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政府信用

Ⅰ 地方政府在信用管理體系中的作用有哪些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點是政務誠信。
政務誠信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關鍵，各類政務行為主體的誠信水平，對其他社會主體誠信建設發揮著重要的表率和導向作用。

社會信用體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治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法律、法規、標准和契約為依據，以健全覆蓋社會成員的信用記錄和信用基礎設施網路為基礎，以信用信息合規應用和信用服務體系為支撐，以樹立誠信文化理念、弘揚誠信傳統美德為內在要求，以守信激勵和失信約束為獎懲機制，目的是提高全社會的誠信意識和信用水平。
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對增強社會成員誠信意識，營造優良信用環境，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促進社會發展與文明進步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建立健全社會徵信體系，褒揚誠信，懲戒失信」，《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意見》提出的「建立健全社會誠信制度」，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的「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總體要求，制定本規劃綱要。規劃期為2014—2020年。重點工作是:
一、推進重點領域誠信建設
（一）加快推進政務誠信建設
政務誠信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關鍵，各類政務行為主體的誠信水平，對其他社會主體誠信建設發揮著重要的表率和導向作用。
（二）深入推進商務誠信建設
提高商務誠信水平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點，是商務關系有效維護、商務運行成本有效降低、營商環境有效改善的基本條件，是各類商務主體可持續發展的生存之本，也是各類經濟活動高效開展的基礎保障。
（三）全面推進社會誠信建設。
社會誠信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基礎，社會成員之間只有以誠相待、以信為本，才會形成和諧友愛的人際關系，才能促進社會文明進步，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和長治久安。
（四）大力推進司法公信建設。
司法公信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是樹立司法權威的前提，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
二、加強誠信教育與誠信文化建設
誠信教育與誠信文化建設是引領社會成員誠信自律、提升社會成員道德素養的重要途徑，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
（一）普及誠信教育
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根本，將誠信教育貫穿公民道德建設和精神文明創建全過程。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教育，傳承中華傳統美德，弘揚時代新風，在全社會形成「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的良好風尚。
（二）加強誠信文化建設。
弘揚誠信文化。以社會成員為對象，以誠信宣傳為手段，以誠信教育為載體，大力倡導誠信道德規范，弘揚中華民族積極向善、誠實守信的傳統文化和現代市場經濟的契約精神，形成崇尚誠信、踐行誠信的社會風尚。
樹立誠信典型。充分發揮電視、廣播、報紙、網路等媒體的宣傳引導作用，結合道德模範評選和各行業誠信創建活動，樹立社會誠信典範，使社會成員學有榜樣、趕有目標，使誠實守信成為全社會的自覺追求。
（三）加快信用專業人才培養。
加強信用管理學科專業建設。把信用管理列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治理發展急需的新興、重點學科，支持有條件的高校設置信用管理專業或開設相關課程，在研究生培養中開設信用管理研究方向。開展信用理論、信用管理、信用技術、信用標准、信用政策等方面研究。
加強信用管理職業培訓與專業考評。建立健全信用管理職業培訓與專業考評制度。推廣信用管理職業資格培訓，培養信用管理專業化隊伍。促進和加強信用從業人員、信用管理人員的交流與培訓，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提供人力資源支撐。
三、加快推進信用信息系統建設和應用
健全社會成員信用記錄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基本要求。發揮行業、地方、市場的力量和作用，加快推進信用信息系統建設，完善信用信息的記錄、整合和應用，是形成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的基礎和前提。
（一）行業信用信息系統建設。
加強重點領域信用記錄建設。以工商、納稅、價格、進出口、安全生產、產品質量、環境保護、食品葯品、醫療衛生、知識產權、流通服務、工程建設、電子商務、交通運輸、合同履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教育科研等領域為重點，完善行業信用記錄和從業人員信用檔案。
建立行業信用信息資料庫。各部門要以數據標准化和應用標准化為原則，依託國家各項重大信息化工程，整合行業內的信用信息資源，實現信用記錄的電子化存儲，加快建設信用信息系統，加快推進行業間信用信息互聯互通。各行業分別負責本行業信用信息的組織與發布。
（二）地方信用信息系統建設。
加快推進政務信用信息整合。各地區要對本地區各部門、各單位履行公共管理職能過程中產生的信用信息進行記錄、完善、整合，形成統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為企業、個人和社會徵信機構等查詢政務信用信息提供便利。
加強地區內信用信息的應用。各地區要制定政務信用信息公開目錄，形成信息公開的監督機制。大力推進本地區各部門、各單位政務信用信息的交換與共享，在公共管理中加強信用信息應用，提高履職效率。
（三）徵信系統建設。
加快徵信系統建設。徵信機構開展徵信業務，應建立以企事業單位及其他社會組織、個人為對象的徵信系統，依法採集、整理、保存、加工企事業單位及其他社會組織、個人的信用信息，並採取合理措施保障信用信息的准確性。各地區、各行業要支持徵信機構建立徵信系統。
對外提供專業化徵信服務。徵信機構要根據市場需求，對外提供專業化的徵信服務，有序推進信用服務產品創新。建立健全並嚴格執行內部風險防範、避免利益沖突和保障信息安全的規章制度，依法向客戶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徵信服務，進一步擴大信用報告在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及政府部門行政執法等多種領域中的應用。
（四）金融業統一徵信平台建設。
完善金融信用信息基礎資料庫。繼續推進金融信用信息基礎資料庫建設，提升數據質量，完善系統功能，加強系統安全運行管理，進一步擴大信用報告的覆蓋范圍，提升系統對外服務水平。
推動金融業統一徵信平台建設。繼續推動銀行、證券、保險、外匯等金融管理部門之間信用信息系統的鏈接，推動金融業統一徵信平台建設，推進金融監管部門信用信息的交換與共享。
