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保護法》沖突嗎
不沖突。
一
知識產權本身作為一種合法的壟斷權，是近現代社會為推動科技進步、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而作出的一項重要的制度設計，它一般是作為反壟法的適用除外而存在的。由於智力成果或知識產品在科技進步、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它的創造需要巨大的智力和物力投入，並伴隨著巨大的風險，尤其是現代高技術的開發需要付出更高的代價，如果別人可以任意地、無償地利用他人的智力創造成果，那麼知識創造者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護，……
由於知識產權的基本特點之一即是其獨占性或壟斷性，它在本質上是法律賦予的一種合法壟斷；而反壟斷法的基本使命就是反對壟斷，保護自由公平的競爭，但同時它又有例外，而且，一般說來，知識產權就是屬於這種例外中的一種情況，因此兩者之間必然存在著復雜的關系，既具有某些方面的一致性，又可能存在潛在的沖突。
二
就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一致性來說，首先它們統一於與競爭的聯系和對競爭的促進、從而推動創新和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和功能上。知識產權本身雖然是一種壟斷，但是「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智力成果，常常是初始權利人為競爭目的或在競爭過程中的創造。對這種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可以使經營者能夠事先根據法律將會賦予的獨占程度，比較確定地預期其技術開發和創新投資的經濟回報，從而鼓勵其通過技術創新增強市場競爭力，更好地釋放其競爭潛能。而每個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競爭力的提高，也必將通過由此激化的競爭，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素質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而這也是反壟斷法所要達到的目的和要實現的功能。
其次，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可以統一於對消費者的保護上。知識產權無論是通過鼓勵創新、促進經濟發展在總體上增加消費者福利，還是通過對具體市場上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制止和制裁來使消費者免遭交易中的損害，都可達到保護消費者的目的。而反壟斷法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時期，也不論是更加突出公平還是更加突出效率，在保護消費者利益、增進消費福利方面則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說，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都是具有推動創新和增進消費者福利的共同目的。正如美國法官在1990年一案的判決中指出的：「專利權和反托拉斯法的目標乍看起來似乎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兩者實際上是相互補充的，因為兩者的目標都在於鼓勵創新、勤勉和競爭。」知識產權法通過為新的有用的產品、更有效的方法和原創的作品確立有效的產權，為創新及其傳播和商業化提供刺激。在沒有知識產權的情況下，模仿者不支付補償就可以利用創新者和投資者的努力成果。快速的模仿能夠減少創新的商業價值，並侵蝕對投資的刺激，最終將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反托拉斯法通過禁止可能損害有關服務消費者的現有的或新的方式的競爭行為，推動創新和增進消費者福利。盡管主要作為私法的知識產權法和主要作為公法的反壟斷法對競爭的關注與調整的角度和方式不同，但是它們在促進競爭方面殊途同歸。
然而，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之間確實可能存在矛盾和沖突的一面。籠統和抽象地說，知識產權在本質上是完全的或者有一定限制的壟斷的創造物，相反，競爭政策都是關於自由的，是反壟斷的。具體說來，首先，知識產權本身雖然是合法的壟斷權，但它畢竟在一定范圍內限制了競爭，允許這種對競爭的限制是法律權衡利弊的結果，知識產權的存在本身並不能說明它沒有任何消極後果，只是這種消極後果是在可容忍的范圍之內。其次，由於擁有知識產權這種獨占權往往會使企業在某一特定市場上形成壟斷地位或者支配地位，至少是加強了這種地位，因此如果有關企業的這種壟斷地位或者支配地位被用來實施非法限制競爭的行為，如不正當地拒絕許可他人利用其知識產權以消除或減少自己在特定市場上的競爭壓力，在許可他人利用其知識產權的過程中附加了某種明顯限制正常競爭的條件以獲取壟斷利益等，那麼這種對合法壟斷權的不正當行使行為就違背了自由公平競爭的原則，同樣違反了反壟斷法。在歐共體Magill一案中，布魯塞爾上訴法院指出：「盡管作者原則上可以自由地授予或者拒絕授予許可證，但是這種權利可能被濫用並且與屬於經濟公共秩序的競爭法形成沖突。」因此，無論是從知識產權的性質來看，還是從其經濟功能和行使的具體情況來看，反壟斷法的要求與知識產權都可能發生沖突，這種沖突一方面表現為權利主體在行使知識產權的過程中不適當地擴張了壟斷權的范圍，另一方面表現為權利主體憑借合法壟斷進一步謀求非法壟斷或優勢競爭地位的目的，從而直接觸犯了反壟斷法。
三
既然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之間存在著潛在的矛盾和沖突，那麼就有必要採取措施來協調和避免這種矛盾和沖突。由於知識產權的基本性質是民事權利，是私權，盡管它也有公益目標，但主要和直接的還是為了私益目標；而反壟斷法則主要是公法，是以社會為本位的，主要為了社會公益目標，因此，兩者的潛在沖突在實質上反映了個體權利與社會整體利益之間在特定情況下可能存在的沖突。盡管市場經濟要求遵行民事權利的充分和一體保護的原則，但在社會個體行使民事權利與社會整體利益發生現實的沖突時，則要求這種個體的民事權利應當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一般來說，當權利人在行使知識產權超出法定范圍，與反壟斷法通過保護競爭所要實現的社會整體目標（實質公平和社會整體效率）相沖突時，反壟斷法應當優先適用，以對知識產權的行使行為加以必要的限制。這是符合反壟斷法作為經濟法的性質和宗旨的。因為，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經濟法的調整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就是通過動用各種調整手段來彌補傳統民商法調整的缺陷，以不斷解決個體的營利性和社會公益性的矛盾，進而實現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當然，反壟斷法的這種協調並不意味著對知識產權本身作為壟斷權的基本性質的否定，而是在承認和保護這種權利的同時，防止和控制其被濫用。這是符合法律設定任何權利的目的的，因為任何權利都不可能是絕對的，它都有一條自身正當與合法行使的界限，防止和控制權利和權力的濫用是法律的重要原則，也是實現法治的必然要求。這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我們必須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每個社會秩序都面臨著分配權利、限定權利范圍、使一些權利與其他（可能抵觸的）權利相協調的任務。『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common good ）這一術語是一個不無用處的概念工具，它意味著在分配和行使個人權利時決不可以超越外部界限，否則全體國民就會蒙受嚴重損害。在個人權利和社會福利之間創設一種適當的平衡，乃是有關正義的主要考慮之一。」這說明，在協調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潛在沖突時，為防止知識產權的濫用，反壟斷法應當從其社會本位性出發，對知識產權的行使行為進行必要的限制。
『貳』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怎樣「相處」
自反壟斷法頒布實施以來，反壟斷法在知識產權領域的適用就一直是理論和實踐中的難點問題。事實上，知識產權是一種法定壟斷權，極有可能出現濫用情況，很多外資企業和國內高科技企業對知識產權市場競爭環境的關注和擔憂並存。控制知識產權的濫用有很多法律機制，第一是知識產權法本身，第二就是反壟斷法 我們知道，在市場運行過程中，無論是公權還是私權，權力只要被濫用，都將損害市場競爭秩序。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如果被濫用，當然也將損害市場競爭秩序。所以，我們不能忽視或者刻意淡化知識產權行使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濫用行為及其對市場競爭產生的損害。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對知識產權充滿恐懼和排斥。 許多專家認為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目標是一致的。我不能完全同意這樣的觀點，因為至少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直接立法目標不完全相同。例如，反壟斷法的立法目標是為了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專利法的立法目標則是為了保護發明創造專利權，鼓勵發明創造，此舉有利於發明創造的推廣應用，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創新，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承認兩者直接目標的差異性與肯定兩者終結目標的一致性並不相悖。兩者終結目標的一致性主要體現在鼓勵創新和競爭，增加消費者福利。具體地講，知識產權法，例如專利法，主要是通過授予並保護具有壟斷性質的知識產權，來達到鼓勵創新和提升競爭層次這一目標。如果知識產權沒有任何壟斷性質，那麼知識產權制度或者無從建立，或者鮮有價值。