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的內涵有哪些

Ⅰ 著作權（版權）的基本特徵是什麼

著作權基本特徵是什麼
1、具有獨創性
作品必須是作者創作的智力成果，而不是抄襲剽竊他人的。創作，是一種腦力勞動、智力活動，能直接產生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著作權法中作品的獨創性、和專利法中的創造性的要求有所不同。專利法中的創造性，要求必須具有新穎性，甚至要求必須是首創的。 著作權法中作品的獨創性，只要是自己創作的，是表現自己思想觀念和感情的智力成果，該作品的水平即使低於已經出現的同類作品的水平，但只要自己創作的，就應認定具有獨創性。
2、屬於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的成果
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是一個十分廣闊的領域，可以容納所有的智力成果，但體力勞動的成果不屬這一領域。
3、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
著作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它的客體(作品)不同於有形財產權的客體具有一定的外在形狀、佔有特定的空間。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是指作者所表達的思想、感情、觀念的成果，而不是這些思想感情、觀念的載體。但是，作品又必須附著於一定的載體，以一定的形的載體固定、記錄下來，並且這種形體可以被大量復制。
4、作品不違反法律
依法被禁止出版、傳播的作品，即便具有上列三特徵，也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例如違反我國憲法、法律，內容反動或者淫穢下流的作品，無論是否符合前三個特性，均不能構成受著作權法律保護的客體。認定一部作品是合法，除憲法以外，出版法是主要依據其他法律也可以成為依據。

Ⅱ 知識產權戰略的內容

1．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應特別重視知識產權普及戰略，要讓大家都知專道知識產權是什屬么，它有哪些規則，包括普及它的國際規則。應該象江蘇省那樣提出非常實在的目標。江蘇省知識產權戰略的第一條就是要在5年內，讓一半的江蘇人都知道什麼是知識產權。
2．在創新戰略上，政府管理機關要注意避免因知識產權而妨礙競爭，要讓知識產權真正成為激勵創新的制度。現在，知識產權已成為跨國公司阻礙他人進入市場和自己競爭的工具，中國要防止知識產權被濫用。
3．在應用戰略上，一些短期看來沒什麼應用價值但關系長期發展的項目，國家應該支持。要鼓勵研究部門在研究的第一階段就和應用單位聯系在一起。
4．在保護戰略上，我們的司法保護要給國內權利人更多的途徑，降低成本。中國大多數公司不敢出來維權，不知道能不能贏，贏了執行也難，賠了本連吆喝也賺不到。國外企業則有這個財力維權，起碼能賺吆喝。大家都不維權，缺口就被打開。
5．在人才戰略上，應該是利益保護為主，評獎等措施為輔。成果產生了經濟效益，一定要把該得的利益部分返還給發明人。

Ⅲ 合同中可以對知識產權的內涵進行定義嗎

不需要特意的定義

Ⅳ 述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的十六字方針

激勵創造、有效運用、依法保護、科學管理。

2005年初，國務院成立了國家知識產權專戰略制定工作領導屬小組，啟動了戰略的制定工作，知識產權局、工商總局、版權局、發改委、科技部、商務部等三十三家中央單位共同推進戰略制定工作。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制定工作任務由《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和二十個專題組成。

2007年5月，領導小組召開會議，對綱要文稿進行深入討論，初步形成了戰略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戰略目標、主要措施和重點任務等主體內容。

(4)知識產權的內涵有哪些擴展閱讀：

綱要意義

1、有利於增強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有利於構建創新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促進創新成果的大量涌現和廣泛運用。

2、有利於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知識產權制度是當代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基礎。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完善知識產權制度，必將有助於規范市場秩序和建立誠信社會。

3、有利於增強企業市場競爭力和提高國家核心競爭力。知識產權制度可以有效保障創新成果收益，激勵創新、加速信息傳播，優化配置市場創新資源。

Ⅳ 知識產權信息的內涵是什麼

知識產權的內涵
從法學角度看，科學技術活動是人的智力的創造，因而智力勞動者對其成果依法享有一種權利，這就是知識產權的研究內容。
是社會在運行過程中經常遇到的法律問題。知識產權立法是現代科學技術活動的法律保障。早在1623年和1709年，為了鼓勵人們進行科學技術的創新活動，英國先後頒布了保護科技發明的《壟斷法》和保護作者權利的《安娜法》。
建立了最早的專利和版權保護制度。1804年，法國頒布了《拿破倫法典》，第一次確認商標權也應作為知識產權受到保護。此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相繼建立了各自的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等法律制度，並逐漸形成國際性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如《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和《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等。特別是1993年完成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一次把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問題聯系在一起，結束了關貿總協定過去僅僅把動態商品作為保護對象的狀況。
將包括專利、商標、版權、商業秘密等幾乎所有形式的知識產權都列入了保護范圍，在保護期、權利范圍和有關使用的規定，均大大超過了現有的任何國際公約。它的形成，不僅是對近兩個世紀來國際知識主權保護制度的總結和發展，而且由於有100多個國家進入了關貿總協定，其影響將大於以往任何一個知識產權保護協議，從而將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化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中國自1984年以來。
在短短的十幾年間，先後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工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技術合同法》和《科技進步法》等，建立了一個系統而完善的科學技術法律制度體系，並加入眾多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公約，為保障科技創新活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運行環境。
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標志著社會對科學發現、技術發明乃至一般知識產品價值的確認。
是鼓勵科技創新的必要的法律保證。
對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享有的權利；對演出、錄音和廣播享有的權利；對一切領域的發明享有的權利；對外觀設計享有的權利；對商標、服務標記、廠商名稱和標記享有的權利；對制止不正當競爭享有的樹種；對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里一切其他智力活動所創造的成果享有的權利。概括起來，知識產權所涉及的內容包括工業產權、版權（著作權）、高新技術的產權。
工業產權即工業所有權，這里的「工業產權」范圍包括工業、農業、交通、採掘業、商業等各個產業及科學技術部門等。具體是指人們在生產活動中基於智力的創造性勞動所應享有的一種權利。從狹義上講，工業產權的內容主要是指專利權與商標權；從廣義上講，根據《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的規定。
工業產權的內容應包括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外觀設計專利、商標、服務標記、廠商名稱、貨源標記、原產地名稱、制止不正當競爭等。

