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完善我國著作權保護制度的建議
一、引入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方便著作權人實現權利，進一步與國際著作權制度接軌
著作權歸著作權人，著作權應由著作權人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行使，修改前的著作權法第四條第二款就是這樣規定的：「著作權人行使著作權，不得違反憲法和法律，不得損害公共利益」。著作權法修改後，在這方面增加了集體管理組織的規定：「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可以授權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行使著作權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被授權後，可以以自己的名義為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主張權利，並可以作為當事人進行涉及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訴訟、仲裁活動。」「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非營利性組織，其設立方式、權利義務、著作權許可使用費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對其監督和管理由國務院另行規定 。」由此條我們可以明確，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得到授權後，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幫助權利人實現著作權或權利人著作權受侵犯後代行救濟權。
著作權集體管理是指眾多的作者通過一個統一的機構，即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共同行使他們的權利。在西方，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已有200多年的發展歷史。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已有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經驗。我國1990年著作權法制定時，就有專家提出將集體管理組織寫進，鑒於當時許多人對這個組織不夠了解，且我國又缺少相關實踐經驗，故未寫入。但在實踐領域，相繼出現一些對某一方面著作權進行集體管理的組織，如1992年成立的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1998年成立的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均在各自領域發揮了積極作用。
修改後的著作權法規定了權利體系完善的著作權，體現於著作權法第十條。這些權利中，有些由著作權人自己行使，如發行權、改編權、展覽權等；但有些權利著作權人無法或很難控制，如復制權。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了報刊轉載等形式的作品使用制度，一旦作品在大范圍內被多次轉載，其作者獲得稿酬權利是很難得以有效保護的；再如音樂作品的廣播權，作者不可能知悉所有播放其作品的電台、電視台，其相應的財產權也難以實現，等等。對此，在知識產權制度發達的國家，作者往往通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來實現自己的權利，由集體管理組織代表作者去履行義務許可、收取費用，已成為行之有效的管理作者權利的手段。在這次著作權法修訂中，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在立法上是一大進步。
通過專業性集體管理組織來行使著作權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對權利人來說，可節約權利實現或救濟的成本，使權利得到充分的維護；對國家而言，也便於實施著作權管理，同時與世界知識產權制度接軌；從整個社會來看，有利於維護權利人的創作積極性，激發創造性，促進科技文化進步。
二、擴大行政處罰范圍和行政處罰種類，強化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行政執法力度
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中國知識產權法律規定了司法保護和行政保護的「雙軌制」〔2〕。有人主張在知識產權保護中，應強化司法保護，淡化行政保護，以防止行政力量對知識產權的過多干預〔3〕。但是，知識產權糾紛數量多、影響大、專業性強，全通過司法解決是困難的，而行政保護具有速度快、程序簡便的特點，能及時處理糾紛，節約成本；並且行政保護具有主動性，對維護知識產權法律秩序、促進公平競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再者，國際知識產權組織也承認並支持對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故修改後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均規定了行政保護，並且予以強化，在著作權法修改中主要體現於以下兩個方面：
1、擴大行政處罰范圍
與原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比較可以看出，修改後的著作權法新增了以下行政處罰情形(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1)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即使不以營利為目的，向公眾傳播著作權人的作品，也可給予行政處罰，並且這種傳播方式不限於復制、發行，還包括表演、放映、廣播、匯編以及通過信息網路傳播等方式；（2）未經表演者許可，復制、發行錄有其表演的錄音、錄像製品，或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表演的，或者未經錄音錄像者同意，通過信息網路向公眾傳播其製作的錄音、錄像製品的；（3）未經著作權人或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許可，故意避開或者破壞權利人為其作品、錄音錄像製品等採取的保護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技術措施的，或者故意刪除或改變作品、錄音錄像製品等的權利管理電子信息的；（4）製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且不限於美術作品。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行政處罰在著作權領域所涉程度和廣度均得以加強，這一方面是基於著作權客體范圍的發展變化，新的權利客體需要行政救濟；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當前盜版活動猖獗，雖經多年整治，仍未遏制其泛濫勢頭，且這越來越嚴重影響到我國的國際聲譽，不利於我國與世界知識產權的交流，需要發揮行政機關主動、迅速的執法作用。
2、擴大行政處罰范圍
原著作權法規定的行政處罰種類主要是沒收非法所得和罰款；修改後，新增了沒收、銷毀侵權復製品及沒收用於製作侵權復製品的材料、工具、設備等，即除侵權所得外，侵權製品及實施侵權行為的資料也予以沒收，這一方面增強了處罰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消除侵權人後續侵權行為發生的可能性，能收到較好的打擊效果。
三、完善司法程序，採用過錯推定原則，規定法定賠償制度
1、 規定了臨時保護措施
為及時制止侵權行為，保存有可能的證據，為認定侵權打下基礎，WTO知識產權協議要求成員國司法當局採取及時有效的臨時措施，如臨時禁令、證據保全措施等，這也是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國家的普遍做法。