因此，賦予知識產權以法定壟斷屬性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鼓勵創新的競爭力。反壟斷法則是通過事先預防和事後制裁的方式，遏制限制、排除競爭的行為。這樣，反壟斷法就可以為創新營造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起到鼓勵創新的作用。換言之，反壟斷法不是為了保護落後和低層次的競爭，而是要把競爭機制引入創新活動之中。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盡管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都以鼓勵創新和競爭為目標，但是這兩類法律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機制是不同的。這種不同，導致了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沖突。正是這一沖突又使我們的執法、司法和理論研究有了十分明確的方向：最大程度地協調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從而實現鼓勵創新和競爭的目標。我個人認為在處理這兩類法律之間的關系時，需要遵守一個最低標准：知識產權法在鼓勵創新的同時不能損害競爭；反壟斷法在保護競爭的同時不能損害了創新。 目前，學界已經達成了這樣一些共識：取得知識產權並不等於取得市場支配地位；即使取得或者佔有了市場支配地位，也不能當然地被認（推）定為構成濫用。因此，在處理有關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時，我們關注的重點不是知識產權的授予以及佔有，而是知識產權的行使是否合法，亦即是否構成知識產權的濫用。對此，我國反壟斷法第55條已有相應規定，即經營者依照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適用本法；但是，經營者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適用本法。然而，這個條文只是規定了反壟斷法適用於知識產權的原則，並未界定濫用知識產權這一核心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這將不僅影響到條文本身的操作性，而且還會使我們產生另外的擔憂反壟斷法第55條被濫用。 為了消除這種擔憂，從而使得第55條既不是一隻沒有牙齒的老虎，也不是一匹脫了韁的野馬，我們需要更為深入地研究，解決如下問題：第一，知識產權的行使問題。無論積極行使還是消極行使，都有可能導致阻礙創新和損害競爭的濫用行為的出現，那麼這些濫用行為都有哪些表現樣態呢？第二，知識產權的行使被認定為濫用行為必須具備哪些構成要素？第三，對於不同樣態知識產權的濫用行為，我們應當持有什麼樣的法律態度？第四，在反壟斷法領域，如何構建更為富有可操作性的具體規則呢？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布的產業組織經濟學和競爭法術語中解釋相關市場定義時，第一句話就是任何類型的競爭法分析的起點是相關市場的界定（‘rel-evant’market）。這一觀點同樣適用於分析知識產權領域的反壟斷法適用。因為如果不對那些與特定的知識產權相關的市場進行界定，就無法判定技術合作協議是否構成壟斷協議，就無法判斷特定技術的市場份額、經營者的市場地位、經營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也就是說無法確定反壟斷執法的前提。 一般情況下，我們主要從產品、地域、時間等方面來界定競爭的范圍，也就是相關市場的范圍。對於相關產品市場的界定，我們多採用價格需求彈性的規則進行測試。這一規則同樣也適用於知識產權市場，即知識產權之間的替代性，包括功能的替代性、價格的替代性、技術供給的替代性、技術需求的替代性。但是，在使用替代性規則界定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相關市場時，必須考慮到知識產權的特殊性。 技術之間的競爭有時直接地表現為技術本身的競爭，例如電腦終端用戶使用的殺毒軟體的競爭，直接地發生在不同的殺毒軟體技術之間，而不是殺毒技術的載體，如光碟或者磁碟之間。我們同時需要注意到，技術之間的競爭有時並不直接地表現為技術的競爭，而表現為依不同技術生產的產品之間的競爭。例如，實質上的葯品專利之間的競爭，在表象上更多地表現為葯品之間的競爭。界定相關葯品的相關市場，需要將葯品所涉知識產權作為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 判斷技術之間在功能方面的替代性，不能限於考察技術的功能，還應當考慮技術的效率、成本等因素，甚至還要關注環保、能源、公共衛生等方面的強制性要求。例如，即使有些技術在功能方面可以實現相互替代，但是，有的技術因高能耗、高污染被國家限制使用甚至明令廢止，因而不再具有替代性。同樣，技術之間在價格方面的替代性，也會面臨很多問題。例如，一些技術特別是新研發的技術本身市場化的程度很低，技術的貨幣評估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樣就會影響到技術在價格方面的替代性。 在界定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相關市場時，地域這一因素發揮的作用也不同於其他領域相關市場的界定。例如，由於技術本身屬於智力成果的這一特點，技術在不同地域之間的交易並不會因地域的因素而增加交易的成本，因此，界定技術競爭的市場范圍幾乎無須考慮地域的因素。再如，技術的進步與時間的流逝之間是一種正比例關系，因此，技術之間的競爭不僅涉及到新技術之間的競爭，而且涉及到了新舊技術之間的競爭。新舊技術或許在功能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但是，在價格及效益等方面的替代性比較差。可見，界定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相關市場，時間因素發揮作用也是有其特點的。 綜上所述，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相關市場的界定非常復雜。如果進入到具體的技術領域，界定的難度將更大。反壟斷法在知識產權領域的適用，在我國尚處於積累經驗的過程之中。我們的任務是盡可能地降低推進技術進步的法治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講，持謹慎執法的態度無疑是必要的。不過，這可能導致一個悖論：一方面，我們經驗不足，所以需要謹慎；另一方面，因為謹慎，就不能獲得更多的經驗。為了能夠從這樣的悖論中走出來，我們需要做好執法的准備工作。其中，構建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相關市場界定的規則，就應當是一項重要的內容。
『叄』 反不正當競爭法與知識產權法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聯系與區別
區別：知識產權復是專門法，指因調制整知識產權的歸屬、行使、管理和保護等活動中產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調整范圍限於知識產權法律關系，屬於民商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是經濟法范疇，調整范圍是經濟活動中發生的經濟關系，規制市場經濟活動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聯系：一般來說，涉及知識產權的法律行為由知識產權法調整，但是沒有被知識產權法規制的侵犯他人正當知識產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歸反不正當競爭法調整，也就是說，反不正當競爭法是知識產權保護的後備或者說是為知識產權法無法規制的漏洞做的補充。
有一句名言說的很好：人們曾形象地把傳統知識產權的三項主要法律(專利法、商標法、版權法)比作三座浮在海面上的冰山，而把反不正當競爭法比作在下面托著這三座山的海水，商標、專利、版權法管不到的違法行為，由《反不正當競爭法》來管。
『肆』 反不正當競爭法與知識產權的關系
一、反不正當競爭法是調整在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知識產權法是指因調整知識產權的歸屬、行使、管理和保護等活動中產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二者的聯系：
（一）都是旨在維護市場經濟充分競爭方面的法律
（二）都既有私法規范，也有公法規范；既有實體法規范，也有程序法規范。
（三）兩法在商標權保護方面有交叉的部分。（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混淆行為其中一條是商標混淆，與商標法的混淆有相同的規定）
三、二者的區別：
（一）雖然都體現有公法和私法的性質，但反不正當競爭法體現的是國家對市場不當競爭的干預，因此屬於經濟法部門法；而知識產權法中的公法規范和程序法規范都是為確認和保護知識產權這一私權服務的，不佔主導地位，因此屬於民法部門法。
（二）反不正當競爭法是以社會為本位，防止過度競爭對社會整體利益帶來的損害。知識產權法是以個人為本位，防止他人對知識產權的合法權益進行侵害。
（三）反不正當競爭法僅由國內規范組成，而知識產權法有國內規范與國際條約組成。
（四）反不正當競爭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適用程序不同。知識產權法有專門的機關，如商標委員會、專利委員會。
（五）知識產權法的技術性規范比較多，反不正當競爭法比較少技術性規范。
『伍』 反不正當競爭法是如何保護知識產權的
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反不正當競爭行為主要有三種
一、商業假冒行為版 是指經營者為了獲權取不正當利益，故意在自己生產、經營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務上做與他人之商業標記相同或者相似的商業標記，使其生產、經營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務與被假冒之經營者的商品或者服務混同，或者明示或暗示自己生產、經營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務與被假冒之經營存在某種聯系，欺騙消費者，誤導消費者購買。 包括商業主體混同行為，商品虛假標識行為。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對商業假冒行為進行了禁止。二、虛假宣傳行為 虛假宣傳行為，是指經營者利用廣告或其他方法對商品做與實際情況不服的虛假宣傳，導致用戶和消費者誤認的行為。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9條對虛假宣傳行為做了禁止性規定。三、商業誹謗行為 指經營者採用捏造、散布虛假事實等不正當手段，對競爭對手的商業信譽、商品信譽進行詆毀、貶低，以削弱其競爭實力的行為。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4條對商業誹謗行為做了明確規定。
