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知識產權業務發展前景如何
知識產權業務發展很快。因為中國在落實知識產權保護上的力度不夠。主要在執法上還需加強。 調查取證其實不難。主要是依法執行比較難。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微軟視窗系統盜版。 有時候廠商也睜隻眼,閉隻眼。也是為了搶市場份額。 知識產權注冊業務應該在未來有很好的前景。現在中國的中小企業越來越多。他們的活力和創造力在市場競爭條件下是爆發出來的。
Ⅱ 中國知識產權法現狀及前景
「摘要」在經濟、政治、科技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下,知識產權法因應時代之變遷,在其權利客體、權利歸屬、權利內容、權利限制、制度融合、國際合作等方面上,開始呈現出一些令人矚目的發展態勢,比如知識產權的客體逐漸遠離傳統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知識產權法激勵創造者的目標逐漸轉向激勵投資者,知識產權法在整體上有向無形財產法演進的趨勢,各國在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進程中的自主選擇性嚴重削弱等等。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 現代發展
藉助經濟、政治、科技等多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和綜合作用,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漸次誕生,茁壯成長,遂形成今日之規模。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時代背景,互聯網路、生物技術的科技浪潮,必將推動知識產權法因應形勢之需求,繼續向前發展。本文旨在從零散的法律改革中,自不同的角度,梳理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脈絡,以揭示知識產權法的發展態勢。
一、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之初始,僅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其主幹。歷經歲月變遷,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對象(權利客體)日益延伸,漸成無形財產保護的主要法律表現。譬如商標法,早期僅保護商品商標,其後擴及服務商標,現在又延及地理標志和證明標記,似有將商業標識一網打盡的趨勢。隨著知識產權法的發展,知識產權的客體雖日益豐富,但也日益背離其傳統意義上的范圍和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即知識產品)的范圍傳統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創造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專利技術、文藝作品等;一是識別性的知識產品,比如商標、商號等。因此,知識產權的客體在傳統上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並非只要是具有無形性或非物質性特點的財產,就都能在知識產權的保護框架中找到位置。但近年來的知識產權立法,開始緩慢的動搖知識產品傳統上應具有的創造性或識別性特徵。
如果留意著作權客體的悄然變化,即可感受到背離傳統的趨勢。早期著作權法在保護范圍上主要限於文學藝術作品,後來擴及到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示意圖等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顯然這些作品逐漸的遠離了文學藝術作品的內涵。至於保護計算機軟體,更是與文學藝術作品毫不相干。為此,中山信弘曾經指出:「著作物的范圍正在由純粹的藝術型或者學術性向著實用型、機能性方面擴展。」 可見,著作權法之客體范圍已然發生重大變革,但無論如何,這些客體尚能保持獨創性的特徵,只是獨創性的程度逐漸弱化了。
但是最近,甚至連獨創性的特徵都拋棄了。1996年通過的《歐盟資料庫指令》,確立了一種新的知識產權「資料庫特殊權利」,賦予資料庫製作者以「摘錄權」和「再利用權」,意在阻止他人擅自使用資料庫的全部或實質部分的內容。從此,在內容選擇和結構編排上沒有獨創性的資料庫,也可以得到這種新型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在傳統上,資料庫只有在選擇和編排上滿足獨創性的要求,才可按匯編作品給予著作權保護。知識產品的創造性特徵,由此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商標法上,識別性的特徵也日益弱化。證明商標的保護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證明商標是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原產地、原料、製造方法、質量、精確度,或者其他特定品質的標記。在證明原產地時,證明商標尚能體現出些許識別性,但這種識別性是對商品的來源地區的識別,而不像一般商標那樣,是對商品的來源廠商的識別。可見,原產地證明商標已改變了識別性的內涵。至於僅僅是對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產地等特定品質起證明作用的證明商標,基本上沒有任何來源識別的功能。因此,證明商標動搖了商標權客體傳統上的識別性特徵。