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中，侵權構成應具備「有損害後果存在」的要件，因此，在立法中不存在對即將發生的侵權的司法救濟，也不存在針對此類行為所採取的臨時禁令措施。民事訴訟法第74條規定：在證據可能或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訴訟參與人可以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法院也可以主動採取保全措施。但這種措施只有在有關實體爭議的訴訟中採取。基於此，在以往的著作權司法實踐中，經常發生由於沒有及時採取措施，致使侵權行為不能及時制止，侵權證據滅失，侵務人得不到應有處罰、權利人得不到應有保護的後果，削弱了司法保護力度。著作權法修改後，增加訴前禁止令、財產保全和證據保全的規定，突破了傳統侵權構成理論，是立法上的又一重大進步，這樣可避免侵權行為的進一步發生和擴大；及時保全和固定侵權證據，便於法院查明案件；有力維護權利人合法權益。
2、確立過錯推定的歸責原則
我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按此規定，在著作權領域，如果權利人發現侵權行為，提起訴訟後權利人要提出證據證明侵權人侵犯了自己的權利。但著作權侵權行為有自己的特點，侵權行為數量上日益增多，方式上越來越專業化，領域涉及也越來越廣，這給被侵權人舉證帶來相當大困難。如著作權人要訴數年來久治不除的盜版行為，就要舉證證明成立盜版行為。但事實上，盜版行為被權利人發現後，盜版行為人往往不提供盜版製品的來源，以各種借口來掩蓋盜版製品的非法性，權利人僅憑自己的力量是很難舉出有力反證的，這種舉證責任的分配給侵權事實認定帶來相當大的難度，同時也易使權利人在主張自己權利時存在畏難情緒，怕無功而返，甚至搭上一筆不小的訴訟費用。這種對權利人不利的局面在著作權法修改後得以扭轉。修改後的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復製品的出版者、製作者不能證明其出版、製作有合法授權的，復製品的發行者或者電影作品或者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計算機軟體、錄音錄像製品的出租者不能證明其發行、出租的復製品有合法來源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該條採用了倒置的舉證責任，要求復製品或其他製品的出版者、製作者、發行者以及出租者在其利用製品時，必須履行注意義務，確保其行為的合法性，否則就有可能承擔法律責任。著作權法所確立的過錯推定原則，對著作權的實施，對完善著作權糾紛訴訟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3、細化賠償規定，增加法定賠償數額
修改前的著作權法對賠償問題僅作出原則性規定，修改後予以細化。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列出了幾種賠償數額確定方法：（1）按權利人的實際損失賠償；（2）按侵權人的違法所得賠償；（3）按法定賠償數額賠償。法定賠償數額確立後，即使權利人的實際損失和侵權人違法所得難以確定，人民法院仍可以根據侵權行為的社會影響、侵權情節、侵權范圍等，在法律規定的限額內判令侵權人予以判賠，避免了過去那種「贏了官司輸了錢」的尷尬局面，將對權利人的保護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符合國際通行做法。同時，該制度的確立，也豐富了我國民事賠償制度。
知識產權隨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而快速發展的特性，決定了著作權法的修改不是一勞永逸的，但修訂後的著作權法，無論是在立法內容亦或是在立法技術上均達到了國際水平，面對撲面而來的知識經濟浪潮，面對國際社會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日趨完善，相信我國著作權保護制度完全可以滿足時代要求，能為我國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和有力的司法保障。
Ⅱ 我國著作權管理組織有哪些
截止2010年12月，我國目前共有5家著作權管理組織，分別如下：
1. 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版，成立於1992年9月15日。權
2. 中國音像集體管理協會，成立於2008年5月28日。
3. 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成立於2008年10月24日。
4. 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成立於2008年11月21日。
5. 中國電影著作權協會，成立於2010年4月16日。
Ⅲ 中國知識產權法現狀及前景
「摘要」在經濟、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下，知識產權法因應時代之變遷，在其權利客體、權利歸屬、權利內容、權利限制、制度融合、國際合作等方面上，開始呈現出一些令人矚目的發展態勢，比如知識產權的客體逐漸遠離傳統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知識產權法激勵創造者的目標逐漸轉向激勵投資者，知識產權法在整體上有向無形財產法演進的趨勢，各國在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進程中的自主選擇性嚴重削弱等等。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 現代發展
藉助經濟、政治、科技等多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漸次誕生，茁壯成長，遂形成今日之規模。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時代背景，互聯網路、生物技術的科技浪潮，必將推動知識產權法因應形勢之需求，繼續向前發展。本文旨在從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脈絡，以揭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態勢。
一、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之初始，僅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其主幹。歷經歲月變遷，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對象（權利客體）日益延伸，漸成無形財產保護的主要法律表現。譬如商標法，早期僅保護商品商標，其後擴及服務商標，現在又延及地理標志和證明標記，似有將商業標識一網打盡的趨勢。隨著知識產權法的發展，知識產權的客體雖日益豐富，但也日益背離其傳統意義上的范圍和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即知識產品）的范圍傳統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創造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專利技術、文藝作品等；一是識別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商標、商號等。因此，知識產權的客體在傳統上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並非只要是具有無形性或非物質性特點的財產，就都能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來的知識產權立法，開始緩慢的動搖知識產品傳統上應具有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
