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漢東知識產權法講座

『壹』 論述知識產權法的地位

引言

對於法學教學、法學研究人員來講，一門法律學科的性質和地位，是需要首先弄清楚的問題，知識產權法學也是如此。目前國內法學理論界、司法界均承認知識產權為民事權利，同時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中也已明確知識產權的民事權利性質。與知識產權的性質密切聯系的是知識產權的地位，即知識產權應歸屬何種法律部門，在此問題上學者們存有爭議，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知識產權屬於民商法部門，或者屬於民法部門。但筆者以為這個問題還沒有徹底搞清楚，有探討之必要，尤其是在諸多國家紛紛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大背景下，探討此問題，意義更為重要。

一、國內學者對知識產權法地位的幾種觀點

目前國內學者關於知識產權性質的認識是一致的，認為知識產權是私權，是民事權利的一種，但在知識產權的地位，即知識產權應歸屬何種法律部門上，存在一定爭議，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一）國際公法。此觀點的代表人物是鄭成思教授，鄭教授認為，國際間的多邊公約及雙邊條約對整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有重大影響。國際公法已成為知識產權法的主要淵源，因此知識產權應屬於國際公法領域。 1

（二）民商法。此觀點的代表人物為吳漢東教授，吳教授認為，知識產權制度應屬司法領域，但其保護制度多設行政處罰及刑事制裁的規范，具有公法與私法結合的特點，實為保護私權之民事特別法。 2 這也是國內絕大部分學者的觀點。

（三）單獨法律部門。此種觀點代表人物為張平副教授，張教授認為知識產權在民法、刑法、行政法、國際公法等各個法律部門中都有所反映，歸類很勉強，應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3 張教授的觀點與筆者的觀點不謀而合，惜張教授的觀點未受到充分重視，且理由有待進一步加強。

另有學者持知識產權應歸屬於經濟法、行政法、科技法等觀點。

還有的學者企圖迴避該問題，「至於把知識產權置於何種法律中，是在經濟法中，還是在民法中，或者在行政法中，甚至在國際經濟法、經濟法中，使用民事的、刑事的或者國際法的手段來解決知識產權問題，都無關緊要」。 4 筆者以為此種觀點是不足取的，學術上的觀點存有爭議，那就說明在某些問題上還存有模糊地帶，有待進一步澄清。

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歸屬於國際公法、民商法的觀點僅抓住了問題的一個方面，或者過分突出了問題的某個方面，而知識產權歸屬於單獨法律部門的觀點缺乏足夠理由，難以服眾，這也許就是張平副教授早在90年代初即已經提出知識產權應成為獨立法律部門的觀點而未受到應有重視的原因。

依據法律部門劃分的標准和原則，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法學應當脫離現行附屬法律地位，成為一獨立的法律部門，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知識產權制度的重要意義正如美國前總統林肯所言在於「給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 1 知識產權制度在促進人的解放，加速生產力的發展，增強國家競爭力的偉大實踐表明，這項制度本身就是一項傑出的發明創造。 2

二、劃分法律部門的原則和標准

法律部門這一概念，在有的法學著作和教材中被稱為「部門法」，它是指根據一定的原則和標准，按照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不同和不同方法所劃分的同類法律規范的總和； 3 部門法又稱法律部門，是指一個國家根據一定的原則和標准劃分的本國同類法律規范的總稱。 4

法律部門或稱部門法是法律體系的基本組成部分，也是法律分類的一種形式。

知識產權制度共同的法律特徵就是客體的非物質性。在信息時代的今天，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而傳統知識光輝燦爛，人類創造性的智力成果應接不暇，知識產權法學是否可以進而應該成為一獨立法律部門呢？

（一）劃分部門法的原則

對於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不同角度可對法律部門劃分原則做出不同的概括。

張文顯教授認為法律部門的劃分，應堅持三原則：整體性原則，均衡原則，以現行法律為主，兼顧即將制定的法律原則。 5

沈宗靈教授認為法律部門的劃分，應該有六個原則：合目的性原則；從實際出發原則；適當平衡原則；相對穩定原則；重點論原則；辯證法展原則； 6

筆者以為，之所以劃分法律部門，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便於人們了解和掌握本國的現行法律，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的進一步提高，人們勢必創造出也來越多的精神產品，換言之，知識產權的調整對象越來越寬，同時也就需要越來越多的規范進行調整。當然，我們還要注意到各個法律部門之間適當比例之保持，具體的法律部門所包含的法律、法規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知識產權領域的現行法律、法規已經很多，知識產權擺脫附屬地位從而實現部門化，符合社會發展潮流，也避免了法律體系結構的頻繁變動。同時我們要拿出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

據此筆者主張法律部門的劃分應堅持以下幾個原則：目的性原則；實事求是原則；適當平衡原則；穩定性原則；發展原則；

（二）劃分部門法的標准

在明確了劃分法律部門所應該堅持的原則之後，我們就需要談到劃分法律部門的原則了。較為普遍的看法是，以法律調整對象為主要標准、以法律調整方法為次要（輔助性的）標准劃分法律部門。 7 張文顯教授、沈宗靈教授也持此觀點。