『陸』 知識產權中為什麼會產生反壟斷法
內容提要: 知識產權制度的功能在於通過賦予專有權利使得研究、開發的利益獲得內部化，從而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但對權利的濫用也可能妨礙市場競爭和經濟效率的提高並最終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再調整有助於彌補知識產權法價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適當邊界。該制度的引入對塑造公平競爭的法制環境，為我國民族工業贏得生存、發展空間有著特別的意義。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近年來得到學術界比較熱烈的關注和討論。但現有研究結論中也存在著含糊或舛誤之處。其一是將知識產權界定為「合法的壟斷（權）」。立論者並沒有明確這是何種意義上的「壟斷權」。從文義上看，如果是財產權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不將其他的財產權形式統統稱為壟斷權？如果是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會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的再調整？其二是認為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僅在例外情況下才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這種觀點多來自於對日本等國的反壟斷法認為該法不適用於行使知識產權法規定的權利的行為的法律條文的片面理解。這種理解與美、歐、日本的反壟斷立法、執法現實並不一致。其三是沒有從理論上梳理反壟斷法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調整的界限。大凡探討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關系的學者，都會提到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95年聯合發布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歐共體委員會1996年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為什麼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立法等會集中在知識產權許可領域？從上述三點疑問看，知識產權的性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都有著進一步澄清和解釋的必要。筆者在本文中試圖從知識產權許可角度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理論基礎加以梳理，對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適用邊界等問題加以分析、論證，希望在此基礎上對反壟斷法律制度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適評價，進而對我國相關制度建設產生借鑒意義。
一、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調整的理論基礎
一般認為，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知識產品而發生的社會關系法律規范的總和，知識產權是知識財產法律化、權利化的表觀，在性質上屬於無形財產權。 [1] 作為無形財產權，知識產權人對其權利的客體享有的權利並不多於其他形式財產權人相應的權利，相反，知識產權的行使還有合理使用、臨時過境使用、強制許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從權利人對其權利客體的專有性角度將知識產權界定為知識產權人對其知識產品的壟斷權，同樣可以將其他形式的財產權界定為壟斷權，從這種意義上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加以界定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認為：知識產權與任何有形和無形財產一樣適用相同的原則，既不特別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審查，也不特別受到懷疑，而是適用統一的標准和法律原則。這種觀點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執法部門對知識產權性質認識上的深化，避免了將擁有知識產權直接視為壟斷或直接判定為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徵使得其行使過程中必然與反壟斷法發生關聯。從權利客體上看，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具有不可損耗性、可復制性等特點，對同一項知識產品的利用並不妨礙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為了保證知識產品利用的效率，國家通過知識產權法要求權利人公開知識產品內容但賦予了權利人排他性實施、許可、轉讓等專有權利。權利客體無形財產的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點決定了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可能進入到反壟斷法的審查范圍。因為，在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權利人可以通過簽定不同類型的許可證協議，來限制不同的被許可人實施專利的范圍和區域，進而會產生分割市場的實際效果。而促進商品、服務、資本等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保證反壟斷法所維護市場機制正常運作的基本需要。在實施許可協議的簽定時，權利人還可能基於權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費收取上採取差別取價、概括或整批授權並回收使用費等做法，或者對被許可方的生產數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許可方的銷售價格、在技術改進方面訂立對技術改進的限制條款或回授條款以及在授予權利的同時附加搭售條款等等。這些行為都可能產生排除或限制競爭的不良後果，從而會受到反壟斷法的關注。另外，權利人還可能通過一些與知識產權許可協議內容相關的策略性行為達到限制競爭的目的，如針對競爭對手提起不必要的專利訴訟等。所以，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主要是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由於進入到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領域，其權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響到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往往會進入到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市場是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的交匯點，知識產權行使中的限制市場競爭效應是反壟斷法對相應行為進行調整的理論基礎。
二、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的協調與沖突
在20世紀初期以前，知識產權人在行使權利時幾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這種狀況隨著知識產權立法的發展、完善（如在知識產權司法中確立了權利濫用的原則）和反壟斷法的出現而有所改觀。 [2] 專利權人權利行使的范圍受到專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雙重界定。如從美國立法情況看，美國聯邦法院分別在1917年和1948年發展出「專利權濫用」和「著作權濫用」的原則。1988年美國國會還通過了調整知識產權濫用的專門立法《專利權濫用修正法》。同時，美國國會1890年通過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過的克萊頓法都可以對專利許可行為進行調整，其中克萊頓法更明確規定在從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為進行反托拉斯法調整過程中不論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專利。1977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88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95年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還對專利許可行為的反托拉斯法規製作了特別規定。
