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辦公會議制度

⑴ 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可能會降低一時間的gdp,下一句我該說什麼

知識產權保護可以有效推動技術創新，提高GDP的質量，更能提高國民經濟的供需平衡。

⑵ 展會對知識產權的作用有哪些

一、給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部門帶來困難一、缺乏專門的展會知識產權保護法律規定。
根據知識產權有關法律的規定。知識產權管理部門應當予以受理。實踐中，權利人向管理知識產權工作的部門請求處理侵權糾紛的只要符合受理條件。知識產權管理部門由於很難做到展覽會期間對侵權糾紛案件結案，而在展會結束後的處理又缺乏相應的規定，因此只有出於無奈不予受理。如果不受理，權利人可以訴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部門行政不作為，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專利權人向人民法院訴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行政不作為的案例。
二、知識產權權利人沒有切實得到知識產權的行政執法保護
目前展會知識產權保護主要依靠展會主辦方所制定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因此無法明確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部門在展會主辦期間的具體職能，而這種規則實際上只是參展方與主辦方所達成的一種「契約」由於現有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缺乏與這種「契約」很好銜接。使得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部門和展會主辦方在展會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缺乏有效的配合，特別是由於展覽會時間比較短的特性，展會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缺失給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切實保護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三、執行展會自行制定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容易引發爭議
展覽會自行制定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但是由於沒有納入法律途徑，作法上相當於主辦方與參展商之間的協議。沒有充分考慮知識產權侵權存在更為復雜的因素，就要求參展商承諾遵守主辦方制定的規則。一方面，如果參展商違反協議，拒不撤出侵權展品，主辦方也無強制力;另一方面，即使主辦方的作法有不妥或不合法之處，參展商也不能尋求法律救濟。實踐中，就有可能發生主辦方、參展商、投訴人在現場爭議的情況，影響展覽會正常的展出秩序。
四、沒有區別知識產權的具體法律狀況
盡管一些展會制定了知識產權保護規則。根據專利法的規定，但是沒有區分知識產權不同類別的情況。如。國的專利包括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這三種專利的授權條件及審批制度不同，發明專利經過實質審查，因而權利比較牢固，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未經過實質審查，專利權不太穩定，通常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權人提起侵權訴訟後，被控侵權方都要向專利復審委員會請求宣告實用新型或外觀設計專利權無效。一旦請求宣告專利權無效的侵權審理程序一般都要中止，等待專利復審委員會作出是否維持該專利權的決定。由於展覽會對三種專利侵權投訴的處置未作任何區別，則會出現投訴所依據的專利權本身就是一個無效專利的情況，如果在該專利權的基礎上處置被投訴人，顯然對被投訴人顯失公平。
針對我國展會知識產權保護存在問題。並於2006年1月10日頒布，2005年商務部會同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國家版權局和國家知識產權局開始了展會知識產權保護辦法》制定工作。3月1日正式實施。至此，國展會知識產權保護存在問題將得到有效的解決，展會知識產權保護也將有法可依。

⑶ 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會終結嗎

作為促進社會科技文化進步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不會終結的。

⑷ 黨的19屆四大全會指出,健全以什麼為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建立知識產權侵犯。懲

提出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

⑸ 對知識產權法的理解和體會

要寫明知識產權法的重要性以及所帶來的作用，實施知識產權法在社會的地位。

深入推進知識產權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審判機制改革，完善知識產權案件上訴機制，統一審判標准。制定完善行政執法過程中的商標、專利侵權判斷標准。規范司法、行政執法、仲裁、調解等不同渠道的證據標准。

建立健全知識產權糾紛調解協議司法確認機制。建立完善市場主體誠信檔案「黑名單」制度，實施市場主體信用分類監管，建立重復侵權、故意侵權企業名錄社會公布制度，健全失信聯合懲戒機制。逐步建立全領域知識產權保護案例指導機制和重大案件公開審理機制。加強對案件異地執行的督促檢查，推動形成統一公平的法治環境。

