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關人身權的讀書筆記
「人身權」讀書筆記：信用權
在人大常委會討論的《民法典草案》第21條規定了信用權：「自然人和法人享有信用權。禁止用詆毀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法人的信用。」這個權利在《民法通則》中是沒有規定的。
何謂信用？
現代漢語中的信用包括二義，一為以誠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為遵守諾言，實踐成約，從而取得別人對他的信任。這兩種詞義與古代漢語中的詞義基本相同。（現代漢語中的信用還包括經濟學上的意義，即價值運動的特殊形式）
法律意義上使用信用這一概念，源於信用語義中的第二義，是指民事主體所具有的經濟能力在社會上獲得的相應信賴與評價。其基本特徵，其一，信用的主體是一切民事主體。其二，信用的主觀因素是民事主體的經濟能力，包括經濟狀況、生產能力、產品質量、償付債務能力、履約態度、誠實守信的程度等，不涉及政治態度和一般的道德品質。其三，信用的客觀因素是社會的信賴和評價，而不是自己的評價。其四，信用是民事主體主觀能力與客觀評價的結合。
我國法學界對信用的詮釋代表性觀點有以下幾種：（1）信用是在社會上與其經濟能力相應的經濟評價；（王利明）（2）信用應指一般人對於當事人自我經濟評價的信賴性，亦稱信譽；（張俊浩）（3）信用是指民事主體所具有的經濟能力在社會上獲得的相應的信賴與評價。（楊立新）其共同點是：第一，信用的主要因素泛指民事主體的一般經濟能力，包括經濟狀況、生產能力、產品質量、償付債務能力、履約態度、誠實守信的程度等等。從其實際內容來看，就是商譽。（史尚寬）第二，信用的基本屬性歸類於人格利益，並非直接的財產利益。信用僅在具體的經濟活動中能夠轉化為財產利益，或在侵權損害中發生財產後果。
與此不同的觀點是：信用不是一種人格利益，而應歸類於無形財產的范疇，是民事主體償債能力的社會評價，並與商譽、特許經營資格一起歸類於經營性資信范疇。所謂經營性資信乃民事主體在經營活動中所具有的經營資格、經營優勢、經營信譽等經濟能力的總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信利益從精神價值向財產價值不斷擴充，成為一種與創造性成果權、識別性標記權相聯系而又有區別的新型無形財產權。所以信用權是受到法律保護的資信利益，是一種與所有權、債權、知識產權與人身權相區別的無形財產權。
思考：信用、商譽和名譽的異同。
與商譽不同，信用的主體不限於商法人，它包括自然人、法人以至國家在內的一切民事主體；信用的來源不一定是積極的社會評價，而是關於主體償付能力的客觀的一般性評價；信用的表現形式與商標、商品並無直接聯系，其載體主要是匯票、信用證、資信文件等。
在人格利益范疇中，信用曾與名譽有著相同的人格屬性，信用與名譽同屬於精神利益的范疇。但在現代法的框架下，信用已逐漸從人格利益轉化為財產利益。現代信用往往是以財產為基礎，以財產信用為主旨。信用中的財產因素、財產價值、財產後果等使得原有人格利益內容退居到次要的地位。信用與名譽雖同為有關民事主體的社會評價，信用的優劣與名譽的好壞亦須臾難分，但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現代信用在保留有某些人格品性的同時，已日益顯現出其重要的財產意義。
為什麼要規定信用權？
一、發達的市場經濟呼喚信用權。
二、中國的信用觀念古已有之。
信用權的概念
信用權，則是民事主體就其所具有的經濟能力在社會上獲得的相應信賴與評價所享有其保有和維護的人格權。特點：第一，信用權的客體具有單一性，即信用，不包括其他的評價內容。第二，信用權包括信賴因素和社會評價兩個方面內容，信用一方面是對經濟能力的社會評價，另一方面還包括基於對一個主體的經濟能力而產生的信賴。第三，信用權雖然是人格權，但卻是關繫到主體經濟能力評價的權利，因而信用利益既包括精神利益，又包括財產利益，即由信用轉化而成為財產方面的利益，給人們帶來財富。
信用權的內容
信用權包括的內容是：
一是信用保有權。信用權的基本內容是對於自己的信用享有保有的權利。這是權利主體維持其資信評價完整性的權利。當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以增強其償債能力，從而取信於交易對方與社會公眾。保有權行使的結果，一是使民事主體保持自己的信用不降低、不喪失；二是使民事主體的信用形象保持完整，社會公眾的信賴感不斷增強；
