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一件知識產權保護案

① 知識產權保護典型案例

知識產權保護主要在對於知識產權的維護，以及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上。

深入推進知識產權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審判機制改革，完善知識產權案件上訴機制，統一審判標准。制定完善行政執法過程中的商標、專利侵權判斷標准。規范司法、行政執法、仲裁、調解等不同渠道的證據標准。

推進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立案標准協調銜接，完善案件移送要求和證據標准，制定證據指引，順暢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制定知識產權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司法解釋，著力解決權利人舉證難問題。探索建立侵權行為公證懸賞取證制度，減輕權利人舉證責任負擔。

(1)宋代的一件知識產權保護案擴展閱讀：

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要求規定：

1、針對新業態新領域發展現狀，研究加強專利、商標、著作權、植物新品種和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等的保護。探索建立葯品專利鏈接制度、葯品專利期限補償制度。

2、研究加強體育賽事轉播知識產權保護。加強公證電子存證技術推廣應用。研究建立跨境電商知識產權保護規則，制定電商平台保護管理標准。

3、編制發布企業知識產權保護指南，制定合同範本、維權流程等操作指引，鼓勵企業加強風險防範機制建設，持續優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保護環境。研究制定傳統文化、傳統知識等領域保護辦法，加強中醫葯知識產權保護。

② 知識產權保護

在當前對外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越來越多的涉及到有關知識產權的爭議和糾紛，隨著對外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對我國的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就顯的格外重要。
知識產權是個人或集體對其在科學、技術、文學藝術領域里創造的精神財富依法享有的專有權。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的財產權。由於全球科技、經濟的飛速發展，知識產權保護范圍和內容的不斷擴大和深化，不斷給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和理論研究提出嶄新的課題。而知識產權的概念是有關知識產權立法活動、司法實踐和理論研究的基礎，是一個必須明確的問題。因此，知識產權不但仍舊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概念和迫切需要深化研究的領域，我們對知識產權概念的研究十分必要，而且隨著對它及其他問題的研究將不斷澄清知識產權領域的一系列理論問題，並指導知識產權立法、司法和行政執法實踐，使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和理論逐步建立和不斷完善起來。
現在舉一個例子：
頂住下崗艱辛，經過10來年摸爬滾打，張保華成功研製出了河道采砂設備中的「抽砂泵吸砂頭」專利產品，並於去年10月獲得國家發明專利。
去年11月底，張保華的發明專利公布後，羅田縣三里畈鎮一家河道采砂企業仿製該吸砂頭並投入生產，張保華和一些部門協調也無濟於事。
得知這一情況，羅田縣知識產權局迅速向黃岡市和湖北省知識產權局匯報。省局當即派專家赴羅田調查取證，確認這是典型的專利侵權案，當場作出侵權方給發明人張保華6000元的賠償，並規定侵權方以後不要再發生類似情況，雙方簽字握手言和。
發明專利維權成功後，20多家采砂企業主動與張保華聯系，和他簽訂80多萬元的專利產品采購和技術服務協議，他個人獲得了近30萬元的收入。「有法律保護，我搞發明更有動力了。」張保華精神振奮
再舉另一個事例：
在綿陽和大邑，都是賣電器的商行，原本不相往來，可就因為都取名為「家福來」，兩家商行在法庭上「打」得面紅耳赤。省法院近日作出判決，由於「家福來」這個名號在2004年已由綿陽的電器商行取得了商標獨占使用權，大邑的「家福來」必須改名，並賠償綿陽「家福來」經濟損失3萬元。
據介紹，2004年7月16日，綿陽一電器商行與持有「家福來」注冊商標的謝風玲簽訂 《商標使用許可合同》，謝風玲將「家福來」商標無償獨占許可給該電器商行使用。之後，綿陽「家福來」發現在大邑縣境內，也有一家打著「家福來」名號的電器公司，而且其店標上標明有「家福來電器超市」，其廣告招牌及超市內的階梯上標明有「家福來電器」字樣。「我辛苦得來的名號怎能允許你隨便亂用？」一怒之下，綿陽「家福來」將大邑「家福來」告上法庭。
該案經過兩級法院審理，省法院近日作出終審判決。綿陽「家福來」和大邑「家福來」同屬於家用電器銷售的服務性行業，兩者在服務端目的、內容、方式、對象等方面基本相同，容易使相關公眾認為兩者存在特定聯系並造成誤認。大邑「家福來」的行為構成了對綿陽「家福來」注冊商標專用權的侵權，大邑「家福來」必須改名，並賠償綿陽「家福來」經濟損失3萬元。
所以，保護知識產權是很重要的，懂得法律知識也是很重要的。我也要宣傳知識產權的重要性，為祖國奉獻自己的一份力。

③ 誰能提供一下幾個知識產權的案例

你好，來源 大律師網
4月26日是第16個世界知識產權日，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杭州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去年全國法院新收各類知識產權一審案件130200件，比2014年上升11.73%，同時發布了2015年中國法院10大知識產權案件和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
發布會上，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宋曉明介紹，截至2015年底，全國法院新收各類知識產權一審案件130200件，比2014年上升11.73%。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五省市收案數量持續在高位運行，新收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數約佔全國法院該類案件總數的70%。
最高法院副院長陶凱元表示，今年中國法院系統將重點加強專利商標授權、確權相關司法解釋的論證起草，開展商業模式創新、標准與專利、中醫葯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的研究，同時積極開展知識產權國際對話交流，推動知識產權國際治理規則的革新和優化。
發布會上，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陳國猛表示，浙江知識產權案件主要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收案量持續增長，司法逐漸成為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主渠道。二是案件類型全面，覆蓋所有類型的知識產權與各種方式的市場競爭行為。三是重大疑難復雜及新類型案件不斷增多，審理難度不斷加大。

