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權集體壟斷

❶ 保護知識產權的例子有哪些

一、蘋果電腦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與國家知識產權局、上海智臻智能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發明專利權無效宣告請求行政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34號行政判決書】

二、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華為終端有限公司、華為軟體技術有限公司與康文森無線許可有限公司確認不侵害專利權及標准必要專利許可糾紛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終732、733、734號之一民事裁定書】

三、紅牛維他命飲料有限公司與天絲醫葯保健有限公司商標權權屬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終394號民事判決書】

四、蘇州賽芯電子科技有限公司與深圳裕升科技有限公司、戶財歡、黃建東、黃賽亮侵害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終490號民事判決書】

五、武漢大西洋連鑄設備工程有限責任公司與宋祖興公司盈餘分配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135號民事判決書】

六、OPPO廣東移動通信有限公司、OPPO廣東移動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與夏普株式會社、賽恩倍吉日本株式會社標准必要專利許可糾紛案【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粵03民初689號之一民事裁定書】

七、上海玄霆娛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與成都吉乾科技有限公司、四三九九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權糾紛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8）蘇民終1164號民事判決書】

八、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與浙江搜道網路技術有限公司、杭州聚客通科技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浙江省杭州鐵路運輸法院（2019）浙8601民初1987號民事判決書】

九、惠州市歡唱壹佰娛樂有限公司與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壟斷糾紛案【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8）京73民初780號民事判決書】

十、李海鵬等9人侵犯著作權罪案【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20）滬刑終105號刑事裁定書】

❷ 大家對qq音樂壟斷音樂版權有什麼看

曲投投助理原創音樂人，實現歌曲版權變現，共享版權收益

網路音樂業務經營回者向用戶提供歌曲答的在線播放和下載，需要同時取得詞曲版權和錄音版權，缺一不可。因此，詞曲版權被壟斷同樣會導致音樂作品的傳播受阻，用戶不能在自己喜歡的平台收聽到喜歡的歌曲，或者疲於在多個平台之間來回切換，甚至不得不同時成為多個平台的付費會員。

以愛奇藝播出的《中國音樂公告牌》第八期為例，因節目中演唱的多首歌曲詞曲版權均為騰訊音樂獨家，導致7首歌中，火箭少女101《Light》、陳立農《我是你的》、張藝興《Give Me A Chance》、容祖兒《長大》4首歌曲的live音源最終無法上線官方合作平台網易雲音樂，引發很多用戶不滿。

詞曲版權被獨家壟斷，不僅架空了法定的音樂作品集體管理組織，阻礙網路音樂行業實現真正的正版化，更損害了詞曲創作者的根本利益，最終可能毀掉中國音樂產業。

中國音樂市場早已走過了野蠻生長的時代，合理借鑒海外先進詞曲版權管理經驗，打破詞曲版權獨家壟斷，強化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作用，積極發揮「有形之手」的作用，才是當前行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❸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什麼性質的組織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單一性或綜合性模式問題

理論上凡著作權都有被納入集體管理的可能，如果都按照不同的作品種類分別設立集體管理組織，甚至同一種類的作品又按照其不同的權利設立更細的集體組織，這樣表面上好象各司其職，實際上常常會引起一些混亂。雖然採用何種體制，要根據各國當地情況而定，這兩種制度都能證明同樣有效，但當存在多家協會時，每一特定類別的著作權都只能由一家單一機構管理。其根本關鍵是必須統一著作權的管理方式，使其一方面與復雜多樣的國際關系以及關於非確定作品目錄的合同相容，另一方面，與對基本上為個人權利的著作權的尊重相容。[⑤] 在國際上，有許多國家採用多種協會體制，如德國截止1998年有11家集體管理組織，同是有關音樂的有音樂作品表演權、復制權集體管理協會和音樂版本管理協會，涉及影視作品的協會有4家，其他如法國、英國、瑞士、西班牙、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也都採用多種協會體制，也有其他國家如比利時、以色列、義大利、烏拉圭、委內瑞拉等採用一個中央協會擔負不同類作品的各種權利的集體管理。
中國版權保護中心成立後，國家版權局又多次指示並幫助組建文字、攝影、美術作品等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從目前的趨勢看，我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是採用多種協會體制的。在我國，單從作品種類的角度看，似乎每一特定類別的著作權都只能由一家單一機構管理，如音樂作品、文字作品等各個協會都分別被賦予相對獨立的壟斷地位，但按筆者的理解，這種僅僅是某一協會對某一類作品的壟斷模式，在我們這樣一個知識產權發展歷史較短，國民知識產權意識薄弱的發展中國家並不理想。理由是：首先，建立眾多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在設立和管理成本上顯然過於巨大；其次，在對外的關繫上，分散的集體管理組織的權威性和效率難以得到有效體現，這一點將非常重要，我們知道即使在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健全和法制發達的國家和地區，著作權人實現其利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德國音樂表演者和機械復制權聯合會（GEMA ），每年總收入超過10億馬克，但一半以上不是通過正常運作收取，而是通過法律訴訟從使用者手裡獲得的。[⑥] 可見我們沒有理由過於盲目樂觀，只有集中力量，在作品傳播技術發達而數量眾多的傳播媒介團體和使用者面前，建立全國統一的綜合性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才能在與使用者談判或訴訟方面將比分散的多種協會更具有權威優勢和代表性，同時在影響行政當局制定著作權保護政策上也無疑會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第三，在對內的關繫上，分散的不同協會常不免難以整合不同類作品權利間的關系，這容易導致問題的滋生，因為許多情況下，作品並不是機械的相互獨立的概念，比如一首詩歌被譜上曲子，究竟是文字作品還是音樂作品？又比如戲劇作品和劇本是什麼關系？理論上至今仍有討論的餘地。這些在管理上僅管可能通過技術措施協調解決，但畢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前述強調的所謂壟斷與其說某一分散的單一協會對某一類作品的壟斷恐怕不如一個綜合的著作權管理組織對所有不同作品眾多的的權利壟斷更有效。綜上，筆者的意見是，統籌全體，改造音樂著作權協會、文字作品協會等，使其成為一個以音樂著作權為主要業務的統一的綜合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