如果留意著作權客體的悄然變化，即可感受到背離傳統的趨勢。早期著作權法在保護范圍上主要限於文學藝術作品，後來擴及到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顯然這些作品逐漸的遠離了文學藝術作品的內涵。至於保護計算機軟體，更是與文學藝術作品毫不相干。為此，中山信弘曾經指出：「著作物的范圍正在由純粹的藝術型或者學術性向著實用型、機能性方面擴展。」 可見，著作權法之客體范圍已然發生重大變革，但無論如何，這些客體尚能保持獨創性的特徵，只是獨創性的程度逐漸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連獨創性的特徵都拋棄了。1996年通過的《歐盟資料庫指令》，確立了一種新的知識產權「資料庫特殊權利」，賦予資料庫製作者以「摘錄權」和「再利用權」，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資料庫的全部或實質部分的內容。從此，在內容選擇和結構編排上沒有獨創性的資料庫，也可以得到這種新型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在傳統上，資料庫只有在選擇和編排上滿足獨創性的要求，才可按匯編作品給予著作權保護。知識產品的創造性特徵，由此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商標法上，識別性的特徵也日益弱化。證明商標的保護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證明商標是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原產地、原料、製造方法、質量、精確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記。在證明原產地時，證明商標尚能體現出些許識別性，但這種識別性是對商品的來源地區的識別，而不像一般商標那樣，是對商品的來源廠商的識別。可見，原產地證明商標已改變了識別性的內涵。至於僅僅是對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產地等特定品質起證明作用的證明商標，基本上沒有任何來源識別的功能。因此，證明商標動搖了商標權客體傳統上的識別性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的類似變化，在其他領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創造性比專利法上的創造性要求低得多。商業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經營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戶名單或進貨渠道，既與創造性無關，也與識別性無涉，但也能得到知識產權法的禮遇。
此外，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還觸動了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中的一些固有原則和觀念。比如生物技術的興起使發現與發明的界限變得模糊，「專利只能授予發明，不能授予發現」的傳統觀念遭到了挑戰。演算法、治療法不受專利保護的說法也有人質疑。 因此，傳統上被排除在知識產權保護之外的一些內容，可能也會逐漸聚集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傘下。
二、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目的之一在於激勵知識創新，知識產權因此歸屬於創造者，實屬當然。1791年法國專利法前言宣稱：「任何新的想法，其實現或者開發可以變為對社會有用的，主要應屬於構思出這種想法的人。如果認為工業發明不是發明人的財產，從實質上來說，那是違反人權的。」 而著作權歸屬作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經地義。法國和德國等堅持「作者權法」傳統的國家，曾堅持認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財產。 知識產權歸屬於知識產品的創造者，甚具倫理上的正當性，因而甚至被當作一種人權。
但是隨著知識產品的商業化生產，知識產權歸屬於創造者的原則，漸漸讓位於保護投資者的需要。對於發明的專利權，是屬於發明人還是屬於其僱主（投資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奧匈帝國的專利法，該法承認發明人對其發明有權獲得專利權的原則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務章程中另有規定的，專利權可以不歸屬於發明人。 後來各國陸續作出類似的規定，比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雇員在執行包含發明任務的僱傭合同過程中作出的發明，或者從事明確委託給他的研究、設計任務作出的發明，除合同另有利於雇員的規定外，都屬於僱主所有。我國《專利法》第6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在著作權法上同樣如此，美國從實用主義出發，為保護投資於創作的產業者利益，其僱傭作品制度直接規定僱主為作者。我國《著作權法》第11條第2款之規定與其幾乎類似，而第16條第2款則規定了職務作品的經濟權利由作者的受雇單位享有。知識產品的真正創造者在被剝奪了獲得知識產權的權利後，只能從其僱主（投資者）那裡獲得工資、獎勵等報酬。
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與知識產品生產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一方面，隨著技術成果的廣泛應用，文化事業的繁榮昌盛，知識產品的商業價值日益凸現，因而知識產品的商業投資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單靠個人自身的創造性發揮，已難以適應社會對知識產品的巨大需求。因此，從事知識產品生產的企業應運而生。投資者開辦企業，僱傭職員，有組織的從事技術開發、作品創作。知識產品的現代生產方式，逐漸從個性創造向投資創造轉變。在知識產品的生產中，創造者的人格及個性成分漸少，而經濟投資的成分漸多。由於投資者對知識產品的生產，發揮了組織作用，注入了巨額資金，承擔著高度風險，因此法律將知識產權的歸屬從創造者手中移交給投資者，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否則會減少知識產品生產上的投資，而在現代社會，如果不在巨額資金保障下從事有組織的生產，許多發明、軟體、電影等知識產品將難以面世。
從激勵創造者轉而激勵投資者，似乎成了知識產權法的一個方向。法律通過激勵投資者，促進知識產品的商業生產；而投資者通過支付報酬，激勵其雇員從事知識產品的創造。因此，隨著知識產品生產的日益商業化，知識產權將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投資者在手中。歐盟對於資料庫保護的立法發展，更是鮮明的表現出保護投資者的趨勢，因為對非獨創性的資料庫提供特殊權利保護，目的在於保護資料庫製作者收回投資和贏得利潤，幾乎沒有激勵創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
在經濟、政治和科技的推動下，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日益豐富，一面通過頒布新法，增加權利種類，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一面通過調整舊法，增加新的權項。比如專利法上增加了許諾銷售權；著作權法上增加了信息網路傳播權、禁止規避技術保護措施權等。同時，知識產權的權利內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標權的保護范圍擴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惡意使用他人的注冊商標，尤其是著名的商標；作品的復制權也延及到將作品數字化的權利。下面茲從兩個方面觀察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趨勢。
從具體的知識產權法上看，商標權、著作權等各種知識產權類型開始從板塊保護模式發展到網路保護模式，其表現主要集中在權利沖突的解決上。由於知識產權客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識產品往往可以成為多種知識產權的客體。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標、商號、域名等多種商業標識；一幅圖案可以同時作為著作權、商標權、外觀設計專利權之客體。既然如此，當同一知識產品上存在多個知識產權，而權利人又並不一致時，權利沖突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知識產權法通過誠實信用、保護在先權利、禁止權利濫用等原則加以協調。由此，著作權人有權制止他人在商標上使用其圖形作品，盡管在商標上利用作品只是彰顯商標的識別性，與著作權法上的一般侵權行為有天淵之別。而商標權的保護，不僅在商號領域繼續得到鞏固，而且已經擴張到域名之上。商標權人不僅有權禁止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而且有權阻止他人不當的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號或域名。可見，各種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再局限於自身原有的保護空間，而是擴張到了其他權利的保護空間。商標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在各自相對獨立的板塊保護模式的基礎上，逐漸發生權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牽連、相互影響的網路保護模式。