(5)知識產權辦公會議制度擴展閱讀：

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要求規定：

1、完善知識產權仲裁、調解、公證工作機制，培育和發展仲裁機構、調解組織和公證機構。鼓勵行業協會、商會建立知識產權保護自律和信息溝通機制。

2、引導代理行業加強自律自治，全面提升代理機構監管水平。

3、加強誠信體系建設，將知識產權出質登記、行政處罰、抽查檢查結果等涉企信息，通過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統一歸集並依法公示。建立健全志願者制度，調動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知識產權保護治理。

⑹ 如何理解知識產權制度中創造者 投資者和社會公眾之間的關系

這個問題較為復雜，只能簡單地介紹一下。創造者就是知識產權客體或者說內容的完成者；投資者可能是知識產權的權利人，也可能是使用人；公眾是負有未經許可不得實施知識產權的不特定人或組織。吳志鴻律師樂意幫你。

⑺ 如何保護世博會知識產權

世博會又稱世界博覽會，它是一項由主辦國政府組織或政府委託有關部門舉辦的有較大影響和悠久歷史的國際性博覽活動。迄今為止已經歷了150餘年的光輝歷史。 負責協調管理世界博覽會的國際組織—國際展覽局BIE成立於1939年，總部設在法國巴黎。其宗旨就是通過協調和舉辦世界博覽會，促進世界各國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的交流和發展。世博會的運作主要依據簽署於1928年的展覽會章程—《國際展覽公約》。該公約當時由31個國家和政府代表在巴黎簽署，分別於1948年、1966年及1972年作過修正，1982年和1988年又通過了相應的《修正案》，從而成為目前約束各國舉辦世博會的國際性規則。 《國際展覽公約》第一條明確指出:「展覽會的宗旨在於教育大眾，展示人類所掌握的滿足文明需要的手段，展現人類在某一個或多個領域經過奮斗所取得的進步，或展望發展前景。」 在該公約的第六條第1款同時規定:計劃在其境內舉辦本公約所述展覽會的締約國政府(以下稱「邀請國政府」)，應向國際展覽局遞交注冊或認可申請，闡明為該展覽會擬定的法律、法規或財政措施。注冊展會的申請應於展覽會開幕日期前至少5年遞交BIE，注冊申請必須註明相關的法律和財政措施以及組織者的法律地位，此內容構成世博會總則。邀請國政府還應向BIE遞交所有特別規章草案以獲批准，這些規章應特別包括「專利、版權和知識產權」特別條款。

一．歷屆世博會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概況

通過對歷屆世博會申請注冊文件的疏理，不難發現，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內容從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開始呈現越來越專門化的趨勢。在此之前，包括1 851年世界上首屆世博會—倫敦世界博覽會，其中的知識產權保護都是基於當時國內既存的法律和一定的知識產權專 門法律而提供的。1873年在維也納舉辦國際發明展覽會(世博會的前身)的時候，奧地利制定了一項特殊法律，以對展覽會展出的外國人的發明、商標和外觀設計提供特殊的臨時保護。之後，專利改革會議提出了國際專利制度的基本原則，並呼籲各國盡快就專利保護問題達成國際諒解。在此基礎上1883年正式誕生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公約確立了國民待遇、優先權等共同原則以及對專利、商標、外觀設計等工業產權給予知識產權保護的最低標准。 德國為2000年漢諾威世博會知識產權保護構築是一個多層次的立體保護模式。其中在2000年漢諾威世博會舉辦之前，舉辦國就提交了《2000年漢諾威世博會(關於工業和知識產權的)特別規章》[《EXPO 2000Hannover Special Regulation(concerning Instri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在該文件的相關條款中，舉辦國承諾將對世博會期間所展示、使用或銷售的一切產品中所包含的知識產權不遺餘力地提供一切可能需要的保護措施。並通過其中三章14個條款的具體規定，對世博會期間所涉及的包括專利、版權、商標及人名、企業名稱、生物多樣性品種等在內的很多知識產權的保護。甚至提供了對微電子半導體產品及相關的外觀設計、專為展覽設計的產品的模型提供展會期間的類似於專利水平的臨時性保護。日本為舉辦2005年愛知世博會已經提交至國際展覽局的相同文件中也承諾:日本將依據現有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為涉及世博會期間的版權、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提供最大程度的保護，並結合該世博會的特點專門對版權音樂作品提供保護，對尚未取得專利、商標專有權的發明、方法、商標標識提供相當於專有權的臨時性保護。 由此看來，就知識產權的保護而言，世博會舉辦國在正式舉辦前兩年向國際展覽局提交的相關文件中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承諾已經構成世博會的運作機制，同時也成為各舉辦國必須承擔的國際性義務。深人研究德國漢諾威和日本愛知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對我國將於2008年提交的知識產權保護專門性文件應當具有良好的借鑒意義。

