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知識產權問題
一、中美知識產權談判的簡要過程
中美兩國在知識產權保護及其市場准入上的三次談判，均發生於90年代。但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兩國在雙邊貿易協議中涉及過。1979年7月，中美兩國簽署《中美貿易協定》，在該協定的第6條中涉及雙方對對方知識產權保護的承諾。此後中國開始了知識產權立法工作，並在短短幾年中完成了知識產權立法基本工作，初步建立起一個完整的知識產權體系。1991年，美國根據《綜合貿易法》中的"特別301條款"將中國列為"重點國家"，發起對中國的調查，具體指控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專利法有缺陷，尤其是對葯品和農業化學品不提供產品專利保護；對首次發表於中國之外的美國作品，不提供著作權保護；著作權法及有關法規對著作權的保護水平過低；對商業秘密的保護不足；另外中國缺乏對於知識產權，包括商標權的有效實施。(1)中方在會談中提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美國不能要求中國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上遵循與美國一樣的標准。葯品和化學產品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發達國家有義務與發展中國家分享有關的科技成果。(2)因此雙方在第一次談判中爭議的焦點是：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上，是按照美國一國的標准，還是按照國際標准和國際慣例；在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上，是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逐步過渡到發達國家的保護水平，還是不顧中國國情要求中國馬上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實際上也是當時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爭論的焦點。在這里需要指出，中國當時雖然沒有為葯品和化學產品提供專利權保護，但這符合巴黎公約的規定，並沒有違反有關的國際標准和國際慣例。但是在美國政府的強大壓力下，中美雙方還是達成了第一個中美知識產權協議。當時關貿總協定的TRIPS協議的草案已經浮出水面，因此雙方達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關於保護知識產權的諒解備忘錄》，其內容主要以TRIPS協議作為主要的參考依據。該備忘錄主要是中國政府就改進知識產權法律作出一系列承諾，當時美國政府主要的承諾是將美國專利法關於專利的保護期從原來的授權之日起17年改為自申請之日起20年。(3)
自1992年簽署備忘錄以後，美國對於中國政府依據備忘錄做出的進展並不滿意，1994年6月30日，美國重新提起了對中國的調查。美國貿易代表在談判中具體要求涉及三個方面：第一，美國要求中國建立執法隊伍，以打擊主要的侵權者，沒收和銷毀侵權產品，並起訴侵權者。第二，美國要求中國加強知識產權的執法體制，建立一個真正起作用的法院系統。第三，美國要求中國對其知識產權產品開放市場。(4)從這些要求可以看出，美國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要求，已經從純粹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改進轉向了法律的實施以及涉及知識產權的某些產品的市場開放問題。經過艱苦努力，1995年2月26日晚，雙方草簽兩國政府換函及附件協議，第二次中美知識產權談判結束。在這次談判中，美國政府在談判中的三個目的也基本達到，1996年4月，美國貿易代表公布的"特別301條款"年度審查報告中，再一次將中國確定為"重點外國"。其理由是中國沒有認真執行1995年雙方達成的知識產權協議，在知識產權執法和相關的市場准入方面存在嚴重問題。同時根據《美國貿易法》第306條的規定，直接啟動了制裁程序，為此雙方開始了第三次中美知識產權談判。並最終達成第三個知識產權協議，這個協議由雙方的部長換函和兩個附件組成，兩個附件分別是《關於中國在1995年知識產權協議項下所採取的實施行動的報告》和《其他措施》。第三個協議的內容主要圍繞侵權工廠的治理、加強執法、採取邊境措施和市場准入這幾個方面進行。雙方的爭議點已經不是是否保護知識產權的問題，而是如何實施雙方在1995年簽署的知識產權協議的問題。
② 知識產權損害賠償的范圍，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如何計算
一、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的計算方法
在確定了賠償的原則、明確了賠償的范圍後，司法實踐中對損害賠償的具體計算就是關鍵問題。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的計算方法，散見於各個知識產權法、法規和司法解釋中。這些計算方法主要有：
1、專利侵權的損失賠償的計算方法，有三種：
1)以專利權人因侵權行為受到的實際經濟損失作為損失賠償額，即侵權人的侵權產品在市場上銷售使專利權人的專利產品的銷售量下降，其銷售量減少的總數乘以每件專利產品的利潤所得之積。
2)以侵權人因侵權行為獲得的全部利潤作為損失的賠償額，即侵權人從每件侵權產品獲得的利潤乘以在市場上銷售的總數所得之積。
3)以不低於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合理數額作為損失賠償額。對於上述三種計算方法，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案情的不同情況選擇適用。
4)當事人雙方商定用其他計算方法計算損失賠償額的，只要是公平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許。
2、商標侵權的損失賠償的計算方法有兩種。(1)按被侵權人所受的實際損失額請求賠償;(2)將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的利潤指成本外的所有利潤作為賠償額。
3、對著作權侵權的損害賠償，著作權法僅規定了侵權造成損失應當負賠償民事責任的原則。一般認為著作權侵權損害賠償范圍，應當包括侵權行為所造成的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如商業信譽損失，必要用於訴訟的費用等。賠償的數額，應將侵權人的非法所得與被侵權人通常行使著作權或與著作鄰接權收益接合起來考慮確定。
4、反不正當競爭損失賠償的計算有兩種。
1)按被侵害的經營者的損失計算賠償，該損失范圍應當包括被侵害的經營者因調查該經營者侵害其合法權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所支付的合理費用;
2)受侵害的經營者損失難以計算的，賠償數額為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潤，以及被侵害的經營者因調查該經營者侵害其合法權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所支付的合理費用。
二、審判實踐中還適用的計算方法
除上述規定以外，各地人民法院在審判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實踐中還創造積累了其他一些賠償的計算方法。
這些關於賠償計算方法的規定和經驗，不僅涉及了賠償的計算方法，還顯然包括了賠償的其他問題，如賠償范圍、計算方法適用的順序等等。概括以上法律或司法解釋關於賠償計算方法的規定，除去當事人自願達成按照其他方法計算賠償額外，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額的計算應當主要從三個方面掌握：一是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二是侵權人的非法獲利;三是受到侵犯的知識產權公平合理的使用費或轉讓費。
侵權行為造成的實際損失，應當是損害賠償計算的中心。任何一種方法都不能脫離實際損失或者損害事實而單獨存在，否則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之所以是中心，就在於損害事實是侵權損害賠償構成的首要條件。法律即使規定了法定賠償制度，法定賠償額標準的制定依然應當以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作為基礎和依託，然後再考慮知識產權的市場因素、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侵權狀況等諸多因素來決定。
應當指出，知識產權侵權損害的實際損失應當由受害人提出，並舉證證明。因為只有受害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損失的情況，請求賠償的請求權也只有由其自己行使和提出才導致一定的法律後果，開始一定法律程序。對方當事人與人民法院不承擔對原告損害事實的證明責任。即使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形下，損害事實的舉證責任也不會轉移為侵權人的舉證責任。受害人作為原告提出的實際損失證明，經過法庭質證、辯論後，查證屬實的予以認定，不屬實或部分不屬實的，不予認定或部分不予認定。對於雖有侵權行為但沒有實際損失的，應當適用停止侵權等其他的民事責任形式，而不應當適用賠償的民事責任形式。對於有最低賠償額規定的，方可予以不問實際損失按照最低賠償額予以賠償。
