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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我們是千年文明古國,什麼文明

華夏文明指華夏族所創造的文明。華夏也稱「華」、「諸華」，又稱「夏」或「諸夏」。「華夏」一詞最早見於《尚書·周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意思是說無論是中原地區的民族，還是邊遠地區的民族，都對周武王表示順從。其中的「華夏」是指漢族的前身。
依據中國歷史大系表順序和古籍記載，華夏文明經歷了有巢氏[1]、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炎帝）[2]、黃帝（軒轅氏）[2]、堯、舜、禹等時代[3]。後來的炎帝和黃帝為共主，華夏先民在黃河流域留下眾多的文明遺址。
華夏文明以禮樂為制度、易經八卦、丹書朱文、上古漢語為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歷史上一脈相傳。
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國」。
"華夏文明"中的"華夏」一詞最早見於《尚書·周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釋詁》雲：「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5]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孔穎達注曰：「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梅頤《偽孔傳》：「冕服采裝曰華，大國曰夏」，「華夏」一詞的本義即是：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可見，華夏是以服飾華采之美為華；以疆界廣闊與文化繁榮、禮儀道德興盛為夏。從字義上來講，「華」字有美麗的含義，「夏」字有盛大的意義，「華夏」本義即有文明的含義。華夏二字在現實中的實體展示就是服飾、禮儀、經典。華夏文明是炎黃血統、詩書禮儀文化和中華疆界統合在一起的實體。
文明思想
華夏文明的思想核心是神道設教、禮樂教化，嚴華夷之辨，推崇仁義禮智信。易學是中華文明博大精深的根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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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始祖
「華夏」，一般作為代稱中國，依據中國歷史大系表順序和古籍記載，華夏文明經歷了：有巢氏[1]、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炎帝）[2]、黃帝（軒轅氏）[2]、堯、舜、禹等時代[3]。後來炎帝和黃帝為共主，相傳在大約五千年前，以河南為中心的黃河流域中下游一帶的華山與夏水之間分布著許多部落，比較重要的有後來的炎帝部落和黃帝部落等。炎、黃兩部落融合成的「華夏」，即為「炎黃子孫」。據《史記·五帝本紀》載，五帝中的首位是黃帝，後來的人稱黃帝為華夏的始祖。黃帝之後，最著名的有唐堯、虞舜、夏禹等人。禹系夏後氏部落之領袖，姒姓，又稱夏禹、神禹、夏後禹、大禹。夏後大禹治水有功，取代了舜的共主地位，登基為天子，夏朝成立了中國的第一個文明王朝。[7]
「中華」一詞最早使用是用在天文方面，「東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天文經星·中宮》）華夏、中國、中華，如今指的是我國全境，這三個詞，不僅是地理層面的，更深一層的價值在文化沉積方面。[8]
在周朝時，凡遵周禮、守禮義之諸侯，稱為華人、夏人，通稱為諸華、諸夏[9]。古籍中將「華」、「夏」作為中原，「夷」與「裔」作為四方。華夏又稱中華、中夏、中土、中國。周朝時，依據《周禮》，華夏是以六輅祭祀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五方上帝分別是：東方青帝太昊伏羲、南方炎帝、中央黃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顓頊。
華與夏曾相互通用，兩字同義反復，華即是夏。「中華」又稱「中夏」。如《左傳》定公十年載孔子語雲：「裔不謀夏，夷不亂華。」這里的「華」亦即「夏」。孔子視「夏」與「華」為同義詞。華與夏二字在甲骨文中的地位非常崇高。
「華夏」一詞（華與夏的合稱）最早見於《尚書·周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釋詁》雲：「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左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孔穎達注曰：「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10]「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梅頤《偽孔傳》：「冕服采裝曰華，大國曰夏。」此即「華夏」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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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文化漢服
可見，華夏（漢族）是以服飾華采之美為華；以疆界廣闊與文化繁榮、禮儀道德興盛為夏。從字義上來講，「華」字有美麗的含義，「夏」字有盛大的意義，「華夏」本義即有文明的含義。華夏二字在現實中的實體展示就是服飾、禮儀、經典。華夏文明是炎黃血統、詩書禮儀文化和中華疆界統合在一起的實體。[11]
文明起源
華夏文明源自大地灣文化、裴李崗文化、龍山文化、仰韶文化，華夏族父系Y染色體主體是O3及其支系,母系線粒體單倍群主要為M7c、F 和B4含其他支系。母系線粒體單倍群主要為M7c、F 和B4。六千年前，華夏學會了種植小米的農業技術。糧食漸漸充足，不再像游牧民族那樣缺乏食物，使得華夏部落的人口很快的增長。於是華夏部落開始為生存空間而擴張，向四方的其它民族掠奪土地，土地的爭奪也發生在華戎之間。但是對華夏更有吸引力的是東方適於農作的肥沃土地。[12]據現有的考古發現資料與研究表明，5800年至5300年前，中國大地上的文明燦若星斗[13]。良渚古國遺失後，中原漸成史前東方文明中心[13]。
根據史書記載，華夏部落是黃河流域（河南一帶）的最早居民，華夏先民早在8000年前就在黃河流域建立了大地灣文化（甘肅天水一帶）和裴李崗文化（河南新鄭一帶）。又於7000年—5000年前在北到長城沿線及河套地區，南達鄂西北，東至豫東一帶，西到甘、青接壤地帶建立了仰韶文化。再於距今約4600-4000年在分布於黃河中下游的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省地區建立龍山文化。距今5300年前後，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14]。
關於華夏文明（古代中原地區居民創造的文明）的起源時間，西方學者根據他們的標准一直認為是3000年前，中國學者雖然存有異議，但一直無法證明這一觀點的錯誤。紅山文物的最新研究結果和關於文明標準的定義，可以證明中華文明起源於8000年前。[15]按照西方對文明起源的定義，中華文明發源於3000年前。而紅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使得我們對於中華文明的起源有一個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的起源應前推5000年，應是8000年前。[15]中華文明起源時間前推5000年，不應以青銅器為標准。[15]據「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發現表明，盡管中華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發展過程由於地理的原因處在東亞地區，是相對獨立、自己摸索向前發展的，但是在「古國時代」的晚期，中華文明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和其他外來文明有了接觸[14]。「良渚文化」實證了中華文明五千年，良渚距今約5300~4300年，大體與古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哈拉帕文明同處一個時代[16]。
華夏先民分為大大小小許多個部落，活躍於黃河中下游。其中比較著名的首領有燧人氏、太昊（伏羲）、少昊（白帝）、顓頊（黑帝）、黃帝、炎帝（赤帝）、帝嚳（高辛氏）、有巢氏、祝融、伯益、舜帝、堯帝。其中炎帝和黃帝為共主。華夏在黃河流域留下眾多的文明遺址。

Ⅱ 中國歷史各朝代的軍事特色 越詳細越好,允許粘貼

軍事資料各朝代兵制（很全了）

夏商西周兵制

夏朝是中國階級社會的開端，國家及其軍隊從此產生，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軍事制度也隨之出現。經商至西周，奴隸社會的軍事制度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夏朝的軍事制度這一時期史料缺乏。據《尚書□甘誓》記載，夏王控制軍隊，其下有「六事之人」，可能表明夏王轄有分工不同的人員。這時已有戰車，車上的成員區分為左、右、御。對作戰人員還有獎懲規定。可見，隨著國家及其軍隊的產生，出現了組織和管理軍隊的一些制度。

商朝的軍事制度在甲骨卜辭中有較多的記載。如方出，王自征「(《柏根氏舊藏甲骨卜辭》□25)、「王自徵人方」(《殷契粹編》□1185)等卜辭表明，商王是最高軍事統帥，有時親自出征。王室婦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婦好、婦姘，也曾率軍出征。高級軍事領導職務由貴族大臣和方國首領擔任，他們平時治民，戰時領兵。甲骨文中常有「亞」、「馬」、「射」、「戍」等名號出現，可能表明當時軍隊成員已有不同的職守。士卒由貴族和平民充當，平時要練習射、御；並以田獵的形式進行演習。「王登人五千征土方」(《殷虛書契後編》上□31□5)等卜辭說明，戰時常根據需要進行「登人」(徵兵)，一次徵發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過1萬人的。奴隸多擔任雜役。

商朝除王室擁有強大的軍隊外，各宗族或各方國也都掌握相當數量的軍隊。「王其令五族戍臿」(《殷契粹編》□1149)、「令多子族從犬侯寇周，葉王事」(《殷虛書契續編》□5□2□2)等卜辭表明，這些宗族或方國的軍隊須聽從商王的調遣。