在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調整過程中，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之間相互協調和補漏，體現了法律調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有著共同的精神、價值追求和進行協調立法的共同理論基礎。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都以促進技術創新和增進消費者福利為目標，都必須保證商品、技術和研究開發市場相互之間的平衡和市場競爭秩序的維持。而且，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進行協調，因為從知識產權法的司法實踐中發展出來的知識產權濫用原則本身就體現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創新政策、競爭政策、表達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壟斷法作為公法，是競爭政策的重要載體。其次，從具體法律制度看，無論是知識產權法，還是反壟斷法，在立法中都沒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適用，相反採取了「積極禮讓」或者容納對方的法律規范等做法。如在反壟斷立法中，日本、我國台灣地區的反壟斷法等都明確規定了反壟斷法不適用於依據知識產權法行使權利的行為。在知識產權法中，許多國家在許可證貿易協議的禁止條款中都規定了對搭售等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的禁止。再次，從對具體行為的調整看，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相互補漏，共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合適范圍。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前，無論是否涉及專利，維持轉售價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視為是有效的約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後，此項行為被視為當然違法，按照《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規定，利用專利維持轉售價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執法部門的嚴格審查。
但是，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過程中，也存在著沖突之處。如盡管就精神和價值追求而言，兩法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著私法與公法性質上的不同，存在著對執法機關而言的保護私權、私益，還是保護公權、公益的兩難選擇。在美國專利法院成立前，審理知識產權上訴案件的區域性上訴法院之間對專利有效性的觀點就分立為兩派：一派認為專利是技術進步的核心，另一派則主要把專利看作是抑制競爭的工具；在專利法院成立後，人們又傾向於認為專業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認同其所負責實施的那個法律制度從而對一方當事人進行偏袒。 [4]
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的特殊調整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有著精神和價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著內在的沖突與緊張。考慮到知識產權制度的積極社會功能，反壟斷法在調整影響到市場競爭機制運作的知識產權行為時，既原則上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現出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的特殊規制。具體而言，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壟斷法僅調整會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不屬於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如發明人在獲得一項專利後，可以對其專利產品或專利方法行使製造、使用、銷售等專有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專利權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都不會產生反壟斷法上的問題。反壟斷法主要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可能限制競爭的行為。
第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時，對知識產權法明確規定屬於知識產權人的權利范圍的行為，不再進行調整。如根據美國專利法的規定，專利權人可以在不同的區域內，分別授權給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專利，由於專利法已經明文規定這一項權利，因此美國法院一般均視本項規定屬於反托拉斯法適用例外的規定，允許專利權人在授權契約中規定被授權人所可以使用的專利的區域。 [5] 顯然，如果僅按照反壟斷法的一般理念，這種做法屬於反壟斷法所調整的劃分地區市場的限制競爭協議范疇。
第三，許可方在知識產權許可協議中出於維護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為了確保最低回報等目的對被許可方所作的產品質量、價格、生產數量等限制並不當然違反反壟斷法，如歐共體委員會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中的白色條款部分中規定的要求被許可人就被許可的產品生產必須符合最低要求的質量規范、被許可人有義務生產最低數量的產品或對被轉讓技術進行最低次數的使用活動、被許可人有義務盡最大努力使用被轉讓的技術等條款均被視為不產生限制競爭影響的條款。這也是美國、日本等國的通行做法。此種限制的目的在於保證知識產權人獲得足夠的利益回報。
第四，反壟斷法在評價已經構成典型的限制競爭行為的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條款時，仍然會進一步考慮到該行為對維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促進技術創新等正面價值，而不是僅僅套用反壟斷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列入黑色條款的內容的行為數量較1984年的專利集體豁免條例和1988年的技術秘密轉讓集體豁免條例的數量已經大為減少，並且涉及到技術轉讓的傳統上屬於當然違法的限制競爭協議如價格約束、禁止競爭、禁止出口、限制客戶等行為雖然被列入了黑名單，但仍然可能通過個別申請獲得個別豁免。 [6] 在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中，司法部在20世紀80年代前，對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採取較為嚴格的執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則為代表，將搭售、轉售對象限制、轉售價格維持、強制性整批授權等行為一律視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後，司法部開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則」 評判這些限制，考慮知識產權的特殊性及其正面價值。維持轉售價格等行為在反托拉斯法執法中一直適用「本身違法」原則，但在涉及知識產權的場合，法院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並且為零售商擁有所有權後，才不得繼續維持轉售價格。
第五，反壟斷法適用時會考慮到許可人的市場地位以及是否同時是被許可一方的競爭者。如在搭售協議中，銷售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力，是考量協議是否違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條款中，如果許可方同時參與競爭，則協議性質可能由縱向限制競爭協議轉化為橫向限制競爭協議，將適用更為嚴格的反托拉斯法審查。
四、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制度對塑造公平競爭法制環境的正面價值
從以上論述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盡管有保障知識產權人合法權益，以達到鼓勵技術創新進而實現消費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對知識產權過度保護也可能誘使權利人濫用權利從而阻礙後續的技術創新活動或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因而知識產權法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競爭政策等多項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對於抑制知識產權濫用，平衡先發和後法的技術創新者、技術創新方和技術使用方、經營者與消費者等多方的利益，促進社會實質公平和社會整體效益的實現等都有積極作用。此外，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法律制度對塑造我國公平競爭法制環境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從完善我國國內立法角度看，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我國在短短二十年間走完了西方幾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保護水平。造成這種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既有內在的動因，也有外在的壓力。如有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引進知識產權法的根本動機是來自對外開放政策的驅使，中國需要對外貿易，吸引外資以及從西方獲取迫切需要的技術和設備。」 [7] 國內學者則認為，「與其說是來自知識產權保護自身的需要，毋寧說是由於外來經濟和政治壓力的結果。」 [8] 中、外技術力量對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籲。 [9] 相反，在反壟斷立法方面，雖然反壟斷法被相繼列入八、九、十屆全國人大立法規劃，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壟斷法作為知識產權正當行使的監護者，這樣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於引導知識產權人正當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形成對自己或他人行為的合理預期，也不利於知識產權許可法與被許可方締結權利義務較為平衡的的契約，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同時，知識產權權人濫用享有專利權所形成的優勢地位，還可能妨礙技術進步和經濟效率的提高，從而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