概括起來，對實際損失的計算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以權利通常、合理的轉讓費、使用費、許可費等收益報酬作為標准進行賠償。
知識產權的使用費、轉讓費等一般有關主管部門都有一定的標准，或者當事人之間存有可以比照的合同標准，以及同行業、同等水平的其他單位的使用費標准。這些標准一般是客觀的，不會受到當事人之間糾紛因素的影響。如專利權的轉讓費、使用費，著作權的稿酬、著作財產權的轉讓費，商標的許可使用費，技術秘密的轉讓費、使用費等等。
據一位德國知識產權專家介紹，德國的法官在處理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時最常用的辦法就是以被侵害的權利的使用費作為賠償金進行賠償，他們認為這是最簡潔、最易操作，也是公平、合理的賠償方法。
(二)以權利人知識產權產品或作品的載體銷售量在被侵權期間下降或減少的數額乘每件權利產品或正版作品載體利潤之積，作為賠償額。
(三)以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實施侵權行為所獲扣除稅收等合理成本的全部利潤。如侵犯商標權、著作權、商業秘密等案件均可適用。
(四)以權利人每件權利產品合理的平均利潤或該行業該產品的每件平均利潤，與侵權人侵權產品數量之積作為賠償數額。專利、商標、計算機軟體等侵權案件賠償均可適用。此種方法對侵權人經審計虧損或利潤過少致使賠償額過低的情形使用很有效。
(五)以版稅率與總碼洋(總預售額即單價承以印刷冊數)之乘積作為賠償額，參考的版稅率根據不同情況一般為6%-15%掌握。著作權侵權案件可以適用。
(六)為調查和制止侵權行為而支出的合理費用，包括律師代理費、權利人為購買侵權商品證據的支出、為收集證據而作的證據保全公證費用、為審查證據購買的設備、消除侵權影響費廣告、合理的差旅費等。
(七)發行侵權圖書的總金額減去合理的成本印刷成本和稅金所得的數額，加上其合理銀行利息。適用於圖書出版侵權案件。
(八)侵權行為人所獲得的利潤作為賠償數額計算，視具體案情經營費用不作為合理成本扣除。
三、對知識產權中人身權的賠償
對知識產權人身精神權益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應當掌握以下要點：
(一)知識產權的精神損害賠償只能限定在對知識產權人身精神權益的損害，即主要是對著作人身權的損害賠償以及不正當競爭糾紛中涉及公民、法人姓名權、名稱權等商譽的損害賠償。超出此范圍不適用精神損害賠償。
(二)對知識產權精神損害應當根據損害的情況首先適用其他民事責任方式，如停止侵害、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等非財產責任方式。僅對情節嚴重，使用非財產責任形式明顯不足以保護受害人的精神權益時，才適用精神損害賠償。
(三) 對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主要由法官根據侵權情節、損害後果、當地的經濟與文化水平，以及受害人與侵權人的情況等因素斟酌確定。受害人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情況主要包括：受害人的職業、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商譽狀況、經濟狀況等。這些情況通常與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損害結果有一定聯系。侵權人的情況主要包括：侵權人的主觀過錯程度如是故意或過失、侵權具體情節、認錯態度、經濟負擔能力等。
四、結論
對知識產權侵權損害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應當根據損害賠償的幾個原則，結合每起損害賠償案件的具體案情，綜合考慮予以確定。承辦案件的法官或法官集體，以及參與對具體案件處理並作出司法決策的法官或法官集體，應當嚴格依照法定程序，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平、公正與正義，努力作到既合法又合情合理，將知識產權法律的基本原則與知識產權案件審判指導思想貫徹案件處理的始終。
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案件的賠償數額的計算，是法官根據法律、法規和法學理論確定或確立的法律和法學原則，法官的法律意識以及豐富的審判經驗等，在透徹掌握案件事實的基礎上，進行超強度思維的科學、精細的工作。不能設想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固定的計算方法，簡單得就像套用數學數表。此種設想實際上是否定了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復雜性和法官在審判案件中的特殊作用。
為了作好損害賠償數額的計算工作，在審判中除應注意收集、詢問雙方當事人關於賠償范圍、數額等方面的陳述、證據材料外，還要作好一些准備工作。如對權利人提出的因侵權造成的經濟盈虧、財產損失情況及侵權人侵權所得、收入和利潤等情況的審計、鑒定工作;對作為爭議標的知識產權整體或某部分權利進行必要的專業評估和估價;了解和掌握國家有關主管部門和社會有關行業在正常情況下，對所爭議知識產權的使用費、轉讓費、報酬和單位價格等標準的規定和慣例行情等等。
③ 侵犯知識產權案件怎麼看數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於2004年12月8日頒布(自2004年12月22日起施行)《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其中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認定的數額標准作了較為明確的規定。筆者在此結合該《解釋》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問題加以研究。
一、數額在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作用
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犯罪數額作為大多數犯罪的構成要件，是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本質的最明顯、最普遍的表現和定型化。它與其他構成要件一起，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定罪與量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即使在那些犯罪數額沒有規定為構成要件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犯罪數額也屬於定罪或量刑時需考慮的主要情節，並對定罪量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就我國現行刑法分析，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條文規定一般均直接或間接地將犯罪數額作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定罪量刑的依據，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數額是區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與民事侵權行為的重要根據
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許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構成都是以一定量的數額作為起點的，即只有當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達到一定量時，才能構成犯罪，否則就不能認定為犯罪，而只能作為民事侵權行為處理。
首先，刑法明文規定一定量的數額是構成某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必備條件。例如，《刑法》第214條(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第217條(侵犯著作權罪)以及第218條(銷售侵權復製品罪)等條文中，均明確規定「銷售金額數額較大」、「違法所得數額較大」、「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構成要件。也即行為人的行為只有在侵犯知識產權的相關數額達到「較大」或「巨大」的情況下，才構成犯罪並適用刑法有關條文中所規定的刑種和刑度。
其次，一定量的數額是衡量某些以「情節嚴重」、「造成重大損失」等為構成要件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主要根據。我們看到，我國刑法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中，有些條文雖未明文規定一定量的數額是構成犯罪的必備條件，但卻明文規定「情節嚴重」或「造成重大損失」等內容為某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構成要件。例如，《刑法》第213條(假冒注冊商標罪)、第215條(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第216條(假冒專利罪)以及第219條(侵犯商業秘密罪)等條文中，均明確規定「情節嚴重」或「造成重大損失」等內容，並把這些因素作為這些罪的構成要件。由於這些犯罪一般均涉及到數額，因而，認定相關行為的「情節」、「損失」之程度，從立法精神到司法實踐都應該(或實際上)是以一定量的犯罪數額作為起點的。也正是由於這一點，筆者認為，犯罪的數額同樣也對這些沒有明文規定「數額」要求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與民事侵權行為的界定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二)數額是衡量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罪重和罪輕的主要標志