知識產權調整的對象為知識產品，即人們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知識形態領域中所創造的精神產品。 8 知識產權對象的自然屬性是非物質的「智力成果」，社會屬性是「產品」，是財產，對象的內涵應顯示其兩方面屬性。

正如前所提到的，知識產權制度調整對象（保護范圍）勢必越來越寬廣，除了傳統的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外，國際公約、各國立法或判例已將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擴大到：計算機程序、資料庫、地理標志、集成電路布圖、未披露信息，商號或商業名稱、載有節目的衛星信號、商品化權的對象、特許經營、域名等。總體來講，知識產權的調整對象呈現出擴大趨勢，隨著技術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據此，澳大利亞學者彭道頓1984年提出了信息產權的概念。我國學者對此也有響應。 1

知識產權制度確實廣泛涉及許多領域，在科技、經濟、文化、藝術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但不能因此將知識產權肢解為幾部分歸到不同的法律部門中去。知識產權有自己的特殊性質和基本原則，有特定的調整對象，它作為一個整體概念已被各國所接收。在聯合國下屬的機構中，有專門管理知識產權問題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各個具體的知識產權部門中都較早地建立國際公約，各國有一批專門從事知識產權的法律人才和研究教育機構，有一套比較成熟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知識產權的地位如何，不完全取決於在法理上是否劃歸某類或構成獨立分支，重要的是取決於在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地位，也就是其重要程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目前已經成為發展一個國家的經濟、科技、文化等事業的重要法律制度。 2

話已至此，筆者不得不提及當前世界發達國家實施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

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知識產權保護之加強，知識產權戰略已經日益成為各國政府促進社會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戰略手段。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成功實施了知識產權戰略，使美國擴大了技術創新和經濟競爭優勢，同時促進了TRIPS協議的達成，使全球知識產權制度進入了強保護時代。日本是世界上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最為成功的國家，也是從知識產權戰略中崛起的國家，促成日本知識產權立國策略的主要動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日本對本國工業核心競爭力下降的憂慮；二是現代經濟社會對智力創造活動合理機制的需求。 3 筆者以為，日本自然資源相對貧乏，人口眾多也是促使日本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原因之一。為此，日本不僅成立了知識產權戰略會議（2002年3月），提出了知識產權立國論，還制定了《知識產權戰略大綱》（2002年7月），國會通過了《知識產權基本法》（2002年11月），另外成立了由首相小泉任部長的知識產權戰略本部（2003年3月），進而推出了《知識產權戰略推進計劃》。

我國要實現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從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的轉變，同樣離不開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與實施。

「戰略」一詞源於軍事學，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講到：「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性的東西」。我國《辭海》對「戰略」一詞是這樣界定的：戰略是重大的、帶全局性的或決定全局的謀劃。 4 陳美章教授認為戰略是一種謀劃，是分層次的，戰略具有系統結構，陳教授還對知識產權戰略進行了界定：有效利用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為充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獲得和保持競爭優勢並遏制競爭對手，謀求最佳的經濟利益而進行的全局性謀劃和採取的重要策略和手段。知識產權戰略可分三個不同層次：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行業知識產權戰略和企業的知識產權戰略。 5

剛才談到的是法律部門劃分的主要標准：法律調整的對象，現在談一談法律部門劃分的次要（輔助性的）標准：法律調整的方式。

法律調整的方法，一般是指法律規范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和方式，如確定權利、義務的方式，法律化的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制裁等。社會生活的多樣性，也決定了法律調整方法的多樣性……，當人們無法完全以作為法律調整對象的社會關系來劃分法律部門時，就可以依據法律調整方法來劃分。如刑法部門，主要就是依其獨一無二的法律調整方法—刑罰—而確立獨立法律部門地位的。 1

縱觀知識產權的調整方法，其調整方法綜合性，或者說多種手段相結合，包括民事調節、行政調節、甚至刑事調節，但它最基本的規范不是強制性的，而是採取以鼓勵、協調和促進智力創造活動，確認、保護、應用與傳播智力成果為宗旨的調整方法。 2

一言以蔽之，從知識產權法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上看，知識產權法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存在。

另外，筆者不得不指出的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短短的二十年的時間里，我國築起一道保護知識產權的長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立法、執法、司法體系。在加強知識產權立法，完備法律規范的同時，我國進行了保護知識產權的組織建設，設立了國務院知識產權領導小組，建立了相應的知識產權行政領導機關，完善了知識產權保護的司法組織。相關的知識產權行政、司法組織系統的建設，為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制建設提供了體制上的保證。

值得欣喜的是國家已經注意到知識產權制度的重要性，並已經就率先將專利工作上升為國家戰略提上了議事日程， 3 並於2004年6月7—8日在京專門召開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座談會」，幾十名法律學家、經濟學家、政府官員濟濟一堂，為「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獻計獻策。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國的高等教育當中，國家教育部已將知識產權法學已經與民法學、刑法學、經濟法學等部門法學並列，成為法學本科生14門核心課程之一，從這一點上，也突顯了知識產權法這門課程的重要性。

