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研究

㈠ 我國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有哪些

知識產權的保護的法律法規有哪些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1987年)中規定了6種知識產權類型，並規定了知識產權的民法保護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八條的篇幅，確定了知識產權犯罪的有關內容，從而確定了中國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經歷三次修訂，於2014年5月1日實施最新修訂版，《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法規比較全面地保護了商標。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經歷三次修訂，於2009年10月1日頒布實施修訂版;《專利法實施細則》、《企業專利工作管理辦法(試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法釋[2001]20號)》、《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9〕21號)》、《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等配套法律規范。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經歷兩次修訂，於2010年4月1日實施最新修訂版，正在進行相關修訂過程中;最新的《著作權法實施條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路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6修正)》等司法解釋均在司法層面對著作權、網路著作權等做出了法治保護。《關於規范網路轉載版權秩序的通知》規定，互聯網媒體轉載他人作品作出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經過兩次修訂，對計算機軟體及先相關提供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對植物品種進行立法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在促進知識產權向社會生產方面的轉化提供了保障。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明確規范了不正當競爭行為，其中在包裝、裝潢、商業秘密等方面對知識產權進行補充性立法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其中規范了民事侵權的類型以及相應的侵權責任。
《網路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行為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網上開店正式開始進入「實名制」時代。
產品設計的知識產權保護，是通過其他具體知識產權進行保護。

㈡ 韓軼的學術論文

（部分獨撰學術論文）
1．情感因素與刑事責任 《政法論壇》1996年第2期。
2． 行為人供述的真偽辨析 《安徽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
3．虛假廣告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比較研究 《安徽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
4．刑罰一般預防目的質疑 《中外法學》1998年第2期。
5．影響刑事責任因素的理論探討 《河北法學》2000年第1期。
6．財產犯罪附帶民事訴訟之我見 《安徽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
7．對必並制罰金刑立法的思考 《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
8．對刑罰一般預防的再認識 《法學評論》2000年第6期。
9．刑罰裁量視野中的人身危險性論綱 《法律科學》2001年第6期。
10．特殊防衛權主體之審視 《法商研究》2002年第1期。
11．人身危險性探究 《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2年第1期
12．我國刑罰目的之理性審視 《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 2002年第1期。
13．刑罰目的層次性辨說 《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
14．刑罰預防新論 《法律科學》2004年第5期。
15．刑罰目的重構論 《刑法論叢》（第八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16．刑罰目的與刑法價值 《中國法學》（英文版）2005年。
17．未成年人犯罪立法之反思 《法學》2006年第1期。
18．刑罰目的的實現 《環球法律評論》2006年第1期。
19．我國累犯制度立法之完善 《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
20． 刑法價值與刑罰目的關系論 《河北法學》2006年第24卷
21．論刑罰目的與量刑原則 《安徽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
22．法人犯罪不宜適用類推 《人民檢察》1996年第10期。
23．侵犯著作權犯罪的認定和處理 《檢察日報》1996年6月3日
24．廣告詐騙犯罪初探 《檢察日報》1996年7月15日
25．搶劫犯罪若干問題研究 《教學與科研論文集》團結出版社1997年7月版
26．論持有行為 《人民檢察》1997年第7期。
27．財產犯罪附帶民事訴訟再研討 《人民檢察》2000年第12期。
28．罪刑法定與罰當其罪 《法學導讀》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
29．累犯處罰原則應予完善 《人民檢察》2005年第23期。
30．餘罪自首中「其他罪名」應包括同種罪名 《人民檢察》2006年第6期。
31．減輕處罰在多刑種配置模式中的適用 《人民檢察》2007年第5期。
32．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犯罪的認定和處罰 《檢察實踐》2000年第6期。
33．懲罰犯罪與人權保障 《檢察實踐》2002年第6期。
34．刑罰目的與刑法效益 《檢察實踐》2004年第4期。
35．關於強奸罪中「脅迫手段」之理論思辨 《湖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 2000年第5期。
36．試析強奸犯罪的動機 《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1994年第1期。
37．試論懲罰犯罪的刑罰目的 《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年第4期。
38．論刑罰的積極預防 《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年第3期。
39．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犯罪的幾個問題 《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3期。
40．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分析與立法完善 《政法論叢》2007年第5期。
41．刑罰目的的實現與緩刑、減刑、假釋立法的完善 《安徽大學法律評論》2004年第1卷。
43．西方國家的刑罰目的觀及其對我國刑罰目的界定啟示 《安徽大學法律評論》2001年第1卷。
44．自首制度探解 《刑罰基礎理論研究》趙秉志等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45．試論行賄人的供述 《天津商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
46．刑法價值論 《刑法評論》2007年第1卷
47．我國若干具體犯罪法定刑完善之探討 《中國檢察官》2006年第3期。
48．未被列為立案對象是否受追訴時效期限的限制 《人民檢察》2008年第23期。
49． 必並制罰金刑不宜廣泛規定 《檢察日報》2009年1月5日
50．刑事政策與刑罰目的關系論 《安徽大學法律評論》2009年第1卷。
51．民族習慣法之「損賠規則」探解 《人民檢察》2009年第10期。