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大小，與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是成正比的。一般而言，數額大的，危害嚴重；數額小的，危害較輕。我國刑法不僅把一定量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作為區分罪與非罪的重要根據，而且還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大小作為劃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罪重和罪輕的一個主要標志，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數額對確定適用刑罰檔次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國刑法中(除對銷售侵權復製品罪只規定「數額巨大」一個檔次外)一般把一些明確規定數額要求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之數額分成二個檔次，即銷售或違法所得「數額較大」和「數額巨大」，並相應規定應當適用不同的刑罰檔次。對一些沒有明確規定數額要求而只規定情節或後果要求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我國刑法中(除對假冒專利罪只規定「情節嚴重」一個檔次外)一般也分成二個檔次，即「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或者「造成重大損失」和「造成特別嚴重的後果」，並相應規定應當適用不同的刑罰檔次。同時，相關的司法解釋對於何為「情節嚴重」，何為「情節特別嚴重」，以及何為「造成特別嚴重的後果」主要從數額上作出不同的規定，以利於司法實踐在認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可以正確地適用不同的刑罰檔次。
其次，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數額對選擇具體刑罰具有重要作用。眾所周知，我國刑法中的法定刑規定主要是採用相對確定刑的標准，也即刑法對各種具體犯罪行為所規定的相應刑罰標准並非絕對確定，而是有著一定幅度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寬幅性的數額檔次與寬幅性的刑罰標準是相對應的。換言之，隨著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在一定檔次范圍內的變化，刑罰的輕重也就相應地在一定刑罰標準的幅度內浮動。如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剛剛到達某個數額檔次的起點，處刑就在與之相適應的刑罰標准幅度內從輕，反之，如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已經接近某個數額檔次的終點，處刑則應在與之相適應的刑罰標准幅度內從重。如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突破了該數額檔次的極限，刑罰就隨之升格。據調查，目前司法實踐中，有些司法機關在法律、法規規定的數額檔次和刑罰檔次內，給每個單位數額(例如千元或萬元)規定確定刑罰的標准。筆者認為，盡管這些做法有可以探討之處，但在結合考慮其他情節的前提下，對定量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確定相應定量的刑種和刑度，無疑對量刑科學化和規范化具有推進作用。
當然，盡管數額在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這是否意味著數額是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定罪量刑中的絕對或唯一標准呢？對此，理論上有完全不同的觀點。有人主張「唯數額論」，認為對於刑法規定數額為構成要件的犯罪，犯罪數額能夠直接反映和決定其社會危害程度，是決定罪與非罪的一個絕對標准。而反對者則認為，犯罪數額雖然是區分罪與非罪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其社會危害性和是否構成犯罪的唯一的因素和絕對的標准。①有學者指出，「刑法將某些定量因素要件化或者將某些要件定量化，並不表明具備這些要件的行為就一定達到了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程度。其是否構成犯罪，仍然要受到犯罪構成『情節要求』的限制。如數額犯中，犯罪數額雖已達到定罪的數額標准，但綜合其他情節，屬於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也不能認定為犯罪。」②因此，從立法的科學性上考慮，在刑法分則條文中單獨規定數額作為犯罪構成的必要要件是不妥的。③對於上述兩種觀點，筆者贊成後一種觀點。在涉及到數額的犯罪中，無論刑法是否將犯罪數額規定為構成要件，其始終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犯罪是復雜多變的，而影響犯罪社會危害性程度的主客觀因素也必然是多種多樣的。即使在犯罪數額是構成要件的犯罪中，犯罪數額也不能完全准確地反映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從而成為定罪的唯一和絕對的標准。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仍然要考慮其他多種情節因素。同樣，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犯罪數額只是眾多犯罪情節中的一個重要情節，而絕不是全部。我們不能不重視犯罪數額在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因為，畢竟在其他情節相同的情況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涉及的犯罪數額越大，社會危害性也越大，反之亦然。但是我們也不能「唯數額論」，而片面地認為認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只看數額，而不必看其他犯罪情節，這是因為在有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不僅體現在犯罪的數額上，而且還體現在其他情節之中。
當然，現在我們欣喜地看到，不「唯數額論」這一點已經在我國刑法規定和司法實踐中有所體現。例如，刑法在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中，並沒有完全將犯罪數額作為所有犯罪的構成要件，有些犯罪的構成要件中只規定「情節嚴重」、「造成重大損失」等內容，盡管這些情節主要是由數額決定的，但是，實際上仍存在著除數額以外的其他內容。又例如，「兩高」的上述《解釋》在規定了相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構成中的數額的同時，還專門把「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其他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等作為認定和處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標准，從而體現了數額在認定有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時並非唯一標準的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比較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中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規定，我們不難發現，「兩高」的《解釋》對此作了一定的調整，其中大多數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標准均作了降低規定，例如，原來規定個人假冒他人注冊商標，非法經營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即可追訴；而新的解釋則規定，個人假冒他人注冊商標，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的，即構成犯罪。由此可見，對於大多數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認定，新標准只有原標準的二分之一，「兩高」的《解釋》明顯擴大了認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范圍，從而加大了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力度。
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分類
