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版權史研究文獻

❶ 文獻史料對歷史研究有哪些作用

文獻史料對歷史研究有哪些作用
解決方案1：
文物的史料作用可證實文獻之記載，校正文獻之謬誤，補充文獻記載之缺佚。
對無文字記載的史前社會，文物則是研究、恢復其社會面貌的實物史料。
文物的證史作用中國古代文獻是中國的文化寶庫。
而豐富多彩的文物，對古文獻記載的證實，不僅增加了文獻記載的真實性、可靠性與珍貴性，而且又增加了實物資料,成為文獻記載的真實見證。
從另一個角度講,文物可以證明文獻記載的歷史將文獻和文物密切結合,相互印證，對社會歷史各個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會取得更好的效果。
文物與文獻相互印證，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商代的世系。
河南省安陽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對商王世系的記載，經考證與《史記》記載基本相符《史記·孫武吳起列傳》中,記載了孫武仕吳孫臏仕齊並各有兵法傳世的史實,《漢書·藝文志》中也作了著錄。
此後,《孫子兵法》不傳,眾說不一。
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漢墓中同時出土《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竹簡，從而證明《史記》和《漢書》記載的正確，使自隋代以來的疑問和誤傳得以澄清。
《後漢書·禮儀志》中記載的玉柙(玉衣)葬制，也由河北、江蘇、安徽、山東、陝西、河南、廣東、北京等地出土的完整玉衣或玉衣上的玉片及所使用的金縷、銀縷、銅縷等得到證實。
文物的正史作用在古代，有些史籍在傳抄過程中出現錯誤，有些在流傳中缺佚，有些被統治階級刪改等，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極其珍貴的價值。
它的表現是校正古籍記載之謬誤，訂正史傳，糾正錯訛。
在古代，金石學家以金石文字正諸史之謬誤，取得了很大成績。
但只限於金石，現在可利用各類文物中的資料訂正文獻記載。
這就使文物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圍內得以發揮。
在地方誌中對一些古跡的記載,由於時代的限制,缺乏資料，又未實地調查，往往以一些傳說為據，使記載失實。
隨著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開展，不少已得以澄清，如河北省磁縣許多古，在地方誌等古籍中稱為「曹操七十二疑」，但經文物調查和考古發掘所獲得的文物資料(包括墓誌)證明並非曹操七十二疑，而是北朝墓群，是東魏、北齊的皇室及王公貴族墓地。
在古文獻中，往往記載一些生產和生活器物的狀況，這些記載又往往被認為是它們產生的時間，以導致錯誤。
《韓非子》、《周禮》中，有關於髹漆的記載，有人據此認為薄板胎漆器出現於戰國中期。
實際上中國漆器出現於新石器時代，在浙江省餘姚縣河姆渡遺址即出土有漆器，商代遺址和墓葬中更有多處發現。
這些出土文物，都校正了《韓非子》和《周禮》的記載。
文物的補史作用對無文字可考的歷史提供實物資料,以研究和恢復其歷史面貌；對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則補文字記載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記載更豐富多彩的資料。
中國的各種古籍，是研究不同時期歷史的寶貴資料。
但不可忽視的是正史和其他古籍，受階級局限和當時條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實，特別是關於勞動生產者的史實並未被記載，使為數眾多的史實失傳，還有不少史籍在歷史上散失不傳，許多史實被湮沒。
同時，人類社會是一個極為復雜的整體，文獻記載的史實，年代愈早的文獻，記載的史實愈簡略，甚或不予記載，這就使許許多多能說明社會各個方面的史實缺載。
各個歷史時期豐富多彩的文物，完全可以彌補文獻記載的不足。
文物本身儲存的信息，可以為研究不同問題提供真實可靠的資料。
而有文字的文物,如甲骨文金文、竹木簡牘、帛書、古寫本、古印本、石刻等，更是直接記載了歷史的不同方面，保存了大量歷史資料，從而使人們得以了解某些方面的真實情況。
湖北省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5種秦法律文書竹簡，其內容遠遠超過了李悝《法經》的范疇，已具備刑法、訴訟法、民法、軍法、行政法、經濟法等方面的內容。
湖南省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中出土的帛書中，有5種醫書，成書年代都早於《黃帝內經》，在內容上沒有五行學說的痕跡，填補了中國早期醫學史上的空白。
文物的史料功能文物作為實物史料，其證史、正史、補史的作用是開展科學研究，發揮文物作用的第一步。
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後，還要運用這些可信而翔實的資料，研究歷史，促進科學文化藝術的發展和經濟建設。
文物史料對專門史的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農業史、畜牧業史、紡織史、陶瓷史、冶金史、建築史、交通史、天文史、雕塑史、醫葯史等專業史的研究，都離不開文物史料，特別是原始社會無文字記載，只有依靠文物史料。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文物的物質成分和所儲存的信息了解的越來越清楚，可為專門史的研究和撰寫提供更加詳細和精確的資料。
文物作為有形的物體，在繪畫、雕塑等一些專門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形象生動的實物史料。
它比文獻資料有更加特殊的價值。
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文物同樣具有特殊價值。
在研究中只依靠文獻資料，只作文字描述，不易給人一個形象概念，若增加文物史料，插圖與文字配合，人們一看就清楚了。
人們從古建築、繪畫、雕塑等形式上，就比較容易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形式。
古代文物可為發展中國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
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分析研究古代文物所儲存的科技信息，是借鑒的重要內容。
對古代文物所具有的物質形式，可在研究其科學性的基礎上，不斷創新。
中國古代有許多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在歷史長河中被湮沒。
但運用這些技術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有些在考古工作中被發現，其中有的經整理研究，用現代科學技術分析檢測，已獲得了儲存在文物中的科技信息，成為發展今日科學技術的借鑒，或為經濟建設提供了科學依據。
中國文物中有大量文物本身就是當時科學技術發展的成果，蘊藏著當時的科學信息。
對這一類文物的深入研究，特別是用現代科學技術進行分析研究，會為發展今天的科學技術提供信息和資料。
古代的天文文物和冶金、水利、建築等方面的文物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古代的科學信息。
在戰國時期使用失蠟法鑄造銅器，漢代使用土法生產球墨鑄鐵等，都屬於這一類。
借鑒與促進藝術發展文化藝術的發展離不開借鑒。
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的文化藝術都是在學習前人積累的知識和文化藝術成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如書法、繪畫藝術，就是在學習前人作品(許多已成為文物)、借鑒前人優點的基礎上，創作出具有時代風格和個人藝術風格的。
書法、繪畫藝術的發展是這樣，其他文化藝術也莫不如此。
解決方案2：
提供佐證，文獻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解決方案3：
沒有文獻，哪來的歷史

❷ 論文摘自百度百科的資源引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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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中國近代史專著、文獻

郭沫若主編《中國近代史稿》.