（五）推進信用信息的交換與共享。
逐步推進政務信用信息的交換與共享。各地區、各行業要以需求為導向，在保護隱私、責任明確、數據及時准確的前提下，按照風險分散的原則，建立信用信息交換共享機制，統籌利用現有信用信息系統基礎設施，依法推進各信用信息系統的互聯互通和信用信息的交換共享，逐步形成覆蓋全部信用主體、所有信用信息類別、全國所有區域的信用信息網路。各行業主管部門要對信用信息進行分類分級管理，確定查詢許可權，特殊查詢需求特殊申請。
依法推進政務信用信息系統與徵信系統間的信息交換與共享。發揮市場激勵機制的作用，鼓勵社會徵信機構加強對已公開政務信用信息和非政務信用信息的整合，建立面向不同對象的徵信服務產品體系，滿足社會多層次、多樣化和專業化的徵信服務需求。
四、完善以獎懲制度為重點的社會信用體系運行機制
運行機制是保障社會信用體系各系統協調運行的制度基礎。其中，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直接作用於各個社會主體信用行為，是社會信用體系運行的核心機制。
（一）構建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
加強對守信主體的獎勵和激勵。加大對守信行為的表彰和宣傳力度。按規定對誠信企業和模範個人給予表彰，通過新聞媒體廣泛宣傳，營造守信光榮的輿論氛圍。發展改革、財政、金融、環境保護、住房城鄉建設、交通運輸、商務、工商、稅務、質檢、安全監管、海關、知識產權等部門，在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過程中，要深化信用信息和信用產品的應用，對誠實守信者實行優先辦理、簡化程序等「綠色通道」支持激勵政策。
加強對失信主體的約束和懲戒。強化行政監管性約束和懲戒。在現有行政處罰措施的基礎上，健全失信懲戒制度，建立各行業黑名單制度和市場退出機制。推動各級人民政府在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的市場准入、資質認定、行政審批、政策扶持等方面實施信用分類監管，結合監管對象的失信類別和程度，使失信者受到懲戒。逐步建立行政許可申請人信用承諾制度，並開展申請人信用審查，確保申請人在政府推薦的徵信機構中有信用記錄，配合徵信機構開展信用信息採集工作。推動形成市場性約束和懲戒。制定信用基準性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方法，完善失信信息記錄和披露制度，使失信者在市場交易中受到制約。推動形成行業性約束和懲戒。通過行業協會制定行業自律規則並監督會員遵守。對違規的失信者，按照情節輕重，對機構會員和個人會員實行警告、行業內通報批評、公開譴責等懲戒措施。推動形成社會性約束和懲戒。完善社會輿論監督機制，加強對失信行為的披露和曝光，發揮群眾評議討論、批評報道等作用，通過社會的道德譴責，形成社會震懾力，約束社會成員的失信行為。
建立失信行為有獎舉報制度。切實落實對舉報人的獎勵，保護舉報人的合法權益。
建立多部門、跨地區信用聯合獎懲機制。通過信用信息交換共享，實現多部門、跨地區信用獎懲聯動，使守信者處處受益、失信者寸步難行。
（二）建立健全信用法律法規和標准體系。
完善信用法律法規體系。推進信用立法工作，使信用信息徵集、查詢、應用、互聯互通、信用信息安全和主體權益保護等有法可依。出台《徵信業管理條例》相關配套制度和實施細則，建立異議處理、投訴辦理和侵權責任追究制度。
推進行業、部門和地方信用制度建設。各地區、各部門分別根據本地區、相關行業信用體系建設的需要，制定地區或行業信用建設的規章制度，明確信用信息記錄主體的責任，保證信用信息的客觀、真實、准確和及時更新，完善信用信息共享公開制度，推動信用信息資源的有序開發利用。
建立信用信息分類管理制度。制定信用信息目錄，明確信用信息分類，按照信用信息的屬性，結合保護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依法推進信用信息在採集、共享、使用、公開等環節的分類管理。加大對販賣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行為的查處力度。
加快信用信息標准體系建設。制定全國統一的信用信息採集和分類管理標准，統一信用指標目錄和建設規范。
建立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建立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完善相關制度標准，推動在經濟社會活動中廣泛使用統一社會信用代碼。
（三）培育和規范信用服務市場。
發展各類信用服務機構。逐步建立公共信用服務機構和社會信用服務機構互為補充、信用信息基礎服務和增值服務相輔相成的多層次、全方位的信用服務組織體系。
推進並規范信用評級行業發展。培育發展本土評級機構，增強我國評級機構的國際影響力。規范發展信用評級市場，提高信用評級行業的整體公信力。探索創新雙評級、再評級制度。鼓勵我國評級機構參與國際競爭和制定國際標准，加強與其他國家信用評級機構的協調和合作。
推動信用服務產品廣泛運用。拓展信用服務產品應用范圍，加大信用服務產品在社會治理和市場交易中的應用。鼓勵信用服務產品開發和創新，推動信用保險、信用擔保、商業保理、履約擔保、信用管理咨詢及培訓等信用服務業務發展。
建立政務信用信息有序開放制度。明確政務信用信息的開放分類和基本目錄，有序擴大政務信用信息對社會的開放，優化信用調查、信用評級和信用管理等行業的發展環境。
完善信用服務市場監管體制。根據信用服務市場、機構業務的不同特點，依法實施分類監管，完善監管制度，明確監管職責，切實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制定信用服務相關法律制度，建立信用服務機構准入與退出機制，實現從業資格認定的公開透明，進一步完善信用服務業務規范，促進信用服務業健康發展。
推動信用服務機構完善法人治理。強化信用服務機構內部控制，完善約束機制，提升信用服務質量。
加強信用服務機構自身信用建設。信用服務機構要確立行為准則，加強規范管理，提高服務質量，堅持公正性和獨立性，提升公信力。鼓勵各類信用服務機構設立首席信用監督官，加強自身信用管理。
加強信用服務行業自律。推動建立信用服務行業自律組織，在組織內建立信用服務機構和從業人員基本行為准則和業務規范，強化自律約束，全面提升信用服務機構誠信水平。
（四）保護信用信息主體權益。
健全信用信息主體權益保護機制。充分發揮行政監管、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在信用信息主體權益保護中的作用，綜合運用法律、經濟和行政等手段，切實保護信用信息主體權益。加強對信用信息主體的引導教育，不斷增強其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
建立自我糾錯、主動自新的社會鼓勵與關愛機制。以建立針對未成年人失信行為的教育機制為重點，通過對已悔過改正舊有輕微失信行為的社會成員予以適當保護，形成守信正向激勵機制。
建立信用信息侵權責任追究機制。制定信用信息異議處理、投訴辦理、訴訟管理制度及操作細則。進一步加大執法力度，對信用服務機構泄露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侵犯個人隱私等違法行為，依法予以嚴厲處罰。通過各類媒體披露各種侵害信息主體權益的行為，強化社會監督作用。
（五）強化信用信息安全管理。
健全信用信息安全管理體制。完善信用信息保護和網路信任體系，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安全監控體系。加大信用信息安全監督檢查力度，開展信用信息安全風險評估，實行信用信息安全等級保護。開展信用信息系統安全認證，加強信用信息服務系統安全管理。建立和完善信用信息安全應急處理機制。加強信用信息安全基礎設施建設。
加強信用服務機構信用信息安全內部管理。強化信用服務機構信息安全防護能力，加大安全保障、技術研發和資金投入，高起點、高標准建設信用信息安全保障系統。依法制定和實施信用信息採集、整理、加工、保存、使用等方面的規章制度。