㈢ 什麼是知識產權它具有哪些特點

（1）獨占性。是指專利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具有排他性質，任何人要實施版專利，除法律另權有規定的以外，必須得到專利權人的許可，並按雙方協議支付使用費，否則構成侵權。（2）時間性。是指專利權只在授權有效期限內有效，期限屆滿或終止失效後該發明創造就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利用，專利權的期限是由專利法規定的。（3）地域性。是指一個國家授予的專利權只在授予國或地區的區域范圍內有效，對其它國家或地區沒有法律約束力，每個國家或地區所授予的專利權，其效力是互相獨立的。

㈣ 求：關於知識產權方面的論文。

三、關於知識產權犯罪的主觀罪過 刑法學界一般認為，知識產權犯罪的罪過形式是故意，過失不構成本類罪。這是因為：第一，從刑法理論上看，知識產權犯罪可歸入法定犯。法定犯作為一定的社會現象，其本身並不一定蘊含著法律所禁止的性質或為社會所責難的性質，國家之所以認為這種行為是犯罪行為，完全是出於某種行政的社會政策的需要。法定犯由於其倫理道德上的可譴責性較弱，不宜對其主觀犯意過於苛責，行為人只有在出於故意的情況下，才宜作為犯罪對待。過失行為則通常作為一般違法行為處理。這是刑法人道和刑法謙抑的價值取向的必然要求。第二，從刑事立法來看，考慮到刑事立法以懲罰故意為原則、過失為例外和犯罪故意一般不作規定，過失則明確規定的立法原則，本類犯罪應屬故意犯罪無疑。 我國刑法學界對於知識產權犯罪的主觀故意的要素和內容還有不同的認識，尤其表現在對於違法性認識和犯罪目的的看法上。 第一，關於違法性認識。對於違法性認識是否為故意的要素，各國刑法有不同的規定，刑法學界爭議較大，實際部門也有不同的認識和做法。在此問題上持何種立場和態度對於定罪量刑有重要意義。 第二，關於犯罪目的。對於知識產權犯罪的目的內容，尤其是是否「以營利為目的」，目前，在刑法學界爭議甚大。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第一種認為：知識產權犯罪在主觀上，行為人須是出於故意，且以營利為目的；以營利為目的是這類犯罪的共同主觀特徵，同時也是構成犯罪的主觀要件[14](P．460～461)。 第二種認為：侵犯商標權、專利權的犯罪在主觀方面只能是基於故意；侵犯著作權的犯罪，在主觀方面除了是基於故意之外，還必須是以營利為目的；侵犯商業秘密權的犯罪也不需以營利為目的。 第三種認為：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是以「營利為目的」，這個范圍限制過窄、過死，建議除規定「以營利為目的」外，考慮到行為人在抄襲、剽竊、假冒他人作品時是以秘密方式進行的，是否可增加「以盜竊他人名譽為目的」或「以詆毀他人名譽為目的」等表述，適度擴大對犯罪主觀方面的規定。 四、關於知識產權犯罪犯罪構成的描述性要件 在我國刑法中，有些犯罪行為事實只要符合某法定犯罪構成關於犯罪客體、客觀方面、主體、主觀方面四個要件的規定，則構成犯罪，這被稱為行為犯。但有一些犯罪行為，卻要求具備諸如「情節嚴重」、「後果嚴重」等條件才成立犯罪，這被稱為情節犯或結果犯。為便於研究，我們將前述四個要件稱為犯罪構成的基本要件，它們對於任何犯罪的成立都不可缺少；將「情節嚴重」、「後果嚴重」稱為犯罪構成的描述性要件，它們對於情節犯、結果犯等的成立不可缺少。由於我國採取犯罪構成的「立法既定性又定量」的模式（這不同於外國刑法犯罪構成的「立法定性、司法定量」模式），犯罪構成的描述性要件作為立法定量的表現，在司法實踐中通常被直接作為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判斷標志，其規定是否適當，意義重大。 我國刑法典對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構成描述性要件的規定有以下5種情況： 1.以「造成重大損失」作為要件，如侵犯商業秘密罪。 2.以「銷售金額數額較大」作為要件，如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 3.以「違法所得數額巨大」作為要件，如銷售侵權復製品罪。 4.以「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作為要件，如侵犯著作權罪。 5.以「情節嚴重」作為要件，如假冒注冊商標罪，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假冒專利罪。 可以預見，伴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必將面臨日益嚴重和復雜的知識產權犯罪問題。如何完善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是擺在刑法學者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我們期待著關於知識產權犯罪的研究進一步深入。

