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制知識產權濫用法律制度研究

A. 如何加強知識產權管理

1、由於知識產權管理涉及的因素較多，如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法律和政策要求，自身的發專展需求屬戰略及行業特點，企業規模、結構、產品技術及核心文化等，建議通過過程方法，參照GB/T29490《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規范》要求進行；
2、在加強知識產權管理中注意一些基本原則的應用：戰略導向，即與公司的主體發展創新戰略一致；領導重視，提供相應的資源與參與，全面負責並承擔責任；全員參與，發動發揮全體員工的創造性和積極性；
3、如果條件允許，也可能通過上述標準的導入運行，進行第三方認證，通過外腦指導運行，可能還會獲得相關方的其他支持。

B. 張偉君的出版著作

1、《荷蘭英國德國民事訴訟中的知識產權執法》（譯著，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
2、《規制知識產權濫用法律制度研究》（專著，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
3、《知識產權與競爭法研究》第2卷（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年版）；
4、《知識產權與競爭法研究》第1卷（主編，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5、《知識產權縱論》（合著，知識產權出版社2004年版）；
6、《中小企業知識產權經營實務手冊》（合著，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2012年版）；
7、《知識產權基礎》（合著，上海社科出版社2013年版）。

C. 張偉君的主要論著

1.《規制知識產權濫用法律制度研究》 專著，知識產權出版社。
2. 《知識產權與競爭法研究》 主編，法律出版社。
3. 《知識產權縱論》 副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
4.《中小企業知識產權經營手冊》 合著，知識產權出版社。
5.《知識產權基礎》 合著，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6.「邁克爾·喬丹起訴喬丹體育公司侵犯姓名權一案的法律評析」，載《電子知識產權》 ，2012年3月。
7.「ACTA關於『數字環境下知識產權執法』規則評析」，載《知識產權》2012-年2月。
8.「知識產權執法的國際新標准以及我國的應對——以ACTA民事救濟措施為例」，載《東方法學》 2012年6月。（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全文收錄）
9.「署名權等於作者身份權嗎? 韓寒訴方舟子一案引發的思考」，載《電子知識產權》 2012年5月。
10.「貼牌加工產品的商標侵權問題研究」，載《2011滬台經貿法律論壇》。
11.「知識產權刑事保護門檻：從TRIPs到ACTA」，載《電子知識產權》2011年第8期。
12.「TRIPS協議與我國規制知識產權濫用法律制度的完善」，載《WTO法與中國論壇》文集——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年會論文集（八），2009年9月11日。
13.「專利強制許可制度的合理性分析」，載《科學管理研究》2009年8月。
14.「TRIPS協議和我國專利強制許可制度的完善」，載《世界貿易組織動態與研究》2009年6月15日。
15.「從網路廣播看我國網路傳播著作權制度的完善」,載《信息網路安全》 2009年12月10日。
16.「試論著作權法對私人復制行為的規制」，載《知識產權》 2009年9月。
17.「規制知識產權權利人濫用訴權法律制度比較研究」（張偉君；單曉光），載《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2月。
18.「版權保護對信息獲取的制約及其反壟斷法規制」，載《信息網路安全》 2009年第2期。