二是信用維護權。這是民事主體保護其信用評價公正，排除他人非法侵害以維系社會的公正評價和應有信賴，為信用權中最重要的內容。民事主體有權維護其資信利益，要求他人對其償債能力進行客觀而公正的評價，對其信用給予應有的尊重並負有不得侵害信用權的不作為義務；民事主體有權排除他人非法侵害信用權的行為，即要求司法機關對侵權行為人進行民事制裁，救濟自己的信用損害，維護其資信評價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三是信用利益支配權。權利主體就其信用利益可以進行支配利用。例如，利用自己良好的信用，使對方對自己的償債能力產生信賴，有助於賒購商品、貸入資金等，從而獲得更多、更好的財產利益。
信用權的保護
《民法通則》實施以來，我國對信用權的保護採用間接保護的方式進行保護，即不是給予單獨的保護，而是對構成侵害信用權的行為認定為侵害名譽權，用保護名譽權的方式保護信用權。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4條，規定了「經營者不得捏造、散布虛偽事實，損害競爭對手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的內容，包括了信用權的內容，但是，理論和實務上並沒有以此確立信用權的獨立地位，還是採用名譽權的保護方法保護信用權。現在，《民法典草案》規定了信用權，並且還規定了對信用權保護的一系列具體內容，順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在民法典正式通過之後，信用權將成為了一個獨立的人格權。
信用權保護有兩種：
一是間接保護方式。多數國家採取這一立法例，即對侵害信用的行為，確認為侵害商譽權，對權利主體的信用利益進行間接法律保護。該立法基點在於，將詆毀包括信用在內的商業信譽的行為，看作是侵害法人名譽權行為在市場經營領域中的特殊表現形式。其特點有二，第一，所謂商業信譽的權利，實為廣義之商譽權，信用權僅為其權項內容的組成部分。但商業信譽的權利人僅限於是商事主體，一般民事主體如公民或其他法人，不能享有此類權利；第二，權利人與義務人須有競爭關系，或者說，受害人與侵權行為人須為競爭對手。
二是直接保護方式。有的國家採取民事立法的體例，對侵害信用權的行為，直接確認其侵權民事責任。換言之，即是規定信用權為一項獨立的民事權利，並明確侵犯這一權利的法律後果。德國民法典在題為「侵權行為」的第二十五節中規定有各類侵權行為。其中第283條規定：「故意或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有或其他權利的人，對他人負有賠償由此而發生的損害的義務」。該條說明，「侵權行為」一節所涉及的各種法益（包括信用），均被視為權利形態。第824條規定：「違背真相主張或傳播適於妨害他人的信用或對他人的生計或前途造成其他不利益的事實的人，即使其雖不明知、但應知不真實，仍應向他人賠償由此而發生的損害」。這一條款將信用權作為一項獨立權利加以保護，顯然有別於商譽權。其理由是：第一，享有信用利益的權利主體，無主體資格限制，凡民事主體皆可成為信用權主體；第二，信用權的內容乃一般資信利益，無特定標的指向，即不限於是商業上的信譽；第三，侵權行為人與受害人無競爭對手關系，其行為目的在於妨害了對方當事人的信用，造成其生計或前途等方面的不利益，並非是破壞對方競爭實力而謀取不正當利益。
上述兩種保護形式適用不同的法律規定，有著不同的法律後果，反映了各國對資信利益的權利形態所採取的不同立法取向。我們認為，對信用權以直接保護方式為宜。我國目前適用競爭法對信用權採取間接保護的方式，並非是完備的信用權保護制度。隨著信用活動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有必要在民事立法中確認信用權的獨立地位，採取直接保護的方式維護民事主體的信用利益。
防止信用權的濫用，法律一般採取以下幾種措施：
第一，規范信用活動。信用活動應奉行誠實信用原則，杜絕「欠債有理、欠債有利」的不合理預期的出現，避免信用危機發生。
第二，推行信用工具。信用工具是授信人與受信人雙方確定的債權債務關系的載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信用工具和支付工具當屬票據。信用活動的票據化有助於防範「口頭協議」、「白條憑證」或「掛帳承諾」等非正規信用形式的出現。
第三，建立資信評估制度。由於當前經濟生活存在有信用關系的危機，整個社會信用意識十分淡薄，因此應建立資信評估制度，包括設立資信評估機構、制定資信評估規范、明確虛假資信的法律責任等。對重大信用活動提供相關資信證明。合法評估機構的資信評估，既是權利人維護自己正當利益的前提，也是其他人了解當事人信用狀況的依據。