㈤ 該畢業了，學的是法律專業。 我想請教一下，以下三個題目哪個比較好寫 我國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研究 關於專

首先說明，看你這種提問方式，像是本科畢業。其次，你的問題好像沒有問完，請你檢查。我只看到一個題目哇！！最後，就我看到的題目來說，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題目太大，這種題目就算是博士畢業論文也是很難的，一般本科論文一萬左右子，根本不行。建議寫摸一個具體權利比如知識產權中的 著作權之類的 不要寫司法保護，寫一下刑法保護 民法保護都可以。例如我國著作權的刑法保護，或者中外著作權刑法保護比較研究之類的 比較好些一些。 希望對你有幫助。

㈥ 知識產權受侵害有哪些對策

近年來，侵犯來知識產權源犯罪的情況日趨嚴重。就我國當前知識產權保護現狀而言，已經基本建立起了一套民事、行政、刑事並行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但相對於知識產權的行政和民事保護，刑事保護明顯缺乏力度。不可否認，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打擊是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知識產權保護的最後防線。本文通過對本市檢察機關辦理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實證調研，歸納了辦理此類案件時的特點及存在的問題，分析原因，並就如何有效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提出建議。

㈦ 求論文摘要的翻譯。。。急。。。在線翻譯的就不要回答了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the status and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 criminal la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much attention. I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China's criminal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undertake a study to understand the need for protection of its criminal law.
Penal Code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not only by the Penal Code itself has the function of the severe form of sanctions determined by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economic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behalf of the common trend.
This paper studies criminal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of criminal law, criminal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 China's current problems and improve the criminal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㈧ 為什麼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

摘 要：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有分散型、集中型和結合型三種。從現實選擇上，我國關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歷史演變過程。從未來走向上，盡管各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但分散型立法模式應當是我國大陸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因為，「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知識產權犯罪作為行政犯以及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等特徵都決定了分散型立法模式是未來的恰當選擇。

關鍵詞：調查公司 知識產權 專利權 商標權 著作權 商業秘密 商業調查公司 商務調查

知識產權是人類的智慧結晶，它造福於人類，因此，必須對知識產權予以保護，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可以是民事的，也可以是行政的，還可以是刑事的，本文擬對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問題略作探討。

一、各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考察

縱觀世界各國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其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方式：