❹ 知識產權中為什麼會產生反壟斷法

內容提要: 知識產權制度的功能在於通過賦予專有權利使得研究、開發的利益獲得內部化，從而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但對權利的濫用也可能妨礙市場競爭和經濟效率的提高並最終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再調整有助於彌補知識產權法價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適當邊界。該制度的引入對塑造公平競爭的法制環境，為我國民族工業贏得生存、發展空間有著特別的意義。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近年來得到學術界比較熱烈的關注和討論。但現有研究結論中也存在著含糊或舛誤之處。其一是將知識產權界定為「合法的壟斷（權）」。立論者並沒有明確這是何種意義上的「壟斷權」。從文義上看，如果是財產權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不將其他的財產權形式統統稱為壟斷權？如果是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會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的再調整？其二是認為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僅在例外情況下才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這種觀點多來自於對日本等國的反壟斷法認為該法不適用於行使知識產權法規定的權利的行為的法律條文的片面理解。這種理解與美、歐、日本的反壟斷立法、執法現實並不一致。其三是沒有從理論上梳理反壟斷法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調整的界限。大凡探討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關系的學者，都會提到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95年聯合發布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歐共體委員會1996年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為什麼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立法等會集中在知識產權許可領域？從上述三點疑問看，知識產權的性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都有著進一步澄清和解釋的必要。筆者在本文中試圖從知識產權許可角度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理論基礎加以梳理，對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適用邊界等問題加以分析、論證，希望在此基礎上對反壟斷法律制度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適評價，進而對我國相關制度建設產生借鑒意義。

一、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調整的理論基礎

一般認為，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知識產品而發生的社會關系法律規范的總和，知識產權是知識財產法律化、權利化的表觀，在性質上屬於無形財產權。 [1] 作為無形財產權，知識產權人對其權利的客體享有的權利並不多於其他形式財產權人相應的權利，相反，知識產權的行使還有合理使用、臨時過境使用、強制許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從權利人對其權利客體的專有性角度將知識產權界定為知識產權人對其知識產品的壟斷權，同樣可以將其他形式的財產權界定為壟斷權，從這種意義上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加以界定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認為：知識產權與任何有形和無形財產一樣適用相同的原則，既不特別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審查，也不特別受到懷疑，而是適用統一的標准和法律原則。這種觀點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執法部門對知識產權性質認識上的深化，避免了將擁有知識產權直接視為壟斷或直接判定為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徵使得其行使過程中必然與反壟斷法發生關聯。從權利客體上看，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具有不可損耗性、可復制性等特點，對同一項知識產品的利用並不妨礙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為了保證知識產品利用的效率，國家通過知識產權法要求權利人公開知識產品內容但賦予了權利人排他性實施、許可、轉讓等專有權利。權利客體無形財產的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點決定了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可能進入到反壟斷法的審查范圍。因為，在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權利人可以通過簽定不同類型的許可證協議，來限制不同的被許可人實施專利的范圍和區域，進而會產生分割市場的實際效果。而促進商品、服務、資本等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保證反壟斷法所維護市場機制正常運作的基本需要。在實施許可協議的簽定時，權利人還可能基於權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費收取上採取差別取價、概括或整批授權並回收使用費等做法，或者對被許可方的生產數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許可方的銷售價格、在技術改進方面訂立對技術改進的限制條款或回授條款以及在授予權利的同時附加搭售條款等等。這些行為都可能產生排除或限制競爭的不良後果，從而會受到反壟斷法的關注。另外，權利人還可能通過一些與知識產權許可協議內容相關的策略性行為達到限制競爭的目的，如針對競爭對手提起不必要的專利訴訟等。所以，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主要是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由於進入到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領域，其權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響到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往往會進入到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市場是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的交匯點，知識產權行使中的限制市場競爭效應是反壟斷法對相應行為進行調整的理論基礎。

二、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的協調與沖突

在20世紀初期以前，知識產權人在行使權利時幾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這種狀況隨著知識產權立法的發展、完善（如在知識產權司法中確立了權利濫用的原則）和反壟斷法的出現而有所改觀。 [2] 專利權人權利行使的范圍受到專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雙重界定。如從美國立法情況看，美國聯邦法院分別在1917年和1948年發展出「專利權濫用」和「著作權濫用」的原則。1988年美國國會還通過了調整知識產權濫用的專門立法《專利權濫用修正法》。同時，美國國會1890年通過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過的克萊頓法都可以對專利許可行為進行調整，其中克萊頓法更明確規定在從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為進行反托拉斯法調整過程中不論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專利。1977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88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95年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還對專利許可行為的反托拉斯法規製作了特別規定。