結語

目前，知識產權法學的附屬地位，既不符合法律部門分類的原則和標准，更與知識產權制度在國家、社會中的地位格格不入，在21世紀的今天，在國外各國紛紛訴諸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大背景下，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此問題。知識產權法學的部門化，是與時俱進的理性定位，並非刻意拔高，我們只不過是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還知識產權法學以應有的地位和尊嚴。法是利益之器，保障著人類庸常的幸福，但它的平庸眼光絲毫不影響人類對高貴的嚮往。

『貳』 吳漢東知識產權法視頻網課哪裡有好的

不願向小孩學習的人，不配做小孩的先生。--陶行知

『叄』 吳漢東的《知識產權法》（第四版）和（第六版） 有什麼區別 是不是版本越新越好

法律是不斷進行調整的，新版中的內容也是適應這種調整的，因而總體上會好一些。

『肆』 知識產權法~

知識產權是知識財產私有的權利形態，歸類於民事權利法系。民法所規定的基本版原則和一般規范，應適用於權各種民事權利制度。知識產權為私權，即說明知識產權法律歸屬的質的規定性；同時，知識產權作為知識類財產的權利形態，與有形的動產、不動產有著明顯的差別，從而在權利本體、主體、客體等方面形成了特點，即知識產權有別於所有權的質的差異性。從多維角度而言，知識產權具有多重屬性：在私人層面，它是知識產權的私人產權；在國家層面，它是公共政策的制度選擇；較之於其他私有權而言，知識產權局有某種超越私人本位的政策屬性工具。因此，知識產權的制度功能、法律價值、政策目標等，與物權、債權等其他私權應有所不同。

『伍』 吳漢東知識產權法重要概念和原理的整理

吳漢東的來《知識產權法》是根源據國家教育部關於普通高校法學專業開設專業主幹課程的通知要求，由國家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部組織全國政法院校和實踐部門一流的法學教授和專家合力編寫而成的。
包括如下重要概念和原理：知識產權法概述、著作權法律制度、著作權客體、著作權主體、著作權內容、著作權取得和期限、鄰接權、著作許可權制、著作權利用、著作權管理、著作權法律保護、專利權法律制度概述、專利權客體 、專利權主體、專利授權條件、專利權取得、專利權期限、終止和無效、專利權內容、專利實施許可與專利權轉讓、專利許可權制 、專利管理和專利代理、專利權法律保護、商標與商標法概述、商標的構成 、商標權的取得 、商標權、商標注冊的無效、商標權的利用 、商標權的保護、反不正當競爭 、商業秘密權 、廠商名稱權、地理標志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 、植物新品種權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概述 、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國際組織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主要公約 、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新制度。