④ 知識產權保護是什麼

隨著知識產權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作用日益上升，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已經制定和實施了知識產權戰略。面對國際上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趨勢和中國在開放條件下面臨的知識產權形勢，中國必須加緊制定和實施知識產權戰略保護國家的技術安全，促進國內的自主創新能力和限制跨國公司的知識產權濫用。知識產權保護標志基本概念知識產權是指人類智力勞動產生的智力勞動成果所有權。它是依照各國法律賦予符合條件的著作者、發明者或成果擁有者在一定期限內享有的獨占權利，一般認為它包括版權和工業產權。版權是指著作權人對其文學作品享有的署名、發表、使用以及許可他人使用和獲得報酬等的權利；工業產權則是包括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外觀設計專利、商標、服務標記、廠商名稱、貨源名稱或原產地名稱等的獨占權利。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和新技術革命的到來，世界知識產權制度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特別是近些年來，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知識或智力資源的佔有、配置、生產和運用已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依託，專利的重要性日益凸現。特點知識產權保護已成為國際經濟秩序的戰略制高點，並成為各國激烈競爭的焦點之一。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鮮明特點：一是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傳統的知識產權制度面臨挑戰，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在不斷擴大。如在專利領域中，美國已對含有計算機程序的計算機可讀載體、基因工程、網路上的經營模式等發明給予了專利保護。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空間受到了極大的扼制。如何科學合理地確定專利保護的范圍，已成為一個緊迫而重大的研究課題。世界銀行在1998年年底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日益強化的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立法，面臨著擴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差距的危險。"二是某些發達國家近年來極力推行專利審查的國際化，提出打破專利審查的地域限制，建立"世界專利"，即少數幾個國家負責專利審查，並授予專利權，其它國家承認其審查結果。所謂"世界專利"，實質上是世界各國的專利審查工作，由美、日、歐等少數幾個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專利局來進行。三是知識產權已納入世界貿易組織管轄的范圍。知識產權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並重，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三大支柱，並且將貨物貿易的規則、爭端解決機制引入知識產權領域。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定，世貿組織任何成員將因知識產權保護不力，遭到貿易方面的交叉報復。知識產權已成為國際貿易中的前沿陣地，隨著關稅的逐步減讓直至取消，知識產權保護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將更加突出。四是以美國、日本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紛紛調整和制定其面向新世紀的知識產權戰略，並將其納入國家經濟、科技發展的總體戰略之中。現狀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特別是專利制度在改革開放中不斷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初步建立並不斷完善了專利法律法規體系。1992年和2000年中國專利法進行了兩次修改，進一步明確了促進科技進步和創新的立法宗旨，強化了專利司法和行政執法力度，修改後的專利法進一步適應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和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同時也達到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協議》中所規定的專利保護標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結合本地實際制定了一系列有關專利保護、專利管理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規。2、知識產權工作得到了上至黨中央、國務院，下至各省市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在大量壓縮編制、精減機構的情況下，將中國專利局更名為國家知識產權局，並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列入政府行政序列。在省級政府機構改革中，各地管理專利工作機構的建設總體得到加強，出現了政府主導、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共同推動專利工作的良好局面。3、形成了包括專利管理、審查、研究、教育、執法、中介服務以及專利信息等組織機構在內的全國專利工作體系和運行機制，專利保護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科學技術進步和創新，發明創造活動充滿生機活力，專利申請量增長勢頭強勁。"九五"期間，中國受理的專利申請量比"八五"期間增長了81%，年均增長4、形成了司法和行政執法兩條途徑、協調動作的專利保護機制。截止2000年底，法院和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共受理和處理專利糾紛案和侵權案1.5萬件，管理專利工作的部門還查處冒充專利行為4000多件。5、不斷開拓國際合作的新局面。中國已參加了有關專利方面的國際公約，在國際舞台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提高了中國在國際知識產權保護領域中的聲譽。