19.「WTO框架下完善我國知識產權濫用規制制度的若干問題」，載《法學家》2008年第2期。
20.「知識產權保護對企業技術轉讓的影響」，載《知識產權》2008年第1期。
21.「論經濟增長與知識產權制度的關系」，載《科學管理研究》2008年第2期。
22.「公共健康危機下的專利強制許可——對我國《專利法》第49條的修改建議」，載《電子知識產權》2008年第5期。
23.「濫用知識產權在中國《反壟斷法》中的含義——對歐盟在TRIPS理事會提出的質疑的回答」，載《世界貿易組織動態與研究：上海對外貿易學院學報》2008年 第3期。
24.「維權還是擴權：這是個問題——再論錄音製作者的廣播權和表演權」，載《電子知識產權》2008年第1期。
25.「知識產權濫用的概念、表現和規制措施」，載《電子知識產權》2007年第12期。
26.「錄音製品製作者的廣播權和表演權應該緩行」，載《電子知識產權》2007年第7期。
27.「TRIPS協議對知識產權濫用的規制探析」，載《世界貿易組織動態與研究：上海對外貿易學院學報》2007年 第10期。
28．「卡拉OK：電影、錄像還是音樂？」，載《知識產權》2004年第5期。
29.「TRIPS協議對我國知識產權許可反壟斷立法的意義」，載《世界貿易組織動態與研究》 2003年6月15日。
30.「地名商標與地理標志沖突的法律調整」，載《中華商標》 2002年8月15日。
31.「完善行政賠償程序芻議」，載《行政與法》2002年2月20日。
32．「我國技術進出口法律制度的新變化」，載《世界貿易組織動態與研究》，2002年4月15日。
33.「商標許可備案的簡化與完善——淺析WIPO關於商標許可的聯合建議草案」，載《中華商標》 2002年第2期。
34.「作為商業標識的葯品商品名的法律保護」，載《科技與法律》 2002年3月
35.「版權信息擴張對信息獲取的影響及其反壟斷法的規制」，載《科技與法律》，2006年第1期。
36.「世界博覽會標識權的特徵」，載《中華商標》2006年第3期。
37.「知識產權許可反壟斷法規制的不同模式和共同趨勢」 ，載《世界貿易組織動態與研究》2005年第1期。
38.「從歐盟判例看我國知識產權反壟斷第一案」，載 《世界貿易組織動態與研究》2006年第4期。
39.「濫用專利權與濫用專利權制度辨析—從日本濫用專利的理論與實踐談起」（張偉君、單曉光），載《知識產權》2006年第6期。
40.「地名標志和地理標志沖突的法律調整 」，載《中華商標》2002年第7期。
另外，在《中國知識產權報》發表評論文章多篇：
1.「科技創新需要知識產權全程服務」，《中國知識產權報》 2012年7月20日。
2.「榮譽非永恆,豈能成商標」，《中國知識產權報》2012年11月16日。
3.「美國大片增加進口量的版權釋義」，《中國知識產權》2012年3月20日。
4.「構建全面、有效、平衡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國知識產權報》「論當前知識產權工作形勢」系列評論之三2011年12月23日第一版「IP時評」。
5.「當雀巢遇上徐福記」《中國知識產權報》，2011年12月21日。
6.「迪斯尼的商業模式與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契機」，《中國知識產權報》2011年8月17日。
7.「奢侈品牌是怎樣煉成的」，《中國知識產權報》2011年6月26日第04版。
8.「構建全面、有效、平衡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國知識產權報》2011年12月23日。
9.「警惕知識產權侵佔公有領域」，《中國知識產權報》 2011年5月6日。
10.「學學迪斯尼打造品牌的生意經」，《中國知識產權報》 2011年8月17日。
11.「序列號『鑰匙』不該打開合法授權『密室』」，《中國知識產權報版權周刊》，2009年12月18日。
12.「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權利濫用任重道遠」，《中國知識產權報》 2007年9月12日。
13.「唱片公司爭取廣播權和表演權尚早？」，《中國知識產權報》2007年9月14日。
14.「中國高速列車走了一條怎樣的創新之路？」，《中國知識產權報》2007年6月13日。
15.「強制許可，我們准備好了嗎」，《中國知識產權報》 2005年11月23日。