張海鵬（近代史研究所）

專著:

1、《中國近代史稿》（3冊；合著），人民出版社，1978、1984
2、《簡明中國近代史圖集》，60/千，圖：548/ 幅，長城出版社，1984.7
3、《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地圖出版社，1984.12 ；縮小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7.12
4、《中國軍事史略》（合著 ），自撰65/千，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3
5、《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探索》（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6、《<歷史不能忘記>叢書：以史為鑒 面向未來--開篇語》（合著），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9
7、《20世紀的中國.政壇風雲卷》（合著），410/千，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12
8、《辛亥革命史話》（合著），95/千，社科文獻出版社，2000.9
9、《劉大年集》（論文集），380/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2
10、《國恥百談》（合著），中華書局，2001
11、《日本教科書問題評析》，298/千，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2
12、《二十世紀中國人文學科學術研究史叢書·中國近代史研究》（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6
13、《東廠論史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評論與思考》（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11

❹ 中國知網把關人論文在2014年的數據有多少

論文著作權實行自願登記，論文不論是否登記，作者或其他著作權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權不受影響。我國實行作品自願登記制度的在於維護作者或其他著作權人和作品使用者的合法權益，有助於解決因著作權歸屬造成的著作權糾紛，並為解決著作權糾紛提供初步證據。
(1)文後參考文獻不編序號,僅在文末按其重要程度或參考的先後順序排列。 (2)文後參考文獻不注頁碼。(3)文後參考文獻的著錄項目及次序與注釋基本相同。 1) 著錄參考文獻可以反映論文作者的科學態度和論文具有真實、廣泛的科學依據，也反映出該論文的起點和深度。2) 著錄參考文獻能方便地把論文作者的成果與前人的成果區別開來。 3)著錄參考文獻能起索引作用。 4) 著錄參考文獻有利於節省論文篇幅。 5) 著錄參考文獻有助於科技情報人員進行情報研究和文摘計量學研究。
a．報告
[序號]主要責任者．文獻題名[文獻類型標識]．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b．期刊文章
[序號]主要責任者．文獻題名[J]．刊名，年，卷(期)． 何齡修．讀顧城《南明史》[J]．中國史研究，1998(3)．
c．論文獻
[序號]析出文獻主要責任者．析出文獻題名 [A]．原文獻主要責任者(任選)．原文獻題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瞿秋白．現代文明的問題與社會主義[A]．羅榮渠．從西化到現代化[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d．報紙文章

論文種類
為了探討和掌握論文的寫作規律和特點，需要對論文進行分類。由於論文本身的內容和性質不同，研究領域、對象、方法、表現方式不同，因此，論文就有不同的分類方法。按內容性質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把論文分為理論性論文、實驗性論文、描述性論文和設計性論文。另外還有一種綜合型的分類方法，即把論文分為專題型、論辯型、綜述型和綜合型四大類：
專題型
這是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直接論述的形式發表見解，從正面提出某學科中某一學術問題的一種論文。
論辯型
這是針對他人在某學科中某一學術問題的見解，憑借充分的論據，著重揭露其不足或錯誤之處，通過論辯形式來發表見解的一種論文。
綜述型
這是在歸納、總結前人或今人對某學科中某一學術問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加以介紹或評論，從而發表自己見解的一種論文。
綜合型
這是一種將綜述型和論辯型兩種形式有機結合起來寫成的一種論文。

❺ 周林的主要成就

近年來，分別在英國、德國、日本及中國發表《中國版權法與互聯網》、《中國藝術法述評》、《關於中國版權法的修訂》、《商業外觀的法律保護》、《信息自由與版權保護》等論文多篇，並出版《中國版權法概要》（主編）、《藝術法實用手冊》（主編）、《中國版權史研究文獻》（主編之一）、《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與裁判》（中英文版、日文版）（主編）、《知識財產法哲學》（譯著）、《藝術法概要》（譯著）。

