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物權的產生的歷史依據有哪些
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國際私法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不過,無論在哪一個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都是解決物權法律適用問題的基本原則,這既是由物權關系的特點決定的,也是由物之所在地法的性質決定的。
物權制度,在民法體系中素來佔有重要位置,與債權制度並稱為民法財產權中的兩大支柱。相對於債權而言,物權有著濃重的"土著色彩",特別是由於受地理環境、經濟結構、社會制度乃至意識形態的影響,各國有關物權的法律制度,在內容上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差異。在調整涉外民商事關系的國際私法領域,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一直是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對象和爭論的焦點。尤其是在當代,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新的物權憑證、交換方式的出現,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愈趨復雜、多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在這種變幻演化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這就是物權法律適用中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我們認為,以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狀態為依據,國際私法中物權法律適用的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發展時期,即: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物權法律適用的多元化時期。
一、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
在國際私法理論中,物之所在地法也同樣發端於義大利的法則區別說。12世紀末期的義大利,商業繁盛,各城邦之間人民交往頻繁,人們對於由屬人法向嚴格屬地法的轉變已經漸漸感到不便,因而試圖對屬地法加以限制,當時義大利的法學家就擔當起了尋求折衷方案的任務,這些法學家中當以巴托魯斯(bartolus de saxoferato)為代表。
不過,在巴托魯斯正式提出法則區別說之前,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解決法律沖突問題的理論主張,其中也蘊含了物之所在地法的思想。根據德國學者neumeyer的研究,首先發現國際私法性問題的是12世紀末的注釋法學派學者magister aldricus。他認為對於當事人分屬不同法域(省份)的案件,法官應適用其認為"較有力而有用之法律"。在13世紀初,人們明確提出了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劃分:程序法上的事項依法院地法,實體法上的事項應遵循行為地法。在財產問題上,他們似乎含糊地認為應依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在巴托魯斯之前的一些學者們提出的法律適用原則並未擺脫絕對屬地主義的影響,仍將法律適用限定在立法管轄的領域之內,也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們主張財產問題應一概依物之所在地法。巴托魯斯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法律能否適用於域外,應視法律規則的性質而定,他將法律規則分為人法(statuta personalia)、物法(statuta realia)及混合法(statuta mixta),主張"人法"約束在域內有住所的一切人,不論他位於何處;"物法"是屬地的,僅適用於一國領域內的不動產,而不適用於該領域之外;混合法適用於在一國領域內成立的一切契約。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巴托魯斯明確提出,不動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對於動產,則另依"動產隨人"(mobilia personam sequtur)、"動產附骨"(mobilia assihus inhaerent)、"動產無處所"(personal proerty has no locality)等原則,適用動產所有人的住所地法。
此後,承襲巴托魯斯法則區別說的法學家也都基於人法、物法和混合法的劃分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並且對於物法的適用范圍皆主張以其所屬地域為限,並主要用於調整不動產物權關系。
16世紀,國際私法的研究中心從義大利轉移到法國。著名學者杜摩蘭(charles moulin)和達讓特萊(bertrand d』argentré)雖然在對待屬人法和屬地法的態度上存在著嚴重分歧,但是,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雙方均主張以物之所在地法為基準。杜摩蘭認為,應將法則分為人法、物法、行為法三類。他極力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而縮小"物法"的適用范圍;認為"人法"從人,其效力及於境內境外的一切屬民,"物法"從物,不論對內國人還是對外國人,凡涉及境內之物的應依物之所在地法。我們認為,在當時"動產隨人"的觀念背景之下,杜摩蘭主張擴大"人法"的適用范圍,這至少在客觀上使得盡可能多的財產被視為動產而適用其屬人法。不過,無論如何,他畢竟承認對於不動產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杜摩蘭可謂表現得"右傾"保守。達讓特萊則主張以屬地主義為主導,而以屬人主義為例外,所以他特別偏重物法的適用,對於動產和不動產都力圖劃歸物之所在地法管轄,甚至對於兼及人與物的"混合法則",或者對於一項法則究竟屬於"人法"還是"物法"不易分辨者,也都認其為屬於"物法"。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適用而言,達讓特萊可謂表現得"左傾"激進。達讓特萊的學說在繼承領域影響最大。依照他的見解,被繼承人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遺留在不同的地方,即應分別依各項遺產所在地的法律予以處理。 但是,這種主張帶有一定的理想色彩,是國際私法中絕對屬地主義原則的回歸,到後來,達讓特萊自己也不得不認為物權問題雖然應當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只有不動產的繼承應依不動產所在地法,動產的繼承則應視當事人離開物之所在地的時間長短酌情考慮,如果離開的時間短,則適用屬人法,即原來的物之所在地法;如果長久離開,則應適用新的物之所在地法。由此可見,他在物權法律適用的絕對屬地問題上有所松動,因而又被稱為溫和的屬地法主義學派。 直至18世紀,又有法國學者froland,louis boullenois 及john bouhier對達讓特萊的"屬地主義為原則屬人主義為例外"的觀點加以修正,擴充了"人法"的適用范圍,贊成法律具有域外效力。這些見解對1804年《法國民法典》的編纂產生了重要影響。
十六、七世紀的德意志學派也接受法則區別說,並重視物之所在地法的適用。當時的德國最高法院曾採用下列原則來處理國際私法問題:關於處分物的能力,不依所有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關於物的權利,依物之所在地法,故財產繼承,不依被繼承人之住所地法而依物之所在地法,但動產則采動產隨人原則;法律行為的方式依行為地法。
17世紀,法則區別說在荷蘭得到了發展。荷蘭學者承襲法國法則區別學派的屬地主義理論,並把"國家主權"觀念滲透到國際私法領域,使得包括物權在內的法律適用問題獲得了新的解釋。這其中以優利克•胡伯(ulric huber)和約翰•伏特(john voet)最具代表性。
胡伯就解決各國法律沖突問題提出了著名的"三原則":第一,每個國家的法律只能在其境內有效並約束其全體居民,但在該國境外則無效力;第二,在一國境內的一切人,無論是定居者還是暫時居留者,都應被視為該國的居民;第三,每個國家的法律既已在其境內實施,根據禮讓,各國統治者也應允許其在本國境內保持效力,只要這樣做不致損害自己的主權權力和臣民的利益。"胡伯三原則"的前二項仍旨在強調法律的屬地主義,據此,關於物權只能認為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論不動產還是動產;但從其第三項原則我們可以作出推斷,胡伯也承認"動產隨人"原則。因為,"禮讓"的初衷是基於實際需要,"只適用本國法,絕對不適用外國法,國際交往和經濟往來就成為不可能了。" 在處理動產物權關系問題上,只要不損害內國的主權和臣民的利益,適用所有人的屬人法同樣可以被認為是基於"實際需要",是一種"禮讓"。與胡伯相比,約翰•伏特更強調法律的屬地性原則,主張無論人法、物法、混合法均不能在外國有效,立法者的權力既然受其本國領土的限制,其所制定的法律也只能在其領土范圍內有效。但是,他同時又不得不認為,根據"禮讓",法院對外國立法者制定的"人法"應承認其效力。 由此可見,約翰o伏特也認為外國人的屬人法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在內國有效,這應該認為包括屬人法則支配動產的情形。