D. 如何加強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措施

中國直面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加強的應對
之策知識產權壁壘形式復雜多樣, 在國際貿易中的活動領域逐漸擴大, 涉及的商品逐步增多, 對有關國家進出口貿易影響也逐步加深。我國是發展中國家, 需要引進發達國家先進的知識產權技術, 也需要鼓勵出口貿易促進經濟發展。因此我國在發展貿易的同時, 必然會遭遇多種形式的知識產權壁壘。針對不同的知識產權壁壘, 我國應採取不同的對策。
(一) 樹立企業知識產權戰略。企業是我國市
場經濟的主體, 也是利用知識產權的主戰場。20世紀90年代以來, 外國公司針對我國提出的5年計劃大量申請專利, 在我國很多產業的未來發展領域設置了專利陷阱, 封殺了我國企業自主開發技術, 控制了這些產業的發展。對此, 我國企業及政府應充分認識到企業及民族工業受到的危機與挑戰, 真正樹立起知識產權意識。既重視外國人的知識產權, 又要加強自主知識產權技術的開發, 實施專利權部署戰略。我國企業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是我國融入世界經濟迫切需要, 知識產權戰略是指運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為充分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獲得與保持競爭優勢並遏制競爭對手, 謀求最佳經濟效益而進行的整體性籌劃和採取的一系列的策略與手段。 [6]企業知識產權戰略是指企業為獲取與保持市場競爭優勢, 運用知識產權保護謀取最佳經濟效益的策略和手段。就我國企業而言, 許多企業由於忽視技術在產品開發、市場開拓方面的運用, 許多產品技術含量低、原材料消耗大、效益低。這種狀況只有通過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科技進步運行機制、加強企業的知識產權策略性運用, 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國企業在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的缺陷, 才能實實在在地提高企業的經濟績效, 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 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我國企業面臨
的知識產權壁壘困境, 從根本上說是中國企業缺乏技術創新, 缺乏核心競爭力的結果。因此, 企業應重視自身的技術創新, 認識到在世界市場全球化的條件下知識產權的重要性, 加大對技術研發的投入, 形成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積極推動企業間, 企業與科研機構、高校之間的合作, 以聯合開發、聯合投入、聯合保護等形式來實現對知識產權的共享。企業應加大科研經費投入, 國家也應選擇戰略性產業支持企業進行技術開發。
(三) 積極應對國際知識產權侵權之訴。我國企業, 特別是外貿企業要轉變觀念, 改變以往消極對待知識產權糾紛的態度, 積極應對國際知識產權侵權之訴。有不少中國企業, 自身並沒有侵權行為, 但由於害怕訴訟會影響企業的發展, 常常放棄應訴的機會, 白白失去維護自身權益的機會, 而有過侵權行為的企業, 也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消極應訴而支付超過正常水平的侵權費用; 同時, 我國企業界還應注重商會的建立和完善, 形成一個組織有效、協調一致、參與廣泛的企業聯盟, 這樣將有利於增強尋求包括政府在內的各方面支持的力量。
(四) 深入了解研究國際規則及主要國家知識
產權法的立法及實踐。我國是WTO成員, 企業在進行對外貿易時應注意WTO, TR IPS對知識產權的規定, 同時對主要貿易國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實踐也應有所了解, 掌握其主要法律規定、立法趨勢及法院的判例, 才能更大限度地避免撞入知識產權壁壘。如對知識產權權利窮竭原則, 要把握當前主要貿易國所採取的原則。如果對象國採用地域性原則, 企業在進行外貿活動時, 應特別注意知識產權問題。
引進專利技術的企業, 在簽訂合同時應對專利產品平行進口問題作出明確而細致的規定, 合同中應明確許可的性質, 如是獨占許可, 應在合同中規定, 將來如有第二方擅自進口專利產品, 應由技術供方負責與侵權第三方進行交涉, 同時應注意在合同規定的地域內生產、銷售合同產品, 如需向區域外存在平行專利的第三國出口, 應經過進口國專利權人的同意, 才能將產品出口到該國。從事進口業務的外貿經營者, 應注意進口的貨物是否侵犯本國專利權人的權利。如進口產品在國內存在有效的專利權，應在取得本國專利權人的許可後, 方可從事該產品的進口。對某些外國企業運用事實標准中包含的知識產權設置壁壘, 壟斷市場的行為, 國內企業可聯合起來進行抵制, 或將其訴諸法院解決, 必要時可申請國家啟動貿易壁壘調查機制對外國技術壁壘進行調查。對一些國家運用國內法案以知識產權為借口對外國產品進行打擊報復行為, 可採取反報復措施, 或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解決。
此外, 我國應加強對TR IPS規則的研究, 取消知識產權海關保護出口檢查制度。TR IPS協議規定對出口貨物可以進行知識產權檢查, 而對進口貨物進行知識產權檢查是TR IPS規定的最低標准。我國是發展中國家, 科技整體水平落後, 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中處於不利地位。我國只需達到TR IPS協議規定的最低標准, 做到既遵循該標准, 又最大限度地保護企業、國家利益。為此我國應將主要精力限定在進口審查上, 出口檢查可以取消, 這樣既符合我國經濟發展水平, 又符合TR IPS協議規定的最低標准, 有利於提高海關行政效率, 防止外國不法商
人藉此阻止我國產品出口。
(五) 加快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管理。目前, 企業間甚至國家間的競爭實際上是人才的競爭, 誰佔有的人才多, 誰就能在競爭中獲得優勢。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全面接軌, 中國企業將會越來越多遭遇國際企業的競爭, 特別是在知識產權壁壘對中國對外貿易限制會更加嚴重情況下, 中國企業如果還不加強對知識產權人才培養的重視, 那麼中國企業將會因為失掉「知識產權人才」而失掉企業未來發展所需的市場。
總之, 面對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日益加強, 我們只有將推進知識產權戰略、積極申請專利、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等措施, 才能讓我國企業免受切膚之痛,並讓知識產權這把雙刃劍為中國自身所用。為此, 我們必須加強教育與宣傳, 提高全民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制定國家知識產權戰略, 以增強我國科技、經濟競爭能力, 更好地參與並在國際競爭中勝出。
同時我們要認清發達國家倡導的所謂「貿易自由化」, 透徹地認識發達國家通過非關稅壁壘中更加隱蔽, 更具有報復性和更為霸道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手段來保護他們的國家利益。這樣, 我們才能制定相應對策措施, 運用適當政策手段同他們作合理斗爭, 以達到維護我們自身的國家利益的目的。