由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數額是一個內容十分豐富的概念，我們可依照刑法以及司法解釋的規定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進行以下分類：
1·以非法經營數額作為數額標准。現行刑法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並沒有非法經營數額這一提法，所謂非法經營數額均是由相關的司法解釋所使用的術語。例如，「兩高」的《解釋》中明確將非法經營數額作為假冒注冊商標罪、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假冒專利罪、侵犯著作權罪等犯罪的認定標准之一。之所以將非法經營數額作為認定某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標准，主要是因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集中表現為侵權的量，而侵權的量又集中表現在相關非法經營數額上。
理論上一般認為，所謂非法經營數額，是指行為人在實施相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所涉及的侵權產品的總數額。根據「兩高」《解釋》規定，非法經營數額是指行為人在實施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過程中，製造、儲存、運輸、銷售侵權產品的價值。對於這里所指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是否包括為造假、賣假而投入的成本？理論和實踐中意見還不很統一。有人認為，一些侵權者為造假、賣假而投入的機器設備、支付的房租和造假人員的工資等，也應當計入非法經營數額。④有人則認為，對於這些投入一般不宜認定為非法經營數額，因為這些數額在實踐中難以計算，在沒有查到侵權產品的情況下，也很難認定這些投入就是為了造假或賣假所用。但是，如果確有證據證明這些投入專門是為了造假或賣假所用的，可以作為非法經營數額的一個情節認定。⑤
筆者認為，為造假、賣假而投入的機器設備、支付的房租和造假人員的工資等投入不應該計算在非法經營數額之中，理由是：首先，非法經營數額實際上集中體現在侵權產品的價值之中，而按照「兩高」《解釋》規定，已銷售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實際銷售的價格計算。製造、儲存、運輸和未銷售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標價或者已經查清的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侵權產品沒有標價或者無法查清其實際銷售價格的，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由於在經營過程中相關的投入實際上已經體現在侵權產品的價值之中，如果再將這些投入計入非法經營數額，就可能出現重復計算的問題。其次，要正確計算這些投入也確非易事，特別是這種計算對證據的要求太高，在很多情況下較難證明相關的投入就是專門用於造假、賣假的。再次，侵犯知識產權犯罪過程中的很多投入並非作為一次性侵權產品的成本，例如，設備可以用很長時間，如果要作計算，實際上還存在折舊的問題，更何況有些東西還無法折舊。因此，如果要將這些投入計算在非法經營數額中太復雜，必然會給司法實踐的認定帶來困難。
在計算非法經營數額時，是否應該考慮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理論和實踐中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侵權產品銷售了多少，實際上對權利人造成的市場損失就是多少，因而應當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計算非法經營數額。⑥這一觀點顯然沒有被「兩高」的《解釋》所採納，按照「兩高」《解釋》規定，非法經營數額一般均應該按照侵權產品的「實際銷售價格」或「標價」或「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只有在侵權產品沒有標價或者無法查清其實際銷售價格的，才能按照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筆者認為，「兩高」《解釋》中所採用的計算非法經營數額的標準是比較科學和正確的。因為，以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作為計算非法經營數額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首先，盡管在通常情況下，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給權利人所造成的損害程度，但並不能真實反映行為人的非法經營中的實際銷售價格，因為實際銷售價格一般都遠遠低於被侵權產品的市場價格。其次，侵權產品的銷售量並非一定與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份額有聯系或相對應。也即在市場上侵權產品有時確實會擠佔一些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份額，但兩者在數量上不會是等同的，因為有許多人並非不買假貨，就一定會買真貨，特別是在假貨的價格與真貨的價格相差懸殊時，有些人甚至還會因為假貨便宜而故意買假貨，如果沒有假貨，也可能不買真貨。所以侵權產品的銷售量與被侵權產品的市場份額不能等量齊觀。
2·以銷售金額作為數額標准。這主要體現在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中。刑法明確將「銷售金額數額較大」作為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的構成要件；而《解釋》第2條則規定，銷售金額在25萬元以上的，屬於數額較大。根據《解釋》第9條規定，這里所指的「銷售金額」，是指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後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筆者認為，對於「銷售金額」的把握，應注意以下幾點：首先，銷售金額只存在於已經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中，如果相關的商品還沒有銷售，則不存在所謂銷售金額，因而也不存在數額較大而構成犯罪的情況。就此而言，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不存在有所謂未遂問題，因為，銷售金額是本罪的一個構成要件，沒有銷售金額就不能構成犯罪。其次，其中的「所得」是指行為人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後實際所獲得的違法收入的情況；而其中的「應得」則是指行為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後尚未實際收到貨款的情況。
3·以違法所得數額作為數額標准。這在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侵犯著作權罪、銷售侵權復製品罪的刑法規定中已有體現，刑法分別將「違法所得數額較大」和「違法所得數額巨大」作為構成兩罪的數額標准。應該看到，「兩高」《解釋》對於假冒注冊商標罪、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假冒專利罪等構成情節的解釋中，均把違法所得數額作為衡量是否「情節嚴重」或「情節特別嚴重」的標准。需要注意的是，「兩高」的《解釋》中並沒有將「違法所得數額」獨立規定為定罪的數額標准，一般均同時規定「違法所得數額」與「非法經營數額」兩種數額，以供司法實踐中選擇適用。也即行為人在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無論是非法經營數額還是違法所得數額均屬於選擇數額，只要其中有一種數額達到標准即可構成犯罪。
司法實踐中對於何為「違法所得數額」，頗有爭議，認識很不一致。例如，1993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立案標準的規定》中把「違法所得數額」理解為「銷售收入」，即將違法所得數額與銷售金額等同。上述「兩高」《解釋》則並未對「違法所得數額」的含義作出解釋。理論上通常認為，所謂違法所得數額實際上就是非法獲利數額。因為既然是違法所得，當然就是其侵權活動後的投入與產出之比，行為人實際獲利了多少，才是非法所得數額。筆者認為，違法所得數額與銷售金額不是同一概念，違法所得數額理應理解為實際獲利(即扣除成本後的盈利部分)的數額；而銷售金額則是指銷售貨物後實際所獲得的收入。兩者不能等同，在通常的情況下，銷售金額肯定要比違法所得數額大。由於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認定中沒有把違法所得數額作為唯一的標准，因此，這種對違法所得數額的理解不會有什麼問題。因為，即使出現行為人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非法經營數額巨大但沒有獲利的案件、侵權產品沒有銷售出去的案件、銷售出去後無法計算利潤的案件等，我們仍然可以按照非法經營數額認定犯罪，而不至於出現沒有標準的情況。