侵害信用權的行為是一種特殊的侵權行為，參照國外相關立法的規定，我們可將這一行為定義為：以捏造、散布虛偽事實等不正當手段，損害他人資信的行為。依照侵權民事責任構成要件的理論，認定侵犯信用權應考慮以下幾個問題：
侵害信用權行為的構成要件與責任承擔
第一，違法行為。侵害信用權的違法行為是有損於他人的信用利益的行為，是對權利主體特殊經濟能力（包括其資金實力、兌付能力、結算信譽等狀況）發表虛假或不當的說法。其違法行為的表現形式，或者是一種貶損行為，即憑空捏造或散布與有關他人信用的真實情況不符的虛假之詞；或者是一種誤導行為，即不公正、不準確陳述某些客觀事實，對他人的信用狀況施加了不當影響。不難看出，侵害信用權的行為主要是一種作為，無論是主張、捏造，還是轉述、傳播，都是侵權人積極行為的表達方式。但是，負有特定作為義務的當事人，在有的情況下亦可在不作為時構成侵權。例如資信評估公司對相關單位或個人依法就某一特定主體的資信情況提出詢問時，該公司即負有作出答復和提供信息的義務，反之，即可能構成不作為的侵害。
第二，損害事實。侵害信用權的損害事實，是因侵權行為的實施而導致關於權利主體的資信評價降低，或對其生計或前途造成其他不利益的實際損害。損害事實的認定，其標准在於有無信用損害結果的發生。這一損害事實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關於權利主體特殊經濟能力的社會評價因侵權行為而降低，如信用等級的非正常下降，信譽程度的非自然毀損等；二是對於權利主體特殊經濟能力，公眾減少甚至喪失原有的經濟信賴，如因侵權行為破壞客戶對特定企業的信任等。損害事實是關於社會評價和經濟信賴降低的損害事實，它往往會造成權利主體財產利益的損失，如預期貸款不能獲得，商品買賣未能正常進行等。但是，侵害信用權的行為，雖會造成信用貶損的危害結果，卻並不當然發生實際的財產損失。換言之，財產損失的大小應作為追究行為人應負民事責任大小的依據，而不能視為認定侵害信用權的必要條件。此外，損害事實是關於信用利益的損失，限於是財產性內容，一般不包括精神損害。
第三，因果關系。侵害信用權的因果關系，是指侵犯他人信用的違法行為與資信利益損害事實之間的必然的、內在的關聯性。依照邏輯分析的方法，只要證明資信利益是違法行為所引起的，即可確認兩者之間有因果關系。
第四，主觀過錯。侵害信用權的主觀過錯，是指侵權人實施在法律上應受非難的行為時所具有的主觀狀態，其表現形式包括故意和過失。侵害信用權的行為與侵害商譽權的行為不同，後者發生在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之間，其行為具有損害對手商譽的明顯的目的性，立法例多要求故意才構成侵權。
侵害信用權的行為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其主要方式是賠償損失，另外還包括除去侵害的責任形式，如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但是，在下列情況下，行為人可以提出不構成侵權或免除侵權責任的抗辯理由：
1.正當情況反映。例如消費者的正當投訴。
2.新聞報道屬實。新聞機構關於特定主體信用情況的報道，只要內容基本真實，則不能以侵權論。
3.權威消息來源。依法成立的信用評估機構，按照規定的信用評級制度，收集有關個人或企業特性、償債能力、責任能力和聲譽的信息，為投資和交易活動的當事人提供的信用報告、公布的信用等級或級別等，如涉及特定主體信用的消極評價，都可以作為抗辯事由來否定侵害使用權的民事責任構成。
「人身權」讀書筆記：人格權的新發展對我國民事立法的借鑒意義
四、人格權的新發展對我國民事立法的借鑒意義
我國於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就非常重視對人格權的保護，不僅將「人身權」獨立作為一節，而且非常明確地規定了公民、法人的姓名權、名稱權、名譽權、肖像權等各種人格權。這種對人格權的尊重與保護態度使得《民法通則》在海外贏得了「中國的人權宣言」的美譽。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民法通則》關於人格權的制度畢竟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
我國民法典對人格權制度的完善，應當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
1．人格權制度應當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