參考：

Ⅱ 中國知識產權法現狀及前景

「摘要」在經濟、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下，知識產權法因應時代之變遷，在其權利客體、權利歸屬、權利內容、權利限制、制度融合、國際合作等方面上，開始呈現出一些令人矚目的發展態勢，比如知識產權的客體逐漸遠離傳統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知識產權法激勵創造者的目標逐漸轉向激勵投資者，知識產權法在整體上有向無形財產法演進的趨勢，各國在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進程中的自主選擇性嚴重削弱等等。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 現代發展

藉助經濟、政治、科技等多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漸次誕生，茁壯成長，遂形成今日之規模。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時代背景，互聯網路、生物技術的科技浪潮，必將推動知識產權法因應形勢之需求，繼續向前發展。本文旨在從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脈絡，以揭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態勢。

一、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之初始，僅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其主幹。歷經歲月變遷，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對象（權利客體）日益延伸，漸成無形財產保護的主要法律表現。譬如商標法，早期僅保護商品商標，其後擴及服務商標，現在又延及地理標志和證明標記，似有將商業標識一網打盡的趨勢。隨著知識產權法的發展，知識產權的客體雖日益豐富，但也日益背離其傳統意義上的范圍和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即知識產品）的范圍傳統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創造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專利技術、文藝作品等；一是識別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商標、商號等。因此，知識產權的客體在傳統上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並非只要是具有無形性或非物質性特點的財產，就都能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來的知識產權立法，開始緩慢的動搖知識產品傳統上應具有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

如果留意著作權客體的悄然變化，即可感受到背離傳統的趨勢。早期著作權法在保護范圍上主要限於文學藝術作品，後來擴及到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顯然這些作品逐漸的遠離了文學藝術作品的內涵。至於保護計算機軟體，更是與文學藝術作品毫不相干。為此，中山信弘曾經指出：「著作物的范圍正在由純粹的藝術型或者學術性向著實用型、機能性方面擴展。」 可見，著作權法之客體范圍已然發生重大變革，但無論如何，這些客體尚能保持獨創性的特徵，只是獨創性的程度逐漸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連獨創性的特徵都拋棄了。1996年通過的《歐盟資料庫指令》，確立了一種新的知識產權「資料庫特殊權利」，賦予資料庫製作者以「摘錄權」和「再利用權」，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資料庫的全部或實質部分的內容。從此，在內容選擇和結構編排上沒有獨創性的資料庫，也可以得到這種新型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在傳統上，資料庫只有在選擇和編排上滿足獨創性的要求，才可按匯編作品給予著作權保護。知識產品的創造性特徵，由此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商標法上，識別性的特徵也日益弱化。證明商標的保護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證明商標是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原產地、原料、製造方法、質量、精確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記。在證明原產地時，證明商標尚能體現出些許識別性，但這種識別性是對商品的來源地區的識別，而不像一般商標那樣，是對商品的來源廠商的識別。可見，原產地證明商標已改變了識別性的內涵。至於僅僅是對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產地等特定品質起證明作用的證明商標，基本上沒有任何來源識別的功能。因此，證明商標動搖了商標權客體傳統上的識別性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的類似變化，在其他領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創造性比專利法上的創造性要求低得多。商業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經營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戶名單或進貨渠道，既與創造性無關，也與識別性無涉，但也能得到知識產權法的禮遇。

此外，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還觸動了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中的一些固有原則和觀念。比如生物技術的興起使發現與發明的界限變得模糊，「專利只能授予發明，不能授予發現」的傳統觀念遭到了挑戰。演算法、治療法不受專利保護的說法也有人質疑。 因此，傳統上被排除在知識產權保護之外的一些內容，可能也會逐漸聚集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傘下。

二、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目的之一在於激勵知識創新，知識產權因此歸屬於創造者，實屬當然。1791年法國專利法前言宣稱：「任何新的想法，其實現或者開發可以變為對社會有用的，主要應屬於構思出這種想法的人。如果認為工業發明不是發明人的財產，從實質上來說，那是違反人權的。」 而著作權歸屬作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經地義。法國和德國等堅持「作者權法」傳統的國家，曾堅持認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財產。 知識產權歸屬於知識產品的創造者，甚具倫理上的正當性，因而甚至被當作一種人權。