二．審視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制度現狀與司法實踐之現狀

參照BIE提供的「工業產權和知識產權」特別條款範本、參考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工業產權和知識產權」特別條款、2005年愛知世博會「工業產權和知識產權」特別條款的框架，我國在提交2010年世博會關於「工業產權與知識產權」的特別文件之前，全面審視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尤其是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的現狀是必要的基礎性工作。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知識產權保護司法和執法的整體水平仍然有待提高，作為參展主體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甚至整個國民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還比較淡薄，知識產權保護機製作為推動整個社會文明與科技進步的優勢還遠遠未能體現出來:

1、與世博會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之立法 我國現有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所包含的內容以及所體現的立法精神均是順應21世紀以來新的科學技術水平的要求而做出的反映，而且我國在相關法律體系下還制定了一系列的實施條例、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性規章以及相對於近幾年在我國蓬勃興起的各類展覽會的專門的法律、法規和管理辦法，從而共同構成適合我國國情，反映我國特點的展覽業的比較有系統的立法體系。但是，現代經濟、技術、文化的發展日新月異，作為最新科學技術成果展示的窗口——2010年的世博會舉辦之際，屆時的科技水平、文明高度都將會出現更大甚至更實質性的突變，與科技水平、文明程度一脈相承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必然要做出適時的反映。因此，基於現有的立法水平，關注發達國家以及國際科技和文化的進步，與時俱進地研究相關知識產權的立法動態，從而推動我國更完善的知識產權法律的修訂，應當成為我們學界從現在開始的一項義不容辭的責任。
2、與世博會知識產權相關的司法與執法的環境與水平 如果說我國具有比較完善的知識產權立法體系，那麼我們就可以同時說，我國為知識產權提供保護和促進其實現的司法與執法現狀卻是極其令人擔憂的，所以，我們的法制建設問題不出在立法，而是出現在司法與執法的環節中。就世博會所需要的相關司法保護而言，德國的訴訟體系所提供的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快速禁令程序是相當完善的。其基木作法是:在展覽會期間，只要原告有證據向法院證明事關緊急，通過正常的訴訟程序和持續時間將對原告造成大於被告權益的損害，法院原則上有可能不經任何口頭程序，也就是不事先通知被告而簽發臨時性禁令，以致被告是在原告將法院命令送交時才知道由此禁令程序。當然這種訴訟機制同時提供給被告對禁令作出抗訴的機會。就訴訟禁令的制度而言，我國目前在涉及博覽會、展覽會的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就表現出對該制度的執行不力。2000年專利法修訂後明確訴前禁令的具體制度後，上海市某中院受理的一起展覽會案件中，原告提起「訴前禁令」請求，經法院審查後裁定適用，沒想到當法院的法官依禁令到展覽區涉嫌侵權的展位執行禁令時遭到暴力抗法，被執行企業認為法院的行為對其在展覽期間的影響巨大，考慮到具有交易性質的展覽對參展企業不僅是商機的匯聚，同時也是商業形象的展示，這樣的禁令執行在事實尚未查清之前，有可能對參展企業造成滅頂之災，後經法院調解，原告撤回「訴前禁今」的請求。 就行政執法而言，這種通過行政執法保護知識產權的工作機制可以說是我國現有法律條件所特有的，但是在涉及各類展覽會中涉嫌侵犯知識產權的查處和處罰中，行政管理機關同樣遇到了相當的困難和困惑。一方面，進駐各展覽會現場的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部門不具有行政執法的職能，而只能作為主辦方邀請參與的專業服務部門，行政管理機關在展覽會中的法律地位受到質疑;另一方面，即使某些博覽、展覽會中行政管理部門被賦予一定的執法權力，但現有的專利法中規定的相對原則，甚至一些具體規定的缺失，給展覽會中處理常見的涉嫌侵權行為造成了障礙，嚴重影響了對知識產權權利人合法權利的保護與實現。國外完善的訴訟機制和司法水平為相關的權利保護提供了較為完備的保障，我國行政執法的運作機制和執法力度在2010年世博會舉辦期間是強化還是弱化，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3、參展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之現狀 我國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尚在起步階段，還有相當多的不完善之處:
——國內參展企業的知識產權管理、保護、維權以及相關的法律意識相當淡薄，大多數糾紛均有家醜不可外揚之意，力求通過私自協商，交易團之間交涉，大會辦出面協調等方式將糾紛加以消除，當事各方均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意，當事各方沒有哪一方能夠比較清楚地界定侵權所造成的影響和帶來的損失。
——根據初步的資料對比，我們認為，我國的立法體例、司法環境，與國外特別是會展業比較發達的德國、美國和日本等國有很多的差異，所以，就會展業中出現的各類侵權案例，多以我國企業涉嫌侵權為主。
——深人研究國內企業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現狀，我們發現國內企業普遍存在以下共同的問題:
企業整體知識產權意識薄弱;
缺乏知識產權運用和管理的實踐經驗;
缺乏鼓勵創新的機制和經驗;
缺乏專業化、高素質的知識產權管理人員;
涉嫌侵權的起訴與應訴中缺乏預警及相應策略。

