，典型的特徵就是點對點，而網路定時播放的本質則是點對多，也不能歸入信息網路傳播權的范疇。因此，在我國現有的著作權專有權利中，只有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一款第(十七)項——「應當由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權利」這一兜底條款比較合適。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陳惠珍認為，著作權法第十條第一款的前(十六)項均涉及到具體的權利類別，第(十七)項是兜底條款，歸入第(十七)項比較合理。如果主張人是原始權利人，將這種行為籠統定侵犯著作權不存在問題，但是在其他情形如著作權的許可使用的情形下則不適用。 (三)傳統著作權論 上海市版權局版權處副處長施世東指出，根據國家版權局的規范性文件，對於知識產權的保護應當採用一種低標準保護比較恰當，採取較為嚴格的標准進行保護將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不利的影響。首先，基於立法的精神，對於信息網路傳播權的解釋不應當擴大化，網路上定時傳播不適用信息網路傳播權。其次，目前發展中國家正通過外交努力抵制發達國家將廣播權新標准施加到發展中國家，歸於傳播權也不太適當。因此，應適用傳統的著作權理論並適當地做擴大解釋，播放影視作品和放映權類似，用復制權、放映權、機械表演權等來歸置是可行的。 (四)抽象著作權論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高富平認為，技術中立要求從行為本身包括行為的方式和後果來判斷是否構成侵權，而不應拘泥於是否歸入到某一類別。因此，在現行法律規定不能窮盡所有權利的情況下，建議採用抽象的做法即直接判定該行為侵犯了版權或者著作權。 二、網路服務提供者侵權行為的認定和民事責任 網路著作權案件已經越來越多地涉及到一些提供網路存儲空間、搜索、鏈接或者P2P軟體的服務商是否構成幫助侵權的認定，而在這類案件中被告往往援引「安全港條款」，要求適用通知與移除規則。問題的焦點在於，對於網路服務提供商在為網路傳播行為提供支持時，其義務到底應該如何界定。與會代表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進行了討論。 (一)服務商的義務辨析 對於網路服務商應當承擔什麼義務，與會代表達成共識。網路服務商的行為具有主觀過錯，就有可能承擔民事責任。網路服務商不僅在明知的情形下負有賠償責任，也要在應知其服務對象實施侵權行為時即過失情形下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胡震遠指出，基於主體地位的平等性，服務商對其服務對象在網上傳播的內容負有審查義務的觀點是缺乏法理依據的。民法上的注意義務本身是為了應對不作為侵權責任擴大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應自覺地引入民法上的一般注意義務，以彌補網路著作權規范的缺失。 高富平也贊成將網路侵權置於民法的框架下來進行討論。網路只是一個工具，網路侵權只是渠道不同而已，網路侵權不應被看成是一個獨立問題。在民法框架內探討網路侵權的過錯注意義務的分析方法，也是打破一提網路侵權就考慮網路特殊環境的觀念。 (二)服務商注意義務的判斷標准 胡震遠指出，要確定過失侵權責任，必須明確採用何種過失標准。在確定實施幫助行為的服務商的注意程度時，可以參考一些發達國家的立法如美國立法中的「紅旗標准」，而對於是否引入這種標准，則需要綜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一是需要考慮服務商的信息管理能力;二是需要考慮服務商採用的技術手段有沒有法律判斷能力。服務商只要盡到一個普通人的一般注意程度即可免除侵權賠償責任，服務商的注意標准應不低於重大過失的注意程度。 王遷也贊成上述觀點，同時，對於如何認定「紅旗標准」的存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網站如網路頁面中沒有任何綁定，僅僅是空白搜索，用戶若搜出侵權內容，是不能判定網路服務商侵權的。在這種情況下，用戶自己填的、可能搜出來的是公眾領域的，網路服務商不可能了解用戶搜索的內容，因此不能認定為「應知」。但是，如果網路服務商對侵權的內容進行了詳細的分類，且知道信息部分內容極有可能侵犯他人著作權，則沒有盡到應有的注意義務。 劉軍華針對網路服務商的注意義務指出，對於網路服務商過錯的判斷，出現的爭議主要在於「過失」的認定問題。在法理上，過失的判斷標准概括來說就是「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在個案的審理中可能又需要更多考慮是否「可預見和可避免」的問題。現在被認定侵權的網路服務商並非不能避免、不能預見侵權行為的發生。對於注意義務的標准，還是要區分一般普通人的注意義務同專業網路服務商(比如影視網站)等經營者的注意義務，專業經營者預見可能性更大。 施世東指出，這些年來政府為促進網路視頻企業規范化運營付出很大的努力，同時，司法訴訟的壓力也使得這些企業不斷改進經營方式。網路上信息的海量決定了立法應當對服務商的注意義務減低。如果著作權法對權利人利益提供過度保護，則可能造成著作權人權利的濫用。同時，對於網路著作權的侵權賠償數額的認定也不能過高，否則將可能給惡意的權利人提供一種賺錢的機會。因此，知識產權的保護應當在著作權人和網路服務商的利益之間達到平衡。 (三)服務商注意義務的判定方法 胡震遠認為，服務商是否構成重大過失這一主觀要件，應該綜合判斷服務商的各種行為來進行客觀化的認定。法官可以著重審查以下這些因素：一是服務商促成侵權的可能程度;二是服務商的先行行為;三是侵權信息的明顯程度;四是服務商對侵權警告的反應。 游閩鍵認為，可以綜合考慮以下四個因素：一是上傳主體;二是作品的名稱;三是作品的類型;四是作品的內容。但由於網路的虛擬性，對上傳主體、作品的名稱的真實性的甄別往往比較困難。此外，對美國的「紅旗標准」的適用也要十分謹慎，防止對網路行業造成致命的打擊。 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副院長曹潔對「明知」之判斷，提出了以下幾個標准：一是網路服務商是否對侵權作品進行宣傳、推薦、介紹，如果存在這種情形，就可以推定是「明知」，存在較高的注意義務;二是服務商對上傳內容進行編輯，便於用戶搜索使用的，比如設置不同主題的欄目;第三是僱用專業人員對上傳內容進行過人工分類。此外，作品上傳時間、數量多少或者是否反復出現等，都可以作為認定的標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