從巴托魯斯的法則區別說到胡伯的國際禮讓說,他們都從法律規則的性質本身出發來研究法律適用問題,並且毫不例外地將物中的不動產劃歸了物法的范疇,用屬地法即物之所在地法進行調整;而對於動產,在不同的時期或不同的國家,雖然在適用人的住所地法或本國法的幅度上有所波動,但基本上是以屬人法為准據。因此,這一時期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主要適用於不動產物權。
二、 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
19世紀是國際私法學獲得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這與斯托雷、戴西、薩維尼三位大師的貢獻是無法分開的。在物權的法律適用問題上,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人類財富的積累,也由於人們的認識和觀念的轉變,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地位逐漸得以強化,並最終確立了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原則。
19世紀中葉,美國聯邦法院法官、哈佛大學教授斯托雷(joseph story)改變過去由演繹法推導法律適用規則的方法,根據實踐經驗及其對英國判例的研究,以歸納法總結法律適用的方法,並借鑒胡伯等人的見解,從遵循屬地原則出發,提出了與"胡伯三原則"相類似的三項主張:第一,每個國家在其自己的領土內享有絕對的主權和管轄權,因而每一國家的法律,只在該國領域及管轄權范圍內有其固有的力量,直接對存在於該國領域內的一切財產--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對居住於該國內的一切人--不論是出生於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以及對所有在該國所締結的契約和所為的行為,具有約束力與效力;第二,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不能直接對在其境外的財產發生效力或約束力,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無論是出生在該國的人還是外國人,一國法律能自由地去約束不在其境內的人或事物,那是與國家主權不相容的;第三,一個國家的法律在其他國家所具有的任何力量及拘束性,純粹取決於後者的法律規定及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其真正的基礎與范圍在於"國際禮讓"。
從物權法律適用的角度來分析,斯托雷的第一項原則明確告訴人們,一國法律支配位於該國領域內的所有財產,不論其歸屬於何人,也不論其屬於動產還是不動產。而按照其第二項原則,一國法律不能直接支配其境外的財產,也不能約束不在其境內居住的任何人。據此,可以認為,即使是為內國人所擁有的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如果它位於外國,那麼就不受內國法的支配;另一方面,如果動產隨其所有者發生了轉移,超出了其所有者的法屬地域--住所地或國籍國,那麼它就不能再適用其原所屬地的法律,亦即其所有人的屬人法,而只能適用該動產的新的所在地法。有學者認為,斯托雷的理論"助成法則區別學派的推翻"。 我們在贊成這種評價的同時還認為,斯托雷的貢獻,不僅在於摒棄"法則"二分或三分的主張,而分別就人的能力、婚姻、離婚、契約、動產、不動產、遺囑、法定繼承、審判權與救濟、外國判決等問題加以討論,而且在於他更明確地強調了法律的屬地效力。這就不僅直接否定了"動產隨人"的傳統觀念,而主張無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而且主張任何"人"都應該受其"所在"地法的支配,而不是受其"所屬"國家的法律支配--這種主張的意義從物權的角度來說,就是使得"動產隨人"原則的適用失去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因為適用屬人法的實質是使支配人的法律也支配物。
與斯托雷齊名的英國國際私法大家戴西(a.v.dicey)也從法律的嚴格屬地性原則出發,認為為了保障合法法律關系的穩定性,對於依外國法有效設定或取得的權利,內國應該予以承認和執行。為了判定既得權利的性質,也只應依據產生此權利的該外國的法律。從保護"既得權"的立場出發,對於物權的法律適用,戴西同樣認為應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在《戴西和莫里斯論沖突法》一書中,戴西和莫里斯不僅提出:"所有不動產(土地)權利或與之有關的權利(除後面提到的例外)由該不動產所在國的法律(物之所在地法)支配", 而且還不遺餘力地批判了動產隨人的不合時宜。他們指出,不論位於何地的動產,都被認為應當服從所有人住所地的法律支配,這對於一般的動產轉讓可能很有用,尤其是對於根據婚姻或死亡而產生的一般動產轉讓是適用的,但並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即對於個人動產的特定轉讓也必須適用同一規則。他們進一步指出:"在早期,個人動產很少,而且通常位於所有人的住所地,所以這一規則可能是正確的。然而在當今商業社會,這一規則就完全不合適。因此,所有現代的學者和絕大多數現代法官,都已放棄了住所標准,而且』動產從人』在今天的含義只是指動產繼承應由死亡人的屬人法來支配。" 他們還援引了幾位法官的話作為佐證--毛海姆(maugham)指出:"關於有形動產的轉讓,我認為沒有任何人懷疑其准據法必須為物之所在地法。如果不是這樣,商業貿易就無法進行。"德夫林(devlin)指出:"作為一般規則,通過契約進行的動產轉讓,無疑應由物之所在地法支配。"迪普洛克(diplock)指出:"支配有形動產轉讓的自體法是物之所在地法。"
就司法實踐而言,英國著名的cammell v. sewell案可以作為例證。在挪威的一位船主拍賣了一艘英國籍遇難船上的木材,買受人依照挪威法獲得了拍賣標的物,盡管依照英國法,船主逾越了他的許可權,但英國法院仍然承認這位基於誠信原則的買受人的所有權。crompton法官代表法院的多數意見,發表了如下判決理由:假如動產是依照動產所在地的法律所做的合法且具有拘束力的處置,那麼這項處置在任何地方均具有拘束力。
如果說我們從斯托雷、戴西的理論中只能通過推理、判斷得出結論,認為他們贊成或推崇物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那麼薩維尼的學說以及遵循其學說的一些國家的立法或判例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段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絕對適用時期的存在。
薩維尼從普遍主義--國際主義的立場出發,避開了法律的域內域外效力問題的爭論,主張平等地看待內外國法律,以判決結果的一致性作為國際私法所追求的目標。他認為,國際私法存在的根據是因主權國家間的互賴和各民族間的互通而形成的"國際法的社會"。國際私法的任務,是為每一種法律關系確定依其本質所應歸屬或應受制的法律秩序,為此,即應探得各該法律關系的"本座"(sitz):支配該本座所在地的法律秩序,即為該法律關系所應歸屬的法律秩序。而法律關系的本座應依法律關系的特性來確定。關於物權,他認為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應以物的所在地為本座,從而都應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現代羅馬法體系(第八卷)》(即《法律沖突與法律規則的地域和時間范圍》)這部不朽的著作中,薩維尼指出,自從法則區別說以來人們就一直在堅持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即"用於支配物權的法律將適用於位於立法者領域內的所有的物,而不論該物涉及的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在對這個原則的理解和適用上卻作了錯誤的不必要的關於動產與不動產的區分,以致剝奪了該原則固有的效力和一貫性。該原則被認為只適用於不動產,而動產則由住所地法來判定。由住所地法來判定動產,違背了法律關系本身的特性,人為地將住所地法擴大適用於所有的地方。這是薩維尼從歷史的角度對"動產隨人"原則所作的剖析。繼而,他又從"人"和"住所地"的不確定性方面對"動產隨人"進行了更加深刻的批判。薩維尼認為,動產物權適用人的住所地法,這里的"人"是與動產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人,而界定利害關系人是十分困難的。他進一步指出,對於利害關系人可以理解為所有人,但在財產轉讓中,利害關系人是指以前的所有人還是指新的所有人;在關於財產的對立糾紛中有雙方當事人,到底哪一方是所有人;如果不僅僅從所有權的角度考慮,再從物權的其他形態上考慮,每種物權在其存在或被主張時仍然會產生不止一個的利害關系人。利害關系人既難於確定,住所地法也就難於確定,"這樣,指導我們的住所地原則,即使其本身理由充分,也仍是非常模糊的,因此這個所謂的規則對問題的實際解決沒有什麼效果。"