知識產權客體的類似變化,在其他領域仍然存在。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創造性比專利法上的創造性要求低得多。商業秘密中的一些,比如經營秘密,可能只是一些客戶名單或進貨渠道,既與創造性無關,也與識別性無涉,但也能得到知識產權法的禮遇。
此外,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還觸動了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客體中的一些固有原則和觀念。比如生物技術的興起使發現與發明的界限變得模糊,「專利只能授予發明,不能授予發現」的傳統觀念遭到了挑戰。演算法、治療法不受專利保護的說法也有人質疑。 因此,傳統上被排除在知識產權保護之外的一些內容,可能也會逐漸聚集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傘下。
二、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目的之一在於激勵知識創新,知識產權因此歸屬於創造者,實屬當然。1791年法國專利法前言宣稱:「任何新的想法,其實現或者開發可以變為對社會有用的,主要應屬於構思出這種想法的人。如果認為工業發明不是發明人的財產,從實質上來說,那是違反人權的。」 而著作權歸屬作為自然人的作者,更是天經地義。法國和德國等堅持「作者權法」傳統的國家,曾堅持認為作者是作品的主人,作品只能是作者的財產。 知識產權歸屬於知識產品的創造者,甚具倫理上的正當性,因而甚至被當作一種人權。
但是隨著知識產品的商業化生產,知識產權歸屬於創造者的原則,漸漸讓位於保護投資者的需要。對於發明的專利權,是屬於發明人還是屬於其僱主(投資者)?在法律上最早回答的是1897年奧匈帝國的專利法,該法承認發明人對其發明有權獲得專利權的原則可以有例外,即在合同或者服務章程中另有規定的,專利權可以不歸屬於發明人。 後來各國陸續作出類似的規定,比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規定,雇員在執行包含發明任務的僱傭合同過程中作出的發明,或者從事明確委託給他的研究、設計任務作出的發明,除合同另有利於雇員的規定外,都屬於僱主所有。我國《專利法》第6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在著作權法上同樣如此,美國從實用主義出發,為保護投資於創作的產業者利益,其僱傭作品制度直接規定僱主為作者。我國《著作權法》第11條第2款之規定與其幾乎類似,而第16條第2款則規定了職務作品的經濟權利由作者的受雇單位享有。知識產品的真正創造者在被剝奪了獲得知識產權的權利後,只能從其僱主(投資者)那裡獲得工資、獎勵等報酬。
知識產權法在權利歸屬上的發展,與知識產品生產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一方面,隨著技術成果的廣泛應用,文化事業的繁榮昌盛,知識產品的商業價值日益凸現,因而知識產品的商業投資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單靠個人自身的創造性發揮,已難以適應社會對知識產品的巨大需求。因此,從事知識產品生產的企業應運而生。投資者開辦企業,僱傭職員,有組織的從事技術開發、作品創作。知識產品的現代生產方式,逐漸從個性創造向投資創造轉變。在知識產品的生產中,創造者的人格及個性成分漸少,而經濟投資的成分漸多。由於投資者對知識產品的生產,發揮了組織作用,注入了巨額資金,承擔著高度風險,因此法律將知識產權的歸屬從創造者手中移交給投資者,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否則會減少知識產品生產上的投資,而在現代社會,如果不在巨額資金保障下從事有組織的生產,許多發明、軟體、電影等知識產品將難以面世。
從激勵創造者轉而激勵投資者,似乎成了知識產權法的一個方向。法律通過激勵投資者,促進知識產品的商業生產;而投資者通過支付報酬,激勵其雇員從事知識產品的創造。因此,隨著知識產品生產的日益商業化,知識產權將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投資者在手中。歐盟對於資料庫保護的立法發展,更是鮮明的表現出保護投資者的趨勢,因為對非獨創性的資料庫提供特殊權利保護,目的在於保護資料庫製作者收回投資和贏得利潤,幾乎沒有激勵創新的直接功能。
三、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
在經濟、政治和科技的推動下,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日益豐富,一面通過頒布新法,增加權利種類,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一面通過調整舊法,增加新的權項。比如專利法上增加了許諾銷售權;著作權法上增加了信息網路傳播權、禁止規避技術保護措施權等。同時,知識產權的權利內涵也日益拓展。比如商標權的保護范圍擴及域名之上,禁止在域名上惡意使用他人的注冊商標,尤其是著名的商標;作品的復制權也延及到將作品數字化的權利。下面茲從兩個方面觀察知識產權法在權利內容上的發展趨勢。