在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調整過程中，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之間相互協調和補漏，體現了法律調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有著共同的精神、價值追求和進行協調立法的共同理論基礎。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都以促進技術創新和增進消費者福利為目標，都必須保證商品、技術和研究開發市場相互之間的平衡和市場競爭秩序的維持。而且，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進行協調，因為從知識產權法的司法實踐中發展出來的知識產權濫用原則本身就體現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創新政策、競爭政策、表達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壟斷法作為公法，是競爭政策的重要載體。其次，從具體法律制度看，無論是知識產權法，還是反壟斷法，在立法中都沒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適用，相反採取了「積極禮讓」或者容納對方的法律規范等做法。如在反壟斷立法中，日本、我國台灣地區的反壟斷法等都明確規定了反壟斷法不適用於依據知識產權法行使權利的行為。在知識產權法中，許多國家在許可證貿易協議的禁止條款中都規定了對搭售等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的禁止。再次，從對具體行為的調整看，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相互補漏，共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合適范圍。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前，無論是否涉及專利，維持轉售價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視為是有效的約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後，此項行為被視為當然違法，按照《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規定，利用專利維持轉售價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執法部門的嚴格審查。

但是，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過程中，也存在著沖突之處。如盡管就精神和價值追求而言，兩法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著私法與公法性質上的不同，存在著對執法機關而言的保護私權、私益，還是保護公權、公益的兩難選擇。在美國專利法院成立前，審理知識產權上訴案件的區域性上訴法院之間對專利有效性的觀點就分立為兩派：一派認為專利是技術進步的核心，另一派則主要把專利看作是抑制競爭的工具；在專利法院成立後，人們又傾向於認為專業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認同其所負責實施的那個法律制度從而對一方當事人進行偏袒。 [4]

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的特殊調整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有著精神和價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著內在的沖突與緊張。考慮到知識產權制度的積極社會功能，反壟斷法在調整影響到市場競爭機制運作的知識產權行為時，既原則上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現出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的特殊規制。具體而言，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壟斷法僅調整會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不屬於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如發明人在獲得一項專利後，可以對其專利產品或專利方法行使製造、使用、銷售等專有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專利權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都不會產生反壟斷法上的問題。反壟斷法主要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可能限制競爭的行為。
第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時，對知識產權法明確規定屬於知識產權人的權利范圍的行為，不再進行調整。如根據美國專利法的規定，專利權人可以在不同的區域內，分別授權給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專利，由於專利法已經明文規定這一項權利，因此美國法院一般均視本項規定屬於反托拉斯法適用例外的規定，允許專利權人在授權契約中規定被授權人所可以使用的專利的區域。 [5] 顯然，如果僅按照反壟斷法的一般理念，這種做法屬於反壟斷法所調整的劃分地區市場的限制競爭協議范疇。

第三，許可方在知識產權許可協議中出於維護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為了確保最低回報等目的對被許可方所作的產品質量、價格、生產數量等限制並不當然違反反壟斷法，如歐共體委員會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中的白色條款部分中規定的要求被許可人就被許可的產品生產必須符合最低要求的質量規范、被許可人有義務生產最低數量的產品或對被轉讓技術進行最低次數的使用活動、被許可人有義務盡最大努力使用被轉讓的技術等條款均被視為不產生限制競爭影響的條款。這也是美國、日本等國的通行做法。此種限制的目的在於保證知識產權人獲得足夠的利益回報。
第四，反壟斷法在評價已經構成典型的限制競爭行為的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條款時，仍然會進一步考慮到該行為對維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促進技術創新等正面價值，而不是僅僅套用反壟斷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列入黑色條款的內容的行為數量較1984年的專利集體豁免條例和1988年的技術秘密轉讓集體豁免條例的數量已經大為減少，並且涉及到技術轉讓的傳統上屬於當然違法的限制競爭協議如價格約束、禁止競爭、禁止出口、限制客戶等行為雖然被列入了黑名單，但仍然可能通過個別申請獲得個別豁免。 [6] 在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中，司法部在20世紀80年代前，對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採取較為嚴格的執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則為代表，將搭售、轉售對象限制、轉售價格維持、強制性整批授權等行為一律視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後，司法部開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則」 評判這些限制，考慮知識產權的特殊性及其正面價值。維持轉售價格等行為在反托拉斯法執法中一直適用「本身違法」原則，但在涉及知識產權的場合，法院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並且為零售商擁有所有權後，才不得繼續維持轉售價格。

第五，反壟斷法適用時會考慮到許可人的市場地位以及是否同時是被許可一方的競爭者。如在搭售協議中，銷售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力，是考量協議是否違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條款中，如果許可方同時參與競爭，則協議性質可能由縱向限制競爭協議轉化為橫向限制競爭協議，將適用更為嚴格的反托拉斯法審查。