4、我國的法治環境與國民的法律意識之狀況 世博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古人雲:倉虞實而知禮節。作為因智力成果而產生的權利，在司法實踐中的維護與實現，需要作為當事人的企業或權利人投人相對比較多的智力、財力。換句話說，知識產權作為一種訴訟中的權利，它的實現往往需要通過比較專業化、比較技術化的訴訟活動才能得到最終的維護。 而我國當前法治環境與國民的法律意識，訴訟能力均比較令人擔憂。一方面，執法不力、司法不嚴的狀況仍然存在，訴訟成本與訴訟效率而產生的司法公信力還不夠高;國民通過訴訟外途徑和解、調解以及仲裁的方式解決各類糾紛的居多；怕打官司，被動應訴、迴避、放棄的居多;主動維權，積極應訴，有知識產權預警處理機制的居少。由此可見，欲在2010年世博會舉辦期間取得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積極成效，從現在開始推動法治建設，完善法治環境，提高國民的法律意識等工作，必須成為我們國家2010世博會必備的一項法治建設工程。

三．2010年世博會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的思考和建議

比較國外世博會舉辦國德國、日本、美國等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本身的研究以及對各國將其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納人到相關世博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措越中的剖析，我們認為，為了舉辦好2010年世博會，我國法律制度所提供的保障作用不容忽視，尤其是包容最新知識產權的客體、反映一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甚至代表一國的科技與文明進步程度的世博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的建立，應當成為我國立法界、司法界、行政部門、學術界乃至整個社會都必須關注的課題。世博會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是一項系統工程，是一項綜合性高難度的課題研究，因此筆者以為:在這一項系統工程中：
全方位的推進法制建設，提高法治水平是基礎;
轉變行政管理部門的職能定位是關鍵;
建立企業知識產權的戰略與策略是核心;
承普及並提高全社會的法律意識是動力。