4·以犯罪行為直接涉及的物件數量作為數額標准。這主要體現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中。例如，《解釋》第3條明確規定，偽造、擅自製造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數量在2萬件以上的，即屬於「情節嚴重」；而數量在10萬件以上的，則屬於「情節特別嚴重」。另外，《解釋》還在規定一般非法經營數額和違法所得數額標準的同時，對於「假冒兩種以上注冊商標」、「假冒兩項以上他人專利」規定了相對較低的非法經營數額和違法所得數額標准。所有這些顯然均屬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直接涉及的物件數量，這些數量的大小直接影響和決定了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
對於上述規定中所指的「件」，應作如何理解？司法實踐中在較長時間里認識並不一致，特別是涉及到一些不同的計量單位，如大盒中的小盒、大袋中的小袋等，是以大盒、大袋作為標准，抑或以小盒、小袋作為計量標准？另外，實踐中還有在一個商品上標有幾個商標標識，究竟應該以一個還是以幾個作為計量標准？所有這些問題均很值得研究並需要加以明確。針對這些問題，這次《解釋》明確規定，這里所謂的「件」是指標有完整商標圖樣的一份標識。
5·以行為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作為數額標准。這主要體現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假冒專利罪中。例如，《解釋》第4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給專利權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50萬元以上的，即可構成假冒專利罪。
應該看到，從上述有關刑法和司法實踐規定的各種類型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中，極大多數均是以人民幣的計量單位(即「元」)作為計數標準的；也有一部分是以「件」、「項」、「種」作為計數標准。筆者認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認定中計量單位的多樣性，是由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手段的多樣性和侵犯知識產權活動的復雜性所決定的。刑法和司法實踐中根據不同的犯罪對計量單位作出不同的規定不僅是必要的，也是科學的。因為在有些犯罪中如果統一用人民幣「元」作為計量單位，並不能完全體現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如非法製造、銷售非法製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中，行為人實施製造、銷售實際金額可能並不多，但如果涉及的件數很多，則同樣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理應構成犯罪。
另外，「兩高」《解釋》對有些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認定規定了幾個不同的標准，通常情況下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構成犯罪，但是，如果同時符合數個標准，具體量刑時應以哪個標准為依據？這顯然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由於行為人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多個數額均已達到「兩高」《解釋》中的標准，行為人構成犯罪應該沒有問題，而在量刑時則應該按照超過標准多的數額加以認定，並將其他達到標準的數額作為情節加以考慮。因為，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同時有幾個數額達標的情況通常應該比僅有一個數額達標的情況要嚴重，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也相應要大一些。
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認定相關問題的討論
(一)自然人犯罪與單位犯罪數額認定的不同標准
我國《刑法》第220條明確規定，單位犯知識產權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自然人犯知識產權罪的規定處罰。由此規定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刑法所規定的所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單位均可以成為犯罪主體。理論上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是否應該採用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頗有爭議。有人認為，對於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而言，事實上單位犯罪比自然人犯罪所造成的損害(特別是對知識產權權利人權利的侵害)往往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沒有必要對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規定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有人甚至認為，不同的定罪量刑標准，客觀上容易放縱犯罪，應當予以取消，對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應適用同一數額標准。⑦有人具體闡述了不應規定不同數額標準的理由，主要認為，這種做法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這種做法也容易使犯罪人規避法律；同時這種做法的法律依據不足，因為刑法條文並未從數額上對知識產權犯罪進行單位和自然人區分。⑧
筆者對上述觀點不能苟同，認為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的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應該採用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理由是：首先，就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看，在立法上對於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實際是有不同的刑事責任要求的，這集中體現在法定刑的規定上。在刑法許多犯罪的規定中，單位犯罪的法定刑要比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低，特別是在法定最高刑上表現最為明顯，許多自然人犯罪規定有死刑的，而單位犯罪則極大多數均不存在有死刑。可見，我國刑事立法的精神對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是強調要作區分的。其次，現有涉及經濟犯罪的所有刑法司法解釋對於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均作了不同的數額認定標准規定，差距大多為5倍有些甚至高達15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作為經濟犯罪的一種，沒有理由與眾不同。再次，考察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社會危害性的大小，不能僅僅從對知識產權權利人權利的侵害角度看，而應該綜合加以考慮。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一般是由單位的負責人或其他成員共同實施的，其涉及的人員一般很多，如果與自然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採用一樣標准，完全可能擴大打擊面，造成刑罰適用過度。而且由於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謀取的是單位利益，對單位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完全按照自然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認定標准處理，既不符合主客觀一致的刑事責任要求，也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
由上述分析可見，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規定不同的數額認定標準是完全必要的，這既符合刑法立法精神，也符合司法實踐中的一貫做法，同時並不違背刑法基本原理。但是，對於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數額認定標準的差距究竟應該規定多大，則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由於不同犯罪中單位犯罪的危害可能有所不同，所以有關差距應該根據不同的犯罪作出不同的規定，沒有必要採用同一種標准。需要指出的是，這次「兩高」《解釋》在總結了以往相關司法解釋的經驗基礎上，調整了有關自然人刑事責任和單位刑事責任的定罪量刑標准上的差距，即從原來的5倍左右差距降低至3倍。與原來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相比，「兩高」《解釋》顯然將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構成要件放寬了，從而突出了懲治單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力度。