E. 如何應對知識產權濫用：分析與對策

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依據與對策
限制權利濫用是各國法律以及國際條約的基本理念之一。知識產權是一項民事權利，存在著濫用的可能，在權利行使超出合理的范圍時，就應當受到法律的規制，這與知識產權保護在宗旨上是一致的。對此，《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第八條就規定「必要時可以採取適當措施來防止知識產權持有人濫用知識產權或採取不正當的限制貿易或嚴重影響國際技術轉讓的做法」。《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等也都有限制權利濫用的相關條款。
知識產權制度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產物，也是經濟建設的內在需要。改革開放後，通過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國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比較系統的知識產權體系。但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立法、司法還是我國企業，對知識產權的理解和利用都落後於發達國家，這正是我們在知識產權交鋒中屢屢受挫的原因。因此，在加強保護的同時，遏制權利濫用的惡行，對於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是甚為必要與緊迫的。
對我國來說，應當高度重視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建立與完善，在修訂有關法律法規時充分考慮這一因素，合理維護國內企業的權益，加大對自主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一方面，要完善法律制度，營造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氛圍，保護我國企業的自主技術創新。另一方面，知識產權管理機構應充分發揮自身職能，加強知識產權信息的傳播與共享，幫助我國企業建立清晰的知識產權理念。更重要的是，要進一步完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深化結構調整，推動產業改革，為高、新、尖端技術的發展提供引導與扶持。

F. 如何加強知識產權建設

一，用戶要增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自覺抵制盜版
二，軟體企業應該積極探尋新思路，主動發揮市場引導作用
三．政府相關部門應該積極發揮市場監管作用，促進軟體市場的健康發展

G. 知識產權糾紛

法律分析：知識產權糾紛是指知識產權人因行使知識產權或不特定第三人侵犯自己的知識產權與不特定第三人產生的爭議。

法律依據：《國務院關於新形勢下加快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若干意見》三、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

（八）加大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懲治力度。推動知識產權保護法治化，發揮司法保護的主導作用，完善行政執法和司法保護兩條途徑優勢互補、有機銜接的知識產權保護模式。提高知識產權侵權法定賠償上限，針對情節嚴重的惡意侵權行為實施懲罰性賠償並由侵權人承擔實際發生的合理開支。進一步推進侵犯知識產權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完善知識產權快速維權機制。加強海關知識產權執法保護。加大國際展會、電子商務等領域知識產權執法力度。開展與相關國際組織和境外執法部門的聯合執法，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對外合作，推動我國成為知識產權國際糾紛的重要解決地，構建更有國際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環境。

（九）加大知識產權犯罪打擊力度。依法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重點打擊鏈條式、產業化知識產權犯罪網路。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加大涉嫌犯罪案件移交工作力度。完善涉外知識產權執法機制，加強刑事執法國際合作，加大涉外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偵辦力度。加強與有關國際組織和國家間打擊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司法協助，加大案情通報和情報信息交換力度。