從一定程度而言，世博會是人類文明最新發展的成果展示平台。成功舉辦一屆世博會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文化、科技和社會進步帶來的繁榮和促進是不可低估的，只要有來自法學界及全社會的不懈努力和協力推進，相信2010年世博會的舉辦一定會對我國的法治建設、國民的法律意識的提高、企業的自主知識產權的產生以及整個城市乃至整個國家的文明進步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相信2010年的上海一定能夠「讓生活更加美好!」

對策與建議

（一）借鑒漢諾威世博會和愛知世博會有關知識產權的保護模式，結合我國的國情，給予展品以最大限度的保護，尤其是擴大各個單行法律的知識產權保護范圍。

1、擴大著作權的保護范圍，把在非《伯爾尼公約》參加國首次發表的作品也納入世博會期間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

2、建立傳統文化的臨時保護措施，保護參展國的傳統文化，同時對我國傳統文化的保護還可以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索。

3、給予專利產品最大利益的保護，擴大專利專有權的保護范圍，對微電子半導體產品及相關的外觀設計、專業展覽設計的產品的模型，提供展會期間類似於專利的臨時性保護，特別是給予動植物新品種以臨時專利權保護。

4、明確規定會展期間對於外觀設計的展品不允許攝影攝像。

5、在《特別規章》中擴大馳名商標的保護范圍，規定在世博會展會期間，馳名商標無論注冊與否，應獲得同等范圍的保護。

（二）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同時應普及知識產許可權制的國際通行理論，使我國企業決策者能夠熟練的利用知識產權制度為形成產品產業化創造有利條件。

1、先使用制度。即一項技術在我國獲得專利之前，已被某企業投入生產，即使之後該技術獲得了專利，某企業仍然可以繼續製造銷售，不受影響。世博會上，我國企業已有能力生產卻沒有投入研究或申請專利的產品，無論該技術在世博會後是否會獲得專利，我國企業都可以繼續投入生產。

2、著作權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在一定情況下，法律規定了他人可以不經授權，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免費使用。根據這一慣例,我國企業可以學習外國企業在世博會上公開發表的作品,通過深化研究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成果,力爭在國際競爭中形成一定的技術優勢。

3、權利窮竭原則。知識產權所有人或經其授權的主體製造的知識產權產品，在產品第一次投放到市場後，權利人就喪失了對它的進一步的控制權。即凡是通過購買取得該知識產權產品的人，均可以對該知識產權產品自由處置，可以再次出賣或用於研究。其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可以對抗國際競爭中的壟斷和不公平待遇。

⑻ 如何理解知識產權制度中的創造者,投資者和社會公眾之間的關系

創造者、投資者和社會公眾關系實質上是知識產品生產、傳播、利用之間版的關系，知識產品創權造者的利益是知識產品傳播者（投資者）和使用者（社會公眾）實現其利益的前提，而傳播和利用知識產品對最終實現知識產權人（創造者）的利益又具有決定性意義。

創造者解決技術問題，投資人解決市場問題。從技術轉化到市場盈利，投資人才是靈魂，場地、資金、經理人、談判、推廣、運營，社會公眾是整個知識產權制度平衡的籌碼。

(8)知識產權辦公會議制度擴展閱讀

知識產權特徵：

1、專有性

即獨占性或壟斷性；除權利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權利人以外的任何人不得享有或使用該項權利。這表明權利人獨占或壟斷的專有權利受嚴格保護，不受他人侵犯。