四、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制度對塑造公平競爭法制環境的正面價值

從以上論述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盡管有保障知識產權人合法權益，以達到鼓勵技術創新進而實現消費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對知識產權過度保護也可能誘使權利人濫用權利從而阻礙後續的技術創新活動或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因而知識產權法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競爭政策等多項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對於抑制知識產權濫用，平衡先發和後法的技術創新者、技術創新方和技術使用方、經營者與消費者等多方的利益，促進社會實質公平和社會整體效益的實現等都有積極作用。此外，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法律制度對塑造我國公平競爭法制環境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從完善我國國內立法角度看，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我國在短短二十年間走完了西方幾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保護水平。造成這種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既有內在的動因，也有外在的壓力。如有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引進知識產權法的根本動機是來自對外開放政策的驅使，中國需要對外貿易，吸引外資以及從西方獲取迫切需要的技術和設備。」 [7] 國內學者則認為，「與其說是來自知識產權保護自身的需要，毋寧說是由於外來經濟和政治壓力的結果。」 [8] 中、外技術力量對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籲。 [9] 相反，在反壟斷立法方面，雖然反壟斷法被相繼列入八、九、十屆全國人大立法規劃，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壟斷法作為知識產權正當行使的監護者，這樣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於引導知識產權人正當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形成對自己或他人行為的合理預期，也不利於知識產權許可法與被許可方締結權利義務較為平衡的的契約，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同時，知識產權權人濫用享有專利權所形成的優勢地位，還可能妨礙技術進步和經濟效率的提高，從而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

從應對國際競爭角度看，由於我國目前主要是技術輸入國，許多民族工業處在成長階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匱乏，在比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下，就可能面臨國外企業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追索和知識產權訴訟（如我國DVD產品在國外打開市場後所面臨的巨額知識專利使用費追索和2003年我國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面臨的全球最大的網路設備製造商思科系統公司和思科技術公司的起訴）。在華跨國公司還可能在知識產權許可中通過拒絕許可、搭售、價格歧視、掠奪定價、過高定價等方式達到打擊競爭對手、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目的。怎樣規制濫用知識產權進行限制或不正當競爭的相關企業，達到平衡保護知識產權許可方和被許可方的利益，為民族企業贏得一個公平的發展空間，都是我國將來的反壟斷法典的重要使命。