Ⅵ 高分求關於知識產權法的論文

論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內容摘要: 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不僅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基本原則,而且是知識產權立法的方法性原則。該原則貫穿於知識產權立法的始終,貫穿於知識產權的所有制度與規范之中。它是一種對知識產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賦權的方法,體現了知識產權立法的顯著特點。將該原則確立為知識產權法的基本原則具有其正當性。該原則具有重要功能,對知識產權法定原則進行正確分析和定位,能夠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提供有益的啟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應選取適當的立法模式,應不斷創設和確認知識產權的新權利類型,應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並符合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應符合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趨勢。

關鍵詞: 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正當性/制度創新

知識產權是私權,是民事權利的新型類型之一。知識產權的確認和產生有賴於知識產權的立法活動。在知識產權立法中,遵循著一項重要的方法性原則,即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該原則貫穿於知識產權立法的全過程和各個方面。作為私權的知識產權沒有同其他一般民事權利那樣實行意思自治原則,而是充分地實行著知識產權法定原則,這是知識產權立法的顯著特點。知識產權立法之所以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不僅具有充分的根據,而且具有其正當性。

一、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內容（為了論述方便,本文中「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中的「法」以及「知識產權立法」屬於廣義上的使用,既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內立法,也包括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條約、國際公約等）

綜觀知識產權的國內立法和國際立法,可以發現,知識產權立法的一個共同規律是始終貫穿著知識產權法定的原則。該原則已成為知識產權立法的特點之一,並通過知識產權規范及其制度得到深刻地體現。

（一）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法定

從一般意義上說,「知識是關於一切新的科學技術、文化藝術、信息、管理、美感、善德等等具體知識的一般抽象形式」[1]。對於知識產權的內涵和外延,理論界並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如鄭成思教授認為,知識產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知識產權,可以包括一切人類智力創作的成果；狹義的知識產權包括工業產權和版權兩部分；詳見鄭成思:《知識產權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3頁。也有學者認為,知識產權是人們基於自己的智力勞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而依法享有的權利。詳見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版,第1—4頁。）盡管如此,對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予以界定,這已是知識產權立法的共性所在。國內立法和國際立法都對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予以規定,以此表現一個國家對本國保護知識產權所持的態度以及所確定的不同保護范圍,或者用以表現參與締結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國際條約的不同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所持的共同態度或者確認的共同標准。由此形成了知識產權的內涵和類型法定,即一國國內或者國際上的知識產權內涵和類型都由知識產權立法予以直接規定,當事人不得自行約定知識產權的內涵,也不得自行創設知識產權的類型。

（二）知識產權關系的構成法定

知識產權關系由主體、客體和內容構成。知識產權立法,無論是採用國際公約、條約的形式,還是採用國內立法的法典法形式（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單行法形式（如我國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等）,對構成知識產權關系的三要素都會予以明確規定。具體來說:其一,知識產權的主體法定。知識產權立法一般都對享有知識產權的主體資格和條件予以明確規定,不是一切民事主體都可以成為知識產權的主體,一般說來（尤其是對知識產權的原始主體而言）,只有實施智力勞動並取得創造性智力成果的主體,才能成為享有知識產權的主體。其二,知識產權的客體法定。一定時期內存在於社會中的知識產品類型及其總量極其繁多,但並不是所有的知識產品都能被納入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范圍之內。為此,就需要知識產權立法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范圍予以選擇,劃定知識產權客體的范圍。其三,知識產權的內容法定。知識產權的內容包括精神權利和經濟權利兩方面。但具體說來,知識產權立法針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分別規定了其各自不同的內容。

（三）知識產權的利用、使用、限制和轉讓等法定

首先,知識產權立法的價值在於推動知識或者智力成果的利用、使用,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增進社會財富的增長。為此,其對促進和推動各種知識和智力成果的高效率利用和使用做出了周全的規定；其次,知識產權立法在賦予知識產權主體以知識產權的同時,也基於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考慮,而對知識產權給予不同方面的法定限制。如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許可使用、強制許可使用等限制；我國《專利法》規定的強制許可（包括防止專利權濫用的強制許可、為公共利益目的的強制許可、交叉強制許可）、不視為侵犯專利權行為的情形等限制。再次,為了實現國家對知識產權的干預和管理,維護經濟秩序的安全、有序和高效,知識產權立法對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利的轉讓條件、程序都予以規定。