傳統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的民法典不存在獨立的人格權編，本身是有缺陷的。從民法權利體系的角度來看，人格權應該在其中佔有重要的位置。人格權獨立成編並不會造成原有體系的不和諧，相反是原有體系的完整展開。民法典的分則體系是按照民事權利的結構構建的。將人格權確認為一項獨立的權利其實是在按權利體系構建整個民法典的體系。可以說，將人格權獨立成編既繼受了既有的權利體系，又是對這一體系的適當發展。尤其應當看到，人格權獨立成編是我國民事立法寶貴經驗的總結。《民法通則》將人身權與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相並列地作出規定，這在各國民事立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此種體系本身就意味著我國民事立法已將人格權制度與其他法律制度相並列，從而為人格權法在民法典中的獨立成編提供了優秀的立法先例。
2．民法典中應當規定一般人格權制度
如前所述，隨著現代科技、經濟的發展，人權觀念的提升，有必要及時將各種新的人格利益納入民法視野，這就決定了人格權法應當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從我國現行的民事立法規定來看，《民法通則》採取了列舉各項具體人格權的方式，對公民和法人的各項具體人格權作出了規定，但並沒有關於一般人格權的規定。一方面，這就嚴格限定了具體人格權的范圍，從而使人格權制度成為一個封閉的體系，並使一些新的人格利益或與各項具體人格權不完全相同的人格利益難以獲得法律保護;另一方面，僅有具體人格權制度而缺乏一般人格權制度在體繫上是不完整的，並難以達到對具體人格權的保護目的。
正因如此，確有必要在民法上建立一般人格權制度並促進人格權制度更加完善。確立一般人格權有利於全面保護自然人、法人的一般人格利益。一般人格權具有一般條款的性質，法律對一般人格權的規定將成為一種兜底條款，使各種人格利益都能得到保護，從而具有很強的包容性。這就能夠為法院處理各種新的人格權糾紛提供法律依據，使人格權制度成為一個開放的體系。
3.進一步完善生命健康權制度
《民法通則》在第5章「民事權利」中的「人身權」一節中開宗明義地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這就表明，生命權在各項人格權中居於首要地位。此外，許多單行法律也對生命權的保護作出了規定。由於生命是最高的法益，所以應當在具體人格權的設計中將生命權作為首要的人格權、首要的民事權利來加以規定。只有在確認了生命權之後才能構建一個完整的民事權利體系。在生命權方面，法律應當作以下重點規定：(1)明確生命的最高法益性質，確認生命權優先於其他各種民事權利這一解決權利沖突的規則。(2)規定死者近親屬的賠償請求權。生命權遭受侵害之後，受害人因為已經死亡而不能親自提出救濟的請求，但在法律上，死者近親屬可以自然而然地基於受害人生命權遭受侵害而享有賠償請求權，這就合理地解釋了死者近親屬享有賠償請求權的基礎。也就是說，死者近親屬的賠償請求權是自然人生命權法律保護的必然延伸，而要確認死者近親屬所享有的賠償請求權，就必須首先承認直接受害人所享有的生命權。(3)明確有關機構和個人的義務和責任。(4)對涉及有關生命倫理、處分生命利益的安樂死、葯物實驗、生命復制、生育控制等諸多領域的問題都在法律上予以解決。(5)解決侵害生命權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4．明確規定隱私權
《民法通則》並未規定隱私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40條的規定將隱私權從屬於名譽權，將隱私權的保護納入到名譽權的保護范圍，但這種間接保護的模式對權利人的保護是很不充分的。由於名譽權和隱私權之間存在諸多區別，所以這種類推適用的做法是不妥當的，有必要在我國民法典中規定獨立的隱私權制度。
在隱私權內容上，除了應對私人生活秘密進行保護之外，還要進一步擴大隱私權的內涵。具體來說，要作以下規定：(1)規定私生活的安寧，其中包括生活的安寧和寧靜、私人的空間隱私、私人活動的自決、禁止他人非法窺視、監視、跟蹤與騷擾等。(2)對住宅隱私作出專門規定，明確禁止任何人擅自非法闖入他人的住宅。(3)對身體隱私進行保護，禁止非法暴露他人的身體隱私。(4)進一步擴大個人生活秘密的保護范圍，如個人的財產隱私、家庭隱私、基因隱私、經歷隱私，甚至談話的隱私也應當予以保護，未經許可不得擅自披露。(5)個人通訊秘密應當受到保護，禁止他人非法監聽、截取他人的信件、電子郵件、電話、電報等。當然，有關隱私權的內容、保護、客體范圍以及侵害隱私權的責任等，都需要在未來的民法典中予以確認。