❻ 求西南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研究生入學考試參考書目及復習資料。

知識產權專業（方向）推薦書目
一、推薦原則
本書目分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三個層次來推薦學習書目。其推薦原則分別如下：
本科生：在基本掌握民法基礎理論的基礎上完成對知識產權的入門學習，在側重於實務運用。
碩士生：在本科學習的基礎上繼續深入學習知識產權的基本制度，在掌握知識產權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再依個人詫異為實務運用、理論研究兩個方向的深入發展作實質、方法上的准備。
博士生：側重於方法論的學習、四位方式的開拓與知識產權理論研究。
二、推薦書目
（一）本科生：
1、鄧曉芒、趙林著：《西方哲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版。
2、趙敦華著：《現代西方哲學新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3、沈宗靈著：《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5、張玉敏主編：《民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6、李開國、張玉敏主編《中國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7、張俊浩主編：《民法學原理》（修訂第三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8、王澤鑒著：《民法概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9、王澤鑒著：《法律思維玉民法實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0、張玉敏主編：《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1、鄭成思著：《知識產權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3、劉春田主編：《知識產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版。
14、郭禾主編：《知識產權法教學參考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5、薛虹著：《網路時代的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6、沈仁干、鍾穎科著：《著作權法概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17、李明德、許超著：《著作權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8、黃暉著：《商標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9、湯宗舜著：《專利法教程（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0、孔祥俊：《商業秘密保護法原理》，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21、知識產權局條法司著：《信專利法詳解》，知識產權出版社2001年版。
22、董保霖著：《商標法律詳解》，中國工商戶辦社2004年版。
23、程永順編：《知識產權四法十二條例》，知識產權出版社2004年版。
24、孔祥俊著：《WTO知識產權協定及其國內適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5、鄭成思，《WTO知識產權協議逐條講解》，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26、 [奧地利]博登浩森著《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指南》，湯宗舜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7、《保護文學禾藝術作陪伯爾尼公約（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劉波林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8、《羅馬公約和錄音只怕公約指南》，劉波林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9、羅東川、馬來客主編：《知識產權名案評析》，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
30、靳學軍、宋魚水主編：《知識的力量：北京市海濱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十年案例評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1、譚筱清主編：《數字時代知識產權保護的理論與判解研究》，蘇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2許海峰主編：《知識產權訴訟指南》，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版。
33、許海峰主編：《涉外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實務》，機械工業出版社2005年版。
（二） 碩士生：
1、[英]羅素著：《西方哲學史》，馬元德譯，上午印書館1976年版。
2、[英]艾耶爾著：《二十世紀哲學》，李步樓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3、[愛爾蘭]J•M•凱利著：西方法律思想簡史，王笑紅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德]阿圖爾•考夫曼、溫弗里德•哈斯默爾主編：《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鄭永流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英]韋恩•莫里森：《法理學－從古希臘到後現代》，李桂林等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6、[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上午印書館1963年版。
7、[英]洛克著：《政府論》，葉啟芳等譯，上午印書館1964年版。
8、[法]盧梭著：《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上午印書館2003年修訂第三版。
9、[美]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賀衛方、高鴻鈞等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
10、[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上午印書館1959年版。
11、何勤華：《西方法學史》，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
12、[葡]葉士朋：《歐洲法學史導論》，呂平義、蘇健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3、[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較法總論》，潘漢典、米健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美]艾倫•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李靜冰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5、德卡爾•拉倫茨著：《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16、黃茂榮著：《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7、意彼得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8、周：《羅馬法原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
19、王澤鑒：「民法叢書》系列（《民法總則》、《民法物權1、2》、《債法原理1、2、3》）及《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1－8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張玉敏著：《走過法律》，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1、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編寫：《知識產權縱橫談》，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
22、鄭成思著：《知識產權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
23、鄭成思著：《知識產權法新世紀的若干研究重點》，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4、馮曉青等著：《知識產權法熱點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5、吳漢東等著：《知識產權基本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6、吳漢東等著：《走向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7、古祖雪著：《國際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8、陶鑫良、袁真富著：《知識產權法總論》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
29、德利亞•利普希克著：《著作權與鄰接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0年中譯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
30、韋之著：《著作權法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1、吳漢東等著：《西方諸國著作權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2、曾陳明汝著：《商標法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3、黃暉著：《馳名商標和著名商標的法律保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4、尹新天著：《專利權的保護》，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
35、張曉都著：《專利實質條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6、魏衍亮著：《生物技術的專利保護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4年版。
37、程永順主編：《外觀設計專利保護實物》，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8、李琛著《知識產權片論》，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39、張玉敏主編：《知識產權與市場競爭》，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0、張玉敏主編：《中國歐盟知識產權法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1、張玉敏主編：《知識產權理論與實務》，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2、張耕著：《知識產權民事訴訟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3、張廣良著：《知識產權侵權民事救濟》，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4、沈仁干主編：《數字技術與著作權觀念、規范與實例》，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5、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三庭編：《知識產權經典判例》，知識產權出版社2003年版。
三、博士生：
1、[德]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羅達仁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2、[美]科斯等著：《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新1版。
3、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4、[挪威]斯坦因•U•拉爾森主編：《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6、[英]丹皮爾著：《科學史及其宗教和哲學的關系》，李珩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7、[法]巴特著：《符號學原理》，王東亮等譯，三聯書店1999年版。
8、[英]霍克斯著：《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瞿鐵鵬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9、吳增基等主編：《現代社會學》（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瞿同祖著：《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2003年新1版。
11、費孝通著：《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2、[英]約翰•香德、彼得•斯坦《西方社會的法律價值》，王獻平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13、[英]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鄧正來等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2000年版。
14、[美]昂格爾《現代社會中的法律》，吳玉章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5、[美]弗里德曼著：《法律制度――從社會科學角度觀察》，李瓊英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6、尼爾•麥考密克、奧塔•魏因貝格爾著：《制度法論》，周潔謙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修訂版。
17、[日]川島武宜著：《現代化與法》，王志安等譯，中國政法大學1994年版。
18、[美]波斯納著：《法律的經濟分析》，蔣兆康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
19、[美]波斯納著：《法律與文學》李國慶譯，中國政法大學2002年版。
20、[美]波斯納著：《法理學問題》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1、蘇力著：《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2、[美]霍姆斯著：《普通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3、[英]勞森、拉登著：《財產法》（第二版），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
24、[德]京特•雅科布斯著：《規范•人格體•社會》，馮軍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5、[美]本傑明•卡多佐著：《司法過程性質的分析》，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
26、[美]羅斯科•龐德：《法律史解釋》，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27、[意]朱塞佩•格羅索：《羅馬法史》，黃風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28、[德]弗朗茨•維亞克爾著：《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發展魏觀察重點》，陳愛娥等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
29、謝銘洋著：《指揮財產權之基礎理論》，元照出版公司1997年第2版。
30、[美]勞倫斯•萊斯格著：《思想的未來》，李旭譯，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31、[美]勞倫斯•萊斯格著：《代碼》，李旭等譯，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32、[美]羅伯特•P•墨傑斯等著：《新技術時代的知識產權法》，齊筠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3、[澳]彼得•達沃豪斯、約翰•布雷斯韋特著：《信息封建主義》，劉雪濤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
34、[美]威廉•M•蘭德斯、理查德•A•波斯納著：《知識產權法的經濟結構》，金海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5、李揚等著：《知識產權基礎理論和前沿問題》，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6、金海軍著：《知識產權私權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7、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改立法資料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8、李雨峰著：《槍口下的法律－中國版權史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版。趙元果編著：《中國專利法的孕育與誕生》，知識產權出版社2002年版。
39、左旭初著：《中國商標法律史（近現代部分）》，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
40、李明德著：《美國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1、李響著：《美國版權法：原則、俺案例及材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42、[德]雷炳德著：《著作權法》，張恩民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3、[英]薩莉•斯皮爾伯利著：《媒體法》，周文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44、王太平著：《知識產權法法律原則、理論基礎與具體構造》，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5、李琛著：《論知識產權法的體系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46、吳漢東等著：《無形財產權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7、曹新明著：《中國知識產權法典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48、劉茂林著：《知識產權的經濟分析》，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49、[日]富田徹男著：《市場競爭中的知識產權》，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50、吳漢東：《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51、[美]米勒、戴維斯著：《知識產權法：專利、商標和著作權》（第三版，影印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2、Brad Sherman and Lionel Bently: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the British Experience, 1760-19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53、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rtmouth Publishing, 1996.
54、Ronan Deazley: On the Origin of the Right to Copy, Hart Publishing, 2004.
55、John Feather: Publishing, Piracy and Politics-An Historical Study of Copyright In Britain, 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56、Assafa Endesh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for Non-Instrial Countries, Dartmouth Publishing, 1996.
57、William Cornish: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Four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Ltd,2003.
58、Robert M.Sherwoo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59、Gillian Davies: Copyrigh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Published jointly by VCH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 VCH Publishiners Inc.,1994.
附：
1. 《知識產文叢》系列，鄭成思主編，中國方正出版社。
2. 《中國知識產權評論》系列，劉春田主編，商務印書館。
3. 《北大知識產權評論》系列，鄭勝利主編，法律出版社。
4. 《網路法律評論》系列，張平主編，法律出版社。
5. 《知識產權研究》系列，唐廣良主編，中國方正出版社。
6. 《知識產權法研究》系列，王立民、黃武雙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❼ 中國歷史上的出版思想

