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對知識產權

⑴ 簡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哪些意義

含義：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意義：

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

2、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3、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

4、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

5、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1)供給側改革對知識產權擴展閱讀

具體內容

1、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

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2、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

2015年以來，我國城鎮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去庫存化和「後土地財政」的壓力和挑戰，農村則開始進入三權分置改革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的試點階段，推動城鄉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長期滯後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進。

3、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

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當前，我國金融正處於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的階段，面臨著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局面。從國內來看，金融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由於改革不到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4、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

「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5、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都可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上找原因，制度變革與制度創新刻不容緩。

6、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⑵ 中國專利利用率不高要怎麼解決

社科院近日發布的《法治藍皮書(2017)》披露，當下中國產品供給存在整體質量不高，創新程度不足的情況。中國知識產權還存在量多質低，保護力度不足及保護成本過高等問題，嚴重製約了企業創新及產品質量的提升。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制度，推動供給側改革目的的實現。

供給側改革與知識產權密不可分，完善知識產權制度，才能實現真正意義的供給側改革。基於上述知識產權制度存在的前述問題，藍皮書建議完善知識產權評價制度，實現供給側從重數量向重質量轉變。在調整專利質量考評體系過程中，應當將原有專利量化的指標調整為專利對於提升產品供給的實際貢獻值。無論是涉及到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抑或是有關高新企業稅收減免，或是專利申請費用減免，以及企業發明創造的相關獎勵，有必要取消原有的關於專利量化的規定，而將專利是否實際使用、使用效果、對於產品供給的實際貢獻值作為考評指標。在一系列需要企業提交的證明文件中，除專利證書之外有必要提交的是專利對於產品供給發揮實際作用的證明文件。

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含義和意義

含義：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意義：

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

2、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3、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

4、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

5、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3)供給側改革對知識產權擴展閱讀

具體內容

1、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

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2、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

2015年以來，我國城鎮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去庫存化和「後土地財政」的壓力和挑戰，農村則開始進入三權分置改革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的試點階段，推動城鄉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長期滯後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進。

3、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

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當前，我國金融正處於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的階段，面臨著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局面。從國內來看，金融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由於改革不到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4、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

「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5、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都可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上找原因，制度變革與制度創新刻不容緩。

6、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⑷ 社科院近日發布的《法治藍皮書(2017)》說了些什麼

社科院近日發布的《法治藍皮書(2017)》披露，當下中國產品供給存在整體質量不高，創新程度不足的情況。中國知識產權還存在量多質低，保護力度不足及保護成本過高等問題，嚴重製約了企業創新及產品質量的提升。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制度，推動供給側改革目的的實現。

藍皮書還建議，增加知識產權侵權成本，實現供給側從模仿向創新轉型。雖然專利法在2008年修訂時將法定賠償限額從50萬元提升到100萬元，但現有賠償制度對於知識產權侵權依然不具備足夠的威懾力，對創新而言也難以發揮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在知識產權法中全面引進「懲罰性賠償制度」。
同時，降低知識產權保護成本，為供給側持續創新提供法律保障。為給專利申請人明確的預期，減少預期不確定而帶來的成本和風險，專利法有必要就專利申請周期作出明確規范。與其他類型相比較，發明專利因涉及實質審查，其流程最為復雜。專利法有必要針對申請實質審查的期限以及審查結果的期限作出明確規范，其中如涉及提交補正的材料的，也需要就補正時間作出規范。同時，針對實用新型及外觀設計專利的審查結果期限作出明確規范。這樣，企業在技術升級轉型過程中對未來風險就會有相對明確的預期和評估，最大程度減少知識產權申請所帶來的成本和風險。

⑸ 供給側改革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供給側改革：

所謂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的改革。與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給側改革具有如下三個特點：