(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數額規定的模式
目前，有關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數額規定的模式基本上採用由刑法作概括性規定，由司法解釋分別對各種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作出相應的數額標准。也即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條文中規定「情節嚴重」、「數額較大」、「數額巨大」、「造成重大損失」等定罪和量刑的要件，而由「兩高」《解釋》(原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通過《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具體規定符合各種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具體情節要求的數額標准。
對於這種模式，理論上存在不同的意見。許多學者認為，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數額實際上是判定罪與非罪、罪重罪輕的重要標准，這完全應該屬於立法的內容。因此，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閉會期間的常務委員會才能對此作出立法解釋。除非有授權，司法解釋無權就數額問題作出解釋。另外，由於刑法未明確規定犯罪數額標准，就必然導致司法機關不得不頒布大量的司法解釋，通過司法解釋將刑法的彈性規定具體化、細密化，導致司法實踐中真正適用的不是刑法而是司法解釋。⑨特別是通過大量詳細的司法解釋，刑法典中概括型的數額規定實際上都變成了數目型的數額規定，否則法官就會無所適從。在許多法官眼中，司法解釋中規定的具體數額標准成為定罪量刑的依據，而刑法典中概括型的數額規定最後只是一種簡單的標識，形同虛設。
④ 《知識產權訴前禁令知多少
知識產權侵權是民事侵權行為的一種，與一般民事侵權行為相比，有其特殊性。實踐中，當權利人發現市場上存在侵犯其知識產權的行為，一般會在證據固定後，起訴要求侵權人賠償損失以及停止侵權，但是，訴訟程序通常會經過一審、二審，耗費時間非常長。在法院最終判定侵權之前，侵權行為一直在持續，其權利也就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保護。為了避免侵權行為給權利人帶來無法彌補的損害，知識產權訴前禁令制度應運而生。
一、典型案例
1、中國好聲音節目名稱訴前禁令案
2016年6月20日，根據浙江唐德影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唐德公司」）申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作出行為保全裁定，責令上海燦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燦星公司」）立即停止在歌唱比賽選秀節目中的宣傳、推廣、海選、廣告招商、節目製作過程中，使用包含「中國好聲音」、「the Voice of China」字樣的節目名稱及相關注冊商標，世紀麗亮（北京）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世紀麗亮公司」）立即停止在歌唱比賽選秀節目的宣傳、推廣、海選、廣告招商過程中使用包含「中國好聲音」字樣的節目名稱。
隨後，燦星公司、世紀麗亮公司向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提出了復議申請，法院作出復議裁定，駁回了二申請人的復議請求，維持了原裁定。
2、楊季康（筆名楊絳）與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李國強訴前禁令案
2013年5月間，中貿聖佳公司發布公告表示其將於2013年6月21日舉行「也是集——錢鍾書書信手稿」公開拍賣活動，公開拍賣上述私人信件。
楊季康在該案中主張，中貿聖佳公司及李國強即將實施的私人信件公開拍賣活動，以及其正在實施的公開展覽、宣傳等活動，將侵害楊季康所享有和繼承的著作權，如不及時制止上述行為，將會使楊季康的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故向法院提出申請，請求法院責令中貿聖佳公司及李國強立即停止公開拍賣、公開展覽、公開宣傳楊季康享有著作權的私人信件。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了禁令裁決：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在拍賣、預展及宣傳等活動中不得以公開發表、展覽、復制、發行、信息網路傳播等方式實施侵害錢鍾書、楊季康、錢瑗寫給李國強的涉案書信手稿著作權的行為。
二、相關規定
總的說來，關於訴前禁令的規定主要有：
1、《民事訴訟法》第100條規定，人民法院對於可能因當事人一方的行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決難以執行或者造成當事人其他損害的案件，根據對方當事人的申請，可以裁定對其財產進行保全、責令其作出一定行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為；當事人沒有提出申請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時也可以裁定採取保全措施。
2、《商標法》第65條規定，商標注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犯其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如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可以依法在起訴前向人民法院申請採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和財產保全的措施。
3、《著作權法》第50條規定，著作權人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犯其權利的行為，如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可以在起訴前向人民法院申請採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和財產保全的措施。
4、《專利法》第66條規定，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犯專利權的行為，如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可以在起訴前向人民法院申請採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的措施。
5、除此之外，還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訴前停止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為和保全證據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對於訴前申請停止侵犯商標權、專利權作了一些細化規定。
根據上述規定，關於知識產權訴前禁令，可以簡單地歸納為，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如不及時制止，會給權利人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當然，法律對這一程序的啟動有一定的程序性要求。
三、總結及延伸
訴前禁令制度在寫入《民事訴訟法》之前，已經在知識產權相關法律規定中有所體現，這說明，訴前禁令很早就被引入知識產權侵權類案件。在其被寫入《民事訴訟法》之後，才在普通的民事案件中得以實行。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這一制度的理論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應用得並不多。
筆者認為，訴前禁令在給權利人的利益以及時保護的同時，對被控侵權人的利益影響也非常大，鑒於知識產權案件的專業性、復雜性，很多案件在經過實體審理之前，很難判定是否構成侵權。所以，這一制度的適用應當謹慎，需要為其設定一定的標准，當然，這一標准不應僅僅是現實的經濟利益的考量，要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
⑤ 為什麼關於知識產權的案件一審大多由中院審
並不全是由中級法院管轄，這是法律明確規定，是考慮到知識產權糾紛的專業性質及標的額較大等原因。
一、著作權侵權訴訟管轄法院
1、級別管轄：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的管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該條體現的是人民法院的級別管轄，即關於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的第一審在中級人民法院，第二審在高級人民法院。
2、地域管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著作權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規定適用地域管轄。即「侵權實施地、侵權復製品儲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二、商標權侵權訴訟管轄法院