出版指通過可大量進行內容復制的媒體實現信息傳播的一種社會活動。是有文字以後發展起來的。古代金文、石刻以及人工抄寫、刻繪書籍，是一定意義上的出版。正式的出版是隨著印刷術的發明，至唐代中葉盛行。現代出版主要指對以圖書、報刊、音像、電子、網路等媒體承載的內容進行編輯、復制（包括印刷、復制等）、發行（或網路傳播）三個方面。
出版一詞，英語為publication，來源於古拉丁語publ-icattus。據考證，出版一詞在中國出現於近代。出版與印刷術的發明密切相關，一般來說，先有印刷術後有出版。所謂版，在中國古代，是指上面刻有文字或圖形以供印刷的木片的稱謂。用雕版印刷的書籍，稱雕版書。中國早在五代時就有刻印板、鏤板，宋代有開板、刻板、雕版（板與版在古代意通）等詞，但未曾出現出版一詞。有的學者認為，出版一詞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從日本傳入的。日本在18世紀50年代已出現了出版一詞。今用出版一詞，通常是指圖書、報紙、期刊、音像、軟體等的編輯（製作）、印刷（復錄）和傳播的統稱。
出版對於社會的推動作用，歸根結底在於出版物積累了人類的科學技術知識和先進的思想，並且加以擴大傳播。人們一經掌握科學技術知識和進步思想，就能使生產力得到提高，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人類社會在有文字之前，人們繼承前人的知識與經驗，主要靠口頭、實物和簡單的符號進行傳授，其傳播的范圍狹小，速度緩慢,而且隨著時間的變化，傳授的內容越來越不準確。有了文字特別是有了出版物以後，知識和經驗就可以擴大和迅速地傳播。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是出版發展的基礎，而出版物的傳播又影響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影響人們的思想意識。在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是建立在唐朝經濟政治發達的基礎之上，而雕版印刷的出現，借出版物來進行傳播,則使人們的知識和社會的信息迅速擴大。唐朝推行科舉制度，社會上讀書之風日盛，對圖書的需求增加，城市的書肆開始刻書售書。當時社會繁榮，詩文勃興。一千多年以來，唐詩一直膾炙人口，是與印刷出版使其代代相傳有著重要的關系。唐朝長安是世界東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經典從西域傳入長安，四鄰各國都有使臣駐於長安，來中國游歷和學習的學子、做生意的商人為數不少。他們帶來異國的文化成果，同時也帶回中國的學術成就，特別是把記載中國先進思想和科技發明的圖書刻本運回本國傳授。隨著佛教的深入，佛經又大加刻印,傳向四方。由於中外僧侶往來，佛學經典也隨同漢文化學術通過圖書刻本大量傳到海外，其中日本、朝鮮等國就受到很大影響。
北宋是中國手工業和商業空前繁榮時期，這個時期中國發明了活版印刷術，學術興盛，各種著作種類繁多，涉及的知識領域廣泛，不僅當時的儒家經典、歷史、地理、天文歷算、農業、工業、醫葯、文學詩詞以及佛經、道經等大量印刷，就是從春秋戰國到隋唐五代的學術著作，也陸續出版。流傳至今具有很高文獻價值的《資治通鑒》和《太平御覽》等巨著，就是北宋時期編就的。北宋學術的繁榮帶動了出版業的發展，而出版業的興旺又促使學術進一步繁榮。那時從城市到鄉村都開設有書院、學館。這與出版業的興起，經典和教本大量印刷,方便傳授，有很大關系。
在西方，活版印刷的發明是在歐洲手工業和商業有了相當發展的基礎上出現的。而活版印刷的出現，知識和信息的傳播，又促進了社會文明水平的提高。活版印刷對當時歐洲宗教的改革和傳播發生過重大作用。馬克思對火葯、指南針、印刷術的發明作了很高評價。他說：「火葯、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葯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杠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 427頁)活版印刷的發明使宗教改革的教義和《聖經》大量印刷，從而使新教的擴大傳播成為可能。隨著航海事業的發展和殖民地的建立，歐洲的文化也通過出版物傳到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地。
新的科學發明、發現和創造，由於活版印刷物大量出版發行，啟示著人們進行深入的探索。在中世紀和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先進科學思想的傳播大大開闊了人們的視野。當時新的科學著作常常遭到神權的野蠻干涉，一些科學家受到教會的監禁和殺害，其著作被視為異端邪說加以焚毀，但是真理終歸是真理，他們的著作受到人們的歡迎，越印越多，越傳越廣，日益促進人類思想的進步。14～16世紀，歐洲的人文主義思想通過出版物的傳播，沖破了神權思想的束縛，為文藝復興掃清了道路。
16～17世紀的歐洲,工業部門出現了許多新技術、新發明和新創造，交通運輸日趨發達，造船技術與航海術有長足進步，科學家對天體運行也有了新的認識。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面的這些發展，得力於活版印刷術的發明。當時，進步的造紙技術與活版印刷術相結合使新的科學著作與信息得到大量傳播。新的科學技術促使社會生產力迅速提高，為工業革命開辟了道路。
代表社會發展的先進思想，經過出版物的傳播，喚起千百萬人為推翻舊制度而進行斗爭。歐洲啟蒙思想家以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為代表，他們的著作廣泛傳播，為推翻封建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礎。狄德羅通過編撰《網路全書》把啟蒙思想家團結在一起，以《網路全書》作為宣傳反對經院哲學、神權統治和封建等級制度的思想工具。他們被稱為「網路全書派」。正是這些先進思想的傳播帶來了急風暴雨式的法國大革命。雄壯的馬賽曲的歌聲通過出版物傳遍全世界，直到今天還鼓舞著人們向舊勢力作斗爭。
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人類徹底解放開辟了新紀元。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共產主義同盟寫了《共產黨宣言》。這個《宣言》廣為出版發行，震撼了全世界。1867年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第一卷問世，隨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系列的著作出版。19世紀後半葉，馬克思主義理論通過出版物的媒介擴大傳播。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闡述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奠定了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
20世紀開始，列寧主義通過出版物影響俄國和整個世界。列寧首先出版報刊和小冊子，宣傳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這些出版物成為團結和指導工人和廣大群眾進行斗爭的武器。1917年俄國爆發革命，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俄國十月革命以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經典作家的著作開始在中國傳播，對中國革命發生了重大影響。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宣傳進步思想的報刊在中國大量創辦。1920年，《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翻譯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特別是在知識青年中廣為傳播，為他們迎接新的革命斗爭作了思想准備。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驅者為革命而呼喊。當時以李大釗等人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思想家，通過創辦刊物，撰寫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鼓動群眾進行斗爭。毛澤東在革命斗爭實踐中，對中國社會進行調查研究，通過出版物宣傳馬克思主義並使之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引導中國革命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出版在世界歷史的各個時期，為積累和介紹科學文化知識作出了貢獻。科學發明都是在前人創造的基礎上實現的，而科學家知識的增進和信息的取得，又主要是通過出版物。出版物具有這樣的特性：把前人的科學技術知識用簡明的方法加以總結歸納，為人們學習、創新提供基礎知識。古往今來，社會的文化教育通常是從圖書學習開始的。圖書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而且可以使人們用最廉價的方法取得生產、生活和科學知識。出版所以能推動科學技術進步，最根本的是由於圖書所凝結的科學技術知識能帶來巨大的社會效果。圖書在溝通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在當今世界市場日益擴展以及出現新的傳播技術的條件下，人們若要系統了解某個國家、某個民族的經濟、政治和科學文化情況，還是需要通過出版物去了解，從眾多的圖書和刊物中獲取資料和信息。出版物是人們不斷取得信息的重要源泉。
近幾十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以出版物為媒介，對工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等的影響不容置疑。中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了迅速提高工農業和科學技術水平，通過出版物的媒介，引進世界上新學科、新技術和新知識是非常必要的,並將取得重大成果。
商業出版活動存在於我國古代出版體系的各個階層，而最具代表的是書坊刻書體系。坊刻以其敏銳的市場
眼光、靈活的經營手法、獨到的讀者服務意識而獨樹一幟，其刻書之繁多、分布地域之廣泛、從業者之眾多、經營手段之多樣，令官刻、私刻難以望其項背，可以說有了書坊刻書才有了我國古代出版業的興盛與繁榮。大量的古代出版史料表明，讀者服務意識貫穿了商業出版的整個經營活動；推銷圖書產品，佔領圖書市場，樹立自身形象，無不以讀者為著力點。分析古代出版商的讀者服務意識，考察古代出版商的經營活動，對正確評價古代出版商的歷史作用和做好今天的讀者服務工作，應是不無益處的。古代出版商的讀者服務意識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滿足讀者文化需求的市場意識了解讀者，從讀者的文化需求出發，決定圖書的選題、出書品種，是歷代出版商的經營思路。書坊刻書通常被認為是「旨在牟利」，牟利的前提是要有讀者購買力的支撐。因此，書坊出書的品種繁多，經史子集、歷書、醫書、類書、陰陽、童蒙讀物、科考用書無所不包，讀者的需求就是出版商的選題。在滿足讀者文化需求的同時，也達到了「射利」的最終目的。
在世紀之交的2000年，著名學者胡道靜先生曾經說過：「我國是一個出版事業飛黃發達的大國，又是印刷術最早發明的大國，是雕版印刷術起源的國家，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創源地。但有一點是奇怪的，就是記載這些創造和記述出版事業蓬勃踴躍情況的材料並不活躍，顯得很不相稱。」因此，編輯史、出版史的研究比較滯後，至今還處在學科建設階段。我國古代以來典籍浩繁，目錄、版本之學和圖書史、印刷史等發展較早，往往含有編輯史、出版史的重要內容，葉德輝的《書林清話》等，很有價值，但還不是編輯出版史的論著。上世紀20年代末，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出版，可稱「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奠基之作」。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國出版界簡史》(楊壽清著)，作者顯然受到近代西方出版思想的影響，在創作意圖上接近出版史的要求，然而內容並不完整，篇幅也較單薄，但作為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中國出版史問世，是有歷史意義的。新中國的人民出版事業在建設初期，出版家張靜廬在出版總署任職，他首先重視出版史研究工作，獨力搜集史料，開創性地編輯、注釋而成的八大冊《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在20世紀50年代陸續出版[3]。該書收集不少重要出版資料，限於當時歷史條件，注重革命進步材料，又由於陸續搜集編輯，出版時間分散，讀者查找不太方便。然而張著開風氣之先，對編輯史、出版史研究的貢獻，功不可沒。