1、供給側改革強調發揮企業和創業者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

2、供給側改革強調解決中長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強調解決短期經濟波動問題；

3、供給側改革強調制度的變革與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短期的政策調整。

二、改革涉及的重點領域：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是：

一則形成新主體，即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企業、企業家、創業者等在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同時要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約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

二則培育新動力，即通過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通過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三則發展新產業，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順應經濟規律、市場規律，及時淘汰產能過剩和僵屍企業等，讓市場及時出清，避免資源浪費，及時化解經濟泡沫，避免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等。

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如下：

要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屍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把增強企業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引導好社會心理預期，重視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完善商業法制，切實發揮企業家重要作用，著力營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場環境。這意味著，在產業層面，淘汰僵屍企業，化解過剩產能，激發企業活力，將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

三、改革成效的決定因素：

制度因素、組織創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

事實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進供給是現在面臨的一大問題。比如，在人口紅利衰減的趨勢形成後，應當制訂什麼樣的人口政策保證充足和更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供給；在中小企業天然缺乏高等級信用的情況下，應當制訂什麼樣的金融政策讓中小企業得到資金供給；在放寬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預期中，應當制訂什麼樣的政策既能讓房地產行業發揮經濟引領作用，又避免形成過大價格泡沫。

這些問題都是老問題，但一直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調控歷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必須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維視野，從長遠利益考量，讓制度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長遠目標相匹配。讓「供給側改革」達到預期效果，制度供給的創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組織能力的優化對供給側改革也起著重要作用。目前已經推進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國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組織，也涉及政府資金主導的大型企業組織，這些都屬於組織能力優化的新探索。當前，大量微型組織生存發展困難較多，優化這些組織的能力，為其提供寬裕的市場進入空間，通過減稅等措施減輕其壓力是當務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創造鼓勵創新的應有環境。

中國經濟增速繼續放緩的原因，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供給側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供給側改革的目的是側重於企業微觀機制的重構，提高要素和資源優化配置，進而提高經濟效率。當前迫切需要進行的供給側改革包括三方面：

1、建立有效的過剩產能退出機制，減少「僵屍」企業，讓資源要素重新流動起來。

2、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別是鋼鐵、石化、有色、建材、煤炭等上游產業，大部分都是國有企業，必須及時有效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3、建立企業家激勵機制，加強產權保護，營造一個企業家能夠有創新、創業激情的激勵機制和環境。

供給側的改革是一個中長期定位，需求側的調整是一個短期定位。如果沒有短期定位，中長期定位也會失准。供給側改革的同時，不能放鬆需求側的調整。供給側改革，特別是在存量退出的進程中將產生大量的外溢效應，引發總量性的需求不足和結構性的蕭條。這些現象一旦出現就需要全面啟動需求側管理。

進行供給側改革，必須加快推進新一輪財稅、金融等配套改革。經濟繼續低迷，決定了未來一個周期將以擴張性的經濟政策為主，擴張性的經濟政策要麼減收，要麼增支。因此不管是從發展的角度講，還是從改革的角度講，本輪調整都存在著大量的減稅空間。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力，應該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整體發力，包括鼓勵創新創業的改革舉措，推進市民化為核心的城鎮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優化，實施減稅降費和大規模減少行政審批，積極推進新一輪財稅、金融等配套改革。

⑹ 供給側改革長利短痛 供給側改革的難點在哪

最高領導層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 一說。
這一概念本身並無定論。無論是學術上的供給主義經濟學，還是80年代以供給主義名義實施的美國經濟政策，都與中國目前的國情不相同。但如果將供給側理解為生產活動中的勞動力、資本、土地這三大要素投入，那麼則符合目前國內經濟面臨的困難——產業結構不合理，僵屍企業借新還舊、勞動生產率有待提高、製造業國際競爭力下降。