⑤ 版權保護的我國古代

中國的版權保護「盜版」是自宋代開始。宋代經濟的發展為版權保護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印刷業的繁榮是版權保護的技術前提;宋代版權保護出現的直接誘因;宋代版權保護主體已涉及作者，宋代版權保護所涉客體廣泛，宋代政府版權保護力度也很強，規定了出版審查制度對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業標准:宋代缺乏以私權為核心的對版權進行保護的民事法律制度、不注重作者權益的保護、無關王朝政治利益的書籍很難向官府及公眾提出版權主張或者直接尋求權力機關的保護;同時也給了我們許多啟示。
宋代版權保護的內容
(一)宋代版權(著作權)保護主體已涉及作者
作者是版權中第一和最基本的主體。在宋代，隨著印刷業的發展，政府更多保護的是出版商的利益，但是《書林清話》中引述的《叢桂毛詩集解》上所載宋代國子監有關禁止翻版的「公據」，更值得重視，「公據」中提到:該書刻印者的叔父當年在講解「毛詩」時，投入了自己大量的精神創作成果，可以說是「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刻印者把這個事實當作要求禁止他人翻版的主要理由。這就說明:此時受保護的主體已不限於刻印延出版者本人，而且延及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繼承人)。在宋代還出現了職業的職業作家和藝術家，宋代一些不能或不願走上仕途的文人，因生活的需要和其它原因組成一定的群體，被稱之為「書會」，這個群體的文人以創作為職業，「書會」的文人就是職業作家。流傳至今的宋元話本和戲劇有不少出自他們之手。除了「書會」之外，宋代還出了文人與藝人組成的「社會」，如表演雜劇的緋綠社、表演清樂的清音社、影戲藝人的繪草社、表演吟唱的律華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藝人都是專門化的職業作家和表演藝術家。在遠古的宋代，不管是統治者還是出版商及作者，已經擁有了對作者權益進行保護的意識和一定的法律規定，不僅僅是滯停在保護出版商的利益上，而且延及到了保護作者的利益方面，無疑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史上重要的一筆。
(二)宋代版權(著作權)保護所涉客體廣泛
版權保護的客體是作品，在宋代作品的類型眾多，保護客體廣泛。在我國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中國古人信奉的是「學而優則仕」的官本位的價值觀，將政治價值作為至上的人生價值，學子們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寒窗苦讀、懸梁刺股。到了宋代，隨著商品經濟的興起和發展，文學藝術作品也被逐漸商品化，傳統的官本位價值觀開始發生動搖，作品的商品化激發了文人的創作熱情，文人的藝術價值能夠在創作中獲得實現並為社會所承認，其作品能獲得直接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此，文學藝術作品的商品化，導致了整個社會的審美觀、價值觀和文藝觀的變化。有不少在科舉場上失敗的文人和一些不醉心於功名的文人，大量地進行文學藝術創作，創作出眾多的作品，使宋代版權保護的客體廣泛。主要有:第一，文字作品，是指詩詞、散文、小說、話本等以文字形式表現的作品，如宋代的宋詞、宋元話本、散曲、戲劇、小說等。北宋著名詞人柳永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專業詞人，他的詞深受社會各階層的喜愛，獲得了「天下詠之」的社會效果。第二，口述作品，是指以口頭語言形式表現的作品，如即興的演說、散曲等。隨著宋代文化業的發展，下層民眾的審美能力不斷提高，以口頭語言形式表現的評書等口頭作品應運而生。第三，戲劇作品，是指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如地方劇、地方戲等，文學藝術作品的商品化，使得篇幅短小的文藝作品已不能滿足民眾的審美要求，鴻篇鉅制的戲劇等文藝作品成為主導的文學藝術樣式。第四，曲藝作品，是指以說唱為主要形式表演的作品，如評書、快書、大鼓、彈詞等。宋代以後，都市通俗文藝不斷興盛，彈詞、評書、時調俗曲等文藝樣式相繼出現，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第五，美術作品，是以線條、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構成的有審美意義的平面或者立體的造型藝術作品，如繪畫、書法、雕塑等。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這一美術作品，不僅是宋代「市肆畫」中首屈一指的傑作，也是中國乃至世界繪畫史上不可多得的優秀作品，該作品興起於商品經濟的社會土壤上，是商品經濟文化哺育出來的一種新的美術品種。除此之外，宋代還出現了雜技、魔術、馬戲等通過形體動作和技巧表現的雜技藝術作品……宋代版權保護的客體廣泛，也反映出我國宋代已經有了最早的對無形的知識產權的客體進行比較系統的分類和進行保護的事實。
(三)宋代政府版權保護力度加強，規定出版審查
宋代盜印翻版的客觀存在，使作者和出版者保護版權的意識逐漸提高，觀念逐漸形成，政府也適應社會的客觀需要規定出版審查。例如朱熹所寫的《四書問答》，因其無暇訂正重編而「未嘗出以示人」，而「書肆有竊刊行者」，朱熹「亟請於縣官，追索其版」，可以說朱熹當時對其作品的版權保護意識是很強的，他是通過「訴訟」主張其版權，說明宋代的版權保護意識與保護版權的實際行動已經產生，這是將印刷書籍的經濟利益與精神權益的保護，從意識、觀念走向具體操作的過程。宋政府還規定了出版審查制度。宋朝於紹興十五年(公元1146年)詔令:「自今民間書坊刊行文籍，先經所屬看詳，又委教官討論，擇其可者，許之鏤板」。這相當於宋政府成立了出版前審查機制，書籍出版必須由「選官詳定，有益於學者，方許鏤版，候印訖送秘書省，如詳定不當取勘施行，諸戲褻之文，不得雕印」。宋政府一再下令，重申「今後雕印文書，須經本州委官看定然後刊行」，「不經看驗校定文書，擅行印賣，告捕條禁頒降其沿邊州軍，仍嚴行禁止」，對「夜聚曉散傳習妖法能反告者，賞錢五萬，以犯者家財充」。
(四)宋代對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業標准、印刷品管理條例
北宋初年，政府就頒布過「刻書之式」，所謂「刻書之式」，就是將書籍印刷出版的法規以條文形式固定下來，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須送交政府機構備案，政府將印刷品的管理納入日常行政事務當中，如果不按照法規條文規定的形式出版書籍，就構成「盜版」。宋代就對印刷品的管理作到了「有法可依」。清朝曾有人在古董店中看到了宋朝的銅雕版「刻書之式」，文人蔡澄在《雞窗夜話》中曾有這樣的描述:「方二三寸，刻選詩或杜詩韓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認識這件東西的人說:「此名書范，宋太祖初年，頒行天下刻書之式。」從這一記載中可以看到，宋初就將印刷品納入到了國家管理的范疇，相當於今天的印刷品行業標准，與之對應的還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如現在的印刷品管理條例之類。遺憾的是當時具體的法律條文史料到今天已經散佚，但在後人的記載中還可以找到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宋興，治平(1064年—1067年)以前就禁攜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1068年—1077年)後，方弛此禁。」
(五)宋代版權保護的法令和相關記載
《書林清話》卷二有「翻板有例禁始於宋人」的條目，說明中國自宋代確有版權保護的法令。北宋哲宗紹聖二年(1095年)正月二十一日，「刑部言，諸習學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許召官委保，納紙墨工具，赴部陳狀印給，詐冒者論如盜印法。從之。」此記載說明北宋時已有「盜印法」。此外，現存宋代書籍中也有例刊記可以證實宋代的版權保護。第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東都事略》，其牌記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已申上司，不許覆板」與現代的「版權所有，不準翻印」如出一轍，這可能是最早的版權保護施行記錄。《書林清話》及清代大藏書家陸心源《宋樓藏書志》、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均對此有記載。第二，建安祝穆編刊《方輿勝覽》，自序後的「兩浙轉運司錄白」雲:「據祝太傅宅幹人吳吉狀，本宅見雕諸郡志，名曰《方輿勝覽》、及《四六寶苑》兩書，並系本宅進士私自編輯，數載辛勤。今來雕版，所費浩瀚，竊恐書市嗜利之徒，輒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目，或以《節略輿地勝紀》等書為名，翻開攙奪，致本宅徒勞心力，枉費錢本，委實切害，照得雕書，合經使台申明，乞行約束，庶絕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書籍處，張掛曉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陳告，乞追人毀板，斷冶施行。奉台判備榜須至指揮……右今出榜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曉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經所屬陳告追究，毀板施行，故榜……福建路轉運司狀，乞給榜約束所屬，不得翻開上件書板，並同前式，更不再錄白」，該「榜文」記載明確了編寫人的「辛勤」、出版商的「所費浩瀚」，其為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可以請求官府「庶絕翻版」，如有盜版的祝氏則有權「陳告、追人、毀板、斷冶施行」，此例記載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勞動付出和對自己權益的保護方式以及官府懲治的力度。第三，貢士羅樾刊印段昌武《叢桂毛詩集解》前有行在國子監「禁止翻版公據」雲:「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以東萊《詩記》，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是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於此書，儻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竄易首尾，增損音義……今狀披陳，乞備牒兩浙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乞給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專，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給本監。除已備牒兩浙路、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知委文狀回申外，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乞，追板劈毀，斷罪施行。須至給據者。右出給公據付羅貢士樾收執照應。淳祐八年七月日給。」所謂「行在國子監」，是當時主管圖書刊行的中央機構，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圖書出版的權力。政府運用了行政手段，布告有關地方的書坊，不得翻印某書;同時，又發給原刊者所謂「據」，也就是執照，以證明該人刊書的合法性，原刊者若發現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憑「據」告發，從而毀板治罪。該出版商明確提出「禁止翻版」的理由充足，認為作品首先具有原創性:「一話一言，苟是發明，率以錄焉」;其次認為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將作者作為權利主體):「口講指畫，筆以成編」，「平生精力，畢於此書」;而且出版商認為現出版的版本質量好:「校讎最為精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盜版，「則必竄易首尾，增損意義」，就侵害了出版者及原作者的權益。為此，經出版商向國子監提出申請，給付「執照」，禁止他人翻版，並賦予該出版商對其他盜版者「追版劈毀，斷罪施行」的權利。有關這一事件最後的執行情況史料中已經沒有了記載，但確實以事實記載了有法可依。需要說明的是，南宋版權保護不僅僅保護作者本人權利，即便在作者去世後，其親屬也可提出版權保護的申請。《叢桂毛詩集解》的刻印者把其叔父投入了大量精神創作當做要禁止翻版之權的主要理由，這說明:在該禁例中，受保護主體已延及到了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繼承人)。第四，南宋初年文人范浚在他的著作《答姚宏書》中記載的一件事，當時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寫了《和元賦集》，刻印販賣，他將此事上報官府，官府發送一份公文到建陽，銷毀了這些私刻的印版。以上史實都是宋代私刻書籍請官府出面，行使版權保護，它不僅保護了出版者的經濟利益，而且保護了作者的權益，處罰的方式還是比較嚴厲的，如「追人毀板」、「追板劈毀」等，開啟了中國版權保護的先河。
(六)宋代禁印以防盜版
宋代的印刷業發達無庸置疑，盜版的猖獗也是有目共睹，盜版不僅嚴重侵害了原作者、出版者的經濟利益，而且盜版也嚴重損害了作者的學術聲譽，最終嚴重損害了讀者的利益。宋政府從政治利益出發，禁印書籍也是空前絕後的，允許印的才能印，不允許印的是絕對不能翻印的。政府為此對印刷品進行管制，對違反出版管製法令的行為，官府給予重懲。如宋人羅壁《識遺》記載:「監本」《九經》一經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翻印。如果想翻刻，就必須向國子監提出申請，得到批准後才可以翻印。縱觀宋代，官府禁印的作品主要有:第一，禁印議毀時政得失之書、奏議國史、制書敕文、刑法敕令式諸書、禁印本朝史籍、禁印帝王字像。如「大臣之奏議，台諫之章疏，內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機謀密畫，不可漏泄……嚴行禁止，其書坊見刊版及已印者，並日下追取，當官焚毀，」又有「以歷代帝王畫像列街衢以聚人者，並禁止之」，另外「有摹刻御書字而鬻賣者，重坐之」。第二，禁印法令、天文書籍、宗教(妖說邪教、撰造的佛說和妖教)之書、紙幣等。政府頒布的法律敕令不得擅自印刷，私印刑法書，論如「盜印法」。天文歷法之書，也由國家統一印行;因民間「傳習妖教」，政府多次詔令禁印「妄誕妖怪之言」，流傳的要「交納焚訖」;紙幣由國家發行後屢有禁私印之令，宋神宗時「立偽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宋徽宗時規定「私造交子紙，罪以徒配」，宋高宗「定偽造會子法」，但私印紙幣的事仍有發生。第三，禁印士兵操練之書、禁止國家機密泄露。主要針對書刊中有邊防軍機內容和宋書流到遼金地界。宋政府規定「國朝令甲雕印言時政邊機文書者，皆有罪」。蘇轍使遼時曾說:「本朝民間開板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說明書禁有名無實，因為「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第四，禁印供科場剽竊用的「語錄」及「不根經術本源」等偽學之書。如雕印戲褻之文，杖一百。
在宋代禁止翻版已經成為印書行業的一種禁例，而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宋代禁印以防盜版，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真正享有特權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許覆版」，宋代的禁止翻版之舉只不過是少數有權有勢的出版商勾結官府、壟斷利潤的一種做法，並不是正規的法令。這和現代的版權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宋代禁印以防盜版，目的還在於文化控制壟斷，既然是一種文化控制，它不是一種純粹的保護，更多的是一種管理的成份，它並沒有形成一種版權保護制度，而只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宋代的禁翻版的確為後代的版權法開辟了先例。
案例
對中國的信息技術界和知識產權界來說，1999年是倍受關注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連續發生了三起有關網際網路版權保護的新型案例。由於調整中國版權制度最重要的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制訂於1991年，當時網際網路在中國的發展處於萌芽階段，該法對這一新興事物所可能引起的法律問題未作規定，因此對發生於九十年代末期的網際網路版權侵權糾紛審理實踐而言，1991年的著作權法顯屬滯後。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審理這類案件的指導意義就顯得尤為突出，加之目前中國著作權法正在修改之中，這幾例網路版權官司的審理，也將為新著作權法的出台奠定基礎。
這三例案件是：1.1994月28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決的陳衛華訴《電腦商情報》侵權案。該案是國內首例網上作品版權案。案件涉及的是做為傳統信息媒介的報紙擅自轉載網際網路個人主頁上的一篇文章。法院經審理判決《電腦商情報》侵權成立；2.1999年9月9日，被稱為「中國網路侵權第一案」的北京瑞得公司訴四川宜賓東方信息公司主頁侵權案。法院判決復制主頁的被告侵權，這意味著網上主頁享有版權；3.1999年9月18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理的王蒙等六作家狀告「北京在線」網站侵權案。該案涉及的是作品上網所引起的著作權糾紛，法院判決被告世紀互通通訊技術公司敗訴，從而表明作品上網同樣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這三個案件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網際網路版權糾紛的范圍，其中既包括網上作品（包括網上主頁）的版權被傳統媒介侵犯，又包括傳統意義上的作品的版權被新興信息媒介工具——網站所侵犯，當然現實中還存在著大量商業網站對新聞媒體網站的侵權。這些新型案件的審理表明中國現行著作權法已遠落後於司法實踐。但是判例在中國並沒有判例法上的效力，隨著這類案件的不斷增多，中國網際網路版權保護方面的立法已迫在眉睫。