❺ 中國現行法律所針對的禁止濫用獨佔地位的行為，具體包括以下哪些

一、制定《規定》的必要性 我國《反壟斷法》第55條規定，「經營者依照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適用本法；但是，經營者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適用本法」。這一條款表明了我國對知識產權領域實施反壟斷法的基本態度，即不否定知識產權權利人依據知識產權法行使權利的正當性，但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後果的濫用知識產權行為進行必要的規制。鑒於該條規定非常原則，實踐中存在的涉嫌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需要予以規制，迫切需要制定相關規章或者指南，明確正當的權利行使行為和排除、限制競爭的濫用行為之間的界限，更好的指導反壟斷執法實踐，增強經營者對自身經營活動的預期性。 二、《規定》的起草過程 2012年底，工商總局在開展《關於知識產權領域反壟斷執法的指南(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指南(徵求意見稿)》)研究制定工作的同時，啟動了《規定》的起草工作。此前，工商總局於2009年成立課題組，開展了《指南(徵求意見稿)》)的研究制定工作。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整理國外競爭機構的執法實踐和相關指南、規章的資料和文獻，系統研究他們在知識產權領域執行反壟斷法的基本立場、行為類型、分析方法、主要執法對象等問題，同時比較研究，歸納總結這些國家和地區執法機構形成的共識和對一些問題的不同看法。二是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市、遼寧、江蘇、浙江、福建、湖北、廣東、四川、甘肅等12個省市，通過走訪知識產權密集型行業和企業、發放問卷調查、召開專家座談會、聽取行政司法部門意見等方式開展了調研工作，了解掌握我國現階段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總體狀況、行為表現形式、企業應對措施等。三是擬定《指南(徵求意見稿)》並廣泛聽取意見，除書面徵求意見外，先後舉行座談會、研討會6次，工商系統、國務院有關部門、專家學者和各類企業以及國外競爭執法機構提出了很多建議。對這些意見，進行系統的梳理研究。 在制定《指南(徵求意見稿)》的過程中，逐步掌握了我國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問題現狀的總體情況。我們認為，在知識產權領域實施反壟斷法既是理論上的熱點問題，也是各個國家和地區實施反壟斷法中的一個重要、復雜和敏感的問題。我國反壟斷法實施時間不長，在知識產權領域實施反壟斷法的實踐經驗更是有限，此時推動一部符合中國實踐、內容全面、體系完備的知識產權領域反壟斷執法指南的出台，條件還不成熟，需要實踐的積累。 考慮到實踐中存在的涉嫌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需要予以規制。工商總局在制定《指南》的基礎上，立足職責，啟動了《規定》的制定工作，對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進行規制。 2013年3月以來，工商總局先後就《規定》初稿書面徵求意見兩輪，舉辦研討會、座談會5次，對象覆蓋全國省級和副省級城市工商局，全國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法制辦、發改委、商務部、工信部、知識產權局等與反壟斷、知識產權工作相關的十二個國務院有關部門，中國電信、華為、高通、三星等19家國內外知識密集型企業、美國商會、美國律師協會等外資商會和機構，歐盟競爭總司、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加拿大競爭局等國外競爭執法機構以及國內競爭法專家學者。徵求意見以來，共收到意見建議300餘條，對各方提出意見建議，工商總局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研究，對《規定》的內容進行修改完善。 三、《規定》的主要內容 (一)明確其制定的目的和依據，即為了保護競爭和激勵創新，制止經營者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根據《反壟斷法》制定本規定。同時，對相關概念作了必要解釋。 一是明確了經營者所普遍關注的反壟斷法與保護知識產權的關系，反壟斷法與保護知識產權具有共同的目標，即促進創新和競爭，提高效率，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二是根據工商總局承擔的反壟斷職能，明確界定本規定所稱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是指經營者違反《反壟斷法》和其他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行使知識產權，實施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壟斷行為。 三是明確本規定所稱相關市場，依據《反壟斷法》和《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於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進行界定，並考慮知識產權、創新等因素的影響。(二)禁止經營者行使知識產權過程中達成壟斷協議。既在總體上禁止經營者在行使知識產權的過程中達成壟斷協議，又規定了安全港規則。安全港的規定，有利於打擊對競爭明顯具有不利影響的權利行使行為，有利於知識產權權利人根據自己在相關市場的市場力量等因素判斷相關行為在反壟斷法上的後果，指引經營者避開對競爭明顯具有不利影響的權利行使行為，逐步走向合理競爭。 (三)禁止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在行使知識產權的過程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競爭。 明確在反壟斷執法中執法機構將知識產權與其他財產權同樣對待，市場支配地位根據《反壟斷法》第十八條和第十九條的規定進行認定和推定。經營者擁有知識產權可以構成認定其市場支配地位的一個因素，但是經營者不僅僅因為擁有知識產權而直接被推定為在相關市場上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同時規定了拒絕許可知識產權、限定交易、搭售、附加不合理限制條件、差別待遇等實踐中較為常見的幾種具體濫用行為。其中，關於禁止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沒有正當理由拒絕許可知識產權的規定，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各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見和建議，絕大多數意見主張保留但應明確其構成要件，有的主張刪去。經過慎重研究，根據中國的反壟斷法和中國市場的實際情況，保留了這方面的規定，但是對反壟斷法關於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沒有正當理由拒絕交易的條款做了限縮性規定，僅將其限定在知識產權構成生產經營活動必需設施的一種情況，對其適用的條件進行了嚴格的限定，力爭做到鼓勵創新和保護競爭的平衡。 (四)規定了四種特定類型的行使知識產權行為是否構成相關壟斷行為，如專利聯營、標准制定和實施中的行使專利權行為、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以及濫發知識產權侵權警告函等。這些行為可能分別或者同時構成壟斷協議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但主要涉及後者。 (五)規定了工商機關在知識產權領域反壟斷執法的分析原則和框架。對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分析認定，工商機關在考慮知識產權特殊性的基礎上，遵循對壟斷行為分析認定的一般步驟。在分析認定經營者涉嫌違反反壟斷法行使知識產權行為時，要對該行為產生或者可能產生的排除、限制競爭效果進行分析。該規定向經營者和相關機構明確了工商機關的執法方法，既可增加執法的可操作性，也有利於提高執法透明度，為經營者自我評估提供參考，有利於鼓勵經營者進行技術推廣和傳播。 (六)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責任。 《規定》第十九條依據《反壟斷法》的規定，對經營者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責任進行了明確。

❻ 著作權法偏重作者的現狀是否應該改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於（1990年9月7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根據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決定》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二次修正）於（2010年2月26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獲得通過）。2012年3月31日，國家版權局在官方網站公布了《著作權法》修改草案，並徵求公眾意見。侵犯著作權的賠償標准從原來的50萬元上限提高到100萬元，並明確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功能。