『陸』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的學術研究、交流與人才培養

該中心在學術研究、交流與人才培養方面取得了以下主要成績：
1、中心的知識產權人才培養工作起步早，基礎扎實。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早在1986年即開設知識產權課程，並率先編寫了以「知識產權法」命名的法學教材。迄今為止，中心研究人員主編有「高等教育法學教材」、「司法部法學主幹課程統編教材」、「『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全國自學考試教材」、「『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21世紀法學研究生參考書系列」等知識產權法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輔導書10餘部。2004年5月成立知識產權學院，2005年，中心承擔的知識產權法學課程被批准為國家精品課程，2006年單獨招收知識產權法學碩士和知識產權法學博士。此外，中心已經被批准為五個單獨招收知識產權碩士的機構之一，並將於2007年招生。
2、中心科研成果長久以來呈現數量多、質量高的特點。自80年代以來，中心承擔了「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科技部軟科學基金項目」、「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專項資金資助項目」以及「司法部重點科研項目」等國家級、省部級知識產權課題以及政府、企業委託研究項目40多項，出版了《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無形財產權制度研究》、《中國知識產權法典化研究》、《知識產權協調保護戰略》、《知識產權基礎理論和前沿問題》、《西方諸國著作權制度研究》、《中國區域著作權制度比較研究》、《走向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產權法》等學術著作40多部，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學》、《法學研究》等刊物上共發表學術論文400餘篇。中心許多研究成果都處於國內領先地位，曾獲得全國首屆優秀博士論文獎、司法部法學教材與法學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湖北省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政府獎）、武漢市科技進步獎二等獎等獎勵40餘項。
3、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一貫注重理論研究與政策實踐相結合，注重理論研究成果向實踐層面的轉化，積極參與知識產權重大決策活動和社會服務活動。中心的許多科研成果都具有很強的社會實用性，對各級政府、企業制定知識產權政策和知識產權戰略具有相當的參考作用。
中心參與了我國「民法典」、「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以及「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草案的起草或咨詢論證工作，向有關部委及地方政府提交了多份建議報告，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僅自2004年以來，中心就為國家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組、國務院法制辦、湖北省保護知識產權工作領導小組提交咨詢報告12份，上述部門在實際工作中部分採納了中心提出的咨詢建議。現在，中心正積極參與《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第三次修改工作，承攬了2個國家知識產權局的研究項目。中心專職研究員吳漢東教授、曹新明教授、朱雪忠教授經過審定，入選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專家庫。中心還接受委託正在編寫《知識產權領導幹部讀本》，作為各級領導幹部和國有大中型企業管理人員的培訓教材。
2006年5月27日，中心專職研究員、主任吳漢東教授作為主講人之一，應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體學習上講解「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和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和制度建設」，胡錦濤總書記當場指示要按照授課的分析加強知識產權人才隊伍尤其是高層次人才隊伍的培養。中心向國家保護知識產權辦公室提交的咨詢報告，也均有部分建議被採納。此次授課內容還得到國內外各大媒體的關注。「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法制日報」均作了報道，《法制日報》還連續三期推出訪談。日本《讀賣新聞》也對此給予高度評價，並有意推出專訪。
4、廣泛開展各種形式的學術交流活動是中心長期以來堅持的既定方針。同時，中心秉承著國際化的發展戰略，與國外（境外）有關機構和單位保持密切聯系在國內外產生深遠影響。
自2004年以來，中心每年至少推出一期知識產權論壇，目前已經舉辦四次，分別是：（1）2004年5月24至25日，「網路時代的著作權保護」國際研討會；（2）2005年4月22日至23日，「中國知識產權發展戰略」；（3）2005年6月18日至19日，「後TRIPS時代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的變革與發展」（4）2006年5月13日至14日，「自主創新與知識產權保護」。四次會議皆有來自美國、英國、日本、韓國、我國大陸及港澳台地區學者、實務屆專家參加，編撰兩本研討會論文集，成為國內外學者切磋學問、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
中心與日本文部省知識產權重點研究機構北海道大學建立了長期友好合作關系，同時還與美國、英國、德國、法國、韓國等的10餘所學術機構、大學及實體保持著密切聯系，並廣泛開展了學術交流、互派訪問學者。同時，中心積極與國際頂級學者的對話。例如，德國馬普研究所主任Straus教授，是國際知識產權學術界公認的權威和頂級學者，他就曾經於2005年訪問中心並開設講座，被聘為中心兼職研究員，並欣然同意擔任中心創辦的學術刊物《知識產權年刊》的顧問，還在德國以英文為中心刊物撰稿。中心在迎進來的同時，還積極地走出去，參加國際重大學術會議。中心專職研究員多次出訪德國、法國、英國、美國、日本、前南斯拉夫、烏克蘭等國家和港澳台，參加國際學術會議30餘次，發表主題演講10多次。中心主任在2005年9月出席世界法律大會並發表演講。
中心在國外也有較大影響。中心在等東亞國家影響較大，日本文部省知識產權重點研究機構北海道大學曾多次邀請中心研究員參加日本知識產權研究課題。現在，隨著中心與歐美國家交流的增多，中心在日本、韓國、德國、美國、英國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如，德國馬普協會主動與中心合作，開展了中德知識產權的比較研究；英國的Wales Aberystwyth大學於2005年與中心建立了穩定的合作關系；美國伊里諾易理工學院也在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方面與中心達成合作共識。
5、中心研究人員長期致力於民商法和知識產權法教學。在本科生教育中，中心積極開發新課程、開設專題講座。截止2006年，本科生必修或者可以選修的知識產權課程包括：知識產權法學、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和知識產權實務等。同時，中心專職研究員還定期為本科生、研究生舉辦專題講座，創辦「知識產權三人行」特色講座並已經舉辦2次。此外，邀請國內外知名專家來校舉辦講座50餘次。在知識產權研究生人才培養方面，依託民商法學碩士點和博士點，已招收16屆碩士研究生和5屆博士研究生，2006年，又設立了獨立的知識產權碩士點，2007年獨立的知識產權博士點也將開始招生。培養過程中，中心積極吸納中青年教師和在讀碩士、博士研究生參加重大項目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例如，由知識產權研究中心教授及博士生、碩士生合著的《走向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產權法》一書，就被評為2002年度武漢市科技進步獎。如今，中心已培養了為數眾多的優秀法學碩士和博士，這些畢業生已成為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高校和科研單位的業務骨幹或領導骨幹。此外，中心還接受境外留學生駐所學習、研究。目前中心接受日本北海道大學留學生3人，台灣地區留學生5人。