（四）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度法定

其一,知識產權的受保護條件和程序法定。並不是一切知識或者知識產品都能夠獲得知識產權立法的保護,知識產權立法對其所保護的知識或者知識產品的類型和范圍都規定了嚴格的條件和程序。知識產品只有符合法定保護條件並履行相應的程序時,才能獲得知識產權立法的保護。其二,知識產權受保護的地域范圍法定。知識產權的國內立法一般規定,在一國賦予的知識產權,只在該國領域內受該國知識產權法的保護,而對超出該國領域范圍的知識產品不予保護,並由此形成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地域性原則。而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條約的規定,則是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地域性法定的例外。其三,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法定。知識產權立法對各種受保護的知識產品都規定了特定的保護期限。對於在法定保護期限內的知識產權給予保護,而對於超過法定保護期限的知識產權不給予保護。其四,知識產權的救濟制度法定。知識產權立法為了強化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對保護知識產權制度做出了充分規定。如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類型法定、侵犯知識產權責任的歸責原則法定、侵犯知識產權的責任類型法定、不同類型責任的構成要件和承擔方式法定、侵犯知識產權的賠償額法定,等等。

基於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貫穿於知識產權立法的始終,貫穿於知識產權的所有制度和規范之中。可以說,在民事權利體系中,沒有其他類型的民事權利像知識產權這樣能夠將權利法定原則體現得如此徹底,運用得如此充分。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已成為知識產權立法的特色之一,並成為其重要的方法性原則。由此也使其確立為知識產權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成為必要。

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正當性

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既是知識產權制度本身的基本原則,又是知識產權立法的方法性原則。所謂方法性原則,即為了科學、完整地表述知識產權立法內容而採用的方法或者技巧的原則。方法性原則不僅涉及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本身,而且涉及知識產權的立法技術,是准確表述知識產權制度內容而採用的必不可少的立法方法,是一種對知識產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賦權的方法。知識產權立法之所以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是基於實現對知識產品保護的需要,具有其充分的根據和正當性。

（一）知識產品「天然」的特殊屬性決定了對其保護的前提條件是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其一,知識產品具有無形性。知識產品是一種知識形態的精神產品,其存在不表現為一定的外在形體,不佔有一定的空間。由此決定了知識產品的「天然」非排他性。人們對知識產品的「佔有」,「不是一種實在而具體的控制」[2],即不是一種事實上的實際控制。一項知識產品「可以為若干主體同時佔有,被他們共同使用。知識產品一旦傳播,即可能為第三人通過非法途徑所『佔有』」[3]。法律對民事權利予以保護的條件之一是該權利客體應具有排他性。權利客體只有具有了排他性,才能確保權利人能夠有效地控制和支配該權利,實現自己的利益,並排除他人的不法侵犯。在知識產品不具有「天然」排他性的情況下,要實現對知識產品的法律保護,只能依靠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賦予知識產品以法律排他性,即依靠法律的強制性而使知識產品具有排他性。正是從此意義上說,「知識產權制度是一種賦予當事人對一部分知識財富有權排除他人利用的法律制度」[4]。

其二,知識產品具有源自其無形性的利益界限模糊性。知識產品的無形性,導致難以確定知識產品的利益界限,進而使知識產品的創造人無法實現其利益,無法依靠自身實現對知識產品的保護。知識產品的無形性決定了「它的保護范圍無法依其本身來確定,而要求相關法律給予特別的規定。在限定的保護范圍內,權利人對自己的知識產品可以行使各種專有權利」[5]。因此,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能夠明確界定知識產品的利益界限,即它「是由立法者人為界定的一個無形的利益邊界」[6],「是由法律強行為權利人劃出一道無形的邊界」[7],為知識產權的創造人實現其利益提供條件,並依此確定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范圍,防止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發生。

（二）知識產品的社會特殊屬性決定了對其進行保護的必要條件是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知識產品具有源自於知識的外部性或者公共性。「知識的外部性就是私人所生產的知識成果,容易擴散或者溢出進入社會公共領域,成為社會所公有的知識的性質。知識的外部正效果能夠給知識的非產權所有者帶來巨大的潛在利益」[8],知識的外部性導致了知識產品的外部性。而知識產品具有的外部性,決定了「通過私人手段很難控制,即具有難以控制的特性」[9]。為此,只能依靠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克服知識產品的外部性弊端,賦予知識產品以私人性,以法律形式賦予知識產品的創造人或者相關的特定主體享有對於知識產品的壟斷性權利或者享有基於知識產品而壟斷市場資源的權利,實現對知識產品的保護。

（三）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是賦予知識產品以財產屬性或商品屬性所必需的

一種標的要成為一種財產,一種利益或者權利要成為一種財產權,應具備有用性、稀缺性和可界定性三個條件。[10]而知識產品成為財產的三個條件都須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予以賦予。其一,知識產品的有用性須由法律加以確認。一般說來,知識產品對其創造人、對他人具有價值性和可使用性,但為了更加體現出他人對知識產品創造人的尊重,仍需由法律對知識產品的有用性加以強調；其二,知識產品的稀缺性須由法律規定。知識產品本來具有源自於其非消耗性的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識產品的非消耗性,即知識產品在使用過程中,不具有物質損耗性,不會因使用而被消耗,「被消耗掉的只是其載體」[11],知識產品「永遠不會因為不斷使用而減少,反而會越來越完善,越積累越多,是永恆資源」[12]。「知識產品一旦被生產出來後,也就不存在稀缺性了。」[13]因此,知識產品本身不具有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識產品這種非稀缺性的客觀存在導致了知識產品的創造人本人無法實現對知識產品的充分利用和自我保護。為此,只能依靠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賦予知識產品具有「依賴於人工的、自我創造的稀缺」[14]性,以實現對知識產品的保護。其三,知識產品的可界定性須由法律規定。「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在於使知識產品具有可界定性,成為人們可以擁有、願意擁有的財產。」[15]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賦予知識產品成為財產的必備條件,進而使知識產權具備了成為財產權的必備條件。