❼ 我國目前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存在哪些問題

近來，關於著作權使用費的糾紛層出不窮，人們直接的想法是應亟待提高整個社會的著作權意識。當然，這點固然非常重要，但我們必須承認制度的構建和完善更為基礎。其中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更應被重視起來，國外幾百年的經驗已經表面這樣一個機構存在和運作對於聯系著作權人和使用者有著重要的意義。
我國新修正的著作權法第八條規定：「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可以授權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行使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被授權後，可以以自己的名義為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主張權利，並可以作為當事人進行涉及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訴訟、仲裁活動。」 同時第二款規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非營利性組織，其設立方式、權利義務、著作權許可使用費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對其監督和管理等由國務院另行規定。」這是我國建立著作權管理組織唯一的法律依據。法律雖然授權國務院作進一步的規定，但至今尚未出台。因此，在具體的集體管理組織構建及運作過程中沒有具體的規則作為依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發展。
一、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現狀及分析
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已經在實際的集體管理體制上對音樂作品和非音樂作品進行了分類管理，音樂作品由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管理，非音樂作品由中國版權保護中心進行管理。筆者認為這樣的現狀也許會出現管理分散，但考慮到音樂作品的特殊性以及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若干年成熟的運作，所以這種模式可以維持。
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成立於1992年12月17日，是由國家版權局和中國音樂家協會共同發起成立的目前中國大陸唯一的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專門維護作曲者、作詞者和其他音樂著作權人合法權益的非營利性機構。 協會實行會員制，凡具有中國國籍的音樂著作權人，包括作曲者、作詞者、音樂改編者、音樂作者的繼承人都可以加入協會。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音樂出版者和錄音者也可以加入協會，但在這種情況下，它不是作為出版者和錄音者，而是作為音樂著作權人參加協會（比如，通過音樂作者轉讓或通過開發音樂作品而享有音樂著作權）。 前段時間北京市第一中級人們法院對卡拉OK歌廳中播放MTV作品支付著作權使用費做出支持判決。的確，歌廳以營利為目的使用他人作品理應付費，這符合我國的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但問題是，他們如何付費？通過什麼樣的渠道付費？額度是多少？這些問題都得不到答案。可以說，制度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這種情況的存在。此外，此案中原告及歌廳的付費對象是某唱片公司，實際上此判決保護的是鄰接權人的權利。但到目前為止，我國尚未有鄰接權人集體管理組織，雖然中國音像協會有建立此類組織的意向，畢竟他們在出版者領域有一定的優勢，但在實際操作上仍存在很多困難。 例如，（1）對作品使用人的收費額度難以確定。鄰接權人錄制出版作品的成本遠高於作者，這勢必導致其收費也會相應提高，面對現有的社會狀況，具體操作情況令人擔憂。（2）收取使用人的使用費後，如何與作品作者分配，分配比例如何?（3）網路環境對出版業的沖擊，以及缺乏相應規范，使得鄰接權的集體管理困難重重。
對於非音樂作品的著作權集體管理我國一直不太完善。1998年經國家編委批准，由國家新聞出版署和國家版權局成立了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其下設中國文字作品著作權協會和美術、攝影作品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分別對文字作品和美術攝影作品進行集體管理。但遺憾的是這兩個機構至今尚未正式運作。還有另外兩個組織與此相關，即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版權協會。但中國作家協會的權保中心主要的職責是調解會員間的糾紛，中國版權協會的工作大部分集中在作者的權利保護上，而並非針對出版者。也就是說，實際上現在針對非音樂作品尚無集體管理組織在進行具體工作。
由於我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剛剛起步，要在短時間內完善體系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國際上運作較為成功的集體管理機構也花費了五六年的時間，在大多數情況下，需要幾十年的努力才能確立著作權協會的地位。著作權管理協會中途夭折的事情也發生過。集體管理的起步難是國際著作權專家所公認的。在我們國家集體管理組織的建立還有其特殊性，不僅存在其本身建立固有的困難，還存在著大環境的影響。 具體來說：（1）法律環境和法律意識尚待提高。著作權是項私權，其是從西方社會出現並發展起來的，有著良好的社會基礎，人們對這項權利也給予認同。而從我國傳統來看，人們普遍缺乏著作權的意識，不承認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可以成為商品。同時，使用者在缺乏權利觀念的社會里也容易認為智力作品同一般產品一樣，購買之後就可以任意支配，或認為一次付酬後，取得了完全的使用權。在這種狀況下，從西方移至過來的著作權制度如何在我國的大環境中得到應用和發展就需要更多時間，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亦是如此。 （2）法律體系尚待完善。我國的著作權制度從無到有也是近十幾年的事情，著作權方面的立法體系更需要完善。正如前文所言，針對集體管理組織的立法至今為止只有《著作權法》第八條原則性的規定，且缺乏可操作性。此外，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模式帶有濃厚的官方色彩，在缺乏相應規范的情況下，集體管理機構很難快速建立起來。 （3）集體管理機構起點的特殊性。從國外的情況來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建立要麼是權利人自發組織，要麼是國家按照法律新設建立。而我國則不同，它是由國家機構（一般來說是版權局）和原有的相關協會共同組建。這種從行政模式向市場模式轉變、管理模式向服務模式轉變都需要一定的時間，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建立和完善也就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設想及建議