『柒』 哪位業內人士幫忙介紹一下，我想看看知識產權法，國內知識產權法權威專家有權威著作有哪些多謝！

權威主要是中南政法的吳漢東，至於其著作你可以到中南的知識產權網站去看一下，很全的。

『捌』 西南政法大學的知識產權法怎麼樣

西政今年開設了知識產權班，明年開始面向全國招生~~~這個事國家重點社科項目的！具體怎麼樣不是很清楚，但是學校很重視。民商法學院有不少好的研究知識產權的老師。
總體上，西政的訴訟法很強，刑訴和民訴都非常的好，另外經濟法全國排名第一的。
最後一句，我是西政的學生，以上說法比較客觀
還有，中南的你們太、、、、、、、、、、、、
簡單放一個年輕老師的資料
曹興權，1971年7月出生於四川蓬安。2000年畢業於雲南大學法學院，獲憲法與行政法學專業碩士學位。2003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獲民商法學專業商法方向博士學位。2004年9月至2006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博士後流動站從事公司法研究。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商法教研室教師，於2 004年、2007年分別晉升副教授、教授。 長期從事民商法的教學與研究，對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的理論與制度實踐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公開發表論文20多篇；出版學術著作《公司法現代化：方法與制度》（法律出版社2007）、《保險締約信息義務制度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參編教材4部；主持或參研國家、省部以上課題7項。 在教學中，極力推崇法律實踐教育，努力踐行「法律學習生活化、基本理論通俗化」的理念，引MBA案例進入課堂教學，推行以「學生參與的全面性、教學開展的組織性、教學內容的系統性」為特徵的「實踐教學課堂化」的實踐教學模式。 2005年獲霍英東基金青年教師獎教學類三等獎；2005年獲西南政法大學優秀教師獎；2007年獲西南政法大學師德先進個人獎。

『玖』 知識產權法書籍推薦

閱讀參考書目
教材類
1、張玉敏：《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2、吳漢東：《知專識產權法》，中國政屬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3、李雨峰、王遷、劉有東：《著作權法》，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4、張耕：《商業標志法》，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5、湯宗舜：《專利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6、鄭成思著，《知識產權論》（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7、馮曉青：《知識產權法熱點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8.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利益平衡理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