關於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薩維尼指出,"為了確定它們所屬的法域,我們要根據物權客體真正的性質來確定這種地域。因為物權客體是由感覺來感知的,並佔有一定的空間,因此它們所在的空間場所自然是它們所參與的每一法律關系的本座。一個人為了取得、擁有或行使對物的權利,他必須到物所在的場所,對於這種特定的法律關系,他自動地使自己服從於約束該地域的本地法。因此當說到物權由物之所在地法(lex rei sitoe)判定時,這種主張所依據的理由與人的身份適用住所地法(lex domicilii)理由相同,二者均源自自願服從。" 薩維尼從物權的主要客體--物著手,分析物的客觀空間屬性,從簡單、實用與有效行使權利的角度闡述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理由,這是應該給予肯定的。然而,在主觀方面,他認為物的權利人一概"自願"服從物之所在地法,未免過於武斷,似乎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此外,承襲薩維尼學說的德國學者齊特爾曼(ernst zitelmann)以對"權利性質"的研究為基點,探討法律適用問題。他認為,國際私法上的問題其實是以特定權利的得失為內容,並只能由具有國際法上主體地位的國家的法律來判定,而這種法律就是當時有權賦予或消滅各該權利的法律。國際私法的任務就是確定此項法律。這些權利可以分為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據此,齊特爾曼提出了若干國際私法的適用原則,例如,受對人主權保護的權利適用屬人法,即本國法,如有關身份、能力、親屬等問題,受領土主權保護的權利則適用屬地法,即所在地法,如有關動產、不動產等物權。 齊特爾曼著眼於法律關系之中所蘊含的權利問題,以對物權的性質的分析為基礎,從有利於物權的保護出發,仍然得出了不論動產物權還是不動產物權均適用物之所在地法的結論。
在立法方面,1756年的巴伐利亞法典是最早採用絕對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立法範例。它在沖突法方面接受了"法則區別"學派提出的一些普遍性規則,但在物權方面,它拒絕了"動產隨人"的原則,而不分動產與不動產、有體財產與無體財產,主張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不過,總的說來,在立法上規定物權一概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甚至還很復雜。1865年義大利民法典第7條,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第10條,1811年奧地利民法典第300條等均接受動產隨人理論。然而,自從1864年以後,義大利的學說就曾試圖通過解釋的方法,把動產置於物之所在地法的控制之下,直到1942年修訂民法典時,才在其第22條明確作出規定。西班牙的規定也遭到學者們的批判,並最終在1974年完全更改過來。奧地利法院在實踐中一直沒有採用其民法典的規定,並於1913年的國際私法立法中贊成把物之所在地法適用於所有財產。
中南美洲國家普遍採用了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如1855年智利民法典第16條,1916年巴拿馬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1917年墨西哥憲法第121條第2款,1936年瓜地馬拉關於法院權力組織法第21條,1936年秘魯民法典前加編第6條和1984年秘魯民法典第2088條,1942年巴西民法施行法第8條以及它的196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344條,1942年的委內瑞拉民法典第10條以及它的1963年國際私法草案第44條和1998年新國際私法第27條,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74年國際私法草案第16條,1899年巴拉圭民法典第1011條以及它的1985年國際私法第16條,1906年宏都拉斯民法典第14條,1904年尼加拉瓜民法典第6條,等等,均對動產和不動產一律適用物之所在地法。此外,1889年《蒙得維的亞國際私法條約》第32條,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105條,也都在總的原則上支持對所有的財產適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亞洲,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國家也很多。如1898年日本法例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動產及不動產的物權及其他應登記之權利,依其標的物所在地法"。日本法例雖歷經1942年、1947年、1964年三次修改,但是這一規定始終未變。1939年泰國國際私法第16條第1款規定:"動產及不動產,依物之所在地法",第17條規定:"在訴訟進行中變更動產的所在地時,仍依該訴訟開始時物之所在地法。" 1982年土耳其國際私法和國際訴訟程序法第23條第1款規定:"動產和不動產的所有權以及其他物權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律。"此外,伊朗、伊拉克、前蘇聯東歐國家、非洲的埃及、馬達加斯加等國,也都主張絕對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則。
我國台灣地區1953年6月制定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第1款規定:"關於物權,依物之所在地法",第3款規定:"物之所在地如有變更,其物權之得喪,依其原因事實完成時物之所在地法。"在實踐中,圍繞第10條的規定曾發生過一起適用案例:1957年5月台灣亞洲航空公司美籍工程師安諾德在台灣地區墜樓身亡,死者遺屬有中國台灣籍的妻子及美國籍的子女二人。安諾德的遺孀及子女向法院訴請亞洲航空公司交還其所保管的安諾德的遺產(動產)。台灣地區台北市地方法院於1957年8月作出判決,認定此訟爭議標的為物權性質,適用台灣地區《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0條的規定:以遺產(動產)所在地法為准據法,判決被告返還原告請求交還的財產。
可以肯定地說,自從19世紀中葉以後,在物權問題上,不論動產還是不動產都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不僅愈益成為學者們的一般共識,而且愈益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實踐。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關於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的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也不是"絕對"的,即使在近現代社會物權絕對適用物之所在地法原則為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之時,仍然有一些國家或學者基於某種原因堅持相對適用的觀點並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因而,"相對適用時期"和"絕對適用時期"的劃分只是從各該時期的總體狀況或佔主導地位的法律適用原則的角度所作的一種觀察,而絕不是指這一時期關於物權關系法律適用的絕對狀態。
⑵ 學習物權法有哪些心得體會啊~
一、《物權法》出台的背景和意義《物權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這是我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物權法是規范財產關系的民事基本法律,調整因物的歸屬和利用而產生的民事關系,包括明確國家、集體、私人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以及對物權的保護。《物權法》第2條:因物的歸屬和利用而產生的民事關系,適用本法。本法所稱物,包括不動產和動產。法律規定權利作為物權客體的,依照其規定。本法所稱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2005年,李某注冊了一家公司,自任月球大使館館長,出售月球土地,頒發所有權證,很快就被工商部門取締。月球土地是李某無法直接支配和排他的,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物,不受法律保護。起草背景:在物權法通過之前,我國的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擔保法等法律對物權作了不少規定。但我國始終沒有一部完整的民法典,在一些問題上無法可依,拆遷、土地承包、物業管理等方面的社會矛盾十分突出。意義:物權法是規范財產關系的民事基本法律,與《合同法》共同構築市場經濟的兩大支柱。財產權分為物權、債權和知識產權三種。物權法的作用:「定分止爭」、「物盡其用」關於「定分止爭」。商鞅在《商君書》中說:「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鶩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貧盜不取。」其中所謂「名分」,就是「權利歸屬」。名分已定,解決糾紛就有了依據,社會才有正常的秩序。關於物盡其用。通過明確權利人對物享有的權力和對物的保護,發揮物的作用,有利於鼓勵人民創造財富,實現民富國強。孟德斯鳩認為:「政治法使人類獲得自由;民法使人類獲得財產。」財產是人類生產、生存的物質基礎,又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物質基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最根本的就是財產經濟關系。物權法對廣大人民群眾最關注的問題,如徵收補償、拆遷規范、房屋買賣中的預告登記、物業管理中的各種權利義務關系的確定、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自動續期等問題,都給予了特別的關注;物權法也高度重視農民權益的保護,將與農民的生產、生活關系最為密切的兩項權利,即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與宅基地使用權第一次明確地規定為物權,這就有力地保護了農民最基本的財產權利。