三、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功能

確立知識產權法定成為知識產權立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具有重要的功能。

（一）有利於實現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和戰略

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是為了充分鼓勵人們進行知識產品的生產和創新,增長社會財富,促進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同時,我國應從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認識知識產權保護的戰略意義,對此,我國已於2005年6月正式啟動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制定工作。基於此,應通過貫徹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將一切有利於實現上述目的和戰略的政策和措施,上升為法律制度而獲得普遍遵守的效力,並以此推動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實現。

（二）更加強化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特殊重要作用

知識產品的特點決定了知識產品的創造人自己難於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能力實現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只能依賴於國家的保護,即知識產權的保護對國家有著極強的依賴性。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表明,知識產權制度的內容取決於國家的意志和政策,知識產權制度中蘊含著國家保護知識產權的價值取向和政策傾斜。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制度創新中居於核心地位。國家有效的扶持、鼓勵措施有利於提高我國知識產權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國家的強制力能夠為之提供堅強的後盾。因此,應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更加充分發揮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制度創新中的重要作用,從而發揮知識產權制度的最大效益。

（三）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有利於提高知識產權的效率,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知識是資源、是資本、是財富。」[16]知識產品同時又是知識商品,「知識產權是指知識商品的產權」[17]。「知識經濟的精髓在於把知識變成財富。」[18]知識產權作為商品,只有轉化為產業,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作用,「因為知識的價值和知識的經濟效益都反應在知識產業上」[19]。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能夠賦予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對知識產品享有排他性的使用、生產和經營的壟斷權,為知識產權的權利人提供周全的保護,從而增強了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充分利用、使用知識產品的積極性,有利於提高知識產權的商品轉化率,進而有利於提高知識產權的利用效率,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四）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有利於平衡知識產權保護中的利益關系

知識產權法的核心在於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對知識產品所享有的壟斷權。但是,若對知識產權實行絕對化的保護,就可能會影響或者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為此,就應尋求知識產權保護過程中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點。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能夠恰當劃清知識產權的權利人享有權利的合理界限,劃清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范圍界限和時間界限。即在法定范圍和期限內賦予知識產權人專有的、排他性權利,為權利人實現其個人利益提供充分的保護,而在法定范圍和期限之外,知識產權人不再享有專有性權利,可由國家和社會公眾對知識產品共享權利,並藉此兼顧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五）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有利於解決或緩解知識產權保護中的矛盾

知識產權保護的實踐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比如知識產權的壟斷使用與公共利用之間的矛盾、知識產權的保護與限制之間的矛盾、知識產品信息的公開和保密之間的矛盾、知識產品的社會性與專有性之間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的解決和協調,有賴於知識產權法定原則。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為不同法律主體配置均衡性的權利、義務、責任關系,設計出能夠消除或者緩解各種矛盾的知識產權制度。

四、知識產權法定原則與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

知識經濟是一場巨變的社會革命。它不僅要求不斷地進行知識創新,因為「創新是知識價值的核心,創新越是高,知識價值也越高」[20],而且要求進行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因為「知識產權制度是知識經濟的主要支柱,沒有知識產權制度就不可能有知識經濟的社會」[21]。知識經濟時代對知識產權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使得知識產權制度面臨著越來越多、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只有不斷地進行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實現其與知識經濟發展的與時俱進,才能使之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知識產權制度的作用。通過對知識產權法定原則的分析和論證,能為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創新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應選取適當的立法模式貫徹知識產權法定原則

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是依靠不同的立法模式得以貫徹和實現的。該原則並不片面強調只採用某一單一立法模式確立知識產權制度。為了更好地貫徹該原則,我國應根據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和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需要,選擇適宜的知識產權立法模式。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非常豐富,涉及范圍廣泛,其中既有實體性內容,又有程序性內容；既有私法性內容,又有公法性內容；既有國內法內容,又有國際法內容。為了准確表達知識產權立法的內容,設計出科學的知識產權制度,知識產權立法應採取適宜的立法模式貫徹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我國民法通則設立了專節對知識產權做了列舉式、概括式規定,並根據不同知識產權的類型分別制定了若干知識產權單行法,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制度內容予以規定。此外,我國已加入了若干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國際條約,進一步擴展和充實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內容。如何處理和鏈接民法通則、單行法、國際公約和條約等關於知識產權制度的不同立法模式之間關系,頗值研究。我國目前正在進行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民法典草案中是否應規定知識產權制度？如何設計其內容？學者們正在討論和定位。若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制度,民法典與單行法、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的關系如何協調,也需對其科學性、可行性等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

（二）應不斷創設和確認知識產權的新權利類型

知識產權以知識產品為客體,知識產權是法律對知識產品確認和確權的結果。對新型知識產品的確認,就意味著知識產權新權利類型的增加和更新。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知識經濟的深刻變革,知識產品的新類型必將不斷產生和涌現。為了更好調動知識產品創造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為了更好地發揮知識產品在知識經濟中的作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應通過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及時調整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確認和增加知識產權的新權利類型,如商品化權、基因與轉基因專利權、創意權等。[22]即實行知識產權法定原則,既要遵循法定的內容,又不宜將該原則僵化,更不能過分強調「知識產權法定」而封閉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和權利體系。