吳漢東、鄭成思這些老師都還不錯

『拾』 吳漢東的學術觀點

綜述
經過二十多年的學術探索與追求，吳漢東教授在知識產權法和民商法領域均作了諸多開拓性的研究，在不少問題上為後來者奠定了研究的基礎，開拓了研究的視野，特別是在知識產權基礎理論、無形財產權理論、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始終處於學術前沿。
知識產權基礎理論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吳漢東教授先後在《法學研究》、《法學評論》、《中國法學》等刊物上發表一系列文章，首次提出了知識產權理論范疇，對知識產權基礎理論進行體系化研究，其觀點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
（一）知識產權的本體、主體、客體制度
吳漢東教授認為知識產權的客體是一種沒有形體的精神財富，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的本質屬性所在，也是該項權利與財產所有權的最根本的區別。對於這一新型權利，在理論上難以採用羅馬法以來的物權學說加以闡釋，在立法上，也不能簡單搬用有形財產的權利保護方法。基於平等精神，知識產權主體制度在原始取得、繼受取得及國民待遇方面有別於一般民事主體制度。此外，吳漢東教授倡導在知識產權法領域建立知識產品范疇，以概括科學、技術、文化等精神領域的各類權利客體。同時，他對前蘇聯法學家將此類客體統稱為「創作活動的成果」與我國法學家關於「智力成果」的傳統說法進行了批判性分析，並以比利時法學家皮卡弟的學說為基礎，對知識產品的概念、特徵與分類進行了描述、說明與概括，認為其種類主要有創造性成果、經營性標記與經營性資信。
（二）知識產權的法律定位
吳漢東教授對知識產權法進行了細致的定位分析，探討了知識產權法與民法的關系，認為知識產權是民法對知識形態的無形財產法律化、權利化的結果，屬於民事權利的范疇。通過對各國立法體例的考察，他認為在立法史上，凡是範式民法典都沒有知識產權編，凡是規定知識產權編的民法典都不是範式。他指出，當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開放式，且最具創新活力的法律規范體系，但是考慮到現代知識產權法含有程序法及公法的規范內容以及其權利范疇不斷變動、發展的狀況，因此該類制度可單行立法，採取民事特別法的體例較為適宜，而不必整體納入民法典。吳教授認為，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宜在民法典作原則規定，但同時保留民事特別法的體例。
（三）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
關於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問題，我國理論界一直未予足夠的關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教科書及相關著述，多將知識產權表述為一體兩權，即認為知識產權具有財產權與人身權的雙重屬性；90年代的知識產權學說，一般從民事權利體系出發，將知識產權區別於財產所有權，對其作出無形財產權的定性分析。但是，關於知識產權的這種認知仍是不完整的。吳漢東教授以《知識產權協議》與《世界人權宣言》為依據，以經典學說觀點為參照，從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的角度，提出知識產權的私權與人權屬性。世界貿易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在序言中宣示「知識產權為私權」。在諸多知識產權國際公約中，《知識產權協議》第一次明確界定了知識產權的本質屬性，即以私權名義強調知識財產私有的法律形式。以《世界人權宣言》為代表的主要國際人權公約都賦予了知識產權的人權意義。這種權利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創造者對自己的智力創造成果所享有的權利，其次是社會公眾分享智力創造活動所帶來利益的權利。吳教授認為這一規定揭示了知識產權制度的均衡保護思想，即知識財產獨占權的保護與知識財產利益的合理分享，它們構成了現代知識產權法的完整內容。
吳教授主張，私權與人權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就人權體系而言，私人財產權即是人權的基礎性權利；就知識產權本身而言，它既具有私權屬性，同時又直接構成基本人權的內容。在私權與人權的統一范疇中理性把握與認知知識產權，有助於全面考察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價值理念和社會功能。
無形財產權理論
在現代科學技術和商品經濟的推動下，非物質財富成為社會重要的財產類型，非物質財產的法律制度處於不斷的變革之中。吳漢東教授先後在《法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學》撰文提出無形財產權制度的基本理論問題，並在《無形財產權制度研究》一書中作了詳細的闡述和論證，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
（一） 無形財產權基礎理論
財產是民事權利的重要客體，是社會經濟運動的基礎，吳漢東教授認真考察了財產制度從古羅馬到現代的萌生及發展變革的過程，著重探討了當代無形財產權制度的四大發展和變化：傳統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斷擴大；新型知識財產陸續出現；經營標記的財產價值日益受到重視；商業秘密與反不正當競爭納入知識產權體系。
物、財產以至無形財產在我國法學及經濟學著述中被經常使用,且多在轉換意義中使用,因此,學者們多存歧義。吳漢東教授就財產與物這對術語作了仔細的辨析，指出在概念的內涵上（即權利的對象性），財產與物具有客體的同樣意義；而在外延上（即客體的指向范圍），財產與物所包容的要素並不是等同的；物為一切財產關系最基本的要素，是所有權以及其他物權之客體，因此對物的概念不宜作過於狹義的解釋。吳漢東教授並不贊同將智力創造性成果概稱為無體物，剖析了作為客體的財產權利是一種制度產品，而作為客體的智力成果是一種精神產品。在對知識財產、無形財產與知識產品進行比較的基礎上，吳漢東教授認為知識產品不僅概括了知識形態產品的本質涵義，明顯地表現出客體的非物質性。而且它突出了在商品生產條件下的商品屬性和財產性質，因而應將知識產權的客體表述為知識產品，而不是物或智力成果。
作為近代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產物，無形財產權是有別於傳統財產權的一項新型民事權利，因而難以採用羅馬法以來的物權理論加以闡釋。吳漢東教授以民法學理論為基礎，對無形財產權的本體、主體、客體制度等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客體的非物質是無形財產權的本質屬性所在，也是該項權利與傳統意義的所有權的最根本區別。他概括了無形財產主體制度的三大重要特徵：一是無形產權的原始取得，從創造的身份資格為基礎，以國家認可或授予為條件，二是無形財產權的繼承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製取得，從而產生數個權利主體對同一知識產品分享利益的情形，三是無形財產權制度對外國人的主體資格，主要奉行「有條件的國民待遇原則」，以有別於一般財產權法所採取的「有限制國民待遇原則」。