商朝軍隊有步卒和車兵，作戰方式以車戰為主。戰車一般由兩匹馬駕挽，車上有甲士3人，居中者駕車，居左者持弓，居右者執戈。車下隨行徒若幹人。甲骨文中也曾出現過「步伐」的記載，可能表明當時有獨立的步兵隊伍。「王作三師右中左」(《殷契粹編》□597)等卜辭說明，當時軍隊的最大編制單位可能是師。「登百射」(《甲骨文合集》□5760)、「左右中人三百」(《殷虛書契前編》□3□31□2)、「王令三百射」(《殷虛文字乙編》□4615)等卜辭說明，當時軍隊的組織可能以100人為基層單位，300人為中級單位，並有右、中、左的區分。

商朝軍隊的武器裝具，據考古發掘和甲骨文記載，主要有戰車、弓、箭、戈、矛、刀、斧、鉞、干盾、矢鏃、頭盔、甲胄等，其中戈、矛、刀、斧、矢鏃、頭盔等是用青銅鑄造的。河南安陽侯家莊1004號商王陵墓內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矛，每捆10個，說明商朝對於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制度(見圖)。

西周的軍事制度在沿襲商制的基礎上又有很大發展。周初，王室強大，「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軍權集中於周天子手中。其下有「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尚書□牧誓》)等官職，仍不分文武。各諸侯國及一些貴族大臣也都有自己的軍隊，但一般須聽從周天子調遣。西周晚期，王室衰微，遇有戰事則往往倚重一些諸侯國和貴族大臣的軍隊。

西周軍隊的士卒均由「國人」(都城及其周圍的奴隸主和平民)充當，奴隸只能隨軍服雜役。金文中有「西六師」、「成周八師」、「殷八師」的記載(《禹鼎》、《舀壺》)，表明西周軍隊的最大編制單位是師。但是，《周禮□夏官》稱:「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在金文和其他古籍中則未見有此類記載，據以推斷，西周軍隊中可能不存在軍的建制，也難於有這樣規整的組織體系。

西周軍隊的主要兵種是車兵。戰車一般由4匹馬駕挽。車上有甲士3人，隨車有徒卒，一般12人，車馳卒奔，簇擁前進。兵器仍用青銅製造，但比商朝有較大發展。出現了兼備戈、矛功能的戟和可刺可斬，便於近戰的短劍。甲胄、干盾用皮革製成，綴以青銅泡，更為輕便，並增強了防護力。戰馬也裝備了護甲。還規定有戰前檢查武器裝備的措施。戰斗中已採用旌旗金鼓指揮，要求行列整齊，攻伐協調，進退一致。注意了不輕易殺降和擄掠。這些制度的建立和實施，不僅對西周建立強大軍事力量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對後世的軍事制度也具有深遠影響。

春秋兵制

中國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奴隸制逐漸解體，封建制逐漸興起，軍事制度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

隨著周王室的衰弱和一些諸侯、卿大夫勢力的增強，「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逐漸變為「自諸侯出」和「自大夫出」(《論語□季氏》)。較大的戰爭幾乎都由諸候國的軍隊承擔。幾個諸侯大國相繼成為中原的霸主，代天子發號施令。

諸侯國的軍隊主要由公室軍隊、世族軍隊組成。公室軍隊多建於西周諸侯受封立國時。主要成員是「國人」中的士和農。士以習武打仗為主要職事，作戰時充任甲士；農即庶人，除老弱殘疾者外，所有成年男子都須接受軍事訓練，三季務農，一季講武，每隔三年進行一次大演習。遇有戰事，要隨時聽從調發，充任徒卒(步兵)，役期依戰事的長短而定。奴隸一般沒有充任甲士和徒卒的資格，只能隨軍服雜役。這時，卿大夫的勢力迅速發展，他們也仿照國都的制度在自己的封邑上，設置軍隊，即世族軍隊，其從軍人員也以封邑及其周圍的士和農為主。此外，某些較大的城邑還有「邑甲」，有的屬於國君，有的屬於卿大夫，是公室軍隊與世族軍隊的補充。

作戰方式以車戰為主，車兵是主要兵種。各諸侯國兵力的強弱，往往以戰車(見中國古代戰車)的多少衡量。前期，諸侯國一般不超過1000乘，所謂「千乘之國」；卿大夫一般不超過100乘，所謂「百乘之家」。後期，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晉國和楚國已各達到5000～6000乘，齊國和秦國也各有2000～3000乘，還出現了擁有近1000乘的卿大夫。每輛戰車多由4匹馬駕挽，一般配有甲士10人(包括車上3人)，徒卒20人。春秋中期以後，各諸侯國隨車徒卒有不同數量的增加。有的諸侯國及邊陲少數民族國家，還建立了獨立於戰車之外的步兵。公元前719年，魯、宋、陳、蔡、衛等國伐鄭，「敗鄭徒兵」(《左傳□隱公四年》)，這是中原諸侯國使用步兵的最早記錄。公元前541年，晉軍與狄人交戰，因狄人用步兵，晉將魏舒「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左傳□昭公元年》)，即臨時拆散車兵建制，將五乘戰車上的甲士改編為步兵三伍，這是中原諸侯國改車兵為步兵的一個典型事例。南方的楚、吳、越等國已建有一定規模的舟師，多用於內河、湖上，有時也出海作戰。

各諸侯國軍隊的組織編制不盡相同。據《國語□齊語》記載，齊國管仲改革時規定：齊軍五人為一伍，十伍(50人)為一小戎，四小戎(200人)為一卒，十卒(2000人)為一旅，五旅(1萬人)為一軍。據《左傳》記載，晉軍有伍、兩、卒、旅、師、軍的建制。楚軍的車兵有「廣」，晉軍和鄭軍的車兵有「偏」等不同的編制。軍隊的糧草物資供給，平時由「司馬」負責，戰時士卒通常須隨身攜帶數天的口糧，稱為「裹糧」，並有隨行車輛以備補充。到達某城邑或諸侯國時，則由該城邑或東道國供給。

春秋中期以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制度的演變，軍事制度進一步發生變化。主要表現在：晉、魯、鄭、楚等國先後在改革田制的基礎上，「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賦」、「量入修賦」等(《左傳》僖公十五年、成公元年、昭公四年、襄公二十五年)，擴大兵役和軍賦的來源；允許奴隸從軍和充當甲士，「國人」從軍的制度逐漸向郡縣徵兵制演變；車兵的地位逐漸下降，步兵的地位逐漸上升；軍權向集權方向發展，文武開始分職等。但是這些變化，有的僅開始，有的僅表現出某種先兆，軍事制度的重大變革是在戰國時代完成的。

戰國兵制

中國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前221)，封建經濟迅速發展，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各諸侯國的君主競相變法圖強，攻伐爭雄，軍事制度也隨之發生重大變革。

各諸侯國建立了統一的軍隊，國君掌握軍隊的徵調大權，實行憑「虎符」發兵的制度。「虎符」符身虎形，一般為銅制，分兩半，有銘文。戰國時期秦國國君頒發給杜縣(今陝西省西安市郊)的「虎符」上刻的銘文規定：右半在君，左半在杜，凡徵發兵甲50人以上，必須與君符會合。但有烽火報警，也可「毋會」君符而採取行動。國君之下，始設將軍(楚國稱上柱國)等專職武官，文武已明顯分職。

各諸侯國主要實行郡縣徵兵制，農民是主要的徵集對象。郡守和縣令有權徵集本郡、縣適齡男子入伍，並可率領他們出征。男子16或17歲「傅籍」(或稱「傅」)，即進行登記，然後，根據國家需要隨時應徵入伍，直到60歲才能免徵。據《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墓主17歲「傅籍」，第二年入伍參戰，戰爭結束返回故里，後又再次應徵入伍。除徵兵制外，各國還兼行募兵制。招募之兵，經過嚴格的考選，多充軍隊的骨乾和國君的衛隊。如魏國考選「武卒」，要求能「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荀子□議兵》)。齊國的「技擊」、秦國的「銳士」等，也是以較嚴格的考選辦法招募的。凡中選者，都要進行長期的專門訓練，並享受比較優厚的待遇。

步兵是主要兵種，騎兵和舟師發展也很迅速，車兵地位下降。步兵通稱為「帶甲」。《戰國策》等文獻有「帶甲數十萬」、「帶甲百萬」的記載，說明步兵的規模甚為龐大。騎兵有較大發展，出現了「騎萬匹」之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是中原諸侯國改革舊制，發展騎兵的典型事例。舟師較為發達的有楚國等。秦國舟師的規模也很可觀，《史記》記載，秦「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

軍隊組織往往和居民組織相結合。郡、縣居民多是五家為伍，十家為什，即「伍什之制」。伍什之上，秦有里、鄉，三晉有連、閭。軍隊的組織與之相應。《商君書□境內》記載，秦軍以五人為一伍，十人為一什，五十人設屯長，百人設百將，五百人設五百主。《尉繚子□伍制令》記載，魏軍在伍什之上，五十人為一屬，百人為一閭。