但是隨著知識產品的商業化生產，知識產權歸屬於創造者的原則，漸漸讓位於保護投資者的需要。對於發明的專利權，是屬於發明人還是屬於其僱主（投資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奧匈帝國的專利法，該法承認發明人對其發明有權獲得專利權的原則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務章程中另有規定的，專利權可以不歸屬於發明人。 後來各國陸續作出類似的規定，比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雇員在執行包含發明任務的僱傭合同過程中作出的發明，或者從事明確委託給他的研究、設計任務作出的發明，除合同另有利於雇員的規定外，都屬於僱主所有。我國《專利法》第6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在著作權法上同樣如此，美國從實用主義出發，為保護投資於創作的產業者利益，其僱傭作品制度直接規定僱主為作者。我國《著作權法》第11條第2款之規定與其幾乎類似，而第16條第2款則規定了職務作品的經濟權利由作者的受雇單位享有。知識產品的真正創造者在被剝奪了獲得知識產權的權利後，只能從其僱主（投資者）那裡獲得工資、獎勵等報酬。

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與知識產品生產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一方面，隨著技術成果的廣泛應用，文化事業的繁榮昌盛，知識產品的商業價值日益凸現，因而知識產品的商業投資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單靠個人自身的創造性發揮，已難以適應社會對知識產品的巨大需求。因此，從事知識產品生產的企業應運而生。投資者開辦企業，僱傭職員，有組織的從事技術開發、作品創作。知識產品的現代生產方式，逐漸從個性創造向投資創造轉變。在知識產品的生產中，創造者的人格及個性成分漸少，而經濟投資的成分漸多。由於投資者對知識產品的生產，發揮了組織作用，注入了巨額資金，承擔著高度風險，因此法律將知識產權的歸屬從創造者手中移交給投資者，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否則會減少知識產品生產上的投資，而在現代社會，如果不在巨額資金保障下從事有組織的生產，許多發明、軟體、電影等知識產品將難以面世。

從激勵創造者轉而激勵投資者，似乎成了知識產權法的一個方向。法律通過激勵投資者，促進知識產品的商業生產；而投資者通過支付報酬，激勵其雇員從事知識產品的創造。因此，隨著知識產品生產的日益商業化，知識產權將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投資者在手中。歐盟對於資料庫保護的立法發展，更是鮮明的表現出保護投資者的趨勢，因為對非獨創性的資料庫提供特殊權利保護，目的在於保護資料庫製作者收回投資和贏得利潤，幾乎沒有激勵創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

在經濟、政治和科技的推動下，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日益豐富，一面通過頒布新法，增加權利種類，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一面通過調整舊法，增加新的權項。比如專利法上增加了許諾銷售權；著作權法上增加了信息網路傳播權、禁止規避技術保護措施權等。同時，知識產權的權利內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標權的保護范圍擴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惡意使用他人的注冊商標，尤其是著名的商標；作品的復制權也延及到將作品數字化的權利。下面茲從兩個方面觀察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趨勢。

從具體的知識產權法上看，商標權、著作權等各種知識產權類型開始從板塊保護模式發展到網路保護模式，其表現主要集中在權利沖突的解決上。由於知識產權客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識產品往往可以成為多種知識產權的客體。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標、商號、域名等多種商業標識；一幅圖案可以同時作為著作權、商標權、外觀設計專利權之客體。既然如此，當同一知識產品上存在多個知識產權，而權利人又並不一致時，權利沖突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知識產權法通過誠實信用、保護在先權利、禁止權利濫用等原則加以協調。由此，著作權人有權制止他人在商標上使用其圖形作品，盡管在商標上利用作品只是彰顯商標的識別性，與著作權法上的一般侵權行為有天淵之別。而商標權的保護，不僅在商號領域繼續得到鞏固，而且已經擴張到域名之上。商標權人不僅有權禁止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而且有權阻止他人不當的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號或域名。可見，各種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再局限於自身原有的保護空間，而是擴張到了其他權利的保護空間。商標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在各自相對獨立的板塊保護模式的基礎上，逐漸發生權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牽連、相互影響的網路保護模式。

從整體的知識產權法來看，知識產權的觸角越伸越遠，逐漸背離了其原有的范圍，有向無形財產法滲透的趨勢。前已述及，知識產權的客體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而這些特徵逐漸被揚棄。知識產權法在保護投資回報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目標下，開始延伸到資料庫、證明商標等創造性和識別性極弱的客體上。某種程度上，知識產權似乎漸漸的泛化到無形的財產之上，而不論其是否有創造性或者識別性。縱覽知識產權現有的保護范圍，與知識產權法誕生之初相比，可謂面目全非，除了無形性之外，幾乎難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徵。長此以往，知識產權法也許面臨著自我解構的困境，當知識產權法客體的創造性或識別性越來越淡化，知識產權法或許就真正成了規范「無形財產」，而非「智力成果、商業標識」的法律，從而對稱於規范有形財產之物權法，並肩而立，相互呼應。

四、知識產權法在權利限制上的發展

由於知識產品上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社會利益，所以知識產權法在其發展歷程中，似乎從來沒有忘記給予社會公眾以適當的照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知識產權法始終以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保持恰當的利益平衡為其使命，這在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上，體現得較為明顯。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同時，為了增進社會公益，知識產權法對於知識產權設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賴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還設計了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具體制度，著作權合理使用、專利強制許可即其典型。近年來，令人關注的是在知識產權權利行使限制上的新進展。

知識產權作為完整意義上的私權，其行使本應遵循權利人之意願。但知識產權關涉社會利益甚巨，為防止權利人壟斷其權利，不適當的侵害或減損社會利益，法律不得已強行干涉權利人的意願自由，在一定條件下，准許第三人在支付適當報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經其許可即能利用其知識產品，從而增進社會利益。當今之世，知識產權已成人們追逐之新寵，企業競爭之手段。權利人以知識產權為武器，處處劃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彷彿一舉手就觸到知識產權的高壓線，一抬足就陷進專利權的地雷陣。同時，知識產權種類和內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劇了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矛盾。為此，重新調整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尤其是在權利行使上）顯得更為迫切，更為必要。