從整體的知識產權法來看，知識產權的觸角越伸越遠，逐漸背離了其原有的范圍，有向無形財產法滲透的趨勢。前已述及，知識產權的客體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而這些特徵逐漸被揚棄。知識產權法在保護投資回報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目標下，開始延伸到資料庫、證明商標等創造性和識別性極弱的客體上。某種程度上，知識產權似乎漸漸的泛化到無形的財產之上，而不論其是否有創造性或者識別性。縱覽知識產權現有的保護范圍，與知識產權法誕生之初相比，可謂面目全非，除了無形性之外，幾乎難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徵。長此以往，知識產權法也許面臨著自我解構的困境，當知識產權法客體的創造性或識別性越來越淡化，知識產權法或許就真正成了規范「無形財產」，而非「智力成果、商業標識」的法律，從而對稱於規范有形財產之物權法，並肩而立，相互呼應。
四、知識產權法在權利限制上的發展
由於知識產品上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社會利益，所以知識產權法在其發展歷程中，似乎從來沒有忘記給予社會公眾以適當的照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知識產權法始終以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保持恰當的利益平衡為其使命，這在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上，體現得較為明顯。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同時，為了增進社會公益，知識產權法對於知識產權設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賴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還設計了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具體制度，著作權合理使用、專利強制許可即其典型。近年來，令人關注的是在知識產權權利行使限制上的新進展。
知識產權作為完整意義上的私權，其行使本應遵循權利人之意願。但知識產權關涉社會利益甚巨，為防止權利人壟斷其權利，不適當的侵害或減損社會利益，法律不得已強行干涉權利人的意願自由，在一定條件下，准許第三人在支付適當報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經其許可即能利用其知識產品，從而增進社會利益。當今之世，知識產權已成人們追逐之新寵，企業競爭之手段。權利人以知識產權為武器，處處劃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彷彿一舉手就觸到知識產權的高壓線，一抬足就陷進專利權的地雷陣。同時，知識產權種類和內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劇了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矛盾。為此，重新調整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尤其是在權利行使上）顯得更為迫切，更為必要。
隨著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權保護的日益強化，負面影響也如影形隨，比如專利權與社會倫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權等已產生碰撞和沖突。2001年底，在卡達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代表就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問題進行了三天的談判，最終達成了《關於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確了WTO成員政府採取措施維護公共健康的主權權利，尤其是明確了TRIPS協議中可以用於保護公共健康對抗知識產權專有權利的彈性條款。 以使得深受愛滋病、結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機困擾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有權頒布醫葯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北歐國家近年來興起的「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已經超越了對著作權行使的傳統限制。通常情況下，集體管理組織僅能管理會員（即向其授權的著作權人）的作品。但在北歐國家，集體管理組織在法律特別規定的范圍內也能管理非會員的作品，此即為「延伸性集體管理」或曰「擴展性集體管理」。例如就「影印復制權」而言，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授權影印復制機構有權復制不在該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下的特定種類的作品。 由於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數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幾無可能去逐個取得權利人之許可，因此延伸性集體管理的目的在於為使用人取得授權許可提供方便。法律為促進作品的廣泛傳播，專為使用人設計了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極大的限制了著作權之行使，因為此時的著作權人已喪失了對作品的許可自由。
在作品的網路傳播上，有學者更是主張直接適用法定許可的規定， 無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只是必須支付適當的報酬，甚至連集體管理組織這個中介都跳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路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也支持此點。 此時的著作權似乎已弱化成一種純粹的報酬請求權。可見，在知識產權（尤其是對其權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識產權法有向社會公眾傾斜的態勢，目的在於促進知識產品的推廣使用。
五、知識產權法在制度整合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變遷一般是圍繞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的調整或修正而展開。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此種僅局限於自身范圍的調整或修正，已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比如各國的立法實踐表明，計算機軟體的保護處於傳統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交接地帶上。因此，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知識產權法需要相互溝通，相互融合，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知識產權保護形勢。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深刻的表現出了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綜合和交叉。著作權法或專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決布圖設計的保護上往往捉襟見肘。比如，若採用著作權法，由於布圖設計更新換代較快，著作權法過長的保護期不利於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若採用專利法，由於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光刻線條的不斷減小和集成規模的不斷提高，故難以達到專利法所要求的創造性高度。因此，各國紛紛採用專門立法的保護方式，既可以借鑒著作權法的經驗，也可以吸取專利法的慣例，同時又適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的需要。《歐盟資料庫指令》對資料庫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著作權法與競爭法的融合。資料庫製作者享有的「資料庫特殊權利」，其實正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此前對資料庫的保護內容。