⑥ 關於保護知識產權的案例

一、侵犯知識產權刑事犯罪案例

1、黃味金等假冒注冊商標案

公訴機關：四川省綿竹市人民檢察院

被 告 人：黃味金、常榮芳、張會建、常祝家、邱倫富

常春榮、文勇

案 由：假冒注冊商標

一審案號：（2003）川綿竹刑初字第66號

2003年5月26日，四川省綿竹市人民檢察院以竹檢刑訴（2003）64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黃味金、常榮芳、張會建、常祝家、邱倫富、常春榮、文勇犯假冒注冊商標罪，向四川省綿竹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四川省綿竹市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黃味金與被告人常榮芳口頭約定由黃味金提供原酒，常榮芳組織包裝材料及商標，以共同生產假冒名酒。之後，常榮芳僱傭被告人文勇從黃味金開設於成都市華豐食品城的興宏酒類批發部將「綿竹大麴」、「江口醇」、「尖庄」、「瀘州」老窖二曲等酒運至常榮芳租賃的成都市中和鎮、雙流縣華陽鎮出租房內，由被告人常榮芳、張會建組織「劍南春」、「全興」、「五糧液」、「瀘州」商標及包裝，並僱傭被告人常祝家、邱倫富、常春榮清洗酒瓶和翻裝酒，共計粘貼「劍南春」商標648份、「全興」商標300份、「瀘州」商標88份、「五糧液」商標96份。除「五糧液」外，均由被告人常榮芳僱傭被告人文勇將酒運至被告人黃味金開設於成都市西南食品城的興達酒類批發部予以銷售。

四川省綿竹市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黃味金、常榮芳、張會建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非法使用「劍南春」、「五糧液」、「全興」、「瀘州」老窖特曲的商標及包裝物，情節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被告人文勇、常祝家、常春榮、邱倫富明知上述被告人實施假冒注冊商標行為，而為其提供運輸等幫助行為，其行為均應以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共犯論處。被告人黃味金、常榮芳、張會建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文勇、常祝家、邱倫富起次要作用，是從犯，依法可減輕處罰；被告人常春榮起次要作用，是從犯，且參與假冒注冊商標時間短，情節輕微，依法可免予處罰。被告人常祝家在刑滿釋放後5年內又犯罪，屬累犯，應從重處罰。

2003年8月20日，四川省綿竹市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13條、第25條第1款、第26條第1款、第4款、第27條第1款、第2款、第64條、第65條之規定，判處被告人黃味金有期徒刑3年零6個月，並處罰金1萬元；被告人常榮芳有期徒刑3年零6個月，並處罰金1萬元；被告人張會建有期徒刑3年零6個月，並處罰金1萬元；被告人常祝家有期徒刑1年零6個月，並處罰金2000元；被告人文勇有期徒刑1年，並處罰金2000元；被告人邱倫富有期徒刑1年，並處罰金2000元；被告人常春榮免予刑事處罰。

一審宣判後，黃味金等七被告人均沒有上訴，檢察機關也沒有抗訴，判決發生法律效力。

2、應紅霞等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

公訴機關：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檢察院

被 告 人：應紅霞、谷琳琳、馮聖偉

案 由：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

一審案號：（2004）浙杭西刑初字第336號

2004年7月5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檢察院以杭西檢刑訴（2004）285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應紅霞、谷琳琳、馮聖偉犯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向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馮聖偉原為廣州達生整合營銷傳播機構駐杭辦事處工作人員， 2004年1月初至同年2月23日期間，以非法營利為目的，在明知廣州「陳大偉」、「倪壯」二人向其提供的洗發水為假冒寶潔(中國)公司生產的飄柔、海飛絲、潘婷等注冊商標的情況下，先後七次向原廣州寶潔公司駐杭外聘工作人員應紅霞、谷琳琳銷售貨值約150餘萬元人民幣的假冒寶潔(中國)公司生產的上述注冊商標洗發水，並以每箱提成10－15元的方式，從中非法獲利共計人民幣7萬余元。同期，被告人應紅霞、谷琳琳以非法營利為目的，明知上述洗發水為假冒產品而先後七次共同將之銷售給日化產品經銷商黃某，被告人應紅霞、谷琳琳從中非法獲利15萬余元人民幣。案發後，被告人馮聖偉投案自首。