（三）知識產權制度應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並符合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

知識經濟時代具有知識經濟化的特點。我國知識產權制度不僅應符合傳統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而且更應適應知識經濟的要求。首先,應在知識產權立法中強化知識財富和知識財產權的精神和理念,提升知識財富和知識財產權在財產權體系中的地位。其次,應全面規定和充實知識財產權制度。我國現行立法規定的知識財產權的內容較薄弱,為此,應予以強化。再次,應確立以知識產權的利用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強化和提高知識產權的利用效率,實現知識產權立法的重心由注重知識產權的靜態保護轉向注重知識產權的動態利用保護的轉變。知識產權是一種重要的財產權。財產法的發展歷史啟示我們,財產法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從注重財產的靜態所有到注重財產動態利用的轉變。在現代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制度也應更加註重和提高知識產品的利用效率。

與傳統的民事權利相比,知識產權屬於新的民事權利類型,它具有不同於傳統物權、債權、繼承權、人身權的特徵。「相對於以保護物質（能量）的歸屬和流轉為主幹的傳統民事權利原則理念、規范體系而言,知識產權有著太多的特殊性。」[23]傳統民法設計的保護物權、債權、繼承權、人身權的制度和規則,不能完全適用於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因此,我國應創造和構築符合知識產權特徵和保護規律的特殊規則。首先,應更加全面地規定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定內容,及時克服知識產權立法中的欠缺和不足。其次,應恰當地確認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針對不同類型的知識產權,分別規定長短不同的保護期限。也就是說,應結合具體情況,使所確定的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限既不能過短,也不易過長,而是長短適中。再次,應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民事責任制度,如應完善知識產權的法定賠償制度,使之更加公平、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最後,應探求知識經濟中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推廣知識產權保護的成功經驗。知識產權立法應及時吸收通過總結知識經濟中知識產權保護的實踐而歸納的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律,將凝聚著知識產權保護實踐經驗和成果的內容及時、全面地規定於立法中而加以推廣。

（四）知識產權制度應符合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趨勢

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完善和創新,不僅應符合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的原則和國際慣例,而且應吸收其他國家知識產權立法中的成功經驗,尋求不同國家知識產權立法中的共同規律和共同規則,盡可能消除由於不同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差別性而給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造成的障礙,實現與其他國家的相互合作、相互配合,進而實現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化和一體化。

注釋:

[1]夏先良.知識論[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p7.

[2]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p13

[3]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p13.

[4]鄭勝利.知識產權法定主義[A].北大知識產權評論: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p58.

[5]吳漢東,胡開忠.無形財產權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p165.

[6]梅夏英.財產權構造的基礎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p100.

[7]梅夏英.財產權構造的基礎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p187.

[8]夏先良.知識論[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p36.

[9]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p188.

[10]龍文懋.知識產權法哲學初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47-55.

[11]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77.

[12]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77.

[13]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p210

[14]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p211.

[15]龍文懋.知識產權法哲學初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17.

[16]秦言.知識經濟時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p3.

[17]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97.

[18]齊建國,等.知識經濟與管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p243.

[19]秦言.知識經濟時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p273.

[20]秦言.知識經濟時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p6.

[21]鄭勝利.知識產權法定主義[A].北大知識產權評論: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p66.

[22]易繼明.知識產權的觀念:類型化及法律運用[J].法學研究,2005,（3）.

[23]鄭成思.知識產權——應用法學與基本理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P90-9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Ⅶ 知識產權方針十六字

激勵創造、有效運用、依法保護、科學管理。

Ⅷ 簡述知識產權戰略的內涵和特點

知識產權的概念及特徵
知識產權是指人們對智力創造成果和工商業標記依專法享有的權利，包括屬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及商業秘密權、植物新品種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地理標志權等其他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作為法律所確認的知識產品所有人依法享有的民事權利，具有以下特徵：
1.權利客體是一種無體財產。知識產權的客體不是有形物，而是知識、信息等抽象物。
2.權利具有地域性。知識產權的地域性是指，按照一國法律獲得承認和保護的知識產權，只能在該國發生法律效力，而不具有域外效力。知識產權域外效力的取得，對著作權而言，依賴於國際公約或者雙邊協定即可；專利權、商標權則必須由他國行政主管機關的確認，方可產生法律效力。
3.權利具有時間性。知識產權有一定的有效期限，無法永遠存續。在法律規定的有效期限內知識產權受到保護，超過法定期間，相關的智力成果就不再是受保護客體，而成為社會的共同財富，為人們自由使用。

Ⅸ 誰能幫我解釋專利權中所指的「權利窮竭規則」

淺議知識產權權利窮竭制度的內涵和適用范圍

[摘要：]權利窮竭制度是對知識產權專有權利限制的一種典型制度。對於其內涵和適用范圍應該有準確的界定，不然就會給權利人的利益造成不當的損害。本文以著作權、專利權和商標權三個領域的三個問題為切入點，闡述了筆者對知識產權權利窮竭制度的理解和看法。
[關鍵詞：]權利窮竭 權利用盡 發行權一次用盡 首次銷售原則