20世紀下半期，新中國的出版事業走過起伏、曲折的發展道路，受到「文革」10年的摧殘和破壞，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出版業又重新走上迅速恢復、不斷壯大和發展的征程。出版界經歷了半個世紀漫長的歷史，蘊藏著一股研究出版理論(包括編輯史、出版史在內)的熱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頒布，是新時期指導出版工作的重要綱領，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和深遠影響，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加強出版、印刷、發行的科研工作，要建立出版發行研究機構等。從編輯史、出版史研究角度來看，就大大地調動了業內有識之士和一部分老出版工作者的積極性，他們紛紛從總結出版歷史經驗、撰寫出版回憶文字入手，進入研究編輯史、出版史的行列。
差不多在此前後，新中國出版事業奠基人之一胡喬木於1984年10月為在大學試辦編輯專業給教育部寫信[5]，從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南開大學設立編輯專業開始，全國陸續有武漢大學、河南大學、南京大學等不少高等學校設置編輯出版專業以及出版研究所，並設置「中國編輯史」或「中國出版史」課程。這些措施，對於聚集專家，推動編輯史、出版史研究和培育人才收到顯著的效果。比如已經有一批出版史的碩士、博士論文，有的還得到正式出版。
目前在全國范圍內，已經初步形成編輯史、出版史的老中青研究力量，涌現出一批優秀的研究、教學和創作人才。這支研究隊伍是由出版業內人士、高等院校教師、研究生和相關科研部門熱心編輯史、出版史的專家學者共同組成的。值得高興的是，這支研究隊伍盡管並不很大，但它的特點是在志同道合、取長補短、團結合作、攜手前進的基礎上形成的，可以說，這是出版界、教育界和學術界有識人士學術研究的基本力量。上世紀最後20年內的主要研究課題與成果，都是與這支研究隊伍學術勤奮、辛勞開拓的努力分不開的。
20世紀80年代是編輯史、出版史研究的活躍時期。1985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1987年新聞出版署黨史資料徵集工作領導小組先後成立，在組織、推動編輯史、出版史以及黨的出版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後在湖南大庸(1989年)、山西太原(1991年)召開過兩次中國近代現代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涉及太平天國出版、清末官書局、基督教在華的出版活動、民國時期的出版、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以及黨領導下的國統區的進步新聞出版，還包括少數民族的出版，出版人物研究等。這些出版史研究的新成果得到交流和討論，有助於出版史研究工作的推動。兩次會議都出版過論文選編。1991年中國出版科研所曾以「我國近現代編輯、出版、發行工作的優良傳統問題」列入科研計劃(被納入新聞出版署科研計劃之內)，成立了課題研究組。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得到出版界與高校編輯出版教育界等的共同參與，並在第七屆全國出版科學討論會上，集中研究、總結和討論了近現代中國出版優良傳統問題，進一步明確了研究出版優良傳統的正確方向、重大意義和根本目的。袁亮在《發揚出版優良傳統，促進出版改革開放》一文中說：「我國近現代出版工作的優良傳統，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涵。從時間上看，經歷了上百年，包括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歷史階段；從空間上看，包含上海、北京等許多地方的出版事業，其中有一批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出版單位，如商務、中華、三聯、開明等出版社；從事業性質上看，既包括進步的出版事業，也包括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革命的出版事業；從出版界的成員來看，不僅包括數以萬計的編輯、出版、發行工作者，也包括一大批為我國文化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的編輯家、出版家，其中有些還同時是政治家、文學家、理論家、科學家、教育家等等；從出版工作的作用上看，不僅對傳播和積累科學文化知識、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質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對我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都發揮了重大作用。我們今天來研究、總結如此豐富的出版優良傳統，其意義是重大的，其難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1992年中國編輯學會成立後，也很關注編輯史、出版史的學術研究。先後在武漢(1993年)、南京(1999年)、溫州(2000年)分別召開過編輯史、出版史的學術研討會。這三次會議參加的學者專家和研究工作者人數比較少，主要是交流研究心得，在溫州會議上則集中回顧了近百年的出版歷程，並對百年出版的分期、百年出版的成就、近現代著名出版家、出版機構的貢獻以及百年出版對當今出版業、出版研究的啟示等，各抒己見，進行交流和討論[9]。在會上有的專家繼續呼籲要加強出版史的研究。可喜的是，由中國出版科研所主持，一部八大卷、400多萬字的《中國出版通史》編撰工作正在進行。這是由教育界、出版界和有關學者專家集體討論、分工編寫的大型出版通史，是中國出版史研究的一項繁重的基本建設工程。啟動編撰出版通史的信息，已經受到日本、韓國等出版研究界的重視。
從以上敘述中，不難看出有組織地開展活動和有領導的集體研究與分工合作的辦法，對於推動編輯出版史研究發揮了很大作用。這里應該提到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全國各省市編寫新方誌的工作，其中包括「出版志」的編纂。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版的有：《上海出版志》、《江蘇出版志》、《江西省出版志》、《陝西省志·出版志》、《安徽省志·出版志》、《河北省出版志》、《山西出版志》、《湖北省志·新聞出版》等。北京出版志編纂委員會從1993年起開始編輯出版《北京出版史志》，分輯出版，至2000年底已出版了16輯。天津、河北、浙江等省市也出版過有關本省市出版史的研究著作。
還應該提到以「中國出版史」命名的四種書：宋原放、李白堅著《中國出版史》(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年版)，吉少甫主編《中國出版簡史》(學林出版社1991年版)，方厚樞著《中國出版史話》(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作為第一部教材、由肖東發主編的《中國編輯出版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上述四種出版史，各有特點。宋、李著作認為，「中國出版史的著述，不只是要忠實地描述若干歷史現象，而是要總結出其中若干帶規律性的東西。」根據這一創作思路，宋、李著作力圖探索出版發展規律，作宏觀式的描述；擺脫書史、印刷史的一般寫法，對史料作了新的編排和處理。吉少甫主編的《中國出版簡史》，是上海學者的集體研究著作，著重論述重要出版史實和出版家的活動，以材料見長，書中的書影、人物等插圖有60多面。方厚樞早在1980年就在《出版工作》(《中國出版》的前身)上連載過《中國出版簡史》，後來修改增訂結集出版時用了《史話》的書名，其實也是一部持論公允的出版通史(下限至1989年)研究著作，附錄《從統計數字看中國的圖書出版》和《中國出版史研究書錄》是一大特色。有日文譯本出版。肖東發主編的高校編輯專業的教材，力圖把編輯史和出版史融為一體，從取材到體例都有一定難度，是具有開拓性的。
上世紀90年代，也是地區出版史研究碩果紛呈的年代。除了有大量的地方出版史料外，還出版了一批革命出版史著作，如《中國共產黨江西出版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嚴帆著《中央革命根據地新聞出版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周天澤、周岩、王仁主編《華中解放區出版事業簡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地區出版史著作有：《西北大區出版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出版史》(重慶出版社1999年版)，李瑞良著《福建出版史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白玉岱著《甘肅出版史略》(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徐學林著《安徽出版史敘論》(安徽美術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值得高興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海峽兩岸出版界來往頻繁，相關資訊和書刊的交流日多。多年研究台灣出版、版權貿易的辛廣偉，有志於撰述台灣出版歷史的專著，在得到台灣出版界多方的協助下，廣搜資料，悉心研究，三年有成，終於寫出了40萬字的《台灣出版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全書比較系統地對台灣近200年來特別是光復以來的圖書、報刊、音像出版和印刷、發行、著作權等方面，作了簡要的論述，並附有書刊、人物和事件等照片。它的出版，無疑填補了研究台灣出版史專著的空白，必將對進一步研究台灣、香港、澳門出版史產生促進作用。
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為代表的館史、社史研究的開展，出現新的面貌。商務、中華是我國近代出版業中歷史最為悠久的「老店」，它們都有編寫自己歷史的傳統，成立了研究編輯小組。1987年商務印書館成立90周年時，陳原主持編輯了《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大事記》。這本大事記在編寫取材和形式上很有創新，突顯了出版與文化的緊密聯系。這一年是中華書局成立75周年，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印了《回憶中華書局》(上、下冊)。中華書局在成立80周年時還出版了紀念論文集《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1992年)和《中華書局收藏現代名人書信手跡》(1992年)。199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周年》，為紀念商務印書館一百周年又出版了《商務印書館一百年(1897～1997)》，選錄京、滬兩地報刊發表的紀念文章118篇，加上未發表的132篇文稿，約50萬字。此外，太原、上海兩地還出版過解放前有影響的如開明書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社史資料，如《開明書店紀事》(王知伊著，1991年版)等。