（十）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預警防範機制。將故意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情況納入企業和個人信用記錄。推動完善商業秘密保護法律法規，加強人才交流和技術合作中的商業秘密保護。開展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滿意度調查。建立收集假冒產品來源地相關信息的工作機制，發布年度中國海關知識產權保護狀況報告。加強大型專業化市場知識產權管理和保護工作。發揮行業組織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積極作用。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信息技術，加強在線創意、研發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提升預警防範能力。加大對小微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援助力度，構建公平競爭、公平監管的創新創業和營商環境。

（十一）加強新業態新領域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完善植物新品種、生物遺傳資源及其相關傳統知識、資料庫保護和國防知識產權等相關法律制度。適時做好地理標志立法工作。研究完善商業模式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實用藝術品外觀設計專利保護制度。加強互聯網、電子商務、大數據等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研究，推動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制定眾創、眾包、眾扶、眾籌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

（十二）規制知識產權濫用行為。完善規制知識產權濫用行為的法律制度，制定相關反壟斷執法指南。完善知識產權反壟斷監管機制，依法查處濫用知識產權排除和限制競爭等壟斷行為。完善標准必要專利的公平、合理、無歧視許可政策和停止侵權適用規則。

H. 怎樣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

樓主的補充不都有了嗎？ 版權、商標、專利三方面。。

I. 知識產權中為什麼會產生反壟斷法

內容提要: 知識產權制度的功能在於通過賦予專有權利使得研究、開發的利益獲得內部化，從而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但對權利的濫用也可能妨礙市場競爭和經濟效率的提高並最終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再調整有助於彌補知識產權法價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適當邊界。該制度的引入對塑造公平競爭的法制環境，為我國民族工業贏得生存、發展空間有著特別的意義。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近年來得到學術界比較熱烈的關注和討論。但現有研究結論中也存在著含糊或舛誤之處。其一是將知識產權界定為「合法的壟斷（權）」。立論者並沒有明確這是何種意義上的「壟斷權」。從文義上看，如果是財產權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不將其他的財產權形式統統稱為壟斷權？如果是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會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的再調整？其二是認為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僅在例外情況下才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這種觀點多來自於對日本等國的反壟斷法認為該法不適用於行使知識產權法規定的權利的行為的法律條文的片面理解。這種理解與美、歐、日本的反壟斷立法、執法現實並不一致。其三是沒有從理論上梳理反壟斷法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調整的界限。大凡探討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關系的學者，都會提到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95年聯合發布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歐共體委員會1996年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為什麼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立法等會集中在知識產權許可領域？從上述三點疑問看，知識產權的性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都有著進一步澄清和解釋的必要。筆者在本文中試圖從知識產權許可角度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理論基礎加以梳理，對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適用邊界等問題加以分析、論證，希望在此基礎上對反壟斷法律制度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適評價，進而對我國相關制度建設產生借鑒意義。

一、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調整的理論基礎

一般認為，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知識產品而發生的社會關系法律規范的總和，知識產權是知識財產法律化、權利化的表觀，在性質上屬於無形財產權。 [1] 作為無形財產權，知識產權人對其權利的客體享有的權利並不多於其他形式財產權人相應的權利，相反，知識產權的行使還有合理使用、臨時過境使用、強制許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從權利人對其權利客體的專有性角度將知識產權界定為知識產權人對其知識產品的壟斷權，同樣可以將其他形式的財產權界定為壟斷權，從這種意義上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加以界定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認為：知識產權與任何有形和無形財產一樣適用相同的原則，既不特別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審查，也不特別受到懷疑，而是適用統一的標准和法律原則。這種觀點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執法部門對知識產權性質認識上的深化，避免了將擁有知識產權直接視為壟斷或直接判定為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徵使得其行使過程中必然與反壟斷法發生關聯。從權利客體上看，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具有不可損耗性、可復制性等特點，對同一項知識產品的利用並不妨礙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為了保證知識產品利用的效率，國家通過知識產權法要求權利人公開知識產品內容但賦予了權利人排他性實施、許可、轉讓等專有權利。權利客體無形財產的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點決定了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可能進入到反壟斷法的審查范圍。因為，在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權利人可以通過簽定不同類型的許可證協議，來限制不同的被許可人實施專利的范圍和區域，進而會產生分割市場的實際效果。而促進商品、服務、資本等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保證反壟斷法所維護市場機制正常運作的基本需要。在實施許可協議的簽定時，權利人還可能基於權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費收取上採取差別取價、概括或整批授權並回收使用費等做法，或者對被許可方的生產數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許可方的銷售價格、在技術改進方面訂立對技術改進的限制條款或回授條款以及在授予權利的同時附加搭售條款等等。這些行為都可能產生排除或限制競爭的不良後果，從而會受到反壟斷法的關注。另外，權利人還可能通過一些與知識產權許可協議內容相關的策略性行為達到限制競爭的目的，如針對競爭對手提起不必要的專利訴訟等。所以，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主要是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由於進入到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領域，其權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響到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往往會進入到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市場是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的交匯點，知識產權行使中的限制市場競爭效應是反壟斷法對相應行為進行調整的理論基礎。