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馮聖偉、應紅霞、谷琳琳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而予以銷售，銷售金額巨大，其行為均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被告人馮聖偉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應認定為自首，依法可予從輕處罰。

2004年8月3日，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14條、第67條第1款、第25條第1款、第64條、第72條、第73條第2、3款之規定，判處被告人應紅霞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並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被告人谷琳琳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並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被告人馮聖偉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並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

一審宣判後，被告人沒有上訴，檢察機關也沒有抗訴，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3、王紅星、趙坤侵犯著作權案

公訴機關：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

被 告 人：王紅星、趙坤

案 由：侵犯著作權罪

一審案號：（2003）京海法刑初字第2434號

2003年11月3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以（2003）京海檢經訴字第621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王紅星、趙坤犯侵犯著作權罪，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王紅星、趙坤原系北京雷石世紀數字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雷石公司」)職員，負責軟體的開發工作。2002年3月，二人從雷石公司辭職後，帶走了雷石公司KTV點歌系統軟體的源代碼，欲繼續從事該系統軟體的開發和銷售活動。2002年3月至2003年1月間，二被告人以營利為目的，將「雷石KTV寬頻服務系統」軟體稍加修改後復制安裝盤，先後向西安雲志電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杭州新時空數字科技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銷售該軟體復製品，違法所得額共計人民幣 11.9295萬元。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王紅星、趙坤以營利為目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他人計算機軟體，違法所得數額較大，其行為均已構成侵犯著作權罪。被告人王紅星、趙坤均積極參與並從中獲利，但趙坤在犯罪中所起作用略小於王紅星。

2004年2月27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17條第(一)項、第25條第1款、第53條、第64條之規定，判處被告人王紅星有期徒刑1年6個月，罰金人民幣5000元；被告人趙坤有期徒刑1年、罰金人民幣3000元。

一審宣判後，王紅星、趙坤二被告人沒有上訴，檢察機關也沒有抗訴，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二、涉及知識產權民事審判案例

1、（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訴北京市海淀區私立新東方學校侵犯著作權及注冊商標專用權糾紛案 上訴人（原審被告）：北京市海淀區私立新東方學校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上訴人北京市海淀區私立新東方學校（以下簡稱新東方學校）因侵犯著作權和商標專用權糾紛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1）一中知初字第35號民事判決，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一審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定，（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以下簡稱ETS）作為TOEFL考試的主持、開發者，獨立設計、創作完成了TOEFL考試題，並就53套TOEFL考試題在美國進行了著作權登記。1997年8月，ETS與主要從事外語教學服務的新東方學校簽訂協議，許可新東方學校以非獨占性的方式復制協議所列的錄音製品和文字作品（共20套試題），作為內部使用，不得對外銷售，協議有效期為一年。但新東方學校將該TOEFL考試題以出版物的形式在其校內和網路上向不特定人公開銷售，且在許可協議期滿後未再簽訂新的協議。另外，ETS曾就「TOEFL」商標在中國核准注冊，核定使用的范圍是盒式錄音帶、考試服務、出版物等。被控侵權物的封面等用醒目的字樣標明「TOEFL」。2001年1月，ETS以新東方學校侵犯著作權和注冊商標專用權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此前，新東方學校曾因此被行政執法部門查處。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 TOEFL試題由ETS主持開發設計，每一道試題均需多人經歷多個步驟並且付出創造性勞動才能完成，具有獨創性，屬於中國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由此匯編而成的整套試題也應受到保護。新東方學校未經ETS許可，以商業經營為目的，擅自復制並公開銷售TOEFL試題，侵犯了ETS的著作權，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新東方學校在其發行的TOEFL考試題出版物的封面上以醒目字體標明「TOEFL」字樣，且商品類別與ETS注冊的商品類別相同，新東方學校的行為侵犯了ETS的注冊商標專用權。判決新東方學校停止侵犯著作權和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賠償損失、消除影響和賠禮道歉。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一審判決對新東方學校侵犯ETS著作權的認定正確，應予維持，但對侵犯ETS注冊商標專用權及賠償數額的認定和處理不當，應予酌情糾正。據此於2004年12月27日依法判決，維持一審判決有關著作權的判項，撤消一審判決有關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判項。

2、博內特里塞文奧勒有限公司訴上海梅蒸服飾有限公司等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上訴人（原審被告）：上海梅蒸服飾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梅蒸）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博內特里塞文奧勒有限公司（Bonneterie Cevenole S. A. R. L.）

原審被告：夢特嬌·梅蒸（香港）服飾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香港梅蒸）

原審被告：常熟市豪特霸服飾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常熟豪特霸）

原審被告：甘傳猛

原審被告：甘傳飛

原審被告：徐國良

上訴人上海梅蒸服飾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梅蒸）因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2）滬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02號民事判決，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一審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告博內特里塞文奧勒有限公司是一家從事服裝設計、製造和銷售的法國公司，在中國大陸登記注冊了花圖形、繁體字「夢特嬌」、「MONTAGUT」與花圖形組合等四個商標，商標核定使用的商品均為第25類衣服、鞋、帽等。香港梅蒸由甘傳飛和甘傳猛在香港設立，受讓取得由「梅蒸」中文文字、拼音字母「Meizheng」和花瓣圖形組合的注冊商標（以下簡稱「梅蒸」商標）。上海梅蒸由甘傳猛在上海設立，經香港梅蒸授權在中國大陸獨占使用「梅蒸」商標。常熟豪特霸由徐國良設立，為上海梅蒸加工、銷售服裝。由常熟豪特霸生產、上海梅蒸和常熟豪特霸銷售的服裝上使用了「夢特嬌·梅蒸」標志，包裝袋的裝潢也與原告的近似。此外，上海梅蒸在其專賣店的貨架上間隔標有繁體的「夢特嬌」和「梅蒸」拼音字母與花瓣圖形標志，在價格標簽上標明「貨（牌）號」為「夢特嬌」。上海梅蒸在專賣店店門、廣告牌、服裝、包裝袋上，常熟豪特霸在服裝、包裝袋上直接使用含有「夢特嬌」字樣的香港梅蒸的企業名稱。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海梅蒸、常熟豪特霸生產、銷售的上裝衣領標、內襯標有「夢特嬌·梅蒸」標志，上裝的左胸標有「梅蒸」拼音字母和花瓣圖形標志，「梅蒸」拼音字母顏色與服裝衣料顏色相同，將花瓣的顏色突出，花瓣圖形比原告的「花圖形」僅缺少葉和莖，且在貨架和價簽上直接使用「夢特嬌」作為商品名稱，足以誤導公眾，侵犯了原告的注冊商標專用權。上海梅蒸在專賣店店門、廣告牌、服裝、包裝袋上，常熟豪特霸在服裝、包裝袋上直接使用含有原告商標「夢特嬌」的企業名稱，包裝袋的裝潢與原告也相近似，構成不正當競爭。上海梅蒸、香港梅蒸、常熟豪特霸在主觀上有共同侵權的故意，應共同承擔侵權的民事責任。因甘傳猛、甘傳飛和徐國良分別作為該三個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實施的行為代表各自公司，因此造成的侵權後果應由公司承擔。根據查明的案件事實，一審法院依法判決三個被告公司停止商標侵權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連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人民幣50萬元。判決後，上海梅蒸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定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應予維持，於2004年7月6日依法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3、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訴蘇州市西部餐飲娛樂有限公司侵權著作權糾紛案