面對國外集體管理機構的經驗，我們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將成熟的制度引入到國內，取它山之石，以盡早形成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以下幾個方面做一嘗試：
（一）加強相關宣傳，喚醒權利意識
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建立及工作開展的順利程度和人們的版權意識有很大關系。著作權這種私權源於西方，引進到我國後，與原有文化不相適應。人們很不習慣用權利的觀念來處世生活，因此加強宣傳顯得非常有必要。
第一，作品權利人利用集體組織行使權利意識淡薄。例如，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協會有會員2500餘名，疑惑的是，難道中國只有2500名作詞作曲者？更別說其中還包括有機構。此外，協會管理的音樂作品逾1400萬首，其中只有大約20萬首為國內作品，國內的作品權利人對於加入集體管理組織來管理自己的權利尚未認識。在現實生活中，大部分的作品權利人都是由自己與錄音、出版單位或版權代理機構聯系來實現自己權利，雖然這種方式可以讓權利人沒有折扣地獲取收入，但也必須看到其不利之處： （1）作者將部分精力花費在作品的傳播、盜版打擊、訴訟糾紛等復雜的社會關系網上，嚴重影響了其新的作品創作； （2）作者個體勢單力孤，在與錄音、出版者及代理機構交往過程中處於不利地位，無法保障其權益； （3）由於作者授權渠道單一，眾多使用者沒有合理和暢通的方式使用其作品，也會影響到其作品的傳播。
第二，作品使用者使用作品付費的意識淡薄，集體管理組織收費難，只有通過典型訴訟來促使作品使用人繳費。這導致了音樂的傳播受到了影響，不利於權利人權利的實現，也容易引起權利的對抗。所有這些都需要加強宣傳來喚醒人們的權利意識，緩解權利人和作品使用人的緊張關系。
（二）盡快完善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的立法
現在相當多的學者都在呼籲國務院應盡快完善這方面的立法，因為沒有具體的操作規范很多管理活動無法開展。重要的是我國沒有集體管理方面的歷史經驗，則更需要立法者給予前瞻式的指導，規范機構的建立，有利於其今後的發展。比如，文字作品和美術作品的集體管理機構至今仍未批復下來，這使得這部分作品的集體管理處於空白，很不利於權利人的權利的行使和保護。當一方面我們在呼籲作者加入到集體組織中去，另一方面規范集體管理機構的立法卻又遲遲不見蹤影的時候，具體工作開展的困難可想而知。
那麼，立法中應做哪些規范呢？體現在以下幾點： （1）針對現實的情況，立法應規定集體管理組織為官方機構。其實國際上對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的承認不在於官辦或民辦，而在於機構是否為作者服務。而立法中規定為官方機構只是考慮我國的集體管理機構剛剛起步，需要政府的扶持，運作起來會更加有效。 （2）將音樂作品和非音樂作品分為兩個機構進行壟斷管理。音樂作品仍然由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管理，因其十年來的管理卓有成效，非常有效地保護了音樂著作權人的利益，其管理也自成體系。對於非音樂作品由中國版權保護中心負責，針對不同類型作品可以在中心以下設各部門進行管理。這樣可以照顧到單獨協會與分立協會管理不同類型作品的優缺點，而且今後出現新的作品類型或者使用方式都可以方便擴充而不會影響機構的穩定性。除上述機構之外不應該再有其他組織進行集體管理，否則在機構起步階段會引起混亂。當然，當時機成熟了，結合社會、經濟狀況可以考慮允許多家機構並存。 （3）加入集體管理組織收取報酬階段的規范。集體管理組織的大量工作也是最困難的工作就集中在此。一些集體管理比較成熟的國家，比如阿根廷，就有針對這個階段而特別制定的立法（阿根廷1969年5146號及1973年461號法令規定，阿根廷作者作曲者協會和阿根廷作者總會分別獲准進款、出納、櫃台及其他可包含進來的票據、數據進行監督，以確定使用費數額。 (4) 在關注作者權利的同時必須也要規范對於鄰接權人的集體管理。筆者建議將作者與鄰接權人的集體管理納入到一個機構中，從而方便收費，同時可以避免作品使用者向不同機構多次繳費，引起不必要的誤解。 （5）將法定許可職能劃入集體管理機構。現在的法定許可是由版權局負責，但在許可和報酬分配方面都存在問題。比如許可作品和分配報酬時找不到權利人等。而將這部分職權劃入集體管理機構後，這部分問題可以得到解決。現在音樂著作權協會就有部分這樣的職權，因為它們採用會員制，許可和報酬分配可以有的放矢。筆者認為，非音樂作品也可以採用類似做法。 （6）從立法上完善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服務職能，規定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按收酬的一定比例建立文化基金用於促進文化發展以及權利人作品的宣傳。此外，也可以吸取其它國家的經驗，增加集體管理組織的社會保障職能，使作者獲得穩定的收入。 （7）立法中應該規范對集體管理組織的監督。比如機構運作費用額度（預算）的確定、分配的監督及年終審計。對於運作費用額度（預算）的確定筆者認為可以由集體機構內部的會員大會或委員會來確定。至於年終審計，有些學者認為由版權管理機構負責，但筆者認為，版權管理機構和著作權集體管理機構關系密切，由其審計有失公允。因此對於年終的帳務審計應該由國家審計部門或者由會員大會委託社會審計機構進行為宜。
總之，建立和完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道路非常曲折，這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去改變人們舊的意識。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前途非常光明，因為它有利於權利人權利的保護，更重要的是它有利於文化的傳播