兵器中，劍、戟、刀、矛、匕首等鋒利的鋼鐵兵器迅速發展，強弓利弩大量使用。各諸侯國普遍建立了掌管武器製造的「府庫」(即武庫)，有的還負責檢查武器的質量和上報的數量。各諸侯國都注重獎勵軍功，建立了軍功制度。例如，秦國商鞅變法時，訂有20等「軍功爵制」，規定臨戰者不論出身貴*，只要殺了敵人就可晉升爵位；反之，如果沒有戰功，貴族也不能晉爵。

戰國時代軍事制度的變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生產關系變革、戰爭規模擴大以及兵器質量提高等多種因素造成的。這種變化，不僅適應了新興地主階級的需要，也為秦、漢軍事制度的建立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寫作資料大全[全是轉載] 第三十五章

秦漢兵制

秦朝(公元前221～前206)，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其軍事制度是在戰國時期秦國商鞅變法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漢承秦制，又有了新發展。

軍隊的體制秦、漢為鞏固和加強中央集權，建立了全國統一的軍隊，並置於皇帝的嚴格控制之下。負責全國軍事行政的官吏，秦為國尉，漢為太尉，漢武帝時改稱大司馬。戰時臨時任命將軍統兵，秦有上將軍和前、後、左、右諸將軍；漢地位最高的為大將軍，其下依次有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諸將軍。將軍出征時常置幕府，作為參謀機構。在郡、縣分置郡尉、縣尉，協助郡守、縣令掌管軍事。東漢末，設州牧，是州郡最高行政與軍事長官。

軍隊可分為京師兵、地方兵和邊兵三部分。京師兵主要由郎官、衛士和守衛京師的屯兵組成。郎官由郎中令統領，衛士由衛尉統領，負責宮廷內外的警衛。負責守衛京城的屯兵由中尉統領。漢朝的京師兵主要有南軍和北軍。中尉所領的屯兵駐於未央宮北，稱北軍；與之相對，由衛尉統領的稱南軍。南軍士兵大多調自內郡，北軍士兵主要調自京輔，均是一年一輪換。武帝時對京師兵作了較大改革，主要是精簡南軍，加強北軍。南軍原有2萬人，減去一半。北軍屯兵，除中壘外，又增置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共為八校，分屯於長安城中及其附近，平時守衛京師，由皇帝派員監領，戰時以一部或全部隨將軍出征。同時，將中尉改稱為執金吾，不領北軍，只司御前先導和京城巡察。此外，改郎中令為光祿勛，擴大郎官員額，增置期門、羽林等軍。東漢時，京師兵沿襲西漢而略有裁並，將北軍八校合為五營，置北軍中候監領，末期多由宦官統領。

地方兵置於郡、縣，一般由郡、縣尉(亦稱都尉)協助郡守或縣令統率，平時維持地方治安，戰時聽中央調遣。徵調地方兵，需以皇帝「虎符」為憑。西漢曾一度行分封制，分封的王國與侯國各自都有軍隊，王國之兵由中尉統領，侯國之兵隸屬於郡。東漢光武帝時，為加強中央集權，罷郡國都尉，後又下詔罷地方兵。從此，遇有戰爭，常派京師兵出征，或根據需要臨時從州郡招募或徵發。

邊兵主要負責邊郡戍守，由邊郡郡守統領，下轄都尉和部都尉。為充實邊防，漢曾大量移民實邊，並行屯田，武帝時始行軍屯，屯田卒最多時達數十萬，是邊兵的重要組成部分。東漢時，邊兵制度遭到破壞，又以設置營、塢的辦法，屯兵備御。

軍隊有材官(步兵)、騎士(騎兵)、樓船(水兵)、輕車(車兵)等兵種。大抵平原諸郡多編練騎士、輕車，山地諸郡多編練材官，沿江、海諸郡多編練樓船。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兵馬俑，正是步、騎、車等兵種混合編隊龐大陣勢的生動展現。至漢朝，車兵逐漸被淘汰。漢朝軍隊的編制，據《後漢書□百官》記載，「大將軍營五部」，部由校尉統領，「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但據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和居延地區出土的漢簡，部分左、右部或前、後部，曲分左、右曲或前、後曲，部、曲之下還有官(分左、右官)、隊(分前、後隊)、什伍等。上述文獻與文物，對漢朝軍隊中、下級組織的不同記載，很可能是不同地區或軍隊存在著不盡相同的編制。

兵役制度秦朝沿襲戰國時的郡縣徵兵制。從《睡虎地秦墓竹簡》所記的情況看，男子17歲「傅籍」，以後根據戰爭需要，隨時可徵集入伍，到60歲才能免役。漢朝的兵役制度，曾有幾次變更。據《漢書》記載，男子20歲傅籍，此後每年服勞役一月，稱「更卒」。23歲以後開始服兵役，役期一般為2年，一年在本郡、縣服役，稱為「正卒」，另一年到邊郡戍守或到京師守衛，稱為「戍卒」或「衛士」。還有一種意見，認為這2年兵役統稱為「正卒」。如遇戰爭需要，還須隨時應徵入伍，至56歲才能免役。秦、漢還常謫發已科罪犯或徒隸等為兵，稱為「謫戍」。西漢除實行徵兵制外，還實行募兵制，武帝所置的八校，主要是招募而來。東漢罷郡國兵後，徵兵制漸衰，於是也依賴招募。末年，州郡官通過募兵，培植自己的勢力，從而釀成群雄割據的局面。

軍事訓練制度秦朝的軍訓制度較為嚴格。秦律規定，射手發弩不中，御手不會駕車，騎士和馬匹課試最劣者均要受罰，有關督訓官吏及負責選募者也要受罰。西漢軍隊除演練射御、騎馳、戰陣之外，每年秋季都進行教閱，又稱「都試」，並按成積優劣進行獎懲。邊郡則常有太守「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漢舊儀》)，這種訓練帶有實戰演習的性質。

軍需供給軍隊的武器、鎧甲、糧食、馬匹，均由國家統一提供。國家設有專門的武庫。漢朝設考工令負責兵器的製作，設武庫令負責兵器的貯備、管理。有的郡國也設有工官、鐵官，負責製作器械，並將它們輸入京師。長安城中的武庫是國家最大的貯藏兵器的中心。秦、漢時，鎧甲已經制式化，均用金屬製成，式樣因兵種及職位不同而有所區別。秦朝在京城設有太倉，在滎陽建有敖倉，貯備了大批糧食，戰時有專官負責補給。漢朝還*屯田解決軍糧的補給。秦、漢時大量使用騎兵，馬政成為國之大政。秦朝制訂了《廄苑律》等，對馬匹的放牧、調教、管理均有規定。漢朝在獎勵民間養馬的同時，在北邊、西邊均置苑養馬。景帝時有苑36所，官奴婢3萬人，養馬30萬匹；武帝時官馬達到40餘萬匹，為騎兵的發展和對匈奴作戰創造了條件。

秦、漢時期，軍隊統一，軍權高度集中，軍隊的指揮和管理體制嚴密，兵役制度也較為完善，漢朝大量屯田，為鞏固邊防和保障軍隊供給提供了條件，這些對於中國封建社會軍事制度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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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china 的這個稱呼的來歷

歐洲一些國家稱中國為「China」、「Chine」是源於
「秦」（Chin）。英文「瓷器」（china）一詞則是由
「China」一詞派生來的，而不是「China」是從「c
hina」派生的。說Chinese是「瓷人」完全是無中生
有，挑撥離間。隨便問問你身邊的美國人或英國人就會得出答案。

Chinese硬譯是「秦人」。就像早先的華人自稱「唐人」，
絕不會有人說這其實是蔑稱「糖人」。歐洲從羅馬帝國時就知道
中國，那時中國是「大秦」。俄國知道中國比較晚，那時已經是
北宋。但和他們更臨近的是遼。所以他們稱中國「契丹」。把自
己稱作「瓷人」的中國人是自取其辱，把中國人稱作「瓷人」的
外國人是別有用心。問問任何一個說英語的人就知道，「瓷人」
在英語里叫「china dolls」。真正罵人的話是「C
hina－man」。聽見別人這么稱你再抗議不遲。至於稱我
們「秦人」，雖然使巫婆、任丁他們顯得更「正宗」，但沒什麼
不好。秦帝國畢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皇朝，當時世
界上最強盛國家。如果歐洲也是和俄國人一樣到了北宋才知道有
個中國，管咱們叫「宋人」，那才真叫人氣得肝兒疼。