從具體的知識產權法上看,商標權、著作權等各種知識產權類型開始從板塊保護模式發展到網路保護模式,其表現主要集中在權利沖突的解決上。由於知識產權客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知識產品往往可以成為多種知識產權的客體。比如「lawking」可以用作商標、商號、域名等多種商業標識;一幅圖案可以同時作為著作權、商標權、外觀設計專利權之客體。既然如此,當同一知識產品上存在多個知識產權,而權利人又並不一致時,權利沖突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知識產權法通過誠實信用、保護在先權利、禁止權利濫用等原則加以協調。由此,著作權人有權制止他人在商標上使用其圖形作品,盡管在商標上利用作品只是彰顯商標的識別性,與著作權法上的一般侵權行為有天淵之別。而商標權的保護,不僅在商號領域繼續得到鞏固,而且已經擴張到域名之上。商標權人不僅有權禁止他人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而且有權阻止他人不當的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號或域名。可見,各種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再局限於自身原有的保護空間,而是擴張到了其他權利的保護空間。商標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在各自相對獨立的板塊保護模式的基礎上,逐漸發生權利交叉,形成了相互牽連、相互影響的網路保護模式。
從整體的知識產權法來看,知識產權的觸角越伸越遠,逐漸背離了其原有的范圍,有向無形財產法滲透的趨勢。前已述及,知識產權的客體要麼具有創造性,要麼具有識別性,而這些特徵逐漸被揚棄。知識產權法在保護投資回報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目標下,開始延伸到資料庫、證明商標等創造性和識別性極弱的客體上。某種程度上,知識產權似乎漸漸的泛化到無形的財產之上,而不論其是否有創造性或者識別性。縱覽知識產權現有的保護范圍,與知識產權法誕生之初相比,可謂面目全非,除了無形性之外,幾乎難以抽象出其共同特徵。長此以往,知識產權法也許面臨著自我解構的困境,當知識產權法客體的創造性或識別性越來越淡化,知識產權法或許就真正成了規范「無形財產」,而非「智力成果、商業標識」的法律,從而對稱於規范有形財產之物權法,並肩而立,相互呼應。
四、知識產權法在權利限制上的發展
由於知識產品上往往蘊含著巨大的社會利益,所以知識產權法在其發展歷程中,似乎從來沒有忘記給予社會公眾以適當的照顧。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知識產權法始終以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之間保持恰當的利益平衡為其使命,這在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上,體現得較為明顯。在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同時,為了增進社會公益,知識產權法對於知識產權設有一些限制,除了依賴誠實信用、禁止權利濫用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還設計了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具體制度,著作權合理使用、專利強制許可即其典型。近年來,令人關注的是在知識產權權利行使限制上的新進展。
知識產權作為完整意義上的私權,其行使本應遵循權利人之意願。但知識產權關涉社會利益甚巨,為防止權利人壟斷其權利,不適當的侵害或減損社會利益,法律不得已強行干涉權利人的意願自由,在一定條件下,准許第三人在支付適當報酬的情形下,可以不經其許可即能利用其知識產品,從而增進社會利益。當今之世,知識產權已成人們追逐之新寵,企業競爭之手段。權利人以知識產權為武器,處處劃界圈地,正如陶鑫良教授所言,彷彿一舉手就觸到知識產權的高壓線,一抬足就陷進專利權的地雷陣。同時,知識產權種類和內涵的日益拓展,更是加劇了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矛盾。為此,重新調整知識產權的權利限制(尤其是在權利行使上)顯得更為迫切,更為必要。
隨著知識產權尤其是專利權保護的日益強化,負面影響也如影形隨,比如專利權與社會倫理道德、公共健康、人權等已產生碰撞和沖突。2001年底,在卡達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與會代表就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問題進行了三天的談判,最終達成了《關於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明確了WTO成員政府採取措施維護公共健康的主權權利,尤其是明確了TRIPS協議中可以用於保護公共健康對抗知識產權專有權利的彈性條款。 以使得深受愛滋病、結核病等公共健康危機困擾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有權頒布醫葯專利實施的強制許可。
北歐國家近年來興起的「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已經超越了對著作權行使的傳統限制。通常情況下,集體管理組織僅能管理會員(即向其授權的著作權人)的作品。但在北歐國家,集體管理組織在法律特別規定的范圍內也能管理非會員的作品,此即為「延伸性集體管理」或曰「擴展性集體管理」。例如就「影印復制權」而言,集體管理組織可以授權影印復制機構有權復制不在該集體管理組織管理下的特定種類的作品。 由於集體管理組織的會員數目是有限的,使用人需要的作品可能不在其管理之列,而使用人又幾無可能去逐個取得權利人之許可,因此延伸性集體管理的目的在於為使用人取得授權許可提供方便。法律為促進作品的廣泛傳播,專為使用人設計了延伸性集體管理制度,極大的限制了著作權之行使,因為此時的著作權人已喪失了對作品的許可自由。