❽ 求一篇關於著作權或版權的論文，2000字左右，要有參考文獻

試論著作權的繼承
楊唐勇

（ 廣東培正學院 法學系，廣東 廣州 510830）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08（2007）0420

著作權作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近代文化、科學技術發展的產物，歷史不很悠久。當著作權作為一項民事權利受到法律保護以後，著作權繼承也逐漸在各國法律中確立下來了，我國也不例外。由於法律對著作權的保護有許多特殊之處，因而，對有關著作權繼承問題的探討也就顯得很有意義。本文試圖對著作權繼承的理論基礎、特殊性、法律的適用以及實踐中具體操作等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著作權繼承的理論基礎

著作權的繼承是指根據著作權人的合法有效的遺囑、遺贈扶養協議或其它繼承方式，在著作權人死亡時，將其所有的著作權移轉給繼承人享有的一種法律制度。從各國的法學理論和立法實踐來看，著作權通常分為著作人身權和著作財產權兩部分。其中，前者與著作權人人身的存在不可分離，不具有可轉讓性，不可以由其繼承人繼承;對於後者，由於這種財產權利與人身可以分離，具有可轉讓的性質，各國通常在其著作權法和繼承法中明確規定公民死亡後，其生前享有的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利可以依法由其繼承人繼承。因此，在本文論述的著作權繼承的法律關系中，僅僅指著作財產權繼承這部分內容，而不含著作人身權這部分內容。目前，世界上幾乎所有建立了著作權保護制度的國家都承認著作權的繼承製度，並在著作權法中作出了相應的規定。[1]

著作權成為繼承的客體，其理論基礎何在呢？

首先，著作權是一種財產權，具有財產屬性。從著作權客體來看，它是以某種客觀存在的具體形式體現出來的創造性的智力創作成果，即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是作者智力創造性勞動的結晶。由於創作作品的作者付出的勞動通常都不是一般的簡單勞動，而是能創造出較高價值的復雜勞動，這些勞動創造的價值均凝聚在作品之中。因此，作品是一種凝聚了一般人類勞動的勞動產品，必然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它可以在市場上交換、轉讓，和其他知識產品一樣都是一種具有財產價值的無形商品。

其次，著作權作為一種財產權，具有可轉讓性。著作財產權是一種財產權，可以與其主體相分離，從而可以轉讓。對此，我們可以考察一下世界各國有關著作財產權轉移的立法理論。各國對著作財產權的轉移存在著不同的立法理論。大多數國家採納著作權「二元論」的觀點，主張將著作權分成著作財產權和著作人身權兩部分，彼此相互獨立，認為著作人身權不能轉讓，著作財產權可以轉讓，從而可以被繼承。也有一部分國家採納著作權「一元論」的觀點。例如在德國，該國著作權法學者認為著作權是由著作財產權和著作人身權兩部分構成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著作財產權的轉讓，必然涉及著作人身權的轉讓，由於著作人身權是不可轉讓的，因而著作權也就無法轉讓。該理論有礙於版權貿易的發展，於是，學者們又設計了一種「創設轉移」或「創設繼受」的理論，從而使得著作財產權可以轉讓，最終也可以被繼承。可見，無論是採用「二元論」理論的國家還是採用「一元論」理論的國家，其著作權立法或繼承立法都普遍承認著作財產權可以作為繼承的客體。[2]