至於字尾，加州人、德州人這些「外來戶」倒是「an」結尾了，
也不知為什麼當年參與美利堅立國的「Marylander」、
「New Yorker」、「New Englander」
就楞把好名都留給他們了。就連當年最被歧視非洲人，也得了「
African」的好名字，實在是顛倒了耶！
詞語作為表達思想的載體，常常被打上時代的烙印、留有
歷史變遷的痕跡，「支那」一詞的稱呼也是一樣。據考證，「
支那」原是「Cina」〔d�in�〕的音譯，是古代印度對古代中
國的稱呼，最早出現在梵文佛經中。梵文Cina進入不同的語言
中，其讀音變化不大，譯音是「China」、「支那」、「脂那」、
「至那」或「震旦」。根據對Cina的來源的不同看法，其原始
含意也不相同。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有四種：1．認為Cina在梵
文中表示中國「絲」。古代印度人、波斯人、古希臘人，都用
中國絲（梵文Cina）指稱中國；2．認為Cina是秦國的「秦」的
梵文譯音，Cina的梵文含義是「秦國」，是古代印度人對秦漢
時期的中國的稱呼；3．認為Cina在梵文中有「偏僻遙遠」的意
思；4．認為Cina指羌族。

梵文Cina在印度出現後，向西方傳播，經由中亞到歐洲，
進入英語，逐步演變為今天英語中的「China」。羅馬傳教士衛
匡國在1655年最早提出China是秦國的「秦」的譯音。在China
一詞出現前，歐洲對中國的稱呼基本上都來自Cina〔d�in�〕
的讀音，只是根據不同的語言稍有差異。梵文Cina向東方傳播，
進入中國和日本，譯音為「支那」、「脂那」、「震旦」等。
梵文Cina進入古代中國後，古代一般把梵文Cina音譯為「震旦
」，但Cina（震旦）是外國人（最初是印度人）對古代中國的
稱呼，中國人一般不這樣使用。

作為一衣帶水的近鄰，日本與中國自古有密切交往，日本
人使用漢字有近兩千年的歷史。受以唐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
影響極深，日本在中世之前隨著中國王朝的更迭，對中國的稱
呼主要有「唐國」、「大宋」、「大明」、「清國」等。

Cina進入日本後，大多數音譯為「支那」。日本辭書《廣
辭苑》解，「支那」，「外國人對中國的稱呼（源於『秦』的
轉訛），初出現於印度佛典」。在日本，「從江戶時代（公元
1603—1867年）中期以後曾使用過。」到19世紀中期之前，日
本人用「支那」指稱中國與「唐國」、「清國」等無意義上的
差別，沒有特別的政治含意。中日甲午戰爭前，日本在1888年
印刷的日軍必讀的《宇內混同秘策》一書中用「支那」指稱中
國，並以輕蔑的態度對待中國人，但「支那」一詞尚未直接與
對中國的歧視聯系在一起。

日本社會開始用「支那」蔑稱中國始於中日甲午戰爭中清
政府失敗，1895年清政府被迫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
關條約，把近代中國的恥辱推向極點。長久以來一直把中國尊
為「上國」的日本人先是震驚，繼而因勝利而陶醉，上街遊行，
狂呼「日本勝利！『支那』敗北！」從此，「支那」一詞在日
本開始帶上了戰勝者對於失敗者的輕蔑的情感和心理，「支那
」逐漸由中性詞演變為貶義詞。甚至19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前的荷蘭字典中，對「支那」的解釋是：「支那，即愚蠢的中
國人，精神有問題的中國人等。」西方其他字典對「支那」的
解釋也大同小異。

日本等外國用「支那」蔑稱中國，在海外的華僑中引起強
烈反感。有些留學生和華僑投書日本報紙，要求日本人不要再
用「支那」一詞，改用「中國」，並引起了一場關於中國國號
稱謂的爭論。1908年，印尼華僑曾向統治印尼的荷蘭殖民當局
提出抗議，反對「支那」的侮辱性稱呼。在中日簽訂二十一條、
巴黎和會和五四運動後，中國國內爆發了更為強烈的抗議「支
那」蔑稱的運動。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府曾向日本政府交涉，
要求不要把中國稱為「支那」，但遭到日本的拒絕。到1930年，
當時的中華民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並由當時的中
國國民政府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決議說，「中國政府中央政
治會議鑒於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詞稱呼中國，而日
本政府致中國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稱中國為『大支那共和國』，
認為『支那』一詞意義極不明顯，與現在之中國毫無關系，故
敦促外交部須從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
寫NationalRepubicof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
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
」從1930年底起，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國」為「中
華民國」，但社會上一般書面語和口語，仍把中國蔑稱為「支
那」，侵華日軍被稱為「支那派遣軍」，中國人被叫成「支那
人」。直到二戰結束後，中國以戰勝國身份派代表團到東京，
1946年6月，以「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的外務省，從此以後不
許再用「支那」這個名稱。同年6月6日，日本外務次官向各報
社、出版社，日本文部次官7月3日向各大專院校校長，先後發
出避免使用「支那」名稱的正式文件，文件寫道：「查支那之
稱呼素為中華民國所極度厭惡者。鑒於戰後該國代表曾多次正
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該詞，故今後不必細問根由，一律不得使
用該國所憎惡之名稱。」

二戰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支那」逐漸變成死詞，
不再使用。但日本社會上，至今仍有極少數右翼分子仍故意稱
中國為「支那」；極個別人把面條叫成「支那面」。日本出版
的一些地圖上把中國東海叫成「東支那海」（只不過把「支那
」二字改用平假名拼寫），廣大僑胞對此極為反感。有位在東
京開飯館的僑胞為要求取消「支那」稱呼，數十年如一日不懈
抗爭，他在餐館的火柴盒和筷套上悲憤寫下敬白：「……如果
有人把中國叫『支那』，將使我們回憶起日本侵略中國，侮辱
中國人的那段歷史……」有人憤怒地質問說：把中國叫成「支
那」，如同過去西方人把日本叫成「JAP」，東方人把日本稱呼
「倭」，為什麼不尊重中國人民的感情？

日本還有人以孫中山過去曾用過「支那」稱呼為自己辯解。
孫中山在1899年、1903年等少數場合的確使用過「支那」一詞，
原因之一是當時正處於「支那」向貶義詞演變的初期。但從19
05年後，「支那」的貶義逐漸濃厚，從此，孫中山就不再用「
支那」一詞，而是用「中國」。另一個原因是，孫中山作為革
命者，他認為「支那」等同於清王朝，而「中國」則是他進行
革命所要建立的中華民國，在中華民國建立前稱「支那」指清
王朝，辛亥革命後改稱「中國」。

「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詩經》中，指京師、京都；後
來指漢族、華夏族居住地，當時中原漢族以外稱為「四夷」，
「東方一隅為中國，余皆夷狄」。漢族、華夏族居中，稱「中
國」，即中央之國，是地理概念。大約到19世紀中葉，「中國
」一詞才作為國家概念出現，辛亥革命才正式把中國作為國號
固定下來，1911年10月11日，革命軍在咨議局議定13條重要方
針，其中第二條即為：「稱中國為中華民國。」1949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庄嚴宣告：「中國人
民從此站起來了！」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新中國的正式