結合其他高級政府官員使用這一概念的語境來看，總書記說的「供給側改革」更像是加快引導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針對上游產能落後、產能過剩行業，要減少支持，同時將資源配置到高端裝備製造業、公共服務業以及一些戰略新興產業當中去，重塑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要素市場的改革有其必要性，但沖擊大，見效慢。特別是在企業部門債務負擔較高的情況下，財政需求刺激和要素改革應當相互平衡，以免在短期內失業與金融風險有過快增加。此外，供給側改革在「破舊」的同時確保如何能「立新」立得起來，如何避免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將是制度建設和收入分配層面需要思考的長期問題。

供給側改革不是自由主義

首先要明確的是，國內所說的供給側改革並不是西方的倡導自由主義的供給主義經濟學，與曾經流行的供給主義經濟政策也有明顯距離。

以美國為代表的「供給主義」經濟學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思想。它的核心學術理念是「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其具體含義是在價格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前提下，供需雙方通過價格調節可以自動達到均衡。

在供給主義經濟學家看來，關注生產活動和總供給是經濟繁榮的關鍵，而需求只不過是一個次生現象。

在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共和黨總統里根執政時期，美國經濟面臨滯脹，供給主義經濟學曾經被認為是解決方法。「拉佛曲線」成為了供給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支撐，這一理論認為在高稅率的時候降低邊際稅率，可以帶來總產出增長和稅收總額增長。

「供給主義」政策乍一看起來也是以自由主義為核心，即政府最大限度減少干預，尤其是稅收和管制，認為企業在不受外部干預的情況下會發揮最大活力。讓這一經濟思想成為社會潮流的最主要原因是它鼓勵政府對工薪階層實施大規模減所得稅，提倡尊重財產私有制。這不僅很容易贏得美國民眾支持，也與共和黨「小政府」的形象相符合。

但是實際上，這一政策的實踐最終脫離了供給主義經濟學的原理。克魯格曼則形容這種政策「雖然比貨幣主義更好，但並未達到它承諾的效果。」

一方面，美國官方數據顯示，從1945年至2010年間，美國經濟增長與邊際稅率高低並無明顯相關性。再者，所得稅減免之後總稅收雖有所增長，卻是依靠其他方面加稅，且政府支出增長更快。因此，美國的財政赤字急速上升，政府債務從1980年佔GDP的26%擴大為1988年的41%，總國債從7000多億美元增長到2萬多億美元。在2003年，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分析也表明，減所得稅不會提升稅收收入。

也就是說，真正帶領美國經濟走出滯脹的供給側政策其實是借鑒了凱恩斯理論的擴張財政政策，而不是供給主義經濟學和理想化的「拉弗曲線」。

回到國內，多位「學者型」高級官員都曾經公開使用過「供給側改革」這一說法。結合他們的語境，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政策目的，首先是為了加速產業調整，是對實體產能過剩、金融體系高杠桿、高收益率自我循環的強力糾正。

中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10月份到廣東考察時強調，「要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屍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由此可以看出，這里的「供給側改革」主要是強調讓市場決定資源的配置，一般競爭性領域的僵屍企業不應得到政府扶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則撰文指出，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是要素市場改革。他在談到去產能之外，還提出了建設性的四個政策，分別是「要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精緻生產；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培育創新環境」。

因此，供給側改革會是政府在經濟領域有退有進，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同時強化政府對關鍵產業的控制。這與西方曾經的「供給主義」政策也不相同。

供給側改革的難點

從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重新塑造中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來看，供給側改革是必要條件。中國在工業化初期以及改革開放之後，也是向重化工業投入大量勞動力、資本、土地要素才完成了初期積累和飛躍。目前要素市場的改革，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難點。

首先，除了勞動力、資本、土地投入之外，流行著的依靠生產函數中「全要素生產率」來提升總供給的說法。海外有工業革命，國內有安徽鳳陽農村承包責任制改革，這些分別是依靠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提升了勞動生產率。