5．明確規定信用權
信用權是指民事主體享有並支配其信用利益的人格權。信用是對民事主體的經濟能力包括經濟狀況、生產能力、產品質量、債務履行能力等方面的評價。信用雖然具有強烈的財產屬性，但仍然體現一定的人格利益，應當在人格權法中予以規定。確立信用權是完善信用法制的基礎，對強化市場經濟所需要的信用具有積極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信用權的確立有助於徵信制度的完善。這是因為，一方面徵信制度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維護信用，但是只有在規定了信用權之後才能夠為徵信制度確立基礎;另一方面，信用資料的收集對社會主體的信用可能產生重要影響。如果徵信的信息有助於提高某人的信用等級，那麼這會使其具有更高的信譽;而如果其信用較低，則其信用權也將受到影響。資料的真實性還直接影響到對當事人經濟能力，即信用狀況的正確評價。由此可見，信用權的確認是建立信用體系的法律基礎。在我國，盡管現行立法沒有將信用權作為一項獨立的權利加以規定，但許多法律、法規中都涉及信用保護的問題。
2002年全國人大法工委提交全國人大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第21-24條明確規定了信用權，並將其作為人格權加以規定，體現了我國在信用法制方面的發展。
6．確立解決人格權與其他民事權利沖突的規則
人格權的沖突包括對內沖突和對外沖突兩個方面：對內沖突是指人格權彼此之間在行使過程中所發生的沖突，對外沖突則是指人格權的行使與其他民事權利以及公法上的權利之間發生沖突。例如，新聞從其誕生之日起，即在新聞自由與保障人權、社會知情與個人隱私、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之間發生不同程度的沖突。權利沖突表面上是權利行使界限的交叉，但在權利沖突背後隱含的是應否給予某種權利限制或強化保護的問題。在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常常會產生一定的民事糾紛，因而權利沖突常常伴隨著責任的確定問題。如果要強化保護某種權利，就常常面臨著保護一方而免除其責任或者使另一方承擔責任的問題。例如，隱私權的行使和輿論監督權發生沖突，如果要強化對輿論監督權的保護，那麼就要對隱私權進行限制，並且有可能使一些輕微的侵權行為被免責。在解決權利沖突方面，有必要借鑒國外的經驗，強化對輿論監督的保護，適當限制公眾人物的人格權。
7．進一步完善網路環境下的人格權保護
互聯網的發展使得人格權在網路環境下呈現出新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網路環境下個人的人格權具有不同於現實生活中人格權的一些特點。例如，個人姓名、職務在現實生活中並不是隱私，但是在網路環境下則可能成為一種重要的隱私，披露者將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2)個人隱私權更易遭受侵害，而且侵害後果更為嚴重，因為通過互聯網對個人信息資料的存儲、加工、傳播更為容易，一旦發布一些侵權的信息，如誹謗的言詞等，將同時向全世界發布，而且可能被強大的搜索引擎所儲存，被無數次下載，引發成千上萬的網民對誹謗言詞的關注和評論，造成的損害也難以及時消除。
8．進一步完善人格權商品化制度
人格權本質上是一種精神權利，但是在市場經濟社會越來越具有財產權的特徵。我國立法應當確認人格權的商品化現象。這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1)允許權利人對具有財產價值的人格權進行商業化利用或者通過合同允許他人進行商業化利用，並獲取報酬。(2)在商品化人格權受到侵害後，允許通過侵權損害賠償對其中的財產利益加以保護。例如，在處理有關肖像權的案件中，應當區分侵害他人肖像權給他人造成的精神損害和財產損害，並分別計算。既然肖像是作為商業化利用的，那麼就應當計算出被利用的商業價值，這要根據被告的獲利來計算出應當賠償的損失。這種損失應當與精神損害分開。如果已經是一種商品化權利，並且能夠獲得一定經濟利益，就應當予以損害賠償;如果不是商品化權利，則應當給予精神損害賠償。(3)在保護一些人格利益時，要考慮到行為人是否對權利人人格利益進行商業化利用的問題。例如，未經權利人許可，行為人擅自利用他人的姓名、肖像，如果是基於營利目的，則應構成侵權，但如果並非出於商業化目的利用或者行為人本人並不存在使用的惡意，如出於對某人的尊重，將其肖像懸掛於卧室，則不一定構成侵權。再如，模仿名人獨特的聲音、神態、舉止等，如果不是用於商業表演，而只是個人興趣使然，則可能並不構成侵權。因此，在確定模仿秀是否構成侵權時，應當考慮到是否將這些人格利益應用於商業用途。(4)明確規定，如果未經許可，利用死者人格利益謀取商業利益的行為，一般應認定為侵權行為。對於死者的人格標志也應當予以充分保護，不得非法侵害。