1．分散型的立法模式

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附屬刑法立法模式，就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中設置獨立的罪名和法定刑，而在刑法典中則沒有規定相應的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分散性的立法模式是當今世界較為普遍的立法體例，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多數國家均採用這種立法模式。例如在著作權的刑法立法中，英國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規定在《著作權法》第107條中；美國將侵犯著作權的刑事犯罪規定在《版權法》第506條中；德國則將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集中規定在著作權法中，刑法典沒有設置關於侵犯著作權犯罪的任何刑事處罰條款；義大利則由《版權法》第171條至第174條規定侵犯著作權犯罪；日本自1971年生效並進行了數次修訂的《著作權法》第l19條至第124條規定了侵犯著作權的犯罪及其刑事責任。

2．集中型立法模式

集中型立法模式，也可以稱為刑法典模式，即以刑法典的方式規定所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構成及其刑事責任。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多以此類立法方式為主。例如，《巴西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187條、188條分別規定，沒有經專利所有權人或讓與人的許可而生產屬於專利的產品，利用屬於專利產品的程序與方法，進口、出口、出賣、推銷或者以出賣為目的隱藏、接受侵犯專利的產品，並把非專利權作為自己的專利權而進行工業生產的，分別處以拘役或罰金。我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則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中，顯然也屬於這種集中型的立法模式。

3．結合型立法模式

結合性立法模式，就是在刑法和知識產權法中都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例如，法國關於侵犯商標權的犯罪規定在《法國製造業、商業、和服務業商標法》第27條至第34條中，援引了《法國刑法典》第422條和第423條的規定。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現實考察

（一）立法演進：立法模式從分散到集中

從1979年到1997年，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分散到集中的發展過程。

從1949年到1979 年我國第一部《刑法》制定和頒布期間，整個經濟社會的調控模式是以計劃經濟為主，這種高度控制的計劃經濟政策和「反傑出人物論」（Anti-elitist Ideology）否定了知識資產的私有產權制度。因此，當時我國基本沒有知識產權法，尤其是空缺版權制度。替代知識產權法的是事實上運行無效的獎勵制度。1979年我國頒布的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第127條規定了假冒注冊商標罪。此後，我國改革開放日漸全面深入，為了保證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的可能性，我國需要從先進國家取得技術但同時面臨來自技術先進國家有關保護知識產權的壓力，為了顧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局，在內外壓力下，我國開始建立知識產權制度，並逐步以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的方式建立起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體系。

1．以單行刑法模式保護商標權和著作權

1982年，我國通過了保護商標的專門法律——《商標法》，該法第40條規定：「假冒他人注冊商標，包括擅自製造或者銷售他人注冊商標標識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可以並處罰款外，對直接責任人員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993年我國對《商標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改。修訂後的《商標法》第40條關於商標刑事責任的規定增加了兩種具體行為方式：一是偽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二是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與《商標法》修訂的同時，1993年2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我國第一部商標權刑法保護的單行刑法，即《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

由於我國1979年《刑法》和1990年《著作權法》都沒有規定侵犯著作權的犯罪，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面對日益嚴重的盜版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對於嚴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只能以投機倒把罪加以處理。如1987年11月27日發布的《關於依法嚴懲非法出版犯罪活動的通知》規定：以牟取暴利為目的，從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發行、銷售活動、非法經營或者非法獲利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以《刑法》第117條投機倒把罪論處；數額巨大的，適用《刑法》第118條；情節特別嚴重的，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第1條第（1）項的規定。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的困境，1994年7月5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決定》，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對著作權進行刑法保護的單行刑事法律，彌補了我國著作權刑法保護立法的不足。

2．以附屬刑法模式保護專利權

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規定侵犯專利權的犯罪。1984年3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專利法。該法第63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127條的規定（假冒注冊商標罪——作者注）追究刑事責任。」這實際上是用附屬刑法的方式明確了假冒專利行為的刑事責任。1992年9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但並沒有對侵犯專利權的刑事條款做出修改。

由此可以看出，在1997 年以前，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規定相當分散，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據除了刑法典之外，還包括單行刑法與附屬刑法。這導致1979年刑法典分則中對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已被各種決定和補充規定替代。

到1997年刑法典修訂時，由於此次修訂刑法的指導思想之一即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將刑法實施十七年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①]因此，1997年刑法典修訂後，侵犯知識產權罪被集中規定在現行刑法典分則第三章即「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七節之中。這表明，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由附屬刑法和單行刑法的分散型模式發展成為刑法典的集中型模式。