物權法還規定了確認物權的規則,如規定了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中小區各項設施產權的歸屬,實現了定分止爭;物權法關於相鄰關系的規定,為正確處理物權糾紛提供了法律依據。物權法對於徵收、徵用的條件和程序以及補償也都作出了相應的規定。可見,物權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法律保障。《物權法》起草人之一王軼教授認為,《物權法》出台的真正意圖是讓私人財產在與商業利益、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能得到合理、恰當的補償。物權法的頒布可以說是中國在走向民主與法治的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物權思想起源於羅馬人,在17世紀被德國完善。18世紀英國首相威廉%26#8226;皮特的有句名言:「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於對抗國王的權威。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在私人居所,不經允許,國王也不能進入。這與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是不一樣。在西方國家,民法被稱為社會生活的「聖經」,是公民、法人的權利宣言。在世界上有110多個國家有民法典,但中國至今沒有。中國《民法通則》只有156條,但在200年前,法國《拿破崙法典》就有1000多頁。今年三月份,《南風窗》雜志發表一篇文章,說物權法「不僅僅是權利保障法,它更是一部轉變社會觀念,重塑文化心理,再造政治文明的法律。」二、物權法的主要內容物權法共五編一個附則,共19章247條。從內容上分析,物權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自物權,就是所有權,另一部分是他物權。前者是物的歸屬法律關系問題,後一部分是物的利用法律關系問題,包括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總則——概括起來,有兩個基本原則:物權法定原則和平等保護原則。物權法定原則。第5條規定:物權的種類和內容,由法律規定。什麼是物權,必須由法律來規定。國務院和地方政府都不行,不能自行創設物權。比如公房的租賃權是不是物權,在拆遷中如何保護。也有的法學界人土認為知識產權也是物權。雖然在物權法中知識產權不是物權,但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可以作擔保,在作擔保時就是擔保物權。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重點有兩個制度:不動產登記制度和動產交付制度。這兩個制度貫穿著一個原則:那就是公示原則。所有權——是物權體系中的核心性的權利類型。所有權的定義:所有權是指權利人徹底支配物,並因此排斥他人干涉的權利總稱,包括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如何理解這四種權利。處分權是所有權四項權能中的核心權能。 關於所有權的內容主要有:1、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私人所有權(第五章)、2、業主的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第六章)、3、相鄰關系(第七章)、4、共有(第八章)。5、所有權取得的特別規定(第九章)用益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他人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享有佔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第十一章)、建設用地使用權(第十二章)、宅基地使用權(第十三章)、地役權(第十四章)。同時,在第十章「一般規定」中,還規定了自然資源使用權、海域使用權、探礦權、采礦權、取水權、捕撈權等用益物權的權利和義務。土地承包經營權——耕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林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至七十年;等土地承包經營權人依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有權將土地承包經營權採取轉包、互換、轉讓等方式流轉。流轉的期限不得超過承包期的剩餘期限。但這種轉讓是有條件的,經發包人同意,受讓方是從事農業經營的。未經依法批准,不得將承包地用於非農建設。承包期內發包人不得調整承包地。目前,1988年憲法修正案規定,我們國家存在兩種土地所有權形態:土地國家所有制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集體土地需要徵收為國家所有後才能出讓。在物權法起草過程中,對集體土地徵收問題,專家組也提出集體土地直接出讓,由農民直接獲得土地收益,但最後沒有被採納。建設用地使用權——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的,自動續期。非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後的續期,依照法律規定辦理。該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的歸屬,有約定的,按照約定;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辦理。根據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的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的最高年限為:居住用地70年,建設用地50年,教育、科技等50年,商業、旅遊、娛樂40年,綜合或其他用地50年。宅基地使用權——主要是農村人口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享有的有權利用該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屬設備的權利。只是4條,比較簡單。取得宅基地使用權是無償的,因而宅基地具備集體經濟組織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功能。但現在有一個社會現象:就是現在有一些城市人口也到農村買宅基地建房。我們淮北這一現象也很突出。物權法對轉讓的說法是:適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國家有關規定。根據有關規定,這種轉讓是不合法的,產權部門也是不登記的。物權法在擔保物權一章中還規定,宅基地使用權不能抵押。根據我的理解,這也是保護農村弱勢群體的利益,防止貧富差距過大的必要措施。擔保物權——指在借貸、買賣等民事活動中,債務人或者第三人將自己所有的財產作為履行債務的擔保,債務人到期未履行債務時,債權人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就該財產優先受償的權利。包括三種權利:抵押權(第十六章)、質權(第十七章)、留置權(第十八章)。佔有——是指佔有人對不動產或者動產的實際控制。有的專家說它實際上不是一種民事權利,也不是一種物權,而是屬於一種單純的事實。在一般法律意義上,佔有有兩種:有權佔有和無權佔有。比如租賃人對租賃物的佔有,留置權人對留置物的佔有,就是有權佔有。小偷偷的物品,就是無權佔有,當然這種行為還受治安處罰法和刑法的約束。無權佔有,又分善意佔有和惡意佔有。物權法的佔有就指無權佔有。因為有權佔有前面的條款已作了規定。善意佔有人和惡意佔有人所承擔的權利和義務是不同的。比如,張三從李四處借了一個自行車,張三後來去世了。但張三的兒子不知道車是李四的,就作為遺產繼承。這就是善意佔有。李四後來要求返還,並要求支付磨損費。因為是善意佔有,張三的兒子要返還,但不需支付磨損費。但惡意佔有,就要支付磨損費。如果丟失、損壞,惡意佔有還要承擔賠償責任。因損壞取得的保險金、賠償金,要支付給權利人,不夠的,惡意佔有要賠償,而善意佔有不需賠償。通過對物權法的學習,我感到學習法律,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理解社會現象,明確自己的權利,確立自己的行為准則,個人修養經過法律嚴謹精神的熏陶也會得到提高。
⑶ 物權行為理論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
是碩士論文還是學士論文?如果是學士論文就建議換一個題目。因為就這物內權行容為就是律師又有幾個弄得明白的。律師都還在暈著呢,你從哪裡弄實踐意義?理論意義?
再加上題目太大,累不死你。就是碩士論文都嫌題目大。呵呵。
⑷ 求王利明教授的 物權法研究(上、下卷)PDF電子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謝謝了
只找到下卷。
⑸ 物權法核心思想
所有財產平等保護是抄物權法的核心思想
第一:所有財產平等保護
物權法的精髓是第一次不提及國家財產高於一切,而是提出了國有資產、集體資產、私有財產平等保護,這個轉變決定了中國民法不會向蘇聯民法靠攏崇尚公有財產保護的做法,並且讓不同的經濟結構並存而且是在平等的法律保護下,這對於以往的法律是一個非常大的跨越。這樣的提出因應了改革開放後對社會主義的深刻認識,並貫穿了我們正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所以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
第二:鼓勵全民創造財富
因為私有的財產受到平等的保護,所以全民就更有信心去創造財富了,物權法的通過其實是鼓勵全民創造財富的,並提供法律的保護。
⑹ 物權法碩士論文寫什麼題目好
以下物權法論文題目供同學們參考學習——
論生態化理念對物權法的影響
物權法中土地徵收徵用公共利益研究