但「全要素生產率」本身實際上是難以量化的要素投入的代名詞，獲取它意味著更多的資本或是單位勞動力的投入，例如研發蒸汽機，種地的農民在激勵下增加工作時間和強度。

然而，如今成本低廉的技術進步越來越難以獲取。技術進步總是伴隨著越來越高昂的研發支出，而且需要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則主要指向針對壟斷行業國有企業和行政部門的低效運作，需要簡政放權以及推進國企改革。這些中央政府雖在做，但無疑都是改革深水區，而且指望憑此對沖短期的經濟下行壓力有困難。

其次，勞動生產率增長需要超過工資增長率，才能維持經濟增速。財政部部長樓繼偉5月在清華大學演講時就明確指出，以2007年為拐點，中國的工資的增長高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也與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時間相符。那麼中期來看，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勞動生產率緩慢的情況下，工資和社會福利的增長速度就不太可能加快，甚至不排除出現宏觀稅負的進一步提高。

最後，僅憑借供給側改革並不能夠自動產生總需求擴張，消除債務風險。企業部門債務率偏高，資產負債表衰退會帶來總需求的萎縮，企業投資意願下降。而試圖通過鼓勵居民部門、尤其是普通工薪階層借貸消費以及投資資本市場，刺激總需求和補充企業資本金，則是鼓勵宏觀經濟中抗風險能力差的一方承擔了更多的不確定性，而且是在未富先老的中國。這也是為什麼大蕭條中凱恩斯傾向於擴張財政赤字，讓抗風險能力強的政府部門承擔更多不確定性。

可能增加金融與失業風險

既然供給側調整的主戰場是要素調整，那麼在重新配置資本與勞動力的過程中，就可能增加金融與失業風險。

金融風險可以分兩方面來看。在債務方面，僵屍企業的清退必然是會加快的，但違約風險在目前債務人、金融中介、投資者分擔機制不明確，尤其是P2P暴露出不少中小個人投資者不知不覺介入其中。而在新產業方面，權益投資面臨著失敗後較大的損失。目前民間資金蜂擁進入互聯網創業企業，以及部分投資者抱著暴富的心態進入側重融資功能的新三板市場，前景需要謹慎觀察。政府的合理引導與法制保護至關重要。

失業風險則更容易理解。老齡化的人口結構本來就會令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下降，而且從建築與落後製造業到科技密集型製造業與社會服務業，這里是需要職業培訓與長期教育的。解決這種結構性失業風險，需要政府做好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同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減少對中下階層的沖擊。如南歐國家在歐債危機當中的勞動力市場的劇烈調整，以及日本過於僵化的勞動力市場，都是中國本輪改革應當避免出現的兩個極端。

如果再去看里根政府時期美國經濟脫離滯脹，除了提高財政赤字以外，還藉助了時代背景，使得改革較為順利。

首先，當時美聯儲的高息政策力挺美元，這支持了美國引進資本。美元國際地位和東亞國家發展出口經濟則幫助美國用貿易赤字支持內需。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在上世紀80年代的冷戰背景下全球武器交易達到了巔峰。美國及北約國家通過與蘇聯的軍備競賽給財政支出以及尋找外需拓寬了渠道。

中國雖不完全具備當時美國的背景，但在要素改革與時間賽跑的時候，仍可以適當借鑒。比如人民幣市場國際化，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通過「一帶一路」輸出產能，還有適當擴大財政赤字，將是對沖供給側要素改革風險的重要手段。

⑺ 知識產權界聚焦如何推動供給側改革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認為，知識產權不僅可以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製度供給，還可以提供技術供給，因此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支撐和基本保障。
「這些年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紛紛出台知識產權領域的新戰略、新政策、新舉措，依靠知識產權助推經濟創新發展。」申長雨表示，中國作為一個知識產權大國，近年來為加快建設知識產權強國進行了一系列新的實踐和探索，包括積極推進知識產權高效運營、大力提升知識產權公共服務水平、加快發展知識產權服務業等。特別是在專利領域，實現了發明專利年申請量、國內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兩個一百萬件」的重要突破。