（二）孰優孰劣：兩種立法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國現行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這種單軌制的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優點：第一，我國現行刑法將許多關於知識產權犯罪的單行刑事法律的內容，納入刑法典中並設立專章，這有利於增強刑法的科學性、統一性和體系性，有利於增加刑法的威懾力；第二，集中型立法使得刑法淵源集中統一，有利於刑法罪名的系統化、集中化，有利於充分揭示知識產權犯罪的共性特徵，便於綜合比較分析各種知識產權犯罪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協調個罪的罪名、法定刑以及定罪和量刑的情節，增強個罪之間的協調性，從形式上有利於司法機關適用。當然，採用刑法典集中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做法也有不足之處：一是集中型模式容易產生立法滯後，不能及時有效適應司法實際需要。由於立法者的理性有限和社會復雜多變，因而不可能制定出一個包羅萬象和永恆使用的法典，這就使任何法典都具有漏洞和滯後性，不能適應社會迅速發展的需要。如在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飛速變化的情況下，刑法典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可能陷於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境地：如果及時修改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內容，則有可能削弱刑法典的穩定性；但如果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又有可能使知識產權的刑事法律規定因不能及時進行調整而滯後於社會經濟生活的變遷，不能有效地發揮刑事法律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應有作用。二是集中型立法模式容易造成罪狀規定的簡單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規范與其依託的相關法律形成毛與皮分離的現象。[②]

相對於集中型單軌制的立法模式，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也是一個利弊共存的選擇。一方面，分散型立法模式具有許多優點：首先具有適時性、靈活性的優點，立法者可以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需要，及時予以制定頒布，因此，這種立法模式最能適合形勢的需要。特別是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其立法基本上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因此舊的法律頻繁修訂，新的法律次第產生，比如，我國1984年頒布的《專利法》分別在1992年、2002年和2008年進行修訂；1983年制定頒布的《商標法》則在1993年和2002年進行修訂。其次，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把民事、行政和刑事責任規定在同一法律中，使三種法律責任相互聯系、相互銜接，共同構建完整的法律制裁體系，有效地增加了法律的嚴肅性、穩定性和立法內在體系的科學性。最後，分散型立法模式使得罪狀的描述可以細致化，便於司法實踐和操作。同時也使知識產權法規中的刑事制裁部分更緊密地與權利、義務部分結合在一起，從而大大地強化了知識產權法規的社會效果。[③]但另一方面，這種分散型的立法模式不利於保持刑法典的體系性，容易讓一個國家的刑法淵源四處散落，削弱刑法典的核心地位。

三、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一）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理論之爭

由於知識產權的兩種立法模式都是利弊共存的統一體，因此，關於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選擇，刑法理論上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集中型模式說認為，在我國集中型的立法模式更為合理，因為隨著現行刑法典的頒布和實施，完備、統一的刑法典已經成為立法者現實的價值追求並已客觀物化。因此，立足於我國的現實立法和立法傳統，採取集中型的立法模式似乎更為合理。[④]

主張結合型立法模式的學者認為，採用德國、法國等國結合刑法典和知識產權法規對知識產權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結合型模式，在維護刑法典的權威性與穩定性的同時，能夠兼顧知識產權犯罪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對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進行修訂與補充，從而合理地組織對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反應，無疑更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要求，值得我國效仿。[⑤]

分散型模式認為，我國當前採用的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很多弊端，建議「將有關刑事規范分散規定在單行的知識產權法或其他法律中，同時完善對罪狀和犯罪行為的表述，科學設立與犯罪危害程度相適應的法定刑」，即採用附屬刑法規范的形式來規定知識產權犯罪。[⑥]

（二）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立法模式的未來選擇

對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的立法模式，究竟是選擇集中型立法模式，還是分散型立法模式，抑或是結合型立法模式，應當根據我國刑事立法的方向以及不同犯罪的特點來選擇適用。因此，我國刑事立法的未來發展方向以及知識產權犯罪屬於法定犯的特點，決定了我國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應當採用分散式立法模式，即通過附屬刑法規范規定知識產權犯罪。其理由是：