2、地域性

即只在所確認和保護的地域內有效；即除簽有國際公約或雙邊互惠協定外，經一國法律所保護的某項權利只在該國范圍內發生法律效力。

3、屬於絕對權

在某些方面類似於物權中的所有權，例如是對客體為直接支配的權利，可以使用、收益、處分以及為他種支配（但不發生佔有問題）；具有排他性；具有移轉性（包括繼承）等。

⑼ 知識產權中為什麼會產生反壟斷法

內容提要: 知識產權制度的功能在於通過賦予專有權利使得研究、開發的利益獲得內部化，從而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但對權利的濫用也可能妨礙市場競爭和經濟效率的提高並最終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再調整有助於彌補知識產權法價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適當邊界。該制度的引入對塑造公平競爭的法制環境，為我國民族工業贏得生存、發展空間有著特別的意義。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近年來得到學術界比較熱烈的關注和討論。但現有研究結論中也存在著含糊或舛誤之處。其一是將知識產權界定為「合法的壟斷（權）」。立論者並沒有明確這是何種意義上的「壟斷權」。從文義上看，如果是財產權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不將其他的財產權形式統統稱為壟斷權？如果是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會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的再調整？其二是認為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僅在例外情況下才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這種觀點多來自於對日本等國的反壟斷法認為該法不適用於行使知識產權法規定的權利的行為的法律條文的片面理解。這種理解與美、歐、日本的反壟斷立法、執法現實並不一致。其三是沒有從理論上梳理反壟斷法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調整的界限。大凡探討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關系的學者，都會提到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95年聯合發布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歐共體委員會1996年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為什麼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立法等會集中在知識產權許可領域？從上述三點疑問看，知識產權的性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都有著進一步澄清和解釋的必要。筆者在本文中試圖從知識產權許可角度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理論基礎加以梳理，對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適用邊界等問題加以分析、論證，希望在此基礎上對反壟斷法律制度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適評價，進而對我國相關制度建設產生借鑒意義。

一、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調整的理論基礎

一般認為，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知識產品而發生的社會關系法律規范的總和，知識產權是知識財產法律化、權利化的表觀，在性質上屬於無形財產權。 [1] 作為無形財產權，知識產權人對其權利的客體享有的權利並不多於其他形式財產權人相應的權利，相反，知識產權的行使還有合理使用、臨時過境使用、強制許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從權利人對其權利客體的專有性角度將知識產權界定為知識產權人對其知識產品的壟斷權，同樣可以將其他形式的財產權界定為壟斷權，從這種意義上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加以界定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認為：知識產權與任何有形和無形財產一樣適用相同的原則，既不特別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審查，也不特別受到懷疑，而是適用統一的標准和法律原則。這種觀點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執法部門對知識產權性質認識上的深化，避免了將擁有知識產權直接視為壟斷或直接判定為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徵使得其行使過程中必然與反壟斷法發生關聯。從權利客體上看，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具有不可損耗性、可復制性等特點，對同一項知識產品的利用並不妨礙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為了保證知識產品利用的效率，國家通過知識產權法要求權利人公開知識產品內容但賦予了權利人排他性實施、許可、轉讓等專有權利。權利客體無形財產的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點決定了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可能進入到反壟斷法的審查范圍。因為，在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權利人可以通過簽定不同類型的許可證協議，來限制不同的被許可人實施專利的范圍和區域，進而會產生分割市場的實際效果。而促進商品、服務、資本等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保證反壟斷法所維護市場機制正常運作的基本需要。在實施許可協議的簽定時，權利人還可能基於權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費收取上採取差別取價、概括或整批授權並回收使用費等做法，或者對被許可方的生產數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許可方的銷售價格、在技術改進方面訂立對技術改進的限制條款或回授條款以及在授予權利的同時附加搭售條款等等。這些行為都可能產生排除或限制競爭的不良後果，從而會受到反壟斷法的關注。另外，權利人還可能通過一些與知識產權許可協議內容相關的策略性行為達到限制競爭的目的，如針對競爭對手提起不必要的專利訴訟等。所以，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主要是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由於進入到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領域，其權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響到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往往會進入到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市場是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的交匯點，知識產權行使中的限制市場競爭效應是反壟斷法對相應行為進行調整的理論基礎。