可見，單獨的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面對新出現的保護對象，往往無能為力，或者勉為其難；因而需要整合各種知識產權法的優勢，設計出新的知識產權制度。或者以一種制度為主，參酌其他制度之優勢；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長，揉為一體。於是，著作權與工業產權，特別是與專利權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而開始模糊不清。
1992年頒布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知識產權制度設計上開創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紀元。自此，知識產權法的整體性融合，亦即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趨勢，開始在全球蔓延。《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迅速跟進，成為世界上第二部知識產權法典。相比於具體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獨特的意義所在：一方面，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層次將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會更加嚴格，利益斟酌將更加客觀理性，有助於提高立法的質量，限制行政權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於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如果將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置於統一的法典中通盤考慮，必將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門的局限性與部門的利益化傾向，而且有利於消除知識產權之間的權利沖突，形成內在和諧的規范體系，進而加強知識產權制度的科學化。
六、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發展
1873年，奧地利邀請各國參加國際博覽會，但各國都拒絕參加，其原因在於擔心展覽的技術得不到保護。正是以此為動機，知識產權的國際合作開始醞釀，最終在1883年誕生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成為知識產權法國際合作成果的典範。在知識產權法100多年來的國際合作中，作為其成果體現的國際條約不斷涌現，日漸細密，其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也不斷提高。目前向全球開放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將近30個，幾乎涉及知識產權各個領域，包括發明、實用新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商業秘密、商標、商號、原產地名稱、作品、印刷字體、科學發現、奧林匹克會徽等。
近年來，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因此得到進一步強化。除了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保護水平繼續通過國際條約進行協調外，最令人矚目的是，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尤其是在國際條約的加入上，從自主性漸漸走向了強制性。本來，主權國家是否加入某一國際條約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但是，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TO）介入知識產權領域，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相勾連，使得各國在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上的自主性嚴重削弱。因為一旦加入WTO，就必須無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在內的一攬子協議，而值此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加入WTO幾乎是必須的選擇。
以TRIPS協議為標志，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加速了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全球趨同化進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其著例。1989年締結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僅有一個國家簽署，因而生效本是遙遙無期。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35條規定：「全體成員同意，依照《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第2條至第7條（其中第6條第3款除外）、第12條及第16條第3款，為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提供保護。」並未生效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個國家得到了實際的執行。無論此前對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不予保護的國家，還是對其保護水平較低的國家，都得按照TRIPS協議的最低要求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由此可見，TRIPS協議加速了各國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保護水平上趨向一致的進程。
由於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的結果是提高了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於發達國家，其知識產權更能得到有力的保護；但對於發展中國家，因其知識產權上的弱勢狀態，經濟利益必將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限制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去追求促進本國經濟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國際條約的修改和制定中，發達國家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國際條約中，而且因其經濟強權的壓力，往往得以成功。隨著國際條約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上的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上的不斷提高，各成員國的立法空間就相應的受到擠壓，比如TRIPS協議把觸角伸進了知識產權國內執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臨時措施和邊境措施等，而在過去這一領域被視為國內立法問題。所以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和知識產權力量，與其說是在削弱國內法的效力和強制力，毋寧說是在通過另一種或更為基本的方式上對國家主權構成了挑戰。」 因此，對於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新進展，應當保持足夠的警惕。