通過對無形財產權的利用、限制、保護、管理、經濟分析以及它與反不正當競爭之間的關系等等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吳教授成功地構築起無形財產權的基礎理論體系。
（二） 無形財產權具體制度
吳漢東教授認為，以知識產權名義統領下的各項權利，並非都是來自知識領域，亦非都是基於智力成果而產生，「知識」一詞似乎是名不副實。從權利本源來看,主要發生於智力創造活動與工商經營活動；從權利對象來看,則由創造性知識及商業性標記、信譽所構成。因此,「知識產權」一詞在眾多無形財產面前已顯得力不從心。由於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財富形態的變化，財產越來越多地變為「無形的」和「非物質的」，因而應當對傳統上並不被認為是財產或財產權利的權利給予越來越多的關注和保護。有鑒於此，吳教授主張，在民法學研究中，建立一個大於知識產權范圍的無形財產權體系，以包容一切基於非物質形態（包括知識經驗形態、經營標記形態、商業資信形態）所產生的權利。具體包括：
1、創造性成果權。包括著作權（含著作鄰接權、計算機軟體權）、專利權（含發明專利權、實用新型專利權、外觀設計專利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商業秘密權（含技術秘密權、經營秘密權）、植物新品種權等。
2、經營性標記權。包括商標權（含服務商標權）、商號權、原產地標記權、其他與制止不正當競爭有關的識別性標記權。
3、經營性資信權。包括形象權、商譽權、信用權、特許經營權。商業人格利益泛指經營領域中諸如商譽、信用、形象等各種資信。資信類財產本身不具有外在的形體，其無體性指向的是一種商業人格利益。這種商業人格利益在產權制度創新的過程中，被賦予無形財產權基本品格。
吳教授對商譽權、信用權和形象權提出了新穎的見解，他認為，商譽是一種非物質形態的特殊財產，由此所生之權利當為財產權。商譽權雖然屬於知識產權的范疇，但與傳統的知識產權相比，又具有非確定的地域性、非法定的時間性、非恆定的專有性等顯著特徵，並建議在我國民法中規定商譽權為一項獨立的知識產權，並採取直接保護的方式，即直接確認商譽權及其侵權責任；吳教授通過信用制度的歷史考察，從經濟學與法學的角度分析了信用的語義，並將其界定為償債能力的社會評價，他認為在民事權利體系中，信用權是受到法律保護的資信利益，是一種與所有權、債權、知識產權與人身權相區別的無形財產權，並建議在民事立法中確認信用權的獨立地位。吳教授關注到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知識形象的某些特徵具有「第二次開發利用」的價值。這種利用的目的，並不局限於該形象的知名度與創造性本身，而在於該形象與特定商品的結合而對消費者帶來的良好影響，這即是「形象的商品化」。知名形象在商品化過程中，產生一種特殊的私權形態，它已不是人格意義上的一般形象權，而是具有財產價值的（商品化）形象權。形象權與知識產權關聯性極大，但真實形象不是著作權的保護對象，虛構形象也不完全符合專利權、商標權的保護條件，形象權是一項獨立的無形財產權。
財產權體系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新的財產權類型不斷涌現，舊的財產權制度漸次嬗變，從而對傳統的私法制度帶來重大的沖擊，也給民法學界如何重新構建財產權體系提供了認真反思的空間。吳漢東教授在總結無形財產權理論的基礎上，主張對當代財產權體系作出新的安排，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一）財產權類型擴張與制度變革
財產權、人身權的兩分法以及物權、債權的二元結構，是傳統財產制度體系構建的基本范疇。吳漢東教授精闢地指出，盡管財產權的基本分類與體系構建的一般理論有著其合理意義，但也不能將其看作僵化的分析模式，因而應當適應財產權類型擴張的時代需求，對財產權制度進行創新與變革。
他關注到由於所有權各項權能的分離,產生了與所有權迥異的財產權――股權與信託權；考察了在客體物利用途徑不斷擴展的情況下,他物權制度得以重新規制,出現了環境物權、區分地上權和空間役權等等新型用益物權；把握到債權的「物權化」與「證券化」使得物權與債權的界限日益模糊,租賃權與票據權利由此具有了新的法律屬性;分析了知識形態的各種新財產不斷涌現,從而導致現代知識產權體系不斷擴充;探討了一般人格利益向商業人格利益的逐漸演變,從而在現代法的框架下構建了與傳統人格權有別的商事人格權。
（二）財產權體系的理論建構
吳教授認為，在進行財產權的法律構造時，既要遵循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又要注重內在邏輯的聯結關系，即實現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在構建財產權體系時可以遵循大陸法系的傳統，繼續採用物權、債權的稱謂，但不必堅執所有權絕對中心的理念，也無須恪守物權、債權的二元結構。現代的財產權體系，應是一個開放的制度體系、多元的權利范疇。
他主張，我國的財產權體系包括以下三個部分，即是以所有權為核心的有形財產權制度、以知識產權為主體的無形財產權制度、以債權、繼承權等為內容的其他財產權制度。在有形財產權范疇中，除所有權外，還應包括土地使用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地役權、空間利用權、典權、居住權、相鄰權以及抵押權、質權、留置權等擔保物權；在無形財產權范疇中，除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號權、地理標記權、植物新品種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商業秘密權等知識產權外，還應包括商譽權、信用權、形象權、特許經營權等非物質性權利。其他財產權包括債權、繼承權以及一些具有獨立意義的財產權，如股權、信託權、票據權利等。該類權利有些是請求性財產權，有些則是兼具物權、債權屬性的特別財產權。
（三）財產權立法與民法典編纂
自羅馬法以來，經過眾多立法者和法學家的培育，財產權制度已經形成成熟的概念構成，並產生了具有不同風格的制度體系。吳教授認為，我國的財產權立法，必須採取融經驗與理論於一體的建構方法，遵循嚴格的邏輯概念與體系要求，將各類財產權制度整合於民法典的框架中。
大陸法系有兩種民法典編撰模式，即法學階梯式與潘德克吞式，它們關於財產權體系的構建，在19世紀的範式民法典中作了十分經典的表現，但是，它們各有其弊端。吳教授認為，我國未來的民法典可以考慮借鑒20世紀的範式民法典——荷蘭新民法典的做法，設置一個財產法或財產權總則。他主張首先應當對財產進行定義，為建構開放的財產權體系提供基本的概念構成；其次，規定「物權一般規則」，以抽象、概括不動產物權和動產物權、所有權與用益物權、擔保物權共同適用的總則規范；第三，規定「債權一般規則」，以統領單獨設編的合同法和侵權法，並涵蓋不能另行歸類的不當得利和無因管理；第四，規定「知識產權一般規則」，既解決知識產權制度「入典」的問題，又能保留其民事特別法的單行體例。吳教授認為，到目前為止，民法典不專編系統規定知識產權，已為多數學者為共識。知識產權制度雖不平行移植入民法典，但在民法典中做出一般規定依然是有必要的；最後規定其他財產權，以包容物權、知識產權、債權、繼承權等未能涉及的其他財產權利。