在作品的網路傳播上,有學者更是主張直接適用法定許可的規定, 無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只是必須支付適當的報酬,甚至連集體管理組織這個中介都跳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及計算機網路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也支持此點。 此時的著作權似乎已弱化成一種純粹的報酬請求權。可見,在知識產權(尤其是對其權利行使)的限制上,知識產權法有向社會公眾傾斜的態勢,目的在於促進知識產品的推廣使用。
五、知識產權法在制度整合上的發展
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變遷一般是圍繞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的調整或修正而展開。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此種僅局限於自身范圍的調整或修正,已不能滿足形勢的需要。比如各國的立法實踐表明,計算機軟體的保護處於傳統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交接地帶上。因此,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知識產權法需要相互溝通,相互融合,以適應日益復雜的知識產權保護形勢。
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深刻的表現出了著作權法與專利法的綜合和交叉。著作權法或專利法的基本原理,在解決布圖設計的保護上往往捉襟見肘。比如,若採用著作權法,由於布圖設計更新換代較快,著作權法過長的保護期不利於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若採用專利法,由於集成電路技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光刻線條的不斷減小和集成規模的不斷提高,故難以達到專利法所要求的創造性高度。因此,各國紛紛採用專門立法的保護方式,既可以借鑒著作權法的經驗,也可以吸取專利法的慣例,同時又適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的需要。《歐盟資料庫指令》對資料庫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著作權法與競爭法的融合。資料庫製作者享有的「資料庫特殊權利」,其實正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此前對資料庫的保護內容。
可見,單獨的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面對新出現的保護對象,往往無能為力,或者勉為其難;因而需要整合各種知識產權法的優勢,設計出新的知識產權制度。或者以一種制度為主,參酌其他制度之優勢;或者兼取各法之所長,揉為一體。於是,著作權與工業產權,特別是與專利權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而開始模糊不清。
1992年頒布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知識產權制度設計上開創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新紀元。自此,知識產權法的整體性融合,亦即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趨勢,開始在全球蔓延。《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迅速跟進,成為世界上第二部知識產權法典。相比於具體制度的交叉融合,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在制度整合上,更有其獨特的意義所在:一方面,知識產權法的立法層次將因此提高,其制定程序也會更加嚴格,利益斟酌將更加客觀理性,有助於提高立法的質量,限制行政權力的恣意。而且法律的效力越高,越有利於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如果將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置於統一的法典中通盤考慮,必將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門的局限性與部門的利益化傾向,而且有利於消除知識產權之間的權利沖突,形成內在和諧的規范體系,進而加強知識產權制度的科學化。
六、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發展
1873年,奧地利邀請各國參加國際博覽會,但各國都拒絕參加,其原因在於擔心展覽的技術得不到保護。正是以此為動機,知識產權的國際合作開始醞釀,最終在1883年誕生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成為知識產權法國際合作成果的典範。在知識產權法100多年來的國際合作中,作為其成果體現的國際條約不斷涌現,日漸細密,其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也不斷提高。目前向全球開放的知識產權國際條約將近30個,幾乎涉及知識產權各個領域,包括發明、實用新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商業秘密、商標、商號、原產地名稱、作品、印刷字體、科學發現、奧林匹克會徽等。