原告：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力公司）

被告：蘇州市西部餐飲娛樂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西部娛樂公司）

原告新力公司於2003年12月12日發現西部娛樂公司未經許可，以營利為目的，將新力公司享有著作權的黎明演唱的《兩位一體》、《全日愛》、《酸》三個作品（MTV）以卡拉OK的形式向公眾放映，遂以新力公司侵犯其合法權益為由向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

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新力公司於2001年製作發行了含有前述涉案三個MTV作品的VCD光碟，涉案的正版光碟封套背頁標注了新力公司版權標記，並向國際唱片業協會亞洲辦事處進行了版權登記。2002年12月12日，國際唱片業協會北京代表處委託代理人劉瑩對西部娛樂公司經營的西部飈歌城播放的黎明演唱的八首歌曲進行點播，並對其播放過程攝像，刻錄成光碟兩份。該光碟中含有涉案的三個MTV作品。蘇州市公證處對上述取證過程進行了公證。

法院認為，本案涉案的MTV作品是以確定的聲樂、器樂作品作為承載主體，依據音樂體裁不同的特性和情境氛圍進行視覺創意設計，形成音、畫合一的視聽結構，同時在藝術處理上運用光線、色彩、構圖等變幻組合，並通過三維動畫、數碼編剪等技術處理，凝聚了導演、演員、攝影、剪輯、燈光等創造性勞動，是視聽結合的一種藝術形成，符合作品的構成要件，屬於著作權法規定的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新力公司對涉案的三個MTV作品享有著作權。西部娛樂公司未經許可，在經營活動中使用了涉案作品，侵犯了新力公司享有的放映權及獲得報酬的財產權利，依法應承擔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因西部娛樂公司未侵犯新力公司的著作人身權利，故不再適用賠禮道歉的責任方式。對賠償數額，應根據本案涉及的作品類型、西部娛樂公司的經營規模、經營檔次及侵權時間等因素，酌情確定。對於新力公司提出的為訴訟等支出的合理費用，應由西部娛樂公司承擔。

2004年11月26日，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決：西部娛樂公司停止侵權，賠償新力公司經濟損失人民幣9000元及為本案訴訟支出的合理費用人民幣25441元，駁回新力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判決後，雙方當事人均未依法提出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4、浙江蕭山五糧液系列酒銷售有限公司、宜賓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訴四川老作坊酒廠、寧海縣昌盛食品有限公司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上訴人（原審原告）：浙江蕭山五糧液系列酒銷售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蕭山五糧液）

上訴人（原審原告）：宜賓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宜賓五糧液）

上訴人（原審被告）：四川老作坊酒廠（以下簡稱老作坊酒廠）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寧海縣昌盛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昌盛公司）

蕭山五糧液、宜賓五糧液訴老作坊酒廠、昌盛公司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因雙方當事人不服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2003）甬民二初字第95號民事判決，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法院經審理查明，蕭山五糧液於2003年3月取得「作坊」商標，並許可宜賓五糧液獨占使用「作坊」商標。四川省宜賓五糧液集團有限公司於1999年12月獲得包裝盒的外觀設計專利。老作坊酒廠成立於2001年7月，生產「老作坊玉牌老作坊玉窖」酒，其中「老作坊玉窖」中的「老作坊」三字遠大於「玉窖」兩字。昌盛公司自2002年12月開始經營三個品種的老作坊玉窖酒。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蕭山五糧液與宜賓五糧液擁有「作坊」注冊商標專用權，應予以保護。老作坊酒廠在生產的「老作坊玉牌老作坊玉窖」酒中突出使用「老作坊」三個字，與「作坊」注冊商標在整體上構成近似，容易使相關公眾對商標來源產生誤認或混淆，老作坊酒廠、昌盛公司侵犯了蕭山五糧液、宜賓五糧液的商標權；宜賓五糧液提供的證據不能認定涉案的「作坊」牌老作坊酒、作坊酒為知名商品，老作坊酒廠、昌盛公司的行為不構成對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侵犯；在蕭山五糧液、宜賓五糧液並沒有就專利侵權提出明確訴訟請求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對專利侵權糾紛進行審理；由於蕭山五糧液自2003年3月才享有「作坊」注冊商標專用權，而老作坊酒廠成立於2001年7月，早於蕭山五糧液享有注冊商標專用權，且老作坊酒廠企業名稱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程序取得，蕭山五糧液、宜賓五糧液請求撤銷老作坊酒廠字型大小的訴訟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結合本案情況，根據蕭山五糧液取得商標專用權的時間、老作坊酒廠侵權行為持續時間以及蕭山五糧液、宜賓五糧液制止侵權所支付的合理開支綜合考慮的賠償數額。

2004年8月26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判決：老作坊酒廠、昌盛公司停止對「作坊」注冊商標的侵權；老作坊酒廠、昌盛公司分別賠償蕭山五糧液、宜賓五糧液經濟損失20萬元和10萬元（含制止侵權所支付的合理費用）。

5、哈爾濱黑天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訴廣東黑天鵝飲食文化有限公司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上訴人（原審被告）：廣東黑天鵝飲食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東黑天鵝公司）。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哈爾濱黑天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哈爾濱黑天鵝公司）。

哈爾濱黑天鵝公司訴廣東黑天鵝公司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2001）穗中法知初字第190號民事判決廣東黑天鵝公司停止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賠償損失50萬元，並駁回原告的不正當競爭等其他訴訟請求。廣東黑天鵝公司不服該判決，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法院經審理查明：哈爾濱黑天鵝公司於2000年9月受讓取得「黑天鵝」文字及圖組合商標。廣東黑天鵝公司成立於1998年1月20日。2002年4月，廣東黑天鵝公司向國家商標局申請撤銷哈爾濱黑天鵝公司「黑天鵝」商標，國家商標局決定不予受理。2003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維持國家商標局不予受理決定的行政判決。二審期間，廣東黑天鵝公司又就該判決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盡管廣東黑天鵝公司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但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訴訟期間不停止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在國家商標局撤銷「黑天鵝」商標之前，「黑天鵝」注冊商標專用權應受法律保護；一審法院沒有受理廣東黑天鵝公司的反訴請求，並不違反法律規定，也不影響廣東黑天鵝公司訴訟權利的行使，本案審理不需以相關行政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根據商標法實施條例，連續使用至1993年7月1日的商標，與他人在相同或類似服務上已注冊的服務商標相同或相似的，可以繼續使用，但不得擴大使用地域和服務項目。但廣東黑天鵝公司與1993年7月1日之前使用「黑天鵝」商標和店名的案外人沒有隸屬關系，屬於不同市場主體，廣東黑天鵝公司主張的擁有「黑天鵝」商標在先使用權的理由不成立；廣東黑天鵝公司成立於1998年1月，在「黑天鵝」商標注冊之後，使用與哈爾濱黑天鵝公司注冊商標近似的商標，其行為已構成商標侵權。