Ⅳ 東漢時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

東漢時，出現了短轅一牛挽犁，它操作靈活，便於在小塊農田上耕作。這種短轅一牛挽犁的出現，是跟犁鏵的改進結合在一起的。東漢時，已經大量使用全鐵制犁鏵，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漸縮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鐵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漸增多。在四川樂山崖墓石刻畫像中見到的曲柄鋤，是便於鏟除雜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綿陽發現的鐵制鉤鐮，全長35厘米，是專用於收割的小型農具，操作起來很方便。 據記載，漢獻帝末年，雍州刺史張既曾令隴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見水碓在當時已經普遍採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帶動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腳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考古發掘還不斷有陶風車、陶磨盤模型出土，都說明農產品加工工具有了顯著進步。 牛耕技術 牛耕技術在東漢時受到了普遍的重視。當時，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廣牛耕技術，鐵犁牛耕技術已從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帶推廣。陝西綏德縣東漢畫像石上的牛耕圖，和米脂縣東漢牛耕圖，證明陝北高原的牛耕技術和中原地區已沒有什幺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當地推廣牛耕，田畝年年增闢。在西漢後期發明的精耕細作的區種法，到東漢時期得到了迅速推廣。 在崔實的《四民月令》中，記述了地主田莊內精耕細作經營農業的一些情況。這種田莊的農業經營，十分注意時令節氣，重視殺草施肥，根據不同土壤的性質，種植不同的作物，採用不同的種植密度。並能及時翻土曬田，雙季輪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由於農田水利工程的興建，農耕工具的改進，農業耕作技術的提高以及精耕細作方法的推廣，大大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使東漢時期的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和帝永興元年（公元105年）的墾田數字達到732萬多頃，人口達到5325萬多人。這個數字略低於西漢，但如果把東漢豪強地主隱瞞的田畝和人口包括在內，實際的墾田面積和人口數字肯定要超過西漢。 2、手工業的發展 冶鐵技術的改進 由於東漢鐵制農具的普及，鋼鐵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從而推動了冶鐵技術的改進。東漢初，南陽冶鐵工人發明了鼓風爐（即水排），利用水力轉動機械，使鼓風皮囊張縮，不斷給高爐加氧。水力鼓風爐的發明，是冶煉技術史上的一大進步。在鐵器鑄造方面，東漢時已熟練地掌握了層迭鑄造這一先進技術。在河南溫縣發現的一座烘范窯，出土了五百多套鑄造車馬器零件的迭鑄泥范。把若干個泥范迭合起來，裝配成套，一次就能鑄造幾個或幾十個鑄件。同時，迭鑄技術有重大改進，由原來的雙孔澆鑄，改為單孔澆鑄。迭鑄技術的改進，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節省了原料。考古發掘資料證明，東漢時鐵制用具已普遍應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鐵釘、鐵鍋、鐵刀、鐵剪、鐵燈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證據。 東漢時期，在冶鐵手工業中已經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鞏縣的冶鐵遺址中曾發現混雜了泥土、草莖製成的煤餅，說明煤已被用來煉鐵。巴蜀地區還利用天然煤氣煮鹽。在紡織業方面，東漢初年已能用織花機織成色彩繽紛、花紋復雜的織錦。當時，蜀錦已馳名全國，襄邑（河南睢縣）和齊（山東臨淄）的絲織業特別發達。考古材料還證明，在邊疆地區，絲織業也有很大的發展。新疆不少地方漢墓出土的紅色杯紋羅，織造勻細，花紋規整，反映絲織工藝水平相當高。在同一地區出土了組織細密的織花毛織品，顏色鮮麗，顯示出當時西北高度發展的毛紡織工藝技術。 造紙業與漆器業 東漢時期，造紙業取得了極大的成就。西漢時，造紙工藝還處在探索階段。《後漢書》記載，漢和帝時，尚方令蔡倫總結勞動人民的經驗，發明了用樹皮、麻頭、破布、舊漁網等作原料造紙的技術。新的造紙工藝，主要是在紙漿的化學處理和漂白等關鍵工藝上有了重大突破。蔡倫的發明，使造紙原料多樣化，還能化舊利廢，取材方便，提高了紙的質量，便於普遍推廣。蔡倫的功績是不朽的，當時天下都稱之為「蔡侯紙」。從此，紙張迅速代替了過去的竹簡、木牘和縑帛，大大便利了科學文化的傳播和推廣。公元8世紀時，中國造紙術傳入西亞，以後又傳入歐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廣。紙的發明使用，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 其它如漆器業、陶瓷業等手工業部門，在東漢時也都有進一步的發展。當時的漆器以蜀郡、廣漢出產最為有名，兩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絕倫的手工藝品。當時，瓷器燒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從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後來的青瓷。