知識產權是一種專有性的民事權利，它同所有權一樣，具有排他性和絕對性的特點。[i]但同時，為了防止這種壟斷性權利成為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障礙，知識產權制度在維護創造者專有性權利的同時，又對其進行了必要的限制，以協調創造者、傳播者、與代表社會利益的使用者三者的利益關系。知識產權權利窮竭制度就是對專有權利限制的一種典型制度。

所謂權利窮竭原則（exhaustion of rights[ii]）,也稱權利用盡原則、首次銷售原則,是指知識產權所有人或經其授權的人製造的知識產權產品,在第一次投放到市場後,權利人即喪失了在一定地域范圍內對它的進一步的控制權,權利人的權利即被認為用盡、窮竭了。凡是合法地取得該知識產權產品的人,均可以對該知識產品自由處分。其制度宗旨是在保護專利權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維護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保護經營者和一般消費者的合法利益。

權利窮竭原則在著作權法、商標權法和專利權法中具有不同的內容，但又具有一定的共性。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1． 窮竭權項的特定性。

知識產權的「權利窮竭」是指特定權項的窮竭，而不是指所有權項的窮竭。首先被窮竭的不是人身權,而是財產權;其次窮竭的不是著作財產權、專利權或商標權本身，而是其子項，即權利群中的某項具體的與產品的銷售或使用有關的權利。[iii]並且被窮竭的權利是為法律所明確規定的與商品的流通和購買者的使用有關的特定權利。用鄭成思教授的話說就是「專有權的窮竭」僅僅指的是權利人在如何銷售自己的作品這一點上，喪失了專有權。[iv]

2． 窮竭對象的特定性。

所謂窮竭對象的特定性，是指權利的窮竭是針對每一件合法投入市場的具體產品而言的，而不是適用於同一類的所有產品或同一系列的所有產品，它不會導致該項知識產權本身效力的中止。權利人對其尚未投放市場或被非法投入市場的產品仍然具有排他性的絕對權利，任何人未經許可仍然不得進行知識產品的復制。

3． 窮竭范圍的特定性。

知識產權的權利窮竭具有地域性的特點，一般說來，權利人在一國投放其知識產權產品並不會導致其產品在其它國家的權利窮竭。因此權利人仍然有權禁止他人未經許可進口其享有知識產權的產品的行為。如奧地利版權法規定：「如果作者只同意過在某一特定領域銷售其作品，則他對於進一步銷售的專有權僅在該領域內喪失。」

從以上特點可以看出，權利窮竭原則無疑是對知識產權專有性的巨大限制。為了防止濫用此原則給權利人帶來不必要的限制和損害，對於其內涵和適用范圍必須有準確的界定。下面筆者將結合幾個問題談談對其理解和適用時的看法。

一、 著作權權利窮竭的內涵和適用范圍——網路環境下為什麼不適用權利窮竭原則？

在版權領域，權利窮竭指的是「發行權一次用盡」。就是說，對於經過版權人許可而投放市場的享有版權的作品復製品,版權人無權再控制他們的進一步轉銷分銷等活動。[v]

理解這一點時，我們必須要區分作為無形物的作品的處分和作為有形物的作品載體的處分。作為作品的購買者，我們購買一本書或者唱片、碟片的目的顯然不是為了獲得書本或碟片這種載體的本身，而是為了獲得存在與其中的作品。但由於傳統環境下的作品必須存在於載體之中，我們不得不通過購買有形載體的方式來購買作品。作者也正是通過出售其作品有形載體的方式來實現其創作作品的回報。在這種作品和載體密不可分的情況下，載體的每次處分都不可避免的涉及到無形作品的處分，於是作品的再次處分中必然會發生有形載體合法獲得者的物權與該作品所有者知識產權的沖突。如果每一次的交易都要經過無形作品所有者即作者許可的話，那麼有形載體的所有權人的處分權就會形同虛設，這無疑是對經營者和一般消費者的合法利益的不當干涉。因此法律在此種情形下對作者的知識產權加以限制，通過權利窮竭制度使其著作權讓位於有形載體所有人的物權，從而限制了著作權人對這種進一步處分行為的干預，保證了商品的自由流通和市場秩序。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著作權的權利窮竭即「發行權一次用盡」 原則是對著作權人權利的合法限制，但它只應存在於商品的合法獲得者的物權與該商品所包含的識產權發生沖突之時。[vi]也就是說有形復製件的移轉是適用「發行權一次用盡」的前提和基礎。

而在網路時代，「發行權一次用盡」原則失去了這種賴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礎。首先，網路環境下作品載體的模糊化。網路環境下的作品是以數字化形式存在的，在純粹的網路著作權交易中，我們再也不能找到那種有形的書本、光碟等有形載體，0和1的數字代碼組合成為了我們交易的最終對象，當你從付費資料庫中購得一份作品時，你所得到的就是一段0和1組成的數字代碼，從這個意義上說網路環境下的作品交易更為純粹，我們不需要再去買那些我們根本不需要的載體，而是直接得到我們所需要的作品。[vii]

但恰恰就是這一點打破了著作權權利窮竭的存在基礎，網路環境下的作品交易由於作品載體的消失，再也不會出現傳統環境下載體所有人和作品所有人的沖突，著作權權利窮竭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意義。