《物權法》中擔保物權對《擔保法》的突破
我國《物權法》上的物權變動模式研究
《物權法》中擔保物權制度的改進與不足
物權變動中第三人利益的物權法保護
物權法體系下海域物權制度研究
論《物權法》對我國船舶物權制度的影響
論船舶擔保物權及其在我國物權法中的定位
論物權行為理論在我國物權法中的確立
關於《物權法》下海域物權體系架構的研究
論物權法背景下不動產收益權質押的法律保護
物權法上的商事留置權解析
從物權法的視角論析警察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合理行使
從兩岸物權法的制定與發展看德國法對中國民法的影響
論我國《物權法》上浮動抵押權對第三人的效力
物權法視野下的礦業權抵押制度之構建
物權法對銀行抵押權的影響及對策研究
物權法視野下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
《物權法》實施對船舶抵押權的影響研究
物權法權利質權制度研究
論我國《物權法》中地役權的效力及其登記對抗主義的適用
物權法體系下的水權理論研究
《物權法》中小區車庫權屬問題研究
物權法模式下城市房屋徵收之補償法律問題研究
論私有財產權的刑法保障—《物權法》推進制度研究
從公共利益出發,淺析《物權法》背景下的合理拆遷模式
論浮動抵押制度在我國《物權法》的應用
切實踐行物權法—努力開拓民營中小企業融資新渠道
論我國物權法框架下的佔有改定
從物權法的角度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問題
論我國物權法之公示公信原則的適用
物權法下的高等院校物業管理探索
《物權法》視野下警察行政執法的規范化研究
公安行政執法中涉案財物處理與物權法銜接問題研究
物權法中不動產徵收的公共利益問題研究
論網路虛擬財產權的物權法保護
我國物權法上的浮動抵押
基於《物權法》的城市舊集合住宅區再生研究
論我國《物權法》中的特別動產集合抵押
我國《物權法》第七十四條車庫問題法律制度研究
夫妻財產制與《物權法》的沖突及協調
論佔有的物權法保護
《物權法》佔有制度的立法
「釘子戶」現象的物權法分析
高房價的物權法思考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的政治學審視
《物權法》第181條之評析
論物權法之預告登記制度
⑺ 我國現行物權變動模式的研究
我國物權變動模式選擇的歷史比較考察
吳天
發布時間:2006-5-21
【字體:大 中 小】
[摘 要]立法的選擇關鍵在於與社會演進、觀念轉變相暗合,超出社會現實,與文化背景和民眾觀念相脫離的法律,只是游離於社會之外的法律文本,不能作為融入現實社會的規范,難以發揮實效。本文從歷史比較的角度,總結法、德立法經驗,考察我國物權行為理論的立法取捨。
[關鍵詞]物權變動 意思主義 形式主義 法律繼受
一、概說
物權變動模式即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民事立法,對基於合同行為的物權變動進行法律調整的具體方式。當今大陸法系主要存在法國意思主義和德國形式主義兩大物權變動模式立法例。
(一)大陸法系兩大物權變動模式
法國意思主義以法國民法典為代表,否定物權行為的獨立存在。其民法典並未明文意思主義,但從如下法條可判斷其主旨是交付義務的產生使債權人成為所有人:①第938條:「適法的承諾贈與,僅以當事人的合意完成轉移,標的物的所有權無需任何交付而轉移給受贈人」 ;②第1138條「交付物的債務僅以契約當事人的單純合意而履行,即使標的物未交付,自應交付時起,債權人為所有權人,風險隨之轉移,但債務人遲延交付者不在此限」 ;③第1583條「即使標的物未交付、價金未支付,只要就物及價金成立合意,買賣在當事人間即告完成,所有權為買方取得」 ;④第1703條:「交換以和買賣相同的方式僅以合意而完成」 。由此可見法國民法典在物權變動立法上的方針,即物權變動只因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而發生效力,既不需有物權行為,也不以交付或登記為生效要件,動產的交付、不動產的登記只是對抗第三人的要件。即使標的物尚未現實交付,只要合意形成,債權人即被視為所有人,就承擔標的物意外受損的風險。依債權合同設立、轉讓物權時,物權變動是債權效力的當然結果,不承認以物權變動為目的的物權合同,賦予契約具有債權發生和所有權轉移的雙重效果。
與法國式意思主義相對立的是,以德國民法典為代表的德國形式主義,它肯定債權行為之外有物權行為的存在,物權的變動須符合法定形式。其民法典接受物權行為與債權行為區分說,規定不動產物權的設定、讓與和內容的變更,以物權合意和土地登記簿登記為原則。民法典第873條第1款規定:「為轉讓一項地產所有權,為在地產上設立一項物權以及轉讓該項物權或者在其上再設立他物權,如法律未另行規定,必須有權利人和因該權利變更而涉及的其他人的合意,以及權利變更在不動產登記簿上的登記」;第875條第1款:「為放棄一項地產的權利,如法律未另行規定,必須有權利人放棄其權利的意思表示,以及該權利在不動產登記簿的注銷登記」。第929條:「為轉讓動產所有權,所有人必須將其交付給取得人,且所有人和取得人必須達成關於所有權轉移的合意。取得人已佔有該物的,只需所有權合意即可。」從法律條文可見,依債權合同設定、轉讓物權時,債權行為是物權行為的原因行為,原因行為不發生物權變動,只在另有直接發生物權變動的物權行為時,才產生物權變動的法律效力,物權行為是債權行為的履行行為。故不動產物權變動依登記而生效,動產物權變動依交付而生效。
(二)物權變動模式問題的研究方法
過去中國學者對物權變動模式研究,大多集中在介紹和評價一國的法律制度,且著重對德國物權行為理論進行探討,分析其利弊,並在理論上建議立法對此理論的取捨。但是法學研究不能代替法律,法律制度的選擇不能輕易地因主觀判斷而做出。每一項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歷史背景和逐漸適應現實社會的完善過程,對他國法律制度的研究不能流於表面化,要深入其法律制度的內部,全面了解其歷史發展概況,動態把握物權變動制度在該國形成、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只有全面把握才能做出恰當的評價,並進行科學合理的制度選擇。
任何法律都是特定國家和地區社會狀況與時代精神的反映和抽象,都以其特定的法律傳統為前提和基礎。因此,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狀況與時代精神、業已形成的法律傳統,通常會構成特定時代法律規范據以形成的前見。它們之間存在著互相滲透、彼此影響的關系,這種互動關系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謂的「有選擇的親和性」。(1)在此點上,無論是作為意思主義物權變動模式代表的《法國民法典》,還是作為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代表的《德國民法典》都不例外。
基於上述認識,本文對法德兩國物權變動立法背景、形成、發展和完善的歷史進程進行解析,對其做出確切評價,以期對我國的物權變動制度選擇提供參考。
二、法國的物權變動模式——意思對抗主義
(一)法國的意思主義的立法歷史背景
1804年《法國民法典》展現給人們的社會景觀更多的是農村風景,而非都市風景。(2)法典起草者們幾乎未考慮即將誕生的工業社會,所以里珀特才把《法國民法典》稱為18世紀規范農業經營的法。(3)法典制定時,參與市場交易的主體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民、手工業者,僱傭少數工匠的小業主和小作坊主。此時的商品生產,生產規模和社會化程度水平較低。該法典就物權變動所確立的意思主義模式,就著眼於此時與特定生產力水平相適應、依然盛行的特定物交易。
就時代精神而言,法國大革命前夕,批判封建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宗教神學的思想啟蒙運動在法國如火如荼地進行。伏爾泰從功利主義出發認為好政府應保護每個人的自由權、平等權和私有財產權,國家任務就是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平等權和私有財產權」;孟德斯鳩提出三權分立說,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不僅要分離,而且還要使三權互相聯系、互相制約,「以權力約束權力」;(4)盧梭認為,按照自然法原則,人們要在完全平等基礎上,自願聯合建立國家、制定法律,以保護每個人的天賦權利——自由、生命和財產。啟蒙運動為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作好了思想和輿論准備。大革命時代,自由精神高於一切,契約被作為當事人自己立法的主要手段,是實現自由和擺脫等級身份制的手段,因此當時法國出現了民法典立法與高漲的革命熱情相結合的情形。(5)《法國民法典》在自由精神的渲染下頒布並實施,以自由思想為基礎,主張個人意思及自由的絕對權威,強調國家對個人的干預必須是最低限度的,從而實現了市民階層追求自由、平等的要求。
(二)法國物權變動模式的形成、發展和完善
1.法國意思主義的確立
繼受羅馬法的法國古法承認各種假裝交付,以書面交付和佔有改定代替交付,同時在契約公證書中加入已交付條款(實際上未交付),到16、17世紀已成為法國的交易習慣,即羅馬法上交付的觀念化。在物的二重轉讓時,第一買主是假裝交付,第二買主是現實交付,時間在先的假裝交付優先,在事實上承認以意思表示轉移所有權。
法國古法法系的重要部分之一的教會法也間接影響了意思主義的形成。隨著商業發展,法國法原則上堅持契約要式性,但在一定范圍內也承認諾成契約。自17世紀起單純合意產生訴權已成為教會法的原則,同時合意必須遵守的法諺也逐步滲透到法國法基礎中。雖教會法推動了契約諾成主義形成,但所有權僅以合意而轉移的理論仍未完全確立,其形成還得到了自然法學派的進步完善。
法國的自然法學派學者戈羅烏斯從自然法則出發,認為所有權是與客體佔有完全不同的觀念存在,所有權轉讓無需交付,自契約成立時所有權轉移乃是最單純的形式,從只以當事人間的合意發生所有權轉移的觀念出發,批判羅馬法交付主義,並在自然法中為不要交付觀點尋找理論依據。
可見法國古法傳統、教會法的影響以及私法學者的理論貢獻都為法國意思主義的最終形成打下了基礎。