從應對國際競爭角度看，由於我國目前主要是技術輸入國，許多民族工業處在成長階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匱乏，在比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下，就可能面臨國外企業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追索和知識產權訴訟（如我國DVD產品在國外打開市場後所面臨的巨額知識專利使用費追索和2003年我國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面臨的全球最大的網路設備製造商思科系統公司和思科技術公司的起訴）。在華跨國公司還可能在知識產權許可中通過拒絕許可、搭售、價格歧視、掠奪定價、過高定價等方式達到打擊競爭對手、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目的。怎樣規制濫用知識產權進行限制或不正當競爭的相關企業，達到平衡保護知識產權許可方和被許可方的利益，為民族企業贏得一個公平的發展空間，都是我國將來的反壟斷法典的重要使命。
『柒』 分析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產生原因及反不正當行為的重要性
一、不正當競爭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不正當競爭」即指經營者違反該法規定，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行為。具體而言，是經營者在市場交易中，違反自願、平等、公正、誠實信用和公認的商業道德，違反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行為。它包括經營者的欺騙性市場交易、商業賄賂、虛假廣告、侵犯商業秘密、降價排擠、搭售、不正當有獎銷售、抵毀商譽、串通投標、限購排擠、及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等行為。不正當競爭行為作為一種特殊侵權行為具有自己的特徵：一是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主體是經營者和在某種意義上行政機關。一般來說，只有市場競爭行為的主體，才能成為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主體。但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利用行政手段限制市場競爭，考慮到這類行為對市場公平競爭的嚴重危害性，《反不正當競爭法》也將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限制市場競爭的行為納入了其中。二是不正當競爭行為是損害其他經營者合法權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行為。這種行為客觀上侵犯了所有同業競爭對手的公平交易權利和正常競爭秩序，損害社會一般消費者乃至整個社會公共利益。一般民事侵權行為所侵害的對象是特定的，數量有限。三是不正當競爭行為主觀方面強調行為人明知實施這種不正當競爭行為會損害其他競爭者或一般消費者乃至社會公共利益，而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而一般民事侵權行為既有故意，也有過失，有的還要承擔無過錯責任，如產品質量責任等。二、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成因不正當競爭行為從表面上看是由於產品供大於求，經營者為在競爭中獲勝而採取的行為。事實上，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出現不僅與經營者有關，而且與市場、政府及相關體制有關。只有認真地分析了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出現的原因，才能找到有效的規制辦法。在我國現有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受經濟利益的驅動，競爭行為短期化由於受利益的內在驅動，不法競爭者就選擇短期化競爭行為，為謀求短期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對個體而言，從不正當競爭往往更容易獲得利益。因此，獲取最大利潤的沖動是不正當競爭行為產生的內在根源。(二)市場機制不健全、市場體系不完善經濟發展迅速，可是許多市場行為規則嚴重滯後，這就在客觀上為許多不正當競爭行為提供了便利條件。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離不開完善的市場體系、合理的市場結構、通暢的市場機制。(三)市場引力與市場容量的矛盾加劇初期市場引力巨大，誘使過多經營企業進入，而當期市場容量狹小導致市場供需失衡，這是導致競爭混亂的根本原因之一。(四)許多競爭者缺乏正確的競爭意識一部分經營者沒能隨經濟發展而相應地提高道德素質和遵紀守法的觀念，急功近利的心理帶來公平競爭意識的缺失、商業道德的淪喪，在行為上引發了一系列消極後果。(五)企業競爭觀念落後由於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模式，我國的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競爭觀念十分落後，加之目前產業結構失衡，為數眾多的企業在同一行業、層次、時間和地區過度競爭，從而引發不正當競爭行為。運用市場競爭本無固定之規定，各種競爭手段都可以帶來機會和利益，這就要求經營者學會根據自身的實際結合客觀環境的變化，靈活、巧妙地綜合運用多種競爭手段開展競爭。(六)法律規定不完善現行法律過於規定原則，還停留在一種「宣言」或「綱領」的層次上，未能准確地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各種法律法規中一些重要概念含義不一致，缺乏系統性和統一性，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亂和困難。立法本身的滯後性也導致一定時期內「法律缺位」。(七)執法不公執法不公使得不正當競爭在部分地區、行業愈演愈烈。執法不公後果嚴重。首先，它構成對守法主體的不公。執法過程一旦偏離了公平、公正的軌道，就無法實現甚至背離立法的宗旨，勢必導致守法主體心理失衡，進而成其所信賴的價值標準的扭曲，最終使守法主體不得不演化為違法主體。其次，它在地區、部門之間人為地築起不合理的法律屏障，對身處其中的不同競爭主體來說，就會成為不正當競爭的重要誘因。二、反不正當行為的重要性我國於1993年制定並實施了第一部《反不正當競爭法》，它在保護知識產權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反不正當競爭法》對知識產權提供附加保護，這種保護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一、《反不正當競爭法》對知識產權附加保護的積極作用
據統計，僅2006年全國工商機關就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查辦案件12384件，案值2.06億元。《反不正當競爭法》對知識產權的附加保護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規制與知識產權有關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反不正當競爭法》列舉了11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其中5種與知識產權有關，即仿冒行為、虛假表示行為、虛假宣傳行為、商業詆毀行為及侵犯商業秘密行為。
2.對知識產權起補充保護作用。
①對《專利法》的彌補作用。如對在先使用裝潢權的保護，《專利法》保護外觀設計專利，但規定所保護的外觀設計專利不與在先使用權相沖突。而在先使用權要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和國家工商總局《關於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予以保護。
②對《著作權法》的彌補作用。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是文學、藝術作品，而作品的標題因其不是獨立的作品，無法受《著作權法》的單獨保護，對此只能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反仿冒理論予以制止。
③對《商標法》的彌補作用。我國《商標法》對商標權的保護採取注冊主義原則，主要保護注冊商標。《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二）項對知名商品標志的保護性規定，實際上就是把未注冊商標納入其保護范圍。
3.對實施知識產權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規制。知識產權人在實施知識產權中，如果濫用優勢地位實施搭售和附加條件、制定掠奪性價格實行傾銷等不正當競爭行為，屬於比較典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應運用《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規制。
二、《反不正當競爭法》在知識產權保護上存在的缺陷
1.所規定的知識產權領域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范圍太窄，對新出現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缺乏有效的調控力。例如，侵犯未注冊商標的行為，對注冊商標的搶注行為，侵犯作品標題或其他書刊名稱的行為，專門製造或銷售他人知名商品的包裝、裝潢的行為，域名搶注的行為等等，無法納入到現行法律的調整范圍之內。