2. 《為了中國民法》讀後感
學習民法的心得體會
一、對民法的一些認識。
法律是社會的調節器。任何部門法皆以一定的社會關系之調整為使命，民法也不例外。民法區別於其他部門法的原因，在於它有自己特殊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
民法的調整對象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人身關系就是人格和身份發生的社會關系和法律關系。財產關系就是大陸法系的「物權」就是以財產為媒介的社會關系和法律關系。民法的調整方法分為事前調整和事後調整。民法調整在於恢復正常的民事關系。民法的性質。首先民法為權利法，其次，民法為私法，是市民社會的法，是私人社會的憲法。民法的基本原則：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地位平等，意思自治的原則，誠實信用的原則，權利不得濫用原則。
民事活動是日常的社會生活，民事社會活動在民法的范圍內活動。而民事活動超出了它的范圍才與行政法和刑法發生關系。民事活動是最基本的市民社會的活動，可以說民法具有領先性。
民法是私人社會的法，是民間社會的法非權力社會的法，是完全平等的法，是調整民事社會的法。它保護的是私權。因此我認為民法是民眾之法，具有極強的實踐性，植根於民眾的社會生活，來源於民眾的社會實踐，與民眾自身利益息息相關。在諸法之中，與民眾利益關系最緊密者，莫過於民法。
二、學習民法的心得。
學習民法不能只看法條，即使是把《民法通則》及《司法解釋》都背下來也是無濟於事的，民法重要的是在對法條記憶的基礎上對實際問題的解決，即要聯系實際案例，進行分析才能真正的理解。
學民法，要多做練習，對實際上的案例進行分析，通過這種途徑去理解法條，也就是說在對法條有充足的理解基礎上，再去記憶。
三、民法的展望
展望民法有兩個角度，一是從法本身來看法，二是從法外來看法。進入21世紀的中國民法會怎樣發展?能否如前面所講，把市民社會放到核心的地位，把權利本位、私法自治突出來，深入人心，這關繫到中國法治化的整個進程，也關繫到經濟民主化、政治民主化的進程。
從法本身的角度來展望中國民法。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成果，對中國的經濟、政治以至倫理確實有巨大的貢獻，而且更多的是開啟了一種民智，提出了一種新的治國理念，即不要貧困落後的社會主義，要讓人民過上富足的生活，過上自由的有尊嚴的生活。雖然這種自由狀態現在還受到許多約束，但與改革以前相比已是極大的進步。改革開放以後，從民法的制度到理念，我們更多地是從大陸法，包括從歐洲、日本的民法典以及中華民國的民法中借鑒對我們民族發展、政治經濟改革有益的東西，結合國情，形成如今中國民法的基本狀況。並有了婚姻法、繼承法、收養法、合同法、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公司法、票據法等諸多民商事立法，再加上05年頒布實施的物權法，當今中國的民法的立法體系不斷的趨於健全。
但是可能我們中國還是需要一般民法典。法典化對於民主國家有著積極的意義。人治的基本原則是「臨事制刑」，即事情出現了才制定法律。而法治必須把規則預先公開。規則一旦制定，就不光約束老百姓，同樣也約束立法者和執法者，一個國家沒有什麼東西比「法」更大。法典就有這樣的功能：把所有的規則事先制定出來，公之於眾，以此引導人們的行為，保護人們的權益。法典的意義並不僅在於有文字規范，更重要的是要人們知道有什麼制度，知道自己有哪些權利。而它更深遠的意義在於成為一種文化，成為人們的一種習慣和自由，即依法辦事，依法治國。
民法典不是單行法，也不是一般的法，是改革三十多年來法文化的結晶，需要充分的醞釀和准備。一方面是要加快民法典的立法進程，另一方面要對民法典的制定持十分審慎的態度，因為這畢竟是我國法治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完全有理由相信，稍微長一點的時間，中國也能搞出一部比較好的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