❽ 著作權法修改的爭議問題有哪些

著作權法爭議的問題雖然比較多，但總結來說主要爭議的問題就三個：法定許可、網路傳播、集體管理。下面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三個主要爭議問題。
主要爭議問題之一：法定許可
所謂法定許可，是指使用者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可以不經著作權人的許可即使用其作品，但是必須支付報酬。我國現行《著作權法》規定了教科書編寫出版、報刊轉載、錄音製作、電台電視台播放等五類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法定許可的本意是要促進作品傳播，但在實踐過程中，著作權人獲取報酬的權利卻不能得到保證。正如國家版權局在關於修改草案的簡要說明中所指出的那樣：「從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二十年的實踐來看，基本沒有使用者履行付酬義務，也很少發生使用者因為未履行付酬義務而承擔法律責任，權利人的權利未得到切實保障，法律規定形同虛設。」
但國家版權局認為，著作權法定許可制度的價值取向和制度功能符合中國基本國情，目前該制度不成功的原因在於付酬機制和法律救濟機制的缺失。因此，草案對法定許可制度著重從這兩方面進行了調整和完善，增加了使用者事先備案、及時付酬和指明來源等義務的規定，如使用者不及時履行上述義務，著作權行政管理機關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課以行政處罰。
對於修改草案第四十六條關於「錄音製品首次出版3個月後，其他錄音製作者可以在法定條件下不經著作權人許可即使用其音樂作品製作錄音製品」的規定，音樂界人士聯名提出了強烈的反對，認為「3個月」時間太短，根本不足以收回成本，將會嚴重打擊音樂原創的積極性，會直接危及到唱片公司的生存，而且會認為其他音樂傳媒推廣企業(如電台)也會受牽連。
但從草案來看，第四十六條的適用有明確的前提條件，即使用者要在按照第四十八條規定進行備案、指明來源等信息以及支付使用費的前提下才能夠不經著作權人許可而使用其發表的作品。《著作權法》不是保護某一群體的利益，而是要兼顧著作權人、首次錄制者和其他錄制者以及社會公眾的利益，達到各方利益的平衡。事實上，對音樂作品錄制的法定許可制度具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其立法目的是防止大唱片公司對音樂錄製品的壟斷，這是因為，大唱片公司往往要求詞曲作者與之簽訂獨家許可協議，以成為唯一有權使用其音樂作品製作錄製品的公司，藉以壟斷音樂作品錄製品市場，抬高價格。但目前草案中「3個月」的時間規定是否合理仍值得討論，在確定這一期限時應充分考慮到錄音製品的生命周期，確定一個合理的期限以達到首次錄制者和其他錄制者利益的平衡。
另外，除報刊可以作出專有權聲明外，草案並沒有允許其他著作權人聲明保留權利以免架空法定許可制度，使其失去適用的機會。法定許可制度本質上是對權利人權利的限制，因此，只有充分保證權利人的獲得報酬權，才能避免該項制度成為對權利人權利的剝奪。
主要爭議問題之二：網路傳播
修改草案第六十九條有三個條款，其中第一款是提供純技術服務的網路服務商不承擔審查責任，即網路服務提供者為網路用戶提供存儲、搜索或者鏈接等單純網路技術服務時，不承擔與著作權或相關權有關的信息審查義務。事實上在《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中已經有了類似的規定，該規定是在網路環境下平衡作品創作者和傳播者利益的一種選擇，是世界各國對提供網路技術服務方的通行規定，也就是通常所稱的「避風港原則」，即技術中立和過錯責任原則。網路服務商承擔的是過錯責任，這也符合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一般原則。而且，這一規定也符合現實情況，要求網路服務提供商對網路內容進行審查不具有操作性，目前的技術水平還難以實現。
第六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的是通知與刪除義務，網路服務提供者在被著作權人告知的前提下有刪除等義務，如不執行，將與網路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第三款規定的是網路服務提供者在明知和應知侵權的情況下承擔的責任，是指網路服務提供者要承擔注意義務，即通常所說的「紅旗原則」，網路服務商如果沒有盡到注意義務就要承擔責任。這一規定與直接侵權和間接侵權理論是對應的，網路用戶如果實施了直接侵權行為，網路服務提供商則需有主觀上的故意(包括明知和應知)才應承擔連帶責任。
反對者則認為，這一制度使得著作權人面對諸多網路企業的維權行動收效甚微。在實施侵權行為的網路用戶往往難以確定的情況下，這一規定將使著作權人的利益難以從根本上得到保護。如果著作權人的勞動都能在網路盜版中免費獲取，原創力無疑將被扼殺。但如前所述，《著作權法》是要在現實情況下努力達到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能僅僅考慮某一群體的利益。
主要爭議問題之三：集體管理
修改草案第六十條和第七十條是關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向非會員延伸的規定。按照這兩條規定，即使權利人沒有加入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集體管理組織也可以代表權利人行使權利。使用者只要向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支付了報酬，就不必承擔賠償責任。如此規定使得權利人無法再通過訴訟向那些已經向集體管理組織支付了使用費的使用者進行索賠。而從目前情況來看，通過訴訟獲得法院判賠的數額通常會高於集體管理組織的收費標准，因此該項延伸性集體管理規定引起了諸多權利人的質疑。
根據修改草案的規定，對於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可以許可其代表非會員開展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這種「延伸管理」有其良好初衷，旨在解決「使用者願意合法使用作品卻找不到權利人」的問題，擴大了著作權代理保護的覆蓋面，但問題在於「被延伸」到的權利人是否願意被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所代表。非會員通過訴訟可能獲得的較高賠償額將會使會員受到影響從而退出集體管理，這將破壞集體管理制度，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將有賴於訴訟賠償額和集體管理組織的收費標準的統一。
也有觀點認為，在現有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效能尚未充分發揮、機制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向非會員強制延伸其管理未必恰當。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非營利的社會團體，名稱上雖有「管理」二字，但其本質應是為著作權人服務，其公信力取決於服務質量。但目前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存在費用的收取和管理信息不公開不透明，在維護著作權人權益方面不積極不到位的問題使其公信力不高，難以獲得權利人的支持，延伸管理的條件未必成熟。此外，在集體管理組織中引入競爭機制也很有必要。
望採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