從上面簡單的梳理中，可以發現知識產權法在各個方面都緩慢的發生著變遷。觀察知識產權法的現代發展趨勢，一方面，旨在根據情勢變遷，妥善安排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設計，以適應社會發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時發現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跡象，進而竭力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平和利益沖突，維持利益平衡。
Ⅳ 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情況
【著作權 合理使用范圍】《著作權法》主席令第26號第二十二條規定：在下列情況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並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
（一）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使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
（二）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
（三）為報道時事新聞，在報紙、期刊、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媒體中不可避免地再現或者引用已經發表的作品；
（四）報紙、期刊、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媒體刊登或者播放其他報紙、期刊、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媒體已經發表的關於政治、經濟、宗教問題的時事性文章，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
（五）報紙、期刊、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媒體刊登或者播放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講話，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為學校課堂教學或者科學研究，翻譯或者少量復制已經發表的作品，供教學或者科研人員使用，但不得出版發行；
（七）國家機關為執行公務在合理范圍內使用已經發表的作品；
（八）圖書館、檔案館、紀念館、博物館、美術館等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復制本館收藏的作品；
（九）免費表演已經發表的作品，該表演未向公眾收取費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報酬；
（十）對設置或者陳列在室外公共場所的藝術作品進行臨摹、繪畫、攝影、錄像；
（十一）將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已經發表的以漢語言文字創作的作品翻譯成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作品在國內出版發行；
（十二）將已經發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
前款規定適用於對出版者、表演者、錄音錄像製作者、廣播電台、電視台的權利的限制。
Ⅳ 目前在我國侵犯作品著作權的情況主要有那幾種
侵權類型
(一)侵犯精神權利
著作人身權是作者基於作品依法享有的以人身權益為內容的權利，是一種非財產權，通常將其稱為精神權利。主要包括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與保護作品完整權。
(1)侵犯發表權。未經著作權人許可發表其作品擅自發表他人的作品一般都有千個客觀條件，即掌握作品的原件。有人是採取盜竊、欺詐、強奪等手段非法取得作品的原件。有人是通過購買、索要、接受饋贈等合法手段取得作品原件。但是掌握作品原件，成為作品原件的所有人，不意味著擁有作品的著作權。《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十七條規定：「著作權法第十八條關於美術作品原件所有權的轉移不視作作品著作權的轉移的規定適用於任何原件所有權可能轉移的作品。作品原件的合法所有人如不是著作權人，他要想將作品發表，必須經過著作權人的許可。」
(2)侵犯署名權
第一，沒有參加創作，為謀取個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行為。使用他人的作品，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者不署名的除外。有些人在使用他人作品，如引用、評論、轉載、摘編他人作品，雖然通過一定方式說明自己正在使用的作品是別人的作品，但不指明或不明確指明作者的姓名。
第二，未經合作作者的許可，將與他人合作的作品以自己單獨創作的作品發表的行為。有的合作作者故意不經其他合作作者的同意，將合作作品當作自己的作品發表。有的合作作者將合作作品當作自己的作品發表，是因為他認為此作品是自己獨創完成。其合作作者提供了「幫助」但並非是創作。但是，經其他使用作者同意，將合作作品以自己的名義發表不構成侵權行為。
第三，製作出售假冒美術作品的行為。這就是在著作權中的「冒名」問題。署名權即不允許他人冒用自己的名去發展及發行作品。「冒名」就是一種侵權，而出售冒名的美術作品的行為也是侵犯署名的一種。
(3)侵害保護作品完整權的行為，即是侵犯作者獨立構思，並以自己的表現習慣創作出來的作品的行為，有些人在使用人他作品時，如有出版改編、表演、，引用他人作品時，通過改動、刪節、增補、重新組合等方式改變作品的內容及其表現形式，但同時又不說明作品已經修改。
(二)侵犯經濟權利
著作財產權又稱經濟權利，是著作權人自己使用或授權他人以一定方式使用作品而獲得物質利益的權利。著作財產權主要包括復制權發行權、展鑒權;播放權等權利。實現其廣泛的著作權各項權能為前提條件。
（1）復制權侵權。著作權法中所說的復制大體上有三種：第一種復制是不改變原作載體或雖然改變了載體但不改變其體現方式的復 制。如對於文字作品、音樂作品來講，手抄、復寫、油印、膠印等印刷出版等。第二種復制是從無載體變為有載體的復制。主要是對幾頭作品、現場表演活動而言，復制方式則主要是錄制而言。第三種是從平面變為立體(或從立體變為平面)的復制。主要是對藝術作品、建築作品的設計圖及攝影作品的製作而言。對復制權的侵害可概括為：未經版權人許可而復制到其作品的，構成對復制權的侵害。未經許可而復制的，無論下列哪種情況，均構成對復制權的侵害：(1)不管採取哪種方式進行復制(2)不管復制范圍的大小(3)不管復制的數量的多少(4)不管復製品是否公開發表(5)不管復制人有無獲盈利的意思。
(2)獲得報酬權侵權。使用他人作品，未按照規定支付報酬構成對著作權人獲得報酬權的侵權。作品的許可使用者一般應該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許可使用合同中明確規定，使用者不支付報酬的除外。
(3)展出權侵權。展出權也稱「展覽權」，主要是美術作品、攝影作品等享有的經濟權利，指公開陳列美術作品、攝印作品的原件或復制體的權利。他包括作者或其他著作權人享有作品在三種情況下的控制權：在展覽會上，在其他公共場合，在電影或電視中。任何違背著作權人的意志擅自將其作品展出的行為都是侵害展出權的行為。
(4)播放權侵權。播放權主要指作品的作者或其他版權人有權許可或禁止將有關作品通過廣播等形式進行傳播。不過，根據《著作權法》著作權人無權制止其他電台、電視台再轉播他的作品，也不能禁止他人將含有其作品的廣播電視節目通過擴音器、視屏或其他類似技術的手段公開播映。
侵害著作財產權還有很多內容，在此不一一列出。
Ⅵ 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現狀