其次，網路發行權的模糊化。在版權領域，權利窮竭指的是發行權的一次用盡。但在網路環境下，作品是以數字化形式存在的，其通過網路發行的實質就是數據流的傳輸，而這種傳輸本身就是二進制代碼的復制，因此網路發行實質上就是一種復制，美國《知識產權和國家信息基礎設施白皮書》對此也持同樣的觀點[viii]。

因此，網路環境下發行權和復制權已經無法象傳統環境下那樣區分得一清二楚，發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產生了數字化復制。由於著作權的權利窮竭只是針對發行權而言的，復制權從來都不會窮竭。因此權利窮竭制度在網路著作權制度中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最後，網路環境下作品發行范圍的模糊化。權利窮竭具有地域性的特點，傳統環境下的發行權窮竭從來都是一定地域范圍內的窮竭，權利人在一國發行的著作權產品並不會導致在他國的權利窮竭。但網路的無國界性使得網路發行的地域性盪然無存，作品的一次發行就會導致世界范圍內的廣泛傳播，因此如果在網路環境下適用權利窮竭的話，作者的利益根本無法得到維護。

綜上所述，在網路環境下，著作權權利窮竭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和意義，因此，法律制度的設計必須考慮網路環境的特殊性對其適用加以限制，盲目擴大權利窮竭制度的適用而不考慮其功能價值的做法只會導致對權利人專有權的不當損害。

二、 專利權權利窮竭的內涵和適用范圍——任意改變外觀專利設計產品使用方式的行為是否適用權利窮竭原則？

如前所述，知識產權的權利窮竭是指產品的合法購買者的物權和權利人的知識產權發生沖突時，後者應當讓位與前者，但這是否意味著產品購買者可以任意的使用產品而不受任何限制呢？這里又引出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就是當外觀設計專利產品的購買者改變了專利產品的原有使用方式而進行營利性生產時是否仍舊適用權利窮竭原則。

筆者近日就看到了一個經過中院和高院審理的專利侵權糾紛的案例。這個案例體現了實務中法官對於專利權窮竭原則的不同理解。

案件的案情是這樣的，原告鞠某擁有專利號為ZL96323288.6的外觀設計專利權，使用外觀設計的產品名稱為酒瓶。原告以每年15萬元的使用費許可銀河酒廠獨占實施許可該專利。

被告未經許可大量回收銀河酒廠投放市場的酒產品的舊酒瓶，自行清洗消毒後灌瓶、包裝生產了另一種獨立銷售的「古貝春頭曲」並投放市場。

原告鞠某認為被告未經其許可以營利性目的使用其外觀設計專利產品，侵犯了其外觀設計專利權，訴至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而被告認為原告售出後的「專利產品」－－酒瓶、酒和包裝物，它的所有權已發生了改變，不再屬於原告而屬於作為購買方的被告，原告專利產品投放市場後已經權利用盡，其使用原告已售出的專利產品(酒瓶)，不構成專利侵權，是合法行為。

本案的一審法院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告外觀設計專利合法有效，應受法律保護，任何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不得以生產經營目的製造、銷售該外觀設計專利產品。被告未經許可以生產經營為目的，使用與原告設計相同或近似的舊酒瓶製造並銷售「古貝春頭曲」，其行為侵犯了原告外觀設計專利權，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權行為的請求應予支持。

而二審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告擁有酒瓶外觀設計專利權，受法律保護。當原告許可銀河酒廠獨占實施，銀河酒廠使用該外觀設計專利酒瓶生產、銷售白酒並售出後，原告和銀河酒廠已經獲得了收益，體現在酒瓶的專利權已經用盡，根據專利權窮竭原則，購買者的使用或者再銷售行為就不構成對其專利權的侵犯。被告使用回收的舊酒瓶生產、銷售古貝春頭曲，因舊酒瓶上的專利權已經用盡，所以不構成對原告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侵犯。

通過法庭認定的事實可以看出，由於被告承認其酒瓶是回收利用原告擁有專利的酒瓶，雙方當事人並沒有就被告產品是否落入原告專利范圍發生任何分歧，因此本案證爭議的焦點在於原告專利權產品是否權利窮竭。

縱觀一審和二審截然不同的判決結果，體現了法官理解該原則時的重大分歧。筆者認為，本案外觀設計專利產品「酒瓶」，其工業上的應用價值在於作為酒的包裝物與酒作為一個整體投入市場。所以，此時的專利權窮竭，應該是專利權人將使用這種外觀設計的酒產品合法投入市場並售出後，購買者自己使用或再次銷售該酒產品的行為都是合法的行為，權利人無權干涉。

但是這里酒產品的權利用盡是否意味著其所有人可以任意的使用和處分作為產品組成部分的「酒瓶」呢？一審和二審的法官在這一點上分道揚鑣，二審法官認為舊酒瓶上的專利權已經用盡，所以被告的回收使用行為不構成對原告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侵犯。

而一審法官認為就酒瓶而言，以生產經營為目的的再次利用，已經突破了專利產品合法購入者使用的內涵，是一種變相的生產製造外觀設計專利產品的行為，因此被告主張專利權人權利用盡的抗辯不能成立，應承擔侵權責任。

筆者認為,一審法官的觀點更為可取，他更加准確的把握了權利窮竭原則的內涵。專利窮竭原則的規定體現在我國專利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專利權人製造、進口或者經專利權人許可而製造、進口的專利產品或者依照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售出後，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售該產品的，不構成侵權。」