1、級別管轄：商標權民事糾紛案件的管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標案件有關管轄和法律適用范圍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 本解釋第 一條所列第1項第一審案件，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權確定其轄區內有關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本解釋第 一條所列第2項第一審案件，根據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確定管轄。
商標民事糾紛第一審案件，由中級以上人民法院管轄。
各高級人民法院根據本轄區的實際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在較大城市確定1一2個基層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審商標民事糾紛案件。 」
2、地域管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標權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適用地域管轄。即「因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為提起的民事訴訟，由商標法第十三條、第五十二條所規定侵權行為的實施地、侵權商品的儲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三、專利權侵權訴訟管轄法院
1、級別管轄：專利權民事糾紛案件的管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專利糾紛第一審案件，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2、地域管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專利權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規定適用地域管轄。即「因侵犯專利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3、侵權行為地包括：被控侵犯發明、實用新型專利權的產品的製造、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等行為的實施地；專利方法使用行為的實施地，依照該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的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等行為的實施地。
⑥ 知識產權受侵害有哪些對策
近年來，侵犯來知識產權源犯罪的情況日趨嚴重。就我國當前知識產權保護現狀而言，已經基本建立起了一套民事、行政、刑事並行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但相對於知識產權的行政和民事保護，刑事保護明顯缺乏力度。不可否認，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打擊是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知識產權保護的最後防線。本文通過對本市檢察機關辦理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實證調研，歸納了辦理此類案件時的特點及存在的問題，分析原因，並就如何有效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提出建議。
⑦ 加強網路環境下的知識產權保護什麼是根本
加強網路環境下的知識產權保護，依法治理是根本。針對網路環境下知識產權保護的新特點，各有關機關和有關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在制度建設方面，電子商務法已經施行，專利法、著作權法、《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修改工作積極推進。
在多元共治方面，先後設立3家知識產權專門法院和3家互聯網法院，積極探索完善適應互聯網環境的知識產權司法裁判方式；網路環境下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全面強化；相關企業積極承擔知識產權保護平台責任。
在技術保護方面，互聯網法院建成電子證據平台，相關企業運用區塊鏈、人工智慧等科技手段探索解決涉網知識產權案件存證、固證、線上質證難等問題，取得積極成效，正在走出一條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現代信息技術優勢有機結合的新路。
網路環境下的知識產權有其復雜性與特殊性，使其保護工作面臨新的挑戰。同時，我國互聯網技術廣泛應用，互聯網用戶規模龐大，網路環境下知識產權保護實踐經驗豐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
《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第三條 依法禁止提供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製品，不受本條例保護。
權利人行使信息網路傳播權，不得違反憲法和法律、行政法規，不得損害公共利益。
第八條 為通過信息網路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或者國家教育規劃，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使用其已經發表作品的片斷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樂作品或者單幅的美術作品、攝影作品製作課件，由製作課件或者依法取得課件的遠程教育機構通過信息網路向注冊學生提供，但應當向著作權人支付報酬。
⑧ 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額如何計算
一、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的計算方法
在確定了賠償的原則、明確了賠償的范圍後，司法實踐中對損害賠償的具體計算就是關鍵問題。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的計算方法，散見於各個知識產權法、法規和司法解釋中。這些計算方法主要有：
1、專利侵權的損失賠償的計算方法，有三種：
1)以專利權人因侵權行為受到的實際經濟損失作為損失賠償額，即侵權人的侵權產品在市場上銷售使專利權人的專利產品的銷售量下降，其銷售量減少的總數乘以每件專利產品的利潤所得之積。
2)以侵權人因侵權行為獲得的全部利潤作為損失的賠償額，即侵權人從每件侵權產品獲得的利潤乘以在市場上銷售的總數所得之積。
3)以不低於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合理數額作為損失賠償額。對於上述三種計算方法，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案情的不同情況選擇適用。
4)當事人雙方商定用其他計算方法計算損失賠償額的，只要是公平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許。
2、商標侵權的損失賠償的計算方法有兩種。(1)按被侵權人所受的實際損失額請求賠償;(2)將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的利潤指成本外的所有利潤作為賠償額。
3、對著作權侵權的損害賠償，著作權法僅規定了侵權造成損失應當負賠償民事責任的原則。一般認為著作權侵權損害賠償范圍，應當包括侵權行為所造成的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如商業信譽損失，必要用於訴訟的費用等。賠償的數額，應將侵權人的非法所得與被侵權人通常行使著作權或與著作鄰接權收益接合起來考慮確定。
4、反不正當競爭損失賠償的計算有兩種。
1)按被侵害的經營者的損失計算賠償，該損失范圍應當包括被侵害的經營者因調查該經營者侵害其合法權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所支付的合理費用;
2)受侵害的經營者損失難以計算的，賠償數額為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潤，以及被侵害的經營者因調查該經營者侵害其合法權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所支付的合理費用。
二、審判實踐中還適用的計算方法
除上述規定以外，各地人民法院在審判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實踐中還創造積累了其他一些賠償的計算方法。
這些關於賠償計算方法的規定和經驗，不僅涉及了賠償的計算方法，還顯然包括了賠償的其他問題，如賠償范圍、計算方法適用的順序等等。概括以上法律或司法解釋關於賠償計算方法的規定，除去當事人自願達成按照其他方法計算賠償額外，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額的計算應當主要從三個方面掌握：一是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二是侵權人的非法獲利;三是受到侵犯的知識產權公平合理的使用費或轉讓費。