2.缺少關於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一般性條款，未賦予執法機關認定權，無法對知識產權進行兜底保護。
3.沒有設立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條款，不能對濫用知識產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有效控制。
4.規制知識產權壟斷條款不夠完善。一些跨國企業利用優勢地位，將知識產權保護作為壟斷手段，遏制他人發展，以達到控制和壟斷市場的目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這些行為不能有效加以規制。
三、工商機關運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知識產權存在的幾個問題
工商機關作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授權的主管行政機關，要加大執法力度，自覺運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來保護知識產權，充分發揮該法在保護知識產權上的附加保護作用。
1.應增強運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提高執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能力，充分發揮該法在保護知識產權上的作用。
2.充分認識工商部門運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知識產權的便利性。工商部門運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知識產權具有這樣一些便利性。一是監督檢查的主動性。工商機關可以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授權，主動對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監督檢查，行使行政執法權。二是調查取證的正當性。對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查處時，工商機關可以依據職權進行調查取證。三是解決爭端的便捷性。從節約法律資源和爭端解決的便捷程度來看，行政救濟是解決爭議的簡便易行的途徑。
3.正確運用法律轉致適用規制侵犯知識產權行為。如對假冒他人注冊商標和擅自使用他人企業名稱的行為，轉致適用《商標法》加以規制。對擅自使用他人企業字型大小或冒用他人字型大小的行為，依《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十一條轉致使用《產品質量法》第五十三條處理。
4.依職權主動加強商業秘密保護。國家工商總局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制定了《關於禁止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若干規定》，工商機關可以依職權主動處理有關商業秘密糾紛。
5.認真處理商標權與商號權沖突問題。在處理此類沖突時，除堅持保護在先權利、權利覆蓋原則外，應運用保護公平競爭原則。國家工商總局頒布的《關於解決商標與企業名稱中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商標中的文字和企業名稱中的字型大小相同或者近似，使他人對市場主體及其商品或服務的來源產生混淆（包括混淆的可能性），從而構成不正當競爭的，應當依法予以制止。」
6.對《反不正當競爭法》沒有規定的有關知識產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規制問題。對《反不正當競爭法》中沒有明文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要依據「誠實信用」原則進行認定和處理。從長遠看，要強化《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知識產權的功能，必須對該法進行修訂，增設一般性條款，盡可能地增列現實生活中業已出現的而傳統知識產權法又規制不到的典型不正當競爭行為，充分發揮對知識產權的兜底保護作用。
7.推動《反不正當競爭法》修改，強化其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功能、作用，特別是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兜底功能。工商機關要認真總結執法實踐中的經驗與問題，積極推動《反不正當競爭法》修改，使之更加完善，更具操作性，真正發揮其對知識產權的兜底保護功能。
『捌』 大學經濟法保護知識產權論文800字 在線等
摘要：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技術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知識產品的使用許可協議因其獨占的特徵而可能成為損害競爭的威脅。因此，司法實踐中出現了針對技術所有者的反壟斷訴訟。本文從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法的利益沖突入手，分析了兩者的立法宗旨及其共同協調發展的平衡原則。
關鍵字：反壟斷法，知識產權法，利益沖突，平衡原則
一、微軟公司案件
1 、關於Windows 系統的反壟斷訴訟
美國微軟公司研發的Windows 操作系統在全球市場佔90％以上的份額。1998年5 月18日，美國聯邦政府司法部與20個州的總檢察官對微軟提出反壟斷訴訟，控告微軟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妨礙其他軟體商與其進行正當競爭。2000年4 月3 日，哥倫比亞特區地方法院做出判決。認定微軟通過捆綁銷售，將IE瀏覽器強加給用戶，在Windows 操作系統中安裝了源代碼，排斥了競爭對手。[1]
2 、第一屏條款的爭論
「第一屏條款」（the first screen provision）是微軟公司同電腦設備生產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在許可合同中規定：要求已經安裝Windows 操作系統的用戶最初啟動計算機時，屏幕上必須顯示關於Windows 統一特徵的（如圖標、圖標的設計風格和尺寸等）畫面。原告稱微軟通過「第一屏條款」濫用了其對Windows 操作系統軟體的獨占權利而損害了設備生產商、消費者、其它軟體生產者的利益。[2]
在這兩個不同的案件中，作為原告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認為微軟公司濫用了Windows 系統在計算機操作系統市場的優勢地位，損害了其他競爭對手和整個市場的長遠利益。而微軟公司則堅持自己的權利受知識產權的合法保護。這反映了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獨占性這兩種法律價值的沖突，是否有一個更好的平衡方法呢，也就是說，在反壟斷的視野中，如何能夠體現知識產權的價值保護？
二、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的利益沖突
1 、知識產權的立法宗旨- 給權利人以充分保護
知識產權的特點可以概括為無形性、專有性、地域性、實踐性、可復制性五個方面。以本文關注的角度來看，對市場競爭最有影響的就是其專有性。「專有性揭示的是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絕對權和支配權所具有的壟斷性或排他性。」[3]
就微軟案件來說，因為知識產權的專有性，版權的所有者微軟公司就擁有了對Windows 操作系統使用的獨占性的權利，這是從權利的來源說。在權利的行使方面，由於知識產權以推動社會進步的技術成果為保護對象，因此，大部分的權利人會通過使用許可協議來使其成果社會化。[4] 在這種技術利益最大化要求的驅使下，法律賦予權利所有者以特權，即通過合法交易成為獨占者。這種「獨占性權利」
的行使所獲得的價格和合同與在充滿競爭的市場條件下的獲得是不同的。知識產品一旦被知識產權制度所保護，就意味著排除他人同樣的行為。因此，知識產權最終與「非通過競爭而獲取的獨占」地位聯系起來。[5]
所以，知識產權的獨占性可能會被權利人濫用，進而破壞技術的傳播和創新。
例如，利用知識產權形成經濟聯合，限制其他競爭者的進入；獲取技術市場上的優勢地位；或者在許可使用合同中不合理的對被許可人漫天要價，對到期合同之後的技術使用進行限制或者通過索取高價來變相延長合同的期限……這些行為無疑已經偏離了知識產權推動社會進步的本意，也正因為這樣，處於相對方的其他競爭者只得藉助反壟斷法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2 、反壟斷法的立法宗旨- 保護市場競爭結構的穩定
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最為重要的機制就是競爭機制，一旦競爭機制被扭曲，市場就不能正常發揮作用，市場秩序和市場結構就會遭到破壞。源於自由競爭的壟斷就是扭曲競爭機制的重要力量。但是，市場機制本身並不具有維護公平競爭的功能，因此，需要建立保護競爭機制的法律制度體系。制定反壟斷法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和促進交易公平，以實現充分、有效的競爭。
對於建立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來說，反壟斷法反對壟斷，反對限制競爭，反對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維護競爭性的市場結構。[6] 在法律層面上，壟斷是行為和狀態的規定性。壟斷首先是一種行為的規定性，反壟斷法關注的是市場主體的行為，只要該行為的目的是限制競爭，都將受到法律制裁。壟斷也是一種狀態的規定性，它關注市場的集中度，壟斷狀態實質上是市場已達到或超過法律所界定的企業集中度的下限。因此，即使沒有明顯的壟斷行為，政府有關部門也可以採取法律行動，變壟斷行為為競爭狀態，壟斷狀態本身成為國家強制力的介入點。
[7]
無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反壟斷法的「社會本位」使它成為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憲法」，承擔起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重任。雖然大多數情況反壟斷法和其相關政策是通過國家公權力實現，但反壟斷法自身卻是以自由競爭的最佳狀態為實現目標。因此，市場經濟離不開反壟斷法。