法國意思主義的確立是以1804年法國民法典的制定為標志。意思主義原則與法國民法典總體精神相一致,是大革命個人主義自由思想的產物。法國民法典首次確立契約自由原則,尊重個人意思自由,個人取得權利、負擔義務,完全取決於個人自由意思。契約之內容、方式、成立以及契約當事人之選擇,聽憑當事人自由,國家不作干預。(6)法國民法典把合同視為當事人間的法律,將契約自由的民法精神發揮到了極至,將當事人間物權變動的契約視為當事人間物權變動的法律,那麼自當事人就物權變動的意思表示一致時即發生轉移便成為自然之理。
2.法國意思主義的發展與完善
1848年法國第二帝國開始時,法國已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大工業生產已佔主導地位,機械化飛躍發展,商業發展促成借貸業發展,到1850年法國已有長期借貸銀行,但借貸機構無法在不動產秘密轉讓情況下保證抵押權的安全,故公示制度的呼聲開始高漲。於是1855年對民法典進行補充,規定所有權、抵押權要公示,將不為抵押權標的的權利如不動產質權、地役權、使用權、居住權、18年以上租賃權等納入公示權利范圍,但法定抵押權仍不以登記為必要。這次修訂在保持意思主義原則不變的基礎上,確立了大多數所有權及其他不動產物權設定、移轉,以登記為第三人對抗要件,擴大登記范圍,為公示制度在法國最終確立邁出了決定性一步。其後法國對登記制度進一步完善。如1935年對登記事項作出很大修正,首次規定了幾乎所有的不動產物權變動都應登記,擴大了登記事項。1955年1月4日《土地公示制度改革統令》及同年10月14日《關於土地公示制度改革之1955年1月4日適用的統令》在以往公示制度原則下進行整體重編,規定法律行為及判決產生的權利,登記以前不能對抗依法律規定保有不動產上權利的第三人,登記成為物權變動的對抗要件,從而構成法國現行公示制度。
(三)法國物權變動模式總體評價
綜上所述,法國物權變動的發展過程是意思主義形成流程和公示主義相互影響與排斥的互動過程,並最終妥協與調和,合流為意思對抗主義。總體而言,法國法對物權變動發生依據的規定還是較完備,通過法律自身的解釋和補充使其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滿足交易安全的要求,因此其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意思對抗主義也沒有什麼太多可爭議的地方。
雖當今大多數學者並不認同法國意思對抗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並提出各種批評,許多國家的物權變動模式立法也不主張選擇法國模式,但法國採用的意思對抗主義歷時二百多年漫長歷程,其市場經濟發展良好,不動產交易秩序也並未因此陷入混亂,這就足以說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由於法國啟蒙思想對自由主義的過分渲染,因此《法國民法典》將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契約自由原則推向極端。這種物權變動模式雖最大限度地實現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在關於第三人保護上卻顯得較蒼白,但通過強制公示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措施,最終還是在總體上實現了當事人間的利益平衡,基本維護了第三人交易安全。
三、德國的物權變動模式——形式要件主義
(一)德國形式主義的立法歷史背景
19世紀末期,德國工業化生產規模和社會化程度都有很高水平,經濟活動重點從農業向商業、工業轉移,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在國家起主導作用的是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大市民階層。故《德國民法典》起草者心中的民事主體形象是擁有較強經濟實力的企業家和農場主。物權形式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著眼對信用型契約的規制。它明顯與《法國民法典》將特定物買賣作為規范的一般對象不同,是將種類物及未來物的買賣作為規范的一般對象。(7)這反映出《德國民法典》制定時,信用交易的發展使債權與物權在成立時間和職能上發生分離,並由此引發物權和債權在近代的對立,從而使交易界出現了對於形式主義的要求。(8)
就時代精神而言,《德國民法典》制定時,新社會經濟思想,即國家義務在於有規律地干預各種力量的自由放任,保護經濟弱者。遺憾的是新經濟思想仍未深入私法觀念之中。受新社會經濟思想或多或少的影響,《德國民法典》確立的物權形式主義兼具羅馬個人主義法律思想和新社會經濟思想。一方面,物權變動的基礎仍建立在當事人物權合意之上,體現自然法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要求物權變動具備一定外部形式,以響應保護交易安全的社會政策要求。立法將觀念所有權通過交付和登記公示有形化。《德國民法典》將當事人間物權變動的生效要件轉換成對第三者的公示手段,統一了物權變動中當事人的對內對外關系。
(二)德國物權變動模式的形成、發展和完善
1.德國形式要件主義的確立
1872 年《普魯士土地所有權取得法》對德國近現代民法發展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該法率先規定物權契約及其無因性,藉以摒棄登記實質審查主義。這直接成為1896年德國民法典物權契約及其無因性的立法基礎。為排除土地(不動產)物權變動登記實質審查主義,1872年《普魯士土地所有權取得法》采物權契約無因性。此前,登記官既審查當事人申請書的法律形式,又審查申請書背後的事實關系。使得交易時間延長,成本增加,效率降低。故除舊立新,改采形式主義登記制度成為眾望所歸。依物權契約無因性,物權變動效力應與基礎關系的債權行為相分離,使登記審查僅限於物權契約本身。此後約霍夫起草的德國民法典物權編及1896年德國民法典均繼承了1872年《普魯士土地所有權取得法》。
1874年德國聯邦議會成立民法典編纂委員會,起草民法典。民法典第一草案(物權編)第828條規定:「(1)依法律行為移轉所有權、設定或移轉其他權利及設定擔保,如法律未特別規定,依登記權利人與取得人締結的契約,並在土地登記簿進行登記而發生;(2)第一項所稱契約,須由同意在土地登記簿冊登記權利變動的權利人的意思表示,與另一方對該同意的承諾的意思表示構成……」依該條規定,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把物權契約納入民法典條文中,無庸置疑,是對薩維尼、溫德沙特等人的物權契約及其無因性理論的忠實法律條文化。(9)
民法典第一草案於1888年1月31日公布,不久受到許多批判,但對采物權合意及其無因性基本上未有批評意見。此後第二委員會總體上維持了第一草案所規定的物權合意和登記形式審查主義,並用「物權合意」代替「物權契約」。兩稿審議後,第三草案經帝國國會討論通過,德國形式要件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最終確立——不動產權的設定、讓與、變更,原則上以物權合意和土地登記簿登記進行;動產物權的設定、讓與原則上以物權合意和交付進行。
2.德國對形式要件主義不足的自我完善
每一項制度都有相應的分工、制度界限和內在局限,都不可能或不能完全通過該制度本身解決其自身的缺憾。德國形式要件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也不例外。
德國形式要件主義,使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分離,會出現債權契約無效而物權合意有效,買受人仍取得標的物所有權,這無疑使出賣人遭受不利益。德國立法者在確立形式要件主義時,當然考慮到了其有失交易安全與公平的一面,於是為完善這一缺憾,補救出賣人利益,在編纂法典時確立了不當得利制度。出賣人在喪失標的物所有權時,可提出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來彌補損失。德國民法典第812條規定:「無合法原因而受領他人的給付,或者以其他方式由他人負擔費用而受到利益的人,負有返還義務。雖有合法原因但後來消滅,或者根據法律行為的內容未發生給付目的所預期的結果時,上述義務仍成立。」
正由於德國法中採納物權行為,使部分債權行為無因化,使因債權行為無效仍發生物權轉移的不當得利情形在德國極為普遍,因此不當得利制度成為彌補無因性制度缺陷而存在的必然調整機制。德國法學家Ernbury更是強調不當得利制度乃立法者用來治療自創的傷痕——物權行為無因性。
(三)德國物權變動模式的總體評價
德國民法典在法國民法典頒布將近100年後公布,其立法社會背景與法國大相徑庭——交易頻繁化、時空化,信用經濟迅速發展,所以德國立法者根據現實需要,從維護交易安全形度出發,側重保護第三人利益,採納物權行為理論,最終確立了物權變動的形式要件主義。
從薩維尼創設物權行為理論到德國民法採納此理論至今,物權行為理論的存廢問題一直都有較大爭議,但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贊同物權行為理論的觀念在德國最終成為主流。我們可從當代德國最著名的民法學者集體編纂、並被認為是德國最權威的法典注譯《慕尼黑人〈德國民法典〉注譯·物權編》(第六卷)中看出來:「物權行為原則的產生並被立法所採納,根本上不是純粹的想像和典型的法學思維的結果,這一點不但表現在該原則所提出的一般要求和根據該原則建立的無可指責的法律技術上,而且也表現在它深刻的法理智慧上。尤其重要是,該原則建立的法律制度產生後的歷史表明,它一直能順利地實現法律功能目的。債權行為和物權行為相分離的法律結構從來沒有給法律交易製造困難。」
民法各項制度在追求自身特定製度價值時,不免存在價值上的失衡和沖突,這是「合理」的。只要通過承載相應價值的制度來解決,實現價值與制度的融合,也不失為「善」的民法制度。物權形式要件主義雖非盡善盡美,但通過不當得利制度完善了價值上的失衡,最終保護了交易安全,維護了交易公平,為德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環境。