2004年4月2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⑦ 國際貿易案例分析 知識產權保護案

1）在抄印度政府簽署了TRIPS後應當履行按《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規定，進一步規范知識產權的保護措施。各成員應實施本協定的規定，不違反本協定的規定。各成員可在其各自的法律制度和實踐中確定實施本協定規定的適當方法，從而盡到TRIPS的義務。
2）印度政府的考慮存在失誤。印度政府對於簽訂了TRIPS使得葯品價格在國內的大幅波動，更主要考慮的是烏拉圭回合談判的其他協議有利於本國。缺少對貿易知識產權的重視，導致最終的無法實現TRIPS目標的結果。
3）裁決：世界貿易組織判定印度沒有執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這個協議，在世界貿易組織的監督下，印度作出了調整。

額外資料：專利就是指一切技術領域中的任何發明，不論是產品發明還是方法發明，只要其具有新穎性、創造性並適合於工業應用，均可獲得專利。

⑧ 這是宋代的嗎

別不高興，這件殘片不會是宋代的，具體根據涉及知識產權保護，俗話說，一招鮮吃遍天。雖然沒有上手，但是，光從照片看就不可能是宋瓷。

⑨ 李約瑟難題解答

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J. Needham 1900－1995）長期致力於中國科技史研究，成果卓著。他在1954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近代以前的14個世紀里，中國對於自然現象的知識和用以造福人類的技術方面遠遠勝過歐洲，可是為什麼近代科學，以及經得起全世界考驗並得到合理的普遍贊揚的伽利略、哈維、維薩笛斯、格斯納、牛頓的傳統——這種傳統註定會成為同一世界大家庭的理論基礎——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國或亞洲其他任何地方發展起來呢？這一問題隨後被學術界名之為「李約瑟難題」。對於這一問題，國內外學者曾從社會、經濟、思維方式和文化等各種角度做了大量的探索。較近，也有部分學者開始從知識產權制度角度考慮這一問題。

一、李約瑟難題由來

對「李約瑟難題」追本溯源，我們會得知早在李約瑟之前，就有人提出與「李約瑟難題」相類似的問題。早在十七世紀，來中國的傳教士們就己經注意到中國科學的「落後問題」。早期的傳教士利瑪竇（M. Ricci 1552一1610）所著《利瑪竇中國札記》（1615）是繼西班牙作者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以後首部系統全面介紹中國科學技術的著作。[1]利瑪竇之後來中國的法國傳教士巴多明（D. Parrenin 1665一1741）是早期提出「落後問題」的第一人。由傳教士們對中國的介紹，以及他們關於「中國科學落後問題』的評論，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甚至掀起了一場研究中國的「狂潮」。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學家，如波義耳、萊布尼茨、卡悉尼、伏爾泰、奎斯勒、休謨、狄德羅和孟德斯鳩等都對中國科學技術給予過關注。

二十世紀初，當中國新文化運動達到高潮時，「落後問題」也成為中國學者討論的熱門話題。1915年，任鴻雋（1886一1961），中國科學社和《科學》雜志的創始人，在1915年《科學》雜志第一卷上發表了題為《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的文章。此後，許多中國學者加入了對這問題的討論。如梁啟超和馮友蘭都對這類問題發表過意見。

1944年，值中國科學社慶祝成立三十周年之際，李約瑟曾出席在貴州湄潭舉行的年會，並發表《科學與中國文化》的演講。在演講中，他首次批評了一些西方和中國學者此前提出的關於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的論證。他說中國古代哲學非常接近於科學解釋，中國人的發明創造對全世界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基本的問題是為什麼近代實驗科學，以及與之相關的理論體系產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國。這里，李約瑟實際上已經非常清楚地提出了後來所謂的「李約瑟難題」。

現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古克禮先生2003年3月19日在接受記者獨家專訪談到「李約瑟難題」時說到，李約瑟關於這個問題的結論是：過去2000年中國存在著一個封建官僚制度，這種制度產生了兩種效應。正面效應是：中國通過科舉制度選拔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可以使中國非常有效地發展科技。在這方面，中國比羅馬帝國衰亡後直至近代的歐洲具有明顯優勢。負面效應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過科舉選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而在同一時期的歐洲，技術開發領域存在著較強的竟爭。在這方面，自秦朝以後的中國不但比不上相同時期的歐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春秋戰國時期部分地區由於不同諸侯國之間的竟爭，使得整個中國產生了大量智力成果。[2]總之，李約瑟本人對「李約瑟難題」的解答主要是從社會制度方面考慮的。

二、中國古代知識產權制度狀況

（一）著作權制度

著作權觀念在我國產生很早。春秋戰國以來的古典文獻大都有作者的署名，一些作品甚至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學派始祖姓名作為名稱，剽竊抄襲者受到社會譴責，這說明我國古代文人已意識到作者的署名權等人身權利， 同時也反映了社會對這些權利的尊重，體現了朦朧的著作權利意識。當 然，這種權利意識是很粗朴的，基本上沒有財產權的內容。

我國古代，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文化憑借口述、手抄方式傳播，著作很難成為商品。隨著雕版印刷術、活字印刷術的出現，著作物得以廣泛流傳，出版商獲取到利益。這些商人為了制止他人冒名盜印,開始尋求法律保護。據有關資料，宋代已有保護出版權的記載。如南宋咸淳年間，兩浙為保護《方輿勝覽》等四部書的權益而專發榜文。在五代後唐長興三年，朝廷令田敏在國子監主持校正《九經》，並「刻板印賣」，這是官府刻書之始，可謂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個以出售為目的大規模印製圖書的「出版社」。為保護《九經》藍本，朝廷曾下令禁止一般人刻印這本書，從而保護國子監對《九經》出版的專有權，這相當於後來歐洲出現的特許制度。這些均可為我國著作權保護的萌芽。

從宋代以後，我國古代依靠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有關文件，保護作者、編者及出版者的權益，禁止未經許可使用他人的「復制權」的例子很多。我國以禁令形式保護刻印出版者，在歷史上一直未曾被成文法的全面著作權保護所代替，即沒有建立過通行全國的著作權保護制度。直至1903年清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通商行船修訂條約》，從而在中文裡使用「版權」一詞之前，光緒皇帝仍為保護《九通分類總纂》的翻印專有權下過敕令。我國晚清時，受西方文化影響，清王朝仿歐洲大陸法系立法體系，編纂新律。1910年，《大清著作權法》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著作權法。

（二）專利制度

據《韓非子》記載，古代有一個世代以洗染為業的家族研製了一種「不龜手之葯」。一個謀士以千金巨資買走了葯方，後來配製給本國將士使用,打敗了強敵，該謀士也封官晉爵。從此故事可知，遠在戰國時期，中國人對知識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就有認識，把它當作特殊財產加以利用。但當時沒有發展出獨立的知識產權制度。

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仁玕於1859年總管朝政後，在他的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資政新篇》中提出過建立專利制度的主張。具體專利形式的出現則是在清朝光緒年間。1881年資產階級改良派鄭觀應向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上書，要求給予上海機器織布局的機器織布工藝以10年專利。隨後，不斷有一些新工藝和新技術提出專利申請，被批准為專利的日漸增多。在維新運動的推動下，光緒帝於1898年5月頒布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有關專利的法規——《振興工藝給獎章程》。這里的專利權實質上是專營權，與現行專利權的含義是不同的。後由於頑固派極力反對，改良派主張的興專利一直未能付諸實施。因此，直到清朝末年專利制度也未能在我國建立和發展。我國專利制度的建立與形成，嚴格地講是從辛亥革命以後開始的。1912年12月當時的工商部頒布了《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這在法律上看，已是我國第一部成文法，具有現代專利法基本原則的若干因素。