1．「結合型」不利於實現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

由於知識產權犯罪都以違反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為前提，因此，相應的知識產權法的修訂，往往會導致知識產權犯罪內容的變化。如果採用在刑法典和其他知識產權法中都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結合型立法模式，則不僅可能導致立法負擔過重的結果，而且稍有不慎就會導致法律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由於我國沒有直接在知識產權法中規定罪狀與法定刑，這可能導致知識產權法修改後，需要按照犯罪處理的情形可能會因為刑法典沒有及時修訂而得不到及時處罰。於是，任何知識產權法的修改都會導致刑法典的修改。反之，如果修改刑法典時，也必須修改相應的知識產權法中的規定；否則，就容易導致各種法律之間的沖突和理解上的歧義。

據上所述，結合型立法模式意味著知識產權法和刑法的修訂必須「同進同出」，特別是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現在處於不斷完善的階段，立法修訂特別頻繁，採用結合型立法模式必然要求刑法典的規定與知識產權法的規定「共進退」，這不僅不利於實現刑法典的穩定性價值，而且也會浪費立法資源。

2．「集中型」立法模式的指導思想難以實現

由於1997年修訂現行刑法典的指導思想之一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因此，「將刑法（1979年刑法——筆者注）實施以來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有關刑法的修改補充規定和決定研究修改編入刑法；將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關條文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改為刑法的具體條款；將擬制定的反貪污賄賂法和軍委提請常委會審議的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犯罪條例編入刑法，在刑法中規定為貪污賄賂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兩章；對於新出現的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經過研究認為比較成熟、比較有把握的，盡量增加規定。」。[⑦]從此開始，我國刑事立法基本上朝著集中性、統一性方向發展，意在使一部刑法典囊括所有的犯罪。具體表現在：凡是需要增加犯罪類型與修改法定刑的，不管犯罪的性質及其與其他法律的關系如何，一概以修正案的方式對刑法典進行修改，基本上不再有附屬刑法，除了一個單行刑法外[⑧],沒有再制定單行刑法。雖然我國現行刑法典的制定，表明集中型模式已經成為我國刑事立法方向選擇的既定現實，但是從我國刑法典十多年的適用情況來看，集中型立法模式追求的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事實上是難以實現的，分散型立法模式似乎更應當是我國刑法立法的未來方向[⑨]。

第一，「統一完備」的立法指導思想被證明是難以實現的。立法者之所以會雄心勃勃要通過一部法典將現實生活中所有的犯罪行為一網打盡，可能一方面在於我們過分迷信法典的力量和價值，以為制定內容全面的法典，就可以一勞永逸並且游刃有餘地處理所有的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可能也在於我們過分相信理性的力量，以為發揮大陸法系國家對生活經驗進行歸納抽象的特長，就可以窮盡生活的全部。但從現行刑法典施行十多年來的情況看，目前為止已經有七個刑法修正案對刑法進行修改或者增加，這充分說明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犯罪的類型會越來越多，一部刑法典事實上不可能囊括所有的犯罪。

第二，穩定性應當是刑法典的基本價值。相對於實現刑法典完備價值的難度，穩定性更應當是刑法典追求的價值，因為「刑法典是規范基本生活秩序的法律，直接關繫到國民基本生活的安定，屬於司法法，司法法的最重要指導原理是法的安定性。[⑩]安定性原理，要求成文刑法典具有穩定性。對刑法典的頻繁增刪，雖然可以防止司法機關對國民生活的恣意干涉，卻影響國民的基本生活，妨礙國民的行動自由。因此，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價值，真正讓刑法典「垂範久遠」，今後刑法立法的方向應當採用分散型立法模式，將屬於行政刑法或經濟刑法的內容，如知識產權犯罪從刑法典中獨立出來，否則「將本應由行政刑法、經濟刑法規定的知識產權犯罪納入刑法典中，會造成刑法典的穩定性和變易性的矛盾：要麼因為頻繁修改，導致刑法典喪失穩定性；要麼為了維護刑法典的穩定性，而不能及時規制知識產權犯罪。