四、我國物權變動模式的選擇
(一)我國當前的立法背景
目前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和生產力發展水平並不均衡,但社會化大生產仍是生產的主要形式。流通領域內,信用經濟高度發展。事實表明,種類物、未來物的交易等信用交易是經濟交往中的主流形式。其次,純粹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從未在中國大陸土地上真正生根、發芽、成長。在社會主義法治原則指導下,服務於社會公共利益要求的各種社會政策,構成了民法自由原則的界線。在法律傳統上,清末改制以來,取法歐陸的法律繼受思想一直占據的主導地位,即使1949年以後對蘇聯法制的學習,也未偏離這一主線。繼受過程中,中國大陸接受了物權與債權的區分,主張區分物權與債權的取得根據,物權變動采公示原則,並最終將物權與債權區別的一個側面定位在權利是否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上。
(二)我國不動產物權變動法律制度的繼受過程
我國法律現代化進程中,就接受了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民國初期,就採納物權行為理論,法律制定及司法普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並加以運用。如,大理院上字第8號判決:「物權契約以直接發生物權上變動為目的,與債權契約異。契約成立同時履行,更無存留義務之可言。」上字第2359號:「不動產物權移轉,其買價曾否交足及稅契過割遲早皆與不動產物權移轉並無關涉,……」 (10)可見,民國早期民法典尚在制定時,我國司法部門就明確且准確使用了該理論。我國舊《民法》(1930年)第118條關於「無權處分」的規定,是對「區分原則」的明確肯定。其中物權法部分,都是建立在物權行為理論之上的。如,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發生變動的第758條,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變動的第761條,不論是條文設計,還是立法者編纂的立法理由,都明確地採納物權行為理論。從這些資料可以推出,采物權行為理論是我國近代以來民法傳統。
新中國,我國司法部門為適應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在立法之先建立了一些符合物權行為理論的規則。如,在不動產司法實踐中,針對標的物交付後或權利證書交付後一方當事人反悔提出撤消並返還的問題,最高院在一些司法解釋文件中規定,標的物的交付應該維持,並許可當事人補辦登記手續;當事人的合同爭議,可用債權關系來解決。(11)2000年底,最高院召開我國「第五次民事審判工作會議」,會議文件明確宣告,在當事人物權意思表示可以證明的情況下,即使當事人沒有登記,也承認物權變動的有效。(12)這一處理與《德國民法典》第873條第2款物權行為理論應用條款幾乎沒有區別。
現法工委物權法草案第二稿已出台,通觀草稿可看出立法機關已部分接受物權行為理論。如草案總則中第4條採納了物權變動的公示公信制度;在不動產物權變動部分可看到區分原則的影子。如第16條:「當事人之間訂立有關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不動產物權合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合同另有約定外,自合同成立時生效;未辦理物權登記的,僅涉及物權效力,不影響合同效力。」草案採納了不動產登記和動產交付的公示原則(草案第10條和第29條)。
(二)總結——我國物權變動模式的立法態度
法德兩國物權變動模式的制度設計和選擇,無疑各具歷史的合理因素。法國依大革命時已紮根的自由主義思想,確立意思主義,後為適應現實經濟需要進行修正,並最終確立意思對抗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在法國民法典制定後將近二百多年時間里發揮著巨大作用。德國受薩維尼的影響,將物權行為理論運用到民法典中,開創性地確立形式要件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其確立既滿足德國交易安全的客觀需求,又符合信用經濟的發展需要,實現了交易公正。可見,每一項法律制度的確立都有其歷史因素和社會現實,孰優孰劣需在各自法律制度中去評判。
各民族的法律發展史表明,一些法律進化模式會在不同的社會秩序中或在相似的歷史情勢下不斷重復出現。從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發展狀況來看,我國的社會經濟背景很類似於德國制定民法典時所處的歷史狀態——交易頻繁,信用經濟急速擴張,對維護交易安全的呼聲日益增長。鑒於我國早有采物權行為理論的法傳統,加之我國正建設市場經濟的現實情勢,我國物權變動模式采德國立法例,是切實可行,也有現實客觀需要。
[注釋]:
(1)鄭戈 著《韋伯論西方法律的獨特性》第49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卡勃尼埃語 轉引[日]大木雅夫著 范愉譯《比較法》第180頁 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里珀特語 轉引《月旦民商法研究2》第102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4)孟德斯鳩 著《論法的精神》上冊 第154頁 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5)[德]茨威格特和H·克茨 著《比較民法總論》潘漢典等譯 第162頁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梁慧星 著 《民法總論》第36頁 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7)朱岩 編譯 《德國新債法》 第59頁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8)[日]稻本洋之助 著 《民法Ⅱ物權》 第95頁 青林書院新社1983年版
(9)參見[日]廣瀨捻《無因性理論的考察》載《法學論叢》第72卷
(10)楊洪烈 著《中國法律發達史》第1202頁
(11)參見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關於審理房地產管理法施行前房地產開發經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等
(1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編《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2000年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頁
[參考書目]:
(1) 於海涌 著 《法國不動產擔保物權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 王 茵 著 《不動產物權變動和交易安全》 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3) 田士永 著 《物權行為理論研究》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 孫憲忠 著 《中國物權法原理》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 王文傑 主編 《變動中的物權法》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6) [美]E·博登海默 著《法理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簡介:吳天,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04級民商法碩士研究生
⑻ 物權的概念
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和他物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或者說,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
不動產指土地以及建築物等土地附著物;動產指不動產以外的物。
制定物權法,對明確物的歸屬,充分發揮物的效用,維護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更加重要意義。
(8)物權思想研究擴展閱讀:
物權的價值:
1、清晰區分各種法律關系,便於准確適用法律
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法律關系非常明晰。以買賣為例,則分為三個獨立的法律行為:一是債權行為(買賣契約);二是為轉移標的物所有權之物權行為;三是轉移價金所有權的物權行為。
2、交易安全的保護機能
物權行為理論的支持者認為,物權行為理論最重要的價值或者機能,在於對交易安全的保護。
他們指出:必須將作為原因的當事人的意思與所有權讓與的「構成部分」分離開來,否則新的所有人必將依附於前取得者,難以避免因原因關系的瑕疵而喪失權利的可能性,如此,交易勢必遭受阻礙。
而物權行為的無因構成縮小了交易人對權利人的檢索范圍,在交易之際,人們無須將其視野移出相對人而無限地檢索真正的權利人。
3、使法律關系理論最終臻於完善,完善了民法體系
作為德國民法理論最有特色的「標志型建築」的物權行為理論,不僅被認為是潘德克吞法學或者概念法學最為輝煌的運用成果,不僅將德國學者所崇尚和擅長的法律形式理性思維方法推向極至,而且對於德國物權法乃至整個德國民法體系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⑼ 對物權行為理論的看法.