公元25年－公元220年
生產的發展，南方經濟水平的提高漢光武帝劉秀在國內統一戰爭中，利用農民戰爭造成的有利形勢，於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38)連續六次頒布釋放奴婢的詔令。詔令規定：凡屬王莽代漢以來吏民被沒為奴婢而不符合漢法的，青、徐、涼、益等割據區域吏民被略賣為奴的，吏民的妻子遭飢亂被賣為奴而要求離去的，一律免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執不放，按漢「賣人法」和「略人法」治罪。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又連續頒令：殺奴婢的不得減罪；炙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灸灼者為庶民；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西漢後期和王莽統治以來，「賣人法」和「略人法」已成具文，收孥相坐律得到恢復，奴隸問題的嚴重性增加了。光武帝的這些詔令，體現了農民戰爭對奴隸制殘余的掃盪，也起了動搖青、徐、涼、益等州割據勢力的作用。
光武帝對於嚴重的土地兼並問題，沒有也不可能提出解決辦法。東漢的土地兼並和人口蔭附問題，一開國就很嚴重。以光武帝為首的新的統治者本來是大地主集團，此時更是憑借政權，進一步搜括土地，占奪人口，都城洛陽地區和光武帝家鄉南陽地區特別嚴重。但是在農民戰爭之後，腐敗的政治有所更新，農民處境多少有了改善，因而農業和手工業得以向前發展。
東漢時的農業生產比西漢時有了提高。北方出土的東漢鐵農具鍤、鋤、鐮、鏵等，數量之多，大大超過西漢。犁的鐵刃加寬，尖部角度縮小，較過去的犁鏵堅固耐用，便於深耕。大型鏵比較普遍，其他農具，一般也比過去寬大。東漢出土的曲柄鋤和大鐮，便於中耕、收獲。回轉不便的耦犁（二牛抬杠），在某些地方已被比較輕便的一牛挽犁所代替。比較落後的淮河流域和邊遠地區，也在推廣牛耕和鐵鏵犁。南方的蜀郡發展了蠶桑業。長沙、桂陽、廬江等郡，蠶桑業也在逐步推廣。
黃河的修治，是促進東漢前期北方農業恢復和發展的一件大事。平帝時黃河決口，河道南移，河水大量灌入汴渠，泛濫數十縣。東漢初年，國家無力修治；河北的官僚地主為了使自己的田園免除河患，樂於以鄰為壑，又力阻修治汴渠。因此黃河以南的兗、豫等地人民，受災達六十年之久。明帝時，以治水見長的王景和王吳，用堰流法修作浚儀渠。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與王吳又率卒幾十萬修治黃河、汴渠。王景、王吳在從滎陽東到千乘（今山東高青）海口的地段內勘察地勢，開鑿山阜，直截溝澗，疏決壅積；還在汴河堤上每十里立一水門，控制水流。他們用這個辦法終於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使黃泛地區廣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種。河工告成後，明帝把濱渠下田賦與貧人，不讓豪右獨占。
關東地區以至於長江以南，陂池灌溉工程也陸續興建起來。鮑昱繼續修整，用石閘蓄水，水量充足。南陽太守杜詩修治陂池，廣拓土田。漁陽太守張堪在狐奴（今北京順義境）引水溉田，開辟稻田八千多頃。章帝時，王景為廬江太守，修復芍陂（在今安徽壽縣），境內得以豐稔。在芍陂舊址，曾發現一處東漢時的以夾草泥土修築閘壩的水利工程遺存。江南的會稽郡在稍晚的時候修起了鏡湖，周圍築塘三百多里，溉田九千多頃。巴蜀地區的東漢墓葬中，有許多池塘、水田的陶制模型出土，池塘和水田之間，連以渠道，這是巴蜀地區水利灌溉發達的實證。廣東佛山也有水田模型出土。各地興復或修建的陂湖渠道還有不少。
最晚到兩漢之際，中國已出現了水碓，據說它在穀物加工方面的功效，比用足踐碓高十倍，比杵臼高百倍。東漢末年，出現了提水工具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
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改進，使農產品的畝產量顯著提高。據《九章算術·衰分》命題，一畝產粟二斛，當符合東漢初年實情。《東觀漢記》記載，章帝時張禹在徐縣開蒲陽舊陂，墾田四千餘頃，得谷百萬余斛，每畝產量在二三斛之間。漢末仲長統在《昌言》中談及當時的農田畝產量和租率時說：「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所謂畝產三斛（斛指小石，一石合二市斗;畝產三石合每市畝產粟二百八十一市斤），比《漢書·食貨志》所記西漢的畝產量高很多。如果是有水利灌溉的土地，產量即更高:「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史籍所記東漢戶口數和墾田數都比西漢的最高數字略少，這是由於東漢地主隱匿的土地和人口大大超過西漢，不能據以判斷東漢農業水平。
東漢初年，各地原有鐵官多未恢復，不少人私自冶鐵鑄器。南方地區也逐漸出現了冶鐵和鐵器製造業。桂陽郡（治今湖南郴縣）的耒陽出鐵，別郡的人常聚集在這里冶鑄；衛颯任桂陽太守，上章請求於耒陽置鐵官，罷斥私鑄，每年增加收入五百餘萬錢。章帝時曾擬全面恢復鹽鐵舊制，沒有成功。和帝即位，正式罷鹽鐵之禁。從此各地私鑄日盛。東漢鐵器出土地點遠比西漢為多，除北方外，今南京、杭州、紹興、南昌以及一些南方腹地都有東漢鐵器出土。這個時期，主要兵器全為鐵製品，鐵兵器外形也比西漢時期加大。大地主大商賈公開製造兵器，質量比官器要好。鐵制的生活日用品，在南北各地也多有發現。這種種情況，說明鐵器的使用已遍及於人民生活的各個領域，也說明鐵的總產量比過去大為增加。東漢初年，杜詩在產鐵地南陽任太守，他推廣水力鼓風用的水排，鑄造農器，用力少，見功多，是冶鐵技術史上一項重大改革
煉銅和銅器製作，在長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發達。廣漢、蜀郡、會稽以及犍為屬國的朱提縣堂狼山（在今雲南昭通）等地，都有興盛的銅器製作業。廣漢、蜀郡的官府作坊仍有一定規模，但是私人作坊所制銅器，數量更要多些。朱提堂狼的銅洗，會稽的銅鏡，歷代出土都很多。銅鏡遠銷國外，日本、朝鮮多所發現。此外蜀郡、廣漢的漆器生產也有發展，出土漆器數量很多，也遠銷國外。北方各地品種繁多的精美絲織品，其質量在西漢的基礎上繼續有所提高。東漢末年，成都織錦開始發達起來。此外，出土東漢畫像磚表明，巴蜀地區人民此時已經利用火井煮鹽。
東漢時期，在官府手工業和官府工程中，大量使用刑徒勞動。此前，在秦始皇陵側，漢景帝陽陵附近，分別有秦和西漢刑徒墓出土，但是墓地小，不能同東漢相比。洛陽城南的東漢刑徒墓，在已發掘的一小部分墓地上，就有五百多座。死者軀體上下有磚，刻有獄名、刑名、姓名、死日等內容。死者絕大多數是青壯年，可以想見他們生前所受的非人待遇。
東漢時期，北方的通都大邑，商業仍然發達。首都洛陽在今洛陽市東，東西約漢六餘里，南北約漢九餘里，與今實測城周長一萬三千零六十米之數相近。洛陽地處中原，交通便利，是東漢商業最發達的城市。豪強富室操縱了大商業，船車賈販，周於四方，貨物積貯，滿於都城。他們還大放高利貸，所取利息可以和封君相比。這個時期，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都卷進了商品流通范圍。官僚貴戚憑借權勢，不僅大規模地從事內地貿易，還從事西域貿易國外和貿易。竇憲曾寄人錢八十萬，從西域購買雜□十餘張；又令人運雜采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以市月氏馬.從建武十六年（公元40）開始，東漢重鑄五銖錢，其時商品流通量加大，而政府鑄幣能力卻不夠。貨幣數量既不能滿足需要，質量又很低劣，所以市場比較混亂。整個東漢時期，縑帛和穀物都具有貨幣職能，在流通中起輔助作用。
東漢經濟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方水平顯著提高，這在上述農耕、蠶桑、水利、銅鐵冶煉、銅器製造和火井煮鹽等方面都有表現。與此同時，北方人口顯著減少，而南方人口卻大量增加。據《漢書·地理志》和《續漢書·郡國志》約略比較，揚州人口概數從三百二十一萬增加到四百三十四萬，荊州從三百七十四萬增加到六百二十七萬，益州從四百五十五萬增加到七百二十四萬。其中荊州的零陵郡增加了七倍多，長沙郡四倍多，桂陽郡三倍多。南方戶口增加，除了本地孳生率提高和北人南移的原因以外，還由於南方各族人民大量成為東漢的編戶。今雲南地區當時人口增加五倍之多，主要當即東漢時「徼外蠻夷內附」的直接結果。丹陽、豫章、長沙、零陵、桂陽等郡人口增長，自然與越人、蠻人成為東漢編戶有關。桓帝時抗徐試守宣城長，把深林遠藪中「椎髻鳥語」之人大量移徙縣城附近，就是一例。南方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南方人口的增長，也是南方各民族社會進步和封建經濟領域在南方逐漸擴大的表現。南方經濟的發展，使東漢後期得以屢次調撥荊州、揚州的江南各郡租米賑濟江淮地區和中原災民。明帝永平年間，東漢王朝發徒兩千人，重開今寶雞與漢中之間的褒斜道，並在沿途修建驛亭橋閣，便利了益州與中原的交通。據《華陽國志》記載，東漢府庫充斥西南財貨，朝廷也多西南人才，可見益州同揚州、荊州一樣，在東漢的政治、經濟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不過益州富在蜀郡，巴郡則還相當落後。
光武帝對豪強地主武裝的妥協封建經濟的發展，在西漢後期導致了豪強勢力的擴張。劉秀本人就是南陽的大豪強。南陽郡和河北諸郡響應劉秀的人，多是擁有宗族、賓客、子弟的豪強地主。劉植、耿純以私兵隨劉秀，成為東漢開國勛臣，他們在病危時都指定子侄代統營眾，不願放棄私家武裝。在農民起義軍所至的地區，豪強地主多聚眾自保，待機漁利，如劉秀母舅南陽樊宏作營塹以待劉秀；京兆第五倫聚宗族鄰里依險阻固，抗拒赤眉；南陽族姓馮魴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塹，觀望等待。這些豪強地主都先後歸附劉秀，成為劉秀的有力支柱。
那時，也有許多擁有武裝的豪強地主，稱為兵長、渠帥，雄張鄉土，抗拒政令。例如建武初年，趙魏豪右到處屯聚；清河大姓趙綱起塢壁，繕甲兵，為害一方；北海大姓夏長思囚太守，據城池，等等。這種人既不願放棄自己割據鄉土的武裝，歸附劉秀，又無力建號自守，與東漢統治集團公開抗衡。劉秀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盡量採取安撫的手段對待他們，企圖以官爵相誘，不戰而使他們降服。建武二年（公元26），馮異代鄧禹取關中，劉秀告誡馮異不要用略地屠城的辦法，要力求作到平定安集。他還具體指明，營堡降者，遣渠帥謁京師，散小民歸農桑，壞其營壁使不能復聚。馮異如令而行，平輯關中。
但是在東漢建國以後的十餘年中，兵長、渠帥的活動迄未停止。他們散在郡縣，威福自行，權勢勝過官府。小民得罪天子，不過身死，得罪這些兵家，往往要滅門絕族。在光武帝的軍事壓力下，這些兵長、渠帥各生狐疑，他們彼此聯系，擁眾戒備，長期不散。所以，盡管全國統一戰爭已經結束，地方豪強勢力仍然囂張，東漢統治還不鞏固。
針對這種情況，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採取了新的措施。他下詔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和戶口年紀，名為度田。度田的目的，除為了掌握確實的名籍和田數，以增加賦稅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圖通過戶口年紀的檢核，以控制和解散豪強武裝。但是州郡官吏畏懼豪強，不敢對他們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躪農民。農民被驅聚田中，遮道啼呼。光武帝以度田不實的罪名，處死了諸郡守十餘人。接著，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到處攻劫，殺害長吏。郡縣出兵追討，他們就解散，郡縣撤兵，他們又屯結起來。這實際上是大姓兵長對度田的抗拒。光武帝發兵威脅他們，把捕獲的大姓兵長遷徙它郡，賦田授廩，割斷他們與鄉土的聯系。經過這次斗爭後，豪強武裝轉為隱蔽狀態，形勢相對緩和了。度田與案比（案戶比民）的制度，在形式上成為東漢的定製，但實際上無法真正實行。度田以妥協告終，豪強勢力並沒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並仍在繼續發展，廣大農民生活痛苦，怨氣滿腹。在這種情形下，光武帝憂心忡忡，甚至不敢貿然舉行封禪大典，說是不敢「欺天」。
明、章、和帝時，社會經濟雖然向上發展，但農民棄業流亡，「裸行草食」的現象依然存在。明、章、和帝不得不屢下詔令，以苑囿地和郡國公田賦與貧民耕種。有時還要給予種糧，蠲免租賦，以緩和農民的不滿。大地主的田莊豪強地主雖然有很多人經營大商業，船車周於四方，但是他們勢力的基礎，是他們的大田莊。光武外祖南陽樊重的田莊，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田莊里種地三百頃，還放牧養魚。田莊經營絲麻手工業，自製各種器物，據說「巧不可言」。田莊內部「閉門成市」，基本生活所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必仰賴田莊外面的市場。在出土實物方面，四川各地的畫像磚，刻畫著地主宅院外面的稻田、池塘、山林和鹽井；山東滕縣宏道院的畫像石，則表現了地主田莊中冶鐵的情景。這些資料，說明地主田莊經濟力量的強大和很高的自給自足程度。至東漢後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他們可以蔭庇自己的宗族、賓客作為依附戶，依附戶不用向國家繳納賦稅和服徭役。
東漢後期，《四民月令》一書，是地主經營田莊的家歷。從書中所記的種植時令看來，它主要是根據中原地區特別是洛陽一帶的田莊情況寫成的。《四民月令》的資料，說明地主田莊中種有許多種類的穀物、蔬果、竹木、葯材和其他經濟作物，飼養各種牲畜，還有養蠶、繅絲、織縑帛麻布、染色、制衣鞋、制葯、釀酒醋、作醬等手工業。田莊主為了盤剝農民，除了放貸以外，還在各種產品的收獲季節分別收購這些產品，而在農民需要種子、食物、絹布的季節把這些物品賣出去，以圖獲取高利。地主甚至在四五月間天暖時購進農民禦寒用的敝絮，十月天寒時賣出，從中取利，可見地主盤剝農民無孔不入。這些也就是上述樊重田莊「閉門成市」的一部分具體內容。
田莊里被剝削的勞動者，是貧苦的宗族、親戚和賓客，其中宗族占重要地位。一般說來，他們多是田莊主的依附農民，但依附程度不等。每年臘月，地主選配人力，安排田事，讓農民收拾農具，准備春耕。春凍一解，繁忙的農事正式開始，直到隆冬為止。農事稍閑的時候，農民還要為主人修理溝瀆，葺治牆屋。田莊主人對依附農民榨取實物地租，這種地租，按東漢初年馬援在苑川役屬賓客之例，是地主與田戶中分。如果加上勞役部分，則剝削率就要更大了。河南密縣出土的一種畫像石，所表現的可能是地主收租的情景。內蒙古和林格爾出土的東漢墓的壁畫，再現了墓主的政治經歷，也描繪了田莊生產和生活的一部分內容。漢墓所在的定襄郡當時雖為邊郡，但壁畫所示的農桑畜牧情況，同《四民月令》中所述中原田莊相差無幾。
地主在一定的時節按不同的親疏關系「賑贍貧乏」，「存問九族」，「講和好禮」。樊重在田莊中，據稱也是「賑贍宗族，恩加鄉閭」。這樣就使封建剝削關系蒙上一層宗族「恩紀」的色彩，能夠更有效地束縛農民。東漢時修成的《白虎通》一書，從意識形態上反映了宗族統治秩序。
擁有大田莊的大地主聚族而居，往往有族墓。河北無極縣的甄氏族墓，上起兩漢之際，綿延五百年。陝西潼關縣的弘農楊氏族墓，自楊震以下歷數代之久。安徽亳縣曹氏族墓，包括魏武帝曹操先輩多人。與家族勢力發展相應，厚葬習俗盛行。子孫為先人修墓，都極力經營墓室，多埋珍寶、人俑、車馬，用壁畫、畫像石、畫像磚加以裝飾，並且廣建祠堂。當時的一些著作重視氏族源流的考察和記錄，王符《潛夫論》有《志氏姓》，應劭《風俗通》有《姓氏篇》，與司馬遷所見上古的《帝系》、《世本》、《譜牒》等記載帝王、諸侯、大夫世系者性質不同。這也是大族勢力發展的反映。
據《四民月令》記載，大地主的田莊里，還擁有一支私家武裝。每當二三月青黃不接或八九月寒凍將臨時，地主糾集一部分農民，在田莊里「警設守備」，「繕五兵，習戰射」，准備鎮壓可能出現的農民暴動。樊重田莊擁有「兵弩器械」，也說明存在著一支私家武裝。出土的一些東漢時期的陶制樓閣、院宅模型，帶有圍牆、角樓、望樓、飛橋，具有軍事性質。前述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亦於宅旁繪有望樓。持武器守衛於這類建築物內外的武士，自然都是地主的私兵。還有一些東漢農夫俑和持盾武士俑，兩者衣著相似，都佩戴環首大刀，表現了依附農民和私兵身分的一致。
據《四民月令》看來，地主的私兵不是常設的，而是定期召集農民組成的，這與光武帝度田以前地主武裝「歲月不解」的情況，自然有所不同。這種私兵是維持本地封建秩序的支柱，是實現國家鎮壓職能的補充力量，這與度田以前地主武裝公開割據反抗的情況也不一樣。但是這種私兵既然是封建經濟的產物，在一定條件下它就可能轉化為公開的割據武力，轉化為統一國家的對立物，東漢末年豪強地主武裝割據局面驟然出現，其根源就在這里。
由於豪強地主勢力的發展，東漢農民創造的物質財富，大部分不是作為賦稅流入國庫，而是作為地租為豪強地主所攫取。所以對於東漢王朝說來，經濟的發展，不是像西漢那樣表現為封建國家的強大和統一的鞏固，而是表現為封建國家的貧弱和政治的不穩。
參考資料：http://www.wenwuchina.com/episteme/list6/detail122/343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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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古代農業發展歷程