隨著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權保護的日益強化，負面影響也如影形隨，比如專利權與社會倫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權等已產生碰撞和沖突。2001年底，在卡達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代表就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問題進行了三天的談判，最終達成了《關於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確了WTO成員政府採取措施維護公共健康的主權權利，尤其是明確了TRIPS協議中可以用於保護公共健康對抗知識產權專有權利的彈性條款。 以使得深受愛滋病、結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機困擾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有權頒布醫葯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北歐國家近年來興起的「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已經超越了對著作權行使的傳統限制。通常情況下，集體管理組織僅能管理會員（即向其授權的著作權人）的作品。但在北歐國家，集體管理組織在法律特別規定的范圍內也能管理非會員的作品，此即為「延伸性集體管理」或曰「擴展性集體管理」。例如就「影印復制權」而言，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授權影印復制機構有權復制不在該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下的特定種類的作品。 由於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數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幾無可能去逐個取得權利人之許可，因此延伸性集體管理的目的在於為使用人取得授權許可提供方便。法律為促進作品的廣泛傳播，專為使用人設計了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極大的限制了著作權之行使，因為此時的著作權人已喪失了對作品的許可自由。

在作品的網路傳播上，有學者更是主張直接適用法定許可的規定， 無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只是必須支付適當的報酬，甚至連集體管理組織這個中介都跳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路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也支持此點。 此時的著作權似乎已弱化成一種純粹的報酬請求權。可見，在知識產權（尤其是對其權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識產權法有向社會公眾傾斜的態勢，目的在於促進知識產品的推廣使用。

五、知識產權法在制度整合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變遷一般是圍繞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的調整或修正而展開。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此種僅局限於自身范圍的調整或修正，已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比如各國的立法實踐表明，計算機軟體的保護處於傳統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交接地帶上。因此，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知識產權法需要相互溝通，相互融合，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知識產權保護形勢。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深刻的表現出了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綜合和交叉。著作權法或專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決布圖設計的保護上往往捉襟見肘。比如，若採用著作權法，由於布圖設計更新換代較快，著作權法過長的保護期不利於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若採用專利法，由於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光刻線條的不斷減小和集成規模的不斷提高，故難以達到專利法所要求的創造性高度。因此，各國紛紛採用專門立法的保護方式，既可以借鑒著作權法的經驗，也可以吸取專利法的慣例，同時又適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的需要。《歐盟資料庫指令》對資料庫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著作權法與競爭法的融合。資料庫製作者享有的「資料庫特殊權利」，其實正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此前對資料庫的保護內容。

可見，單獨的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面對新出現的保護對象，往往無能為力，或者勉為其難；因而需要整合各種知識產權法的優勢，設計出新的知識產權制度。或者以一種制度為主，參酌其他制度之優勢；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長，揉為一體。於是，著作權與工業產權，特別是與專利權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而開始模糊不清。

1992年頒布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知識產權制度設計上開創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紀元。自此，知識產權法的整體性融合，亦即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趨勢，開始在全球蔓延。《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迅速跟進，成為世界上第二部知識產權法典。相比於具體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獨特的意義所在：一方面，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層次將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會更加嚴格，利益斟酌將更加客觀理性，有助於提高立法的質量，限制行政權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於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如果將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置於統一的法典中通盤考慮，必將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門的局限性與部門的利益化傾向，而且有利於消除知識產權之間的權利沖突，形成內在和諧的規范體系，進而加強知識產權制度的科學化。

六、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發展

1873年，奧地利邀請各國參加國際博覽會，但各國都拒絕參加，其原因在於擔心展覽的技術得不到保護。正是以此為動機，知識產權的國際合作開始醞釀，最終在1883年誕生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成為知識產權法國際合作成果的典範。在知識產權法100多年來的國際合作中，作為其成果體現的國際條約不斷涌現，日漸細密，其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也不斷提高。目前向全球開放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將近30個，幾乎涉及知識產權各個領域，包括發明、實用新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商業秘密、商標、商號、原產地名稱、作品、印刷字體、科學發現、奧林匹克會徽等。

近年來，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因此得到進一步強化。除了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保護水平繼續通過國際條約進行協調外，最令人矚目的是，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尤其是在國際條約的加入上，從自主性漸漸走向了強制性。本來，主權國家是否加入某一國際條約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但是，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TO）介入知識產權領域，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相勾連，使得各國在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上的自主性嚴重削弱。因為一旦加入WTO，就必須無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在內的一攬子協議，而值此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加入WTO幾乎是必須的選擇。

以TRIPS協議為標志，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加速了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全球趨同化進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其著例。1989年締結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僅有一個國家簽署，因而生效本是遙遙無期。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35條規定：「全體成員同意，依照《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第2條至第7條（其中第6條第3款除外）、第12條及第16條第3款，為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提供保護。」並未生效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個國家得到了實際的執行。無論此前對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不予保護的國家，還是對其保護水平較低的國家，都得按照TRIPS協議的最低要求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由此可見，TRIPS協議加速了各國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保護水平上趨向一致的進程。

由於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的結果是提高了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於發達國家，其知識產權更能得到有力的保護；但對於發展中國家，因其知識產權上的弱勢狀態，經濟利益必將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限制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去追求促進本國經濟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國際條約的修改和制定中，發達國家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國際條約中，而且因其經濟強權的壓力，往往得以成功。隨著國際條約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上的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上的不斷提高，各成員國的立法空間就相應的受到擠壓，比如TRIPS協議把觸角伸進了知識產權國內執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臨時措施和邊境措施等，而在過去這一領域被視為國內立法問題。所以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和知識產權力量，與其說是在削弱國內法的效力和強制力，毋寧說是在通過另一種或更為基本的方式上對國家主權構成了挑戰。」 因此，對於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新進展，應當保持足夠的警惕。

從上面簡單的梳理中，可以發現知識產權法在各個方面都緩慢的發生著變遷。觀察知識產權法的現代發展趨勢，一方面，旨在根據情勢變遷，妥善安排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設計，以適應社會發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時發現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跡象，進而竭力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平和利益沖突，維持利益平衡。