近年來,知識產權在國際貿易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因此得到進一步強化。除了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保護水平繼續通過國際條約進行協調外,最令人矚目的是,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尤其是在國際條約的加入上,從自主性漸漸走向了強制性。本來,主權國家是否加入某一國際條約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但是,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TO)介入知識產權領域,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相勾連,使得各國在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上的自主性嚴重削弱。因為一旦加入WTO,就必須無任何保留的全部接受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在內的一攬子協議,而值此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加入WTO幾乎是必須的選擇。
以TRIPS協議為標志,知識產權法的國際合作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加速了各國知識產權法的全球趨同化進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保護即其著例。1989年締結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僅有一個國家簽署,因而生效本是遙遙無期。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35條規定:「全體成員同意,依照《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第2條至第7條(其中第6條第3款除外)、第12條及第16條第3款,為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提供保護。」並未生效的《集成電路知識產權條約》因此竟在WTO框架下的100多個國家得到了實際的執行。無論此前對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不予保護的國家,還是對其保護水平較低的國家,都得按照TRIPS協議的最低要求保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由此可見,TRIPS協議加速了各國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保護水平上趨向一致的進程。
由於知識產權法全球趨同的結果是提高了各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於發達國家,其知識產權更能得到有力的保護;但對於發展中國家,因其知識產權上的弱勢狀態,經濟利益必將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限制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去追求促進本國經濟利益的努力。所以,在國際條約的修改和制定中,發達國家總是試圖將自己的法律制度反映在國際條約中,而且因其經濟強權的壓力,往往得以成功。隨著國際條約在知識產權保護范圍上的不斷擴大,保護水平上的不斷提高,各成員國的立法空間就相應的受到擠壓,比如TRIPS協議把觸角伸進了知識產權國內執法程序,包括民事、行政、刑事程序以及臨時措施和邊境措施等,而在過去這一領域被視為國內立法問題。所以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和知識產權力量,與其說是在削弱國內法的效力和強制力,毋寧說是在通過另一種或更為基本的方式上對國家主權構成了挑戰。」 因此,對於知識產權法在國際合作上的新進展,應當保持足夠的警惕。
從上面簡單的梳理中,可以發現知識產權法在各個方面都緩慢的發生著變遷。觀察知識產權法的現代發展趨勢,一方面,旨在根據情勢變遷,妥善安排知識產權法的制度設計,以適應社會發展之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及時發現利益失衡、危害公益之跡象,進而竭力在權利人與社會公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平和利益沖突,維持利益平衡。
Ⅲ 知識產權行業的未來發展前景
知識產權服務機構數量逐年增長
2015-2019年,我國知識產權服務機構數量逐年增長,增長率逐年降低,截至2019年底,全國從事知識產權服務的機構數量約為6.6萬家。其中,專利代理機構有2691家,商標代理機構有4.5萬家;代理地理標志商標注冊申請的服務機構有276家,代理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申請的服務機構有15365家;從事知識產權訴訟等法律服務的律師事務所超過7000家。「十三五」以來新增約3萬家。根據變化趨勢,2020年,齊國知識產權服務機構數量約達7萬家。
——更多行業相關數據請參考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知識產權服務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
Ⅳ 知識產權包括哪些內容行業前景如何
引言:現如今的時代是互聯網大數據時代,對於知識就是財富的說法,毋庸置疑。而知識產權讓很多人都感到疑惑,有些人認為知識產權的內容太過狹窄,行業的前景也並不是金融和it等更加的寬泛,那麼知識產權到底包含哪些內容?它的就業前景究竟到底是怎樣的呢?