⒈物權行為是客觀存在的,它是法律行為的一種,只要承認債權與物權的劃分,就必然要承認債權行為之外還有物權行為。
首先,「法律行為」這個概念是德國學者首先提出的,它從根本上解決了一般性的法律行為與具體的法律行為形式之間的關系,為不同類型具體法律行為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克服了大陸法系各國法制實踐中長期懸而未決的矛盾,解決了法律行為普遍規則與具體規則之間的關系,使民法典避免再對各種具體法律行為作出不必要的重復規定。它解決了意思自治原則與合同自由原則之間的關系,確認了法律行為不僅可以發生債法上的效果,而且可以產生婚姻法、親屬法以及其他私法上的效果,擺脫了將法律行為從屬於債法或合同法的傳統民法體系。
同時還認為,只要我國民法理論還承認債權、物權、親屬權等基本民事權利的劃分,就同樣必須承認物權行為這樣一種法律行為的客觀存在。因為作為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種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人們從事法律行為的目的可以是各不相同的,既然有以特定人與特定人之間以發生、變動、消滅債權債務關系為目的的債權行為,順理成章地就有一個以設定、變動和消滅物權為目的的行為,這就是物權行為。
最後,物權行為是對法律行為依其法律效果進行分類的邏輯上的必然結果。如果否認我國民法理論中存在物權行為,那麼我們就無法對法律行為按照人們意思表示中希冀引起法律效果的不同加以分類,整個民法的邏輯體系將可能因此而發生混亂。有的學者已經指出,如果在民法理論上否認物權行為,那麼作為法律行為的唯一支柱就只有債權法上的合同。這樣一來,法律行為作為一項民法總則中規定的制度就成了問題,因為,只作為對債的發生原因之一的合同的規則的抽象,作為債法的一般規則尚有問題,作為民法的一般規則列入總則編的科學性就更不能成立了
⒉關於物權行為的無因性問題,文中是這樣說明的:無因行為必須由法律作出規定,法律可以規定某些物權行為是無因行為,也可以規定某些債權行為是無因行為,德國民法就是如此。某種行為,在理論上我們認為它「應該」是無因行為,但未規定在法律中,還是不能作為無因行為看待。
另外,孫憲忠博士在文中提到 :
⒈(物權行為)理論使民法體系更加清晰合理,富有邏輯性。
⒉加強了對交易安全的保護,為保護善意第三人提供了最切實的理論基礎。
⒊該理論最終解釋了物權公示的「公信力」,即物權為什麼必須公示並能在公示後取得對抗任意第三人的效力的問題。
而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提出反對意見,其中以王利明先生為代表3,他的意見主要有:
第一, 所謂移轉物權的合意實際上是學者虛構的產物,在現實的交易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獨立於債權合意之外的移轉物權的合意。
⒈以買賣為例,當合人訂立買賣合同的目的,就是使一方支付價金而取得標的物的所有權,而另一方通過交付標的物而取得價金的所有權。因此,移轉價金和標的物的所有權既是當事人訂立債權合同的目的,也是債權合同的基本內容,如果將移轉標的物和價金所有權的合意從買賣合同中剝離出來,買賣合同也就不復存在。而且,當事人訂立任何一份買賣合同,都必須對價金和標的物移轉問題作出規定,否則買賣合同將因缺少主要條款而根本不能成立。既然當事人在買賣合同中規定價金和標的物的移轉問題,那麼他們沒有必要就標的物和價金的所有權移轉問題另行達成合意。因此,所謂移轉物權的合意是包含在債權合同之中的,它本身不可能超出債權合同。
⒉物權和債權的性質區別並非必然導致物權的意思表示必須獨立於債權的意思表示,也並非是產生特殊的物權變動方法的根據。
⒊就交付行為來說,它並不是獨立於債權合意而存在的,交付的性質是實際佔有的移轉,從物權法的理論來看,單純的實際佔有的移轉並不能必然導致所有權的移轉。交付效果不可能與買賣合同分割開來。尤其應當看到,實際交付標的物不是什麼單獨的行為,而是當事人依據債權合同而履行義務的行為。例如在買賣合同中,交付標的物是當事人應負的基本義務,而一個交付行為是否真正完成,取決於出賣人所實施的交付行為是否符合買賣合同的規定。如果出賣人未按合同規定的期限提前或遲延交付,或交付標的物有瑕庇,或交付標的物的數量不足,顯然不符合合同的規定不能構成真正的交付。如果將交付行為與買賣合同割裂開來,那麼交付行為的正確和正當與否也失去了評價標准。
⒋就登記來說,其本身並非民事行為,而是行政行為。
而針對否認物權行為的意見,孫憲忠博士在他的文章4中提到:
⒈物權行為並非純屬抽象,而是事實存在的
例如,德國民法上,所有權人為自己的土地設立債務的行為,以及定限物權的設立行為都是現實中存在的物權行為。
⒉關於物權行為抽象性對原所有權人保護不利的質疑:
關鍵在於我們沒有了解到德國物權行為理論的新發展,即,在德國法上,將法律行為理論的一般規則運用於物權行為之中也是符合法理的,那麼,物權合意就可依一定情事得為撤銷,也就不存在對原所有權人不利的問題了。
⒊關於物權行為理論過於玄妙而難以被公眾理解和立法,司法運用的問題。
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不成其為問題,因為一個符合法理,邏輯的理論只是因為對其了解和運用的不熟悉就棄之不用,實在是為荒唐。
經過閱讀相關的一些文獻和論文,我對物權行為理論有一點自己的認識,其中主要的想法來源於雅科布斯先生的《19世紀德國民法科學與立法》一書的後記,即雅科布斯先生和楊振山先生關於物權行為理論的討論以及雅科布斯先生對物權行為理論的產生背景,發展歷程和推理進路的介紹。
一?物權行為理論的前提:
1法源前提:
薩維尼並非獨自完成了物權行為理論的發現,而是基於胡果的研究成果。而胡果的研究立足於對羅馬法的研究,同時,薩維尼在發展胡果的理論時也是基於對羅馬法的研究。可以說羅馬法是物權行為理論的法源基礎。
2理論前提:
通過對羅馬法的考察,胡果發現,在法學階梯的法學體系的第二部分中,應該區分出有關對物的物法和對人的債法5。這也是德國民法典最值得提到的體系特點,即對物法和債法的截然區分6。同時,對債的性質的認識,也使物法和債法的區分得到清晰:胡果將債稱為人際間的束縛並在這個意義上將此概念稱為「羅馬法的精神」,而從這個表述中可以發現,「債權是一種權利,其針對的對象並非物,而是另外一個人;債權使這個人失去對享有除某個債權中所指的行動的自由權以外的全部普遍自由,這個行動因為被排除(此排除並不排斥他人)出自由的范圍,所以不再是可以做的行動,而是必須做的行動。」7
由於債法與物法的分離,所以在所有權取得方式中不包括債的關系8,因此債權請求權被排除出所有權轉讓的要件。那麼,現在可以發現,為了物權變動的生效單單依據債的關系是不能完成的。物權和債權的二分是物權行為理論的理論前提。
二?物權行為理論的推導:
在物權行為理論發現前的時期,當時的學者通常認為,所有權繼受取得的要件被分為(合法)的名義和取得形式兩部分9。而關於名義和取得形式的具體含義則經過了一個時期的發展。在所謂的「中世紀畸形化」的時期,取得形式被定義為交付,而(合法)名義被認為是指向所有權轉讓的債權。
為了糾正這一「中世紀畸形化」和順應「時代潮流」,於是產生了下面的結論:「在所有權的取得中,必須存在一個區別於所有權取得本身的名義。」更准確的說,所有權是在「佔有開始」之後產生的,於是將債權請求權稱為名義是一個錯誤。轉讓行為和轉讓的基礎行為相分離,是澄清了上述不準確表達的羅馬法10 。那麼,與債權請求權相分離的名義就只能是一個合同,而這個區別於建立債權請求權的債權合同的合同就只能叫做「物權合同」。11
至此,物權合同或者說物權行為已經凸現眼前,這樣一個嚴密的邏輯推導過程又是基於羅馬法的法源地位,而物權行為的獨立性也因此證成。
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的存在是物權轉讓的抽象性的主要原因。12
意思的動機不屬於意思,債權行為是物權轉讓行為的動機而非其意思本身。雖然,沒有人會沒有動機的為意思表示,但動機本身不能被考慮為意思表示。
從這個判斷出發,我們會發現,獨立的物權合同或許其基礎關系――債權合同會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效,被撤銷,但由於這個債權合意僅僅是物權合意的動機,所以,只要物權合意本身沒有無效或被撤銷的事由,那麼物權轉讓就是合乎合意的有效。
在債權合意失效情況下物權合同有效並發生物權轉讓的效力,於是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的存在就是適宜的和必要的。
但是,發現物權行為理論的法學家並不是以這樣的邏輯順序推理,而是從反方向進行推理。由於在羅馬法中存在這樣一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那麼就有下面的推理:法律行為可以因為錯誤動機而無效被撤銷,而這一錯誤的可撤銷性又來自於法律行為鑒於一個法律原因而實施,而錯誤正好涉及這一原因,這就是「錯誤的重要性或曰致命性」。這個錯誤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涉及一個原因,而所有權轉移行為恰恰鑒於原因而實施。因此,實際中現有法的不當得利請求權是缺乏法律基礎的所有權有效這一結論的邏輯基礎。如果,基於誤想原因而實施的轉讓不能有效將所有權轉讓給受讓人,那麼這將與缺乏法律基礎而給付的不當得利相沖突。13
四?總結:
從上文的論述中可以發現,物權行為的發現是一個從羅馬法法源出發,嚴密邏輯推理和細化法律關系的過程。從這個過程中似乎沒有可以駁倒的漏洞,也許這就是物權行為這一論題不斷被爭論而未能有壓倒性反對意見的原因。那些反對意見只是集中在物權行為理論的影響和外在價值,還無法從根本上對其核心價值、推理前提和推理過程進行摧毀。所以,反對意見只能說明物權行為理論的疏漏,卻不能將其推翻。如果想做到這一點就只能將推導的法源否定,那就是否認羅馬法的合理性和邏輯性,而這一點相信是難以做到的。另外,承讓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否認其抽象性相信也是不合邏輯和不合體系的。因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在邏輯上否認物權行為的抽象性。
⑽ 求王利明的物權法研究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