可以去音著協、音集協抄、作協等集體管理組織的網站了解。也可直接向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咨詢具體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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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我國目前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存在哪些問題
近來，關於著作權使用費的糾紛層出不窮，人們直接的想法是應亟待提高整個社會的著作權意識。當然，這點固然非常重要，但我們必須承認制度的構建和完善更為基礎。其中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更應被重視起來，國外幾百年的經驗已經表面這樣一個機構存在和運作對於聯系著作權人和使用者有著重要的意義。
我國新修正的著作權法第八條規定：「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可以授權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行使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被授權後，可以以自己的名義為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主張權利，並可以作為當事人進行涉及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訴訟、仲裁活動。」 同時第二款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非營利性組織，其設立方式、權利義務、著作權許可使用費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對其監督和管理等由國務院另行規定。」這是我國建立著作權管理組織唯一的法律依據。法律雖然授權國務院作進一步的規定，但至今尚未出台。因此，在具體的集體管理組織構建及運作過程中沒有具體的規則作為依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發展。
一、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現狀及分析
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已經在實際的集體管理體制上對音樂作品和非音樂作品進行了分類管理，音樂作品由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管理，非音樂作品由中國版權保護中心進行管理。筆者認為這樣的現狀也許會出現管理分散，但考慮到音樂作品的特殊性以及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若干年成熟的運作，所以這種模式可以維持。
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成立於1992年12月17日，是由國家版權局和中國音樂家協會共同發起成立的目前中國大陸唯一的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專門維護作曲者、作詞者和其他音樂著作權人合法權益的非營利性機構。 協會實行會員制，凡具有中國國籍的音樂著作權人，包括作曲者、作詞者、音樂改編者、音樂作者的繼承人都可以加入協會。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音樂出版者和錄音者也可以加入協會，但在這種情況下，它不是作為出版者和錄音者，而是作為音樂著作權人參加協會（比如，通過音樂作者轉讓或通過開發音樂作品而享有音樂著作權）。 前段時間北京市第一中級人們法院對卡拉OK歌廳中播放MTV作品支付著作權使用費做出支持判決。的確，歌廳以營利為目的使用他人作品理應付費，這符合我國的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但問題是，他們如何付費？通過什麼樣的渠道付費？額度是多少？這些問題都得不到答案。可以說，制度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這種情況的存在。此外，此案中原告及歌廳的付費對象是某唱片公司，實際上此判決保護的是鄰接權人的權利。但到目前為止，我國尚未有鄰接權人集體管理組織，雖然中國音像協會有建立此類組織的意向，畢竟他們在出版者領域有一定的優勢，但在實際操作上仍存在很多困難。 例如，（1）對作品使用人的收費額度難以確定。鄰接權人錄制出版作品的成本遠高於作者，這勢必導致其收費也會相應提高，面對現有的社會狀況，具體操作情況令人擔憂。（2）收取使用人的使用費後，如何與作品作者分配，分配比例如何?（3）網路環境對出版業的沖擊，以及缺乏相應規范，使得鄰接權的集體管理困難重重。
對於非音樂作品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我國一直不太完善。1998年經國家編委批准，由國家新聞出版署和國家版權局成立了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其下設中國文字作品著作權協會和美術、攝影作品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分別對文字作品和美術攝影作品進行集體管理。但遺憾的是這兩個機構至今尚未正式運作。還有另外兩個組織與此相關，即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版權協會。但中國作家協會的權保中心主要的職責是調解會員間的糾紛，中國版權協會的工作大部分集中在作者的權利保護上，而並非針對出版者。也就是說，實際上現在針對非音樂作品尚無集體管理組織在進行具體工作。
由於我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剛剛起步，要在短時間內完善體系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國際上運作較為成功的集體管理機構也花費了五六年的時間，在大多數情況下，需要幾十年的努力才能確立著作權協會的地位。著作權管理協會中途夭折的事情也發生過。集體管理的起步難是國際著作權專家所公認的。在我們國家集體管理組織的建立還有其特殊性，不僅存在其本身建立固有的困難，還存在著大環境的影響。 具體來說：（1）法律環境和法律意識尚待提高。著作權是項私權，其是從西方社會出現並發展起來的，有著良好的社會基礎，人們對這項權利也給予認同。而從我國傳統來看，人們普遍缺乏著作權的意識，不承認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可以成為商品。同時，使用者在缺乏權利觀念的社會里也容易認為智力作品同一般產品一樣，購買之後就可以任意支配，或認為一次付酬後，取得了完全的使用權。在這種狀況下，從西方移至過來的著作權制度如何在我國的大環境中得到應用和發展就需要更多時間，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亦是如此。 （2）法律體系尚待完善。我國的著作權制度從無到有也是近十幾年的事情，著作權方面的立法體系更需要完善。正如前文所言，針對集體管理組織的立法至今為止只有《著作權法》第八條原則性的規定，且缺乏可操作性。此外，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模式帶有濃厚的官方色彩，在缺乏相應規范的情況下，集體管理機構很難快速建立起來。 （3）集體管理機構起點的特殊性。從國外的情況來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建立要麼是權利人自發組織，要麼是國家按照法律新設建立。而我國則不同，它是由國家機構（一般來說是版權局）和原有的相關協會共同組建。這種從行政模式向市場模式轉變、管理模式向服務模式轉變都需要一定的時間，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建立和完善也就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設想及建議
面對國外集體管理機構的經驗，我們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將成熟的制度引入到國內，取它山之石，以盡早形成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以下幾個方面做一嘗試：