三、遵守知識產權。對於知識產權,有些人在無意之間就對他人造成了侵害,那麼這時維護自己的權益是應當的,正如三星跟美國那個10億美金的案子一般,就是因為不重視知識產權,導致三星賠償了10億美金。而現如今的三星,十分的重視知識產權申請的專利數額與日俱增,這就反映了大型企業對知識產權的越來越重視。既然他們都需要遵守知識產權,作為小型企業的人也需要遵守知識產權。
Ⅳ 未來知識產權產業會有什麼樣的發展趨勢
中國必然走向創新驅動的產業轉型升級。
知識產權和創新密不可分。而靠投資驅動的產業結構不可持續,中國必然走向創新驅動的產業轉型升級。而目前知識產權繁榮的地區只有北京,上海,廣東,浙江,江蘇,還有廣大內陸地區正在逐步崛起,市場空間還很大。
如華為最近、中興和小米手機專利糾紛,如果一家公司在知識產權的積累上還不夠,那麼競爭就會非常被動。但現在的問題是不知道知識產權不是法律問題,而是資產管理的問題,導致企業人員的許多知識產權需要找到一種方式來刷存在。當然,知識產權保護環境是不存在的,知識產權作為資產是難以連接的。
所以,我認為中國對知識產業是越來越重視了,知識產權本質上是智力勞動成果的產權化,當今的時代是在市場經濟時代,通過對知識產業的學習,隨著社會的發展,只有通過不斷的產權化才能在市場上得到更好更多的交易,同時激勵創新,使資源得到最好的配置。
Ⅵ 知識產權最新的趨勢是什麼
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是近年來興起於發達國家的一種新型的資產證券化類別,其發展之快,引起各方的廣泛關注。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和知識產權制度的確立,知識產權已成為現代企業重要的生產經營要素,企業經營形態也從強調傳統的土地、廠房、生產設備等固定資產,轉而強調專利、品牌、顧客關系、服務等無形資產。在這種背景之下,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作為知識產權開發與知識產權融資的創新模式逐漸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所謂「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是指發起人將能夠產生可預見的穩定現金流的知識產權(稱為「基礎資產」),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對基礎資產中風險與收益要素進行分離與重組,進而轉換成為在金融市場上可以出售的流通證券在國際上,有的理論家提出以"淡化"、"弱化"知識產權的專有性,來緩解專有性 與公開、公用的矛盾。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法學家中山信弘。 而更多學者,乃至國際公約,則主張以進一步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強化專有性來解決這一矛盾。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1996年12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主持締結的兩個新的版權條約。其中增加了一大批受保護的客體,增列了一大批過去不屬於專有權的受保護權利。而 美國、歐盟國家均已准備在1998年到1999年,即進入21世紀之前,修訂知識產權法,使之符合新條約的要求。此外,在商標保護方面,強化專有性的趨勢則表現為 將馳名商標脫離商品以及服務而加以保護。
這種強化知識產權專有性的趨勢,應當說對發展中國家未必有利。但目前尚沒有發展中國家表示出"堅決抵制"。主要原因是:在知識經濟中 ,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趨勢是抵制不了的,發展中國家應及早研究它們的對策。上述第二對矛盾,引出了知識產權保護中最新的程序法問題,亦即在涉外知識產權 糾紛中,如何選擇訴訟地及適用法律的問題。過去,絕大多數知識產權侵權訴訟,均以被告所在地或侵權行為發生地為訴訟地,並適用訴訟地(法院所在地)法律。但網路上的侵權人,往往難以確認其在何處;在實踐中,侵權復製品只要一上了網,全世界任何地點,都可能成為侵權行為發生地。這種狀況,主要是由網路的 無國界性決定的。曾有人提議採取技術措施,限制網路傳輸的無國界性,以解決上述矛盾。但在實踐中困難極大,或根本做不到。於是更多的學者,更多的國家及 地區,實際上正通過加速各國知識產權法律"一體化"的進程,即通過弱化知識產權的地域性,來解決這一矛盾。
國際知識產權法律"一體化",就要有個共同的標准。多少年來,已確認的專有權,一般不可能再被撤銷。於是,保護面廣,強度高的發達國 家法律,在大多數國際談判場合,實際被當成了"一體化"的標准。發展中國家雖然並不情願,卻又阻止不住。世界貿易組織成立時,訂立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 權協議》,就是違背發展中國家意願,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又不得不被廣大發展中國家接受的典型一例的過程
Ⅶ 知識產權保護在國際上的發展趨勢表現是什麼