中國農業發生於新石器時代。中國的黃河、長江流域，是世界農業起源地之一。在長達八九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農業曾經有過許多領先於世界的發明創造，但也經歷過漫長的停滯時期。近代帝國主義的入侵使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農業日益落後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開始解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廢除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中國農村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中國農業才結束了停滯的歷史，進入了發展較快的新時期。農業生產條件和生產技術顯著改善，產量水平迅速提高。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中國經濟改革序幕之後，農業生產的這種停滯狀況才得到根本性改變。1982年11月，全國實行承包制，農村經濟新的格局全面建立。盡管近30多年來的發展過程中也有過挫折，日見減退，中國以僅僅相當於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幾乎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說明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教育與科技事業也蓬勃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農業生產力的提高。據中國農科院估算，我國農業總產量中科技進步的貢獻率由1972—1980年的27%提升到1981—1985年的30%～40%。在知識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在中國農業現代化建設中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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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求冉閔的全資料

冉閔
冉閔（卒於公元352年6月1日），漢族，字永曾，小字棘奴，魏郡內黃人(今河南內黃西北)，是中國五胡十六國時期冉魏的開國君主。冉閔為今人所廣為知聞是屠殺胡人的命令，即殺胡令。

冉閔出身於當時名震天下的乞活軍, 乞活軍當時已歸順後趙,冉閔參與了石虎攻打鮮卑和西羌及平服匈奴余部的戰爭,建立了軍功，被石虎收為義子.在石虎後期,利用手中軍權,將後趙帝國的糧食散發給漢族飢民,收買人心.石虎死後,靠四十萬漢人屍肯修建起來的後趙皇宮發生不明原因的火災(襄國宮殿倒時明確史料為冉閔所煉燒死),大火燒了一個多月.冉閔藉此機會,放出石虎從全國各地的搶掠十萬漢族婦女,很多人已經無家可歸了,冉將之許自己的部下與高力漢族衛士,收賣人心.

當時「北地滄涼,衣冠南遷,胡狄遍地,漢家子弟幾欲被數屠殆盡。」 殘留的漢人，為了免於屠殺，紛紛築堡自衛，與胡人對抗。但這並不意味著一些人認為的「塢堡遍地都是」，當時的北方壁堡也要相隔百里才有一個。
按鳴沙屈出土的《鳴沙石室佚書》記錄：「永嘉大亂，中夏殘荒。保壁大帥數不盈四十。多者不過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由此推測當時北方的漢人最多不過四百萬左右。

冉閔滅掉了不可一世的後趙(羯族所建立)後,利用當時漢人對胡人的刻骨仇恨,一次次煽動胡漢紛爭,弄的天下大亂,數百萬胡人在他發起的戰爭中死於非命,漢人死者亦不計其數.他發布了的<殺胡令>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漢族主義暴發的<討胡檄文>,冉閔當時致書北主各地,號如漢人起來屠殺胡人. 冉閔還向東晉政權致書聯合抗胡，軟弱的東晉政府沒有答應。

公元349年五月，冉閔扶立傀儡石遵，使其「殺世自立」。石沖聞之，帥戍守幽州的兵士合兵十餘萬胡軍南下，被冉閔等殲滅於平棘，冉閔俘殺了石沖，為消滅胡人的有生力量，冉閔坑殺被俘降軍三萬餘人；冉閔要求石遵「正式」讓位予他（類似於漢魏晉之間的憚讓），石遵當然不原將祖宗的基業讓出；

公元349年十一月，冉閔殺石遵，胡族勢力激烈反抗，冉閔盡殺胡人十餘萬，中原大亂。（《晉書》志第三）。同一時間，冉閔改後趙國號為衛，易姓李，立傀儡皇帝石鑒，以圖挾天子令諸侯（後趙全國當時到處都是手控重兵的胡將，可惜此舉並不見效）。關中的趙樂平王石苞自關中率大軍東討冉閔，後被冉閔殺；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受石鑒書誅閔，亦被殺；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東太守石暉參與誅殺冉閔，也被冉閔所殺；姚弋仲、蒲洪等連兵，移檄中外，號召天下胡人殺掉冉閔.....

冉閔看到各地的胡將都不聽命於他，與之為敵，石鑒背後計劃除去他（石鑒被閔殺時在位一百零三日）。冉閔攻斬了石鑒叫來殺的的孫伏都三千羯士等人，縱兵屠殺，自鳳陽至琨華，橫屍相枕，流血成渠。冉閔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和「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結果方圓百里的漢人都跑了過來，胡人全部離去。冉閔看到胡人終究不聽命於已，親自帶兵在鄴城周圍屠殺胡羯二十幾萬人。

冉閔還下達<殺胡令>外，致書各地號召北方漢人起來屠殺胡人。於是，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遷入中原的五胡六夷死者不計其數,很多漢人也被誤殺,特別是山西南部的血腥報得中,很多長的像姜氐的漢人也被當作胡人殺死.