知識產權的發展戰略
在2001年我國加入WTO以後，吳漢東教授就審時度勢地指出知識產權戰略是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選擇，是中國實施市場競爭的戰略重點，是中國進行對外貿易的戰略舉措，成為當時最早提出戰略的學者之一。新國際貿易體制的形成，新技術革命的產生以及新民事立法浪潮的出現，都對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與變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而，他指出知識產權法應當不斷修改完善，順應歷史潮流，逐漸步入國際化、現代化與法典化的戰略發展道路。
吳漢東教授指出，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化特徵表現了這一制度的基本原則和主要規則在全球范圍的普適性。但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化，並不等於在保護內容、保護標准、保護水平等方面的全球法律規范的統一化。按照「最低限度保護」原則，各國立法提供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得低於國際公約規定的標准，這即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國際化的一般要求。中國既是一個傳統的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在知識產權制度國際化的進程中應當針對我國發展的不同階段而規定不同的戰略措施；既要考慮現實利益，又要具有超前眼光；既要遵循國際公約規定，保護外國的高新技術，也要推動國際合作，保護本國的傳統知識。
他認為，知識產權制度的現代化特徵，表現這一制度與時俱進的時代性。知識產權法從其興起到現在只有三、四百年的時間，其制度本身就是一個法律制度創新與科技創新相互作用、相互創新的過程。從一定意義上講，各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差異，實質上反映了國家間科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因此，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必須保持其時代先進性，即通過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去推動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立法體例的選擇，不僅是一種法律傳統、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涉及立法技巧、立法規則的運用，還應受制於一定社會政治、經濟、科技等因素的影響。基於各國立法例的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以及對於知識產權制度定位的認識，吳教授認為，無論何時採取何種途徑，法典化將是中國知識產權立法的必由之路。
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吳漢東教授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就率先對著作權領域的重大難題——合理使用制度作出了系統、具體的深入研究，成為我國知識產權學界首位對合理使用制度進行專題性研究的學者。他以民法學理論為基礎，綜合運用法歷史學、法哲學、法經濟學、比較法學、憲法學等研究方法，對合理使用制度進行多維度的分析和研究，並且兼顧了實踐性的應對策略探索。在他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書，得到學界的高度稱譽。
（一）合理使用制度的交叉學科研究
追求方法創新、理論創新一直是吳漢東教授多年來堅持不懈的學術要求。他從其發展歷史的探索、哲學基石的構建、經濟品性的透視等研究入手，清晰地勾勒出合理使用制度的理論框架，動態地反映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基本內容，全景地體現出合理使用制度的多學科研究軌跡。
吳教授認真發掘出合理使用制度創設的立法動因——平衡精神，探討了該制度從判例法到成文法的創制歷史；將價值法學理論首次導入合理使用制度之中，賦予其哲學意義；剖析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價值——「理性的公平正義原則」，指出該原則是由公平性、平等性、公益性、合理性諸原則構成，並且得出了結論：「合理使用的價值目標，在於協調創作者、傳播者、使用者三者的利益關系，通過均衡保護的途徑，促進文化、科學事業發展」；將經濟分析納入著作權研究也是吳教授研究方法創新的大膽探索，他指出，在合理使用領域，效益價值與正義價值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信息——公共產品理論表明，著作權的設定使得信息的產生者通過市場交易得到成本補償；而根據不相容使用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構建合理使用制度的目的，在於合理劃分創作者和使用者的權利區域，減少額外交易成本，實現信息資源優化配置的良好效益。同時，吳教授採用帕累托標准、市場均衡狀態、成本——收益模型等理論，概括和描述了合理使用諸規則即正當使用、公平誠信使用、有限使用規則的經濟品格。
（二）合理使用制度的憲法學研究
吳教授開拓性地將憲法學探討導入合理使用制度的研究，他認為，合理使用與公民憲法權利緊密關聯，是公眾利用作品進行信息交流與傳播的法律形式，是公民實現表現自由權利的基本條件。他發現，西方國家在相關問題的立法和司法上呈現出兩大趨勢：一是對新聞作品進行有限的權利保護，從而造成合理使用的阻滯；二是賦予合理使用以准憲法權利的意義，對合理使用所涉及的權益以優先保護。通過探討合理使用制度的私法基礎，也凸現出吳教授對該問題研究的嶄新視角。
（三）合理使用制度的實證研究
通過對合理使用相關制度的比較分析，吳教授在內涵上准確界定了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定位。他對合理使用中合理性判斷標準的悉心研究，進一步為合理使用制度的確立和構建提供理論上的標准，從而找到了合理使用中這一最為艱深的難題的基本解決途徑。此外，吳教授還前瞻性地探討了現代傳播技術對合理使用制度的影響，具有理論開拓意義和實用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