（一）加強相關宣傳，喚醒權利意識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建立及工作開展的順利程度和人們的版權意識有很大關系。著作權這種私權源於西方，引進到我國後，與原有文化不相適應。人們很不習慣用權利的觀念來處世生活，因此加強宣傳顯得非常有必要。
第一，作品權利人利用集體組織行使權利意識淡薄。例如，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協會有會員2500餘名，疑惑的是，難道中國只有2500名作詞作曲者？更別說其中還包括有機構。此外，協會管理的音樂作品逾1400萬首，其中只有大約20萬首為國內作品，國內的作品權利人對於加入集體管理組織來管理自己的權利尚未認識。在現實生活中，大部分的作品權利人都是由自己與錄音、出版單位或版權代理機構聯系來實現自己權利，雖然這種方式可以讓權利人沒有折扣地獲取收入，但也必須看到其不利之處： （1）作者將部分精力花費在作品的傳播、盜版打擊、訴訟糾紛等復雜的社會關系網上，嚴重影響了其新的作品創作； （2）作者個體勢單力孤，在與錄音、出版者及代理機構交往過程中處於不利地位，無法保障其權益； （3）由於作者授權渠道單一，眾多使用者沒有合理和暢通的方式使用其作品，也會影響到其作品的傳播。
第二，作品使用者使用作品付費的意識淡薄，集體管理組織收費難，只有通過典型訴訟來促使作品使用人繳費。這導致了音樂的傳播受到了影響，不利於權利人權利的實現，也容易引起權利的對抗。所有這些都需要加強宣傳來喚醒人們的權利意識，緩解權利人和作品使用人的緊張關系。
（二）盡快完善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的立法
現在相當多的學者都在呼籲國務院應盡快完善這方面的立法，因為沒有具體的操作規范很多管理活動無法開展。重要的是我國沒有集體管理方面的歷史經驗，則更需要立法者給予前瞻式的指導，規范機構的建立，有利於其今後的發展。比如，文字作品和美術作品的集體管理機構至今仍未批復下來，這使得這部分作品的集體管理處於空白，很不利於權利人的權利的行使和保護。當一方面我們在呼籲作者加入到集體組織中去，另一方面規范集體管理機構的立法卻又遲遲不見蹤影的時候，具體工作開展的困難可想而知。
那麼，立法中應做哪些規范呢？體現在以下幾點： （1）針對現實的情況，立法應規定集體管理組織為官方機構。其實國際上對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的承認不在於官辦或民辦，而在於機構是否為作者服務。而立法中規定為官方機構只是考慮我國的集體管理機構剛剛起步，需要政府的扶持，運作起來會更加有效。 （2）將音樂作品和非音樂作品分為兩個機構進行壟斷管理。音樂作品仍然由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管理，因其十年來的管理卓有成效，非常有效地保護了音樂著作權人的利益，其管理也自成體系。對於非音樂作品由中國版權保護中心負責，針對不同類型作品可以在中心以下設各部門進行管理。這樣可以照顧到單獨協會與分立協會管理不同類型作品的優缺點，而且今後出現新的作品類型或者使用方式都可以方便擴充而不會影響機構的穩定性。除上述機構之外不應該再有其他組織進行集體管理，否則在機構起步階段會引起混亂。當然，當時機成熟了，結合社會、經濟狀況可以考慮允許多家機構並存。 （3）加入集體管理組織收取報酬階段的規范。集體管理組織的大量工作也是最困難的工作就集中在此。一些集體管理比較成熟的國家，比如阿根廷，就有針對這個階段而特別制定的立法（阿根廷1969年5146號及1973年461號法令規定，阿根廷作者作曲者協會和阿根廷作者總會分別獲准進款、出納、櫃台及其他可包含進來的票據、數據進行監督，以確定使用費數額。 (4) 在關注作者權利的同時必須也要規范對於鄰接權人的集體管理。筆者建議將作者與鄰接權人的集體管理納入到一個機構中，從而方便收費，同時可以避免作品使用者向不同機構多次繳費，引起不必要的誤解。 （5）將法定許可職能劃入集體管理機構。現在的法定許可是由版權局負責，但在許可和報酬分配方面都存在問題。比如許可作品和分配報酬時找不到權利人等。而將這部分職權劃入集體管理機構後，這部分問題可以得到解決。現在音樂著作權協會就有部分這樣的職權，因為它們採用會員制，許可和報酬分配可以有的放矢。筆者認為，非音樂作品也可以採用類似做法。 （6）從立法上完善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服務職能，規定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按收酬的一定比例建立文化基金用於促進文化發展以及權利人作品的宣傳。此外，也可以吸取其它國家的經驗，增加集體管理組織的社會保障職能，使作者獲得穩定的收入。 （7）立法中應該規范對集體管理組織的監督。比如機構運作費用額度（預算）的確定、分配的監督及年終審計。對於運作費用額度（預算）的確定筆者認為可以由集體機構內部的會員大會或委員會來確定。至於年終審計，有些學者認為由版權管理機構負責，但筆者認為，版權管理機構和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關系密切，由其審計有失公允。因此對於年終的帳務審計應該由國家審計部門或者由會員大會委託社會審計機構進行為宜。
總之，建立和完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道路非常曲折，這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去改變人們舊的意識。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前途非常光明，因為它有利於權利人權利的保護，更重要的是它有利於文化的傳播
Ⅷ 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情況是什麼
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了下列12種情況為合理使用著作權的行為：
（一）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使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現在的問題是：又有幾個網站是「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網站轉載的目的總是為了藉助其他網站的文章來豐富自己網站的內容，從而吸引更多人訪問，或多或少帶有商業目的。）
（二）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
（三）為報道時事新聞，在報紙、期刊、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媒體中不可避免地再現或者引用已經發表的作品；
（四）報紙、期刊、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媒體刊登或者播放其他報紙、期刊、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媒體已經發表的關於政治、經濟、宗教問題的時事性文章，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
（五）報紙、期刊、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媒體刊登或者播放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講話，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為學校課堂教學或者科學研究，翻譯或者少量復制已經發表的作品，供教學或者科研人員使用，但不得出版發行；
（七）國家機關為執行公務在合理范圍內使用已經發表的作品；
（八）圖書館、檔案館、紀念館、博物館、美術館等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復制本館收藏的作品；
（九）免費表演已經發表的作品，該表演未向公眾收取費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報酬；
（十）對設置或者陳列在室外公共場所的藝術作品進行臨摹、繪畫、攝影、錄像；
（十一）將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已經發表的以漢語言文字創作的作品翻譯成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作品在國內出版發行；
（十二）將已經發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
本規定適用於對出版者,表演者,錄音錄像製作者,廣播電台,電視台權利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