著作權的財產屬性以及它具有的可轉讓性特點，決定了它可以成為繼承的客體。從民法學的理論來看，在繼承法律關系中，繼承的客體也就是遺產，判斷某一客體能否成為繼承客體，關鍵是看它是否符合遺產通常必須具備的如下特徵：第一，遺產是公民遺留下來的財產，具有財產性。第二，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下來的財產，具有特定的時間性。第三，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下來的個人財產，並且是依法能移轉給他人所有的財產，具有個人專屬性和可流轉性。第四，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下來的個人合法財產，具有合法性。從我們前述分析中知道，著作權的客體符合了遺產必須具備的特徵要求，因而，在遺產的具體范圍上，各國從自己的國情出發，分別作出了相應的具體規定，通常都把著作權中的財產權規定為屬於遺產的范圍，能夠成為繼承的客體。

我國充分借鑒了世界各國繼承立法和著作權立法的經驗，在繼承法和著作權法立法過程中，均明確規定公民享有的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可於公民死亡時由其繼承人繼承；在我國司法審判實踐中，也審結了許多涉及著作權繼承糾紛的案件。例如，馮雛音等八人訴江蘇三毛集團侵犯著作權糾紛案；[3]裴立、劉薔訴山東景陽崗酒廠侵犯美術作品著作權案；[4]……通過對案件的審理，法院均肯定了作者的繼承人依法享有被繼承人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包括對作品的使用權、許可使用權、獲得報酬權等；對著作人身權，繼承人只能給予保護，而沒有繼承權。

二、著作權繼承的特殊性分析

（一）著作權主體的特殊性

著作權的主體是廣泛的，既有自然人，也有法人和其它組織，甚至可能是國家（例如我國）。但是，能作為遺產成為繼承客體的著作權，其主體只能為自然人，這是由繼承法律關系的本質所決定的。因為繼承法律關系，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發生於自然人之間權利與義務的承受關系。法人或者其它組織作為著作權人，發生變更、解散、撤消或終止法律關系時，其著作財產權在法律規定的保護期內由承受其權利義務的法人或者其它組織享有；沒有承受其權利義務的法人或者其它組織的，由國家享有，但這不是繼承。因為法人和其它組織不能成為被繼承人，因而不產生繼承法律關系。只有自然人死亡時，其著作權才能成為該繼承法律關系的客體。由此可見，著作權的可繼承性僅限於作為著作權主體的自然人個人。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在作為著作權主體的自然人死亡後，可以由其法定繼承人或遺囑繼承人繼承。[5]

（二）繼承期限的特殊性

作為繼承客體的著作財產權，各國著作權法普遍規定了一定的保護期限，超過了有效保護期，該著作財產權就終止，這種智力成果也就進入公有領域，成為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該保護期通常包括著作權人的生存期間和死後一定期間。目前，在世界各國的著作權立法和國際著作權立法中，對著作權的法律保護期限，有的國家規定為著作權人終身加死後25年，如波蘭；也有規定為著作權人終身加死後75年的，如德國；還有規定為著作權人終身加死後80年的，如西班牙；甚至還有長達99年的，如象牙海岸；但大多數國家都規定為50年。這決定了繼承人所繼承的被繼承人的著作權也有期限限制，只能限定在著作權人死亡後有效的保護期內。

（三）繼承數額的不完全確定性

著作權作為一種無形財產權，其價值是不確定的。它本身並不具有直接的物質財富，必須經過物化過程才能產生一定的物質財富，通常要通過對作品的使用才可實現其價值。著作權人使用作品的方式有多種多樣：可以是發表作品，從而可獲得稿酬；也可以是許可他人以復制、發行、翻譯、改編、網上傳播等方式使用自己的作品，從而獲得報酬；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新的使用作品的方式還將會不斷出現，這都可能給著作權人帶來財產利益。因此，著作財產權的財產利益在數額上是無法完全確定的。在著作權人死亡後，其繼承人繼承了其著作財產權，他也可以通過類似方式使用該作品，從而獲得報酬。甚至將來出現新的作品使用方式，該繼承人也可使用，只要在著作權保護期內就可以取得收益。由於法律對著作權的保護深及作者死後的幾十年，這就使得被繼承人生前擁有的著作權中的財產利益在數額上是不能完全確定的，因此，繼承人所繼承的著作權在繼承數額上具有不完全確定性。

三、著作權繼承的法律適用與繼承方式

各國著作權法或繼承法都有關於著作權繼承的規定。由於著作權繼承與有形財產權繼承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著作權繼承當然也可以適用各國繼承法中關於繼承的原則規定。[6]不過，由於著作權的特殊性，許多國家並沒有簡單地援引其他單行法或民法一般原則來處理著作權繼承問題，而是在著作權法中對著作權繼承作出專門的、具體的規定。有些國家甚至在著作權法中特別指出民法中關於繼承的某些一般性原則，不能適用於著作權繼承。在這一類著作權法中較典型的，恰恰是在民法典中對繼承的規定最為詳盡的法國和德國。[8]

根據我國《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屬於公民的，公民死亡後，他享有的著作財產權在本法規定的保護期內，依照繼承法的規定轉移。因此，在我國，著作權的繼承有法定繼承、遺囑繼承、遺贈或遺贈扶養協議繼承等方式。繼承開始後，按照法定繼承辦理；有遺囑的，按照遺囑或遺贈辦理；有遺贈扶養協議的，按照協議辦理。當享有繼承權的繼承人為復數時，通常要進行遺產分割，最終使每一個繼承人得到自己的遺產份額，由其單獨行使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能。由於著作財產權與物的所有權不同，因而其分割的方法也有區別。一部著作、一幅畫的著作權是不可能像糧食、布匹等物品那樣按繼承人數分成相等的若干份。因為著作權是無形的，對著作權載體的分割不等於對著作權的分割。如果將一幅畫的載體分割成若干塊，不僅不能分得這幅畫的著作財產權，而且會毀了這副畫的載體，也會毀了這副畫的著作財產權。因為它再也不能以這幅畫的價值進入商品流通領域了。[7]因此，在著作權分割過程中，對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只獲得了權利而沒有取得實際財產利益的那部分，通常要等到實際財產利益實現時，其繼承人才可以通過分割而實際獲得。對處於這種狀態的著作財產權，共同繼承人應該保持一種共同共有關系。但是，繼承人也可以通過將它折作價款歸其中一人所有，而由他向其他共同繼承人支付相當於他人繼承時應分得的同等份額的價值以補償其損失，從而分割遺產。繼承人還可以通過向第三人轉讓全部著作財產權並獲得價款的方式，從而進行實際分割。當然，這只是在一般情況下平均分割著作財產權的辦法，若發生繼承人中有人應多分、少分或不分等特殊情況時，則應按照繼承法的規定區別對待。此外，由於著作財產權價值的不完全確定性，各繼承人可結合著作財產權進行價值評估，以免日後產生更多的糾紛。

參考文獻：

[1]王利民主編，《知識產權法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頁。

[2]參見吳漢東等著，《西方諸國著作權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22頁。

[3]唐德華主編，《知識產權案例實錄與解析精要》，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154頁。