從其立法目的上來看，該原則旨在保護專利權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維護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保護經營者和一般消費者的合法利益。其制度功能是解決專利權人的專利權和專利產品購買者所有權之間的權利沖突，因此，此時的權利窮竭是指酒和酒瓶作為整體投放市場應該權利用盡，即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使用和再次銷售該酒產品而不需經專利權人的許可。但本案中以生產經營為目的回收舊酒瓶而生產其他產品顯然超出了專利權人銷售專利產品的目的，突破了專利產品合法購入者使用的內涵，此時對專利產品的「酒瓶」的商業性利用和對酒產品本身的使用已經是兩個不同性質的行為。

專利窮竭原則允許購買者對酒產品的自由處分並不意味著允許其將專利產品與其他類型的酒或飲料結合的製造和銷售的行為。這種改變專利產品使用方式的行為顯然已經超出了權利窮竭的內涵，其實質是一種變相實施專利的行為。在筆者看來，對於專利權人和被許可人來說，此時回收舊酒瓶和被告自己去生產含有專利技術的酒瓶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因此被告主張專利權人權利用盡的抗辯是不能成立的，應該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

二審法官之所以得出這種結論在於他沒有正確理解權利窮竭的立法意圖，法律為了維護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保護經營者和一般消費者的合法利益而創造了該項制度。如果允許這種對舊酒瓶的所謂「合法」利用，首先可能到導致消費者因產品外觀相似而受騙上當從而危害市場交易秩序。其次這對於專利產品的許可使用人也是非常不公平的。結合本案，銀河酒廠以每年15萬元的使用費才獲得了該項專利的獨占實施許可，現在被告只要以幾角錢一個[ix]的價格就能光明正大的使用其享有獨占許可的外觀設計專利產品[x]，這是無論如何都說不通的。再者，專利權人與被許可使用人簽訂的是獨占許可合同，這意味者不僅其他人不能實施專利，就連專利權人本人也不能夠實施專利。現在法官讓專利產品在這種意義上「窮竭」，讓被告合法的來使用專利產品進行再生產，這無疑是對獨占實施許可的全盤否定。如果原告投放市場的酒瓶質量夠好的話，二審法官的判決就意味者其他主體也可以再次回收並把它與別的產品結合使用，那樣只有傻瓜才會花十幾萬的費用去買獨占實施許可，坐等去收別人的專利產品來用才是上上之策。

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外觀設計專利權保護的對象是一種智力成果，是體現特定產品設計的無形資產。我們應該嚴格區分作為專利權載體的「酒瓶」所有權的移轉和外觀設計專利權的移轉。權利窮竭只應發生於同一產品存在著該產品的合法獲得者的物權與該產品所包含的識產權發生沖突之時，在這種情形下,知識產權人不能禁止相關的物權人的某些特定的行為。但超出了這個內涵而使用商品的行為都不應該導致專利權的權利窮竭。如果我們任意的擴大專利權窮竭原則的適用范圍就會給權利人和專利許可使用人帶來不必要的損害。

三、商標權權利窮竭的內涵——標簽的權利窮竭還是商品的權利窮竭？

轉向商標權領域，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商標的基本功能在於將不同的企業生產或經銷的商品和服務區別開來。[xi]那麼權利人給商品貼上標簽的目的顯然就在於標識商品或者其提供的服務。因此，商標權的權利窮竭的內涵是當商標權與出售後的商標商品的所有權發生沖突時，前者讓位與後者而窮竭。也就是說是商標權的窮竭是指商標權人對其投放市場的商品的進一步處分失去了控制的權利，而並非指商標標簽本身作為物的權利窮竭。

就筆者看來，購買商品的行為可以理解為，購買者買到了有形商品的本身，同時也獲得了在以後的交易中用這個商標標識這件商品的權利。因此，貼有商標的商品購買人可以在以後的貿易活動中繼續使用該商標來標識商品，但他並沒有獲得對商標本身任意使用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來講，商標如果不小心被弄壞了，他可以用一個同樣的商標來繼續標識該商品，這並不侵犯商標權人的專有權，但如果他把購買的商品上的商標撕下來去標識別的商品的話，這就不再是商標權利窮竭應有之意了，而是一種典型的商標侵權行為。

但如果第三人不是更改商標而是在轉銷過程中改變了商標產品的外包裝,商標產品是否適用權利窮竭原則呢? 德國的Hoffman－LaRoche v．Centrafarm案便涉及到這種情形。案中被告將原告的商標產品重新包裝成了德國市場上通行的較大的盒子,在盒子上將原告Roche公司的商標重新列印上去,並添加了自己的一些信息。法院在審判中重申了商標所具有的向消費者或最終用戶標明產品身份、使不同來源的產品相區別、以防產生任何混淆的「主要功能」。並提出了測試重新包裝行為是否侵權的Roche三要件:(1)重新包裝沒有影響產品的原狀（Original condition）;(2)重新包裝人盡了告知(notice)義務;(3)包裝上明白無誤地標明了誰對重新包裝負責。

筆者認為，對於此項問題不能一概而論，上述Roche三要件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如果重新包裝導致了產品來源地混淆或誤認的後果,商標的「主要功能」被破壞了,商標產品就不應權利窮竭，商標所有人可以禁止重新包裝產品的進一步流通。但如果這種重新包裝行為經過了商標權人的許可，或者並不妨礙消費者對商品生產者的辨識，那麼權利窮竭原則、自由貿易精神仍然應當發揮作用,商標權人無權禁止重新包裝的商標產品的進一步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