冉閔立國僅三年,沒有一個月不與眾胡聯軍大戰,死者不計其數.有史可查的冉閔殺人記錄有:冉閔攻打胡酋張賀度，斬二萬八千首級;斬匈奴劉顯帶的胡羯軍三萬余級等。由於冉閔的王朝時間很短。大臣多自殺殉國。沒有人給冉閔寫書立傳。後來統治北方的幾百年的的鮮卑北魏的史學家把冉閔大罵一頓。在史書上沒有幾個人為冉閔正義直言。並未被史家列為十六國之一。

冉閔要求各胡退出中原,各還本土,各胡路上相互殺掠,甚至人肉相食,能成功回去的十止二三,造成數百萬人死於途中.冉閔的做法造成了十六國時期的一次最大動盪，避免了北方漢族被消滅的危機。

冉閔，初為後趙國君羯人石虎部下將領，並為石虎養子，遂改姓石。昌黎大戰中，少年冉閔首次出場，史載後趙諸軍盡潰，唯游擊將軍冉閔三千漢軍獨全。此戰後，冉閔成名，被石虎提拔為北中郎將，參加了防衛後趙北方邊界的戰事（當時北方燕代之地，後趙鏡內有內遷的丁零，烏恆，夫余等各族各部，時常有叛亂，外有慕容鮮卑常發兵寇邊。）冉閔在防衛後趙北方邊界的戰斗中屢立奇功，拔擢高位，威震華夏。

當時羯胡暴孽，殘害漢民。後趙皇帝石勒統治時，為使胡人人口超過漢人人口，北方漢人被大量屠殺。石勒規定漢人被稱作「奴僕下才」的同時，要尊「胡人」為「國人」，違者斬。石勒規定胡人可以任意索取一般漢人的東西，漢人不得反抗辱罵胡人，甚至他的開國漢臣也常被搶。石勒死後，羯人石虎殺光石勒的子孫。比石勒更殘暴百倍的統治北方漢人，石虎本已有多處宮殿，又在長安、洛陽、鄴城、襄國等地廣修新宮，漢人勞工死者不計其數。一次性搶掠漢族民間少女五萬（石虎征四萬多人，石虎的兒子又背著他征一萬名漢族少女）。石虎無休止的發動戰爭，強征五十萬漢人造甲，十七萬漢人造船，折磨飢餓至死者三分之二。胡族豪強們除了行軍打仗外，在和平年代也常以人肉為食，要求孩子也跟著他們學。石虎經常去大臣家裡強奸掠來的「鮮貨」，將少女人頭作「藝術品」，甚至連尼姑也不放過，經常和大臣一起吃尼姑肉。其間人民的反抗，均被血腥鎮壓，死者不計其數——從長安--到洛陽--再到鄴城，當時成漢的使者見到沿途樹上掛滿被吊殺的漢人，城牆上掛滿漢人人頭，屍骨則被做成「屍觀」。血腥屠殺和殘酷的民族壓迫，十餘年內北方漢人從數千萬銳減至四百萬，造成赤地千里的景象，「北地滄涼,衣冠南遷,胡狄遍地,漢家子弟幾欲被數屠殆盡。」 ；人口的大量減少，土地的大量荒蕪，傍之虎狼等野獸成群出現繁殖。自稱「野獸」的石虎將邯鄲以南（一說臨漳以南）中原地區，數萬平方公里土地劃為其狩獵圍場，規定漢人與野獸相遇時，不得向野獸進攻，否則即是「犯獸」，將處以死罪，被殺或被野獸吃掉的人不計其數，石虎竟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他的大臣上書稱他的「業績」是「奪漢女十萬余口以實後宮，環地數千里以養禽獸」…… 羯趙暴行罄竹難書。

公元349年，石虎死，五月，冉閔扶立傀儡石遵。石沖聞之，帥戍守幽州的兵士合兵十餘萬胡軍南下，被冉閔等殲滅於平棘，冉閔俘殺石沖，為消滅胡人有生力量，坑殺被俘降軍三萬餘人；冉閔要求石遵禪位予他，石遵拒絕。公元349年十一月，冉閔殺石遵，胡族勢力激烈反抗，冉閔盡殺胡人十餘萬，中原大亂。同年，冉閔改後趙國號為衛，易姓李，立傀儡皇帝石鑒。後趙全國當時到處都是手控重兵的胡將，關中的趙樂平王石苞自關中率大軍東討冉閔，後被冉閔殺；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受石鑒書誅閔，亦被殺；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東太守石暉參與誅殺冉閔，也被冉閔所殺；姚弋仲、蒲洪等連兵，移檄中外，號召天下胡人殺掉冉閔…… 冉閔看到各地的胡將都不聽命於他，與之為敵，石鑒亦在背後計劃除去他。350年正月，冉閔在部將李農和王基的擁護下推翻羯趙並殺死石鑒，復姓冉氏，建立魏國，依然建都於鄴城（今河北邯鄲市臨漳縣城西南20公里鄴城遺址），改年號永興。

冉魏建立後，冉閔下令殺羯。一日內數萬羯人被殺，男女老幼無人可免，是時前後約有二十萬人被殺。冉閔的屠殺引來強烈的反抗，石虎庶子石祗稱帝，建都於襄國（今河北邢台），非漢人的將官紛紛響應。351年，石祗聯合鮮卑、羌人夾擊冉閔，冉閔起初大敗，部眾大量死亡。此戰後，冉閔以所據的徐州、豫州、兗州和洛陽歸降東晉，希望東晉勢力重返中國北方；但並未被東晉接納。冉閔繼續與胡人攻戰，以奇兵突襲各路胡軍，首戰以漢騎三千夜破匈奴營，殺敵將數名，逐百里，斬匈奴首三萬；再戰以五千漢騎大破胡騎七萬；三戰以漢軍七萬加四萬乞活義軍破眾胡聯軍三十餘萬；四戰先敗後勝以萬人斬胡首四萬；五戰以漢軍六萬幾乎全殲羌氐聯軍十餘萬；六戰於鄴城以兩千漢騎將遠至而來的胡軍七萬打的潰不成軍。幾番大戰，打出了漢家鐵騎的威風，各地漢人紛紛起義響應，史載「無月不戰，互為相攻」。一舉收復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甘肅、寧夏。匈奴、羌、氐等胡人勢力被迫撤出中原，羯族的主力軍被完全消滅。至此，石虎的十四個兒子，兩個被他自己處死；六個自相殘殺而死；五個被冉閔滅族，一個投靠東晉被斬於街市。石虎的38個孫子亦盡為冉閔所殺。石虎一生造孽無數，終於在子孫身上得到了報應。352年，石祗部下劉顯殺死石祗，投降冉閔，從而後趙滅亡。

但數場大戰打下來，冉閔手下的漢軍越打越少，卻又得不到有效的補充。五胡中的四胡在種族仇殺中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當時占據遼東，由鮮卑族慕容氏所建的前燕卻進入極盛時期，他乘中原大亂占據幽州，分三路軍隊南下。慕容恪帶領的前燕軍在廉台（今河北石家莊東部無極縣東北）攻冉閔。起初冉閔出擊，十戰十勝。公元352年。冉閔將城中的軍糧分給百姓。獨自帶領1萬人馬（步兵為主）去爭糧。結果被鮮卑的14萬大軍（鐵騎兵為主）包圍。冉閔令人在慕容恪軍中散布流言以鼓雜訊勢，慕容恪所帶鐵騎兵在陣中沖殺不久便十分疲憊了。冉閔利用其步兵靈活機動的特點拖垮了慕容恪的軍隊，連殺三百餘人，沖散了慕容恪的軍隊，終於殺出包圍圈。突圍東走二十餘里，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坐騎朱龍戰馬因過度疲勞而突然死亡，冉閔被俘。慕容恪捉到冉閔後，赴薊城（今天津市薊縣）獻與國主慕容俊。左右命冉閔下拜，冉閔拒絕，乃叱之：「汝何不拜吾主？」冉閔回答：「安有中朝天子拜汝夷狄乎！」慕容俊嘲笑冉閔：「汝乃奴僕下才，怎得妄自稱帝？」冉閔怒道：「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況我中土英雄，何為不得稱帝邪！」慕容俊大怒，鞭之三百，然後送至龍城（今遼寧朝陽），斬於遏陘山。冉閔死後，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從五月到十二月，天上滴雨未降。慕容俊大驚，派人前往祭祀，追封冉閔謚號為「武悼天王」，當日天降大雪，過人雙膝。他的後人冉華的墓誌上稱冉閔為「平帝」，有學者認為這可能是冉魏政權給冉閔上的謚號。
冉閔就義後，冉魏國的臣子絕望至極，悲天呼地。紛紛守節自縊，少部分逃往東晉，無一投降前燕者。這是三國以後第一次發生臣子自殺殉國。東晉軍未能及時接應，使得幾十萬百姓中途受到截擊，死亡殆盡。晉將自殺謝罪。 由於冉閔的王朝時間很短。大臣多自殺殉國。沒有人給冉閔寫書立傳。後來統治北方的幾百年的的鮮卑北魏的史學家把冉閔大罵一頓。在史書上沒有幾個人為冉閔正義直言。
很少有一個歷史人物像冉閔這樣充滿爭議，以致於主流教科書因為無法定論而不得不將他忽略。在那個扭曲的時代，他的行為也可以說是扭曲的。一千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該如何評價他？捧殺還是棒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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