二、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的協調與沖突

在20世紀初期以前，知識產權人在行使權利時幾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這種狀況隨著知識產權立法的發展、完善（如在知識產權司法中確立了權利濫用的原則）和反壟斷法的出現而有所改觀。 [2] 專利權人權利行使的范圍受到專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雙重界定。如從美國立法情況看，美國聯邦法院分別在1917年和1948年發展出「專利權濫用」和「著作權濫用」的原則。1988年美國國會還通過了調整知識產權濫用的專門立法《專利權濫用修正法》。同時，美國國會1890年通過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過的克萊頓法都可以對專利許可行為進行調整，其中克萊頓法更明確規定在從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為進行反托拉斯法調整過程中不論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專利。1977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88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95年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還對專利許可行為的反托拉斯法規製作了特別規定。

在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調整過程中，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之間相互協調和補漏，體現了法律調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有著共同的精神、價值追求和進行協調立法的共同理論基礎。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都以促進技術創新和增進消費者福利為目標，都必須保證商品、技術和研究開發市場相互之間的平衡和市場競爭秩序的維持。而且，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進行協調，因為從知識產權法的司法實踐中發展出來的知識產權濫用原則本身就體現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創新政策、競爭政策、表達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壟斷法作為公法，是競爭政策的重要載體。其次，從具體法律制度看，無論是知識產權法，還是反壟斷法，在立法中都沒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適用，相反採取了「積極禮讓」或者容納對方的法律規范等做法。如在反壟斷立法中，日本、我國台灣地區的反壟斷法等都明確規定了反壟斷法不適用於依據知識產權法行使權利的行為。在知識產權法中，許多國家在許可證貿易協議的禁止條款中都規定了對搭售等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的禁止。再次，從對具體行為的調整看，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相互補漏，共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合適范圍。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前，無論是否涉及專利，維持轉售價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視為是有效的約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後，此項行為被視為當然違法，按照《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規定，利用專利維持轉售價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執法部門的嚴格審查。

但是，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過程中，也存在著沖突之處。如盡管就精神和價值追求而言，兩法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著私法與公法性質上的不同，存在著對執法機關而言的保護私權、私益，還是保護公權、公益的兩難選擇。在美國專利法院成立前，審理知識產權上訴案件的區域性上訴法院之間對專利有效性的觀點就分立為兩派：一派認為專利是技術進步的核心，另一派則主要把專利看作是抑制競爭的工具；在專利法院成立後，人們又傾向於認為專業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認同其所負責實施的那個法律制度從而對一方當事人進行偏袒。 [4]

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的特殊調整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有著精神和價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著內在的沖突與緊張。考慮到知識產權制度的積極社會功能，反壟斷法在調整影響到市場競爭機制運作的知識產權行為時，既原則上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現出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的特殊規制。具體而言，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壟斷法僅調整會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不屬於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如發明人在獲得一項專利後，可以對其專利產品或專利方法行使製造、使用、銷售等專有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專利權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都不會產生反壟斷法上的問題。反壟斷法主要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可能限制競爭的行為。
第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時，對知識產權法明確規定屬於知識產權人的權利范圍的行為，不再進行調整。如根據美國專利法的規定，專利權人可以在不同的區域內，分別授權給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專利，由於專利法已經明文規定這一項權利，因此美國法院一般均視本項規定屬於反托拉斯法適用例外的規定，允許專利權人在授權契約中規定被授權人所可以使用的專利的區域。 [5] 顯然，如果僅按照反壟斷法的一般理念，這種做法屬於反壟斷法所調整的劃分地區市場的限制競爭協議范疇。