二、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的協調與沖突

在20世紀初期以前，知識產權人在行使權利時幾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這種狀況隨著知識產權立法的發展、完善（如在知識產權司法中確立了權利濫用的原則）和反壟斷法的出現而有所改觀。 [2] 專利權人權利行使的范圍受到專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雙重界定。如從美國立法情況看，美國聯邦法院分別在1917年和1948年發展出「專利權濫用」和「著作權濫用」的原則。1988年美國國會還通過了調整知識產權濫用的專門立法《專利權濫用修正法》。同時，美國國會1890年通過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過的克萊頓法都可以對專利許可行為進行調整，其中克萊頓法更明確規定在從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為進行反托拉斯法調整過程中不論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專利。1977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88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95年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還對專利許可行為的反托拉斯法規製作了特別規定。

在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調整過程中，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之間相互協調和補漏，體現了法律調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有著共同的精神、價值追求和進行協調立法的共同理論基礎。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都以促進技術創新和增進消費者福利為目標，都必須保證商品、技術和研究開發市場相互之間的平衡和市場競爭秩序的維持。而且，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進行協調，因為從知識產權法的司法實踐中發展出來的知識產權濫用原則本身就體現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創新政策、競爭政策、表達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壟斷法作為公法，是競爭政策的重要載體。其次，從具體法律制度看，無論是知識產權法，還是反壟斷法，在立法中都沒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適用，相反採取了「積極禮讓」或者容納對方的法律規范等做法。如在反壟斷立法中，日本、我國台灣地區的反壟斷法等都明確規定了反壟斷法不適用於依據知識產權法行使權利的行為。在知識產權法中，許多國家在許可證貿易協議的禁止條款中都規定了對搭售等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的禁止。再次，從對具體行為的調整看，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相互補漏，共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合適范圍。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前，無論是否涉及專利，維持轉售價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視為是有效的約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後，此項行為被視為當然違法，按照《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規定，利用專利維持轉售價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執法部門的嚴格審查。

但是，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過程中，也存在著沖突之處。如盡管就精神和價值追求而言，兩法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著私法與公法性質上的不同，存在著對執法機關而言的保護私權、私益，還是保護公權、公益的兩難選擇。在美國專利法院成立前，審理知識產權上訴案件的區域性上訴法院之間對專利有效性的觀點就分立為兩派：一派認為專利是技術進步的核心，另一派則主要把專利看作是抑制競爭的工具；在專利法院成立後，人們又傾向於認為專業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認同其所負責實施的那個法律制度從而對一方當事人進行偏袒。 [4]

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的特殊調整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有著精神和價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著內在的沖突與緊張。考慮到知識產權制度的積極社會功能，反壟斷法在調整影響到市場競爭機制運作的知識產權行為時，既原則上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現出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的特殊規制。具體而言，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壟斷法僅調整會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不屬於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如發明人在獲得一項專利後，可以對其專利產品或專利方法行使製造、使用、銷售等專有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專利權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都不會產生反壟斷法上的問題。反壟斷法主要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可能限制競爭的行為。
第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時，對知識產權法明確規定屬於知識產權人的權利范圍的行為，不再進行調整。如根據美國專利法的規定，專利權人可以在不同的區域內，分別授權給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專利，由於專利法已經明文規定這一項權利，因此美國法院一般均視本項規定屬於反托拉斯法適用例外的規定，允許專利權人在授權契約中規定被授權人所可以使用的專利的區域。 [5] 顯然，如果僅按照反壟斷法的一般理念，這種做法屬於反壟斷法所調整的劃分地區市場的限制競爭協議范疇。