一是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傳統的知識產權制度面臨挑戰,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在不斷擴大。二是某些發達國家近年來極力推行,專利全球統一化腳步加快;三是知識產權已納入貿易戰,成為貿易戰的制勝點。四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紛紛制定其面向新時代的知識產權戰略,推動知識產權戰略全球化。
總的來說就是范圍擴大化,保護統一化。
再說一句啊 這個和戀愛有什麼關系
Ⅷ 知識產權未來發展前景
知識產權背負著技術和法律雙重屬性,根本上運用於商業。在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革命性爆炸式發展的環境下,給知識產權、相關法律及其產業的發展不斷帶來挑戰注入活力,熱點問題和新的發展不斷涌現。
典型的,NPE以及專利海盜問題,它對業界提出的主要疑問有,現有的專利制度是否適於軟體等技術的保護? 現有制度是否還能保護技術進步?是不是對專利的保護力度過大了?是否需要制度的變革來解決問題?標准必要專利問題也對制度和產業的發展提出了相關的疑問,而且顯得更明確,在科技越來越呈現復雜性和開放性的發展趨勢下,以後的路該如何走?這可以歸結為對制度的挑戰。上述兩個問題還在另外一個方面提出了挑戰:知識產權運營模式的創新。
就制度挑戰這一方面,短期內,比如未來十幾年二十年,可能還不會有根本性的變革,之後就很難說了。短期內,這幾個趨勢應當是較為明確的:發達國家目前對知識產權保護過度,保護力度應向總體寬松來調整,對知識產權質量方面的授權標准會有提高,而不發達國家則相反;各國制度會向更統一更接軌的方向發展;制度會更復雜。相應,更國際化、專業性更強,是對從業人員的大方向上的要求。
知識產權運營模式的創新會對知識產權產業更有塑造力,更考驗我們的智慧和知識結構。近年來的商業模式創新,除技術支撐和驅動之外,還呈現跨界發展的明確趨勢。知識產權產業的發展在這方面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其需要的不是簡單的跨界,而是深度專家級的跨界和相應知識經驗的融合。也就是說,如果還是作專利代理人撰寫申請文件、答復審查意見,可能不會有太豐富的變化,但如果是與企業商業運作深度結合,就需要有跨知識產權、某行業、金融、貿易等領域,且在多個領域有深度認識和經驗的專家,無論是做知識產權咨詢還是經理人,或是新出現的某個知識產權產業中的職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因素。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和產業的發展絕不是簡單的與西方主導的制度去接軌。在這方面,中國與西方國家會有復雜的搏奕、交換、作用與反作用,這是由中國獨特的體制、文化以及巨大的體量、漸強的實力來支撐的,中國會與世界更接軌,但會有自己特色的體制和運行方式,會產生可能今天我們難以想像的結果,世界也會受我們這方面的影響。所以,從業者具有中國經驗絕對是一個巨大優勢。
Ⅸ 知識產權代理公司未來前景如何
論述如下:
如果你急於求成,那麼不建議你繼續在知識產權行業發展。如果你想在短時間內賺取大量財富,那麼不建議你繼續在知識產權行業發展。如果你不熱愛學習,那麼不建議你繼續在知識產權行業發展。
如果你缺乏信仰,那麼不建議你繼續在知識產權行業發展。首先,目前知識產權行業向上的動力很充足,各種數據(每年遞增的商標、專利、版權申請量,知識產權訴訟案件總量)都在表明知識產權行業是一個朝陽行業。
知識產權行業的入門門檻看似很低(經過一周多的培訓就可以給客戶打電話做銷售了),實則很高。因為,僅僅經過一周多的培訓的銷售人員,真的僅僅是普通銷售人員,就商標而言,連近似判斷都判斷不好,更別說如何辦理集體商標和證明商標了。
知識產權行業有大量的知識與辦事流程要學習。相關的法律法規,各種司法解釋,還不能僅僅是知道這些法律法規,需要理解運用這些法律法規。僅就2014年4月18號中華商標協會舉辦的商標代理人考試而言,就涉及到63部法律法規,這還不是知識產權行業所涉及的所有,可見知識量的浩瀚。
專業是知識產權的第一生產力,雖然短時間那種電話銷售會帶來不錯的業績,但是因為從業人員的不專業,很難把客戶留住。而專業的服務是能留住客戶的,通過長時間的積累會有質的飛躍的。有點類似《笑傲江湖》中華山派的「劍宗」和「氣宗」吧。
Ⅹ 2021年了知識產權行業前景怎麼樣
從業人數逐年上升
知識產權服務業的健康快速發展,為提升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能力提供了服務保障,對助力創新創業、穩定和擴大高水平人才就業、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
據統計,「十三五」以來,我國從事知識產權服務的機構新增約3萬家,知識產權服務業從業人員新增38萬人。截至2019年底,我國知識產權服務業從業人員約81.9萬人,較2018年底增長2.6%,吸納就業作用明顯。
更多行業相關數據請參考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知識產權服務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