Ⅲ 求辯詞：知識產權保護靠公眾還是政府

我認為知識產權的保護應該靠政府 首先 從保護力度來看 任何組織或是個人的力量都不如政府的強大 都不如政府的保護安全有效 並且 從保護范圍來看 政府也能夠涵蓋廣泛的層面 利用更多的資源來進行保護知識產權的宣傳 而公眾大多沒有保護意識 他們認為你這個新東西好 他就會拿來用 就會去盜版 不會考慮到我要與你所有人協商使用 而即使有部分人有心來做這個事情 但是去盜版的人太多 利潤太大 他們也沒有辦法 所以知識產權的保護要依靠政府 公眾只要配合就好

Ⅳ 解決知識產權保護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作為創新之都，深圳將立法建立最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企業或者個人有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不僅處罰的額度或將大幅提高，而且三年不得承接政府投資項目。《深圳經濟特區知識產權保護條例（草案）》昨天提請市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

但與這種創新實力不匹配的是，目前知識產權維權舉證難、周期長、成本高、賠償低、效果差的現象還普遍存在，嚴重挫傷了企業的創新積極性並阻礙了企業的海外市場拓展能力，給深圳的經濟發展和創新動力都帶來負面影響。此次啟動《深圳經濟特區知識產權保護條例》立法，就是要從制度建設層面作出一些突破性嘗試，解決目前知識產權保護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亮點一：建立糾紛快速解決機制

知識產權權利人在糾紛解決中的首要目標是快速停止侵權，快速恢復其商業優勢，保障其經濟利益，因此在處理糾紛時需要有一種快速、有效、執行力強的解決方式。而目前知識產權訴訟或行政處理因諸多因素存在周期長、效率低等問題。

《條例（草案）》總結提煉實踐中具體做法，建立了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訴調對接等糾紛快速解決機制，具體來說：一是行政機關在知識產權案件立案前後可以進行調解，立案前達成調解協議並履行完畢的，可以不予立案，立案後達成調解協議並履行完畢的，可以依法從輕、減輕、免予處罰或者應投訴人請求撤銷案件；二是人民法院、仲裁機構可以分別在知識產權案件立案前和受理前進行調解，達成調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司法確認或者根據調解協議製作調解書，仲裁機構應當根據調解協議製作裁決書或者調解書。

亮點二：網站知曉用戶侵權要及時刪除內容

互聯網技術創新日新月異，利用網路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新型侵權問題也日益凸顯，很多網路侵權案件數額巨大、情節隱蔽、認定困難、後果嚴重，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條例（草案）》對國家相關法律、行政法規涉及網路侵權的相關規定進行了充分的細化和完善，明確了認定網路侵權和網路教唆、幫助侵權的具體情形。

網路服務提供者明知或者應知網路用戶利用網路服務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應當及時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予以制止。網路服務提供者未盡到網路注意義務的，就權利人損失擴大部分與侵權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亮點三：知識產權失信違法者寸步難行

結合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條例（草案）》開展知識產權信用懲戒，讓知識產權失信違法者寸步難行，從而達到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

具體來說，在政府投資項目、政府采購和資金扶持等方面，對知識產權失信違法者作出限制。比如，侵犯知識產權構成犯罪的，三年內不得承接政府投資項目、不得參與政府采購和招標投標，不得申請政府扶持資金和表彰獎勵。

《條例（草案）》還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的知識產權失信違法信息納入公共信用監管體系，公布特殊監管名單，接受社會監督；政府部門在提供行政管理服務時，應當查詢了解相關對象的知識產權公共信用狀況，並依法作出相應處理。

亮點四：賠償金額大幅高於國家現行標准

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體現其應有的價值，就必須在行政處罰和民事賠償數額上，體現出知識產權「值錢」。針對賠償金額低這一知識產權企業維權的主要痛點，《條例（草案）》突破國家相關法律規定，大幅提升民事賠償數額，按侵權情節，專利權在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商標權在五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著作權在一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予以確定，特殊情況下賠償金額還可超過五百萬。

《條例（草案）》還設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對明知屬於他人知識產權、五年內侵犯他人同一知識產權三次以上的、其他侵權情節嚴重或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規定除賠償損失外，還應當支付三倍於賠償損失的懲罰性賠償金。

除了大幅提高民事賠償的上限之外，條例也規定了罰款的下限——沒有違法經營額或者違法經營額無法計算或者違法經營額不足五萬元的，可以處十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款。業界評論，此舉對於打擊侵權的小商家有重要意義，此前，這些侵權商家並不害怕被維權，因為很多法院對輕微的侵權案件只是罰幾千元而已。這個條例一旦實施，違法成本將大幅提高。

本文來源：澎湃新聞

Ⅳ 從政府的角度考慮 保護知識產權具有哪些意義

1政府具有組織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職能
2知識產權屬於文化的范疇，先進的文化有利於增強人的精神力量，豐富人的精神世界，更有利於和諧社會的創造
3假如不合理的保護知識產權，可能導致外國的文化滲透，導致中國先進的文化被外國同化，不利於政府的管理

Ⅵ 有人說「從法律角度看，中國沒有信用」，這句話怎樣理解

這應該是針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不利而發出的問責，盡管目前已經出台了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法律，並在國際上一些雙邊協議上承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職能部門並沒有實施有效措施，各種」山寨「產品百花齊放，爭鳴上市，制假販假泛濫成災，事實上很多民營、私營企業就靠仿製造假生存，這讓一些自主研發擁有知識產權的企業很「受傷」，尤其是一些知名外企，因此才會有「中國最沒信用」的說法。
說實話中國在現階段根本無法做到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承諾，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你不能一個孩子像大人一樣處理事情，處於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也需要一個學習成長的過程，才能真正與世界接軌。