（三）商標制度

商標是使用於商品上的專用標志。在自然經濟初期即使有的產品上加了一些銘文、年號，也只是起到表示私有權、裝飾或紀念的作用。隨著商品生產、交換的出現和發展，有些標記起到了區別產品生產者的作用。從出土的陶體看來，雖然其口沿、底部的符號的意義目前還不十分清楚，但是與那些在同一器物上栩栩如生的圖像相比，不管從美工技巧，還是從所附部位來說，都不能認為它們具有觀賞等意義。相反，此後的歷史證明，它們只能作為區別器物所有人、製造人標記的解釋。這種只具有區別生產者的單一屬性，不具有宣傳產品和提供質量保證功能的標記，雖然不能算作現代意義的商標，但可以說是現代商標的雛形。

據先秦《韓非子》記載，我國最早的商店招牌出現在兩千多年前，是用布帛做成的「旗」或「招」，這就是有標記識別作用的店牌。春秋戰國時期的商品交換和市場發展，為我國古代商標的產生提供了條件。漢、唐時期，商品上使用標記也較為普遍。隨著商業的發展，宋代時我國的商標已較為完整，名牌和商號增多。最早較為完整的商標，是北宋山東濟南「劉家功夫針鋪」，使用了圖文並茂的「認門前白兔兒為記」商標，印製「白兔兒」商標的銅版現陳列於中國歷史博物館。

自鴉片戰爭開始，由於帝國主義入侵，出現了許多洋貨和洋商標。隨著民族工業的發展，近代中國出現了許多商標，近代中國隨之開始形成商標法制。1904年，清政府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商標法規——《商標注冊試辦章程》。

三、從產權制度觀點見識李約瑟難題解答

上節表明，在古代中國曾經出現了知識產權制度的萌芽。那麼，中國的這種知識產權狀況對回答李約瑟難題會給出何種提示？

鄭成思先生認為，「無論東、西方的知識產權學者，都無例外地認為版權是隨著印刷術的採用而出現的。」進而，鄭先生認為，「如果版權確實是隨著印刷術的採用而出現的，它就應當最早出現在我國。」[3]但是，時間順序上的先後並不代表邏輯意義上的原因和結果。事實上，盡管我國有千年科技領先史，並且最早將活字印刷投入生產實踐，但是，我國並沒有產生現代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制度。科技是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前提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一般認為，「知識產權並非起源於任何一種民事權利，也並非起源於任何一種財產權。它起源於封建社會的特權。」[4]在這一點上，我國有著和西方現代知識產權制度起源地同樣的、甚至可能還要早的所謂「起點」。但是，事實上的結果是，雖然我國有著類似的封建特權，這一封建特權最終並沒有轉化為「私權」。雖然同時可以認為，在我國「古代『帝國控制』的主旨之下」，封建特權法律「客觀」上「保護了某些私權」。[5]

作為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諾斯（D. North）研究了西方的各種社會制度的演進，提出西方世界近 200 年來的崛起，是因為找到了一套有效保障有形產權和無形產權的制度，使得交易費用大幅下降，鼓勵了商品生產和智力的投資。有學者認為，「在諾斯之前，現代史的理論的主流學說對於工業革命以及隨之引發的現代經濟增長這一歷史事件的解釋，基本上是基於科學發現（如牛頓力學的出現）、技術創新、發明浪潮、教育和資本的積累——但這種理論事實上經不起推敲。一個致命的批評是，在14世紀中葉，當時居於世界頭號強國地位的中華帝國無論是在科技水平還是教育和資本積累方面，都達到了西歐工業革命前夕的程度。事實上，催生西歐工業革命的技術基礎基本上都來自中國。」[6]有意思的是，有經濟史學家提出，中國所以在技術高度積累條件下未能出現工業革命，主要是中國缺乏一個企業家階層。而諾斯認為，「一個社會要涌現出企業家階層並使其不斷發展壯大的條件是社會需要創造出一種支撐企業家階層的制度。」這一制度正是知識產權制度。「經濟史學家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諾斯的猜想，正是在英國和荷蘭兩國，作為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專利權和版權制度最先得以創立和發展，其他歐陸國家之所以在工業革命上落後於這兩個國家，也正好是因為它們在知識產權制度的實施上落後於這兩個國家。」[7]

西方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經歷了長達數百年的孕育。在社會轉型的激烈變革中，政治、經濟、科技、思想文化諸方面的發展與變化，或構成了這一新興制度賴以生存的母土，或提供催生這一新興權利的動力。首先，是新工藝學出現。從15世紀起，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歐洲各國出現了採用先進技術，製造和使用先進的生產工具和各種機器的社會需求，促使工藝學有了長足的進步。其中最大的進步體現在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紡織、采礦、冶金和化學等部門中。[8]在科學技術運用於社會生產的過程中，知識產品與物質產品開始具有了同等的商品意義。這些工藝學上的進步為工業文明的出現以及以保護工業文明為使命的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其次，是新文化價值觀確立。從14到16世紀，西歐資產階級所發動的文藝復興運動，激勵人們改造現世，研究自然，重視實際有用的知識。文藝復興中提出的這種新的文化價值理念，為資產階級一手將科學技術作為物質武器，一手將私權制度作為法律武器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思想准備。再次，是新政治文明萌芽。在17世紀中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從霍布斯、米爾頓到洛克等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張主權在民，倡導平等自由，強調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性。特別是洛克的著作闡明了資產階級關於財產和政權的原則，概括了英國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在17世紀關於財產與政權的爭議。以洛克為代表的英國資產階級政治思想體系的逐步形成，以及受其影響而產生的以孟德斯鳩為代表的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為歐洲各國制定自己的法律包括知識產權制度做出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准備。最後，是羅馬法復興。自12世紀起，歐洲開始了羅馬法復興的運動。馬克思經典作家指出：「當工業和商業進一步發展了私有制的時候，詳細擬訂的羅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復並重新取得威信。」[9]古代羅馬雖無知識產權制度，但是知識產權與羅馬人關於無形財產的概念、公有物的理論、物體物的轉讓與侵害的學說，與著作權以至知識產權的財產歸屬性、公共領域、產權貿易、無形侵害等法律原則與規則有著源與流的關系。羅馬私法的復興，為近代知識產權制度的制定貢獻了有益的法律思想材料。

總結起來可以說，諾斯對西方近代以來加速發展的原因提出的解釋對准確回答李約瑟難題提供的啟示有基本的和延伸的兩個方面。基本方面在於，諾斯的工作引導我們關注知識生產的傳統非正式規約向正式規約演化的歷史條件，因為如文中表明的，與科技發展相適應，中國古代並不缺乏非正式的規約。延伸方面在於，諾斯的工作示範了一個綜合從產權、政治、意識形態到文化信仰諸方面因素的研究方案，這一方案提供的綜合由於切實以產權與制度分析為依據，因而解釋效力完全不同於在解答李約瑟難題時出現的那些關於上述諸方面因素的泛泛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