第三，許可方在知識產權許可協議中出於維護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為了確保最低回報等目的對被許可方所作的產品質量、價格、生產數量等限制並不當然違反反壟斷法，如歐共體委員會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中的白色條款部分中規定的要求被許可人就被許可的產品生產必須符合最低要求的質量規范、被許可人有義務生產最低數量的產品或對被轉讓技術進行最低次數的使用活動、被許可人有義務盡最大努力使用被轉讓的技術等條款均被視為不產生限制競爭影響的條款。這也是美國、日本等國的通行做法。此種限制的目的在於保證知識產權人獲得足夠的利益回報。
第四，反壟斷法在評價已經構成典型的限制競爭行為的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條款時，仍然會進一步考慮到該行為對維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促進技術創新等正面價值，而不是僅僅套用反壟斷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列入黑色條款的內容的行為數量較1984年的專利集體豁免條例和1988年的技術秘密轉讓集體豁免條例的數量已經大為減少，並且涉及到技術轉讓的傳統上屬於當然違法的限制競爭協議如價格約束、禁止競爭、禁止出口、限制客戶等行為雖然被列入了黑名單，但仍然可能通過個別申請獲得個別豁免。 [6] 在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中，司法部在20世紀80年代前，對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採取較為嚴格的執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則為代表，將搭售、轉售對象限制、轉售價格維持、強制性整批授權等行為一律視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後，司法部開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則」 評判這些限制，考慮知識產權的特殊性及其正面價值。維持轉售價格等行為在反托拉斯法執法中一直適用「本身違法」原則，但在涉及知識產權的場合，法院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並且為零售商擁有所有權後，才不得繼續維持轉售價格。

第五，反壟斷法適用時會考慮到許可人的市場地位以及是否同時是被許可一方的競爭者。如在搭售協議中，銷售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力，是考量協議是否違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條款中，如果許可方同時參與競爭，則協議性質可能由縱向限制競爭協議轉化為橫向限制競爭協議，將適用更為嚴格的反托拉斯法審查。

四、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制度對塑造公平競爭法制環境的正面價值

從以上論述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盡管有保障知識產權人合法權益，以達到鼓勵技術創新進而實現消費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對知識產權過度保護也可能誘使權利人濫用權利從而阻礙後續的技術創新活動或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因而知識產權法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競爭政策等多項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對於抑制知識產權濫用，平衡先發和後法的技術創新者、技術創新方和技術使用方、經營者與消費者等多方的利益，促進社會實質公平和社會整體效益的實現等都有積極作用。此外，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法律制度對塑造我國公平競爭法制環境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從完善我國國內立法角度看，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我國在短短二十年間走完了西方幾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保護水平。造成這種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既有內在的動因，也有外在的壓力。如有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引進知識產權法的根本動機是來自對外開放政策的驅使，中國需要對外貿易，吸引外資以及從西方獲取迫切需要的技術和設備。」 [7] 國內學者則認為，「與其說是來自知識產權保護自身的需要，毋寧說是由於外來經濟和政治壓力的結果。」 [8] 中、外技術力量對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籲。 [9] 相反，在反壟斷立法方面，雖然反壟斷法被相繼列入八、九、十屆全國人大立法規劃，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壟斷法作為知識產權正當行使的監護者，這樣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於引導知識產權人正當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形成對自己或他人行為的合理預期，也不利於知識產權許可法與被許可方締結權利義務較為平衡的的契約，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同時，知識產權權人濫用享有專利權所形成的優勢地位，還可能妨礙技術進步和經濟效率的提高，從而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

從應對國際競爭角度看，由於我國目前主要是技術輸入國，許多民族工業處在成長階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匱乏，在比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下，就可能面臨國外企業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追索和知識產權訴訟（如我國DVD產品在國外打開市場後所面臨的巨額知識專利使用費追索和2003年我國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面臨的全球最大的網路設備製造商思科系統公司和思科技術公司的起訴）。在華跨國公司還可能在知識產權許可中通過拒絕許可、搭售、價格歧視、掠奪定價、過高定價等方式達到打擊競爭對手、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目的。怎樣規制濫用知識產權進行限制或不正當競爭的相關企業，達到平衡保護知識產權許可方和被許可方的利益，為民族企業贏得一個公平的發展空間，都是我國將來的反壟斷法典的重要使命。