3．知識產權犯罪是行政犯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在立法模式和犯罪種類的關繫上，一般而言，對於刑事犯（自然犯），集中型（單軌制）立法模式無疑是更佳的選擇，因為自然犯是在侵害法益或威脅法益的同時明顯違反倫理道德的傳統型犯罪，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小，有利於保證刑法典的穩定性。但由於行政犯（法定犯）所侵害或者威脅的法益沒有明顯違反倫理道德，其法益侵害程度的變易性較大。因此分散型（雙軌制）的立法模式有利於實現刑法的穩定性。

從犯罪種類而言，知識產權犯罪毫無爭議地屬於行政犯。這不僅表現在知識產權犯罪沒有明顯違背倫理道德，而且還在於知識產權本身具有授予性特點。傳統的物質財產權的設定或取得基於特定的法律事實，而不需要經過國家機關的認可或核准。但是作為無形財產的知識產權的取得，在一般情況下，卻需要依照法定程序經由主管機關的認可。例如發明人完成發明後並不能自動獲得對發明的專利權，而必須依照法律的有關規定，依法向國家專利行政主管機關提出專利申請，經由國家主管機關作出授予專利權的決定，發明人才能取得該項發明創造的專利權；又如商標權的獲得，也是只有向國家商標行政主管機關提出注冊申請，經審查核准注冊後，才能獲得商標權。知識產權這種授予性的特點，使得知識產權犯罪成為典型的行政犯，構成知識產權犯罪，必須以違反知識產權法的相關規定作為前提條件。因此，行政犯具有變易性的特點決定了在立法模式上應該更適合分散型立法模式。

4．知識產權的開放性特徵更適合分散型模式

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規定知識產權制度的法律常常修訂。因此，較之有形財產制度的規范性、系統性而言，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可謂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而且新技術使得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具有開放性，其范圍也不斷擴大。可以說，知識產權極易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及新技術更新的沖擊，也極易受到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因而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不斷修訂更迭，處於極不穩定和「支離破碎」的狀態之中。[11]相應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范圍，在短時間內也會處於一個動態變化過程中，由於規定知識產權的法規變異性大，如果採用集中型立法模式，則容易出現刑法規定嚴重滯後於行政法規的規定和社會生活的實際需求。

5．完善附屬刑法是分散型立法的有效方式

對於知識產權犯罪的立法模式，更適合採用分散型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典之外，通過附屬刑法規定知識產權犯罪。但是由於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法中只是籠統地規定對某種行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並沒有具體的罪狀和法定刑，因此，附屬刑法的重點不在「刑法」上，而是體現在對刑法典的「附屬」特徵上。這種「附屬」刑法被證明有諸多缺陷[12]，因此，必須在附屬刑法規范中直接規定罪名與法定刑，變現行的依附性規定為獨立性的罪刑規范。具體而言，就是在《著作權法》、《商標法》和《專利法》等知識產權法中，具體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和法定刑，使得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罪狀可以描述得詳盡具體，法定刑也與之貼切，這可以大大便利司法操作。否則，附屬刑法規范沒有規定具體法定刑就不能獨立，就可能因為立法修訂的不同步，而形成法律適用中的沖突和分歧。以著作權為例，中國現行刑法中規定構成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方式有四種[13]，但是2001年修訂《著作權法》卻將可以承擔刑事責任的行為方式擴充為八種[14]。由於刑法典沒有及時隨著著作權法進行修訂，而《著作權法》中又沒有獨立的法定刑，導致司法實踐中對侵犯著作權罪的認定出現了許多爭議疑難問題，最終只能由兩高以司法解釋的方式認定通過信息網路傳播也屬於刑法規定的「復制發行」[15]。但是，司法解釋並沒有解決全部問題。因此，通過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中與知識產權犯罪有關的附屬刑法規范的修訂，規定具體的罪狀和獨立的法定刑，可以充分發揮附屬刑法規范的作用，提高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的創新性和及時性，確保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現代化的實現。來源：http://www.szci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