3 、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法的利益沖突
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法的利益沖突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一、競爭政策關注短期效率分配或長期效率的程度。如果關注短期利益，則會對知識產權權利人的行為較為寬容，而如果是注重長遠發展則會較為嚴格的限制其權利的行使；
二、市場支配地位是否是因為知識產權而取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麼知識產權權利必然受到反壟斷法的規范；三、知識產權自身的經濟特性（邊際成本很低並容易被盜用）。這一點說明在用反壟斷法來分析許可協議條款時，也要注意權利人行使權利的合理性；四、許可協議是否應該被認定為橫向或縱向限制競爭的協議。[8]
在本文列舉的兩類有關微軟公司的案件中，原告無一例外的認為微軟公司藉助對Windows 操作系統許可使用權的獨占，破壞了他們的「競爭權」，因此，應該由反壟斷法對微軟的行為加以制裁。其中最主要問題是：對於知識產權法特別是版權法中最為核心的商業性為- 許可他人使用被保護的作品究竟應該適用怎樣的法律原則。誠然，在技術已經成為市場競爭力核心因素的今天，知識產品所有人獨占權的保護范圍已經越來越受到反壟斷法的關注。如果在契約自由的理念下，完全保護個人的知識產權，就會更多的「微軟」案件發生。而如果用反壟斷的利刃劈開知識產權的「獨占性」，對於技術所有人來說，就無疑陷入了一種「無法可依」的危機感，甚至喪失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導致加重社會發展成本。簡而言之，一個是反對獨占而另一個是授予獨占。[9] 對於這樣的問題，司法實踐做出了不同的回答，理論中也沒有定論。
三、如何實現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法的協調發展
1 、反壟斷法的合理原則
反壟斷法的意義在於塑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結構，使競爭主體可以展開公平競爭，從而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出於對公共利益的尊重，它呈現出靈活性，不同時期對同一性質的行為態度不同，這是一國之內；而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保護本國的知識產權也就是保護本國的商業利益，這時反壟斷法又會支持知識產品的獨占性。總之，反壟斷法背後的標准就是經濟發展需要，從國內市場來說，是消費者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世界范圍內，就是在和平發展的基礎上實現本國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面對形形色色的競爭行為，世界各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基本都確立了「合理原則」。[10]根據合理原則，反壟斷法並不是禁止所有的經濟聯合，禁止的只是那些能夠產生或者加強市場支配地位的企業合並。因此，將合理原則作為反壟斷法的基本原則，可以使反壟斷法更好地適應復雜的經濟情況，避免機械的執法可能對正常經濟活動造成的消極影響。[11]
在知識產權的反壟斷規范中，「合理原則」也同樣適用。因此，有幾個基本的原則不容忽視：首先，不能認為是知識產權導致了市場支配地位；壟斷源於競爭制度而非知識產權制度。社會的進步和創新是知識產權的本意，所以，並非知識產權的每一種制度都要適用反壟斷法。其次，競爭政策應承認知識產權法體系下認可的權利；只有這樣，才可以保護技術創新者的熱情。最後，盡管存在一些限制競爭的協議，但如果這種協議比沒有協議更能促進競爭，則它也是可以容忍的；在沒有許可協議的情況下，很可能因為沒有任何規定而導致效率的混亂，而且沒有許可協議這種推廣方式，技術成果的社會化也就成為空談了。[12]這三個原則表明在處理此類問題時，承認知識產權的基本調整是基礎，進而再與反壟斷法銜接。
2 、知識產權法的利益平衡觀
從上文的論述可以看出，因為知識產權的獨占性問題已經越來越引起法律界的關注。實踐中，特別是在我國加入WTO 之後，圍繞知識產權的訴訟不斷增多，在全球貿易一體化的今天，知識產權和國內國際經濟發展相關聯是法學研究無法迴避的問題。特別是在技術許可中，隨著專利申請數量的增多和保護范圍擴大，許多企業和研究機構陷入一種尷尬處境，本來可以自由使用的技術落入他人的專利保護范圍，成為進一步開發研究和生產經營的障礙。甚至鼓勵創新的專利制度成為某些人惡意設置「訴訟陷阱」的工具，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例如一台DVD ，從部件到零件，其有效專利達1500件之多。我國的生產商要想順利的將產品打入國際市場，首先要獲得外國專利權人的許可，並要支付相當的費用。
面對這樣的情況，世界各國逐漸認識到必須本著既有利於刺激知識產品的創造又有利於知識產品被公眾接近、利用的原則做出具體的制度安排。平衡知識產權人的私權利益與公共利益是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基石。[13]因此，在知識產權自身的體系中，有很多針對性的規定來協調公共利益。如著作權法中的合理使用，專利權中的強制許可。最重要的是，知識財產的保護是有期限的，一旦到期，產品進入公有領域，就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所以，從根本上來說，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都著眼於社會的長遠發展。
3 、平衡原則- 協調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的基本原則
雖然從我國目前看來，把知識產權領域的問題納入反壟斷的案件並不多，相關司法實踐也沒有統一標准，但其實二者的沖突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首先知識產權的過度保護會引起競爭的失衡進而被反壟斷法所不容，其次，反壟斷法事無巨細的前後審查又會破壞競爭主體意思自治和創新積極性。所以，要尋找一個恰當的標准，就是以競爭利益最大化來進行個案分析，在合同雙方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尋找到平衡點。筆者認為這一標准並非可以通過法律明確具體的規定來確立，而基本要依靠市場主體的自我評價和法官的個案認定。
第一，首先明確知識產品的管理更多需要由合同法和知識產權法來規范，以保證個人意志和社會創新。「許可使用應該使版權所有者獲益：這是設計版權法和合同法的部分原因。在市場上的成功並不能剝奪一個公司通過版權法和合同法的獲益。」[14]因此，反壟斷並不是反對大企業。大企業由於創新和技術進步形成的壟斷不是真正的壟斷，創業利潤中包含的壟斷盈利可以看作是成功者的獎金。
這種具有「技術意義上的壟斷」的企業由於一方面要同原有技術和產品的企業競爭，另一方面受到潛在競爭的威脅，因此實際上仍處於競爭之中。[15]
這段話說明，壟斷地位的形成並不一定是消除競爭，壟斷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就要更加努力的改進技術降低成本。如果是這種情況，那麼，消費者將會最終受益。這一點從IT行業的發展就可以得到證明。
另外，合同法的角度來看，反壟斷法是對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的一種矯正。
這種矯正應該是發生在明顯不公平的情況，例如一方利用其優勢地位強加給另一方不合理的義務或價格，導致「強者更強，弱者更弱」，超出了正常競爭可以接受的界限，這才是反壟斷法發揮作用的空間。在微軟與電腦設備生產商的「第一屏」條款中，微軟公司並沒有對「第一屏」的畫面設置和顯示做出過分不合理的約束，也沒有限制製造商、消費者對「第一屏」之後畫面重新設計。正如COPYRIGHT ，LICENSING ， AND THE「FIRST SCREEN」一文中作者的觀點，在合同自治的原則下，許可協議不可能僅僅保護許可人的利益。整體看來，許可使用合同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因為雙方的利益平衡必然會反映到合同的價格上。取得的權利越多，支付的價格也就越高。德國的瓦爾特？歐根說：契約自由「是不可缺少的，沒有來自家庭和企業經濟計劃的個人的自由契約，就不可能有通過完全競爭來對日常經濟過程的調節」。[16]而且，這種「第一屏」條款可以通過降低培訓成本、進行質量控制、明確商標標識等方面的作用使消費者得到穩定、低廉的服務，最終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實現社會利益的增加。在「合理原則」的基礎上，可以認為「第一屏」條款並不是完全權利濫用的結果。如果一定要將反壟斷的審查引入此條款，就會破壞合同的合意，破壞在競爭環境中市場主體的自由選擇，進而會付出損害社會技術進步的代價，這是反壟斷法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因此，用經濟學的方法具體分析合同條款，權衡多方利益，才能找到反壟斷法的作用空間。
第二，反壟斷法不能完全退出知識產權保護領域，只要這種「保護」成為破壞競爭的保護傘，反壟斷法就應責無旁貸的對此加以規范，以確保競爭結構的健康發展。
事實表明，契約自由有時不能保護市場供求雙方的競爭，甚至可以用來消除競爭，卡特爾和其他壟斷組織的建立就是例證。企業利用契約自由來建立壟斷組織，壟斷組織又用契約自由導致強制性的契約。「契約自由」常常成為壟斷集團證明他們受到法律保護和享有相應權利的籍口。[17]正因為傳統知識產權法、合同法對於意思自治的過分推崇，才使權利濫用有可能成為合法現象。在知識產權法中，法律賦予了權利人的特權，給知識產品的收益劃定了一個閉合空間，只能由權利人獨享，自然引發和社會其他利益主體的矛盾。
正如本文開頭的第一個案例，美國和歐洲的法院針對反壟斷訴訟，分別認定微軟公司的行為違反了反壟斷法，做出了不利於微軟公司的判決。從這樣的事實可以看出，反壟斷法面對知識產權領域的獨占現象，是完全有理由介入並進行規范的。這是因為反壟斷的性質決定。因此，盡管有「排他性」的「私權」壁壘，又有合同自由的說辭，但從社會長遠利益出發，還是應該承認反壟斷法介入的合理性。
第三，本文的結論是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不再單純地將知識產權作為壟斷豁免之列，而是在保護知識產權與防止權利人濫用權利方面尋求一個平衡點；對於與知識產權有關的限制競爭行為也應列入反壟斷規制的范圍中。在對一家公司進行反壟斷時考慮的已不只是規模，更主要的是看它是否利用自身規模來限制競爭和損害消費者的利益。[18]