作者簡介：楊唐勇，男，江西泰和縣人，廣東培正學院法學系教師，碩士，研究方向：知識產權。

❾ 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文獻和基本史料有哪些

第一當然就是史書了，中國歷代都有寫史的傳統，比較權威的就是二十四史。
第二就是古物了，古物就是活著的歷史，尤其是一些書畫。
想要深入研究的話，基本就要考古了

❿ 有關中國法制史的外文文獻名稱

科舉 宮崎市定 秋田屋 1946年

法家的實證主義 田中耕太郎 福村書店 1947年

東洋的家與官僚 生活社 東洋文化研究會議 1948年

近世中國宗族研究 牧野巽 日光書院 1948年

中國家族法論 滋賀秀三 弘文堂 1950年

史學指南 宮崎市定(編) 東大東洋史研究室 1951年

中國法制史 仁井田升 岩波書店 1952年

東洋法史要 島田正郎 三和書房 1952年

中國農村家族 仁井田升 東洋文化研究 1952年

中國人家族制度研究 大山彥一 關書院 1952年

元典章索引稿 佐伯富 京大人文科研 1953年

中國族產制度考 清水盛光 岩波書店 1954年

中國社會的法和倫理 仁井田升 弘文堂 1954年遼制之研究 島田正郎 三和書房 1954年

遼通條格 憲台通紀目次索引 東大東洋史研究室 1954年

宋代主要法制史料目錄 東教大亞洲史研究會 1955年

東洋的法的歷史 島田正郎 三和書房 1956年

九品官人法的研究 宮崎市定 東洋史研究會 1956年

舊中國社會的仲間主義和家族制度研究 仁井田升 1957年

元典章索引稿續編 佐伯富 東大人文科研 1959年

中國法制史研究(刑法) 仁井田升 東洋文化研 1959年

元典章索引稿三編 佐伯富 東大人文科研 1959年

中國法制史研究(刑法) 仁井田升 東大出版會 1959年

中國法制史研究(土地法·貿易法) 仁井田升 東大出版會 1960年

秦漢思想研究 日本學術振興會 1960年

古代中國的社會和國家 增淵龍夫 弘文堂 1960年

魏晉時代喪服禮研究 藤川正數 敬文社 1960年

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及構成——二十等爵制的研究 西●定生 東大出版會 1961年

亞洲——歷史和法 島田正郎 啟文社 1962年

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 仁井田升 東大出版會 1962年

秦漢政治制度研究 鐮倉重雄 日本學術振興會 1962年

中國的法和政治(中國法的歷史·現狀和理論) 福島正夫 日本評論社 1963年

中國法制史考證 內藤乾吉 有斐閣 1963年

中國法制史研究(法和習慣·法和道德) 仁井田升 東大出版會 1964年

現代亞洲的革命和法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論文集2 勁草書房 1966年

中國的風俗和法思想 增田福太郎 三和書房 1966年

中國古典與國際法 入江啟四郎 成文堂 1966年

唐王朝的賤人制度 浜口重國 東洋史研究會 1966年

中國土地文書研究 天海謙三郎 勁草書 1966年

前近代亞洲的法和社會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論文集1 勁草書房 1967年

中國的法和社會的歷史 仁井田升 岩波書店 1967年

中國家族法原理 滋賀秀三 創文社 1967年

唐代政治制度研究 築山治三郎 創元社 1967年

六典所揭開元職員一覽表 池田溫 編者油印 1967年

皇明制書 山根幸夫解題 古典研究會 1967年

清國行政法索引 山根幸夫編 大安 1967年

支那法制史論叢 桑原騭藏 岩波書店 1968年

東洋法制史(序論·本論) 廣池千九郎 廣池學園出版部 1968年

中國思想史 山島●馬 創文社 1968年

韓非子的語言——唯物的法治主義國家論 近藤廉信 黎明書房 1968年

中國古代的家族和國家 守屋美都雄 東洋史研究會 1968年

漢代禮學研究 藤川已數 風間書房 1968年唐宋法律文書研究 仁井田升 大安 1968年

以律令為中心的日中關系的研究 曾我郭靜雄 吉川弘文館 1968年

中國經濟史研究——均田制度篇 西村元佑 東洋史研究會 1968年

慶元條法事類 長澤規矩也解題 古典研究會 1968年

明代土地制度研究 清水泰次 大安 1968年

東亞政治史研究 衛藤沈吉 東大出版會 1968年

宋代科舉制度研究 荒木敏一 東大東洋史研究會 1969年

御制大浩人名索引 明代史研究會編 1969年

東洋法史 島田正郎 明好社 1970年

日本法和亞洲 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論文集3 1970年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小倉芳彥 青木書店 1970年

中國古代喪服的基礎研究 谷田孝之 風間書房 1970年

金律之研究 葉潛昭 著者刊 東大出版會 1970年

中國律令史研究 曾我郭靜雄 吉川弘文館 1971年

魏晉百官世系表(改訂) 矢野主稅 長崎大學史學會 1971年

中國政法思想和社會政策研究文獻目錄(1) 東一夫·吉田寅編 中國政治思想和社會政策研究會 1971年

日本中國古代研究(神判·誓盟的研究) 白鳥清 柏書房 1972年

大唐開元社(附大唐郊祀錄) 池田溫解說古典研究會 蒙古書院 1972年

中國法制史概要 布施彌賓士 八千代出版 1973年

東西自然法思想 增田福太郎 佐野書房 1973年

法思想史論考——亞洲法制思想 增田福太郎 佐野書房 1973年

唐代租稅研究 吉田虎雄 汲古書院 1973年

遼制研究 島田正郎 汲古書院 1973年

清代刑法研究 中村茂夫 東大出版會 1973年

清代契約文書(書簡文類集) 山根率夫解題 汲古書院 1973年

中國刑法史研究 西田太郎 岩波書店 1974年

唐代租庸調研究Ⅰ、Ⅱ、Ⅲ 日野開三郎 著者刊 1974年 1975年 1977年

東洋學研究——居延漢簡篇 森鹿三 同朋舍 1975年

均田制研究 掘敏一 岩波書店 1975年

清代重要官職研究 ●木野宣 風間書房 1975年

中國土地契約文書集(金～清) 東洋文庫、明代史研究室編 東洋文庫 1975年

中國古代的國家 貝●茂樹 中央公論社 1976年

中國村落度的歷史研究 松本善海 岩波書店 1977年

遼代官制研究 島田正郎 創文社 1979年

中國法制史料第1輯(4冊) 島田正郎 鼎文書局(台北) 1979年

中國古代刑法研究 熊林實 著者刊 1971年

中國古代的家和國家——皇帝統治下的秩序構造 尾此勇 岩有書店 1979年

木簡 大庭修 學生社 1979年

中國律令制及其展開——對周邊諸的影響唐代史研究會編 1979年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概觀·錄文 池田溫 東大出版會 1979年

元代勾當官體系研究 牧野修二 大明堂 1979年

元典章年代索引 植松正編 同朋舍 1980年

法家思想源統 大●伴鹿 三信圖書

中國封建國家的統治構造(明清賦役制度史研究) 川騰守 東大出版會 1980年

清末近代法典的編纂(東洋法史論集第三) 島田正郎 創文社 1980年

均田、租庸調制度研究 鈴木俊 刀水書房 1980年

補訂中國法制史研究(——刑法——土地法·貿易奴——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法和習慣·法和道德) 仁井田升 東大出版會 1980年

中國歷代職官辭典 日中民族科學研究所編 國書刊行會 1980年

明代蒙古史研究 ●原淳平 同朋友 1980年

中國的現代化和法 加藤—郎編 東大出版會 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