第三，許可方在知識產權許可協議中出於維護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為了確保最低回報等目的對被許可方所作的產品質量、價格、生產數量等限制並不當然違反反壟斷法，如歐共體委員會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中的白色條款部分中規定的要求被許可人就被許可的產品生產必須符合最低要求的質量規范、被許可人有義務生產最低數量的產品或對被轉讓技術進行最低次數的使用活動、被許可人有義務盡最大努力使用被轉讓的技術等條款均被視為不產生限制競爭影響的條款。這也是美國、日本等國的通行做法。此種限制的目的在於保證知識產權人獲得足夠的利益回報。
第四，反壟斷法在評價已經構成典型的限制競爭行為的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條款時，仍然會進一步考慮到該行為對維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促進技術創新等正面價值，而不是僅僅套用反壟斷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列入黑色條款的內容的行為數量較1984年的專利集體豁免條例和1988年的技術秘密轉讓集體豁免條例的數量已經大為減少，並且涉及到技術轉讓的傳統上屬於當然違法的限制競爭協議如價格約束、禁止競爭、禁止出口、限制客戶等行為雖然被列入了黑名單，但仍然可能通過個別申請獲得個別豁免。 [6] 在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中，司法部在20世紀80年代前，對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採取較為嚴格的執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則為代表，將搭售、轉售對象限制、轉售價格維持、強制性整批授權等行為一律視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後，司法部開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則」 評判這些限制，考慮知識產權的特殊性及其正面價值。維持轉售價格等行為在反托拉斯法執法中一直適用「本身違法」原則，但在涉及知識產權的場合，法院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並且為零售商擁有所有權後，才不得繼續維持轉售價格。

第五，反壟斷法適用時會考慮到許可人的市場地位以及是否同時是被許可一方的競爭者。如在搭售協議中，銷售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力，是考量協議是否違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條款中，如果許可方同時參與競爭，則協議性質可能由縱向限制競爭協議轉化為橫向限制競爭協議，將適用更為嚴格的反托拉斯法審查。

四、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制度對塑造公平競爭法制環境的正面價值

從以上論述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盡管有保障知識產權人合法權益，以達到鼓勵技術創新進而實現消費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對知識產權過度保護也可能誘使權利人濫用權利從而阻礙後續的技術創新活動或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因而知識產權法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競爭政策等多項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對於抑制知識產權濫用，平衡先發和後法的技術創新者、技術創新方和技術使用方、經營者與消費者等多方的利益，促進社會實質公平和社會整體效益的實現等都有積極作用。此外，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法律制度對塑造我國公平競爭法制環境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從完善我國國內立法角度看，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我國在短短二十年間走完了西方幾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保護水平。造成這種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既有內在的動因，也有外在的壓力。如有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引進知識產權法的根本動機是來自對外開放政策的驅使，中國需要對外貿易，吸引外資以及從西方獲取迫切需要的技術和設備。」 [7] 國內學者則認為，「與其說是來自知識產權保護自身的需要，毋寧說是由於外來經濟和政治壓力的結果。」 [8] 中、外技術力量對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籲。 [9] 相反，在反壟斷立法方面，雖然反壟斷法被相繼列入八、九、十屆全國人大立法規劃，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壟斷法作為知識產權正當行使的監護者，這樣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於引導知識產權人正當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形成對自己或他人行為的合理預期，也不利於知識產權許可法與被許可方締結權利義務較為平衡的的契約，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同時，知識產權權人濫用享有專利權所形成的優勢地位，還可能妨礙技術進步和經濟效率的提高，從而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

從應對國際競爭角度看，由於我國目前主要是技術輸入國，許多民族工業處在成長階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匱乏，在比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下，就可能面臨國外企業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追索和知識產權訴訟（如我國DVD產品在國外打開市場後所面臨的巨額知識專利使用費追索和2003年我國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面臨的全球最大的網路設備製造商思科系統公司和思科技術公司的起訴）。在華跨國公司還可能在知識產權許可中通過拒絕許可、搭售、價格歧視、掠奪定價、過高定價等方式達到打擊競爭對手、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目的。怎樣規制濫用知識產權進行限制或不正當競爭的相關企業，達到平衡保護知識產權許可方和被許可方的利益，為民族企業贏得一個公平的發展空間，都是我國將來的反壟斷法典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