正如美國最高法院在Dell公司案件中表達的看法：「客觀的格式標准，通過公正的過程被認可，有一種『實質上促進競爭的優點』。通過設定標准，可以提高產品的適用性，進而增加消費者的選擇，還可以通過投入及經濟指標的標准化來降低生產成本。使新的進入者可以根據當前標准生產產品，降低市場准入障礙……」？？？？總體看來，知識產權和競爭政策都關注技術進步和消費者的最終利益。企業希望進行技術改造但至少要防止搭便車行為，所以知識產權保護是必不可少的。而市場主體只有在面對競爭時才有充分的動力進行改造，因此營造一個良性競爭的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所以要平衡不斷加劇的競爭和進一步技術改造之間的利益。面對經濟生活的復雜性，法律不同領域之間的交叉問題越來越普遍，這時就需要我們正確把握不同部門法的立法深意，推進社會的整體利益發展。
注釋：
[1]2000 年6 月微軟公司提起上訴，上訴法院做出判決，基本確認了微軟採用反競爭手段維持其在電腦操作系統軟體上的壟斷地位，但否定了初審法院試圖將壟斷地位擴展到瀏覽器軟體領域的判決。11月6 日，微軟與司法部和原告中的9 個州和解。由於和本文論述關系不大，故不作詳細介紹。徐傑、時建中主編《經濟法概論案例教程》第204 頁知識產權出版社2004年9 月版。？？？ See Ronald A. Cass ：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資料來源：
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網站 www.ssrn.com
[2] 劉平周詳《知識產權與物權比較研究》載於《知識產權》2003年第4 期
[3] 「In keeping with the basic approach of the right law ，right owners are given great freedom in deciding the terms on which to license their procts. After all ， the value of the right is the ability of the right owner to set terms expected to maximize the return from licensing. 」
See Ronald A. Cass： COPYRIGHT， 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
[4] 筆者並不否認，知識產權的「獨占性」是有期限並且受合理使用的限制。
因此，此處討論的獨占也是相對的而並沒有過於偏激的意思。本文全文都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識產權的制度基礎之上，並不是對知識產權本身的質疑，而主要是從反壟斷角度和整體社會發展的角度進行一些思考。同時，我也並不否認，知識產權取得的最初，也是在市場公平競爭的情況下權利人創造性的勞動的結果。
[5] 「有效競爭」是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目標模式，在這種模式下，競爭被視為實現整體經濟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手段，提出這種模式是為了建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市場結構。作為法律上可操作的目標模式，關鍵是如何確立一個標准，以評價市場上的競爭是有效競爭。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建立有效競爭的目標模式主要是從規范競爭性市場結構出發。按照德國康森巴赫的理論，優化的市場結構，市場上要有多個競爭者，他們的商品有適度的差異性，且市場的透明度高。王曉曄：《競爭法研究》出版社99年版第73－90頁
[6] 劉寧元司平平林燕萍：《國際反壟斷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 月版第7 －9 頁
[7] 「To the extent there has been a perceived conflict ， however，it seems to stem from four principal areas of uncertainty ：（a ） the extent to which competitio policy is about short-run allocative efficiency or long-run dynamic efficiency，（b ） whether market power should be inferred from the existence of an IPR ，（c ） certain distinctiv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IPRs ， and（d ） whether a particular contract， license，or merger should be regarded as horizontal or vertical. 」 See「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OECD ，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DAFFE/DLP（98）18 http://www.oecd.org/daf/ccp
[8] 「Discussion of the overlap between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requently observes that the former opposes monopoly ， while the latter confers monopoly rights. 」 See Ronald A. Cass ：「COPYRIGHT，LICENSING， AND THE」FIRST SCREEN「
[9] 「合理原則」、「本身違法原則」是反壟斷法的兩個基本原則。
「本身違法」適用於那些已經被確定為不合理地限制了貿易的行為，因而只看是否有行為的存在，無需對行為產生的原因和後果進行調查。一般適用於法律明確規定的情形下，如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限制競爭協議等。「合理原則」的基本含義是某些行為構成了對競爭的限制，但又不能適用本身違法原則。是否構成違法須在慎重考察企業行為的意圖、行為方式以及行為後果之後，才能做出判斷。
[10]「Normal competition law， applied under a rule of reason standard，seems entirely adequate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pro 「
and anticompetitive tying in cases where the requisite market power is conferred through IPR. 「 See」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OECD ，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DAFFE/DLP （98）18
[12]馮曉青《利益平衡論：知識產權法的理論基礎》載於《知識產權》
[14]劉兵勇《試論反壟斷的理論基礎》載於《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5 期
[15]劉兵勇《試論反壟斷的理論基礎》載於《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5 期
[16]劉兵勇《試論反壟斷的理論基礎》載於《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5 期
[17]馬洪雨《從「微軟」案看反壟斷法的發展趨勢- 兼論給中國反壟斷立法的幾點啟示》載於《蘭州商學院學報》2001年第4 期
『玖』 知識產權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區別與聯系
1、立法目的。
反不正當競爭法主要是反對經營者出於競爭的目的，違反市場交易中誠實信用的原則和公認的商業道德，通過不正當的手段攫取他人競爭優勢的行為。因此，它首先保護的是受不正當競爭行為損害的善意經營者的利益，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說，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追求的價值理念是公平競爭。
反壟斷法則是從維護市場的競爭性出發，目的是保證市場上有足夠的競爭者，以便使交易對手和消費者在市場上有選擇商品的權利。根據反壟斷法的理論，只有當市場上出現了壟斷或者壟斷趨勢的時候，政府方可干預市場，干預的目的是降低市場集中度，調整市場結構。因此，概括地說，反壟斷法所追求的價值理念是自由競爭，目的是保障企業有自由參與市場競爭的權利，提高經濟效率和消費者的社會福利。
2、規制對象。
反不正當競爭法主要是關注市場上企業間的相互競爭行為，目的是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
反壟斷法關注的則是競爭者之間的協調行為，目的是防止市場上形成排除競爭或者嚴重限制競爭的局面。
因此，一個違反了反壟斷法的行為，例如競爭者之間商定商品或者服務的價格，因為這個行為沒有損害任何競爭者的利益，從而不會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
另一方面，不正當競爭的行為如假冒商標或假冒專利，這些行為因為不會影響市場競爭結構，不會減少市場上競爭者的數目，反壟斷法也不會把它們視為是違法行為。
當然，反壟斷法中也有一些關於企業市場行為的規范，特別是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規定，例如禁止這種企業實施搭售行為或者價格歧視行為等。然而，反壟斷法制止這些行為不是出於這些行為不公平或者不正當（當然這些行為是不公平或者不正當的），而是因為這些行為會加強行為人已經取得的市場支配地位，從而惡化市場上的競爭條件。因此，反壟斷法關於企業市場行為的規則只是針對那些擁有市場支配地位的大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