Ⅶ 26．如何提高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水平

一要推進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充分發揮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的作用，研究制定和督促檢查年度工作任務、目標和各項措施的實施；積極開展行業知識產權戰略推進工作，推動建立重大科技項目的知識產權工作機制，制定和完善與專利和標准有關的政策；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自主知識產權創造體系，支持企業通過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打造知名品牌；深入開展各類知識產權試點、示範工作，全面提升知識產權運用水平和應對知識產權競爭能力。同時，進一步完善專利法律法規體系建設。 二要全面加強知識產權宏觀管理。深化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形成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體制。進一步強化知識產權在經濟、文化和社會政策中的導向作用，加強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科技政策、貿易政策與知識產權政策的銜接，加強文化、教育、科研、衛生等政策與知識產權政策的銜接。運用財政、金融、投資、政府采購政策和產業、能源、環境保護政策，引導和支持市場主體創造和運用知識產權。強化科技創新活動中的知識產權政策導向作用，促進自主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化、商品化、產業化。 三要提高知識產權公共服務水平。推進專利運用與產業化體制機制建設、平台建設和示範項目建設。加大知識產權維權援助工作力度，積極開展知識產權舉報投訴服務工作。繼續開展對國家重點行業、領域的專利技術分析和預警機制研究。提高知識產權中介服務能力，建立誠信信息管理、信用評價和失信懲戒等誠信管理制度。提高面向社會和公眾的專利文獻服務水平，進一步加強學術研究的信息化管理，優化整合學術研究資源。 四要切實提高全社會知識產權意識。建立政府主導、新聞媒體支撐、社會公眾廣泛參與的知識產權宣傳工作體系，在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和國家普法教育中增加有關知識產權的內容，在全社會形成尊重知識、崇尚創新、誠信守法的知識產權文化。加強國際和區域知識產權信息資源及基礎設施建設與利用的交流合作，聯合外國政府、協會或民間機構共同在境外舉辦大型知識產權交流宣傳活動。

Ⅷ 中國的知識產權應該由誰去保護——是政府還是知識產權人

大縱，政府輔助

Ⅸ 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反映了一個國家的什麼發展水平

你好：
是國家綜合實力的一個體現，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不佳,這是眾所周知的。根據香港政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Political &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公布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知識產權保護指數,中國在亞洲各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二,僅好於印尼;根據世行公布的法律指數,該法律指數的成分之一就是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中國在195個國家中排名95位,低於世界均勻水平。理論上講,在知識產權保護如此薄弱的地區,企業的研發投資意願應該不強。但令人頗感意外的是,中國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研發大國」——根據世界經合組織報告,2006年中國企業的研發用度總額僅次於美國與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002-2006年間中國企業研發用度增長率世界第一;根據聯合國貿易發展大會2005年《世界投資報告》調查統計,中國超過所有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上主要跨國公司進行研發投資的首選之地。在一個知識產權保護如此薄弱的國家裡,如何實現高科技產業的迅猛發展,是否中國企業與眾不同,他們不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來保護其先進技術和創新產品?還是存在其他可以替換知識產權保護的機制可以支持中國企業的研發活動呢?這是本文要回答的兩大題目。為回答第一個題目,我們通過跨省比較分析來考察各省知識產權保護執法狀況的不同是否影響各省高科技企業的融資,研發投資以及研發產出。研究發現:(1)在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較強的省份,高科技企業更可能獲得各類外部融資:外部債務融資、非正式金融機構債務融資和外部股權融資,他們也更願意將更大比例的資金投進到研發活動中,並開發出更多的專利技術和新產品。(2)固然我們上述結果表明知識產權執法力度與高科技企業的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是否存在一個被我們所忽略的因素,不僅進步了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也進步了高科技企業發展水平,從而導致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高科技企業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之間的相關關系是「偽相關」呢?對於這一題目,假如我們發掘知識產權保護對高科技企業融資能力和研發能力的作用機制,那麼顯然二者的關系就是因果關系而非「偽相關」。作者設計實證檢驗並發現知識產權保護是通過以下三個作用機制對高科技企業的投融資行為產生影響的:第一,知識產權保護減少公司技術輕易被競爭者仿製和盜取的「外部性題目」;第二,知識產權保護減少公司因擔心研發項目信息被泄露而不願向外部投資者表露信息,從而融資困難的「信息不對稱題目」;第三,知識產權保護還可以減少中外合資企業的「代理題目」——中方股東很可能將外方股東所提供的先進技術挪為他用,致使後者不願向合資企業轉讓技術。上述研究結果對本文的第一個題目作出了回答:知識產權保護對國內高科技企業的投融資行為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起作用,其總體水平仍然落後,外資高科技企業似乎不該將中國作為研發投資的首選之地。由於與國內企業不同,外資企業是可以選擇到其他知識產權保護較強的國家進行研發投資的。因此作者推斷: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可以替換知識產權保護的機制可以起到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到中國進行研發投資的作用。我們以為社會資本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替換機制。社會資本在經濟學領域的經典定義來自LLSV(1997):「一個社會中人們的合作傾向,也就是說,在社會資本比較高的社會里,人們傾向於通過合作來獲得社會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算計導致『囚徒困境式\'無效率的結果。」Knack和Keefer(1997)則進一步誇大社會資本包括社會互信、社會公德、和團隊精神。基於世界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數據,LLSV(1997)發現中國的社會資本和社會互信水平是非常高的,在全球40個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名列前茅。而Allen,Qian和Qian(2005)則進一步指出:與西方不同,中國較高的社會互信主要受到了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們對中國企業主的進一步問卷調查結果還表明:100%的企業主以為假如企業破產了,那麼經濟上的任何損失都比不上信用和聲譽的損失來得重要。可見,取信用在中國這種關系型社會中是非常被看重的。假如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很高,人民的誠信度和公德心很強,那麼即使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尚不完善,該國人民也較不可能往侵犯他人知識產權,所以社會資本可以作為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的重要機制。為檢驗這一機制,我們考察了各省社會資本水平差異對外資高科技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我們的主要研究結論是:(1)在控制各省的經濟發展水平,法律保護水平,政府廉潔程度,金融發展水平,同行業密集度,上、下***業密集度,基礎設施建設,薪酬水平,人力資源豐富程度,政策優惠啞變數之後,社會資本比較高的省份更輕易吸引外資高科技企業的進駐。而且在社會資本較高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也更願意與當地企業組成合資企業,並且研發投資意願較強。(2)在高社會資本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的研發強度逐年進步;相反地,在低社會資本的省份,外資高科技企業的研發強度卻是逐年下降的。這一結果與我們的理論猜測相一致,說明外資高科技企業對當地社會資本的逐步了解,逐步積累經驗,並對當地人的誠信程度做出了逐步的反應。這些結果回答了本文的第二個題目:在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裡,社會資本可以起到了替換知識產權保護的作用。此外,為了更清楚地了解社會資本的作用機制,我們還考察了外商投資者來源國(地區)的社會資本和國家文化如何影響投資國(中國)社會資本的作用效果。我們得到如下研究結論:(1)假如外資高科技企業是來自於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國家和地區,那麼他們將更重視合作夥伴和員工的誠信程度,因此他們會選擇到社會資本比較高的地區進行研發投資。(2)假如外資高科技企業來自於中國文化背景差異很大的國家和地區,由於較大的文化差異使外商投資者對中國的投資環境非常陌生,因此為減少風險他們也將選擇在具有較高社會資本的省份進行投資。(3)來自風險迴避程度較高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其投資決策也在更大程度上依靠於投資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的高低。(4)對比其他國家的外商投資者,具有華人血緣關系的外商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對投資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依靠程度較低,由於他們可以利用其他機制,例如基於關系與聲譽的治理機制,來應對當地人的不誠信行為。(5)歷史上曾經交戰的雙方仍然很難忘記仇恨,歷史上與中國交戰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者更不可能與中國企業成立合資企業,也更不願意在中國從事研發活動。鴉片戰爭以來這些國家與中國的交戰次數每增加一次,兩國投資者建立合資企業的概率就減少3.2%,來自這些國家的高科技企業在中國的研發強度減少0.6%。這些研究結果從多方面拓展了「文化與金融」這一新興領域的研究。全文共分為六章,各章的主要內容如下:第一章導論。主要先容論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具體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的題目、研究思路、研究內容以及研究的改進與創新等。第二章文獻回顧與理論分析。「知識產權保護與公司財務」,「社會資本與公司財務」都是交叉學科領域,目前該領域的文獻未幾,作者綜合運用經濟學、財務學、和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具體分析闡述知識產權保護及社會資本對高科技企業的融資、研發投資、研發產出、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等財務決策的作用機制。第三章制度背景分析。首先先容中國現行的主要知識產權法律法規,以及中國政府與有關國際組織簽訂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然後我們討論了中國各省知識產權執法狀況的差異;最後我們分析了世界各國(地區)社會資本水平以及中國各省的社會資本水平的差異。第四章研究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外部融資、研發投資和研發產出的影響,並具體檢驗了知識產權保護對高科技企業投融資決策的三大作用機制。第五章是研究社會資本對外資高科技企業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以及研發投資選擇的影響,接著作者討論了外資高科技企業來源國的社會資本和國家文化如何影響投資國社會資本的作用效果。第六章是對論文研究成果的總結,包括研究結論與啟示。本研究的主要改進與創新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在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國家裡如何發展高科技產業?這是世界各國政府、企業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題目。假如要研究這個題目,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數據能比中國的數佔有說服力,由於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之差,而高科技產業發展之快,無「國」能出其右。中國如何在不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下又快又好地發展高科技產業,這一題目為眾人所困惑,也為世界所矚目。本文利用了中國科技部提供的包括2001-2005年間中國所有高科技企業的資料庫,對這一題目進行了系統地研究,在理論上和實證上首次分析了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對高科技企業外部融資、研發投資、和研發產出的影響,並率先指出社會資本可以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替換機制,在外資高科技企業的投資區域選擇、股權結構選擇和研發投資選擇等方面扮演著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結論不僅可為中國政府制定高科技產業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規劃和制度建設提供一個決策依據,而且也有助於其他國家了解和鑒戒中國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成功經驗。第二,本文是第一篇將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引進公司財務研究領域的論文