侵權行為造成的實際損失，應當是損害賠償計算的中心。任何一種方法都不能脫離實際損失或者損害事實而單獨存在，否則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之所以是中心，就在於損害事實是侵權損害賠償構成的首要條件。法律即使規定了法定賠償制度，法定賠償額標準的制定依然應當以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作為基礎和依託，然後再考慮知識產權的市場因素、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侵權狀況等諸多因素來決定。
應當指出，知識產權侵權損害的實際損失應當由受害人提出，並舉證證明。因為只有受害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損失的情況，請求賠償的請求權也只有由其自己行使和提出才導致一定的法律後果，開始一定法律程序。對方當事人與人民法院不承擔對原告損害事實的證明責任。即使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形下，損害事實的舉證責任也不會轉移為侵權人的舉證責任。受害人作為原告提出的實際損失證明，經過法庭質證、辯論後，查證屬實的予以認定，不屬實或部分不屬實的，不予認定或部分不予認定。對於雖有侵權行為但沒有實際損失的，應當適用停止侵權等其他的民事責任形式，而不應當適用賠償的民事責任形式。對於有最低賠償額規定的，方可予以不問實際損失按照最低賠償額予以賠償。
概括起來，對實際損失的計算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以權利通常、合理的轉讓費、使用費、許可費等收益報酬作為標准進行賠償。
知識產權的使用費、轉讓費等一般有關主管部門都有一定的標准，或者當事人之間存有可以比照的合同標准，以及同行業、同等水平的其他單位的使用費標准。這些標准一般是客觀的，不會受到當事人之間糾紛因素的影響。如專利權的轉讓費、使用費，著作權的稿酬、著作財產權的轉讓費，商標的許可使用費，技術秘密的轉讓費、使用費等等。
據一位德國知識產權專家介紹，德國的法官在處理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時最常用的辦法就是以被侵害的權利的使用費作為賠償金進行賠償，他們認為這是最簡潔、最易操作，也是公平、合理的賠償方法。
(二)以權利人知識產權產品或作品的載體銷售量在被侵權期間下降或減少的數額乘每件權利產品或正版作品載體利潤之積，作為賠償額。
(三)以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實施侵權行為所獲扣除稅收等合理成本的全部利潤。如侵犯商標權、著作權、商業秘密等案件均可適用。
(四)以權利人每件權利產品合理的平均利潤或該行業該產品的每件平均利潤，與侵權人侵權產品數量之積作為賠償數額。專利、商標、計算機軟體等侵權案件賠償均可適用。此種方法對侵權人經審計虧損或利潤過少致使賠償額過低的情形使用很有效。
(五)以版稅率與總碼洋(總預售額即單價承以印刷冊數)之乘積作為賠償額，參考的版稅率根據不同情況一般為6%-15%掌握。著作權侵權案件可以適用。
(六)為調查和制止侵權行為而支出的合理費用，包括律師代理費、權利人為購買侵權商品證據的支出、為收集證據而作的證據保全公證費用、為審查證據購買的設備、消除侵權影響費廣告、合理的差旅費等。
(七)發行侵權圖書的總金額減去合理的成本印刷成本和稅金所得的數額，加上其合理銀行利息。適用於圖書出版侵權案件。
(八)侵權行為人所獲得的利潤作為賠償數額計算，視具體案情經營費用不作為合理成本扣除。
三、對知識產權中人身權的賠償
對知識產權人身精神權益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應當掌握以下要點：
(一)知識產權的精神損害賠償只能限定在對知識產權人身精神權益的損害，即主要是對著作人身權的損害賠償以及不正當競爭糾紛中涉及公民、法人姓名權、名稱權等商譽的損害賠償。超出此范圍不適用精神損害賠償。
(二)對知識產權精神損害應當根據損害的情況首先適用其他民事責任方式，如停止侵害、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等非財產責任方式。僅對情節嚴重，使用非財產責任形式明顯不足以保護受害人的精神權益時，才適用精神損害賠償。
(三) 對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主要由法官根據侵權情節、損害後果、當地的經濟與文化水平，以及受害人與侵權人的情況等因素斟酌確定。受害人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情況主要包括：受害人的職業、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商譽狀況、經濟狀況等。這些情況通常與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損害結果有一定聯系。侵權人的情況主要包括：侵權人的主觀過錯程度如是故意或過失、侵權具體情節、認錯態度、經濟負擔能力等。
四、結論
對知識產權侵權損害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應當根據損害賠償的幾個原則，結合每起損害賠償案件的具體案情，綜合考慮予以確定。承辦案件的法官或法官集體，以及參與對具體案件處理並作出司法決策的法官或法官集體，應當嚴格依照法定程序，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平、公正與正義，努力作到既合法又合情合理，將知識產權法律的基本原則與知識產權案件審判指導思想貫徹案件處理的始終。
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案件的賠償數額的計算，是法官根據法律、法規和法學理論確定或確立的法律和法學原則，法官的法律意識以及豐富的審判經驗等，在透徹掌握案件事實的基礎上，進行超強度思維的科學、精細的工作。不能設想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固定的計算方法，簡單得就像套用數學數表。此種設想實際上是否定了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復雜性和法官在審判案件中的特殊作用。
為了作好損害賠償數額的計算工作，在審判中除應注意收集、詢問雙方當事人關於賠償范圍、數額等方面的陳述、證據材料外，還要作好一些准備工作。如對權利人提出的因侵權造成的經濟盈虧、財產損失情況及侵權人侵權所得、收入和利潤等情況的審計、鑒定工作;對作為爭議標的知識產權整體或某部分權利進行必要的專業評估和估價;了解和掌握國家有關主管部門和社會有關行業在正常情況下，對所爭議知識產權的使用費、轉讓費、報酬和單位價格等標準的規定和慣例行情等等。
⑨ 企業遇到知識產權侵權怎麼處理
您好！
知識產權，也稱其為「知識財產權」，指「權利人對其所創作的智力勞動成果所享有的財產權利」，一般只在有限時間期內有效。各種智力創造比如發明、文學和藝術作品，以及在商業中使用的標志、名稱、圖像以及外觀設計，都可被認為是某一個人或組織所擁有的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是關於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智力勞動成果的專有權利。隨著科技的發展，為了更好保護產權人的利益，知識產權制度應運而生並不斷完善。如今侵犯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等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越來越多。
發明專利、商標以及工業品外觀設計等方面組成工業產權。工業產權包括專利、商標、服務標志、廠商名稱、原產地名稱、制止不正當競爭，以及植物新品種權和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等。
1.企業遇到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首先要確定是否被侵權。
知識產權案件與其它民事侵權案件相比，知識產權案件與其它民事侵權案件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專業性非常強，知識產權案件特別是專利案件，需要將被控侵權產品所採用的技術與授權專利文件的技術進行比對，以確定被告實施的行為是否侵權。
侵權比對是確定被告雙方是否承擔侵權賠償責任的關鍵，因此，專業的專利技術比對在整個訴訟中顯得尤為重要，比對的結果將直接影響整個訴訟的結果。而侵權比對中涉及到的各種原則的運用，其他非專業人員難以做到應用自如，而侵權與否的結果，往往取決在比對中某一原則的合理應用。
2.其次，企業應合理布局知識產權
對知識產權進行合理的布局，是解決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知識產權侵權問題的有效方法。
這種合理的布局包括：了解主要競爭對手的知識產權狀況，在產品設計、投產上作相應規避，對於自主開發的新產品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申請專利保護等等。
3.通過法律武器維護權益
企業遇到侵犯自主知識產權情況，拿起法律武器合理維護自己的權益不失為最直接有效的措施。
在知識產權維權方面，我們一般採取以下的步驟：首先，請專業的人員對疑似侵權產品與授權專利的技術方案進行簡單的比對，以確定疑似侵權產品是否落入專利的保護范圍；其次，需確定侵權主體並進行調查取證工作，即以普通消費者的身份向侵權產品銷售商購買侵權產品並公證購買過程。
如能提出更加具體的問題，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