J. 知識產權濫用的中國對知識產權濫用的理解

《反壟斷法》第55條規定：「經營者依照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適用本法；但是，經營者濫用知識產權，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適用本法。」從法條的語義中分析，在反壟斷法層面下的知識產權濫用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有濫用知識產權的行為；二是該行為排除、限制了競爭行為。於是，就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對於濫用知識產權行為的認定，除了要滿足排除、限制競爭的條件，還需事先存在一個知識產權濫用行為，但在我國知識產權立法中並未有相關的規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正在制定的《關於知識產權領域反壟斷執法的指南(第四稿)》(以下簡稱《知識產權指南》)對於反壟斷執法機構分析認定經營者涉嫌違反《反壟斷法》的知識產權行為時，一般按照以下步驟進行分析：(1)確定經營者行使知識產權行為的性質和表現形式；(2)確定經營者之間的競爭關系；(3)界定相關市場；(4)認定經營者的市場地位；(5)分析經營者行使知識產權行為是否排除、限制相關市場的競爭；(6)如果經營者行使知識產權行為排除、限制了相關市場的競爭，則進一步考察該行為的有力影響以及該有利影響是否大於排除、限制相關市場競爭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在美國成文法中沒有「知識產權濫用」這樣的表述方式，而是分別規定了專利權濫用、商標權濫用和版權濫用的具體情形，其中最早也最重要的是有關專利權濫用(patent misuse)規定。在美同，「專利權濫用」往往不限制專利訴訟作為一種抗辯理由使用，盡管構成專利侵權的行為有時可以形成反訴的基礎，但專利權濫用本身不是一種可起訴的侵權。如果被訴侵權者基於所謂的濫用行為提起反訴，那麼這種反訴也必須滿足提起反訴的那個獨立侵權行為的全部要件。證明濫用成立的責任在於被控侵權者或者違約的被許可人一方。如果濫用被裁定成立，那麼該專利權就會被判決不可實施，直到該濫用被「消除」。濫用的裁定排除了預期的禁令救濟和在濫用發生期間的損害賠償金的獲得。因此，一旦濫用被認定，被控侵權者或者違約的被許可人以及任何第三方，就可以在消除濫用行為前的那個期間內免費使用專利技術，①由此創立了美國專利法中特殊的專利濫用抗辯制度。但是隨著美國的反托拉斯法的逐漸完善，利用反托拉斯法規制知識產權濫用也成了重要的手段，同時也影響到對知識產權濫用行為的界定，即反壟斷法意義上的重大知識產權濫用還必須違反反托拉斯法。
wT0框架下《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下稱TRIPs協議)相關條款不僅明確規定知識產權濫用，而且給出了相應的救濟措施。例如，TRJPs協議第8條第2款規定：「可能需要採取與本協議的規定相一致的適當措施，以防止知識產權所有者濫用知識產權或藉以對貿易進行不合理限制或實行對國際間的技術轉讓產生不利影響的做法。」第40條第2款規定：「本協議中無任何規定阻止成員方在其立法中詳細載明在特定情況下可能對有關市場中的競爭具有不利影響的知識產權濫用的專利權使用做法或條件。如上述所規定，一成員方可按照本協議的其他規定，根據國內有關法律和規定採取適當措施阻止或控制此種做法。這些措施可能包括例如獨占性回授條件、阻止否認合法性的條件和強制性的一攬子許可證交易。」此外，TRjPs協議第41條第1款、第48條第1款、第50條第3款、第63條第l款等都是涉及知識產權濫用的規定。
到目前為止，各國對於知識產權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甚至在很多國家都沒有這一概念。實踐中．一般都是把行使知識產權導致的違反反壟斷法而對競爭產生不利影響的行為認定為知識產權濫用行為，其要件就是行使權利的行為排除或限制了市場競爭。所以，濫用知識產權是違反反壟斷法的結果，而不是違反反壟斷法的前提。在反壟斷法范圍內，並不是因為濫用了知識產權而違反反壟斷法，而是因為違反了反壟斷法，才構成知識產權的濫用。如果不違反反壟斷法，那就不存在什麼濫用問題，而是知識產權的合法行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