Ⅹ 武漢市知識產權局的主要職責

（一）會同有關部門組織制訂並實施市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及其年度推進計劃，牽頭擬訂全市知識產權事業發展規劃。
組織制定與知識產權相關的政策措施、制訂全市專利工作發展規劃。
承擔武漢市知識產權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職責。
（二）貫徹執行國家專利及其相關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擬訂專利知識產權地方性法規草案、政府規章草案。
負責組織協調全市保護知識產權工作，推動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體系建設。
會同有關部門建立知識產權執法協作機制，開展相關的行政執法工作。負責組織指導全市保護知識產權舉報投訴服務和維權援助工作。
（三）統籌協調全市涉外知識產權事宜，擬訂知識產權涉外工作的政策。
研究國外知識產權發展動態。負責有關專利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工作。
（四）承擔規范全市專利管理基本秩序的責任。依法處理、調解侵犯專利的糾紛案件以及查處假冒專利行為。指導各區專利行政執法工作。負責專利保護技術鑒定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五）負責規范和管理專利技術交易。管理各類專利合同。指導和規范知識產權無形資產評估工作，建立知識產權信用擔保質押制度。會同有關部門管理專利技術進出口事宜。
（六）負責全市專利信息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會同有關部門推動專利信息資源的傳播利用。建立專利預警機制。負責專利統計工作。負責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數據武漢備份中心協調服務工作。
（七）管理專利資助資金。負責重大專利技術的組織實施與服務。指導列入全市有關計劃的研究與開發項目的專利管理工作，建立重大經濟活動知識產權審議工作機制。
（八）組織開展全市知識產權文化建設工作。牽頭組織發布全市年度知識產權狀況白皮書及知識產權重大信息。開展知識產權宣傳活動。組織制訂實施知識產權教育培訓和人才培養計劃。
（九）組織建立健全全市專利工作體系。依法管理全市專利中介服務機構工作。指導區知識產權行政管理工作。指導全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的專利工作。指導行業協會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指導武漢知識產權研究會的工作。
（十）承辦上級交辦的其他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